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音乐美学思想有哪些突出特点，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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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乐治国”的音乐美学思想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统治阶级重视礼乐制与治国安邦的关系。汉武帝诏贤良策曾问音乐与治国的关系，说：“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勺》。圣王已没，钟鼓篼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意为世道衰微是出于天命还是由于治国失其正道。

　　对此董仲舒《对策》作了如下的回答：“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这里认为“道”是治国的必由之路，而仁、义、礼、乐就是“道”，所以仁、义、礼、乐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此处说“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之功”，乐之实，乐斯（仁、义）二者”，礼乐与仁义不可分，说礼乐也就包含了仁义。

　　《韶》剧照这是总论乐的功用，即与礼配合，通过教化进行治理，使国家长治久安。王者用乐进行教化，其情况有二：一为未作乐时用先王之乐，但应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选择，用其“宜于世者”；二为自作新乐，其前提是“王者功成”，其内容是“乐其德”，即以王者的功德为乐。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他比前者更“宜于世”，也就更能收教化之功。所以“治乱废兴在于己”，世道衰微、政乱国危不是出于天命，而是治国失其正道，由于“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即由于未能利用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的仁、义、礼、乐进行教化，进行治理。

　　关于礼乐治国的道理，《春秋繁露立元神》中也有与之相近的论述：此处认为如无礼乐，就“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有了礼乐，则能使“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这也是视礼乐为治国之必由之路，与“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之意相同。所不同的是，此处提出天、地、人“三本”之说。所谓“本”,其实并不是就物而言，而是就人而言。董仲舒认为，天之孝悌、地之衣食以及人为之礼乐对于人“不可一无”。无悌则不得生，无衣食则不得养，无礼乐则不得成（成其为人）。

　　董仲舒剧照所谓“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是认为礼乐出于人的本性，出于人的自然情性，失去礼乐，人便沦为禽兽而不成其为人了。这就是把礼乐提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这是试图利用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的感情纽带，通过教化与感化，变强制为诱导，变被动为主动，使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

　　《乐记》也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说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

　　《乐记》关于统治者如何利用礼乐治国，王者自作新乐和作乐如何为“民之所同”，《春秋繁露楚庄王》篇就曾强调“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的音乐美学思想，其文如下：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即认为接受“天命”的新君为“民之所同”、“天下之所新乐”,音乐必须以。

　　此“新乐”，即新君的功业、功德为本质内容。这也就是要求用音乐去肯定王权神授，颂扬王权神授。又强调“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因为“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必须天下大治，人心和乐，才能发于音声，制作音乐；如果“天下未遍合和”,人心未遍和乐，就去制作音乐，那就只有文采形式，没有本质内容，其本意就在这里。此段文字还认为“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正朔”，即历法，“服色”指车马、祭牲的颜色。

　　《春秋繁露》音乐之所以既可以治国，也可以亡国，是因为“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于是董仲舒就提出了音乐的“天人感应”论。“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南风》表现音乐与宇宙的运动和谐，与天的意志相合，天就报之以福，天下就大治。所谓“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即指音乐与自然风气相通，能沟通天、人。所谓“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则体现了天的意志与目的。这里宣扬这种“天人感应”论，显然是为了借天的威严推崇雅乐，贬斥郑声，把这说成是天的意志，不可违抗。

　　建立“礼乐教化”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的目的

　　“礼乐教化”的音乐美学思想汉代统治阶级建立其思想体系的目的，是为汉朝提供长治久安的统治理论，故其音乐美学思想突出地强调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宣扬“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其次又是为王权神授说提供理论依据，故其音乐美学思想又突出地强调“作乐以奉天”,强调用音乐去歌颂“新君”,为巩固“新君”的大一统服务，宣扬“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已以为本”。

　　马所论又集中于音乐的社会功用与文质关系，其具体论述强调把音乐当做礼乐教化人民和巩固封建大一统的工具与手段。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贡献则在于以下几点：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秦王朝覆亡的教训，突出地强调礼乐是治国的必由之路，明确地提出“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的命题。强调音乐是“人心之动”,必须“盈于内”才能“动发于外”，这就蕴涵音乐的主体性原则。强调“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必须天下大治，人心和乐，才能作乐。

　　既强调文质相互依存，不可或缺，认为“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又认为文质需有先后之分，主张“先质而后文”,其文质观辩证而全面，是对前人思想的一大发展。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前人多有论述。《礼记乐记》的贡献在于以下几点：《乐记》全面继承了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因此也像孔子那样追求尽善尽美而更重视内容的善；也像孔子一样以和而不淫、合乎礼仪为审美准则;也像孔子一样推崇《韶》、《武》之乐，贬斥郑卫之音；也像孔子一样强调用音乐修身、治国、移风易俗。认为“民有德(得)而五谷昌，疾疾不作而无妖祥”是作乐用乐的必要前提。而继承后者关于音乐的特征、音乐的功用、音乐的审美、音乐的取舍等方面的思想，继承的重点则是关于礼乐配合治人治国的思想。

　　孔子雕像对于前人的论述进行概括，归结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乐记》的这一概括全面反映了儒家对音乐社会功用的认识，但也突出了儒家对音乐教化的重视，对音乐审美特性的轻视。汉代音乐美学思想认为礼、乐、刑、政四者特征不同，功用也不同，但可以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达到同一目的。在礼、乐、刑、政四者中，尤其重视乐与礼的功用，因此在《荀子乐论》的基础上更充分地论述了礼乐配合，相辅相成、相反相济的效用，由此可见《乐记》作者对“礼乐之道”的妙用有了透彻的了解，认为充分发挥其妙用，便可以使封建政权天下太平、长治久安。这就是所谓“治道非礼乐不成”。

　　以礼乐二者相比较，《乐记》更重视音乐“治心”，即感化人心、陶冶性情的妙用，认为情见义而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此处所说的“通于伦理”之“德音”,在《乐记》作者看来教养人民的方法中，乐是最重要的。《乐记》不仅重视音乐对个人的影响，而且强调发挥音乐的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作用，与前人不同的是，它提出了以琴弦比君臣，以弹琴喻治国的理论。就像《乐记乐本》以官、商、角、徵、羽比附君、臣、民、事、物一样，以琴弦比君臣，以弹琴喻治国，也是阴阳家思想在音乐美学中的反映，带有汉代审美思潮的显着特色。《史记》由此得出“琴音调而天下治”,“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的结论。什么样的音乐才能“正教”、“治国”呢？当然只能是合乎礼义的音乐——雅颂之乐。

　　参考资料《汉代音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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