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欣怡：历史、人性与危机的“超克”：新时期以来瘟疫题材小说的伦理向度
瘟疫作为一种特殊的灾难类型，具有病发症状突然、人际传播速度快及感染致死率高等特点。于疫病中的个体而言，生理及心理所遭受的创伤会激发并强化潜在的灾难意识；而从社会层面而言，基于疫情发生、蔓延及防控的集体记忆也会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出于人文关怀、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的需要，诸多作家选择将“一直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某种‘背景杂音’”的瘟疫作为主题进行书写，以开阔负重的视域展现出历史、当下甚至未来的特殊时期社会图景的具象与喻象，从而发掘出极端生存困境中人类的文化伦理内涵。由此，新的文学书写生长点得以催生，批评实践的言说范畴也由此得以相应地扩展。而作为这一特定小说题材的主要知识资源，东西方文化伦理传统及现代表征下的瘟疫书写历史，又在相互对话、吸收与融汇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定作用。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有关瘟疫书写的经典文本，总体呈现为传统儒家伦理规范下的士大夫精神，其在不同时代中又有所侧重。这其中，既有先秦天命观中对于君王德性的看重，譬如《诗经》中《大雅·云汉》《小雅·节南山》等借灾难而起兴的政治讽刺诗目；又有隋唐儒佛会通下《甘泽谣》等小说的因缘果报、祸福相依、天地人和等道德教化；还有明清传统伦理新变中《红楼梦》等作品开启的将疫病与个体命运、社会现实综合入思的现代书写方式。及至二十世纪以降，新文化运动以道德伦理革命为契机颠覆了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其成果鲜明地体现在启蒙现代性视野下的新文学实践之中。通过借助瘟疫这一特殊的生存危机，知识分子大多以小说展现底层农民的生存之艰或愚昧之象，从而表达其对于千百年来农民悲剧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譬如《泥涂》《生死场》《灾难中的人群》等。而由于受政权体制与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同样作为经验的西方瘟疫书写的伦理观念与前述历史传统亦有所区别。反映在相关题材的小说创作之中，即表现为极端的生存处境之中被放大的人性孤独和冲动，譬如《霍乱时期的爱情》《屋顶上的轻骑兵》等；以及与人类整体存在境遇相关联的隐喻性存在，譬如《鼠疫》《传染病屋》等作品。以上，当面对人类生存共同的“斯芬克斯之谜”时，虽然中西方对此作出的伦理选择不尽相同，但是二者的宝贵经验都作为日后瘟疫题材小说的重要资源，融入至了新时期以来作家创作的书写实践之中。
新时期以降，人性话语的全面复苏与繁荣触发了文学书写的丰富人学资源，它体现在瘟疫题材小说的书写实践之中，被视为窥探人性本质的特殊言说载体与崇高美学实践。与此同时，作家个体的入思方式、价值立场以及人文关怀即在上述维度中展开实践。而鉴于伦理学能以假定、确证与归纳的方式将道德规范行为学理化，因此又成为了审视瘟疫题材小说中作家道德价值取向的有效途径。然而，相较于方兴未艾的西方疫病书写研究，目前学界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瘟疫题材小说、尤其是建立在伦理学视野中的反思还未出现专门的成果。那么在理解、进入并叙述瘟疫的时候，当代作家如何“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并借助其建构道德立场，它对于当下的社会存在与人类文明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因此，有必要借助此次契机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瘟疫题材小说书写做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伦理反思。
一、现实关怀与道德想象：
