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之乐”并非只指音乐，周公制礼作乐更强调教化作用
我国很早就有“先王之乐”的说法，这“乐”并非只指音乐，但包括音乐，是指音乐、舞蹈、诗歌等，是原始艺术活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许多考古发现证实，在“先王之乐”出现的早二三千年，已经有“乐”的活动了。远古的中国社会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就能制作乐器、创作律吕、实施乐教等。战国时代史官所写的《世本》一书载：“伏羲作琴，伏羲作瑟。神农作琴，神农作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笙，随作竽。颛顼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夷作鼓，伶伦作磬……尧修黄帝乐为《咸池》，无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虽说《世本》于宋代失传了，但它的许多材料却通过其他书籍保存下来。由此可见，那个时期，“乐”的活动已经很活跃了。
《吕氏春秋》有关于“先王之乐”的较丰富的记载，其
《吕氏春秋·古乐》篇从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黄帝以下一直写到周成王，涉及到“先王之乐”的三个重要方面：
其一，“乐”产生于当时社会人群的基本需要，用以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古乐》篇说：“昔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昔陶唐氏（经陈奇猷考较，应为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可见，先民之所以要作乐为舞，其目便是要敬天祀地、祈祷求福；希望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而且，对于个体来说，还能舒筋活血、以利健康，凝聚心思，达到群生安定。通过乐舞调和阴阳，促进人与天的和谐关系。
其二，“乐”起源于对自然事物的模仿。
《古乐》篇多次谈到乐器的制造、律吕的制定、声乐的创作等，皆是来自于对自然事物的模仿。比如，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便到阮隃（昆仑山）之阴，取竹于嶰豀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虽然说律吕、五声之制是否起自黄帝，很难确定，但说它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模仿，是可以成立的说法。
颛顼
再如，《古乐》篇还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居于空桑，登帝位之后，“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方之音，命之《承云》，以祭上帝。”又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豀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就是说，乐器之制，律吕之定，歌唱之兴，都是模仿鸟声、风声的结果，而舞蹈表演则是由模仿动物的各种动作、姿态而来。
其三，五帝三王之“乐”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五帝三王并不完全因袭前代的乐章，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特点和特定的社会需要而“改制作乐”，创造新的乐章。在以“乐”来反映自然事物的同时，又以“乐”来颂扬古圣先王的功德。《古乐》篇云：“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为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汤继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很显然，“先王之乐”的内容是有区别的，如舜乐强调颂德，禹乐强调歌功，汤乐强调扬善，以符合先王各自的功德业绩。
到了春秋战国时，五帝三王之乐仍流传着，庆典、祭祀、礼仪、教学等均使用有关的乐章。
比如，舜乐和“三王之乐”可考据的材料很多。《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
”《尚书·益稷》云：“夔曰：
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夔曰：
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这些记载都说明舜帝已实施乐教。
季札
而且，舜乐及“三王之乐”在春秋战国时代仍然流传着，不仅有乐章，还有乐器遗存，如孟子和他的学生高子就见过大禹的钟，并由钟的挂钮磨损的严重而推断夏乐盛于周乐。春秋时代的季札到鲁国观乐，从周乐、商乐到夏乐一一观赏、品味，并一一作出欣赏和评价，最后，他还观赏舜乐《箫韶》，叹为观止。与季札差不多同时的孔子，对舜乐更是赞不绝口。《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他视《韶》乐为先王之乐的典范，给予极高的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
周公“制礼作乐”正是继承和发挥了早期的礼乐文化，并系统地创立了周朝礼乐，并通过礼乐的制度和教化活动来强化统治秩序。
中国古代的礼乐是混沌不分的，但一般说来，“乐”产生在先，而“礼”字产生于后，
而且，先王之乐从实质上看就是礼。乐的感性形式就是礼的仪式、规范，乐的内容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礼乐是同源的，后来才一分为二。但是，在礼乐分化于何时，其伦理、政治功能并没有本质区别。据考据，夏代就有“礼”的观念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而周公“制礼作乐”，正是继承夏殷的传统并经过删减增益而成。“三礼”如此细致的论述，详细的规定和完整的内容，显然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的。“三礼”虽然出自战国和西汉人之手，但一定是记载了以前的内容。据王国维的考证，“礼”字在殷代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了。夏代已有多种礼器发现，河南二里头夏代遗址不仅发现了石磬乐器，还发现了青铜礼器。这充分说明殷代及殷代之前已经有了礼仪之事，不然则不会有“礼”字。
