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金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上）
原标题：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金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上）
金 理
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中，青年主人公的消极认同日趋严重（比如“失败青年”大规模出现）；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渐淡漠，在丧失介入性的同时退居“宅男”“宅女”状态；青年的文学形象逐渐告别以“新青年”“新人”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主流面貌；在文本形式上，以“天真-迷惘-考验-成熟”为叙事结构的经典成长小说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成长历程不再意味着主体的成熟，而是青春激情的破灭和耗散。我将上述现象描述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这并不是指一代人的消失，年龄构成与世代传承并未中断；而是指文学中的青春想象和青年形象趋于保守，丧失了创造性、能动性和批判性。再将视线转向文学外部，主流媒体批评当下青年人“暮气沉沉”；“丧”“吊丝”“卢瑟”“躺平”“佛系青年”等交替出场的流行语，成为青年人自我指认的符号；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一再以“残酷物语”来演绎“没有青春的青春”[1]……这些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也在佐证“青春消失”。
这并非新现象，施战军观察到，自1980年代以来，成长小说在中国文坛蜂起，其中人物大多接近“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一类的形象”，但俄罗斯文学中与“多余人”共存互映且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自有书写传统的“新人”形象却付之阙如，中国式成长小说的主角几乎都通向“无力青年”[2]。也有文化研究学者将现象的发生溯源到1990年代，“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3]。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地发展到新世纪，以至有媒体出面招魂：“归来兮，青年！”[4]本文尝试考察新世纪文学（以小说为主）中与“青春消失”相关的面相、症候与根源。
一
“青春消失”的症候
这一部分拟通过文学中两类具有代表性的青年造型和情感结构（“躺平”与失败感）来解读“青春消失”的症候。需要说明的是，在论述提纲中本来还有“父子和解与归趋家庭”这一子题，设想如下：市场化改革将更多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青年人在激烈竞争和风险增加的社会中承受压力，他们有亟待满足的欲望，又欠缺作为古典个人主义核心的精神和物质上的自主性，“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回到了家庭组织的避风港，寻求父母权力和权威的保护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感”[5]。而国家和政府也主动引导孝亲敬老的传统家庭美德。与此现实状况相匹配，近年来人文学界对于家庭的理解更趋近儒家传统，代表性著作如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及家庭观念的变化，主张“中国文化传统关于‘家’的论述可以为拯救‘个体本位’之弊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6]，而“废婚毁家是感性、怪诞、脱出常规的思想，经受不住理性和经验的审视”[7]。郁达夫曾将“个人的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绩，“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8]。与家庭伦理重建相配合的“五四”新文学，以出走家庭、挑战父法来定义“新青年”。百多年来审父、弑父、无父的文学叙述一一走过，到了今天，“子一代书写着父辈的故事，用反思和包容理解父亲、对话历史，他们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宣告着子一代与父辈的和解”[9]。文学内外的父子和解与归趋家庭，使得青年人或者弱化为父权制下长不大的孩子，或者长成饱含历史反省意识而心态宽容的中年人。家庭所孕育的亲密情感为每个人提供了缓冲的屏障，但是“过度强调亲属关系会让外部世界变得残酷而充满恶意，并且除了亲属关系之外，更难维持安全和信任的关系”[10]。在这一意义上，由父子和解与归趋家庭所导致的从公共领域的撤退，也是“青春消失”的一种症候。依据原先的提纲设计，理想的顿挫与“躺平”的青年、父子和解与归趋家庭、风险社会与“失败青年”三个子题形成由内而外的论述结构，分别关涉青年的主体建构、亲密关系的调整以及自我与社会的互动。限于篇幅关系，本文暂缺中间部分，留待日后再展开。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
