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硕士百科知识｜翻译史（一）：+选择+填空+名词解释
1.直译法
就是按照文字的字面意思直接翻译过来，例如汉语中的“纸老虎”直译成“paper tiger”，外国人看起来不但深明其义，而且觉得很是传神，所以现已成为正式的英美民族语言。另外，我们口中的“丢脸”也被直译为“lose face”。由于中国热而大为外国人欢迎的“功夫”音译成“kung fu”等也算是直译法的一种。
2.同义习语借用法
两种语言中有些同义习语无论在内容、形式和色彩上都相符合，它们不但有相同的意思或隐义，而且有相同的或极相似的形象或比喻。翻译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不妨直截了当地互相借用。比方说汉语中有一句习语是“隔墙有耳”，英语中却有“Walls have ears”，两句话字、义两合，无懈可击。我们说“火上加油”，英国人则说“add fuel to the flame”，两者也完全一样。
3.意译法
有些习语无法直译，也无法找到同义的习语借用，则只好采用意译的方法来对待。例如汉语中的“落花流水”用来表示被打得大败之意，译成英文便是“to be shattered to pieces“乌烟瘴气“形容情形混乱不堪，可用“chaos”来表达。
4.省略法
汉语中有一种情况，就是习语中有的是对偶词不达意组，前后含意重复。偶到这种情况时可用省略法来处理，以免产生画蛇添足之感。例如“铜墙铁壁”可译成“wall of bronze”已经足够，实在无须说成“all of copper and ironstreet gossip”。
5.增添法
为了要更清楚地表达原意，有时要结合上下文的需要，在译文中增添一些说明。例如“树倒猢狲散”可译成“Once the tree fallsthe monkeys on it will flee helter-skelter”，其中helter-skelter是“慌慌张张”之意，是增添的成分，原文虽无其字而有其义，加了使形象突出，有声有色。
6.还原法
一些习语源于外语，翻译时可使之还原。例如“夹着尾巴”应写成“with the tail between the legs”；“战争贩子”是英文“war-monger”的中译；“蓝图”则是”blue-print”等。
上面提出的六种习语翻译法是比较常用的，如果能掌握好，已够一般的需要。在一些著作的翻译本中，往往还看到作者利用注释来说明习语的意义因为有些习语只能在历史背景和典籍出处说明后才能充分表表明其意思，三言两语是无法表达的。
5.增添法
为了要更清楚地表达原意，有时要结合上下文的需要，在译文中增添一些说明。例如“树倒猢狲散”可译成“Once the tree fallsthe monkeys on it will flee helter-skelter”，其中helter-skelter是“慌慌张张”之意，是增添的成分，原文虽无其字而有其义，加了使形象突出，有声有色。
6.还原法
一些习语源于外语，翻译时可使之还原。例如“夹着尾巴”应写成“with the tail between the legs”；“战争贩子”是英文“war-monger”的中译；“蓝图”则是”blue-print”等。
上面提出的六种习语翻译法是比较常用的，如果能掌握好，已够一般的需要。在一些著作的翻译本中，往往还看到作者利用注释来说明习语的意义因为有些习语只能在历史背景和典籍出处说明后才能充分表表明其意思，三言两语是无法表达的。
1.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诗作过程中容易把译文变得更加(? ?)
华丽
2.萨比特·本·古赖主要翻译的内容是(? ?)
自然科学
3.被誉为“科学的源泉”、“道德的矿井”的翻译家是(? ?)
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
4.下列关于马丁路德的选项中，说法正确的是(? ?)
马丁路德发明了《众赞歌》
5.翻译运动在(? ?)达到鼎盛。
阿拔斯王朝
6.随着伍麦叶王朝对(? ?)内容的翻译,翻译运动拉开了序幕。
医学、炼金术、星相学
7.以一人之力，持续40载，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晚年又用7年时间完成了百万言学术著作《英国文学史》的著名作家是(? ?)
梁实秋
8.《天演论》的翻译者是(? ?)
严复
9.《几何原本》的翻译者是(? ?)
徐光启
10.下列作家中，以翻译儿童文学著称，又能作诗写童话，并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是(? ?)
任溶溶
11.下列著作中，不是利玛窦来中国后完成翻译或编写的是(? ?)
