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方法论范文
文学研究方法论篇1
关键词：文学批评；突破；创新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30-01
一、批评方法除旧求新的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的时代浪潮要求学者们必须重新思考文学研究原有的思维模式，拓展审视世界的观察点，使文学评论从封闭走向开放，赋予其新的生机与活力。钱中文指出：“解放后的文学研究方法，不同于解放前的，原因在于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文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上五十年代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就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这套方法曾取得过重大的研究成果，但略显单一，难以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的概括。因此，文艺研究的方法更新具有迫切性。
1985 年，在《文艺理论研究》第 3 期和第 4 期上，用了大量篇幅刊登了《探讨新方法，改革旧观念――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年会讨论会综述》和文艺理论研究新方法笔谈，众多学者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丁宁《系统研究：文艺理论跃迁的契机》、陈渤海《马克思主义与理论创新》、徐辑熙《方法要探索，观念要更新》等。学者们在认识到新的方法论的介绍与运用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方法论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化
1985 年被认为是中国文艺学的方法论年，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被借鉴到文学研究中来。从整体上看来，新方法论大的范围有两个方面，即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量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被移植到人文学科领域，其中对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一些与“三论”有关的新鲜术语，例如：元素、结构、功能、调节、反馈等，被吸收到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中。林兴宅也认为，在文艺研究中引进“三论”的尝试是现代社会对文艺科学提出的新要求。
在文学观念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反映论文学观，而精神分析学说则是表现论文学观。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在精神分析文论引入后对传统反映论文学观进行了批判与改造，提出了主体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新的文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观念发展的多元化。在批评观念方面，提出了心理批评方法，摒弃了以往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并将对创作心理的阐发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80年代中后期以来，精神分析学说对创作心理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心理学理论体系在创作心理研究中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学者们立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扬弃了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文学是体现性本能、无意识等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内容，而充分重视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及心理表现等因素，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创作心理学理论。
三、方法热的深度思考
这些新观念的引入在开阔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同时，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思维方式，促使人们的思维模式发生现代转型，文学批评方法告别了狭隘的反映论，开始自觉地寻求新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现代文艺研究方法论取代了传统文艺研究方法论，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方法大变革的时代。
“文艺学方法的探讨，最大的功绩就是彻底打破了历来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上方法单一的局面，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的前提下，敢于冲破以往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或被实践证明不够完备的个别原理、个别论断，为文艺学说在新时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注释）随着新观念、新方法的爆炸式输入，这场“新方法论”热在宏观层面上促成了我国文艺学范式在本世纪的第二次重大转折。新方法论对我国文艺学发展的转轨换型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由于受到我国历史背景和自身条件的种种限制，在新方法的探索和运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总体看来，“方法论热不仅仅是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变革，而且是中国学术界走出‘文革’阴影、冲破理论禁区和束缚后的第一次自由跳跃，是中西文艺学界沟通理解、平等对话和交流的第一步，也是中国文艺学激活创新思维的必经之路。这就是方法论热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但当下我们在肯定这场方法论热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如何才能更好地把这些外来的新方法消化吸收，把西方文论本土化，化被动接受为能动吸收，这在当下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文艺理论家们在迫切吸收各种方法论的同时，不仅仅要吸收别人的理论成果，而且还应注意对其生成过程的考察研究，以学术批判的眼光，把多种研究方法吸收融合，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对文学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像蛤、蚌把异质化为珍珠一样，消化融合的过程会很辛苦，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光彩夺目的珍珠。
参考文献：
文学研究方法论篇2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源于法国。为了避免盲目的比附，给比较文学“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1］，法国派学者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人为缩小，其代表人物基亚明确地将其归为“国际文学关系史”。这样的研究思路把比较文学研究引入了死胡同，似乎比较文学研究就仅限于无休无止的实证，因而导致“一潭死水”局面的产生，其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今天自然被摒弃了。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派学者把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将比较文学扩展定义为:“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把文学和人类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1］此种定义把比较文学研究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可这个定义也有不够完善之处。首先，研究的区分基础是不同国别，这种区分忽视了国界的多变性，忽视了同一国家内存在不同文化乃至文明的可能;其次，此定义把比较文学引入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境地，似乎什么都可以拿来比较了。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与做法，针对自身具体情况也提出各种比较文学定义。总的来说，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致力于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交流与沟通，异质与互补。曹顺庆教授认为:“跨文化研究(跨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2］。因此国内的比较文学定义大都强调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其具体表述有“两跨”、“三跨”、“四跨”、“五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名目繁多的“跨越”着重点都在强调异质性，但实际上每个“跨越”后面都隐藏着许多问题，也不禁给学习者带来疑惑，到底哪些是比较文学应该“跨越”的?应该怎样“跨越”?
