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伦理学范文
医药伦理学篇1
[关键词]生物医学高新技术 医学伦理学 教育
[作者简介]李义军（1955- ），男，河南淮阳人，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河南 洛阳 471003）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0-0186-02
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手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福祉，但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基因技术、人类胚胎干细胞技术等广泛研究与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远远超出了生物技术本身，需要相关人员合理运用伦理学的方法作出理性的思考和道德的判断，促进生物医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这对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来说，既是挑战又是发展机遇。适应现代生物医学高新技术发展，优化医学伦理学教育模式是医药院校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生物医学新技术发展背景下加强医学伦理教育的意义
1.当代医学伦理理念指导着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医学伦理能以一种理论体系、一定文化氛围作用于生物医学技术应用，在实践上对整个生命科学发展和社会卫生事业进步以伦理指导和道德控制，进而影响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医务人员职业行为及涉及个体的生命、死亡、器官、性别等许多方面的医学选择。通过生物医学科学技术进行伦理指引和把握，可让以呵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主要目标的生物医学科学和技术领域印映人文和哲学之光，能站在道德哲学的高度以一种无形的专业理念强有力地制约关乎人类健康的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2.当代医学伦理原则可规范生物医学技术的正确运用。科学上某些发展应用不当而导致对人类伤害的事例不胜枚举。最显著的是原子能的开发，它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能源，但也被应用于军事，成为屠杀的威慑武器。生物医学高新技术临床应用，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福祉，另一方面应用不当会带来极大伤害（如基因技术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只有遵循医学伦理原则，才能保证现代生物医学高新技术正确运用。
3.当代医学伦理学对培养医学人才成长有着重要作用。医为仁学，是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命科学。高尚的医德医风是成为一个合格医生的前提，是医生职业精神的灵魂。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广泛应用临床的工作环境中，对医务工作者伦理道德素质要求提高，只有认真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尤其是生命伦理学，才会给医学人才提供解决医学高新技术道德难题的正确方向和思路，只有把技术与伦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进行医学决策，充分发挥医学技术的作用和设备的潜力，不断提高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医学伦理教育只有适应了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培养出适应21世纪医学发展需求的医学人才。
二、当前医学伦理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1.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理念落后当前医疗实践。教育理念则是人们追求的教育理想，是建立在教育规律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能正确地反映教育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科学地指明前进方向。受种种因素影响，我国医药院校在相当长的时期课程设置仍停留在生物医学的模式上，虽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医学院校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教育理念相对落后于目前的医疗实践，没有给予医学伦理学课程应有的重视。
一是课程定位模糊。早在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发表的《明日医生》就提出，医学伦理学应列为英国医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是大多数医学院校的主干专业课程。而在我国，许多医学高校将医学伦理学课程划归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医学伦理学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专业性、特殊性、重要性认识远没确立；我国医药院校医学伦理授课学时普遍偏少，总课时一般在18～36学时之间，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为学生在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领域作较为系统的讲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二是教育目标空泛。欧美国家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均有着具体而明确的目标，如“掌握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训练解决伦理问题的技能、内化职业价值、促进沟通技能等”。而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多以提高医学生医德修养、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为目标，教育目标较为空泛，没能体现出医学伦理学应有的课程性质及作用。三是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多在基础课教学阶段单独开设，未能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教学中。临床课程的教材和教学中，极少涉及伦理学内容，未涉及器官移植、基因技术、辅助生殖技术等生物医学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学生学完课程后，最多只能了解一些医学伦学的基本理论，很难培养医学生的正确临床伦理思维理念及解决临床一系列伦理问题的能力。
2.教学内容较为抽象。西方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广泛而针对性强，涵盖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从业法规、生命科学、沟通技能、与卫生保健相关的社会问题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等诸多方面。课程教学内容则显得抽象和空洞，偏重医德理论说教，不能与医学很好交融，未能重点围绕医疗实践中产生的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医学伦理学困境和难题展开，不能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医学伦理学教学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3.教学方法与手段落后。欧美国家医学伦理学教学多采取主动参与学习方式，教学方法和手段较为灵活多样，非常重视结合医疗实践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如进行医学伦理临床查房、临床病房教学等。而我国此课程教学方法相对单一，教学手段上较单调，几乎都是大教室、大班级传统灌输知识的理论教学方法，不能紧密联系医疗实际，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没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效果不理想。
4.缺乏具有临床经验、医学科研实践背景的师资。医学伦理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师资背景应为接受过医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训练培养。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师专业背景主要为医学专业或是哲学类专业，还有少数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共同不足是欠缺将医学伦理的理论与医疗实践相结合教学能力。一部分医学院校至今仍无专门的教研机构，更无专职教师，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任务主要由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甚至是行政管理人员承担，虽然现在教师中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越来越高，师资整体学历水平有了提高，但具有医学实践经历和伦理学知识背景的复合型教师依然匮乏。
三、改进医学伦理教育的对策
1.确立科学教育理念。医为精光之道，一个合格的医学人才，具有良好医德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学伦理学应是医学专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课程，特别在当今生物高新医学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医学伦理学教育更为重要。医学教育主管部门、医学院校行政领导、教务部门、广大医学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医学生应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借鉴欧美国家做法，将该课程作为医学教育主干课程开设，加大课时、师资及其他教学条件的投入力度。根据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发展，结合医学职业的内在要求，确定注重素质和能力提高的课程教学目标，即通过教育，提供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人文关爱精神；培养学生的医学伦理意识，锻炼其伦理分析、决策、评价和对临床行为的指导能力。
2.创新医学伦理学课程设置。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学科，研究医疗临床和医学科学研究活动乃至公共卫生活动中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及道德规范，其本身和医疗科研实践紧密相连。我国医学院校应创新医学伦理学课程设置，逐步实现医学基础教育和临床医学教育课程的有机整合，实现伦理教学的“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医学专业课教学中应增加相应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中隐蔽课程的应用研究。伦理学课程设置可以灵活多样，低年级医学伦理学教学主要是对医学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及围绕医患关系主题安排“医学伦理学基础”“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课程，掌握医学伦理基础知识及与病人沟通的技巧。高年级可以安排“生物医学技术伦理”“医学与社会”“医疗卫生管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辅导”等医学伦理学相关课程，实习阶段结合医疗临床伦理难题进行相关“医学伦理讨论会”等。
3.调整教学内容。首先，应结合医学发展需要，及时更新调整教学内容。在保证课程体系结构完整前提下，充实对基因技术应用、现代生殖技术及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中的伦理问题以及卫生保健、公民医疗保障等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医学伦理问题内容，使课程教学内容贴近时代需要和学生思想实际。其次，要针对不同专业（临床、护理、检验等）、年级、学习阶段的学生调整授课内容的重点，使课程内容和专业紧密联系。
4.推进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变革。学习发达国家，建立新型的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努力改变大班级、大课堂满堂灌输的单一课堂讲授教学形式，在保证一定理论教学前提下，探索案例教学法、医学伦理难题讨论、医患角色扮演、医界楷模讲座等在课程教学中的研究和应用。增加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学环节，如医患冲突原因及调适专题调研、临床医疗医学伦理查房等，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增强学生对医德理论的理解、内化和践行，锻炼其实际的伦理决策能力，提高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教学效果。
5.建立优秀的师资队伍。医学伦理学是研究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医疗实践规律的学科，是对医学领域进行道德审视的科学。应用伦理学的特点要求讲授医学伦理学课程的教师应将医学伦理学理论和临床科研实践密切结合，既具有医学知识和医疗实践训练经历，又具有较高伦理学知识背景。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中复合型教师极少，建立一支优秀学科师资队伍是保证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首先，各医药院校应建立、完善专门教学科研机构，配备具有相应专业背景的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博士生、硕士生，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专兼职比例适当的师资队伍；其次，发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及各省医学伦理学会的作用，制度化举办全国性或本省的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专题研讨班和医学伦理研讨会，进行医学伦理学临床问题研讨及教学研讨，提高师资教学科研能力；再次，鼓励医学伦理学教师兼职医疗机构成立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伦理委员会，经常参与临床器官移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运用等伦理问题讨论及处理，提高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最后，医药高校应制度化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进行国内或国外（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冀生.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9（1）.
