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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洛阳城外，阳光透过树梢洒满林间。远道而来的孔丘，和他仰慕已久的李耳做了最后一次交谈。
年轻的孔丘滔滔不绝，既慷慨，又坦诚，讲述了他对时下风气的焦虑和疑惑，也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渴望。
李耳只是听着，不置可否。临别之时，李耳终于打破沉默，说道：“仁人者送人以言”。他缓缓地送给孔丘一段话。这段话的意义，直到多年以后，孔丘才会真正领悟。
二人执礼作别。此刻，他们心中都明白，今生今世，这样的会面与对谈很难再有。
李耳注视着孔丘渐渐远去，有一瞬间，他感觉这个年轻人仿佛正在走进浩瀚星空。清风徐来，李耳长久伫立，一动不动。
这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一段，令人遐想无限的故事。那遥远而又清晰的光芒，一直照耀到今天。
孔丘所处的朝代被称为“周”。此时，在孔丘生活的黄河流域，人类文明至少已经延续了三千年。尽管周朝初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已将“宅兹中国”这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何尊”上，但孔丘尚未知晓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后人所说的中国。
青铜礼器是周朝礼制的象征。作为立国之本，周朝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朝贡、祭祀、丧葬、婚娶，都设有规范的仪制。所用乐舞及青铜器物的数量和制式，被用来标志上下尊卑的等级身份，也为整个社会带来安定有序的生活。但到了孔丘生活的年代，周朝已建立五百多年，国力走向衰落，它所创立的礼乐制度，也渐渐松弛荒疏。
孔丘个子很高，他喜欢读书，也喜欢四处游历，按照当时的习惯，他被称呼为——孔子。孔子的家乡在鲁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南部一带，那里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
分封制始于周朝初期，原本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结果却带来分裂。数百年间，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诸侯国，它们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自从周平王为避犬戎之祸，将都城东迁至洛阳，周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
面对失序混乱的时局，自幼好礼的鲁国人孔子，感到内心困惑，他萌生了考察社会的念头。孔子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东周的都城洛阳，他最想见的一个人是住在洛阳的李耳，后人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老子。
机会来临得稍显意外。鲁国国君鲁昭公赏赐的一架马车和一名随从，带着孔子来到他的梦想之地。眼前所见让他深感震撼。
就在孔子出生那年，老子担任了周朝的守藏室之史，这是掌管国家档案典籍的史官，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周朝以及之前的漫长年月中，知识一直被权贵阶层垄断，学术典籍由王室集中管控，教习传授只限于王公大臣与贵族之间，底层平民是没有学习的路径和权利的。
老子管理的守藏室，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全部精髓。看到这些凝结着前人智慧和精神的珍贵经典，更增加了孔子对周礼鼎盛时期的崇尚之心。
当然，这一次拜访，他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的，他想向老子请教“礼”，证明自己对“礼”的坚持没有错，他更想与老子探讨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期待自己的主张能获得认同。
对孔子来说，老子不仅是值得尊敬的长者，更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智者。他掌握着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文化资源，学问渊博而且善于思考，对人生，对自然，乃至整个宇宙，都有独到见解。
孔子讲述了自己对礼制分明、伦理规范的周公时代的向往，希望藉此拯救正在崩塌的社会秩序。
老子则将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称为“道”，主张道法自然，认为人要顺应自然规律行事，不妄为，不强求。他提倡无为而治，执政者应“以无事取天下”。
两个人的观点显然相去甚远，但面对老子，孔子始终是谦逊的。他并不失望，他来了，问了，他听到了，也表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象征意味的一次思想交汇与碰撞，如同所有意味深长的大事那样，安静的留在了时间深处。
告别洛阳，孔子踏上返回鲁国的路程。眼前的这个世界，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市井街头，偶尔尚能发现上古之风的影子，那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怜悯与关怀，但那似乎只是短短的一瞬，看起来更像是上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
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随着周天子权力的丧失而日渐崩塌，一切都在不可阻挡地朝着一个方向坠落。诸侯国的烽火正在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个存续了数百年的朝代，还有让这片土地和人民，绵延安稳的精神结构。上层的权力争夺，正一层一层地由外及内地破坏着世道人心。