二、定义之争根源
造成定义之争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的模糊不清。下面就结合中国学派的具体情况，对比较文学作定义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具体的阐述。
1．跨越性的模糊不清
既然把“跨越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质特征之一，那“跨越”就不能是一个泛化无界定的词汇，必须要对跨越度有所规定，我们才能明确研究内容。比如，“跨民族”里的民族是以国家为单位呢，还是以种群为单位?而对“跨文化”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由于“文化”一词的多重内涵和人们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从而导致对文化跨度的难以把握。有的学者为了避免这种歧义，把“文化”改成“文明”，并特别说明:“‘文明’在‘跨文明研究’中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传承(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社会共同体”。［3］这样的修改企图从大的方面、源头上来把握，其实这样还是有歧义。因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接受不同的文明。比如韩国以前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文化，而到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痕迹处处可见。那么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古代文学和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现代文学相比较可以划作比较文学范畴吗?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的定义仅是一味注重跨越的领域问题而不对跨越性本身有所限制说明，那么无论怎样精确描述，都会有漏洞。因此，作为定义，我们必须对跨越度作出一些符合学科特点与发展规律的具体限定，才能完善并明确定义，从而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理解。另外，跨越性的模糊之处还在于众多的“跨越”之间是逻辑关系是“且”的关系还是“或”的关系。比较文学的研究材料是同时要满足这些条件，还是只需满足其中几个甚至是只需满足一个?它们之间有主次之分吗?好像定义中的一个个小小的顿号并不能解决这些疑问。现在有的定义前面几个“跨越”是“且”关系，可对后面几个“跨越”又是“或”的关系。如果没有明确的说明，读者是难以把握的，这也是造成混淆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要明确定义中的“跨越性”，我们在作定义时必须有所说明，不但要明确其内涵外延，还要理顺各个层面的关系。
2．对跨越性的过分注重
现在国内学者普遍认同跨越性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基本特征，众多的定义已可以简化为“Ⅹ跨”。尽管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它并不是比较文学的唯一特征，也不是它独具的特质———许多其它以“比较”为名的科目，其着重点也在跨越性。因此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固然应当强调其跨越性，而对其它属性也不能忽视。毕竟，比较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4］跨越只是手段之一，不是目的。对跨越的过分注重，会导致对比较文学其它属性的忽视，也混淆了比较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根本特征。仅以“跨越性”或者说跨越异质文化(或文明)作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其实是不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比较文学学派都可以说自己是“跨越”的。即使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也是有“跨越性”的———毕竟，没有“跨越”就没有“比较”。比如，梵•第根就曾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应该超出一元性而具有跨越性”。［5］只不过他们所认为的“跨越”和我们中国学派的概念有所不同而已。当然，我们中国学派还强调跨越的异质性，但是我们也可以对“异质”有不同理解。虽然我们中国学派是以跨越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特征的，但是任何一个不属于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学派都可以称自己是在“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关注世界各大文明”［6］，都可以把这一特征纳入自己名下，那我们中国学派的特殊之处在哪里?虽然“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但是至少比较的重点要放在文学性上，否则我们这个学科就不能成立。杨恒达教授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比较文学应该是重点在于探讨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理论)之间文化差异及其人文精神内在联系的一种文学研究。”［7］该定义避免了众多“跨越”类定义所产生的漏洞与概念混淆，把定义重点转到文学性上。“根据这个定义，比较文学虽然以文化探讨为重点，但是毕竟同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不同，因为它的切入点是文学现象，它的研究对象是‘各文学现象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人文精神内在联系，严格限定在文学领域内，所以这门学科只能是文学研究，而不是别的。”［7］虽然学者们对此种定义还有不同看法，但这毕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杨氏定义为我们解决“跨越”类定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中国学派没有相对统一的方法论
既然跨越异质文化(或文明)不能成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那我们中国学派要立足并发展，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别具特色的方法。方法论不同于具体方法，它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细化到具体学科上，方法论特指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因此，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可以理解为指导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总的原则和方法理论。虽然在对比较文学定义的描述中，一般不会涉及到方法论，但是方法论的明确，对我们整体地把握这门学科，有效地界定比较文学，甚至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长远发展都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其有坚实的方法论作为基础，而我们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似乎就不是那么特征鲜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西方，在西方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这就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上了西方烙印，甚至有的早期学者认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8］因此，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要站稳脚跟，要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而要建立一套理论体系，必须要有方法论为指导。没有方法论，我们不管写多少论文，其实还是围着西方研究转。由于没有基本的统一认识，导致我们中国学派对比较文学定义众说纷纭。方法论对具体研究也会起到指导作用。虽然“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在比较文学界尽人皆知，但究竟怎样做才不是“文学比较”?比附性文学研究固然浅薄，可怎样才能走向深层次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其它文学的分支学科有什么区别?曹顺庆教授曾给出这样的“药方”:“文化异质性与互补性应当成为关注焦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X+Y”型的浅度比附文学，从而走向深层次的比较文学研究”。［9］但是用这个“药方”还是可以进行浅度比附的———其实用任何有效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进行浅度比附。因此还是要用方法论作指导。这里并非倡导学者们尽量多地探索方法，而是意在我们要首先确立方法论，这样我们才会知道可与不可，才明确我们所研究的目的，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要知道，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虽然给研究者指明了一条路，但毕竟只是一条，还有别的路可走?难道要全让别人指出来?如果没有一套方法论，我们只能是举步维艰。没有一个鲜明、坚实的方法论为基础，而想摸索出为大家所认可的研究方法是事倍功半的。说到明确方法论，就不能不考虑我们中国的文化实力，我们在选择或创立方法论时是应考虑到中国特色的。我们中国学派方法论的立足点应该考虑到我们中国(尤其是大陆)的现实与历史情况。既然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主导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那我们的方法论就应以此为基础，结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再综合我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起一套别具特色的方法论。
