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范文10篇
传统医学范文篇1
1对传统医学的认识
在WHO的传统医学战略中,对什么是传统医学存在认识上和表述上的困难,即“在全球水平,传统医学没有精确的定义或描述,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有时相互矛盾的特性和观点。”[1]因此,为了寻求最大限度的包容,WHO在工作定义中把传统医学看作“包括各种医学实践、方法、知识和信仰,它整合了单独或联合应用以维护人类健康并治疗、诊断或预防疾病的以植物、动物和/或矿物质为基础的药物、精神疗法、手法治疗和运动。”[1]在此范畴内,传统医学具体包括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地安土著、大洋洲、中美、南美洲和其他不同文化中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民间传统医学系统。与对抗疗法显著不同的是,传统医学在理论和应用上受到历史、个人态度和哲学等因素的影响,其实践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多区别。WHO认为,面对传统医学的多样性存在,要最大限度发挥其作为一种卫生保健资源的潜力,必须首先解决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政策、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合理使用有关。综合世界各国的实践发现,如何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已成为目前制定推广政策必须优先解决的难题。WHO认识到,在对抗疗法成为主流医学的时代,要扩展传统医学的服务,应当建立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标准。但事实上,传统医学的实践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中孕育而成的,并没有相应的国家或国际标准对其进行评价。为了弥补这个不足,WHO一方面帮助成员国制订实施传统医学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建议建立传统药物的性能、功效、质量和无害性的数据库,并希望各国能够重视并注意避免在传统医学治疗和草药使用方面出现的问题。作为其战略行动框架的主要内容,WHO希望通过扩展传统医学的知识基础并提供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方法的指导,提高传统医学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从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传统医学的研究来看,其基本现状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现代研究实现对传统医学的再认识,并以此扩展传统医学的知识基础。但这样做很难避免受到培根(LordFrancisBacon)在其晚年已经意识到的有待后人克服“知识的全部缺陷”的制约,而此“缺陷”则是“人工”的或“非自然”的实验(科学实验)所固有的。要克服这个缺陷,就需要产生“在哲学方面给以指导和启示的科学”。在所需要的科学尚未诞生之前,从哲学上辨析传统医学的知识性质就显得十分必要。而按照波兰尼(MichaelPolanyi)关于知识分类的理论来看,传统医学应属于与个人体验相关的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这种知识与以客观化为特征的明晰知识(explicitknowledge)有本质区别,其根本特征是一种具有整体属性的知识。只是在明晰知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意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常常受到明晰知识所禀受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惯性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们所理解的传统医学缺失“标准”,并反而具有“知识缺陷”。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事实上是根源于“方法缺陷”,即以分析还原为主的方法论无力处理“整体”,而且反过来认为“整体”不是“整体”,而是“问题”[2],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很难找到恰当的对传统医学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评价方法。从总体上看,WHO看到了传统医学的文化属性及其文化多样性,但在评价方式上仍然缺乏对这种多样性的尊重,其结果是没有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以充分发挥传统医学作为一种卫生保健资源的潜力。事实上,在找不到其他恰当的对传统医学的评价方法之前,鼓励世界范围内对传统医学的传承更有助于扩展其知识基础。从性质上看,基于历史的评价往往更为客观公允,比一时之得失显得更为全面。中国具有优良深厚的史学传统,而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应当加强对传统医学的传承及其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2中国基于原创的做法
中国传统医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理论系统,经验丰富而有效。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加大了对传统医学的扶持发展力度,并顺利应对了被WHO过于重视而引起被动的甲型H1N1流感危机。目前,中国有经验的名老中医成为被尊重的对象,其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视为传统风范。此外,中国政府也正在加大对民间中医的重视程度,原来被政策所排斥的许多民间医生也逐渐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医疗体制之内。而一些中医院校也正在开展对传统医学私人传承的制度性建设。在政策逐渐开明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次第开展了对传统医学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评价方法的基础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国家重点基础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对中医原创思维的研究,希望借此能够真正建立推广传统医学的认识基础和知识基础。在已经初步形成的共识中,“象思维”被认为是传统医学理论得以建立和其经验得以积累、学习和传播的主要思维方式。象思维是整体把握人体生命规律及其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中医学也被称为是“象科学”[3],其典型表现就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藏象理论”,该理论对变化中的“象”,既有分别,又能通过特殊的方式领会到生命的整体状态。不言而喻,这项研究是开创性的,至于其能否促进并建立对传统医学的恰当评价方法体系尚待进一步评估。但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传统医学的评价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可以期望,中国制定的发展传统医学的政策将会更符合实际,也必将提升中国对制定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政策的影响力。
传统医学范文篇2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不具备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除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和医学专业技术职务者外，参加医师资格考试，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传统医学”是指中医学和少数民族医学。
第二章考核
第四条考核是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各考核机构具体实施。
第五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
第六条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已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师承人员，可直接申请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其余师承人员申请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的，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力。
（二）具有经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的师承关系合同，连续跟师学习满三年；指导老师具有医学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从事临床工作二十年以上；有丰富、独特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医德高尚，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得到同行公认；应聘在医疗机构坚持临床实践，能够完成继承教学任务；同一指导老师在同一时期内带教学生不得超过两名。