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刺痛孔子的内心，他不能容忍天下就这样滑向深渊，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事实上，在拜访老子之前和辞别老子之后，孔子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过。他要想方设法地呼唤并恢复周礼，他要把散落在地上的礼制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重新安放进世人的心中，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一切从教化做起。孔子向众人敞开大门，他打破周王朝多年沿袭的官学传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
知识不再是贵族独享的特权，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无论出身贵贱，禀赋高下，都应该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只要交少许学费，哪怕只有一条干肉，就可以到他这里读书、学习。很快就有大批平民子弟前来求教。
孔子为学生们开设了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这被后人称为“六艺”。孔子办学的地点有个好听的名字——杏坛，这是一所面向平民大众的开放式学校，孔子要把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村野民间。
“礼”是他所教授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代表着秩序、规范、伦理，是维系社会运转、人与人关系的制度纽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认为，“礼”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行事的标准。以“礼”为基础，孔子提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仁”。关于什么是“仁”，他给出过不同的解释，而“仁”的核心，就是“爱人”，是做人需要秉持的基本道理。
这位正值盛年的老师，有着丰沛涌动的思想，对教育充满热情。教学相长，让知识如清泉一般流动。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思考能力，探问天地人生的奥义，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觉。在杏坛广收门徒的日子，是孔子人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中断了他正在声名远播的教学生涯。
公元前517年的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突然传来：鲁国国君鲁昭公逃走了。孔子在震惊中赶往国都。事情的起因是鲁国权贵季平子与大臣郈昭伯的一场游戏，二人在斗鸡时相互舞弊引发矛盾，郈昭伯向国君告状。鲁昭公想借此削弱季平子的势力，派兵攻打。季平子联合鲁国另外两大贵族孟孙氏、叔孙氏反攻。鲁昭公战败，被迫逃往齐国避难。季平子宣布鲁国大权由自己接管，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面对这场僭越犯上的军事政变，孔子无比惊愕。
他的愤怒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亲眼目睹鲁国国土上的礼崩乐坏，孔子的内心如受千钧重锤。他一直坚定地信奉和传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本分。而鲁国刚刚发生的一切，分明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礼在何处？仁又在何处？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孔子追随鲁昭公到了齐国。在齐国，孔子和他的思想并未受到重视。几年后，他重新回到鲁国。公元前510年，那个曾经赠送马车、随从，成全孔子去见老子的鲁昭公，死在流亡的路上。这一年，孔子42岁。
大时代里的个人命运，总是由不得自己做主，包括天子在内。历史正在走向下一个路口，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诸侯国群雄蜂起、割据一方，为了土地、财富和权力，相互间攻伐不断。在孔子出生之前，已先后有五个诸侯国依次称霸，争斗愈演愈烈，距离孔子想要的礼乐复兴，却愈行愈远。
重新回到鲁国的孔子蛰伏了很久。他的弟子子路、冉求等，已相继步入政坛，各自施展抱负。孔子一面教书，一面静观其变。十数载光阴过得很慢，也很快。鲁国会需要他吗？他的政治理想能实现吗？他在等待。终于有一天，他等来了鲁国新任国君鲁定公的邀请。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的地方官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一年后，他升任司空，主管工程建设，接着又升任大司寇，主管司法。56岁这年，他以大司寇一职代理鲁国国相。孔子走到了从政生涯的巅峰。
参与治理国政三个月，鲁国的内政外交就大有起色。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四处路不拾遗，宾至如归。但孔子自身的处境，却变得内外交困。
孔子没有忘记当年贵族势力对国君的威胁，他对鲁定公说：“臣子没有私藏的武器，大夫不能拥有周长300丈的城邑。”为符合礼制，他下令拆毁鲁国最有权势的三大贵族的城邑。遭到反对几乎是必然的，这个被称为“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权贵间的矛盾，却已然埋下。
而鲁国的良好局面也引发了邻国的关注，东北面接壤的齐国十分不安，担心孔子的作为会令鲁国称霸，他们采取的对策很简单，就是设法阻止孔子主政，眼见当权者一步步陷入齐国的计谋，孔子深感失望，于是他再一次离开鲁国。
重新踏上旅途的孔子已经56岁了，但他的心情竟不算太坏，既然鲁国承担不起自己的政治寄托，那就另寻明主吧。而且这一次他并不是一个人上路，一众弟子相随，至少让他不再孤独。怀抱着希望和理想，辛苦的行程也就不乏浪漫色彩。
这群布道者目标明确，他们游走各国，就是为了广播“仁”和“礼”的主张，寄望能为执政者所用。
他们首先来到魏国，因为被人在国君面前说了坏话，只待了十个月便匆匆离去。