瘟疫题材小说中的乡土人性之美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观照现代性经验的载体，乡土题材的写作历来是挽唱传统消逝与记录社会转型的有效切入视角。但是由于受文化传统与政治语境的影响，对瘟疫及流行病的叙事却鲜少与作为知识分子及革命话语精神寄托的纯净乡土想象相联系，因此现代乡土小说中对于具体疾病的描写总体呈现出影绰混沌的样态。新时期以降，伴随着现实主义文论的复归与深化，乡土文学中的疫病开始通过叙事被大量地暴露与呈现出来。它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地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了五四文学中乡土诗意与疾病隐喻这两个向度的书写范畴。相较于此前的瘟疫书写，新时期以来的瘟疫题材小说在时代价值焦虑的转型背景下，开始将疫病自身至于本体性位置并作为小说叙事的原初动力呈现于文本之中。可见，把瘟疫和流行病还原于乡土日常的生活样态之中，是新时期瘟疫题材小说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新质所在。那么当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灾难事件，乡民们如何认识、抗争、守护并重归日常生活便顺理成为了文本重要的书写面向。是以，在此范畴内对于乡土社会各色人性的铺展即成为了瘟疫题材小说的重要书写维度。
“祸从天降，灾向地生”。瘟疫的突袭强制地中断了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首先便会带来人们对于疫病恐惧、困惑等直观的生命体验以及本能的求生反应。因此为保全自我生命安全而趋利避害作为人类动物性的本能，直接影响着人们面对瘟疫时的反应与行动。在瘟疫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真实地描绘了乡民急于求医问药、占卜算卦、甚至对病患戒备等的世态人情行为。譬如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细腻地描写了傅家甸地区民众在鼠疫中的真实反应：既有为了镶灾而选择作法“过阴”的周于氏，也有村民们争相备下寿衣棺材的失控场面。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人们在瘟疫到来时为求自保，不惜在小娥的窑洞前磕头作揖；张绍民的《村庄疾病史》中，外地爆发的霍乱令村庄顿时陷入惶恐。此外，还有因为瘟疫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与猜忌：《白雪乌鸦》中王春申一家由于染病而成了“过街的老鼠”；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裘二海因患尖锐湿疣也令村子里的人们避之不及；莫言的《红高粱》中，新嫁娘九儿对患麻风病新郎表现出厌恶与漠然；还有鲁敏的《盘林西尼》中，村人们对待患有性病的妓女盘尼西林姐姐也保持着戒备的态度。
虽然瘟疫对人们的生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总体而言，许多小说家们汲汲于展示的，仍然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传统诗意且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乡村风土人情。在人际交往及社会交往的活动中，正是作为突发事件的疫情推动，为民众提供了一次考验人性善力、衡量道德高点的重要契机。就现实维度而言，由于性善论的实现具有不同程度的边界与层次，展现在小说文本之中即呈现为各类人物相应维度的道德行为。首先，恰如《乡土中国》中对于具有“差序格局”亲缘结构的定位，人性的初善行为便体现在对于血亲的守护救助之中。譬如在鬼金的《卡尔里海的女人》中，三朵妈只身将亲妹妹带回村子养病，并勇敢地与意欲烧死她的村人们奋力抗争；《白雪乌鸦》中，金兰不畏传染主动要求去疫病院照顾儿子继宝，却最终不幸染病身亡。其次，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个体部分组成，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合作也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延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而人性进一步的善良即体现为同一地缘关系中对于和自己发生着社会关联的街坊邻居的兼善与帮扶。譬如铁凝的《笨花》中患有肺结核的西贝梅阁病至晚期时，邻居同艾家托人带药给她治病；《白雪乌鸦》中傅百川出钱资助疫病院，于晴秀出力协助赶工口罩，王春申带马车一道加入掩埋队等等，都展现了乡民间守望相助的质朴情感。最后，鉴于人类共同的追求卓越的超我本性，无论遭遇何种困境总有人能够挺身而出，以实现最为崇高的精神价值而不惜奉献自身。