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沙变形记》与中西文化互动

　　在18世纪，欧洲虽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世界，但也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在欧洲“向外看”的潮流下，各种有关中国的著作不断被引进，中国已成了欧洲各个领域，特别是知识界所瞩目的焦点。现在，他们对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但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欧洲中国”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一观念，无疑是对欧洲一边中西两国相互影响的一个生动概括。然而，其中大部分人并未亲临中国，只是从别人的著作或听来谈论中国，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

　　除此之外，其他实际上是杂乱无章、但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中国生活经验的其他作家，也得到了欧洲的广泛认可。有些人更是将自己的作品描述成了自己家乡的人，比如《福尔摩沙变形记》

　　

　　《福尔摩沙变形记》的作家乔治．撒玛纳札，于一六七九年至一七六三年间，将自己描述为今日中国台湾，并将自己视为台湾人。

　　《福尔摩沙变形记》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内容包括：台湾的地理，历史法律，宗教信仰，宗教节庆，祭祀姿势，生育礼仪，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农业作物，普通食物，家畜，语言文字，水陆交通，货币价值，幼年教育，学术技艺，钦命总督面见日皇，基督迫害的始末，荷兰人的阴谋，神职人员的赴日活动等。

　　

　　第二册是关于宗教的，包括作者在欧洲的经历，包括与耶稣教会的会面，关于上帝的存在，简单介绍上帝的属性，详细介绍上帝的本质，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上帝的启示，宗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奇迹的证据，基督教的目的，应许与回报，灾难与惩罚，基督教的其他证据，作者对基督教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事实上，与大部分的欧洲读者相同，这本书的作家并未亲自到过台湾，所以对台湾的风俗习惯，也就造成了较大的误解。笔者将许多亚洲其它地区的习俗与台湾进行了比较。从这个“有趣的”失误里，隐约可以看出，那时的西方人对世界的洞察力。

　　

　　例如，说起台湾人的衣著，就好像说起了阿拉伯语，又好像说起了古代罗马人的衣著。这本小册子上说：由前一任福岛王的委任总督撰写。戴着一顶镶满了珠宝的华美宽边帽。头发和胡子都很短。领子上有黑色丝绸装饰，刺绣有银色装饰。雪白的丝绸小衣，束着精致的束带，外面是一件翡翠大衣。

　　她的肩膀上挂着一块手帕，一直垂到她的左侧。别的不说，他留着短短的头发和胡须，身上披着一件短袍，外面披着一条垂到腰际的披风，和古代阿拉伯和罗马的风格一模一样。

　　

　　台湾的丧事，根据《福尔摩沙变形记》中的描述，是先抹上一层油脂，再用一头象来拖著棺材，再用一头象来拖著尸体，再将尸体烧成灰烬，这与印度或埃及人的丧事很相似。然而，尽管《福尔摩沙变形记》因为“比附误解”而被贬低了许多，但《福尔摩沙变形记》仍有其可取之处。从地理学上讲，其描述大体是正确的。

　　例如，台湾有丰富的黄金和白银和香料，有丰富的棉麻和养蚕，有丰富的矿业和丝绸，有刺绣和陶瓷等。至于技术方面，撒玛纳札也表示，台湾人相当瞧不起手工艺人，也瞧不起靠劳力为生的人，其中的缘由，就是我们十分尊重有知识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知识。中国的儒学文化，重视智慧，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台湾人作为中国人，也不能免俗。

　　

　　关于基督教首次在日本的传播，《福尔摩沙变形记》亦是一部值得肯定的作品。撒玛纳札认为，传教士之所以能在日本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重要因素是：耶稣会首次来到日本，其所宣讲的道理符合自然，并考虑到了日本人的普遍思想与习惯。

　　后来，耶稣会之所以会失败，有三个因素：一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站住了脚步，二是因为神父们嫉妒他们，三是因为神父们背叛了日本的国王。最后，作者认为，耶稣会是导致基督教于不义的罪魁祸首。

　　

　　撒玛纳札所说的上述基督教在日本布道中的得失，其实就是耶稣会在接受不同国家的文化和风俗时，采取灵活的布道战略，从而获得了一个成功的布道。至于基督教在日本等亚洲地区的传播，除了自适应的传教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政治进行干预外，还存在着不同宗教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和矛盾，这一点，撒玛纳札也有深刻的认识和总结。

