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术论文汇总十篇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1）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2）
一、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许多高校没有把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中，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只是简单停留在单纯组织开展的层次上，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只是被动接受；而由于缺乏统一部署，脱离了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学生在实践中无法获得专业学习，也起不到服务地方的作用，无法与实践单位有效融合，普遍存在应付敷衍的现象。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高校普遍未对社会实践进行经费投入，而艺术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由于需要相关原料、器材（美术类需要颜料等，而音乐类需要乐器等）的投入，经费往往较高，许多学生也不得不放弃某些社会实践活动。
二、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实效性建议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地方事业需要，帮助学生长才干、长见识的重要手段。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服务于社会，因此，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有效的社会实践尤显重要。艺术类高校对待社会实践应当提高思想认识，进行统一部署，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不断完善组织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打造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立稳定专业实践基地，并及时交流总结评价，引导社会实践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扎实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一）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完成相关制度保障
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使之成为必修环节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完善社会实践课程和大纲，突出艺术专业特点，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度，从制度上确定社会实践地位，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常态工作。完善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辅导员）的有效配合，比如，将参与、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评优的参考依据，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应奖励措施，切实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成立学校层面的领导机构，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学校应当成立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提高认识，改变以往社会实践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统筹学校整体资源，统一制订社会实践方案，如，进行实践基地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从而做到从艺术学科的专业特点出发，构建起适应学生需求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
（三）增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有效结合的关键环节
1.结合专业、需求策划社会实践主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增强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首先在于课题的选择、计划。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突出艺术的专业特点，寻找符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策划选题，提前做好活动计划。因此，在进行实践活动选题时就要从实际出发，做具体分析，寻找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与社会需求三者的结合点。可以由专业指导教师直接根据社会实践具体要求和地方需求，结合学生所学艺术专业特点，设计社会实践的多个课题以供学生参考和选择，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有的放矢地设计选题。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3）
一、社会伦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社会伦理具有一定的历史时期性，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伦理价值，这些伦理道德被当时的文学作品所记载或作为创作素材。例如明朝时期正是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解体，治本主义萌芽萌发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传统封建礼教制度下被压迫的人性开始复苏。社会伦理道德的风向开始改变，人们开始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牡丹亭》正因时代需求而被汤显祖所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婚姻度的浪漫主义理想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抨击与嘲讽。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旧的社会伦理成为作家笔下批判的对象、成为作品中主要的矛盾、成为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桎梏和枷锁，最终对旧的社会伦理的成功挣脱成为《牡丹亭》成功的关键。
二、社会伦理对电影艺术的影响
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社会伦理成为电影探讨的对象，对社会伦理或歌颂赞美、或批评否定、或陷入道德困境左右为难。爱情、婚姻、家庭、宗教、代沟、社会问题等 ，始终是社会伦理的道德基础同时也是电影的主要感情线索，这些感情关系到电影里主人公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等多种社会伦理矛盾关系。社会伦理的矛盾成为电影故事张力的主要推动力，矛盾激化戏剧冲突加剧故事推向高潮；矛盾被调和故事情节变的缓和舒畅。
下面就分下一下社会伦理对电影《霸王别姬》人物矛盾的影响：
电影《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 1993具有一种史诗叙述的雄心，它以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入侵、统治和共产党的四个历史时代为经线，叙述京剧艺人程蝶衣和段小楼一生的悲剧，将他们悲剧性的戏剧人生揉合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跌宕之中。《霸王别姬》套用了传统京剧故事。《霸王别姬》讲述的是秦汉之际楚汉相争的大历史与英雄的悲剧命运。电影一开始一曲追光努力要透彻幽深无比的历史，去追究和探索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1.程蝶衣（真虞姬）
一个戏子，一个旦角，一个为情为戏而生的赤子，一个重情重戏的同性恋，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在妓院长大孩子，自然而然的有了过多的脂粉气，加上美丽母亲的良好基因，让他看上去已然是个活脱脱的温柔的女子。被母亲狠心的砍断六指，再抛弃于陌生之处，梨园的艰苦生活，同龄孩子的嘲笑，让敏感的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于是柔弱的他和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倔强，本能封闭起自己，其实，他只是在保护自己。
2.段小楼（假霸王）
一个极端矛盾的人，他为了救别人自己挨打，却在被打时口口声声的求饶。他突兀而梗直的惹恼日本人，却在期间出卖了他一生的挚爱！看似不可思议，却件件都在情理之中。他的爱也让人恼火，他爱师傅，更爱师弟，他爱京剧，更，他爱妻子，却更爱自己。留情太多，是他的错。说道他对程蝶衣的感情，我更愿希望是爱情。是的，他是爱他的，袁四爷出场时前的那一幕，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程蝶衣的双手从身后圈住他，轻柔的移动在他的腰间，而后有意的轻触，玩笑间，两人都怔住了，迷失在对方的眼中。他是怕，怕被一分不正当的感情捉住，无法自拔，于是他救了菊仙，又娶了她。
3.菊仙（真正的人）
菊仙是唯一的女性，她爱的执着，爱的热烈，爱的深刻，爱的勇敢。有时女性才是最坚强，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一个。程和段都有性格上的缺陷，而身为女人的菊仙，给了他俩最无私的爱，她柔韧圆滑的处世风格僻护了两个最脆弱的男人。然而她是为爱而生的，她永远无法承受无爱的段小楼，所以她自己结束了生命。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4）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为基础