医药伦理学篇2
两汉和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亦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该书的“自序”是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经典文献。其对于医学的宗旨和医学的道德规范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治病应不分贫富贵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可保身长全”的一门科学。“自序”中指出医者当“精究方术”并“爱人知人”。张仲景在自序中不但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处于战乱和瘟疫中困苦百姓的充分同情，也表达了对“不留神医药”“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医疗作风的强烈谴责。南北朝时期，医界对医德颇为重视。南朝梁文帝《劝医论》云：“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充分尊重了人的生命价值，要求医者当“研精之理，考核儒宗”“终夜讲习”“方称硕学”，并充分认可医者救人一命的功德。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药王孙思邈，其代表作《千金方》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内涵，并逐渐使之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体系［4］。最为经典的论述就在于开篇的“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诚第二”。其中“大医习业第一”指出：“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提出了要成为大医必须拥有“仁义”“慈悲”之德。“大医精诚第二”则强调医者必须具备“精”和“诚”。“精”即精湛的医术，“诚”即高尚的医德。孙真人认为习医者当首先具备“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对病患当“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其次治病之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者方可为“大医”，而孙思邈即被公认为“精诚大医”。如今，孙真人的“大医精诚”篇章已经成为中医习医者必须通诵的经典篇章，已然成为医德的衡量标准。
宋元时期宋元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观念。张杲《医说》的“医药之难”“医不贪色”“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等篇章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寇宗爽的《医家八要》、林逋的《省心录•论医》等对医德规范均有详细论述，反映了该时期对于医学伦理学思想的理论和教育已经日趋完善。金元四大家进一步发展了医学伦理学的新观点，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不计名利和回报的高尚情操，遵古不泥古的创新精神以及敢于实践、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态度等。例如，刘完素《保命集•原道论》云：“主性命者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认为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天数命定”，这种思想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成熟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这段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明代裴一中在《言医•序》中云：“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衣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提出了习医者必须具备的知识才能及德行，并认为医属于神圣的行业，不能随随便便去从事，这种思想与《内经》“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思想极其接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本草学巨著，它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谬误，指出了服食丹药的害处，从而否定了历朝历代妄图服食丹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错误做法。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提出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另外，李中梓的《内经治要》《医宗必读》，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徐春甫的《古今医统》，龚廷贤的《医家十要》，李木延的《习医规格》均对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治病》中详细论述了医者当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该书的特色在于一改以往医家“五戒十要”箴言式的的说教传统，而代之以临床四诊、八纲辨证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容易发生的错误以及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而称之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学伦理学思想贯穿于临床实践中的做法被后人归纳为“临床伦理学”，属于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5-6］。
讨论
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我国古代医学特色的精神财富。由于其产生、发展和成熟都是位于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封建社会时期，因此其思想中包含高尚合理的部分，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历史的糟粕，作为现代医学文献研究者，我们应当秉承继承优点、剔除糟粕的宗旨，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中对人民大众有价值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展，为当代医学事业服务。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医乃仁术”和“以人为本”，上述历朝历代的代表文献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两个核心思想，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7-8］。然而，传统医学伦理学由于时代局限的影响，难免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影响，因此必然存在一些糟粕，在研究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内容进行剔除。汉代之后，儒家的封建伦理观严重阻碍了医学解剖学的发展，宣扬解剖尸体是不仁、不义、不道德的行为，禁止尸体解剖，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尤其是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另外，封建伦理中的性道德观念也存在很多糟粕，需要进行辨别。另外，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还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9］。例如某些医家提出“因果报应”致病论，宣扬“人行明德，天白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的理念。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些糟粕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医学优秀的伦理学思想。
医药伦理学篇3
所谓“隐性伦理学”，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显而易见”的伦理学问题而言，属于非显性的、潜在的、医生无法或不易察觉和判断的伦理学问题;如有违背，亦并非出于医生的主观意愿;然而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使诊疗结果无法达到伦理学所要求的最佳风险/受益比，或在知情告知以及获得同意等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假设由两位医生同时对同一位病人进行诊治，经甲医生治疗的患者痊愈更快、疗程更短、费用更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而经乙医生治疗的患者痊愈更慢、疗程更长、费用更高、存在不良反应，甚或由于误诊误治致使患者病情加重。显然，经乙医生治疗的患者受益更少、风险更高。这其实是一个涉及伦理学范畴的问题。由于乙医生也是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在主观上也是尽心尽力为患者服务，医生本人并未意识到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任何疏忽伦理学的问题，如果没有甲医生的诊治榜样作为“对照”，很难发现存在问题，所以将之称为“隐性伦理学”问题。中西医学临床诊疗过程中均存在“隐性伦理学”问题。本文主要就中医临床“隐性伦理学”展开讨论。在中医临床上，“隐性伦理学”审查或判断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某些中药饮片存在不良反应的可能性，药物剂量超过《药典》规定，药物配伍突破“十八反”、“十九畏”等禁忌，因不同流派学术观点选择不同的方法或药物治疗，对舌红、发热、汗出、气若游丝的危重患者抢救时用大剂量附子而对舌苔白厚腻患者用滋阴药物等异乎“一般见识”的用药，是否应该一一让患者知情并获同意签字?此外，如果西医治疗某病更有效，是否应该劝诱患者接受西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如果患者拒绝采用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引发医疗纠纷，伦理拷问该如何?患者本着信任前来求诊，但若医生没有经验和把握，伦理拷问该如何?如何把握患者对自已病情的知情权也是一个问题。如有些患者会问医生:自己属于何种体质?病机属于瘀血还是痰湿?他医的用药是否“对路”?治疗多少时间疾病才会好?有些患者甚至还会提出希望用什么药或不希望用什么药。对于诸如此类关乎患者的知情权而涉及“隐性伦理学”的问题，是否应该回答以及如何回答，都需要中医医生认真加以思考。
