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及文化与文学》试读：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与文人在艺术精神层面的自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明代中后期文人不仅自立门户、争霸文坛的意识最强，而且自悔自赎心态也最为鲜明，如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王慎中、唐顺之、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屠隆、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陈子龙、张岱等，都有一个从自守到自省的过程。他们的自省乃至自赎，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有的受到佛教的忏悔意识的影响，有的则受到商贾忏悔意识的影响。

　　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卷286《李梦阳传》，第7348 页，中华书局，1974年。的李梦阳是明中叶复古派的开创者，又是自省与自赎的先驱。早在正德五年（1510），他就在《庚午除日》诗中写道：“于今将四十，始悟昔年非。”李梦阳撰，《空同集》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这样的自省与自赎，一是与他得民歌风气之先有关，据钱谦益说：“有学诗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琐南枝》。”钱谦益《王元昭集序》，《初学集》卷32，第552页，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清新的民歌之风，吹拂着盲目复古的李梦阳，才使他“怃然失己，洒然醒来”而作自我反省：“予之诗非真也”；“今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空同子集》卷首，明万历三十年邓云宵刻本。二是他深受到商贾忏悔意识的影响。在“学诗于李空同者”之中有商贾，例如《潜虬山人记》中详细地记载着徽州商人佘育向李梦阳学诗的情况：

　　山人在山则又日闭关诵吟更苦，尝夜吟，独绕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余耳，发须皤尽矣。山人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予诚不能以百岁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人商宋梁时，独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山人曰：“仆不佞，然窃尝闻君子绪言矣，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苔渍古润矣。汉、魏佩玉冠冕乎？六朝落花丰草乎？初唐色如朱甍而绣闼，盛者苍然野眺乎？中微阳古松乎？晚幽岩积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诗其昌矣。”《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8，文渊阁四库全书。

　　徽商佘育年五十有余而闻道自省，由学宋诗转而学唐诗和汉赋屈骚，深得李梦阳的赞许，所谓“由斯道”而“山人之诗其昌矣。”当然，在李梦阳引导徽商佘育的转变中，既有“以情立格”（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等比较符合审美创造的艺术观点，又有“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等极端的说法，在师法古人上将徽商佘育引到一种偏向乃至极端。其实，李梦阳与商贾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李梦阳的祖父王（李）忠“为小贾能自活，乃后十余岁而为中贾”《族谱》，《空同集》卷38，文渊阁四库全书。。他的《空同集》中，不仅有《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空同集》卷45。、《梅山先生墓志铭》《空同集》卷45。、《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同集》卷46。、《鲍允亭传》《空同集》卷58。等为兰阳商人丘琥、徽商鲍弼和鲍允亭、蒲商王现等商贾立传，而且有为士而商、商而士者的诗文集所写的序记等，如《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8。、《方山子集序》《空同集》卷51。、《缶音序》《空同集》卷52。等，这些都是李梦阳重要的文论。例如，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写道：

　　文显之为商也，善心计，识轻重，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其身弗陷于井罗。……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同集》卷46。

　　由于坚持“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因而“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在义利兼顾的层面上沟通了文人与商贾的心灵。正德四年（1509），李梦阳为兰阳商人丘琥撰写墓志铭，其中写道：

　　经营四十余年，遂起家至千金。顾尽散诸弟男女及族若所识贫乏者，已而金辄复集，集而复散，终不为自计。尝起第大梁东门，结亭莳木芙蓉菊亭旁，更为诗，先后所为诗积万余数。造词巉削棘涩，大类黄、韩。亦为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謔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空同集》卷45。

　　兰阳商人丘琥乐善好施的行为，颇同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富商刘从善。而其中说到丘琥“亦为金元曲”，他是否也受到包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在内的“元曲”的影响？《潜虬山人记》中不仅写徽商佘育闻道自省的心态，而且写他散财自赎的的言行：

　　山人少商宋梁间，然商非剧廛不售也，非交豪官势人即售，受侮压，售未有不赊者也，非豪势人力，赊鲜有还也。山人寓剧廛则治静屋，日闭关苦诵吟，弗豪势人交，及终岁算息盈缩则顾与他商埒。他商怪问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价之昂畀，岂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随其昂昂畀畀焉，已是以吾身处剧廛而心恒闲也。夫争起于上人，吾既随其昂昂畀畀，息与诸埒也。侮压又胡从至矣？吾是以弗势豪交而息罔独缩，故曰商亦有道焉。”此尔乃后山人有子矣。于是始弃商而归潜虬山，云山人。既归山则于山间构潜虬书院，以馆四方交游暨来学者，而收训其族子弟。于中又构屋数十以居其族无屋者，云厥费不赀矣。或谓山人曰：“夫商人出入风波盗贼中，远父母兄弟之亲而生尺寸于千万里之外亦难矣，宜若是费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谓其族子弟曰：“夫散者圣贤之懿，而聚者啬夫之琐行也。若以为金帛果足使子孙守哉？”《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8。

　　将散财济贫、散财办学视作为商“有道”，乃至提到“散者圣贤之懿”即圣贤美德的高度。与之相关联的是，李梦阳将文学上的自省自赎提升到追求“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的审美境界。

