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北方蒙古为什么没有成为隐患？为什么没有人说满清皇室是蒙古族政权？满族皇室与
清朝时北方的蒙古为什么没有成为隐患？
如何从满、蒙视角看清朝历史？_文化_腾讯网
不用说，任何扩张和统治，都伴随权力博弈及军事征服，比如皇太极打败察哈尔的林丹汗，及康熙至乾隆年间与准噶尔蒙古的地缘争夺等。但仅仅靠暴力强压，并不会产生对新国家的认同。满洲政权另外一种重要的策略，是在政治体系和宗教信仰两方面把自己和蒙古“混一”。在这个前提下，再辅以军事、贸易、移民等方式巩固领土和人口，并用盟旗、札萨克、驻扎大臣等制度强化管理，固化各部领地，彻底改造原有的游牧方式，结束草原内部长期纷争的状态，并最终达致蒙古上层精英对大清的自觉认同。此外，正是出于塑造“混一蒙古”的诉求，藏区和今天的新疆亦纳入帝国政治视野，华北与西域的联系空前强化。
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一种部众联盟国家。他死后，蒙古世界陷入分裂。经过长期内斗，元朝皇帝最终获得蒙古大汗之位，但对其他四大汗国没有实际统治权力。在元及其后的蒙古世界中，有实力的汗或大汗可以统合各个部众国家，而当强势人物去世、实力瓦解，这些并立的部众国家可以选择脱离、独立、或结成新的联盟。蒙古语中ulus（兀鲁斯）一词，即指的这样一种“国家”，各“国”之间缺乏统一的政治认同。美国学者艾尔沃斯克格（JohanElverskog）通过研究16至19世纪的蒙古史料，指出这种松散的政治体制（他称为“ulus/t?r?制度”）是蒙古政治的重要特色，蒙古部众最初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下，认知他们与满洲国家的关系。
满语中的“国家”（gurun，固伦）和ulus意涵一致。当科尔沁、喀喇沁等部脱离林丹汗投向满洲，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ulus和满洲ulus的联合。众多不满林丹汗的蒙古部众，欢迎满洲的崛起，也愿意和满洲结成新的国家以抗衡察哈尔，这完全符合草原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到皇太极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得到“传国玉玺”后，与满洲联盟的蒙古部众推皇太极为新的国家领袖，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皇太极以蒙古大汗的身份将各部编入体制，这才开始逐渐把蒙古各“国家/ulus”改编成大清国家（daicingulus）辖下的行政单位或藩属，这一转变过程持续上百年。
与此同时，满洲政权不但通过通婚，从血缘上强化与蒙古上层的联系，而且全盘接受对蒙古人有重要影响的藏传佛教，甚至直接和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接触，建立供施关系。从元代起，蒙古上层就开始崇奉藏传佛教，并对政教合一的藏区施加影响。“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名号都来自蒙古，分别是1578年土默特部的俺答汗赐给索南嘉措（即第三世达赖喇嘛）和1645年和硕特部的固始汗赐给罗桑却吉坚赞（即第四世班禅）的称号。藏传佛教几大派别之间相互竞争，并和不同的蒙古部众建立同盟，蒙藏相互介入对方内部的政治斗争。女真/满洲虽然早就接受藏传佛教影响，不过直到皇太极时代，才真正意识到，遥远的西藏，对居住在整个北方及西域的蒙古诸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宗教入手强化与蒙古的联盟/宗藩关系，是满洲政权找到的治理内亚的法宝。佛教对蒙古的重要性，其实明朝政府也意识到，并多次利用喇嘛作沟通中原与蒙古关系的使者。但明朝并没有像清那样，自上而下崇奉藏传佛教，建立与藏卫的供施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不但出于治理需要，更出于自身精神需求。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在盛京大兴土木建造藏传佛教寺庙，今天沈阳著名的皇寺和四塔四寺都是皇太极时代敇建的。入关后，清廷更是在北京、热河等各处建造寺院供奉高僧，佛教完全融入皇家和国家生活之中。
当然，这其中的政治考量也很明显。清帝虽名义上对藏传佛教几大派别都很重视，但实际有意提高格鲁派的地位，支持黄教领袖成为蒙藏僧众的精神导师。可以说，在本来派别分立的北疆和西域，独尊达赖喇嘛（前藏）、班禅额尔德尼（后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蒙）和章嘉呼图克图（内蒙）这四大格鲁派活佛，很大程度上拜大清的提携。从格鲁派角度看，当然也乐于和清帝结成同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五世达赖喇嘛于1652年访问顺治，以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于1779年会见乾隆，后来成为满藏关系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图局部
