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慰藉
今年4、5月份最为难受痛苦的时间看完的这本书，给当时的我带来了精神慰藉和心理支撑。当时太懒了没写读后感，现在也只剩一些零碎观点的记录了。如果有一天能够重看这本“大部头”的话，再来补上读后感吧。关于基督教信仰
其实一直对陀式作品中基督教的母题很好奇，尤其是在读这本传记时，在详细展现了他在自然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社会主义（or空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信仰和基督信仰、理性与非理性中的徘徊和转变，才了解到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探究陀式的经历和作品的内涵，基督信仰（而且是俄国本土的东正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监狱的经历：在监狱中陀式作为知识分子和农民罪犯格格不入，但是共同的信仰让他和同胞有了共同的联系，并且看到这种信仰是农民罪犯能够和贵族较为和谐相处的原因之一，《死屋手记》中对圣诞节的庆祝就是如此。
2、现代社会科学的母题仿佛是“解构”和不断的解构，但是陀式认为解构之后的建构更为重要。尤其是在信仰当中，他不愿没有信仰、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这种信仰（指基督），人类在尘世间为满足基督的法则而展开的无尽斗争将失去意义。”而“生活在一个全无意义的世界中将是对人类尊严无法容忍的羞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那个世界里，死亡仅仅意味着毁灭——人类生活的辛劳在那里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即使有“水晶宫”，他认为人们还不如生活在“鸡窝”当中（《地下室手记》），直到找到允许怀疑和痛苦的水晶宫为止。
在这样的纠结、徘徊和双向质疑中，陀式的作品才如此独树一帜。“对后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不相信上帝和不朽就注定将生活在最终没有意义的宇宙中，当他的伟大小说中的人物的自我意识达到这个水平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毁灭了自己，因为他们拒绝忍受没有希望地活着这种折磨，在自己的痛苦中成了怪物。”关于“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关于基督、关于神的母题一直让人印象深刻，作为深受自然科学影响、备受欧洲发展影响的这一代文人，都对“神”的存在有着不同的看法。别林斯基和赫尔岑选择了无神论，前者还偏向了社会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选择了利己主义，屠格涅夫在信仰神的同时强调欧洲文明优于俄罗斯民族文明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基督信仰的论战中不断挣扎的陀式，不断强调“神”对人的教化作用。
他认为我们在否认基督、承认人之伟大的时候，相当于否定人在精神和道德上趋于提升的可能。他说：“比如，即使施特劳斯确实憎恨基督，他生命的目标就是讥笑基督，但是他却盲目全盘崇拜所有人性，并且给人的教导都显得崇高无比。”“我们必须谨记，从拒绝基督的那一刻起，人心就会堕落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因此相对于欧洲文明来说，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内心中对于堕落有种自虐的惩罚，并在这种苦楚之中得到精神上的欢愉和自我拯救：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坚持认为俄罗斯人民对自身的原罪心中有数，而欧洲人则完全认识不到自己行为的失当。他在自己的上下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认为，俄罗斯人最为基础的精神需求和原则，就是对受苦，对毫不停歇、不被原谅、无时无刻不受苦的需求。在俄国人的心中，这种需求已经打下了永恒的烙印……俄罗斯人的快乐中也夹杂着一丝苦楚，若是没有这种苦楚，他们的欢愉便不再完整”（21：36）。俄罗斯人所灌输的“爱与苦”意味着对道德、灵魂救赎的渴望，而这可以超越现时的恶，获得神的眷顾。”
陀式的看法其实也得到了其他作家的吐槽，米哈伊洛夫斯基就犀利的指出陀式思想的徘徊不定，认为他的作品充斥着“对‘神’之一词的玩弄”。这么看来，陀式对人性本身的看法不可谓不悲观，但是近几个世纪的文明发展仿佛在不断强调人本位的同时，也在走向群体堕落的复杂当中，不知道陀式看到当今世界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摸头好奇）。“他无法忍受这种生在没有意义的宇宙中的受到羞辱，在这个宇宙中人类不过是残酷而虐待狂的大自然的玩物，而他选择了自杀，将自杀当成了对生下来之后所受到的没有尊严的生活的唯一一次带有荣耀的抵抗。”关于俄国民族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元素之一就是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描写，无论是《罪与罚》七等文官父亲还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还是《卡拉马佐夫》中的米嘉和卡嘉，亦或是《白痴》中的纳斯塔西娅，还有《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都表现出一种通过自我牺牲和毁灭的倾向，进行某种殉道或献祭，从而获得自我的救赎。