《崇祯历书》
12.以下哪位中国学者没有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剧本(? ?)
李健吾
13.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中文全译本的是(? ?)
陈望道
14.以下译者中翻译《红楼梦》最早的是(? ?)
乔利
15.阿拉伯翻译运动主要翻译的古希腊文献内容不包括(? ?)
文学
16.阿拉伯翻译运动翻译的内容的主要来源不包括(? ?)
中国
17.阿拉伯翻译运动前后大约有(? ?)
两百余年
18.哪种语言版本是《琵琶记》在1841年的翻译版本(? ?)
法语
1.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___，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安世高
2.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___”和“文丽”两派。
质朴
3.译经大师___“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支谦
4.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___，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
译场制度
5.天竺人___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鸠摩罗什
6.隋代___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彦琮
7.___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玄奘
8.玄奘制定了___的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以及生善故。
“五不翻”
9.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___前六卷。
《几何原本》
10.语言学家马建忠提出了___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
“善解”
11.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___的翻译标准。
“信、达、雅”
12.中国近代第一部翻译诗歌是1871年王韬和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___和___。
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
13.1873年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___应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
《昕夕闲谈》
14.1890年回族学者___又翻译了阿拉伯著名诗人薄绥里(1211-1296)的《衮衣颂》(今译《斗篷颂》)，该诗是一首宗教颂诗，歌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马安礼
15.1894年___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
马建忠
16.1897年___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同时也对翻译文学提出了理论上的倡导，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
17.梁启超于1898年所译日本作家柴四郎的___成为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部翻译政治小说。
《佳人奇遇》
18.我国最早翻译拜伦诗歌的译者是___。
梁启超
19.第一个系统的介绍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家是___。
严复
20.1898年___翻译出版了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文中根据“优胜劣败”的原理，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已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严复
21.作为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___先后在二十年间翻译了163种涉及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作家的作品，速度之快，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林纾
22.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___是第一部产生重大影响的翻译小说，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巴黎茶花女遗事》
23.辜鸿铭将儒学经典“四书”中的___、___和___译成英文，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影响很大。
《论语》、《中庸》、《大学》
24.最早的侦探小说翻译是1896年___翻译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
张坤德
25.1903年___翻译法国鲍福的《毒蛇圈》，译文为流畅的白话，在当时很少见，比伍光建的白话翻译还早约四、五年。
周桂笙
26.普希金作品最早的译介者是___。
戢翼翚
27.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戢翼翚所译___。
《俄国情史》今译《上尉的女儿》
28.中国近代形成了以___为首的一股虚无党小说翻译热，主题歌颂俄国虚无党人用暗杀手段推翻沙皇的封建专制，小说主人公均是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尤其以礼赞虚无党女英雄苏菲亚居多。
陈景韩
29.___翻译的《拜伦诗选》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部外国翻译诗歌集，收拜伦诗5题42首，对传播拜伦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苏曼殊
30.1907年___翻译的英国诗人胡德《缝衣歌》，全诗为整齐的五言古诗，译笔细腻真切，哀婉动人，通过缝衣女的歌唱，述说了她因生活贫困而日夜劳作、不敢停针的劳苦。
马君武
1.中国近代俄罗斯文学翻译成就最突出的翻译家___，是俄罗斯文学创作三大家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作品的第一个中译者。
吴梼
2.___是第一个屠格涅夫作品中译本的译者。1915-1916年首先发表了屠格涅夫的《春潮》和《初恋》，从此，中国开始了屠格涅夫作品的更深入的翻译。
陈嘏
3.伍光建和曾朴都是译介___国文学重要的翻译家。伍光建以译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侠隐记》、《续侠隐记》和《法宫秘史》最为著名。曾朴译作以翻译雨果的作品为重点。
法国
4.中国近代翻译家___主要以翻译教育小说著称，其中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埋石弃石记》三部还受到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嘉奖。
包天笑
5.包天笑翻译的作品里面有三本书受到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嘉奖，其中以___影响最大。
《馨儿就学记》
6.中国近代翻译家周瘦鹃翻译的___，是继鲁迅、周作人选译的《域外小说集》后的又一部短篇小说专集，也是近代收外国短篇小说数量最多、国别最广、名家名著最多的一部小说选集。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
7.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___、___、___、___。
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
8.“翻译”一词的由来：中国最早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见于___和___。
《周礼》和《礼纪》
9.我国最早翻译文字作品是公元前528年，西汉刘向在《说苑· 善说》中记载越语原文楚语译文的___。
《楚人歌》
10.西方最早的翻译作品，从广义上说，是约公元前3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利山大城翻译的《旧约》，即___；严格意义上说：是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___。