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鲜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专业特长，思维灵活，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意性和自我表现性；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意识，崇尚自强进取、公平正义；政治选择上求真务实，不盲目崇拜个人权威、追随大众。但也必须看到，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权利意识模糊，主张褊狭。认为搞艺术的应该自由散漫，限制多了会抑制个性思维发展，影响创作灵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从而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个性发展与学校制度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对自己权利过度重视，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责任意识淡薄，功利化倾向明显。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家境不错，父母宠爱，自我中心意识较强，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对缺乏与外界和同学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因为学费高，演出、设计、写生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又较多，很多人有过赚钱的经历，所以，造成其热衷经济活动，注重个人眼前蝇头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第三，公德意识缺乏，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对公共道德、社会的规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知识”与行为的分离和脱节现象，对善良高尚行为不去效仿，对身边的负面现象缺乏鞭挞，不遵守公德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基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性，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应当将公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质，才能形成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话，他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优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会规则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信念和准则，养成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关爱他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和中介，才能进一步实施价值观教育；只有先当好合格公民，才谈得上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拥有高尚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不断审查自己的动机、欲望、需要，形成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目标。但是，一般情况下，价值观教育大量的是说理、灌输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条主义、简单生硬的现象，往往会存在两个瓶颈：一是价值观教育内容通常是灌输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原则和不容置疑的观点，突出政治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强调远大理想和超然目标，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学生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那么，价值观认知如何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二是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单调、枯燥、填鸭式的政治说教，学生不能面对事实作出判断，只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作为标准答案记住它，结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从社会价值观要求的“他律”行为如何转化为个体“自律”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约翰，帕特里克教授通过研究归纳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之一便是内容趋同，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教育集中于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使矛盾化解，就应当使价值观教育通过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识的传授、公民道德的养成和公民技能训练的中介来实现。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价值追求更直接导源于公民素质，导源于主体自身内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实践。而这种接受和自愿的实践又导源于公民素质的培养。
1 公民知识的传播帮助实现价值认知
价值观教育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懂得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取向和标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识的传播包含基本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使其成为忠诚于国家、服务于国家、适应本国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识关涉的是纯粹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本质含义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每个公民首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讲国格、讲民族尊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党派等的关系，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个人无论是何家族、阶级、党派，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会产生平等意识。因此，大学生公民知识的传播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也能培养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可见，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为能力，达到公民要求，却又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溶解内化在个体感性认识和要求中，化为行为趋向，引发价值行为。克服了以往价值观教育中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等不足，从而使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公民知识的传播教育渗透和内化在学生心里，实现价值认知。
2 公民道德的养成推动价值行为由“他律”转化为个体“自律”
事实证明，具有公德意识的公民能够在一定限度内节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的养成可以为其价值观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艺术类大学生，如果淡薄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为时尚，利己主义观念、急功近利意识膨胀，以个人的利益需求作为标准进行价值评判和取舍，对知识带来经济效益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知识本身价值的追求，忽视知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对心灵的熏陶，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艺术类大学生只有首先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拥有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洁的价值理想，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其自身的价值行为才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自觉地将其崇高的价值理想体现到作品上来，才能使其创作的作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促进价值认知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
价值观教育除了培养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引导，即通过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特定的价值观(一般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学生对这种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内化为自己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未来能够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价值引导通常是重视对学生的外部强制。具有较强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此反感。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极强的公民技能培养和训练实践使学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使其在生活中和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来感知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写生、演出等机会开展服务学习旅行活动：学生深入社区服务，以可持续发展、农村教育、环境保护、如何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等主题对所服务的社区和周边单位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直观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其关注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既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又培养其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动价值思考和判断能力，克服以往价值观教育单调、枯燥、填鸭式政治说教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对艺术类大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使学生价值观内化在心理，养成内在意志，使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行为。
总之，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融合，为建设和谐社会既提供了价值方向、标准，又提供了现实行为规范。
三、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误区