　　《福尔摩沙变形记》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作品，在基督教和宗教教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过，撒玛纳札到底是谁，这就更加令人感兴趣了。根据学术界对撒玛纳札的调查，他认为他是法国人，并没有走出欧洲。所以，撒玛纳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地不冒昧地构造如此一段虚假的历史，我们也可以从他那个年代开始探究。

　　18世纪初，正值“中国热”的前夜，欧洲人急于在中国学界发声，而撒玛纳札又是一位宗教人士，他也是欧洲移民运动的一员，因此他也不愿落于人后。奇迈可认为，撒玛纳是18世纪初世界各地不同文明相互碰撞的最佳典范。

　　

　　从16世纪起，欧洲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世界。16世纪之前，欧洲与亚非诸国的交战，如埃及，波斯，马其顿，中国元代，欧洲与亚非诸国有过交往，其他时期，几乎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殖民时代，欧洲的智者们，也都在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想法。

　　到了18世纪，以“百科学派”为代表的欧洲的智囊阶层，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责任感。所以，他们常常和海外有相同想法的人建立起友情，联络感情，并常常亲身访问，把自己的体验写下来。

　　

　　欧洲知识分子将他们对地球的思考和感受，用文字和声音记录下来，用当代的“地球”视角来解释地球，与欧洲对外拓展的时代需求不谋而合。在它们的世界观中，中国就是一个重要的对手。

　　但也正是由于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研究中国的，而且大部分研究中国的人都没有去过中国，只是依靠别人对中国的了解，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错误的。撒玛纳札的《福尔摩沙变形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身为一位有知识、有信仰的基督徒，撒玛纳札对前往中国台湾进行殖民和布道的双重意义非常敏感，这一点从《福尔摩沙变形记》一书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相信，无论从地理位置的便利，空气的清新，土地的肥沃，河流的奇美，还是金银矿物的充裕，台湾绝对是亚洲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所以当欧洲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时，他却写出了一本《福尔摩沙变形记》，虽然错误百出，却也反映了台湾的特殊位置。当然，这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出名的愿望。借用其他国家的资料来编写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欧洲也很流行。

　　

　　18世纪是“创造”的年代，欧洲著名人物如伏尔泰，杜德，都为之奋斗过。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对精确性的认识，比撒玛纳札要高得多。撒玛纳札应该负责的是，他坚持认为这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

　　不出所料，这本小说一经出版就受到了欧洲上流人士的热烈追捧。该书在第一次发表后的第二年（1705年）又重新印刷了一遍，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的法文和鹿特丹的荷文。在1708,1712年，法文版本的重新出版，一直吸引着法国人的目光，直到19世纪。而在英国，发行了6个版本。

　　

　　1926年，这本书被英国再次印刷出来。当欧洲人对台湾有了较深的认识之后，此书仍有其销路，尽管每个人看重的是不同的目标，但起码证明此书还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因此，将18世纪欧洲文人观照世界的思潮与19世纪中国文人观照世界的思潮进行对比，对撒玛纳札先生的观照世界进行全面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欧洲的精英对全球的认知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即从单一的社会视角出发，关注全球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群体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效应与后果，关注各个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已经具备了“世界观”，但尚未达到“世界观”的程度。

　　在此期间，不同的学说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奎奈提出的“重农主义”和伏尔泰提出的“中国主义”。以辨证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这是很少的。十九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更多的是以“国粹之义”、“中西哲学”等学说为主，但以理性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人，却少之又少。

　　

　　然而，虽然十八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世界的看法和十九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看法很类似，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在18世纪，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国，而欧洲则是一个比较滞后的国家。

　　欧洲有能力面对自身的缺陷并向中国虚心请教。欧洲由于自身的落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欧洲为核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轻视中国，相反，他们会对中国赞不绝口。其后，由于欧洲日渐强盛，其“中心”的自觉日益增强，对中国的批判之声日盛。

　　

　　到了19世纪，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和西方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中国被人欺负、这让西方人从一个不公平的角度来看中国。整个西方人都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气，认为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良习惯和错误，因此，以“西方为核心”的思想便得到了充分的支配。

　　与18世纪的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是比较仓促的，而且把眼光限制在了西方国家和日本之间，眼界就比较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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