这一品格反映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是万泉和不计父辈嫌隙为身患尖锐湿疣的裘二海治病寻药，以德报怨；在《白雪乌鸦》中，周家三代由于主动为隔离区送饭而相继感染身亡，更加诠释了人类道德实践的至善信念。在瘟疫肆虐的至暗时刻，是有情有义的人们支撑起了整个世道：“于晴秀的点心和傅家烧锅的酒，把墨一样的黑夜，一点点地洇白了。”如此对于善心善行的角色及情节设置，也同时展现着作家自身对于灾难中人性本善的深沉寄托与希冀。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环境下的人性生成又是极其复杂的。在实然的层面上，任何人都存在着失误或犯错的可能性，甚而还有人以此为契机将性恶的一面完全暴露，由此形成了与前所述的不同阴暗面向。譬如《白雪乌鸦》中，作者便描绘了部分商人借疫情发国难财的情形：前有粮店老板纪永和囤积居奇，后有柴草店、寿衣店和棺材铺子的掌柜也一哄而上地跟风将自家商品加价售卖；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假柳二月不但利用万泉和的善良本性骗婚骗物，还通过大肆制作兜售假药“特肝灵”在疫病中大获其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即使是对于这些唯利是图、寡恩薄义的人物进行刻画时，作家的本意却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于恶的纯粹暴露之中。恰如鲁敏在自叙中所言：“作为作家，我们要有信心和能力重塑我们这个社会对美的信念。”因此，相较于对此类卑鄙之人的无情鞭挞，更多作家通过主人公视角、以悲悯的目光对这些可恨可怜之人加以省视。譬如《白雪乌鸦》中旧太监翟役生看似荒唐无行，却是由于早年间在宫里受尽他人欺凌所致，因此王春申最终以悲怜之意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又譬如《赤脚医生万泉和》中，万泉和看似因患脑膜炎而略显痴钝，却大智若愚般对每一位乡民怀揣着恻隐之心而尽力治病救急。可见，作家由此想展现的并非是瘟疫所引发的死的危机与恶的晦暗，而终归是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乡土社会中生的希望与善的力量。恰如迟子建所言：“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正因为如此，在《白雪乌鸦》的结尾处，经历过鼠疫的劫后余生的人们依然坚韧地继续生活在故土之上；在《赤脚医生万泉和》结尾处，伴随着万泉和的两个“哑巴儿子”的再度回归，几十年未曾开口的父亲突然再度说话，可见作者对于乡土社会人性善良与人情美好的坚守及期待之情。
二、“偷生的哲学”：
瘟疫题材小说中的现代城市之殇
二十世纪以来，相对于乡土文学作品中洋溢着浓厚人文气息的诗意故园，受农耕文化传统与工农革命话语影响的城市文学写作则更多呈现出感官化及符号化的表达倾向，这在现代派、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及十七年工业小说中均有体现。这其中，无论是作为本体意义上的记录还是被作为“隐喻修饰物所复杂化”的“城市病”，它的出现总是与物质生活的泛滥及道德人性的异化隐晦相连。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本身开始脱离乡土被作为独立的样态并逐步建构起属于自身的文化经验，被压抑的城市书写由此开始获得更为丰富的表达面向。恰如加缪所言：“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借助瘟疫题材的书写，“城与人的多种形式的精神联系和多种精神联系的形式”被作家进一步放大，在这个解构崇高与张扬俗世的舞台之上，更为隐秘复杂的人性亦由此得以体现。
新时期以降，受限于户籍制度下城市/农村的人口划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伴随迁徙大潮流动至城市之中。他们一面渴望得到城市身份的确认与物质生活的改善，一面却因现实生活的重重壁垒而无力摆脱其内在的生存悲剧。因此，许多作家选择将镜头聚焦至这些无根的城市边缘人，以疫病为契机凸显出这群被时代湮没的底层生存者的人性矛盾。在柳建伟的《SARS危机》中，“天地英雄娱乐城”中的卖淫女们为满足物质生活而游走于法律边缘，却同时又被人面兽心之徒肆意玩弄以至成为了疫情感染的重灾区；池莉的《霍乱之乱》中，城市边缘群众的复杂人性更是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显露无疑。当防疫站来到臭塘乙村时，这些“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居民一面对消毒行动表现出强烈的阻挠抵触，可见其对于疫情的无知无畏；另一方面，他们又秉持着“以恩报德”的传统道德观念，感谢防疫站隔离救治的“小题大做”，表现出其善良淳厚的本性。