当然，在将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过去价值观教育在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就将公民教育与价值观教育混为一谈或以公民教育取代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使公民按照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行为选择。事实上，公民在面临相反或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时，如何调节、调整自己的公民活动能力，权衡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价值观教育中获得，一定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观与公民教育衔接得怎样，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价值观教育能够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的层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标准的确立，价值观告诉人们行为活动的最终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直接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为人们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的标准，为公民素质教育规定了价值目标。个体在发生公民活动时，往往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去选取一个或几个标准，用来指导自己在行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确判断；积极的价值观会使人的言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特征。艺术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人受到感召、启示和引领，使大学生在精神上获得升华，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来。那种迷失政治方向、没有社会责任感、人格低下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欢迎的。
2 价值观教育影响着艺术类大学生个体公民教育的性质
价值标准区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最好的，价值标准影响着公民素质的形成。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得当，势必影响个体公民素质教育是否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否则，如果价值观教育搞不好，就会导致人们形成对公民行为的不合理的判断。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他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引导，才能把他们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形成对公民行为的合理判断，进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导大众，使人们的行为朝向有意义的事物，推动人们去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6）
【关 键 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 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 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 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082-06
Bottleneck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bottleneck factors in present evaluation of Chinese book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such as large workload，time consuming content evaluation，non-quantitative and non-formulaic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books and non-consensus of evaluation result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dvanced in this paper are： to select a batch of patient and responsible peer experts，to build and make good use of a peer review expert database，to establish standard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of Chinese academic books，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boo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dominated by peer view expert evalua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tolerates non-consensus.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book evaluation
1 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的现状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50-01
马尔库塞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是由对科学技术批判开始的。对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反思，得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导致单向度的根源，要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看待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既看到技术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同时认识到技术批判理论带来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单向度”科学技术批判理论
第一，单向度的政治。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科学技术所表现出的是强大的控制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政治也一定将失去否定意识，变成单向度的政治。
第二，单向度的社会。
由于技术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的控制无处不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被控制的社会中，压抑了人的本性以及本能的需要，从而形成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在物质需要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就丧失了反抗的动力，很容易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人们就被迫屈服于现存制度的控制和操纵。
第三，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他们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塑造成“工业文明的奴隶”，他们顺从于社会机器，思想麻木却又自我感觉很幸福。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缺少否定性，成为屈从于整个社会而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
二、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评价和现实意义
（一）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以多重视角对技术在当达工业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马尔库塞对当达工业社会表面的“富裕”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对工业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功能具有双重性，而且，他坚持的批判理论焦点集中在剖析科学技术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科学技术给发达工业社会造成的单向度影响，因此具有合理性。
（二）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马尔库塞透过工业社会繁荣表象，看到了其背后的负面效应，对科学技术进行深刻的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是马尔库塞科技批判思想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具体的批判过程中，也显露了其思想的局限。他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尔库塞的批判是离开了现实经济基础的批判，批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因此，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具有消极的局限性。
（三）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对我们今天正确运用科学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坚持辩证的观点看待科学技术，一方面指出了科学技术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马尔库塞深入剖析科学技术发展导致单向度的社会和人，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要求我们把握科学技术的主动权，主导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正确地认识和使用科学技术，明确和树立正确的科技观，避免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认真地对待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以辩证的科技观来处理好科学技术与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坚决杜绝消M异化现象，积极建立和发展节约型社会。第三，要继承否定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提升自我识别能力。第四，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追求物质利益，注重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积极方面来推动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齐云竹.论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D].辽宁大学，2011.