前往陈国途中，孔子被匡地的人误识为仇人而深陷囹圄。弟子恐慌，孔子安慰他们说：“周文王虽然没有了，但周的礼乐文化不都还在我们身上吗？上天若想灭周礼，便不会让我们掌握，如果上天不想灭周礼，那匡人又能拿我如何？”
到了宋国，孔子带着弟子在大树下研习礼仪。宋国司马听说后想要加害他们，就把大树砍了，弟子催促老师快点离开，孔子却依旧坦然：“上天既然赋予了我德行，那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抵达郑国时，孔子不慎和弟子走散，独自一人被落在外城东门。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瘦瘠疲惫，好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找到孔子后，将旁人的描述转述给他，却引来孔子哈哈大笑：“然哉然哉，说我像丧家之狗，那个人说的很对呀。”
这一路，茫茫四野，有迷路不知前途的时候，也有人困马乏、风雨交加的时候。他们被盗贼抢走过财物和车辆，也被很多人侮辱过、嘲笑过，有时候连小孩子都会讥讽他们。
孔子已过耳顺之年，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他所经历的这段颠沛流离，被后人取了一个轻松的名字——周游列国。其中的甘苦况味，恐怕只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才能体会。
东周列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群人时而衣衫褴褛、形同乞丐，时而古琴论道、指点天下，或许那个轻松的名字并没有取错，风声也好，雨声也好，孔子的弦歌一路不断。他以理性的中庸之道面对每一次挫折，却从未动摇，他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勇者。
尽管在世人看来，孔子是如此的怀才不遇、失意落魄。他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国君，被一个又一个国君拒绝。君王们此刻只关心一件事：如何才能成为下一个霸主。礼制仁爱，显然无法帮助他们立时开疆破土，即刻成就霸业。
这是一次漫长的，不知终点在哪里的旅途，一行人走走停停，就这样走过了匆匆数年，究竟该往哪里去，他们并没有计划，每一次出发，可能是因为突发的战乱，也可能是因为任性而善变的君王。因为诸侯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随之冒出来的新的机会和召唤。他们的脚下似乎没有方向，但心中却有方向。理想主义者孔子，用近乎固执的行动去实践理想，这远远超出了成败本身的意义。
公元前489年，在外游走数年的孔子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事情听起来很有些荒谬。
吴国攻击陈国，楚国发兵相救，原本这只是诸侯国间的普通一战。楚昭王听说孔子此时正好在陈蔡两国交界的地方，就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主事大夫得知后非常恐慌，之前他们没有听取孔子的诤言，心里却知道，孔子所讥讽的句句切中时弊，这样的贤人，如果为楚国所用，恐怕会对自己不利。为了不让孔子去楚国，陈蔡两国派人将孔子一行围堵在荒野之中。
行动受阻，食物不足，弟子们病倒了很多，一个个脸上露出饥苦之色。一天、两天、三天，围困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粮食就要断绝，大家都饿得站不起来了，只有孔子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讲经说道、诵书弹琴。
一些弟子支撑不下去，三三两两的离开了。子路对这个无妄之灾很是不悦，他忍不住去问老师：“君子也会有如此困窘的时候吗？”
孔子回答他：“君子即使深陷困境，也会有自己的坚守，小人若遇到困境，就只会胡作非为。”
虽然给子路的答案，一如往常的坚定明确，但这一次的困厄，实在性命攸关，非比寻常。
孔子的心中也并非没有疑问，他逐一召来各个弟子，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我的主张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子路说：“也许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还不足，所以别人不肯放行。”
孔子反驳他：“如果仁者一定会让人相信，那伯夷、叔齐怎么会饿死在首阳山？如果智者就能畅行无阻，那王子比干怎么会被纣王剖心？”
子贡接着前来应答，他说：“夫子的学说太渊博、太宏大了，所以没有国家容得下你，夫子可以稍微降低一下标准吗？”
孔子批评他：“不好好修习学问，反而降低自己去迎合，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最后一个作答的，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颜回的话说到了他心里：“虽然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修好夫子之道，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修好了夫子之道，却未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
孔子听完，欣然而笑。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最后一点充饥的稀粥已经见底，陆续又有看不到希望的弟子选择离去，这或许是孔子一生中对自己最为怀疑的时刻，现实的困境和内心的困境一起包围了他。
和弟子们的交流更像是他的自我拷问：“我的主张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他应该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也应该无数次的回答过自己。
回望走过的道路，他想起了多年前洛阳城外的那个下午，老子的临别赠言仿佛预言了他必将遇到的磨难。
老子说：“聪敏深察之人离死亡很近，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博学善辩者常常招致危险，因为他喜欢揭人之短。”
在招致危险并且离死亡很近的这一刻，孔子完全理解了老子的苦心，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老子这么近过。