《七十二子希腊文本》《奥德赛》
11.谭载喜的___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翻译史的著作。
《西方翻译简史》
12.___根据翻译思想发展分为4个时期：语文学翻译、语言学翻译、交际学翻译和社会符号学翻译。
奈达
13.___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同样重要的地位。
哲罗姆（St. Jerome）
14.___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
马丁·路德
15.___在其所著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___，标志着西方译学研究从此走上了从理论推证理论的道路。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
16.西方最早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___，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开拓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
西塞罗
17.美籍荷兰翻译理论家___1972年发表的《翻译研究的名称和性质》，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想，标着着翻译研究又开始有了更新的目标。
霍姆斯
18.翻译的两个主要作用：___和___。
促进文化交流、传播思想观点
19.公元前285-249，犹太教经典—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的___。其特点是多人合作，开了翻译史上集体合作的先河，从而使译文的准确性有所保证。
《圣经.旧约》
20.公元前2世纪___，文章大体反映了有关翻译原则的传统观点，可以说是对《圣经》翻译所遵循的标准的最早阐述。
《阿里斯迪亚书简》（Letter of Aristeas）
21.古罗马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三大创业元勋：___、___和___。
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
22.在西方翻译史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以___与西方作品的互译为最早。
阿拉伯
23.文艺复兴时期，阿米欧译出___，译本成为法国16世纪译作的典范，在文学领域为翻译争得一席之地。
《名人传》
24.路德的《圣经》___国语言译本是西方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了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
德
25.英国的坎贝尔，泰特勒的___，可视为西方翻译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翻译理论专著。
《论翻译的原则》
26.___是西方第一部以第一手材料介绍中国的著作，西方较大范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马可.波罗游记》
27.16世纪末，中国作品译成西方文字介绍给欧洲读者。现存最早中国著作西译本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译成西班牙语的___。
《明心宝鉴》
28.1946年，安德鲁.布思Andrew Booth和华伦.韦弗Warren Weaver首次提出把计算机用于机译系统，以现代电子计算技术为推动力的___及研究正式拉开帷幕。
机器翻译
29.___第一个把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开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
利玛窦
30.1745年拉普拉斯出版了___，是第一本莎士比亚戏剧的法译本。
《英国戏剧》
31.___是法国文坛最早译介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家直译，是艾伦.坡的第一个法译者。
波德莱尔
1.郭沫若的“风韵译”
在翻译时实现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两种语言的转换和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做到“字句、意义、气韵”三者“不走转”，不走样。其意是说我们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主观感觉而赋予翻译文本某种风韵，而应该根据原著的风格来确定译文的风格，译文应该以原著的风格为出发点和归宿。
2.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何意、“五失本”何意？
一、道安，东晋前秦高僧，佛经翻译评论家，致力于“般若学”，倡“本无”宗，“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要求要按原本逐字逐句地翻译，不得对原文的字有所增减。他的翻译主张：“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直译派代表人物。
二、道安的“失本”指的是在译经过程中对原作内容或形式的流失。这“五失本”，反映了译家在“译梵为秦”时，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行文习惯诸多特点上）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所作的变通（三、四、五项皆指译者为求译文简明易了所作的削繁删冗）“失本”，是为了使译文达到符合汉文规范。这是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此乃道安高明之举。“失”正是为了“得”，“以得补失”，这是翻译的辩证法。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
3.徐光启的翻译思想
徐光启是我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之先驱, 被称为“西学翻译之父”、“科学译祖”。徐光启的“翻译—会通—超胜”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 ,求真理;二是抓重点,抓 “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 ,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 ,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意思是,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 (学习与掌握) ,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
4.慧远的“厥中论”
慧远主张厥中论，既反对“依实去本，务存其本”也反对“文过其意，理胜其辞”。“厥中”即克服文派质派的缺陷，以达折中。与儒家中庸文化和“中和”美学观有相同之处。
一、从文体角度，道出翻译困难：以文应质，则疑者众（意译过头而失其真）；以质应文，则悦者寡（直译过头而失其美）。主张：“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直、意相结合）；
二、提出了“质文择中”的中间道路，二者相辅相成。
意义：
1、重新回归孔子“文质之论“，深化了文体学的本体认识；
2、关注翻译的阅读效果，有一定读者意识；
3、综合了文派和质派的要义，融合了佛儒学、佛学思想，完成了文质文体上新的认识论循环。
5.玄奘的“五不翻”原则
玄奘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尊重，智慧清浅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玄奘立的“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前者鲁迅称为“顺”，后者称为“信”。
“宁信而不顺”的规定，意为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
从实质上来讲，“宁信而不顺”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鲁迅认为，直译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与“拿来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先要敢于“拿来”，而后才有选择和吸收。