赵妍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论家：个体与亲亲》
孙向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二
理想的顿挫与“躺平”的青年
1900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以热烈激扬的文字呼唤中国形象从“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中国”。梁启超提供的与其说是事实论证，毋宁说是一种“必须如此”的期许：在现代世界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唯有“少年中国”才能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危急时刻的救亡图存，必须造出一个“少年中国”。而当梁启超及社会舆论对旧式官僚、士大夫倍感绝望之际，唯有将建设大业的希望寄托于“少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11]。梁启超振臂一呼的《少年中国说》，对于当时正在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义务职责等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在这一“青年”诞生的语境中，青年同希望、理想与承诺被历史性地、深刻地锚定在了一起。现代中国的“青年”正是从由梁启超所呼吁的“少年”，经由《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新青年”而逐步形成的。自此，政治力量、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树立模范青年，文学作品打造“少年中国之少年”-“新青年”-“时代儿女”-“社会主义新人”的青年形象史，无不围绕希望、理想与承诺来展开。但是今天文学内外触目可见的，却不乏麻木、冷漠、躺平的青年。
下文以青年作家沈大成为个案来讨论上述断裂议题。在《花园单位》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单位的新来者“他”得知前任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总是渴望着“把一份比较好的生活弄到手，一种具有更多热情和希望的，物质与感情全都充实的生活”[12]，言下之意：热情与希望、物质与感情是多么匮乏，“好的生活”遥不可及。“单位”与“花园”原本是两个相悖反的意象，前者意味着辛苦的劳作，福柯式的规训场所；后者意味着休闲，让人心情放松。但它们也会构成一体两面，“他”和“正常”的同事们，将花园视作泄压阀，在此地透一口气后强作抖擞地回归单位。“单位产生效益，不乏盘剥等基本的经济属性，而花园虽然不产生效益，但能够对员工释放一种精神层面的催眠和控制，这两者的组合使‘花园单位’成为了一个能够缓慢吞噬掉人的装置。”[13]而“不正常”的前任则身陷花园之中（走不出的“迷宫”是花园的另一种隐喻），“他”在花园散步时似乎每每听到前任喃喃自语，在说“工作内容”或“行业术语”，“前任数十年来在花园中兜圈，随身背负着自己乏味的人生，对工作也好，对家庭生活也好，感觉麻木和缺少热情”……“他”终于看清：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前任”，“前任”的当下就是自己未来命运的写照，而“花园单位”兀自岿然不动，吸纳着一代又一代的“他们”。青春热情与官僚科层制的对峙，不免让人联想起王蒙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但这里说“对峙”又言过其实，也许历史不会总是站在青年人这一边，但对组织部的林震而言，因不熄的理想和热情而搏斗，因搏斗而留下的裂口永难磨灭；而《花园单位》里没有对峙，没有因对峙而留下的伤痕与震惊，当每一位“前任”作为工具的意义被耗尽之后，犹如“花园中的落叶和绒毛”被清理，而其余的同事们对此却视若无睹。
《花园单位》中的“他”在今天文学内外并不稀见，疲沓、无聊，对生活提不起热情。现代中国的青年主体，本就生成于论辩、对抗与较量的历史过程中。检索文学史的青年形象谱系与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因对峙的丧失而终止焦虑、神情涣散的线索。焦虑是通过与现实处境持续的紧张对峙来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是作家主体通过文字与世界发生关联时承受的障碍所致，是心灵的想象与现实境况相互磨蚀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正是人不放弃追求主体力量的证明”[14]。1980年代崔健《一无所有》中的青年既为“一无所有”而焦虑，但其对现实的质问中依然保留着雄强自信：“我”将在一无所有中自由创造，姑娘必然爱“我”而“跟我走”。再到1990年代朱文的小说，“表现‘无所作为’的虚无感，但深刻地描绘了写作者的内心焦虑，毫不放松地突出着对主体力量的渴望”。