（三）取得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颁发的《出师合格证书》。
（四）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中试用期满二年的。
申请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的，除具备上款（一）至（三）项条件外，还应当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
第七条申请考核确有专长人员的，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经地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审定为确有专长，并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
（二）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十年以上，并经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确认医术有专长的。
第八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内容包括职业道德、业务水平等。
业务水平考核中，师承人员的重点是学习老师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情况；确有专长人员的重点是是否具备独特专长，疗效是否明显优于同种或同类病症的其它治疗方法。
第九条考核的方式可以包括：个人述职、口试、笔试、实际操作、对其本人书写医学文书的检查等。
考核标准及具体考核办法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参照《执业医师法》第九条、第十条的有关规定，按照本办法第八条及本条前款的要求统一制订。
第十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核每年举行一次，考核时间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统一确定。
第十一条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申请考核者，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申请审核表”。
第十二条申请考核者，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申请审核表；
（二）本人身份证明；
（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二张；
（四）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的有效行医资格证明；或《师承合同》、《出师合格证书》；或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确有专长证明。
第十三条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已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师承人员，经批准其行医资格的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其余师承人员经试用机构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
符合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确有专长人员经批准其行医的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符合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确有专长人员经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向辖区内的考核机构提出考核申请。
考核机构按规定程序和申请条件复审合格后，通知考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核。
考核结果由考核机构通知考生。考核合格的，由考核机构出具考试资格考核合格证明，并提出推荐意见。
第十四条考核机构是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指定的县级以上中医、民族医医疗机构。
考核机构应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与技能和对考核对象的业务培训与指导能力。本地区无具备考核能力机构的，由上一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指定考核机构承担该地区的考核工作。
考核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职责及辖区范围等由指定其承担考核工作的中医（药）主管部门确定。考核机构的具体条件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考核机构应成立专门的考核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中级职称以上的医学专家组成，包括一定比例熟悉本专业的医学教育专家和外聘医学专家。
第十六条考核机构应当建立工作规则、保密、考核资料归档存放等相应的工作制度。
考核机构应当在考核工作结束后五日内，向指定其承担考核工作的中医（药）主管部门报告考核工作情况与考核结果。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审核考核机构的相应条件；负责指导、检查和监督考核机构的考核工作。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按年度将委托的考核机构情况报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在每次考核结束后的十五日内，将考核结果报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并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通过省级医师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将考核合格的人员名单通知相应的考点。
第三章考试
第十九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是评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执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考试，每年举行一次，纳入全国统一的国家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十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考试方式分为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实践技能考试合格的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考试的具体内容与方案由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制定。
第二十一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一）经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合格并推荐的师承人员或者确有专长人员；
（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
第二十二条经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合格并推荐的师承人员或者确有专长人员，可以申请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十三条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到规定的考点办公室报名，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二张；
（二）本人身份证明；
（三）考试资格考核合格证明；
（四）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经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的有效行医资格证明；或师承人员的《师承合同》和《出师合格证书》；或确有专长人员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确有专长证明；
（五）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还需同时提交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执业时间和考核合格证明；
（六）报考所需的其他材料。
其他报考程序按《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的组织管理与实施，按《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合格线由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确定。
考试成绩合格的，获得卫生部统一印制的《医师资格证书》。
第四章处罚
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机构的考核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在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二）在考核过程中显失公平的；