[5]冯佳佳.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及反思[J]经济研究导刊，2016（16）：183-184.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9）
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后,对此的研究进入“萌芽阶段”;90年代初期进入“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的阶段。这一时期,“先后从不同角度参与讨论的包括梁治平、陈平原、谢泳等著名中青年学者,这些中青年学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都是我国八九十年代在各自研究领域学有专长、素养深厚、卓有影响、承前启后的跨世纪新一代学人。”①
9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现象、持久的学术讨论和众多媒体的积极关注,使得学术规范讨论从“边缘话题”转向“主流话语”,学术界开始日益关注和重视。
这一时期,主要以1999年3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学术研讨会以及1999年12月8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等在北京召开“重建学术规范 整饬学术道德”专题研讨会为代表,成为继“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学术界又一次精神盛宴,以此为核心,学术规范研究的角度、深度、广度、密度等达到了高潮,并在其后开始回落。
一、2000年之后学术规范研究综述
到2001年,反学术腐败的声音达到最激烈的程度。《光明日报》2001年4月28日第一版发表报道《北大全体文科教师郑重表示绝不让学术腐败渗入北大》,这是北京大学全体文科教师在“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上作出的郑重承诺。据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介绍,这次大会是“”以来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文科学术道德的大会。与会教师表示,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进程中,绝不允许学术腐败渗入学术领域。”②
2001年5月22日,教育部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同时学术腐败问题引起媒体的密集关注。
《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版等相继刊发了关于学术规范的文章。2002年1月10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晓声(王晓生)的《北大博导剽窃 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③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腐败受关注的风口浪尖,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2002年2月27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
2003年4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等在北京召开“学术道德问题座谈会”;4月28日,《求是内参》第7期发表杨玉圣的《进一步加大学风建设力度,有效遏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5月7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5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学术规范》经该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2004年2月,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清华大学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清华大学教师学术道德守则(试行)》和《清华大学关于教师校外兼职活动的若干规定(试行)》;5月15-16日,《云梦学刊》编辑部在岳阳主办“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并讨论、通过了《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6月22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一致讨论通过;10月17日,“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在北京举行,讨论和签署了《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11月3-4日,教育部社政司主办的“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在杭州成功举办,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作题为《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不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的主题报告。
与此相应,体现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见下表:
(注:此表格是在CNKI数据库里,以题名为搜索项得出的论文数量对比结果)
一、关于“学术腐败”和“学术道德”的论文数2000-2002年间有较大增长。这与媒体对学术腐败的报道同步,学术界开始出现明确的呼吁规范的声音。而关于“学术批评”的论文数量自“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开始下降,可以理解为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到了“学术规范”建设上。
二、随着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6月22日讨论通过《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2004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明显上升,其它方面的关注相应下降。经过一个合理反应期,到2005年,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增加到93篇,而“学术腐败”的论文数量几乎下降为上一年的一半;但在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下降,“学术腐败”论文数量增加两倍,“学术道德”论文数量相应增长。