需要提及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有利于统治的各类宗教/价值体系都大力扶植。皇族在满人的堂子举行萨满仪式，在喇嘛庙礼佛，还积极参与儒教和道教活动，这格外体现清帝的多元角色：对于中原及东亚诸国，他是天子；对于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对于蒙古，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多元意识形态在清的混一，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磨合，相互容纳而不排斥；二是所有这些政治合法性资源，都统合于对“天命”观念的崇奉。正因此，清治下的汉满蒙藏，不是马赛克似的各自为政，而是“承仰天命”之下的多元混合。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1758年，经过70多年的战争，清帝国终于取得了对漠西（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胜利，消灭了最后一个敌对的游牧汗国，在此过程中控制了从漠北到天山南北麓的广大地域。1771年，同属卫拉特的土尔扈特部，由首领渥巴锡率领，脱离俄罗斯，在屡遭挫折后归降清朝。以此为标志，清帝国基本完成对蒙古草原的重新统一：这既有清的多元政策，也靠大部分蒙古部众对国家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有学者认为，“蒙古”成为现代“民族”身份，实是在清代才有充分条件。
18世纪蒙古在清治下的统一，是在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实现的。打败准噶尔及土尔扈特东归，涉及全球史另一项重大事件，这就是俄罗斯的崛起和东扩。而欧亚大陆上两大帝国——清与俄罗斯——在内亚的相遇，给现代中国和东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文/宋念申）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太祖太宗时期
满蒙之间的政治联姻活动，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经开始。明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听说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博尔济锦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闻蒙古国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甚贤，遣使往聘，明安许焉。送女至，上具车服以迎筵宴如礼”，这应该是史载满蒙之间最初的通婚活动。[4]
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努尔哈赤二子巴图鲁贝勒娶内喀尔喀蒙古之扎噜特部钟嫩女为妻；同时，五子莽古尔泰娶该部内齐之妹为妻。六月，四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之女。同年十二月，十子德格类娶扎噜特部哈拉巴拜之女。次年春，努尔哈赤自己又纳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为妃。紧接着，努尔哈赤以女相嫁（其第三、第八女，弟舒尔哈齐第四女分别下嫁蒙古）。天命二年（1617），努尔哈赤嫁舒尔哈齐之女，纳喀尔喀部台吉恩格德尔为额驸。七年后，恩格德尔正式归附，被编人满洲八旗。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第八女嫁给来投的喀尔喀部博尔济吉特氏台吉固尔布什。之后又陆续纳五名蒙古额驸于麾下，皆编入八旗。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将养子图伦之女肫哲公主嫁予外藩蒙古科尔沁部台吉奥巴。至此，不用动一枪一刀，仅通过娶媳嫁女，努尔哈赤便将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部等编入八旗，使之成为满洲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并在其后与明王朝的军事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
清太宗皇太极
顺治到乾隆年间
1691年(康熙三十年) ，多伦会盟后，清朝在漠北蒙古建立起直接的封建统治。仿漠南蒙古盟旗制度，在漠北蒙古设4盟86札萨克旗。满蒙联姻的地域和部族范围由漠南蒙古扩大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随着清朝封建国家制度的日益完备，这一时期满蒙联姻制度也逐步完善，如特旨指婚、处罚性法规的制定及主动遣嫁等。[5]
乾隆后期到清末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宴请蒙古王公
清朝统治者对蒙古王公政治上的控制更加严密，相对说来，蒙古王公的作用日益降低，清朝统治者和蒙古王公的感情也日渐疏远。在满蒙联姻问题上的表现，是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数量的锐减和地域、部族范围的缩小。与此相适应，就是“备指额驸”制度的产生。它正式规定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不仅排除了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各部王公，而且也排除了漠南蒙古其它部的王公，只局限于漠南蒙古东部七部十三旗的范围；这实际成为满蒙联姻逐渐走向松懈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养育内廷，年长指配。养育内廷的蒙古子弟被指为额附者不乏其例，如漠北土谢图汗部的桑斋多尔济、阿拉善蒙古的罗卜藏多尔济、科尔沁蒙古的色布腾巴勒珠尔等皆是。内廷教养，年长指配，目的是使未来的额驸从小即密切与帝室的感情，忠于清廷。这时期嘉庆皇帝两位公主和道光皇帝一位公主，也先后下嫁蒙古。[4]