即使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中，妻子在拯劳改犯的故事也表现出让人不解的自虐与惊人牺牲。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对此的概括是：“苦修和弃绝精神、对贫穷的热爱、对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渴望”。文中也说：俄国人在道德的压力下，会口头高举基督教理想的伟大旗帜，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总将其违反和背叛——但俄罗斯人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反差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理解这种“自虐”性的牺牲呢？
首先，在陀式的作品中，他将这种自虐性的殉道视为最高的信仰和自我拯救手段。“克服矛盾不健全自我受虐心态的能力，即以爱报恨的能力，已经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艺术宇宙的理想中心。”
而对于自虐行为，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直觉上将自虐行为理解为被无助和羞辱逼入绝境的人性的自我肯定。“与疯狂或混乱一样，痛苦本身并非目标，仍然服从于主张道德自主的最高价值，但它能帮助我们在一个人的意义被决定论剥夺了的世界中保持这种道德自主感”——在这个角度上，选择怀疑和痛苦表现出一种道德上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肯定，支撑起了自我、拒绝顺从世人，从而维持了身为人的个性。另一方面，自虐象征着傲慢的自我向基督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完成对自我的改造，真正成为基督的信徒。也就是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救赎永远靠的是傲慢的自我（后来被认定为傲慢的智识）向以基督为代表的自由的、自我牺牲的爱妥协的能力”。
——其实还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是自我肯定和自我个性的彰显，另一方面是妥协信仰的过渡，可能这种矛盾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强大张力吧。关于叙事
《作家日记》中的一则短篇小说《温驯的女人》，少女在贫穷被卖给老裁缝做新娘的时候，当铺老板救了她并向她求婚——这并非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爱和性，而是希望有人看到他内心的正直以及备受折磨的灵魂和尊严。然而新婚后的故作骄矜和冷漠伤害了女孩，以至于女孩在深夜做出彻底的反抗：用枪对准熟睡丈夫的头颅。然而她不得知，丈夫其实是醒着的，并在某一刻故意睁开了眼，他病态地在其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在品尝着妻子的羞辱之时得到了胜利。
故事的尾声，整个冬天夫妻都陷入一种疏远当中，丈夫以为妻子的羞怯其实是一种深切且无法抑制的厌恶。在了解这一点之后，他最终跪在她面前，倾诉了多年的痛苦和对爱的渴望，妻子在喜悦中歇斯底里、全身痉挛。但就在丈夫准备好放弃一切，关掉当铺，停止对社会的报复，只为找回那原先在他手中的那份爱之时。妻子发现原本那甜蜜、温柔的灵魂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扭曲了，她现在为她自己的无力回复这份爱的能力所深深内疚。
于是最后她能做的，只有跳窗自尽，同时在胸前抱紧象征着永恒的爱的圣母像。
丈夫在绝望中大吼，走到“温顺的女性”的遗体近前，当时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充满绝望。“啊，这自然界！人们孤零零地在世上——苦就苦在这里！……一切都死了，到处都是死人。只有一些人，而包围他们的是沉默——这就是世界！‘人们，彼此相爱吧’——这是谁说的？这是谁的遗训？”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丰富地表现出一个敏感而痛苦的人的感官，没有表现过这种从对爱的需求当中萌生而出的、被自我和虚荣所扭曲的背离正常人类的性格——网文中所谓的“追妻火葬场”不过如此，都是被过度的自我关注也虚荣中衍生出的变态的人格，以至于对爱的需求如此另类。关于写作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总是选择一个不重要的旁观者作为叙事主角，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对主要任务和主要剧情进行介绍。这种叙述者会以“某种看不见和无所不在的存在，片刻也不曾离开主人公”。
这种叙事手法的优点在于：“通过尽可能紧密地把叙事者同主人公的观点联系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的优点，即自动产生由人物的所有内心看法所制造的同情效果；他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内心看法，即便当他从对意识的直接描绘转向总结和记述时。与此同时，他也保留了无所不知的自由，对于将主角的自我发现过程进行戏剧化演绎，对逐步揭示人物，对必要时从外部对其加以评论，以及对情节拓宽后完全离开他而言，这必不可少。”