礼乐
“礼”与“乐”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极其重要的活动内容，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根本标志，早期，礼乐包含在巫术活动中，是巫术活动的主要仪式，其目的是祭上天、祀祖先、敬图腾等，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意味。
后来，到了西周时代逐渐世俗化了，宗教意味大大淡化了。礼乐的主要功能已经变得不仅仅是敬事鬼神，而是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等级制度了。《礼记·乐记》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此时，礼乐便有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功能。
周公“制礼作乐”是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使夏商以来的礼乐制度更加完善，更具有政治和伦理功能。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是说，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夏商二代礼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使人文教化风尚更浓郁了，因而孔子很尊崇周公。先秦两汉诸子和史书，凡论及周公的业绩者，无不赞美他“制礼作乐”的功德。《史记·周本纪》云，周初定天下，成王年少，“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而周公摄政当国的主要举措，就是改革制度，实施礼乐教化。所以《史记·周本纪》又云，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淮南鸿烈·诠言训》载：“周公殽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县，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畮一守，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陆贾说：“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重译来朝，故无为也。”汉代大儒董仲舒说：“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勺》即《酌》，为周公之乐，是周代最盛行之乐。《白虎通·礼乐》篇云：“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乐，示以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显然，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与“乐”便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区别等级，维护等级制度，巩固统治秩序。
荀子曰：“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荀子又云：“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在这里，所谓“礼别异”，就是要分清尊卑贵贱的不同等级，但这种区分不是单纯的外在强制，而是要变成人们的内在要求，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安分守己的习惯。因此“礼别异”离不开“乐合同”，既分别等级，严格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又要使不同等级之间亲敬和谐，因而，这就需要乐的美感感化作用。西周时代，礼与乐已别为二物，然而二者仍然密不可分地结为一体：礼是审美化了的乐，乐是仪式化了的礼。礼是根本的，起支配作用。乐要服务于礼，附丽于礼，纯粹供个体情感宣泄和官能享受的乐并不为正人君子所承认。
周公“制礼作乐”还在于突出“礼乐”的教化功能，在西周教育的“六艺”中，礼、乐排在前面，而射、御、书、数等排在后面。
按《周礼·春官宗伯》规定：春官大宗伯属下的大司乐和乐师是分别负责大学与小学教育的官长。“大司乐掌成均之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瞽宗”为殷代最高学府。
其中，《云门》《大卷》为黄帝的乐；《大咸》即《咸池》，本属黄帝之乐，尧增修而用之。《大韶》，乃舜乐。余者为禹、汤、武三王之乐。
“乐德”
主要指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中（忠）、和、祗（敬）、庸（有常）、孝、友等美德；“
乐语”
是指诗词典故方面的教育，通过语言讲解、比兴、诱导、吟咏、讽诵等方法，培养学生擅长辞令，领会、掌握诗、书的内容、意义；
乐舞
是舞蹈表演的训练，以此表现古圣先王的丰功伟业，达到歌功颂德之目的。
《周礼·春官宗伯》还规定：“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行《肆夏》，趋以《采荠》，车以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所谓“小舞”是指年幼时所教之舞。例如十三岁舞《勺》即《酌》，成童舞《象》，二十岁舞《大夏》。
显而易见，
周公“制礼作乐”非常注重
礼乐”的教化功能，把抽象的道德规范通过生动的艺术教育形式，诉之于情感，感化民众，是人们自觉地遵守规范，以达到稳固统治秩序的目的。
因此，“制礼作乐”其实一是为了尊卑贵贱、明制度、分等级；二是为了明礼仪，讲德性，尊伦理规范；三是为了规范交往活动，并是庆典活动规范化，最终皆是为了维持道德规范，强化统治秩序。礼乐仪式贯穿于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伦理、外交、祭祀、征战、庆典等各种各样的活动，礼乐之举，乃为秩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