三、结语
文学研究方法论篇3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
文学研究方法论篇4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推翻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推翻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 (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 [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 [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 [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 [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 [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朱德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朱德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 [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 [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 [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 [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 [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 《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 [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9] [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30]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267页，人民出版社，1985
文学研究方法论篇5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 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
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 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
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方法论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一，忽略"文学性"问题。不少新方法批评仅仅满足于运用一些新名词、新术语、新范畴，或单纯对文学作品进行字、义、句的数量化精确分析，而背离其文学审美特性这一整体价值，这样的研究忽略了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将文学等同于同于一般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共同性，使文学仅仅作为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的一个例证而已，这将使我们难以从新的角度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文学，反而丧失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二，忽略多种研究法的互补性。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从作家、作品、读者、社会文化四维上进行全面把握。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要想揭示整个文学过程之谜都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揭示各层次的相互关系，揭示文学系统的规律和个体感悟中的价值底线，从而使我们对文学获得本真的认识。其三，为方法而方法而是去分析方法之目的。在"方法论热潮"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两难境况：文学研究者越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运用新的理论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读者就越感到坠入五彩云中，不得要领，于是，"新方法"的运用，使得深奥的理论研究和论证的艰深探索的学术著作，成为理论圈内批评界同行或者少数读者的读物，理论成为文学阅读的障碍。我认为，那种只为少数同行而写的批评著作是缺乏生命力的，那种无视读者的文学批评是短视的。这些问题论可以使我们的文学方法论热过去以后，进行深度反思和价值评价。
文学研究方法论篇6
【关键词】教学改革 本科毕业论文 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047-02
作为全国优势特色专业的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并兼具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近十年来不断改进的“四环节”教学法的实施，不仅在本科教学上是一大创新，其教学成果也得到了区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但是，如果我们不固步自封，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我们会实事求是地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学生在最终实践能力的提升上，程度有限，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它集中表现在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且一直没有明显的改进。笔者承担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任务已经有十余年，平时也担任《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积多年的经验，我以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我所指导的学生论文均是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存在的问题，既带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特有的问题;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是中文系各方向论文写作共同存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一步深化中文系的教学改革，从课程教学内容调整、课程设置改进及学生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等多角度入手，别无它途。下面我就以外国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为例，谈一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选题范围
虽然从比例上看，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不少，但具体到写作内容，则呈现了选题较为陈旧及视野较为狭窄的特点。四年本科教学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基本奠定了学生外国文学的知识基础，对学生论文选题的确定影响巨大。它引导我们的学生更多地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典范性的文学人物及文学现象、关注对作家作品的美学及人文批评。一些作家作品及典型人物，几乎每年都会有学生涉及，即使学生写作切入角度会略有变化。比如，英国十九世纪女性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国十九世纪文学，而涉及到的作家有勃朗特姐妹、哈代、司汤达、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他们笔下的简?爱、苔丝、于连、卡拉马佐夫、安娜等，也往往成为学生人物性格分析的常客。不同届学生的论文选题，重复现象较为突出，虽然指导老师在最大程度上力图避免这样的重复。这一现象，与为期一年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是相吻合的，能反映课程教学对学生外国文学接受与理解的影响，因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比较强调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那就是学生在论文写作上所体现出来的外国文学视野，受《外国文学》课程的影响是明显的。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近现代文学、关注文学的思想及美学价值，始终是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最显著特征。而由此反映出来的学生主动性和创新性思维的不足、写作视野的相对狭窄，也无庸讳言。如果我们的《外国文学》课程在课时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延伸，能在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对学生有所引导，学生的写作视野无疑会开阔得多。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后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应当大力改进的地方。