2“隐性伦理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原因
虽然医学伦理学对临床诊疗、医患关系以及科研方面具有普适性价值，但中、西医学显然存在差异。现代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很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例如近二、三十年，现代医学范畴下的医学伦理学的争议主要集中于生殖技术与生育控制的伦理问题，即所谓的生命伦理问题、死亡标准与安乐死、优生学与缺陷新生儿处理等。但在中医药临床中，上述争议暂不属于亟待探讨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较之西医，中医临床更加普遍地存在诸如以上所列举的一系列隐性伦理学问题。因为相对来说，西医诊断疾病有明确的标准，治疗有公认的临床路径，疗效有客观的评价指标，所用药物经过药效药理学研究，上市前已经过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证实，整个临床诊疗过程有比较客观的标准足资遵循。现代医学采用国际通用的治疗指南、药物的联合应用方案、确切的临床指标分级等，都给西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的统一性、规范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行性。同样的患者给予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治疗，虽然诊疗水平也存在差异，但没有中医为大。即使部分患者的疗效不甚令人满意，西医医生可以“坦然地”对患者说:“目前就是这个医学水平，没办法。去试试中医吧。”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在于辨证论治和个体化治疗，因此其诊疗过程充满了灵活性、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且不说相同疾病的病情有多样性，即便是相同疾病的相同病情，其诊疗结果有时会因医生而异。这与中医临床的诊疗特点有莫大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医基础理论整理挖掘尚不够充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三因制宜、方证对应以及其它很多学术理论与观点的具体理解与运用有时因人而异，更有区域流派不同、师承经验不同、经方时方擅长不同。中医证型尚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临床存在无证可辨者，或由于症状少而辨证所需信息量不足，或缺少典型证型，或是复合证型，不仅导致证的判断很可能因人而异，连脉诊、舌诊结果也可能因人而异。医生的学问功底与临床经验左右治疗结果。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医生对同一患者的同一病情(个体差异)把握不一，以至于最后导致治疗效果不一。对于同一个患者个体来说，假如疗效令人满意、无懈可击，便不存在任何伦理学问题;假如疗效欠佳，影响患者风险/受益比，便可能涉及“隐性伦理学”问题。中药饮片副作用的知情告知困惑也与中医的给药方式有关。上市中西成药均经过药效药理学研究以及临床试验，如有副作用或不良反应，当会写在药物使用说明书上，在知情告知方面问题不大。可是中医临床大量使用的中药饮片，近年相关不良反应报道在增加。然而饮片不可能有使用说明书，临床上如对患者一一做出知情告知，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例如对于尚未经过药理实验验证的“十八反”、“十九畏”等中药配伍等理论，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同样无法实现准确的知情告知。总而言之，中医传承、发展模式以及临床诊疗的特殊性，给“隐性伦理学”的存在提供了“温床”，为“隐性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3“隐性伦理学”暂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理想的目标是要减少乃至消除“隐性伦理学”的问题。但中医传承发展与人才培养成长模式的特殊性，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难以完全避免直面“隐性伦理学”的问题。当然西医也是如此。中医临床经常遭遇疑难杂症或经西医治疗无效的患者，诊疗过程与期待疗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西医一样，在相当多的场合，对个体的临床诊疗具有试验、试探、观察、研究的特性，包括超剂量用药、改变给药途径、老药新用等。即便在临床个体化的诊疗过程中，为了明确诊断或治疗方法，有时需要试探性治疗;为了寻找有效治疗方法，有时需要摸索性治疗;为了验证治疗方法是否有效，有时需要撤销性治疗或重现性治疗;为了验证并进一步寻找有效治疗方法，有时需要交叉性试验治疗;为了科学研究方证对应等学术观点，有时需要证伪性治疗;为了研究辨病论治或治病规律，有时需要专属性治疗;为了探索(西医)病(中医)证结合的治疗，有时需要创新性治疗。对必要的试探性治疗，伦理学基本允许;对摸索性治疗，伦理学“无奈”允许;对撤销性治疗、重现性治疗、交叉性试验治疗，伦理学有时允许，有时不允许;对证伪性治疗，伦理学果真能允许吗?对专属性治疗，伦理学会予以允许;对创新性治疗，伦理学通常允许成功的不允许失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临床过程中的辨证论治及个体化治疗，有时接近于个体的“中药新药临床试验”或“中医临床研究”。如果承认这个事实，就非常容易理解日常中医临床过程中所存在的“隐性伦理学”问题了。之所以患者求治中医，愿意请有经验的名老中医看病，在潜意识里就是为了避免或减少“隐性伦理学”问题的发生。其实名老中医也要经过逐渐成长的过程，在成长过程的早期，由于经验尚欠缺，疗效不够理想，想必同样也曾经遭遇过不少“隐性伦理学”的问题。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隐性伦理学”问题变得越来越少。一名中医医生的成长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经验积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必然伴随无数患者对治疗结果的疗效反馈，才能逐渐积累临床经验。年轻中医师的成长和磨砺，一般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以最少的时间和花费、最优的疗效以达到“利益最优化”的伦理学标准，并非总是易事一桩。“隐性伦理学”产生的根源既有与所有医学实践相关的普遍性，也有与中医的特殊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隐性伦理学”问题还将存在下去。
4“隐性伦理学”的防护措施
毋庸置疑，不能因为“隐性伦理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便能对此熟视无睹。必须积极考虑“隐性伦理学”的防护措施与方法，以尽量减少其发生。例如，全面深入整理古代医学文献，进一步丰富中医理论体系;加强开展中药新药临床试验及中医临床研究;加强开展中药药效学药理学药代学研究;与时俱进地研究“病(西医)证(中医)结合”的诊治方法;研究中医辨证论治与中医辨病论治相结合的诊疗方法;研究中医辨病论治的规律性;科学探讨“方证对应”、“以方测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学术理论;科学对待以动物实验研究探讨中医证型相关问题的观点等。简而言之，解决中医临床中“隐性伦理”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继承、发扬和提高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科学水平，积累学识和经验，努力提高临床疗效。充分认识“隐性伦理学”的含义与内涵、了解其产生的学术背景、承认其存在的客观事实，有助于医生努力提高“自我审查隐性伦理”意识和水平、努力提高医疗水平和临床疗效，使患者受益/风险比最大化，这本身就有助于减少“隐性伦理学”问题的发生，这本身就是本文提出“隐性伦理学”的目的之所在。“隐性伦理学”观点的提出，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促使人们对于类似现象的了解和关注，以便更好地进行医学决策。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对患者的信任与支持应怀感念之情，深刻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勤其所学，德术并进，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医药伦理学篇4
[关键词] 中医文献; 医学伦理学; 医学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R-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09)27-123-02
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道家的行善积德主张、佛教的慈悲救苦理念是历代医学伦理思想的精神支柱[1],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传统医学文献蕴涵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传统医学文献中伦理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始于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抗争自然,以求生存与繁衍,做出一些维护人类健康和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诸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伏羲画八卦……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亡”。又如:“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嵇其医事,以制其食”等等,祖先为拯救苍生,发展医药,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为历代所称颂。人们在和疾病进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实为中医伦理学思想之萌芽。