整个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文学易于在与时代甚至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获得理想与写作立场，但此后的社会转型在创造出惊人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得作家陷入深刻危机，外部压力逐渐减少，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也相对松弛（也可以说，这种“控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趋于策略性、更富弹性，其实也更深入、全面），从一种压迫性环境和对抗性结构中解放出来后，焦虑终止了，疲沓感漫天袭来。体现在部分“70后”作家笔下，“主体在对现实的反应中自主性明显弱化，认同感逐渐增强，两者的关系处于相互整合之中，而不是主体自觉疏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个体存在”。到了新世纪，类似《花园单位》中“他”这样的青年形象反复出现，明显反映出上述“整合”过程已然完成、连摩擦痕迹都不复存在。
“单位”和“花园”两类意象经常并置在青年文学中，类似洪子诚先生在分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所提及的“白天”和“黑夜”，“花园”和“黑夜”原该是与“单位”和“白天”必要的区隔与对照，“寄存个体隐秘情感、想象的边缘性处所”[15]，不仅是私领域的意象，而且表达着理想主义和另一个世界的超越性。但是到了沈大成这里，“花园”意象萎缩了，被吸纳到“单位”中，这意味着什么？巴赫金说：“强烈感觉到可能存在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绝不同于现今实有的生活和世界观（并清晰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小说塑造现今生活形象的一个前提。”[16]正因为我们已经弃绝了“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的想象力，所以今天青年文学中才出现那么多匍匐、疲沓而逼仄的人物形象。这是文学特质与社会语境的交汇点：文学应该启示的是一个“异质的世界”，它打动的是那些心怀理想而不安分的人，与现实境况构成某种紧张与对峙，而当文学已“无法启示更大的世界，很难投入感情，因而无法产生接触到真实的感觉”[17]之后，年轻人只能想方设法避免内心的痛苦纠结，放弃对更好世界的想象，“安住于这生活”[18]。
沈大成的《沉默之石》提供了回溯视野：当置身于历史风暴之时，我们选择了无所作为。“个人做什么都一样，个人不做什么也一样。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我并非历史的创造者，我也是历史中一名徒劳者！”从以改天换地自任到安于“无所作为”，仿佛遗传基因一般，我们终于从“徒劳者”（那还是有所付出过的人）变成了花园里的“迷路员”（这是沈大成小说集的标题）。《葬礼》进而以一种时代及主体对照的方式来回答上述“退化论”问题。小说在妈妈的葬礼之后展开叙述。妈妈属于“战后第一代青年”，心忧未来，为了“改变点什么”，恰逢机械革命的巅峰期，他们选择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将躯干的某一部分替换成机械制品，设想“未来会以自己为基础向前进，人类可以更好地利用机甲，拥有战天斗地的力量”。然而天违人愿，妈妈这一世代牺牲自我的道路终被视作歧路，她的晚年在养老院度过，装有机械配件的老人经常受到霸凌，为机械配件提供回收服务的机构位于城市边角，那里的空气“由生锈的铁丝网、烂木头、劣质油漆、闲置房屋、非主流人士的身体与思想这类东西散发出的味道调和而成”，再加上“他”对妈妈的冷淡态度，这一切都昭示着妈妈这一代人及其拥有的理想已被时代所遗弃，被边缘化、尸骸化……无法不联想到冷战体制终结、全球左翼运动消歇的转折时代，一代热血青年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失败”了，败于曾有的承诺被碾碎，更败于不见容于后世，后革命时代的人们用物质享受来遗忘先辈们曾经战天斗地的经历与伤口。倘若不嫌夸张的话，《葬礼》中流溢的“左翼的忧郁”及压在纸背后的批判性，实在可视作一篇“卡夫卡版的陈映真”。其实如果将《花园单位》《葬礼》与陈映真名篇《上班族的一日》《某一个日午》《赵南栋》对读的话，当能进一步拓展讨论空间。即便不作如此单向的联想，那么从作品中的反复陈述——每当机械部位暴露出来，“从合金表面流淌而过的旧日理想的道道光芒，总是引人瞩目”，“其中浓缩了她当时的理想、热望，她希望社会如何、全人类如何，她自己变成怎样， 她的下一代变成怎样”——来看，指认妈妈为有着实践精神的、理想主义的一代总没错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妈妈的特征在儿子身上烟消云散，甚至尽数走向反面，儿子对生活没有理想与热望，冷淡而病恹恹的态度，再不会去考虑社会、人类与下一代。妈妈这一代失败了，她们“白活”了吗？小说的核心情节是，葬礼之后，殡葬公司火化了遗体却送回了妈妈的机械肢，因为残留其中的能量无法耗尽，“好像一个虚弱的人妄图爬起来证明自己还行”，这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挣扎画面实在让人动容。妈妈去世之际“用怪异的姿态僵直躺着”，与时潮格格不入的一生，至死犹然；而作为现代规训制度支柱的医院、养老院，根本无法遂其所愿地“矫正”妈妈抗争的意志与信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子一代们在“花园单位”中的迷失。