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这种叙事进一步发展到两个叙事者的角色：一个来到舞台前，并且间接地被描述为城里的一名居民，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很熟悉；另一个叙事人让角色们用冗长的独白或用戏剧性的对白来表述自己，而自己几乎不加任何评述——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两种叙述方式，一种解释性的，另一种戏剧性的；但是解释性的叙事人在《群魔》中参与戏剧行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则完全从故事事件中抽离出来。
而“这样的叙事者叙事时充满笨拙和简朴，而读者会适应这些，对他产生信任感。他常常做出向读者群体寻求意见的样子，而这也让读者觉得，他给出的描述仿佛是众人商量后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用这个叙事者，来把他自己的观点暗中植入进去，而没有立刻引起敌对的反应”
俄罗斯学者V. E.维特洛夫斯卡娅将这种手法称为“心理公关”，也就是作者假借别人的名义，抒发某个倾向，表述特定的道德宗教观点。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模糊他自己这个作者和他的虚拟叙事者的关系，因为种模糊感让他能够用一种不明显的、看起来似乎很自然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这样可以将读者心理上的反抗效应降到最低，他笔下的叙事者角色的语调和态度都十分“现代化”，而这种语调和态度在虔诚的叙述者讲述俄罗斯贤者事迹的“贤者传”文体中十分典型。
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所写的，19世纪70年代的激进派否定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造物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自己的写作是解决俄国当下混乱的一种尝试，而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就是这几部作品）是为后人神圣地记载正在消逝并注定灭亡的地主生活方式的一种虔敬的努力。
这种行为方式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始终如一的方面：他坚定的独立性，他用个人力量与侵犯他道德本能的境遇作抗争的决心。他从不惧怕保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个人。
他并不将父亲描绘成残暴、没有良心的暴君，而是被绝望的生活拖得愁眉苦脸，让人同情的人物。
即便是非常熟悉俄国生活和文化的法国自由主义者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Anatole Leroy-Beaulieu），依旧对19世纪末俄罗斯大众对“苦修和弃绝精神、对贫穷的热爱、对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渴望”感到震惊。童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卑微的俄国农妇口中收集了这些印象，最终养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不可动摇的想法——俄国农民的灵魂里注满了基督教爱和自我牺牲的道德观。
这个感人的举动被视为典型的俄罗斯人的能力：俄国人在道德的压力下，会口头高举基督教理想的伟大旗帜，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总将其违反和背叛。
世间的苦难，宇宙的谜团，对爱与英雄主义的向往，因幻想无法实现的祝福而产生的悲痛与绝望，哈姆雷特式的公墓之行，浪漫的苍白，浪漫的胡须，浪漫的发型——这一切以及类似的一切，都是不屈精神的证据。
哈姆雷特的失败是人堕落的象征——人性不足以支撑他高贵的自我意识。
一个虔诚地专注永恒，一个回应现实的需求。前者注重内在灵魂为了得到净化而进行的内在斗争，后者同不断堕落的粗野的客观环境做抗争。归因于痛苦的最高价值成为矛盾，带着对弱小和被压迫人民的同情；纠正上帝对待人的方式与改造世界的渴望不断相互撞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两种道德和宗教必要性的矛盾，平衡这些对相互抵触的压力的尝试，为他最优秀的作品的悲剧性带来了源源不绝的材料。
像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剧本写作的雄心可能也像维克多·布隆贝特（Victor Brombert）一样：“小说没法让人一步登天，立即获得惊人的成就。戏剧的诱惑，就是它保证你可以即刻得到荣光、轰鸣的掌声、加倍的金钱和女人。”在浪漫主义时期，写悲剧是最容易获得批评界赏识的方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果戈理的最大创新是，他从最下，而不是从上来观察世界；果戈理对他卑微的主人公的同情从没有强到可以克服内含于叙述中的屈就立场。《穷人》的立场和心理直面阶级傲慢与阶级偏见，直面莫须有的上流社会优越性。