　　与李梦阳一样，前七子中的大多数受到商贾的影响而自省自赎。何景明有《樊懋昭墓志铭》何景明撰，《大复集》卷36，文渊阁四库全书。、《明处士钱公墓志铭》《大复集》卷36。等为信阳商人樊亮、上元商人钱进立传，又有《裕州行》《大复集》卷13。哀叹寇盗为害而使裕州城中“名商大贾岁不集”，还有《送卫进士推武昌》《大复集》卷27。赞赏仙风估客、良辰美景：“仙人楼阁春云里，贾客帆樯晚照余。”他在正德十一年（1516）为上元商人钱进所写的《明处士钱公墓志铭》中说：

　　公少机敏恂质，身若弗胜衣。好读书，日诵数千言，攻书法，始授学吴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晋唐诸名帖，尝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将心致其巧，终不至泥古法迹。”故其书成一家，而士大夫珍之。天顺间，有荐之朝者，不报，公乃叹曰：“吾读书思进取行志，今人以一艺荐而又不获达，此殆天也。吾何愿焉！”乃深自剷晦，终身不仕矣。家贫力贸易，事其父母，父母所欲有为极办之，无不称指意。……公性好施与，宗族不能举火者，皆待于公。冬月，见无衣者辄衣之。尝自合秘方膏药以施病者。出城见枯骨蔽野，心怆焉，购地瘗之。《明处士钱公墓志铭》，《大复集》卷36，写于正德十一年，1516。

　　这可与他的《海叟集序》对读，其中有云：

　　景明学诗，自为举子历宦，于今十年，日觉前所学者非是。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虽迄今一未有得，而执以自信，弗敢有夺。

　　今年罢官归，自以有余力得肆观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诸名家集读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读之者，又皆不称鄙意，独海叟诗为长。叟歌行、近体法杜甫，古作不尽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汉、魏以来者。其所造就，盖具体而未大耳。噫！其所识亦希矣。《海叟集序》，《大复集》卷34。

　　显然，上元商人钱进等的忏悔精神与何景明的艺术心态上的忏悔有相关联的方面。而在何景明艺术心态的忏悔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何景明诗歌创作中师法的范围从“诗必盛唐”，扩大到“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指李、杜），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二是公然宣称：包括前七子在内的本朝诸名家集“皆不称鄙意”，唯独以袁凯（海叟）的诗“为国初诗人之冠”《海叟集序》，《大复集》卷34。。对于袁凯的诗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袁御史凯》中引何景明《海叟集序》中的评语后，又引程嘉燧（字孟阳）语曰：“海叟诗，气骨高妙，天然去雕饰，天容道貌，即之泠然。古意二十首，高古激越，雄视一代。七言古诗，笔力豪宕，鲜不如意。七言律诗，自宋元来学杜，未有如叟之自然者。野逸玄澹，疏荡傲兀，往往得老杜兴会。空同（李梦阳）诸公，全不悟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袁御史凯》，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正当李梦阳等人“全不悟此”之时，何景明则在“日觉前所学者非是”之中对此有所悟。这在李、何之争中表现的十分突出：一是“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云：“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这就是说，李、何在师法“古范”中有停留于“模仿形迹”的表层或锲入到“领会神情”的深层之别。所谓“领会神情”，就是强调“领会”古雅范本中的“神情”，在情感等深层的拓展中活跃创作主体。而“临景结构”，就具体地说明了创作主体在意象（情景）构造中随事、随时、因地、因人而变化的能动性、灵活性。显然，这与上元商人钱进学习书法中所主张的“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将心致其巧，终不至泥古法迹”见上文所引，《明处士钱公墓志铭》，《大复集》卷36。，是息息相通的。二是“舍筏达岸”。在李、何之争中，李梦阳认为“翕辟顿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无法也”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空同集》卷62，文渊阁四库全书。，将师古的方法单一化、凝固化，而且强调“本诸法”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空同集》卷62。，将形而下的“法”抬高到形而上的本体的地位。何景明也重视诗文创作的方法：“仆尝谓诗文有不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32。但他始终将“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等法度置于“用”的地位，坚持以情为“（本）体”和以法为“用”，并切以佛家说筏比喻诗文创作的方法论：“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对此，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已注引《阿梨吒经》中有关以筏喻正法的经文，并指出：“佛家以筏喻正法，到达涅槃彼岸，即正法亦应舍弃。此以喻学古有得以后，应舍弃古人陈法。”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4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景明的“舍法达岸”说，虽是借鉴，但也是他在“李、何之争”中自省自悟而有所得的一种表现：“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大复《与空同书》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王士禛著，《带经堂诗话》卷3，第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显然，何景明的“舍筏达岸”说受到了元明商贾忏悔中借鉴佛教思想的影响。