作为学术规范研究近20年努力的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规范》,被称为中国的“学术”,在出台之初确实令整个学术界欢欣鼓舞,但随后论文数量的变化反映学者对《规范》的态度和学术界的“情绪”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学术规范研究的基调和大致走向。
1、《规范》出台 本能反映――高期望
很多期刊、学者的态度乐观,认为《规范》为整肃中国学界种种失范行为提供了依据和解决之道,呼吁学术工作者学习贯彻。
学者王宁在《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中认为,“这部被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以近似立法的形式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迅速进入国际学术前沿进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规范》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学术引文规范’、 ‘学术成果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所作的一些规定中。”并就引文规范和评价规范中的具体规定,结合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做了细致的解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④
2、积极响应――恪守学术规范 遏制学术腐败 整饬学术道德
2005年―2006年的大部分论文当中,《规范》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研究内容上,可以看出三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规范》通过后,史学、法学、文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除对学术规范的继续强调之外,针对一个专门学科的学术规范的研究陡增,提出该门学科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该门学科的特殊性,提倡在尊重学科特殊性的基础上,制定适合该门学科的学术规范。
比如档案学、翻译学、艺术设计学、教育学、职业教育学、会计学、红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体育学等等。
二是关于编辑与学术规范的论文增多。这类文章大多是期刊、学报、出版社编辑本人为响应《规范》而写。
三是在《规范》出台背景下,继续讨论学术规范建设与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之间的重要关系,出现了以《规范》为参考,对研究生学术规范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以调查数据说明:高校学生学术规范意识、认知缺失,高校开展学术规范教育刻不容缓。
3、希望之后的失望、狂欢之后的反思――“学术”之剑何以悬而不落
这个结论是结合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和对“学术规范”研究的把握上,根据论文数目变化推出来的。2005年―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从93下降为64,而“学术腐败”论文数量从17猛增为53,“学术道德”论文数量从17增至43。
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为防范学术不端现象而祭起的‘学术’之剑,只是高悬于学界之顶,并不曾见其斩落下来。在其看似锋芒实则被厚厚的剑鞘包裹之下,一些人依旧像蚂蚁搬家般地忙碌着,制造出一个个学术赝品、劣品,并以此获得学术荣誉和经济利益。如此看,调整现行的政策导向,制定可操作的刚性制度,给‘学术’之剑一个落脚点,以整肃目前的状况,已是刻不容缓。”⑤
中国的学术规范问题不是靠《规范》能解决的,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目前能做的只是反思体制、从个人做起,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强化对准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呼吁学术作品生产者强化自律;学术成果出版者强化职业道德、学术意识。
反映在已出成果上,2007年对学术规范的研究趋冷,数量继续下降、内容集中于讨论“高校”和“期刊”――学术生产过程的两头。这貌似是失望后的无奈选择,但同时说明我们狂欢之后的冷静和反思,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对学术规范的建设工作逐渐趋于务实,并很可能走向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余三定,《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历时性评述》,《云梦学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1月
③吴志攀、纪宝成等,《2005:学术规范,我们一直在路上》,《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1期
④王宁,《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社会学学术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艺术学理论的前身是二级学科艺术学。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它亦顺理成章地成为艺术学门下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艺术学理论从二级学科向一级学科的跃升，表明它的学科地位在我国学科体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也意味着中国艺术学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自信。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引导、规约学界进行艺术学理论探索的学科自觉行为，扎实推进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工作。