古代医家强调人命之至贵,谓“人之情,莫不恶于死而乐生”,将医术视为“仁术”、“圣人之术”,蕴藏着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医圣张仲景,公开申称其“精究方术”之目的在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学伦理道德观。痛斥“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之“趋世之士”,严厉批评了当时医学界“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等草率了事,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唐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中医伦理学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孙思邈云:“人命至贵,有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从而规范了医生的诊疗作风、治学态度和道德修养。孙思邈不仅医学上业绩光辉,且医德高尚,他倡导“精诚”之医德观,就是中医伦理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明清医学伦理道德之著述繁多,论述广泛,如李梃之“习医规格”;喻昌之“六不失”;龚廷贤之“医家十要”、“病家十要”;陈实功之“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之“祝医五则”;李中梓之“不失人情论”;张璐之“医门十戒”;徐春甫之“庸医速报”、“医业不精反为夭折”等医家精辟之论述和见解,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伦理学思想。
2 “医乃仁术”、“ 以人为本”、“济世救人”是伦理学思想形成最具影响的思想和方法
传统医学历来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其最具典型影响的莫过于“医乃仁术”、“圣人之术”、“心存仁义”的观念。如先哲“仁义”、“人为贵”之人本思想和人生之学,“仁心散播天下,仁术救助黎民”、“笃行仁义,兼济天下”之举。唐代医家孙思邈坚持以“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和“盖人一死不可复生”的人本思想,把“大慈小恻隐”作为医生的崇高品质。“人命至贵,有贵千金。”要求医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性命。”树“誓愿普救生灵之苦”的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追求。把“仁爱救人”作为医者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传统医学特别重视习医者之道德伦理修养。古人在习医前必“以血盟誓”,以端正品德,强调“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并跪对天地,向上苍起誓,“有敢背言者,反受其殃”。通过“以血为盟”、“指天发誓”要求医者摒除杂念,酷爱医学,发“大慈小恻隐”之心,树高尚品德,以赢得病者信赖。孙思邈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若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这种“心怀仁爱”、“博施济众”,视患者“皆如至亲之想”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病人的医学伦理道德观,是一种极有价值的道德规范。
传统医学认为医者济世活人,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孙思邈倡导“上极天文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劝诫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汉代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晋?皇甫谧坚持“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明代医家徐春甫强调“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要求业医者要博采群书,多见多闻,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为解除病人疾苦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体现了全神贯注、高度审视、分毫弗谬的精湛医术和高度责任感。
3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3.1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对生命及其价值尊重的意识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医务人员过多依赖于现代检测技术,淡化了对生命尊严以及生命价值尊重的意识,使医学出现了“非人格化”倾向。因此,在当今医学界重新强调生命尊严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强调人道主义才能正确对待和应用医学技术,正确对待人的生命,并给予生命价值以理性的认识,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医学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有关伦理丧失的问题[2]。此外,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得生殖技术、基因工程、死亡及资源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医学难题,对传统的“贵人”思想也引发了强烈的冲击。因此,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医学人道主义的同时,坚持人道主义信念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3.2 以德为崇的医学伦理道德理念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的医德情感
随着社会经济新格局的出现,社会各方面利益分配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一定影响。在社会经济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分配上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客观存在。等价交换的商品意识乘虚而入。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而大大淡化了医务人员对病人疾苦的同情心,对病人愿望、要求的关心以及诊治疾病的诚心、细心和耐心,使手中的医学技术也成了急功近利的手段,医德情感荡然无存。博爱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医学之博爱又具有其鲜明的职业特性,这就是缘自于对生命的敬畏、热爱和尊重而产生的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和爱护。这里,爱已不单纯是一种说教,而是医学行为本身。就医学理想而言,医生必须是一名成熟的爱的使者[3]。
3.3 以艺为精的精湛医术有助于纯洁医务人员的从业动机
医学原本是一种世俗的职业,但医学既有幸与人的生命结缘,便具有了以世上最圣洁的品格为标准来升华自己的机会。诚然,医学无法远离世俗生活,医生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从医作为一种职业无法抹除谋生手段的烙印。但是,医学可以成为圣洁的职业。医学必须有达圣的人文价值追求,世俗的生活可以躲避崇高、淡化理想、抛弃人文、远离圣洁,医学不可以,人类对生命的热望不允许医学随波逐流、走下圣洁的殿堂。有的职业可以以利润为第一要义,以金钱为第一动力,医学不可以,人的生命价值至上的性征不允许医学抛弃责任,混迹于喧嚣的市场。选择了医学就选择了责任、义务和奉献。中国有两句话用来说明医学达圣最为贴切:“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同样,医者可以进入达圣境界。中国古代“悬壶济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老人的药理解为他自己的生命,老人正是以自己生命的全部为奉献,用来拯救生灵。今天的医者追求达圣的人文价值,当然不必跳入悬壶之中,也不必一日而遇七十毒,正如台湾作家张晓风所说,他们常忙于处理一片恶臭的脓血,常低俯下来察看一个卑微的贫民的病容。达到圣洁境界的医者,对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感悟,对人的生命有着由衷的敬畏,在对病人奉献终极关怀的过程中,守护他人身心健康,守望自己精神家园已显得尤为重要。
4 结论
二千年传统医学文化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和吸收的有益成分,在当今构建现代医学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可能完全背离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文化的传承最突出的表现在价值理念的延续和认同,虽然今天对于医学伦理的规范研究日益成熟,对文化多元性的影响和交融也日益密切,但是优秀文化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在具体的医疗行为过程中依然存在,而且会在文化转型和社会的进步时期凸显出来,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医学伦理的发展是紧紧围绕现实的医患关系和目前的医疗社会环境展开的,价值观的冲突、文化习俗的变迁、社会制度的改革等等因素都在制约着今天的医学伦理构建,但是,作为人类伦理的追求共性而言,强调生命质量和价值、追求公益公正的现念与传统的“仁爱”思想一脉相承[4],只是历史的语境迥异,这也反映了人类思想的延续性和价值观的共性。我们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其中和谐的医学伦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传统和谐理念的“仁爱”思想曾经对二千年的传统医药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依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5]。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医药发展的历程检验了“仁爱”思想的合理性和现实存在价值,可以说二千多年的传统医学史是“仁爱”思想合理性的最好注脚;另一方面,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理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和历史继承,作为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最高价值观,“仁爱”思想既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对利益冲突日益紧张的医疗环境的有效伦理引导。
[参考文献]
[1] 冯春. “仁爱”思想与传统医德文化的价值取向[J]. 法制与社会,2007, 2(7):633-634.