如果说乡下人进城被作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性症结，那么回望曾历经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社会，则可被视为更大意义上的“殖民现代性”下的双重边缘者形象，这在这在李碧华、亦舒、董启章等作家的香港书写中可见一斑。在施叔青的小说《她名叫蝴蝶》中，瘟疫连同战争、殖民、死亡等层叠的世相一起，推动着妓女黄得云这个离乡之人于双重文化的杂糅之下，以随俗浮沉的姿态在主流社会边缘兀自张扬着感性的肉体欲望及顽强的生命力量。一方面，以汹汹而至的鼠疫为契机，黄得云得以与亚当·史密斯产生交集并开始以女体换取殖民者的豢养与凌辱，“这是香港开埠初期——也是黄得云尚还无力对抗命运之时作为被殖民的象征。”但同时，黄得云又以其神秘的东方情调与旺盛的性欲令征服者亚当·史密斯感到了反噬的能量。当他猛醒到自己已“与瘟神罪恶同眠，南唐馆的尖顶阁楼是囚禁他的牢房”时，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已悄然对宗主国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解构与倾覆。
相较于奋力挣扎的城市边缘人形象，作为市民阶层的大多数城市居民往往享有着基本的生活保障与稳定的家庭模式，因此其行为逻辑与思维观念往往基于城市日常化经验的私人生活之中。而当疫情以非常态的面目介入至个体生活中时，即成为了生活于都市惯性中人们得以自省的一面镜子，也牵动着平凡人婚姻、爱情或仕途随之改变。曾热闹一时的“非典文学”即大多属于这一范畴的写作。邹贤尧的《遭遇非典》便讲述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成为了老板一家飞来横祸的源头，却同时又为民工大喜带来了添子添福的意外之喜。人生百相，悲喜之间，日常生活的戏剧性即由此曲尽其妙。同时还有为数较多的作品专注于描写疫情下婚姻生活的转变。譬如徐坤的《爱你两周半》讲述了一对中年男女秘密的地下婚外情由于“非典”的意外介入而变为常态，从而使二人得以重新审视自身诉求并正视这段业已破裂的婚姻；石钟山的《“非典”时期的爱情》也讲述了一对遭遇中年危机的夫妻因“非典”的到来而重获互谅与理解的婚姻家庭故事。与此同时，相较于对生活中自身琐事的汲汲营营，城市人对于外部社会则呈现出相对冷漠的态度。譬如张抗抗的小说《流行病》便叙述了“我”与C君赴疫区出差时“在F城担惊受怕，我们是受害者；可回到E城，我们倒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又是个受害者”的经历，展现了瘟疫笼罩下整座城市自顾不暇的淡漠人情，表达了作者对于“都市冷漠症”的观照与反思。
虽然功利主义弥漫于浮躁的城市之中，但是仍然有作家寄希望于凡俗生活中个体内心的价值坚守。譬如胡绍祥的《北京隔离区》、胡发云的《如焉 sars.Come》与向本贵的《非常日子》等部分作品则借助“非典”这一时代背景，塑造了卫生局长王如示、研究员茹焉与护士白岚等对于事业、正义、爱情怀揣着坚定信念与美好初心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由于瘟疫作为特殊的疾病类型，医生职业的文化意义开始在此时被关注且寄托起整个社会的期望，反映至瘟疫题材小说中即表现为对于医生这一特殊职业的刻画。譬如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中，沉着冷静的抗疫总指挥袁再春、不惜用生命为代价以自己为病体样本而忠实记录至最后一刻的于增风教授。柳建伟的《SARS危机》中，专业严谨的疾控中心主任张春山、为抢救超级传染者而染病牺牲的医生朱全中，以及省第一人民医院前赴后继护理患者的医生护士群体等等。还有张抗抗的《霍乱之乱》中，平日里看似朴讷敦厚的科室主任闻达在霍乱爆发之际挺身而出，制定八条意见、深入疫区前线、指挥隔离检测，最后靠实际行动赢得了全村上下的一致感佩。他们都是至暗时期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代表，以饱满的实际行动与无畏的奉献精神为人们守住了生命最后的尊严与希冀。
三、视野转移与伦理新变：
瘟疫题材小说书写的新趋势