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发现当下青年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的挫折感”，朱特感慨：“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觉得举棋不定”，在1960年代随便拉上一个走上街头的青年人交谈，都会发现那个群体“最典型的色调就是唯我独尊的信心：我们就是知道如何改正世界”[19]。这里提到的两代人恰好就是《葬礼》中母亲和“他”的写照，有意味的是朱特本人的态度，他对这两个时代和寄居其间的青年主体也许都感到遗憾。《葬礼》中也有一剑双刃的复杂性：“他”往妈妈的机械五指里塞进一个球，以此避免能量耗散过程中的盲动。这是不是也在轻微地质疑妈妈一代人的实践方式：她们只能与抗争对象共存，甚至接受其反向制约，当对象位移或弥散之后，往往陷入“无物之阵”，无法在贴近现实具体脉络的前提下再度展开介入性的实践。理想是与前文论及的对抗性结构共生的，这一关系结构本身也需要质疑。当然反身自省更是当务之急。斯科特指出，“稀薄的虚假意识之所以得到维持则只是在于，支配性意识形态通过说服从属群体认为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秩序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达到使其服从的目的”，“厚实的虚假意识”与“稀薄的虚假意识”区别在于，前者环境中的从属群体是同意、支持支配性意识形态，而后者只是顺从。从理想的顿挫为什么会过渡到躺平，因为意识形态“将特定的远大抱负和委屈不公驱逐到不可能的领域中”，青年人接受了理想是不现实的、不可实现的，“无论他们如何做，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而“当人们感到他们不能做出什么来改变他们生活处境中的主要要素时，他们就会感到没有必要满怀绝望或深感失望”[20]，于是躺平。可是“支持”和“顺从”毕竟存在差异，尽管差异很微小，还是值得争取。这样想来，近年来不少论者力倡德勒兹的“小文学”确非无的放矢，卡夫卡式的“小文学”不仅表达个人的孤独，而且通过语言的解域化“把布拉格德语身上的所有那些它试图掩盖的穷酸相都揭发出来”[21]，进而展示小人物与犹太人的命运并非理所当然，以此来颠覆占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同样，我们需要刺穿“稀薄的虚假意识”来揭示躺平的生活是被雕刻成自然而然的。借用《葬礼》的情境——遗留在妈妈机械残肢中的时代风雷，能够震醒“他”吗？
《迷路员》
沈大成
台海出版社
2021
三
风险社会与“失败青年”
吉登斯将现代性视作一种风险文化，个人从依附向独立、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放大了青年在处理个人经历时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构成了讨论青年问题时“基本的立足点”[22]。现代性一方面给个体提供机会以挣脱传统束缚，将自我作为开放的事业来营造；另一方面也将失败的苦果交付给个人，既然生涯出于自我筹划，失败了就无法推脱责任。“现代性的两面”在中国个体化的进程中突显。在1990年代早期，制度松绑、社会流动、个体权利伸张、物质欲望满足，在彼时自信而乐观的自我想象背后确实不乏“为自己而活”的解放主题。但是阎云翔提醒我们不能忽略对“制度性个体化强制因素”的关注，这一轮个体化的动力来自国家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推广市场化的制度变革，“迫使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加主动地参与市场化竞争，承担更多的风险”[23]。终于个体化1.0版本被2.0版本取代，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已经建成，改革初期的社会红利瓜分完毕，“人们发现个体的努力在系统化的社会不平等面前脆弱不堪，产生于 1.0 时代的那种只要拼搏便可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变得遥远”[24]。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爱拼就会赢”的缥缈，对于何谓“幸福生活”的单一性、强迫性理解，叠加在一起造成青年人的内卷与心理焦虑：“我”必须在竞争中胜出成为“人上人”。在这场竞争中表现不佳或无意参与者都会被视作失败者。甫跃辉《朝着雪山去》[25]中，一群大学生即将离开校园踏上社会，当此之际，一位叫关良的同学被“推选”出来成为众人眼中不可理喻的失败者。关良不实习、不找女朋友、“以四年一贯的姿势趴在电脑前”打游戏，甚至拒绝辅导员好心介绍的工作……而其他同学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毕业论文、答辩、报到证、成绩单、落户口、谢师宴……比如叙事者“我”顺利通过单位考核，“领导已经决定，让我毕业后留下，我可以凭这份工作，顺利拿到上海户口，成为新上海人”；比如牛丽华选择结婚，对象是英国海归、开公司，“父母都是市里的干部”。也就是说，以“我”和牛丽华为代表的同学们正在攘臂争先地加入都市中产、成功人士的预备军；在他们目光的围困中，关良被定义为了失败者。社会学家贝克尔在《局外人》一书中主张“越轨者和越轨行为是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机构将他们贴上‘异常’的标签而被创造出来的”[26]。同样，此处重点不是关良自身的“本质和价值”，而是他者对其的反应和塑造。同学们的目光，显然来自当下现实中青年人成败评价体系的标定。