变化
可以说，满洲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数量、等级与清朝统治的时局形势有很大的关系。皇太极巩固后金政权、联合蒙古对抗明朝之时，康熙朝需要利用外藩蒙古出兵平叛、巩固国家疆域之时，都是公主下嫁最多最集中的时候。乾隆时清朝对外蒙古等边疆的统治稳定之后，下嫁公主的数量便出现逐朝减少的趋势。这前后的变化也正说明满蒙联姻的政治实用性。[4]
联姻制度
指婚制
探亲制
康熙北巡会亲图（部分，现存呼市公主府）
努尔哈赤时规定，凡嫁出去的女儿不准擅自回来。清朝对下嫁公主回京探亲的时间等，也都有详细的条例加以限制。雍正年问规定：公主、格格下嫁蒙古成婚后，非奉特旨留京者，不得过一年限期。凡请来京由理藩院核准者，自到京日起，限六个月即令起程回蒙古地。下嫁公主如果久居京城，自然无法发挥她们对蒙古各部的羁縻监督和施展影响的作用，故严格限制其在京逗留时间。[4]
待遇
雍正时册封公主的金册
下嫁蒙古的公主，若生子均授予职衔品级。公主之子授一品，郡主之子授二品，县主、郡君、县君之子授三品。下嫁公主及额驸亡故，朝廷会派人致祭，以示对亡故者及其家属的关怀和体恤。[4]
其他制度
满汉史料
联姻是清帝笼络蒙古的重要措施，长期的满蒙联姻，使蒙古很多
现代复原王公福晋生活场景
部的领主贵族世代与清皇家保持姻亲关系，皇家格格、公主与她们的蒙古额驸，又繁衍大量的子孙後裔王公台吉，他们都与清帝有甥舅或外孙外祖父等关系，不少人又被清帝指婚，招为额驸，每年，他们还要轮班到北京或承德觐见皇帝，接受宴、赏，进一步增进了与皇家的情感。这些皇家姻亲领主贵族，是蒙古稳固隶属清中央的重要向心势力。乾隆中期以前，漠西额鲁特准噶尔部蒙古，被清帝视为影响边疆统治的不安定因素，曾多次出兵征伐，在历次战役中，漠南、漠北及西套蒙古都有领主王公带领本部旗骑兵配合作战，不少皇家额驸立下了功劳。[2]
清代的蒙古姻亲集团成为清廷维持北疆、西北疆乃至内地安定的倚重力量。清廷采取结亲的政策，筑成一座人为的“长城” ，但它比土石筑成的长城更加坚不可摧。乾隆帝在巡幸科尔沁时，对满蒙联姻大加赞扬： “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9] 出嫁蒙古的300余名公主、宗女，全部聘与王公及其子弟，这些王公额驸与皇室之女繁衍了庞大的贵族阶层。其中不少人又身任札萨克、盟长、副盟长或协理札萨克旗务。他们与清帝族血肉相连，诚心拥戴清帝，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向心势力，这不能不说是清朝能够维系对蒙古稳固统治的可靠保障。
文化方面，出嫁的格格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和蒙古王公和后代有一定文化熏陶，还有一部分蒙古王公子弟在京师常驻，招为额驸，留京任职，成为有一定造诣的文人[10] 。而陪嫁之仆人也将内地生产工具和技术等传入蒙古地区，有的也融入蒙古族之中[10] 。
蒙文史料
蒙古诺彦（官员）迎娶满族皇帝的公主，按满族的习惯，而不用蒙族的习惯。满族的习惯是嫁女要先看女婿，如果看妥了，托媒人让男方以如意为首的礼物连同宴席一起送来。接着耍花几千两银子办迎亲酒席而娶之，没有太多的麻烦事.蒙古诺彦娶满族官僚的格格，首先要商议不用北京的迎娶形式之事。为什么呢?因为北京地方男婚女嫁要用不少木制家具为嫁妆，蒙古地方没有那么多，而且路远难行，蒙古诺彦方面就要主动商议此事。因此，蒙古人从北京娶夫人时木制品嫁妆较少。妞果菜古诺彦在北京有官职而且有住宅，那就按北京的形式办。实际上，蒙古人对于从北京娶亲不甚愿意。从北京娶夫人花钱多，而且对旗民来说也负担太重，向百姓摊派官银很难，穷旗不愿给他们的诺彦从北京娶夫人。蒙古人自清朝建立以来，娶满人的格格为夫人的旗主，在北京负了不少债而出卖本旗的土地，就是从北京娶夫人造成的。蒙古人开始从北京娶亲时正值好的时代，后来的蒙古地方形势一年不如一年，北京的满族官僚的心也越发变坏，有好格格也不嫁给蒙古人，而把远房多代之女冒充格格嫁给蒙古人为夫人也多起来了。蒙古诺彦们互相攀比，自愿从北京娶夫人的也不少。由于此因，清朝的王公与内外蒙古的王公结亲的有:义亲王的格格嫁给了蒙古博王为夫人；礼亲王的格格为蒙古喀喇沁王的夫人;与蒙古官员结亲儿辈者不少。清朝以来，内蒙各旗的诺彦基本上都与满族王公结亲娶了格格夫人。这里奇怪的是，满族王公的格格生育的特别少，蒙古人私下议论:“满人的格格们怕生孩子，因而先吃了不生孩子的药.”蒙古诺彦都把小夫人生的孩于说成是大夫人所生，这样可以继承父业。[11]
联姻统计
札萨克和硕亲王达理扎雅与满族福晋金允诚
间，为84次，入关後的268年间，为502次。这总计586次的通婚，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包括皇女公主及其他宗女格格）多达430名，其中入关前27名，入关後403名。满族皇帝及宗室王公子弟娶蒙古王公之女156名，入关前57名，入关後99名。出嫁公主、格格的人数以乾隆朝最多，遣嫁也最频繁，乾隆60年间，嫁与蒙古的皇家女儿多达179人，平均每年出嫁3人，最多的年份为乾隆四十四年（1777年），出嫁8人，这与当时乾隆皇帝严格地执行指婚蒙古的制度有一定关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