传统的人道主义伦理关怀将人及自身的赓续发展置于中心地位，将人性的善恶作为衡量道德品行与理性价值的前提及标准，这在前述种种瘟疫题材小说的创作主旨中均有所体现。但身处于当下这个不确定性逐步上升成为常态的“流动的时代”，瘟疫文学中传统的伦理关怀开始难以涵盖且应对新的挑战与机遇。基于此，部分作家选择从外部世界退守回内心的本真自我，从而找寻与确立个人生命真正的主体性之所在。他们秉信存在本身先于本质发生，个体不再受限于先验的人性决定论。由此，在瘟疫所引发的以死观生的哲学逻辑推演下，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思考与写作进路得以开启。与之相对的是，还有作家则将伦理关怀的界限扩展至整个自然生态，尝试通过重新确认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环，从而发掘其对于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鉴于瘟疫发生与传播的内在机理，这些作家开始在此类题材的创作中呼吁协调、平衡及重建人与自然的道德观念，从而充分地令“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人与万物间和合共存的生态伦理价值由此突显。总之，这两种入思方式的写作虽然在数量上还未占据主流，但它们却以悖反的形式构成了当下瘟疫题材小说写作的新的面向。
以存在主义视域观之，人类生活于一个萨特所谓的“被抛弃、被判决”的荒谬世界之中，包括瘟疫在内的灾难是人类注定的悲剧宿命。因此，即使选择无谓地与命运进行抗争，也终不能摆脱死亡作为荒诞处境的唯一收场。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便设置了一个耙耧山脉中“像疫区一样和人世隔绝着”的三姓村。生活于“堵喉症”阴翳下的村民都无法逃脱四十岁的大限。在这里，极端化的生存处境令死亡不再只属于故事的终章，而成为时刻悬置于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刃，令人类纵使挣扎却依然陷入毫无希望可言的荒谬之中；在马原的小说《虚构》中，作为集中隔离区的玛曲村也构成了一个缓滞孑立的生存空间。麻风病人们如行尸走肉般虚无的在此生活着，沉默着且无聊着。作为现代健康社会之外的“他者”，疫病令他们从身体到精神均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力；此外还有贾平凹的《老生》中，当归村男性村民于百年间忍辱承受着侏儒症的困扰，虽然在搭乘市场化经济的快车后靠营销当归得以致富，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面前黄粱梦碎，最终遭遇了人亡村空的惨烈结局。相似的文本又有李锐的《无风之树》：在吕梁山村封闭的矮人坪中，世代遗传的大骨节病成为了村民难以摆脱的梦魇。停止生长的身体连同无法满足的欲求一道，长久地横亘在每一个深陷苦难宿命的瘤拐者面前。此外，张绍民的《村庄疾病史》和李西闽的《死亡之书》等作品，则以疫病陈列的书写方式冷峻地展现了乡村生存空间荒凉贫瘠的底色。总之，闭锁的村庄、畸变的病体、代际的贫困、隔膜的政治、无望的抗争及永恒的宿命，共同的意象令这些作品不再聚焦于具象的历史及地点，而是以符号化地建构成为了直抵人类生存的神话原型。作家笔下的疫病由此成为了先于个体而存在的本质样态，获得了超越病理学本身之外的、人类生存状态寓言化的终极隐喻意义。
如果说人类存在的荒谬性令既有的理性精神失效，那么对于虚无本身的扞拒与反抗则无疑彰显了存在主义的伦理关怀。恰如加缪于《西西弗的神话》中所言：“当他的一切都不被接受时，他把希望寄托于明天。”基于此，读者便不难理解上述瘟疫题材小说文本背后，作家透过虚无的表象而真正想要表达的精神力量与伦理诉求。在《无风之树》中，相似的苦修精神体现在作为烈士遗孤的革命者赵卫国身上。这个矮人坪的闯入者立志扎根山区以改造矮人坪山沟、清理革命的阶级队伍。面对肉体的饥饿和精神上的孤独，他以一种近乎受虐式的行为表现出“纯粹成了对自己存在的证明”的直觉意识，说明其已能够正视并超越苦难作为生命存在的本然属性；又譬如《日光流年》中三姓村前后四代人，在村长的带领下戮力同心的与既定命运进行抗争，为此不惜作出卖皮卖身等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行为，只为于无妄中寻求生的希望。无论是接连生子、广种油菜、深翻改土还是引水通渠，重复的试验只加深了救赎的无期与无力，无果的行动也更凸显着理性本身的局限——“正如人在坟墓里拿头去撞那墓门一样，愈是用力，愈是死得快捷。”但是，仅仅是这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行为本身，恰似原初神话中衔木填海的精卫、追逐炙阳的夸父、永无休止的西西弗斯，以向死而生的孤绝姿态全然彰显着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也潜藏着作家对于千百年来中国式乡土社会的深刻伦理关怀。