“走到最底层去，”他说，“然后再评价一个人毫无理由地放纵自己和忍受屈辱是不是正确。”
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感受到精神上的平等同物质上对不幸的人救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贫穷，人的自尊需求将达到病态的程度。
果戈理的叙述技巧在于他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种诙谐距离，防止读者产生情感认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其道而行之，舍弃讽刺特征，而代之以感伤主义的书信体形式，重构了杰符什金的人性和理智。
《穷人》和《外套》都包含着果戈理风格的“笑声背后的眼泪”，但是它们的比例是不同的，笑声是果戈理的最高要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重视眼泪。
过分的自负和虚荣同他常描写的对接纳和爱的渴望是联系在一起的
他对杰符什金这类人的描写暗示着，衰败着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个性塑造的唯一因素。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含混的音调，因为人物同时受到社会压迫，又对自己的道德处境负有确切的责任，其原因是他们卑微地向自己承受的环境压力低了头。
人们指责高调的浪漫主义理想让人们越发颓废、越发出世，同时滋养了一种清高的自我满足的态度。
卡佳对爱的回应，已经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教思想的感情经验基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救赎永远靠的是傲慢的自我（后来被认定为傲慢的智识）向以基督为代表的自由的、自我牺牲的爱妥协的能力。
克服矛盾不健全自我受虐心态的能力，即以爱报恨的能力，已经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艺术宇宙的理想中心。
“将科学和现实主义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篇文章中写道，“同时他又比任何人都深刻地明白，理性、科学、现实主义只能构建蚁丘而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和谐’社会。他知道，道德原则是一切的基础，”
费尔巴哈认为，上帝和基督仅仅是人类最高价值的异化本质的虚构性表现而已。因此人类的任务是通过再认这种力量和特权，重新找回异化给神的本质。左翼黑格尔派当然没有将其视为任何个人应该做的事，这是全人类的整体应该去追求的人类财富，但施蒂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立即完成自己的神格化。这对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不难预见。没有人会如此聪敏地描绘出这种无神论人道主义的内在悲剧辩证法，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845年的别林斯基没有有效地回应的话，那么他在后来的创作中用负面人物做到了这一点。这些人物否定上帝和基督，他们无一例外地进行了不可能实现的、自我毁灭性的超越人类生存条件的尝试，实现左翼黑格尔派梦想的用人神对神人的替换。
迈科夫写出了同时代人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感同身受的评论文章也绝非偶然。“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当前存在的社会，”他写道，“但是果戈理是杰出的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杰出的心理诗人。对前者而言，个体的意义在于代表一个特定的社会或特定的群体；对后者来说，社会本身的意义在于它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性格养成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惊人的艺术手段，描写了俄国社会，但这仅仅是背景，并完全被心理意义的趣味所吞噬。”
这个新的世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和精神承受能力都拉伸到极限，并不可衡量地拓宽了他的道德和心理体验。他之前读过的最瑰丽怪异的浪漫主义作品，现在成了他存在的血与肉。他将了解牢狱生活让人战栗的孤独的绝望；他将感到被迫害的人心里无法解脱的痛苦；他将体验罪犯在被折磨的生死边缘紧紧抓住生命最后最宝贵的时刻的挣扎；他将跌入社会的最底层，同被流放者和罪犯生活在一起，并聆听视道德这个词本身为闹剧的虐待狂和杀人犯的谈话；他还将享受内在和谐的片刻崇高，那些同统治宇宙的法则融为一体的瞬间，在狂喜的“灵晕”中癫痫病发。当他再一次回到社会，再一次重新发现作为作家的自我时，他的创作视野已经被新的世界及其横扫一切的神迹所定义。这一切让他可以去创作出，19世纪40年代那个只会通过浪漫主义模型去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无法比拟的，具有更深邃的想象空间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激动，他想起了维克多·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走到斯佩什涅夫跟前说：‘我们将与基督同在。’（Nous serons avec le Christ.）后者带着扭曲的微笑答道：‘一抹尘埃。’（Un peu de poussière.）