7.鲁迅提出的“双标准”和“双功能”分别是什么？
“易解”和“丰姿”论是鲁迅提出的翻译双标准。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既要通顺，又要忠实。通顺就是通顺易懂；忠实即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这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包括对构成原作的一切要素（语言要素、超语言要素、艺术要素等）的全面忠实。这就是艺术性翻译的标准，这就是鲁迅提出的“易解、丰姿”双标准的真谛。
“移情”和“益智”是鲁迅提出的翻译双功能。译者的“移情”是指译者与作者心灵相通、志趣相投、情感相宜，同时又与作品思想吻合、爱憎共生、审美一致。译者通过与作者和作品的这种契合，在翻译中能把原文的形式、内容和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出来。“益智”即有益于智力，启迪读者的智慧，增长读者的学识。
9.马建忠“善译”说翻译标准的思想意义、价值是
马建忠的“善译”思想，给译界提出许多理论思考。
首先、指出善译的条件，强调译者平日对本国语言文字和对象国语言文字必须有很高的修养，对语法学、词源学、文体学、修辞学等学科有很深的研究，这是对译者的素养提出的最高要求，应当说，这是译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其次、他指出“善译”的过程。这实质上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形似、意似、神似”的理论问题，“意旨”“神情”“语气”“心悟神解”这十个字可以说是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的全部。
复次、他指出“善译”的实质，这实质上又提出译文应与原文所谓“等值”的翻译理论，“无毫发出入”应该是译者的最高追求。
最后、他提出译成之文“能使悦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的要求，这实质上提出译文应与原文达到所谓的“等效”翻译的效果。这是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
马建忠洞察翻译的本质，掌握了翻译的内在的客观规律，进而提出“善译”这一科学译论，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座里程碑。
10.结合时代背景，谈谈梁启超为何倡导翻译西方政治小说。其意义何在？
一、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决定效仿西法，翻译西方政治小说，以指导变法维新运动，救国图强；
二、近代中国封建专制腐朽统治，顽固派因循守旧思想，为救亡图存，梁启超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疾呼变法自强，将兴西学与翻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
三、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第一人，首次提出“政治小说”主张，认为小说具教化国民的功用。借鉴、翻译西方政治小说是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步骤。梁氏小说翻译理论给当时维新前后的“新学”之风又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
11.玄奘“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什么意思？
他的翻译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他既不赞同道安等人的直译，也不赞成鸠摩罗什等人的意译，而是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即提出了“圆满调和”的翻译主张。这是我国古代翻译思想的典范。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译文达到了“和谐”理想的境界（极轨），在翻译史上成为一派“新译”。
12.林语堂“翻译标准”
一、忠实标准
林氏认为,忠实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死译是直译走向极端的结果,胡译是意译走向极端的结果。他认为直译与意译两个名称虽然便于使用,但仍是不中肯的名称,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使之成为死译和胡译的庇护所,或令人以为翻译有两种同时可行的标准。其实这两个词不过表达了历来客观存在的翻译方法的不同倾向,两者是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翻译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翻译非绝对,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忠实之谓,非绝对的忠实之谓。”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决不可能将这些同时译出,译者所能求的只是比较的非绝对的成功。”
二、通顺标准
关于翻译的通顺标准,他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先有总意义而后裂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字,由此辞字而后组成一句之总意义;译文若求通顺之目的,亦必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与此同时,林氏还提出句译理论,主张翻译只能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者的语意。”罗选指出, “林语堂是中国第一个在翻译中运用以句’ 为’ 单位的学者”。
三、美的标准
翻译还有美的方面须兼顾。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当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凡译艺术文的人,须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翻译须传神,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字神’是什么? 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
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条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
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
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
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齐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13.矛盾的“意境论”（“艺术创造性翻译论”）
矛盾的“意境论”（“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是他1921年提出的“神韵说”的进一步发展，是翻译的最高境界，然而却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
矛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中指出，“传达原作的艺术境界”是文学翻译的根本任务。他把我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这一重要范畴—意境，引入文学翻译，使“意境论”成为我国文学翻译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理论。文中精辟地论道：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我们要求于文学作品的，不单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节的记叙，而是在这些以外，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即通过艺术的形象，使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为了达到“艺术创造性翻译”，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必须要求译者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验。文学作品是描写生活的，译者何创佐者也一样，也需要有生活体验。译者的生活经历与生活体验愈丰富，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生活也愈容易体会和了解。