风险社会不仅定义失败者，而且“内在地需要”失败者。日本学者三浦玲一将好莱坞科幻大片《独立日》（1996年上映，“9·11”后再度引发热议）视作一幕风险社会与失败者关系的隐喻。影片中，一位出身美国南部贫困阶层、参加过越战的西班牙裔移民卡斯，通过自杀式爆炸的方式最终击落外星人UFO，然后故事完美落幕，幸存者如英雄般归来，而卡斯已被遗忘。美国式全球化的模式建立在被排除在外的贫困阶层的牺牲的基础之上，同理，失败者也被视为现代风险社会“不构成部分的部分”。一方面，需要失意的人生输家来指认出“我们”身处必须自负其责的风险社会。卡斯的形象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很多人心目中自作自受的失败者的最大公约数”，要完成对风险社会的隐喻，就必须刻画出卡斯这样的形象，就“必须表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需要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一着不慎就满盘皆输的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卡斯是影片中绝对必要的存在，但同时又“被光明正大地排除，遗忘和无视”[27]，以此来反向指认“我们”作为自力更生的幸存者并不失败，成功规避了危险，在遗忘作为失败者的“他们”的同时，“我们”继续安全而愉快地维持社会运转下去。诚如福柯所言：“一切社会都需要离轨者，因为排除离轨者与把他们排除的行动使被排除者以外的人感到他们是留在社会内的”，以此象征性地达到社会“团结”与“纯洁”[28]。
更进一步，风险社会结构性地生产出“自我归因”式的失败者。风险社会的理论阐释者乌尔里希·贝克早就分析过，与传统相比，当代的风险更多是整体性、结构性、高度不确定的。而面对这类风险的时候，自视为自由选择个体的青年，容易将社会结构性的危机置换为个人危机，而社会舆论也倾向于认为失败者的困境是自找的。倒果为因之处在于：原子化个体被抛出，失去了社群和共同体的庇护，才转而将社会问题化约为个体面对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初期时的两部作品来勘探上述异变的轨迹，这两部作品中潜藏着青年个体意识的起源，也脉延性地暗示出当下文学内外青年人的情感结构。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结尾，遍体鳞伤的“我”蜷缩着躺进了一辆同样遍体鳞伤的卡车，唯有卡车和心窝里是“健全”“暖和”的，而外面“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29]，再加上一群施暴的庸众。除了个人空间是暂时安全的，往外一步就是危机四伏的战场。这是个体同社会、同他人之间纽带崩裂的历史现场，而传统意义上居于两者之间、原该提供风险防范和保障的社会正在隐匿、退场。个体与社会发生双重分离，自此以后，成功或失败都只是自己的事情而与社会无关。风险社会马上再生产出将生存竞争的得失“自我归因”的个体，这就是同时期《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其“典型性格是：忍耐、韧性、敢冒风险、自我牺牲……这些性格糅合成一种吃苦耐劳的苦难哲学：《平凡的世界》展现了孙少平的匮乏和所遭受的不平等，但孙始终将克服匮乏的途径放在默认匮乏的前提之后的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之上；将不平等待遇看作素质提升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恰似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小说展示孙少平是一个有着出色思考能力的个体（阅读量惊人），但其对匮乏与不平等的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没有太多思考”[30]。我们历来将《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平凡的世界》安放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文学史脉络（先锋文学/现实主义）中叙述，实则在个人意识的起源上，二者恪守着“态度的同一性”。一路发展到今天，“通过‘风险社会’概念的渗透，在人们的观念中，世界作为没有社会的世界被认识和接受了”[31]。而内卷又加剧了一种刻不容缓的紧迫感，诱使青年裹足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陷阱，而丧失从整体上理解社会结构性困境的视野。此外，技术的日新月异既提升了经济效率，又使得危机的转嫁更为灵活、隐蔽，“现代技术的进步其实是否定了劳动的主体性，智能化现代技术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大量工作岗位，社会又制造出了诸多不稳定的临时非正式工作，使得各种风险可以更隐蔽地转嫁给劳动者，并以劳动者的主动选择为遁词来规避其中的道义责任”[32]。