他从直觉上将自虐行为理解为被无助和羞辱逼入绝境的人性的自我肯定。
昔日对弱者和基本上逆来顺受者表示怜悯的感伤主义现在带有了悲剧复杂性，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屈从的农民罪犯的同情将官方道德的界限扩展到崩溃的边缘。比罪行本身更重要的是动机，是犯下罪行时人的处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岁月让他接触到各色人等，真正的圣徒和最卑鄙的堕落者在其中比邻而居。在某个关键时刻，几乎每个人都会超越正常社会生活的界限，犯下永远决定了其命运的暴行。
犯人一词没有其他意思，仅仅表示没有自己意志的人，但花钱可以让他显示自己的意志
对后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不相信上帝和不朽就注定将生活在最终没有意义的宇宙中，当他的伟大小说中的人物的自我意识达到这个水平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毁灭了自己，因为他们拒绝忍受没有希望地活着这种折磨，在自己的痛苦中成了怪物。
对基督的信仰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刻支持了他，被证明是他本人同俄国同胞的关键联系，把他从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宇宙的可怕前景中拯救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世纪之子”的全部怀疑——他早在见到别林斯基之前就已经熟悉了这些——完全被他对人类精神的心理—情感需求的新理解所压倒。这些怀疑再也不能动摇他的信仰，因为死屋中的一切都否定了它们，宣称理性在面对人类存在的危机状况时是软弱无力和微不足道的。
没有什么能更好地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信仰永远不稳定的平衡点，就像我们看到其在他信条中的自发表达，它将永远岌岌可危地在怀疑的深渊之上“辩证地彷徨”。
因此，身为俄国人意味着通过能唤起共同道德反应的纽带与其他俄国人团结起来；这种纽带源自内心，比所有可能扭曲俄国人的想象或钝化俄国人的道德敏感性的错误理念更加深刻和根本。一边是他们的俄罗斯之心，一边是非俄罗斯理念邪恶、腐化和不道德的力量，几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人物都将陷入这种内心斗争中。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迈科夫而探索和思考自己的过去时，作为其后西伯利亚时期作品鲜明特征的理性/非理性二分法出现了最初的模糊轮廓。这种二分法已经开始带有了具体的道德、心理和意识形态意味，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做了如此精彩的表达。
唯心主义美学家（黑格尔和F. T.费舍尔）认为，艺术反映了人类以理想之名改进自然之不完美的欲望。车尔尼雪夫斯基持相反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认定“美就是生活”，自然完全不是远不如艺术完美，而是真正快乐的唯一源泉，在任何方面都远远超过艺术。事实上，存在艺术只是因为人类无法总是满足自己的真正需求；因此，艺术是有用的，但只是真货出现前的替代品。车尔尼雪夫斯基讽刺地写道：“当梦想者不仅没有好房子，甚至也没有过得去的小屋时，想象就会建造空中楼阁。”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强调了个人对受害者或苦难者的感同身受——同情并非源于任何社会同情的理论教条，暗示了距离和等级感，而是出于将宽恕者放在与被宽恕者完全一致的道德—人性层面上的想法和心理。
在普希金之前，外国影响被接受、吸收和尊崇，但在普希金身上，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两种类型的斗争：一边是模仿西方范式的“掠夺式”类型——他早期诗歌中的利己主义浪漫者和拜伦式英雄——另一边是略显反讽的伊万·彼得洛维奇·别尔金或者《上尉的女儿》中那位心地纯洁的年轻叙述者，后者取代了前者。这些温和、淳朴和朴素的角色是纯粹的俄国式人物；他们显示在受到外国理想的诱惑后，普希金有了回归故土的愿望，那里有“真正的人，即基督徒”的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极端立场，证明两者都自相矛盾。支持艺术自由的一派无法容忍限制和指令，与此同时也反对“谴责”文学及其主题。因此，他们侵犯了自己本来希望捍卫的艺术自由原则。激进功利主义者要求艺术是有用的，但由于对艺术质量漠不关心，他们也和自己的主要原则发生了矛盾：“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永远无法以任何方式实现目标；而且这类作品弊大于利；因此，忽视艺术价值的功利主义者首先会伤害到他们自己。”