（三）在中医（药）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中不合格的；
（四）违反本办法或其它有关法律、法规，拒不改正的。
第二十七条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在申请或参加考核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当年申请或参加考核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假报姓名、年龄、学历、工龄、民族、户籍、学籍，伪造证件、证明、档案以取得申请考核资格的；
（二）在考核中扰乱考核秩序的；
（三）向考核人员行贿的；
（四）威胁或公然侮辱、诽谤、诬陷考核人员的；
传统医学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医德儒家思想医乃仁术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一、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二、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走上学医之路是因为“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金代医学家刘完素也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忠臣孝子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研医术。
由此可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道理，这集中代表了古代医家的理念。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的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
三、推己及人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爱、真诚相待，即“仁者爱人”，“爱人”本身是情感的体现。同样，理想的医患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医乃仁术，’即爱人之术。众多医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仁”，用“仁”规范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在医学实践中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就成为了贯穿医德修养中的主线。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论语·卫灵公》)是不够的；更多的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儒家教导人们的是“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公孙丑上》)。儒医对待病患需同样怀有推己及人的观念，就是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于是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宗旨。即要想到自己贫病的痛苦，就应当去关心、帮助贫病之人，因而要施药救助，体现济世活人精神，也就是儒家“泛爱众”的医学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教诲和影响下，医家在“行仁术”、“施仁爱”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即“急病人之所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去治疗病人，去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对于病患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睑滋，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清代名医费伯雄在《费氏医书》中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四、重义轻利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众多医家都亲身实践以医济世，舍利取义。
现在人们用“杏林春暖”这个成语来赞美医生的美德，它记载的是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旧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娠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这样的轻利义举也就成为了医家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要求“凡大惬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倡导医家把良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从医者应有善良的心地，不可存私欲邪念，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同时还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强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表现了古代良医重义轻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
五、以德待患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道德中“以德为先”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古代医家接受仁德思想，由以德待人具体化为以德待患。所谓“大医精诚”、“医乃仁术”、“无德不医”的优良医风更是值得我们坚持和传承的。古代中医带徒学成出师时，师傅以灯、伞相赠，以示不分昼夜，风雨无阻，为“一心赴救”之意。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要求“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急病人之所急，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公务员之家
传统医学范文篇4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公务员之家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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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传统医学范文篇5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房事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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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永升.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23.
传统医学范文篇6
【关键词】传统医学美学；人体美学；医学审美；医学美育；损美性疾病
医学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起，始有学者研究并提出医学美学(MedicalAesthetics)的概念。1988年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邱琳枝、彭庆星主编的中外第一部《医学美学》之后，各种版本的《医学美学》《护理美学》《中医美学》和《口腔医学美学》等十余部专著陆续出版［1，2］。中医美学是医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在中医理论和传统美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医学审美、心理诊断技术与中医技术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修护与重塑人体形神美为目的的专门学科。在几千年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古籍中，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中医美学拾俯皆是，许多中医药经典古籍中无处不在地闪烁着传统中医美学思想的耀眼光芒，时至今日，仍然对医学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及其临床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进一步发掘与整理中医美学，将会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医学人体美学