[2] 杨铮铮. 中医伦理学思想探源[J]. 中医药导报,2005,11(12):5-7.
[3] 黄士明. 以医学伦理学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J]. 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65(3):18-19.
[4] 倪征. “医乃仁术”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J]. 医学与社会,2002,13(2):53-54.
[5] 黄永秋. 中国传统医学之人文精神考释[J]. 中医药学刊,2005,23(2):330-331.
医药伦理学篇5
关键词 医学伦理学 医德 医患纠纷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4.017
Abstract Medical ethics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by medical technology. Th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 medical professional discuss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medical ethics， to non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medical ethics has a certain nature of science， to urge the medical stud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ethics of knowledge to arm themselves， the formation of good medical ethics， the correct use of the 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has a certain guiding role.
Key words medical ethics； medical ethics； medical dispute
0 前言
首次听闻医学伦理学，是源自《今日文摘》2007年第9期一篇名为《伦理拷问灵魂：美国父亲紧急搜寻数百捐精子女》的文章。文章的主人公科克？马克赛曾是一名活跃的精子捐赠者，他长年来帮助那些不孕不育夫妇圆了生儿育女的梦想。可是，他却发觉自己的慷慨行为即将导致一场潜在的伦理危机的爆发。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尖端医学不断地挑战着传统的伦理学观念，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医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两者之间孰重孰轻，如何让天平不偏不倚，保持稳定，成了大家思考与争辩的话题。
作为一名在医学院校工作多年的非医学工作者，我对医学专业知识的了解非常浅薄。然而，在长年累月的接触和耳濡目染中，我逐渐培养起对医学的兴趣，慢慢体会到医学的博大精深。其间，我深切感受到医学与伦理学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经过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到医学伦理学的范畴十分广阔，并且对医学伦理学的概念、来源、历史发展、原则及意义等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知。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学实践中的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的学科，在医德培养和解决医学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医学伦理学在医德培养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首先，伦理关乎道德，对强调医学人才职业道德即医德培养有着深刻的内涵与十足的必要性。
2005年爆出轰动全国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尽管只是极端事件，但给医务人员群体产生了恶劣影响。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别医务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价值背向，引起患者的不满，从而恶化医患关系，产生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良现象加上医疗体制改革产生的诸多问题，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自此后，各地屡屡爆发医患纠纷，使得医患关系如履薄冰。
从医务人员角度来说，医学伦理教育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加强医德建设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须以优秀的医务人员为榜样，牢记患者利益至上的原则，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医务人员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过程中，要尊重关心患者，营造出文明和谐的就医环境，形成平等、相互理解的医患关系。吴孟超医生曾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曾说过，要有敬业精神，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全心为病人解除痛苦。对工作精益求精，对患者极端负责。在全国的医务系统里，这样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很多很多，正是他们组成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成为每个医务工作人员的楷模。
强化医学伦理学教育，加强医德建设是避免医疗事故、医患纠纷的途径，也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 医务人员的工作很艰辛和复杂，他们身上时刻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更有甚者还会受到来自患者及其家属的责难与不理解，这个时候，更应该反思自身的不足，不断提升自己的医术与医德。要知道当与死神的拔河终于获得胜利时，当痛苦的表情被感激的微笑所替代时，医生的能力便得到了肯定，生命的价值便得到了体现，灵魂便得到了升华。
当然，好的医患关系还涉及医学伦理学许多基本问题，应当在学习医学伦理学内涵中具体应用。此外，还有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难题。
2 医疗技术应用对医学伦理学带来新的挑战
先进医疗技术给患者带来利益，但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人工受精，体外受精，母亲等生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非自然的生殖方式，让许多患者圆了生儿育女的梦想。但同时，这种先进的生殖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引起一系列伦理学和法律问题。比如供体精子人工授精育成的孩子具有什么法律地位；对人类胚胎的研究应否控制；是否应该禁止在产前进行性别选择。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等也是使恋爱、性交与生殖生育分离的技术，因此遭到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的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要求在政策和法律上作出相应的决定。另一方面，对智力严重低下者以及严重的精神病人是否应该实行强制绝育，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另外，医务人员是否可以使不可逆昏迷的脑死亡病人和持续性植物状态的人继续维持其生物学生命，以及产前诊断、遗传学筛选、基因治疗、基因工程、安乐死等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也属于医学伦理学的范畴。这些临床决策离不开医学伦理学的正确指导，医生利用医学知识和技术对病人进行诊治，就必须遵守相关的医学伦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医生所作出的诊断是正确的，采取的医疗措施是最符合病人利益的。同时，新的技术与方法引入到临床实践中，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因此，医学要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社会效应和伦理道德问题，医学科技的发展必须以通过医学伦理的论证与允许为前提。
3 公众或患者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的学习显得迫切而必要
先进医疗技术治愈了很多疾病，也给患者带来健康和利益。但很多时候，患者由于医学知识的缺失，往往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正视病情，缺乏对医疗行为风险性、不可预测性以及个体差异性的正确理解，对健康和治疗效果的期望过高，一旦未达到患者的预期效果或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便常常引发医患矛盾。若患者能科普医学伦理学的相关知识，用于分析和处理自己面临的医患矛盾，将会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此外，公众对先进医疗技术的片面认识，可能会导致在一些情况下把先进医疗技术作为一种谋求利益的手段。比如作为公众事件的邓文迪女士成功利用其夫默克多先生的冷冻精子成功使自己受孕，想以此改变涉及其子女的财产分配。又比如一些未婚女性做代孕妈妈，尽管其初衷是帮助因身体原因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但其后涉及到的利益和孩子纠纷往往伤害着所有当事人。这些在先进医疗技术运用下暴露的新问题，主要是医学道德现象，得通过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的正确理解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4 与时俱进，应用医学伦理学知识解决新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医学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应用医学伦理学宽阔的知识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视野来解决现实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国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之一。在我国现实的医疗实践、社会生活中，围绕着以“救治生命、维护健康”为主题，各种团结互助的活动始终存在着，如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干细胞捐赠、精子捐赠等。但是，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白和薄弱点，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我们应在救治生命的器官捐献、干细胞等捐献中大力倡导团结互助的精神，或者建立明显提倡的条款。以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例，目前我国有数百万的白血病患者需要移植造血干细胞来拯救生命，至少在400～10000个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中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供者。由于社会公众医学知识的缺乏或误解，把其看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影响到了自愿捐献者的数量。