阿廖沙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是他作为梅什金前身的最清晰印记）是他可以如此彻底地生活在每个时刻，或者每一段经历和遭遇中，完全没有延续或后果的概念。因此，他无法对任何东西负责，甚至不在乎无意中在别人生活中造成混乱；他的举止完全像个孩子，书中对他的刻画也是这样：“就他的年龄而言，他太单纯了，没有现实生活的概念。”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什么比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得无情或无动于衷（或者更有甚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无情地施加痛苦）更可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堕落的谷底是为卑鄙或邪恶的行为辩护，认为它们造成的痛苦对不情愿的受害者是“好的”。
《父与子》中没有什么比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与人民爱恨交织的关系中各种暧昧方面做的精彩戏剧化演绎的场景更有预言性——他的内心冲突中一边是自我肯定的思想，表达了对个人自我实现的急切需求，另一边是历史强加给他这代人的义务，要求他们把生命投入改善落后农民的命运中去。巴扎罗夫回忆说，有一次在走过某个殷实农民的木屋（izba）时，阿尔卡季虔诚地表示，俄国将在“最贫穷的农民也拥有［干净而舒适的］小屋时臻于完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致力于实现这点”。这种义务迫使巴扎罗夫承认，他强烈地感到“对这些最贫穷农民，对这个菲利普或西多尔的憎恨，我为了他们拼死拼活，他们却连一声谢谢都不说……他们的感谢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假如他们真的生活在干净的小屋里，而我却感到烦恼——那又如何呢？”
屠格涅夫用完美的洞见深入剖析了19世纪60年代年轻俄国激进派的痛苦困境，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对他们的文化完全陌生的人民服务——他们必须为了人民放弃自己对快乐的一切主张，但后者甚至不理解他们的自我牺牲的性质或意义。对知识分子遭到悲剧孤立的此类意识——这种孤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苦役营岁月中最震惊的发现之一——尚未被充分理解为俄国社会—文化形势的客观基础。它在随后几年中将大大扩展，一定程度上因为人民的行为方式不像知识分子所预料的那样，一定程度上因为屠格涅夫把该问题提升到了意识层面。于是，巴扎罗夫作为个体对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力量的理解，以及他意识到自己独自站在人民之上和之外——这些东西将走上前台，决定19世纪60年代整个剩余时间里平民知识分子的主导态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缺乏逻辑不能证明有错，而是表明所说的和真正想说的之间存在冲突；以错误为线索可以找到隐藏在思想之下的某种东西，那才是它的真正意思。
与其说《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包含了《地下室手记》的某些重要象征和主题——肝脏不适、蚁丘和水晶宫，以及“怪人”愚蠢地拒绝为了人造和理性的社会主义社群而牺牲哪怕一点点个人自由。更重要的是倒转的反讽修辞，地下人只是在更高的哲学和心理自我意识的层面上将其内化。因为他本人的内心中将聚集因为俄国对待欧洲的暧昧态度而产生的全部矛盾，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遇到的两种激进意识形态所代表的：19世纪60年代的理性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博爱和浪漫的空想社会主义。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赌博隐含了尝试让自己超越人类的不可靠程度，在这番朴实而愧疚的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了很快将出现在他本人作品中的一个西方文学的重要主题。因为我们在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中的马基雅维利式恶棍形象，他们不受管束地追求私利，用冷静而精心算计的理性来对付挡道的各种良知的道德命令。在欧洲文学的传统中，把这种冷冰冰的自我控制的梦想付诸实践的尝试一直被描绘成亵渎和可怕道德混乱的源头。它们代表了人类与基督教上帝的意志为敌，在许多个世纪来主导人们想象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中，上帝为人类安排了中间的位置和含糊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仍然留存着这种传统观念，在《罪与罚》中，他将很快描绘类似信仰的后果：有人相信纯粹的人类理性的力量至高无上，试图以其替代良知的作用。
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个性法则的镣铐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有失偏颇地认为是人类状况中无法摆脱的元素。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将基督教理想描绘成人类生活中积极的有益力量，通过它可以摆脱那些镣铐；这种理想的效果有时甚至相反。比如，《白痴》中出现的基督式人物只会导致冲突加剧，而非帮助缓解或解决它们。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道成肉身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产生唤醒和激励的作用：上帝派基督前来不是为了赐予人类赦罪的平安，而是为了鼓动他们同个性的法则展开斗争。