其二、必须使“译介与研究”密切结合。翻译的成果应该是研究的成果。“译者翻译一部作品，必须对原作进行科学的研究，要全面正确地分析、研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社会和生活环境，以及作者的思想和风格。”
其三、必须强调译者对待语言的运用问题。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
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艺术创造性的翻译”。
14.鸠摩罗什为何倡导意译？
鸠摩罗什主张“以信为本”。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因此它的译经“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追求以曲折的方式用汉语表达，但不违背原意，达到辞旨婉约，自然流畅，声韵俱佳的效果。其译作有“文辞流便”之誉。他是佛经翻译意译派代表人物，是译界第一流宗匠。
鸠摩罗什重意译，而不主张直译。是继支谦之后“文质之争”中“文派”的又一代表人物，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位“文派”大师。
15.林纾用何种方法进行翻译？
林纾不懂西文，翻译全靠合作者口述。他提出“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他立下翻译标准和原则：“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不亡失。”欲达此目的，他坚持三条原则：
1、要求合作者“逐字逐句口译而出”，首先做到“形似”
2、要求“二人口述神会”，然后施以雄健之笔雄深雅健之笔，步步入于“意境”，产生出“赏心而怡神”的境界和效果。
3、“于讲舍中敦喻诸生”，“以彼新理，助我行文”。
他还坚持“支点”论进行翻译：林纾善于以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为支点，翻译他熟悉和有所研究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足音”论：林纾虽不懂西文，但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林纾是靠“听”，实质上是靠“心”去与作者建立这种血肉般的联系。
16.佛经翻译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新译”等演变，举例说出其中各阶段的代表人物，观点及思想意义。
一、直译、案本而传；代表人物及作品：道安（东晋，前秦高僧）；《般若学》；观点：“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五失本”，在佛经翻译中提出“三不易”的翻译理论。思想意义：主张“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五失本”，“三不易”是翻译辩证法思想的科学体现；道安是中国翻译史上对可译性提出系统的对策论的第一人。
二、意译、趣不乖本；代表人物及作品：鸠摩罗什（后秦高僧）《法华经》《金刚经》；观点：“以信为本”，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统一。“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追求以曲折的方式用汉语表达，但不违背原译，达到辞旨婉约，自然流畅，声韵俱佳的效果。思想意义：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对西方辞体，有自己精辟和独到的见解，其译著《法华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译经时考虑读者接受能力，他的译经思想，影响深远，开创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新时期。
三、直译、宁朴近理；代表人物及作品：彦琮（隋代佛经翻译家）《辨证论》；观点：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即宁可质朴，而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提出佛经译者应具备的“八备”。思想意义：他提出译者的条件和伦理的要求，说明翻译的标准，以及阐明翻译的原则和目的追求，对于我国佛经翻译的理论认识以及当前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四、新译、圆满调和；代表人物及作品：玄奘（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观点：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提出“圆满调和”的翻译主张，这是我国古代翻译思想的光辉典范。“五不翻”原则。思想意义：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译文达到了“和谐”理想的境界，在翻译史上称“新译”; “五不翻”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重要指导意义。
17.佛经翻译时期，为何出现了“文质之争”？ 其焦点和实质是？
支谦所著《法句经序》中批评译本“其辞不雅”，维袛难则反击“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涉及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从而揭开了关于文与质的论战。各译经大家被粗分为文派和质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看，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到以“文”为主，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首先、“文质之争”出现并非偶然。在佛经翻译初期，译者面临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难度极大，因而译法上相对保守，采取的是再现原作精髓的方法。特别是翻译宗教经典方面，译经的都是信徒，对原著更是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逾越。因此“质”派最先出现且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译经实践发展，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后人不断改进，为使译文通顺流畅，更符合汉语审美习惯，进而出现了“文”的倾向，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其次、是佛教广泛传播的需要。起初佛教是在皇家贵族和来华佛教信徒间传播，其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因而对于晦涩的译经也可以接受，但随着佛教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麻痹手段让百姓也可以接受，佛经翻译就面临着如何让普通百姓也理解的问题。因此，译者就抛弃了以前的质，转以更通俗的方式译经，也就出现了“文派”，这里的“文”是指“通俗易懂”。一次，“文”和“质”两派的观点，其实反映了译者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的不同态度。
再次、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质派创始者为外来僧侣，汉语水平制约其翻译；文派的支持者，若非生长于中国，便是久居汉土，对汉语、中土文化都有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最后、中国文学的影响。支谦提到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质派观点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岁中国文学发展，“受当时文风取向华美的影响”，产生了文派。
综上所述，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原语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对象是相差悬殊的天竺语与汉语的翻译，焦点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实质是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并非等同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不同。