更可惜的是，有的捐赠者最初同意捐赠，等患者都入仓做好手术准备了，捐赠者却反悔，这给患者造成严重的伤害。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器官的严重短缺，甚至滋生出了黑色器官买卖链。这些现象既源自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缺少必要的法律及制度约束，而这些都必须以正确的医学伦理学知识为其基础之一，运用到实际问题中，结合医学知识的宣传，动员更多的人加入捐赠行列，用至仁和至爱的团结互助精神升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2015年6月，美国的高等法院通过了全美国的同性恋婚姻法案，自此美国在全国50个州以内，可以允许同性恋者们自由结婚。至此，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这是一个国际趋势，不可阻挡。但在目前我国仍然没有通过同性恋法案，社会仍然对同性恋人群有不正确的评价，同性恋者遭受着来自道德方面的巨大压力。在很多人眼里，同性恋是 “不道德的”，他们不但不被社会所理解，反而遭到社会的排斥和隔离，在各种恐惧、焦虑、紧张、自闭等心理状态下艰难地生存。同性恋者本身通常有对自我认知的迷茫和困惑，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他们更加背负巨大的精神负担。对于同性恋的现象，我国政府采取的是不支持不反对的政策，这种态度导致了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性恋者在生活中不仅遭受着公众不理解和排斥，更重要的是他们产生了消极、抑郁、紧张、孤独等心理问题，面临诸多伦理困境。同性恋者想要走出伦理困境，也应学习一些伦理学知识，具有积极、乐观的心态，从容应对公众的质疑和不理解。公众也应在学习医学伦理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找到包容点，对同性恋者多一份理解。
5 小结
综上所述，医务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用其思想指导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难题，更好地为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公众和患者则可通过学习，了解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认识到医学并非无所不能，就算技术可为但尚有医学伦理学的约束，从而理解和支持医生，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解决先进医疗技术衍生出的繁杂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恩昌，杨同卫，王臻.医学伦理学研究的若干原则与方法――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研究之五.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6（2）：156-158.
[2] 张金钟，王晓燕.医学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4：219.
医药伦理学篇6
作为选修课，教学方法尤为重要，由于选修课和必修课的性质不同，基础课主要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而选修课作为辅修内容，学生缺少应有的重视，多凭兴趣选取，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应该灵活多样，既能教给学生必要的生命伦理学知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主要以PBL教学法为主，［3］并结合运用多媒体教学法。此种方法对生命伦理学的授课非常实用。
如在讲授安乐死专题时，首先概述安乐死的历史演变、定义、死亡的相关知识、安乐死在世界各国的现状;接下来播放中国第一例安乐死视频及各国对安乐死的态度;再让学生思考安乐死面临哪些伦理问题;然后开展讨论，学生讨论是否同意安乐死;最后教师对观点进行归纳总结。PBL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捕捉、整理、判断各种信息及不断思索、发现、创造的能力，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个体性。实践反馈表明，教学效果较为理想。
每轮课程结束即发放调查问卷，三次共发放了298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6份，有效回收率为96%。问卷分别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调查。学生选修生命伦理学的初衷。绝大多数学生在课前对生命伦理学不了解(其中91%的学生是第一次听说这门学科)，多数学生是在好奇的心理下选修生命伦理学课程，也有学生是随意选修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评价。生命伦理学课程先概述生命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原则、内容等，重点讲述生命伦理学热点问题的研究进展、面临的境地、主要的伦理问题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反映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内容很新颖、很前沿，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如安乐死、临终关怀、辅助生殖技术等。
通过相关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生命伦理学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学生反映通过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学习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或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能够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审视这些有关生死的事件。在这点上，教学的目的基本达到。学生对上课形式的评价。在教学实践中，主要采用的是PBL教学法，效果良好。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中多数倾向于此种教学方式，这样能够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并接受这些相对较新的事物。学生对考试形式的意见。
以论文作业的方式进行考核是选修课常规采用的方式，也是生命伦理学选修课采取的主要方式。但作为选修课，应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由于课堂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并播放了相关的视频，学生可以任意选取感兴趣的视频或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写课后布置的命题论文。在论文评分上主要从其选题、构思以及内容上进行评分，并根据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成绩。通过这种考核方式，考查了学生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这也符合高等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4］
目前，生命伦理学选修课经过3个学期教学实践，初步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生命伦理学知识普及的角度来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作为选修课，生命伦理学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学生缺课现象时有发生，重视程度不够。生命伦理学体现了医学类高校道德教育的价值，高校教育不仅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更应该重视“人性”的培养，这点对于高校大学生道德修养具有重要作用。对在校大学生开展生命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其珍惜、尊重生命的态度，增强其爱心和责任感，对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和健全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医药伦理学篇7
关键词： 护理伦理学 案例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
护理伦理学是一门集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课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理论性、现实性、针对性都很强，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护理伦理素质和护理道德情感，从而提高其护理道德认知水平为教学目的，是护理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护理学人才人文素质的基础与核心。[1]护理伦理研究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多年来，在护理伦理学课的教学中，我们精心选择教学方法，结合护理伦理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据目前护理工作中出现的主要伦理困惑，不断发现和尝试新的教育途径，使护理伦理学课的教学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使学生获取理论知识，又要紧密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形成道德品质。针对课程特点，笔者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可以把知识性、应用性和趣味性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比较受学生欢迎。网络报道、电视新闻、专业刊物、学生的实习经历等都是案例的重要来源。我们在应用案例教学法时注意仔细思考、精挑筛选，注意让学生分析，注重其对学生的教育意义，把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和养成品质结合起来。
案例教学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无论从案例内容的选择、课堂应用的效果还是对案例的驾驭，对教师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反应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案例的选择第一要有针对性，应与课程内容中涉及的具体理论或某个伦理难题相一致，这样才能更好地辅助理论教学，帮助学生理解课本中的基础理论。第二要有典型性，必须是大家关心的热点，接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并能给学生启示和警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要有开放性，案例中的讨论问题要具有争议性或可以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使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切入点，就会不由自主地展开积极热烈的讨论。[2]案例教学有以下形式：
1.1文本案例