对地下人唯一的慰藉是“19世纪的智者必须是，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大体缺乏性格的人”，他自夸地把自己没有性格归咎于他“意识过多”。由于这种“意识过多”，他“最善于认识到我们曾经”（19世纪40年代）“所说的‘一切崇高和美’的所有精妙之处”。但“陷入自己的泥沼越深，我就越容易完全沉没。”
地下人所谓的“意识过多”这个伪科学术语戏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段声明转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中的断言，即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自由意志这样的能力，因为人们认为是自发的一切行为实际上只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地下人揭示了由于这种对“法则”的知识而造成的“意识过多”对自身性格的影响，从而嘲讽地展现了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某种神秘而非个人的力量——自然法则——让个体陷入了完全的无助，他们对这种力量做出人性反应的唯一方法是拒绝默默地服从它的暴政，对它的压力做出反抗，无论方式多么可笑。拒绝被治疗就属于这种反抗，虽然可能弄巧成拙；地下人表示，抱怨牙疼表达了“你们的痛苦全部无目的性，这让你们的意识深受羞辱；你们当然可以唾弃自然法则的整个体系，但你们还是会受苦，而它却不会”
与疯狂或混乱一样，痛苦本身并非目标，仍然服从于主张道德自主的最高价值，但它能帮助我们在一个人的意义被决定论剥夺了的世界中保持这种道德自主感：“在水晶宫中，甚至［痛苦］都是无法想象的：痛苦是怀疑和否定，什么样的水晶宫会允许存在怀疑？”怀疑的能力意味着人尚未变成只会按照理性行事的理性——伦理机器。这就是为何地下人宣称“痛苦是意识的唯一来源”（5：19）；痛苦和意识密不可分，因为后者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主要是人类个性的道德特征。
若没有对自己过分的苛求，若不是在某些时候鄙视自己到了憎恨的程度，有教养和体面的人是不可能虚荣的。
受虐心理在作品的两个部分中的功能大同小异——就如受虐在第一部分中招致了痛苦并让良心保持活力，它在第二部分中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地下人对受虐“快感”看似病态的培养最终支撑了他的自我，让他拒绝听话地顺从世人的判断。正是这种自我主张让地下人在20年后抵挡住了水晶宫的诱惑，在后者中，自然法则完全消灭了人的个性。
当地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类身份而斗争，宁愿折磨自己也不愿服从自然法则时，意识和痛苦被作为价值得到肯定。但只要这种斗争仅仅源于利己主义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而进行的负面反抗，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遭遇可怕反转的风险；始终存在的危险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己主义者会以帮助他人净化他们的灵魂为借口来让他人受苦。《地下室手记》最后顺带引入的这种可能性将在《罪与罚》中得到精彩的发展，拉斯柯尔尼科夫将试图说服索尼娅，他为了崇高的目标而牺牲他人的做法在道德上相当于她出于同样的目标而牺牲自己。
因为这些作品将证明，正是在争论和论战激烈的你来我往中，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立场，找到了他整个余生所关心的伟大主题——激进俄国知识分子想要在新的“理性”基础上建立人的生活，代替仍然活跃在俄国人道德情感中的神授秩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这种愿望带来的道德—心理危险。
通过尽可能紧密地把叙事者同主人公的观点联系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的优点，即自动产生由人物的所有内心看法所制造的同情效果；他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内心看法，即便当他从对意识的直接描绘转向总结和记述时。与此同时，他也保留了无所不知的自由，对于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发现过程进行戏剧化演绎，对逐步揭示人物，对必要时从外部对其加以评论，以及对情节拓宽后完全离开他而言，这必不可少。
伊恩·瓦特（Ian Watt）在谈到康拉德时所说的“主题并置”——即将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并置，从而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但没有作者的解释介入——所产生的主题效果。
为了帮助一个被脑满肠肥的好色“花花公子”跟踪的醉酒姑娘，他报了警，但出人意料地马上又恶心地走开了。突然，“似乎有什么东西叮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下；刹那间，一种完全的恶心感袭遍他的全身”，于是他转向了另一个极端，自言自语说：“让他们相互活吞了对方——与我何干？”（6：42）“叮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是这些达尔文式的反思，它们把强者的胜利视作天经地义，对弱者的任何帮助都违背了自然法则。