相较于立足个体存在经验、向内开掘至感知情绪的存在主义伦理，还有作家选择将伦理关系的范畴向外扩展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正如美国作家梭罗所言：“人却从属于自然且只是自然的普通一员。”人类可以充分地利用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还是作为地球生态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即使伴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飞速发展，诸多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总存在着人体免疫系统之外的未知病原体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当人类的破坏性活动一旦超过地球自身所能承受的合理限度，瘟疫便成为地球为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而采取的特殊防护手段。基于此，通过病毒反思人类对自然生态的非道德行径、重建人类对自然生命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当下瘟疫题材小说书写的新面向。这其中，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便以科幻小说的形式，讲述了一个20NN年燕市遭遇、应对并最终解除花冠病毒瘟疫的故事。小说结尾处，生物学家詹婉英甚至将显微镜下的病毒赋予美感，并劝导痛失爱人的罗纬芝“站在病毒的角度想一想，它们是多么无辜”。而一旦从生态循环的角度衡量人类生命时，死亡也随之成为不朽：“你从此获得了更辽阔的宇宙。”因此，如果说同类题材小说主要以瘟疫作为时代背景讲述生命意识与人性选择，那么《花冠病毒》的思考已经扩展至对传染病毒的重新定义、对人与自然万物间的生命转化等综合性的生态问题。
恰如毕淑敏在《花冠病毒》自序中所言：“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谁胜谁负，尚是未知之数。”当面对全球生态失衡、环境破坏、政治霸权、贸易壁垒、经济危机、社会犯罪、地缘冲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趋势下新旧问题的暴露与凸显时，如何走出人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藩篱，从而寻求一条真正持续发展的存在之道，将可预见性地成为日后瘟疫题材小说的重要书写向度。而通过回顾新时期以来瘟疫题材小说创作的伦理选择，无论是强调道德决定论、个体自由论抑或是伦理生态论，都可以看出作家在伦理观念的书写层面上不断尝试与逐步深化的努力。正如奥古斯丁所言：“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的自我才得以诞生。
“面对死亡所带来的集体焦虑，除却紧张、疑惧、恐慌等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社会个体因其成长经历的丰富性与特殊性，也呈现出了善恶美丑或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从而体现了人性多元化、动态化的特征。总之，瘟疫与人作为作家们发掘人性本质时的重要表现途径，借助瘟疫而展开的特殊时段的社会历史侧影，能够使作家“尽可能仔细地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灵和别人的心灵在特定环境之下的行为方式”，努力探究并掌握“精神世界的这些事实”。不同伦理关怀的书写实践由此被进一步凸显，新的伦理的意义空间也因而敞开了诠释的可能性。浪成于微澜之间，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更加丰富、更加深刻与更加开放的文学胜景。
1、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9TS105）课题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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