二、研究方法
较之选题范围上的相对狭窄，学生在外国文学论文写作上所展现出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上的陈旧和单一，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究其原因，我以为还是与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对文艺学方法论的忽视密切相关。在中文系的培养模式设计中，除了《文学概论》一课外，并没有其它的相关的文学方法论课程，也没有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相关的课程。学生在三年的学习中，没有接受到文学方法论的课程教学，这使得他们对文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相当陌生，没有明确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意识。所以在毕业论文写作时，他们只能模仿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在作品与作家、社会及读者的四维关系上做文章，内容也无外乎作家传记研究、作品主题及思想价值分析、人物典型性格研究等方面。而从形式主义的角度、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几乎没有出现过。曾经有一个学生的论文选题是《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语言风格》，应该说已经论及到一个新的角度，但遗憾的是，该学生在写作中不过强调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韵律上对欧洲十四行诗承前启后的贡献，浅尝辄止，并未能对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语言学角度的形式主义分析。究其原因，还是缘于对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不熟悉，对“文学性”和“陌生化”等概念的不熟悉，在写作中不能运用这样的理念去分析文本。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生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思维。这不仅表现在学生的许多外国文学选题直接就是比较文学或与比较文学有关的，也表现在学生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过程中，能自觉地置研究对象于世界文学的语境，用比较文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剖析问题。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人物性格分析，不少学生都自觉地将其与同类型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典型进行比较，试图从比较中确立其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我以为，这样的思维方法，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也许较之希望其在方法论上的变化，有更多的价值和更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对学生在比较意识和思维上的期待，应该高于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变化的期待。而且就文学研究的价值而言，比较文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呈现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态。这一点，从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
三、问题反思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教学改革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讲授――阅读――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法的构想和实践，通过对学生阅读、思考及写作能力的多层次积累式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这一教学模式的改革至今已近十年，成效显著，已经得到了教学同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长达三年的培养过程，其人才培养的效果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地集中反映在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仅就多年来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选题写作的情况看，我认为无论是论文选题范围、研究和批评方法，还是论文的写作规范，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要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教学改革。很显然，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了。只有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和写作指导模式上进行一定的改进和调整，方足以应付这样的变化。学生对论文方向和选题的抉择，无疑与《外国文学》课程给予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背景是相关的;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也是由这样的知识背景提供的。很少有学生能越过这样的背景，去独立地完全凭借自己的爱好与兴趣选择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所以，如何拓展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范围，让他们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与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及文学背景联系起来，应该是《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具体来说，我以为，如果现有的教学课时不能有大的提升的话，那就加强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进。已经成熟的没有大的争议的内容，如古典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不妨让学生主要用自学的方式去掌握;而一些未有定论的领域，一些与今天的文化文学密切相联的文学现象。
学生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得到有效的训练。为此，我以为急需设立一门文学方法论研究的课程。这一新课程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外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二是对古今中外典范的文学研究实践和范例的介绍。这一门文学方法论课程，还应该涉及学术研究基本条例和规范的介绍与研究。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一问题。我们在学生培养中，注重了学生文学知识的积累，注重了学生文学鉴赏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却忽略了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学生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学术素养的提升。
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学教学，应该时时明确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在各民族文学大交流、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民族文学背景下的文学研究都已经是过眼云烟，被时代的拒绝和摒弃。因而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强调跨越一个民族文学视野的文学研究。虽然对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来说，这一点无疑最为突出和明显，但对中文系其他方向的选题而言，不也同样如此吗？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方法都能给我们带来思维境界的提升和学术视野的延展。只有明确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对学生文学研究的引导上，才可能有更明确有效的方向。这一点，通过这几年学生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写作，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我们的民族地区的定位和角色。
文学研究方法论篇7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