　　受商贾忏悔的影响而在艺术心态上自省自悟，在明代前七子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徐祯卿曾创作《贾客词》《迪功外集》卷1，清刻本。，其中有云：“万里长舻转贩频，愁风愁水亦辛苦。”他有几次自省自悔，一是受李梦阳的影响（李梦阳又受到商贾的影响，见上文），“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明史》卷286《徐祯卿传》，第7351页，中华书局，1974年。，一次是受王阳明影响王阳明受商贾影响，参见本书第五部分《王阳明的儒商伦理及重商思想与明中后期雅俗文学》。，在“俯而思”中反省，终于“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为萌甲，吾且为流澌，子其煦然属我以阳春哉！”王守仁《徐昌国墓志》，《王阳明全集》卷25，第9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如，王廷相自称“行年四十觉前非”王廷相《四十述志》，《王氏家藏集》卷18，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315页，中华书局，1989年。，并认识到：“拟议过贪，则援取必广；性灵弗神，则诠择失精。”《慎言序》，《王廷相集》，第750页。他这种对“拟议过贪”、“性灵弗神”等复古之风的反省，又与他受商贾的影响有关。王廷相在《明故例授南京飞熊卫指挥签事李公墓志铭》中说上元县商人李昊：“贾于廛，浮海辇山，货饶物集，征贵征贱，致金万镒，有陶朱氏之能焉。……又积而能散，里族有饥困弗振者，公无不资而济之。恩德洽于骨肉，信义重于乡里，以故内而愉愉，外而怡怡，皆得其欢心无怨。”《王氏家藏集》卷31，《王廷相集》，第 572 页。他又在《明故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杨公墓志铭》中记载开封商人杨文秀：“少长，学小贾；中年致大贾，然亦即弃去。常曰：‘贾乃丈夫贱行也，不若务农力本。’乃买田沙河之阳，稍鞘渐广，晚至数千亩，杨氏之业遂称饶益。……夫人以适性为美。……厚积于家，则施于可以仁物，以有易无，随所意欲而无不可得，美与贵埒，无贵之患，岂非上邪？公运厥财智，乃贾乃农，以致丰富，又能教其子，以高亢其宗阀，陶朱、刁间之徒，执一偏以利生者，不可同日论矣。故君子于公之所能，每慨于心，要亦贤智之俦也。”《内台集》卷6，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1002、1003页中华书局，1989年。显然，“积而能散”和“适性为美”的商贾精神，对于王廷相在自省中强调“性灵”有一定的关系。康海受商贾之风的影响，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家庭方面，康海的叔父康銮为“长安人言善贾者”《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铭》，《康对山先生集》卷40，第442页，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二是康海也曾为商人作传，如《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康对山先生集》卷37，第415页。、《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康对山先生集》卷39，第438页。、《凤翔处士毅庵毛君墓志铭》《康对山先生集》卷43，第470、471页。、《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铭》《康对山先生集》卷40，第442页。。而且，康海曾亲自参预商业活动。在他因党附刘瑾而谪居家乡之后，“尝病武功贸易之寂寥也，乃于城东神庙报赛，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男女长幼来观者数千人”《康、王、王、唐四子补传》，李开先撰，《李忠麓闲居集》卷10，第295页，续修四库全书。。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二《状元康海》中又说他“尝贾于维扬，以混其迹”。正是由于谪居生活与商贾之风的直接影响，后期的康海放荡形志：“仆自庚午（正德五年，1510）蒙诏之后，即放荡形志。”《与彭济物》，《康对山先生集》卷22，第252页。因而，他在师古方面不拘泥于汉魏、盛唐：“人谓唐子（唐龙，字虞佐）机轴本于左氏而无隐僻艰深之习，议论肩于董、贾而有温柔简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带，道罔不存，固不待上法汉魏、中契盛唐而后善也。”《渔石类稿序》，《对山文集》卷3，四库全书本。他后期的文论跳出模拟汉魏、盛唐的窠臼而主张因情命思，缘感自鸣：“夫因情命思，缘感而有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与会者，诗之道也。”《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康对山先生集》卷32，第377页。。将“情思”与“兴会”提升到“诗之实”、“诗之道”等文学原则上，较之于李梦阳在格调说中孕育情感论因素，则是向性灵说跨近了一大步。由于康海在文学理论上往往主张缘感而起情，缘情而自鸣，因而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不期而兴会之作，如《秋风词》《康对山先生集》卷8，第145、146页。等乃是即事名篇、缘情自鸣之作，倾泻了他内心“时势摧人著处生，英雄遇抑常迟钝”的抑郁之情，气势奔放，震撼心灵，颇有李白遗风。康海缘请而作的实绩主要在古文创作上。在他三四百篇古文中，有“逸气往来，翛然自异”《四库全书总目》卷171《对山集》提要，第1499页，中华书局，1965年。上乘之作，如《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康对山先生集》卷25，第280页。、《横渠先生经学理窟序》《康对山先生集》卷32，第357页。等直抒胸臆，情理兼备，有胆有识，切中时弊，文笔酣畅犀利而言简意赅，隽美清新。《与彭济物书》《康对山先生集》卷22，第252、253页。等说理透辟，抒情真挚，寓郁勃于婉转之中，堪称渗透着那个特定时代和康海个人文化意识及审美意识的《报任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