文派、质派各自代表人物有哪些？
文派（意）：支谦 鸠摩罗什
质派（直）：安清 支谶 道安 彦琮
18.林纾、严复分别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结合当时背景，为何要翻译人文社会科学？
严复和林纾都生活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梦想被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粉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劣，百日维新变法失败。
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寻求保种保国的道路，翻译家出于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社会思想的目的译介外国作品，特别重视其中的思想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出发点，他们选择翻译当时中国社会最薄弱的人文社会科学。
该时期代表人物、思想意义、贡献？
严复深感国势危急，大声疾呼，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他思考西方列强富强、中国贫弱之原因，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要想从危亡中挽救国家、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启发民智，让封建士大夫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学术思想。于是，他觉得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各阶层。严复翻译文本包括法律、政治、经济、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众多方面。严复译介的“八大名著”分别是《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和《群己权界论》。
林纾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位翻译家、爱国者。自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国难当头，林纾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警醒国民，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以达到救国保种的目的，这也是林纾翻译外国人文社科的主要目的。
他们的翻译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输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新的学术观念以及西方的风土人情、文学体裁和新颖的表现手法，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
19.钱钟书的“化境”论
如今，我们习惯将钱钟书的“诱、化、讹”三字经，称为“化境”论。“化境”论的提出，突破了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拘囿，跃出樊篱，别开新宇，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这是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一大贡献。
一、“诱”（“媒”）字,非常生动形象:一是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外这个“诱”（“媒”）字就是从广义上翻译对于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二、“讹”是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也是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显然,钱钟书肯定“化”之“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改造,具有审美意义。
三、“化”,是“化境”的核心。是对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钱先生的“化”强调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翻译时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如果译文显得生硬牵强，那就得“化”它一化了；二是、化的时候不能任意的化，也就是说，虽然“躯壳换了一个”，还得“保存原有的风味”，“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显然，这里的“风味”。“姿致”不是指意，而指形式、风格与神韵。
钱钟书“化境”论的真正内涵，即是：
一、“无痕”，既要有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又要不拘泥于原文，是另一种语言的相应而完美的表述，即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二、“存味”，钱钟书把原作视为一个充满内在生命，浑然不分的有机整体，毫无穿凿痕迹的“化”，在译文的语言框架内，从而将传统译论推向新的高度，达到了翻译艺术的极致。
价值：
钱钟书在翻译理论上提出的著名的“化境”论可与严复的“信达雅”论和傅雷的“神似”，即“求信——神似——化境”，构成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主体，而且将翻译引入文艺美学的范畴，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发展。
指导意义：
“化境”论的提出，突破了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拘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化境”论中，“诱”字，形象地道出了翻译的性质，它的功能、作用和目的。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文学作品。他赞同把翻译比作原作的“投胎转世”的说法，认为翻译“属于与创作并行的高级文化事业” ，让我们明白翻译所起的重大作用。
钱钟书指出,“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讹”也是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讹”字很好的解释了译文不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根源，主客观原因和它的不可避免性。
钱氏对翻译的标准用了一个“化”字，“化”是对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他也说了“化境”论的真正内涵—“无痕”与“味存”。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的核心是“化”，而“化”与“讹”是对立统一的。钱钟书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当译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变时,其译作仍然可以达到“化”的境地,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换言之,有“化”必有“讹”,“讹”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创造性的“讹”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
因此，钱钟书的“化境”论不管对翻译理论，还是对翻译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20.结合时代背景谈谈郭沫若和鲁迅看待“翻译和创作的关系”的观点为什么相左？有什么社会意义？
郭沫若曾认为“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主张写作比翻译重要，后来也倾向于鲁迅的观点。
鲁迅认为“翻译应与创作并重”，通过翻译达到“移情、益智”的目的，为中国文化创作和思想带来新鲜的血液，所以它们是同等重要的。翻译为中国思想、文化创作提供新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可以丰富发展中国之创作。
他们的观点之所以相左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郭沫若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和创作的关系，而鲁迅则是从文学创作者和译者的角度综合来看。