文本案例的应用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多媒体，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如在第九章以后的专题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安乐死、器官移植、人体试验等对学生来讲，多数只是听过，没有见过，运用图片、动画等加以展示，教师可用较少的时间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从而事半功倍。[3]二是在理论知识讲授前或过程中，将案例与所学内容结合起来，让学生分析、讨论，找出案例中的护理伦理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4]如在讲授护理道德范畴中的情感与良心时，可适当穿插护理界模范人物的事例，讲授她们的动人事迹，强化教学效果。如2012年K2001次列车上嘴对嘴吸出脓痰救活老人的长乐市医院的33岁女护士吴春丽，让学生讨论：“最美护士”“美”在哪里？某些人觉得做好事、讲奉献会麻烦缠身、好心没好报，你如何看待？护理道德情感的最高层次是什么？通过分析帮助学生找出问题的实质，并提高学生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1.2情景案例
某些章节内容的实用性较强，如护患沟通、安乐死等专题，由教师单独介绍课堂教学效果并不好，教师可结合实际设计一些具体情境的案例，如导诊接待、护患建立第一印象、告知不好消息、保密与解密等，由学生分别扮演护士、患者及其他相关角色，也可叫做角色扮演案例。利用这种方法督促学生观察现实，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很有价值。学生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表演过程中轻松地掌握知识，培养了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5]
1.3影视案例
近年来影视案例作为教学资料已经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引用影视作品，可以让学生通过形象的影视作品感受和了解护理伦理学的内涵，将教师的讲授与影视作品的播放有机结合，使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直观化、具体化和简单化，帮助理解比较抽象和复杂的内容，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教学资源。教学中采用的影视剧包括关于安乐死的电影《深海长眠》、焦点访谈《医患关系的是与非——医疗费用》、央视新闻调查：《共同关注器官稀缺——承诺》、《人工授精》，纪录片《艾滋病警示录》、《安乐死在荷兰》，等等。影视案例教学通常在一个章节结束时对本章节内容进行一个总结，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对该伦理问题及其所涉及的内容有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提高学生对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增强伦理辨析能力。通过几年的使用，我发现此方法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责任感都有较好的效果。
案例教学法比传统讲授法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热情，对于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护理伦理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对医疗、护理行为的自我评价能力和对医德问题的敏感性，协调护患关系，提高护理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2.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是和讲授式教学法相对应的概念，它摒弃了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的做法，强调在教师的精心准备和指导下，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通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启发学生就特定问题发表见解，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问题—思考—探索—解答”的积极状态，实现教与学的互动。讨论式教学可提高学生在课堂上中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师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对强化教学效果有显著的作用。这样的教学方法无疑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这一教学思想。[6]在讨论式教学中选题非常关键，因此首先要摸清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实际需要，选择一些既符合教学目的，又是学生比较关心的、感兴趣的、有一定了解的、在学生知识范围内的话题。
如在讲授“护理伦理原则”这一护理章节时，我们在课堂上模拟了如下伦理案例：有一位身患晚期肝癌、对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七旬工程师，和另一位年仅10岁、患急性甲肝的小学生，同时到一家医院就诊，要求住院治疗。但是，由于该院种种医疗条件的限制，只能收留一位病人。请问医生应该给哪一位病人开住院单？其护理伦理依据是什么？本案例中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具体收留谁都有各自的理由。讨论的形式多样，如分组讨论、分组辩论、即兴发言等，学生们通过热烈讨论，进行正反比较，对伦理学中的社会价值原则、余年寿命原则、家庭角色原则、科研价值原则、应付能力原则、排队原则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强化了参与意识，开发了学习潜能，同时也对在今后将要从事的护理工作所面对的伦理学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
讨论式教学法可以加深学生对护理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体现出学生对患者及工作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并可以通过教师给予相应的肯定和纠正，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护理道德观，促使学生思考自身的工作和责任，认识自己所肩负的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减轻痛苦的重要专业职责，并将个人的发展和护理专业的整体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加明确自己在护理专业中的发展方向和目标。[7]
3.开展辩论赛
对护理伦理学教学中涉及的相关伦理难题，可以通过组织辩论赛的形式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如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单身女子和罪犯可不可以使用人工受精？活体器官移植原则应不应该放松限制？等等。辩论前首先了解同学对这些问题的观点，鼓励正反两组同学积极发言，辩论结束时由老师做简短点评，最后进行总结。在辩论的整个过程中，老师只能是指导者，学生是真正的学习主体。在辩论过程中得来的相关伦理学理论、知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学生逻辑归纳所获得的感性经验体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无论从记忆贮存的角度，还是从提取运用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更牢靠、更有效的知识。在参与过程中，学生的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辩论式”课堂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激烈的课堂气氛中全面展示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增长见识，培养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增强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还能使学生在辩论中得到成就感。[8]
4.组织社会实践
培养应用型护理学专业人才就要注重护理伦理实践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分析和解决护理伦理道德问题的实际能力，增强对患者的护理情感。[9]社会实践环节在护理情感塑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对临终关怀、社区护理等内容，学生只是从教材和教师讲授中获得一些感性材料，缺少生活经历，通过观看《北京松堂医院——中国成立的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纪录片，走访社区敬老院、养老中心、福利中心，开展下农村、社区，健康宣教、保健咨询、义务诊疗、医疗调查等活动，既锻炼技能，又了解群众需求，对增强学生护理情感，培养学生关爱他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增进护患沟通技巧等都有积极意义。
通过几学期的护理伦理学教学改革，采用以上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听课积极性和主动性，比以往单纯的讲授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他们在课堂上结合案例积极动脑，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极大地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并能在师生互动的教学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能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应用、知与行有机结合起来，更加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护理人员的天职，更好地完成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护理使命。[10]
其实，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是孤立存在、单独使用的，而是针对具体的授课内容，灵活使用，并与考试方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除以上方法外，我们还在不断探索一些新的方式与手段，努力创新，以期探索出更适合这门课程的、更适合学生的、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形式，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新理念。
参考文献：
[1]李怀珍.护理伦理学[M].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
[2]程慧.护理伦理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与实践[J].亚太传统医药，2009（12）：206-207.
[3]戴晨丽，颜岩.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医学伦理学教学探索与实践[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4）：184-185.
[4]王建华.护理伦理学课程注重临床伦理实践教学的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6）：310-311.
[5]邵鸣.PBL教学法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阅读，2012（7）：45.
[6]周小玲，杨运秀.案例法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6）：300-302.
[7]支颜霄.案例教学法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6）：201.
[8]吴小碧.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运用案例式教学的粗浅体会[J].职教与成教，2012（6）：579.
[9]汤杜娟.护理伦理学自考教学方法的探讨[J].现代医药卫生，2011（16）：2545-2546.