又一个黑夜降临，被困数日的孔子，期望能从神秘的卦象中看到未来。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他的天命到底是什么呢？
主张一切顺其自然的老子，已经打算辞官隐世、云游四方，那是老子的理想。孔子却始终关心着现实世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孔子主动选择的天命。
被围困的第七天，孔子派去向楚昭王求救的子贡，终于带着楚国的兵马回来了。天亮了，此前所有的饥饿、困苦、挣扎，怀疑、隐忍、委屈、愤懑，顷刻间烟消云散，整整七天七夜，恍若重生。
后世有言，上天若没有降生孔子，中国的历史将万古如长夜。七日之围，如同一个思想史上的寓言，孔子从未停止寻找出路，为受困的弟子，为受困的自己，也为受困的中国。
摆脱围困后，孔子打算前往楚国。楚昭王已准备将700里地分封给他，那个南方的大国，会是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吗？共同面对过生死考验，让师生们更加珍惜同行的每一段路。孔子越来越像是一个精神领袖。他们还不知道楚国的王宫里，正发生一段对话。
大臣向楚昭王提出：楚国祖先受封时，封地只有50里。孔子总在重申周朝法度，倘若任用他，楚国还怎么能堂堂正正地拥有现在这方圆几千里之地呢？给孔子封地，加上贤能的弟子辅佐，这可不是楚国之福。
楚昭王于是作罢。没过多久，这位赏识孔子才能的楚国国君就死，意望又一次幻灭。
途经一处渡口时，孔子遇到了一个让他此生都很难忘掉的人，这个人名叫接舆，看起来行为乖张，人们称他为“楚狂人”。
接舆大摇大摆地从孔子面前走过，一边走一边唱：“风兮风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落至此，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以迎头赶上。
孔子很想叫住他，跟他聊上几句，但接舆没有给他机会，头也不回就走掉了。
在很多解读里，接舆是那个来给孔子当头棒喝的人：过去的时代虽然美好，但终究是要过去了，不如面对未来吧。
经过了陈蔡之围的孔子，对很多事都不在意了，触动他的，或许是接舆唱的最后一句：“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矣。”
——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岌岌可危。
孔子已经失去对政治的热情，之后，他拒绝了在魏国做官的弟子子路的执政之请，并告诫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也许从来就只有礼乐这一件事。在世人眼中，孔子又何尝不是一位狂人呢？
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鲁国，回到属于他的杏坛。当年跟随他出游的弟子，多已学成出仕。孔子在家乡继续开课授徒，相传，他一生弟子三千，有贤人七十二。但这些都难以安慰暮年的孤独，悲伤的事情一件件接踵而至。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突然病死；陪伴他最久的子路，死于战乱；唯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
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孔子沉迷于《易》，他翻来覆去反复研读，以至于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他似乎从中看到了，超越个体人生的、更加复杂的宇宙和自然。这部四十多年前，在老子的图书馆里一扫而过的著作，现在，他终于能体会到其中玄妙，他也终于，懂得了老子。
公元前479年，病重已久的孔子等来了弟子子贡。他从病榻上慢慢起身，迎上前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远远地冲子贡喊道：“你为何来得这样迟啊……”
这一年，孔子73岁。
七日后，孔子去世。
岁月苍茫，曾经，在一个温暖的春日黄昏，孔子独自来到大河岸边，看着川流不息的河水，他发出了一声悠远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逝，孔子知道生命的有限和遗憾。终其一生，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使命有多么宏阔。
他以一己之力游说天下，进而创生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后世称为“儒家”的学说，由此开启。他所编撰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著作，被奉为儒学经典。
孔子的一生，遭受了太多的非议和质疑，承担了太多误解。他在生前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成功，甚至一再失败。然而，这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荣。正是他的那些在当时不被理解、不被需要、不被欣赏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后世中国两千年。这些思想，如同一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川流不息，不舍昼夜。
一个彬彬有礼的时代结束了，后人用“春秋”二字，为这个时代命名。
几乎在同一时期，人类迎来了一次非凡的思想大爆发，伟大的思想家集中涌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提出的思想命题与伦理原则，缔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人将其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就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在亚洲东部的中国，老子和孔子双星闪耀，他们站在中国思想史的原点，成为后来者仰望的高山。
在没有了老子与孔子的岁月里，寒暑易节、春种秋收，大地依旧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行。
历史，也在跌宕起伏的纷争中，继续向前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