“如果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的重复和复制，其本性或本质像任何其他东西的本性或本质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那么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33]复数性理当是人类行动的条件，维持人类社会复数性和多元性的行动是人的条件，由此“人类可以在多个不同的领域和层面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从而让自己的生命活动更具有意义和价值”[34]。当以算法和绩效为核心的现代治理铲除了上述复数性，当整个社会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就只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集体世袭、贫富分化、上升通道壅塞、社会结构闭合，《饥饿游戏》式的影视剧与“超女”式的选秀综艺无不映射出优胜劣汰、少数人幸存的竞赛通道，在这条单一的通道上凭靠自力更生、按部就班地打拼出一片天地难上加难，所以才迷信不走寻常路的“逆袭”。而失败正是被单一的成功和“逆袭”不得所反向定义的。失败青年是特殊时期产生的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特殊的青年形象。理解了文学外部失败青年出现的现实背景，就不难理解文学内部失败青年身上批判性的丧失。
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35]里的“北漂”小娄在都市拼搏只换来伤痕累累，于是逃遁到丛林，不久发现一块好地，进而开荒种植药材，居然开始“怀念城市的喧嚣与灯火”，也就是说，荒林中种植药材和都市里的成功生活之间，已然建立起了隐秘联系，“我想象着卖完药材的场景，钱包臌胀，仿佛又回到刚来北京那年，整个世界都不在话下”，然而作家以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安排了一场雪灾，小娄一度死灰复燃的念想终被碾碎……《可悲的第一人称》细致刻画出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的深刻性与现实秩序统驭青年的复杂性[36]。以成功人士反向面貌出现的失败青年，就如同“丧”“躺平”等流行语一样，宣泄的是求而不得的失落与自嘲，换言之，倘若时来运转，则失败青年摇身一变，依然可以在消费主义中寻获意义满足。导致自身失败的资本逻辑与丛林法则并未被否定或批判，反而被视作一种“残酷真相”而固化、认领。小娄这样的青年人对于自身在社会结构和主流秩序下的真实处境没有觉悟，其所追求的“成功者”逻辑及获取成功的方式（由“个人奋斗”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幻象所提供），注定其不得不败、一败再败。从都市来到边地，这一位移轨迹本来提示着边缘对于中心的反抗，但小娄退居边缘只是为了重返中心，无法从整体上突破“中心-边缘”的结构原理对于当代生活的宰制与想象，这意味着批判性的丧失。失败与失败中抗争的反复，一度成为现代中国及其文学的境遇。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青年成长经验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以主人公屡仆屡起来暗示，与失败相伴随的，是深刻的危机意识与辉煌的抗争能量。而到了小娄这里，持续的失败感乃至“路之尽头”的绝望体验都无法转化出批判能量，莫非倪焕之式的青年一去不返？
《动物形状的烟火》
内收
《收获》2014年
“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郑小驴
《可悲的第一人称》
鹭江出版社｜2017
注
释
向上滑动阅览
[1] 张慧瑜：《青春片需要提供多种可能性》，《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6日。
[2]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
[3] 周志强：《“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东方早报》2009年5月4日。
[4] 李北方：《归来兮，青年！》，《南风窗》2014年第9期。
[5][23] 阎云翔、倪顺江：《中国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预型离婚与个体化》，《国际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6] 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9页。
[7] 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29页。
[8]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页。