但正如波兰美学家塔塔科维兹所说，学科名称的历史和学科本身的历史是两个问题，应该加以区分。[1]（p.6）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直到2011年才正式确立下来，但这门学科的历史无疑要久远得多。因为“不论那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先有零星片断的学理，后有条理整齐的科学。”[2]（p.122）应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不是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的产物，只是给一个学科名称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杂的历史渊源，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法国著名学者E.莫兰准确地指出：“每一个学科都有一部自己的发展史，从诞生、组建到发展或衰亡。”[3]对于升级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亦存在一部自己的学科发展史。而对这门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能够起到校正发展方向、把握潮流趋势、与时俱进的作用。“一门学科的历史意识，是一门学科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自省性。”[4]艺术学理论学科诞生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复杂的科际关联中，“不但在与社会文化思潮互动中呈现出学科范式历时性转换的运行轨迹，而且在学科性上还带有跨门类艺术和门类艺术学的综合性特征，以及跨文化体系和跨相邻学科的特点。”[5]这喻示着艺术学理论处于各种科际关联的复杂裹缠，并与整体性社会文化思潮构成互动、互进、互渗关系。其学科演进亦必然呈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即历史发展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合力”的结果。这个结果亦可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6]（p.679）本文正是基于恩格斯“合力”论的启发，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整体进程中考察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历程，力求拨开掩盖在学科表层的重重迷雾，深入分析、揭示影响艺术学理论学科演进的各种错综复杂因素及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清晰呈现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历史脉络和演进规律，以期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一、单一与多元的角逐
作为综合性、跨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交叉学科各领又齐头并进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学科内部分支间激烈竞争的态势。单一与多元的角逐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学科演进中突出的一对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艺术学理论的某个交叉学科总是觊觎独擅艺术学研究的所有权，甚至贬低或攻讦其他艺术学交叉学科之价值。这种单一化的研究倾向不但在民族、阶级矛盾异常激化的非常时期如抗战期间对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等艺术社会学论题的极度强调凸显出来，甚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和平年代也往往通过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向”得以集中展现，诸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内转”（艺术心理学）、“语言论转向”（艺术符号学）、“文化转向”（艺术社会学）、“人类学转向”（艺术人类学）等。但在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因为某个特殊时期对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过分倚重而造成最终的一家独大、独霸学林，其余各家凋零萎缩、一蹶不振的局面。从总体演进来看，构成艺术学理论的各交叉学科之间并不存在谁吃掉谁，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情况，它们在更多的时候是和平共处，构成了相互补充、共存共荣的良性互动之格局，以一种多元化的学术姿态得以发展。单一化与多元化的矛盾张力在艺术学学科史进程中有着各种复杂的具体呈现：时而单一化占据上风，比如前述的学术转向，民族矛盾激化时的艺术研究指向；时而多元化势头凶猛，如当代艺术学各交叉学科的齐头并进；更多时候则是两者之间的彼此依托和互进，即可能由某一交叉学科充当艺术学的主导学科，具有一定的强势话语地位，其余交叉学科则受到主导学科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学科话语建构中协同前者，甚至主导学科话语进入到其余交叉学科研究的内部，推动它们的理论转型，但在总体上各交叉学科都受益于彼此间的学术思想交流，共同推进了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这种现象似可用美国学者雅各布逊的“主因”（the dominant）说来概括。①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都曾充当过艺术学理论学科运动中的“主因”。目前看，艺术人类学似乎也起着这样的引领性作用。之所以出现单一化和多元化两股力量的角逐，跟影响或作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是某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和具体的文化艺术政策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传导作用。比如“”时期的强意识形态控制，以政治思想统领艺术思想，鼓吹反精英、反个性化的文化意识，造成艺术理论的极度“贫血”并不可避免地滑向“庸俗社会学”的泥潭。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符号学都曾因跟主流文艺思想的格格不入而被打入冷宫。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则是促进艺术创作繁荣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时代推手。其次是艺术学研究内在因素角力使然。