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也是一场全面的文化转型运动。此时的文学界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时期，所以对于“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不同的人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后面郭沫若修正观点，倾向于鲁迅观点这一行为可以看出翻译与创作是密不可分。
21.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
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的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但其主要偏于直译。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没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次翻译高潮最重要的成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徐光启是我国明末的杰出科学家、翻译家、进步思想家和爱国政治家。他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
这一阶段翻译多为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国人选择译品的余地不大。译作大都有“文义难精”之弊。但是他们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书籍在普及西方科技知识方面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
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
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显。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
林纾他自己不懂外文，主张意译，而且有时他的意译有些过，因此，作品少有问津。但其所译小说语言优美，语言有时读起来比原作还要好，对文学界和社会风尚产生了很大影响。
1.“中国翻译文学”
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因此，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直至近代的终点1919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期（1840-1894）、发展期（1895-1906）和繁盛期（1907-1919）。
2.豪杰译
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翻译，为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常常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任务，或任意增删。梁启超由日文转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今译《两年的假日》），是典型的“豪杰译”。
3.安世高
东汉佛教翻译家，最早的佛典汉译者，是到中国传播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安世高是小乘佛经的首译者，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4.支娄迦谶
简称支谶，中国东汉僧人，佛经译师。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于汉灵帝时翻译《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5.支谦
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他开启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源流，其《法句经序》被视作中国最早讨论翻译的文字。“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可视为最初的直译说。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支谦除翻译外，还作了合译和译注的功夫。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
6.释道安
东晋时期的佛教学者，佛教领袖。他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者，依国主立佛法的倡导者，佛门释姓的统一者，中国僧制的首创者，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的编纂者，净土信仰的倡导者，六家七宗之首“本无宗”的创立者。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主张质，即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触及了翻译的一个本质问题，即翻译的不可译性。
道安对翻译事业的主要贡献是：
一、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组织中外高僧协力翻译佛经。他主持译出的佛经约十四部一百八十二卷，计百余万言。
二、由于道安不借外文，他采用支谦开创的“会译”法来研究翻译，对勘同本异译．区别本末，正误补缺。
三、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翻译学中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四、编定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
7.鸠摩罗什
天竺人，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并能熟练运用，掌控自如，乃三藏法师第一人，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开意译之先河，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文体”。将文学元素注入译经，佛教的翻译文学因而渐至成熟。罗什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鸠摩罗什对翻译事业的贡献是：
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二、罗什译经重视文质结合，他的译经“义皆圆通”，“挥发幽致”。“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有一种华梵调和之美。既忠实于原文，又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
三、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四、罗什倾向意译，是我国古代意译派的代表。梁启超说他“深通梵语，兼娴汉言”，他的译籍“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
8.彦琮
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为了给译者制订规范，他以多年实践经验，论定了翻译外藉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9.玄奘
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1335卷。他兼通梵汉语言，译笔谨严，多用直译，善参意译，文质并重，世称“新译”。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还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以及生善故。
10.徐光启
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精晓农学，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等著书。其中《几何原本》前六卷为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他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
11.严复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