[9] 朱朋朋：《 近十年来青年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研究——以梁鸿、双雪涛和张悦然的创作为例》，复旦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王行坤、夏永红：《情感转向下的爱与政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王德峰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12] 沈大成：《花园单位》，《迷路员》，台海出版社2021年版，第148页。下文沈大成作品均引自该小说集，不再注出。
[13] 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杨兆丰同学在笔者主持的望道讨论小组上的发言，见《沈大成〈迷路员〉：花园·遗迹·平均体》，《文艺报》2021年11月24日。
[14] 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笔记》，《上海文学》1999年第9期。本节后文中两处引文同此出处。
[15] 洪子诚：《“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16] [苏]巴赫金：《关于福楼拜》，《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17] [日]千野拓政、吴岚：《文学的“疗救”、纯文学、轻小说》，《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7期。
[18] 鲁迅：《漫与》，《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4页。
[19] [美]托尼·朱特：《沉疴遍地》，杜先菊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0] [美]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4-118页。
[21] [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22] 李春玲主编：《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4] 阎云翔：《“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25] 甫跃辉：《朝着雪山去》，《收获》2013年第4期。
[26] 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27][31] [日]三浦玲一：《村上春树与后现代日本》，陈明霞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62、59页。
[28] [美]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29]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
[30] 详参拙作《“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
[32] 许弘智：《风险社会中的劳动与劳动者：消失的“稳定性”》，《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5期。
[33]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4] 蓝江：《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理论月刊》2022年第7期。
[35] 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收获》2014年第4期。
[36] 详参拙作《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 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未完待续）
《风中结缘》
金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
目
录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李敬泽、何平、季亚娅、杨庆祥、孙频、郑在欢、三三、李壮等｜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
金 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
张定浩｜陈春成与自由而负责的自我
耿占春｜90后诗人的自我意识、生存感知和修辞技艺
名家三棱镜 · 于坚
于 坚｜写作之道
陈仲义｜叙述与抒情的 “博弈”——以于坚诗为中心
赵 凡｜重建内在性——读于坚新诗集《漫游》
作家作品论
吴义勤｜生命历史诗学的构建——再论《有生》
郭冰茹｜空间书写与个人生活史的建构 ——读杨本芬《秋园》系列
王春林｜历史人质与南京现代性——关于叶兆言长篇小说《仪凤之门》
朱 婧｜谁在野？望什么？——《野望》论
文学史新视野
徐 刚｜形式的自由与限制——新世纪二十多年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
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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