辩证来看，艺术“四要素论”（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接受者），艺术活动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表明艺术活动因素的多元性和过程的复杂变易性，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也只能取其中某一角度或方面来展开，不可能替代其他学科的作用，因此对于不同的艺术学交叉学科在艺术学的整体性历史进程来说，其作用是有限的。尽管在某个时期可以偏重于某个交叉学科方向，但绝对不能偏废，而是需要互相倚重和支撑。这体现了艺术和学术发展史中的“反拨”性，即当一种学术思想发展得过于旺盛而极具威胁性时，与之相反的学术倾向就会暗流涌动，以克服其不足。从发展趋势看，艺术学内部各个学科间将更多地呈现多元共生格局。究其原因，一是跟中国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有关。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学人能够宽容、理性地对待异域文化的优长及传播，有利于各种不同艺术学研究思想流派的共同成长。二是符合进入工业化后期社会的新动向。当代社会日益走向开放和多元，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跨区域的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移动互联网、手机微博等新媒体把我们带入到“碎片化”传播时代，信息资源的共生共享成为现实。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强调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交锋和交融，已是学界共识。即使是对具有统一的研究对象艺术学理论而言，其研究视域也趋向多元化，而非单一性。三是由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内在动因决定。艺术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系统层次性，研究方法的包容性、彼此依存性，都决定了不可能是哪一家独霸天下，哪一种方法绝对权威，而是需要彼此联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向纵深化发展。学科发展本身就存在变革的强烈需要，包容性、共生性的格局势成必然。应该说，多元化和单一化的矛盾始终存在。多元化可能更富有包容性，更有助于艺术学学科的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可能造成学术研究目标的泛化，研究重心的疏离，学科特色的模糊等潜在危机。所以，多元化在某些时候又需要单一化来进行制衡，即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强势话语恰恰是整体艺术学进程多元化的具体表现。艺术学交叉学科分支的交替性发展所呈现的某个历史片段的单一化学科格局，置放在整个学术史进程中正好构成了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因子”，它们都参与着整体性的艺术学理论建构，亦即我们所说的艺术学理论的“层累性”特征。
二、自律与他律的裹缠如果说，单一与多元体现了艺术学理论学科内部交叉学科群间的竞争态势，是学科发展历史长河中较易捕捉的外在表象的话，那么，自律与他律则是隐含在这种表象背后的深流，体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两种价值观取向上的原则性分歧。自律（autonomy）和他律（heteronomy）本是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一对哲学范畴，后被广泛运用到艺术理论与批评中。美国学者韦勒克、艾伦冠之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艺术史学者则称其为“内向观”和“外向观”。它们通常涉及到艺术学研究中三个根本性的问题：艺术发展的动力何在？艺术创作的价值若何？艺术作品以何种方式存在？[7]对上述三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艺术自律论和艺术他律论的核心内容。艺术自律论认为，艺术发展的动力依靠自身内部的因素，艺术创作以艺术自身为目的，且艺术作品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小宇宙，艺术研究重在解释和分析艺术作品的“本体结构”本身，诸如作品的存在方式、类型、体裁以及韵律、节奏、意向、隐喻、象征、神话等形式因素的价值和意义等。艺术他律论则相反，认为艺术发展取决于外部力量的推动，艺术创作要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其主要涉及艺术作品的“经验存在”，根据产生艺术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艺术，致力于艺术家个性、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等等“因果性”的“外在因素”的研究。在对艺术世界规律的探寻过程中，中国学者同样表现出对自律论和他律论两种取向各执一端又交织裹缠的复杂情形。艺术自律与艺术他律构成了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艺术的审美自律性作为艺术独立于科学、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纳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这在20世纪的中国也是一个毫无疑义的艺术学学科独立发展之前提。从王国维提出“游戏说”和“美的价值在美自身”的观点，到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周作人强调须用艺术和审美方式表现人生，再到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乃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人对艺术审美特性的重视等等，展现了20世纪前期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本体和审美价值的厚重积淀。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论转向”对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精细化操作推动了人们对于艺术世界独特性的体认，巩固了艺术学科的独立地位，更将艺术自律论发挥到极致。它已经构成了具有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传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次，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艺术他律论则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梁启超提出“三界革命”，主张艺术为政治改良服务开始，到左翼艺术家团体的“为人生而艺术”，再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