“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掌握着真理，痛苦万分地看着别人。”
马克斯·谢勒（Max Scheler）在《同情的性质与形式》（TheNature and Form of Sympathy）这部出色的作品中区分了他所谓的“间接同感”（vicarious fellow feeling）——包括体验理解和同情他人的情感，但情绪上不被其左右——与导致丧失身份和个性的完全融合。《白痴》的基本情节发展可以有条件地被定义为公爵从第一种同感走向第二种，但在第一部分中还看不到这种身份的丧失。
因为公爵是基督之爱的信使，如果不是普世的，这种爱就一无是处；但他也是个凡人——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两种不同的爱必将分裂，不可避免地把他卷入了无路可逃的悲剧纠葛，在这条死胡同中，普世的同情责任致命地遭遇了人类爱情，后者是公爵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利己主义”形式
小说的结尾向我们展现了公爵无助地被困在他的人类本性和神圣任务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失去了所有的理解力和近乎所有的同情，被他无法控制的事件弄得不知所措。他对现实世界的意识越来越弱，最终他的个性干脆瓦解了，抛弃了所有自身的主张，完全为他人的需求服务。在查看纳斯塔西娅尸体（她自愿选择死于罗戈任的刀下）的那个诡异而令人难忘的场景中，公爵在半疯的杀人犯的痛苦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真正陷入了精神的黑暗，那正是他一直担心自己会为幻觉启迪而付出的代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对完美之人”就这样结束了旅程，他曾试图凭着将人类变成爱之普世和谐的末世过程所发出的神圣之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坚持认为俄罗斯人民对自身的原罪心中有数，而欧洲人则完全认识不到自己行为的失当。他在自己的上下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认为，俄罗斯人最为基础的精神需求和原则，就是对受苦，对毫不停歇、不被原谅、无时无刻不受苦的需求。在俄国人的心中，这种需求已经打下了永恒的烙印……俄罗斯人的快乐中也夹杂着一丝苦楚，若是没有这种苦楚，他们的欢愉便不再完整”（21：36）。俄罗斯人所灌输的“爱与苦”意味着对道德、灵魂救赎的渴望，而这可以超越现时的恶，获得神的眷顾。
但是，自相矛盾者对此保留观点称战争终将出现，其原因是人类无法“完全按照高贵的思想生活，而且我甚至怀疑人类热爱战争，因为战争恰恰符合某种高贵的思想”。在一段冗长的未曾被打破的和平局面中，社会腐败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平衡一直向着更为愚蠢和粗野的一面倾斜，它主要是向财富和资本倾斜”。战争对人民自身恰恰有着“最为良好的卓越结果”，因为战争“能够在战时给予人们平等，在调和主仆关系的同时更展示了人类最为尊严和高尚的一面——为大众利益而牺牲生命。比起和平年代，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在1812年的战场上显得亲密多了”（22：122—126）就这样，战争带来了阶级团结，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中阶级团结正是解决俄罗斯社会种种疾病的良药，通过俄罗斯对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援助，这种团结正在渐渐出现（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团结后来作为主题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话题上所写的全部文章。
他无法忍受这种生在没有意义的宇宙中的受到羞辱，在这个宇宙中人类不过是残酷而虐待狂的大自然的玩物，而他选择了自杀，将自杀当成了对生下来之后所受到的没有尊严的生活的唯一一次带有荣耀的抵抗。
正相反，它是一种扭曲的对痛苦的享受，将痛苦当成美学上的愉悦，或者当成智力优越性的展示。对痛苦本身的讴歌，已经和怜悯、同情、自省没有任何关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就是人性的终极堕落。
俄罗斯学者V. E.维特洛夫斯卡娅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模糊他自己这个作者和他的虚拟叙事者的关系，因为种模糊感让他能够用一种不明显的、看起来似乎很自然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观点[插图]。她将这种手法称为“心理公关”，也就是作者假借别人的名义，抒发某个倾向，表述特定的道德宗教观点——而且作者很清楚，这个观点很多读者很可能会反对。作者这样可以将读者心理上的反抗效应降到最低，他笔下的叙事者角色的语调和态度都十分“现代化”，而这种语调和态度在虔诚的叙述者讲述俄罗斯贤者事迹的“贤者传”文体中十分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