医药伦理学篇8
1.中药临床试验中对照组选择存在的问题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被视为高水平医学科研设计的之一，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医药RCT研究正逐步展开，但在整个RCT研究中，仅2.09%中医药临床试验选择了安慰剂对照，付娟娟等检索1979年至2008年共检索到中医药安慰剂随机对照研究231个，仅48个RCT研究（20.78%）提到安慰剂的应用，且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设计不严格。所以，安慰剂对照在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应用并不广泛。临床研究中阳性对照的选择必须是疗效肯定、药典中收载的药物，标准治疗方案也应是学术界公认的，可靠的阳性药对照可以避免使用安慰剂，但多数中医药临床试验可能难以找到与试验药色、味、形一致的阳性对照药。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现行药典或部颁标准中所收载的有些中（成）药，其功能/效主治欠规范准确。所以，当前试验条件的差异与既往临床试验结果的之间的矛盾，致使所选阳性对照在当前试验条件下的疗效不确切，尤其在等效性和非劣效性临床试验中，难以找到符合试验条件的阳性对照药，造成了不能提供有效对照的事实；在优效性检验中，如果不能证明试验药物的疗效优于对照组，则试验药物的疗效将难以评价，易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因此，在进行优效性检验选择阳性药物对照将存在较大的研究风险。所以，目前多数的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多选择安慰剂对照，很少选择阳性对照药。鉴于安慰剂对照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的绝对意义，且选择阳性对照及剂量对照存在较大的风险及困难；所以选择安慰剂对照成为中医药RCT研究的必须选择，且中药选择安慰剂对照基本符合伦理学要求，如存在较强烈的伦理学争议，可采取叠加设计等灵活设计以最大可能来减少伦理学争议。临床研究中，选择中成药或中药单体作为安慰剂对照，往往难于找到以中医理论为依据的，和试验药物主治功能基本一致的药物，即便选择功效主治相对接近的药物作为对照药，往往易引起证候评定特征的质变，舍弃了中医学“辨证论治”“一人一汤”这一基本主旨。化学药物作安慰剂对照有其优缺点，优点是疗效肯定、靶点明确、操作方便，既可以作平行对照也可以作阳性治疗平行对照；但在非劣性或等效性检验中，以其为阳性对照，则存在既往临床试验未按中医证型分层分析的缺陷，不能反映中医理论的辨证论治特点，不能体现中医证候的变化，且化学药物难以模拟试验药色、味、形。所以在临床研究中，中医药对照药物选择已成为当前新药疗效及安全性评价的瓶颈，也是困扰中医药临床试验的主要问题之一。
2.安慰剂对照的伦理学问题安慰剂对照的伦理学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难题，自第五版赫尔辛基宣言修订后，安慰剂对照选择再次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由于文化观念、社会体制、经济实力及卫生条件等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对安慰剂的态度不尽相同。研究经费不足，不能够给予参与者足够的经济补偿是当今国内临床研究的难点，特别是在中医药的临床研究中更为严重。在新药研发的临床试验中,为了能够准确、客观地评价试验药物疗效及安全性，合理的设置安慰剂对照组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使用安慰剂的问题上，研究者在临床实验上往往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真正履行知情权明确对照组用药情况，对所有临床试验的参与者真正实现平等对待，则会增大试验过程脱失率，有可能会面临样本量不够的问题,进而降低统计分析的效能及把握度；另一方面，如果对受试患者隐瞒部分治疗事实，则易导致的伦理学问题，我国新药临床试验规范中，不允许对受试者隐瞒可能使用安慰剂的实情，由此造成很多RCT研究无法使用安慰剂，难以真实客观地评价一种药物的疗效及安全性。在新药临床试验的安慰剂使用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技术处理手段，在不违反医学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欺骗”“隐瞒”；虽然安慰剂的使用是将社会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然而事实上，安慰剂的使用与患者的利益之间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中药汤剂安慰剂的制备选择
安慰剂是一种似药非药的惰性物质，其外形与试验药物相似，但由中性物质构成、无药理作用的物质。中药安慰剂与西药安慰剂的制备工艺有所不同，中药安慰剂不容易采用淀粉、葡萄糖、0.9%氯化钠溶液等制成片剂、胶囊剂、注射剂等各种剂型。虽然理论上，试验药物与安慰剂味道上的微小差别不大可能会改变受试者的反应或改变试验结论，但对于中医药临床研究，尤其是中药汤剂的临床研究，单纯选择阳性对照药难以实现双盲，中药汤剂安慰剂则很难模拟试验药物的颜色、外观、口感等，付娟娟等检索RCT的60.17%的文献描述了安慰剂的制作，但都难以确定是否真正做到安慰剂的双模拟。目前，中药汤剂安慰剂的制作多选择食用色素、食品添加剂、食用苦味素等共同混合模拟其外观、口感、颜色等性状，但仍未有公认的标准参照，多数学者都进行了探索试验，有学者选择食用焦糖作、苦瓜、麦芽，共同煎煮取汁后，其口味与小儿清肺饮非常接近。唐旭东等反复尝试后确定了大米加原药物的1/20的制作方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药的气味与外观。罗丹采用智能感官技术为评价手段，对中药安慰剂的制备工艺及质量评价方法进行研究，采用少量原治疗药物与一定辅料混合制成安慰剂的制备方法，且对其进行鉴别和药理实验，证明其在仅含有10%的原治疗药物且不具有生理活性，并采用智能感官技术对该安慰剂进行质量评价。国外有研究者采用逐步溶解抽提法，将原植物中的有效成分逐步去除，使其不具药物活性，使其煎剂的外观和气味上与原植物做到尽可能的相似，此抽提方法目前只适用于单味药物的研究，对于复方制剂尚不适用，缺乏实用性。另外，安慰剂制作过程中，对调味剂、着色剂等辅料的选择应当谨慎，并严格按照国家《药用辅料质量标准》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执行。
本课题前期在国家“十一五”支撑项目《痛风的中医分期治疗方案的临床研究》的临床研究中，对双盲设计中安慰剂汤剂的选择及制作工艺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从原料的选择、配比、制作方法等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积累了一定经验。本课题设计采用中药汤剂作为实验组，预实验过程中先后选用中药单体、食用苦味素、食用苦味素+焦三仙等作为安慰剂组一一对照，预实验过程中发现，安慰剂色泽、质量、气味、口感模拟性差，参与者依从性参差不齐，容易破盲。后采用焦三仙+佛手、陈皮、茯苓+食用苦味素作为中药安慰剂汤剂对照组，其汤剂性、形、味等与治疗组极其相似，模拟性好，且安全性高，无不良反应；且安慰剂组主要是健脾消食，行气化湿药物组成，如有轻微降低血尿酸的治疗效果，更能减少两组的基线差异，使统计结果更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使治疗组的治疗效果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