医学人体美学从医学目标出发，将人体作为医学审美对象。它是由来已久的“人体美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医学美学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的医学人体美学起步很早。早在商朝时就有“沐”“浴”的人体审美保健。二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记载有医学人体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人体测量法，包括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其中不仅有较详细的人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的论述，还阐述人体胚胎发生学、解剖生理学、体质人类学基础和形态特征及气质要素等医学人体美学思想。中医人体美学是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指导，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的五脏、经络、气血津液、神与外在容貌、形体健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运用中医美容时，也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依据，内外并重，标本兼治，既重视局部养治，更重视脏腑、经络、气血、心理的全面调整，使人从根本上获得容貌、形体、神韵的完整、持久健美［3］。此外，在苍生大医孙思邈的著作中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医美学的核心思想——和谐统一的整体观。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把人体各脏腑形体结构和功能及各种变化的病理现象与自然界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4］。
2医学审美
2.1医学人体审美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从形态美和容貌美两方面对有关人体的审美观进行了阐述。《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将人分为“阴阳二十五人”；按人体阴阳盛衰分为“阴阳五态人”；依形态特征分为：肥人、壮人、瘦人、常人、壮士。从五官在头面上的比例和对面色的论述，探讨了人体容貌之美，并有最早测量头、胸、腰三围的记载。其内容是中医美学、中医美容学的理论基础［5］。
葛洪是晋代著名医学家、道教大师。他在美论上，继承了先秦两汉的有关思想，对许多问题或有新的发挥，或有更深刻的论述，对南北朝时期以至后来的美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审美上，葛洪很重视“文”，即对美的人为的加工。他说：“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而宿瘤(古丑女)以藏丑”(《抱朴子外篇·勖学》)。指出美的人或物经文饰后更美，而丑的人或物经文饰后，可被掩饰而显得相对较美。葛洪虽重视人体文饰美，却又坚持以质美为主，即强调美的本质，同时也不反对文饰美。因而在他的书中既有修饰的美容化妆品，又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药方［6］。
2.2医患关系审美和医院建设审美良好的医患关系，和谐的医务人员关系，医政管理的有条不紊，医院环境的安静、优雅、舒适等都能为病人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治疗环境，促进疾病的愈合。把医学美学思想运用到医疗技术的创新，有序、规范的医院制度管理，医院的文明建设，创优质服务以及环境优化设计，把美学艺术与医疗卫生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对建设、发展和管理好医院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退居》中详细描述了医院建设，“看地形向背，择取好处”；起居间要和药房分开，“客至引坐，勿令入寝室及见药房，恐外来者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门外可“水作一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芰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可美化医院环境，还可“阅目怡闲也”。
3医学美育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医学是美的职业，医学所追求的是健康而美好的人生，医学所创造的是健康之美、生命之美、至善之美、仁爱之美。既然医学是最为卓越的艺术，医务工作者就应该重视美学修养，并让医学审美意识牢牢植根于自己的医学实践之中。换句话说，审美修养是从医之必需。医学审美具有美育功能，它可以发挥普及与提高人们医学审美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地达到维护和增进人的健康素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生存环境的目标［7］。在古代，苍生大医孙思邈就强调医生要有良好的医德，重视医生的医德修养，加强医学美育。孙思邈提出了中医美学的重要范畴——苍生大医。他认为，为人类造福的医生是苍生大医。实际上，“大”本身就是美的一种较高形态，含有伟大、崇高的美学特征［8］。他不仅开创了较完整的传统医德思想体系，全面提出了医生应具备的美德，而且身体力行，在行医实践中彻底践行了自己所提出的医德规范，成为后世医家学习的楷模。
在医生的医德修养方面，怎样才能成为“苍生大医”呢？他强调，“苍生大医”首先要有美的心灵，即对患者要有一颗仁爱、怜恤、同情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有患者求救，“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已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在医疗工作中，要具有“至精至微”的医术，且“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对待“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不能为了“炫耀声名”而“訾毁诸医，自矜自得”。孙氏从心灵美、行为美、技术美、语言美等方面论述了苍生大医应有的医德美修养，这“四美”仍是今天医务人员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4医学损美性疾病治疗
医学美容在西医学方面多以外科整形美容为主。祖国传统医学手段繁多，能多方面满足患者的求美需求。
4.1方药治疗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美容专篇是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面疱发秃身臭心昏鄙丑方第五十二”。篇中集中了治粉刺、酒齄鼻、黑干黯、黑痣、脱发、腋臭、体臭的方药，如“治年少气充，面生疱疮方”“疗面及酒齄鼻方”“治面多黑干黯，或似雀卵色者方”等。在该篇中还刊载了很多美容化妆品方，如“服药取白方”“治人面无光润、黑干及皱，常傅面脂方”“令人体香方”“令人香方”“腊泽饰发方”“手脂方”“澡豆方”等。
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辟有专篇论述美容方剂和药物。其中不仅论述损美性疾病的治疗，还列有生发、美发、香身、熏衣方，从美容部位看，涉及颜面、牙齿、口唇、眼眉、头发、肌肉等［9］，从美容作用看，涉及治疗头秃、面疮及悦色、增白；从美容手段看，除了药物内服、外敷、外洗外，还有针灸、按摩、食疗等［10］。
药膳美容是中医美容的重要手段之一。唐《食医心鉴》《食疗本草》就记载有很多美容药膳方。现代美容常用的面膜，在一千年多年前，我国古代的医学美学家们已经使用。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瘢痕。直到今日，国外医学人体美容整形如火如荼进行时，而在我国古代，早就有美容整形的记载。《晋书·魏咏之传》就记载了魏咏因先天性唇裂，曾有轻生念头，然而在18岁那年经荆州医名医“割而补之”，不久果然修补完好，并当上宰相。其后在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均有唇裂修补术的记载。而在唐代就有人工酒窝的记载，名为“施圆靥”［11］。
4.2按摩、气功美容按摩、气功美容也是中医美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为晋代著名道教医药学家，他提出的宝精、导引、行气等养生修炼的方法和理论思想，能让人达到“老而不衰”“色如小童”“发白还黑”等延缓衰老、美化容颜的目的，对现代人们所追求的延缓衰老、美容悦肤，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2，13］。
陶弘景，为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医药学家。他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提到的面部按摩术，即“干浴”，可以说是现代中医美容按摩保健美容的先驱。书中云：“摩手令热，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个按摩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直到清代，甚至20世纪初期的一些养生书籍中都记载着这个方法，而今天所有的面部皮肤美容护理仍以按摩为第一道程序，可见影响之大［14］。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也认可此法，他在《千金要方》中云：“常以两手摩拭一面上，令人有光泽，斑皱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
4.3心理治疗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黄帝内经》较早地把心理治疗运用于临床实践中，《素问·宝命全胜形篇》就主张治病“必先治神”。“治神”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心理治疗。古代的医家诊治疾病时，非常重视病人的心理状态，强调开导、劝说，努力争取病人的信任和合作，积极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减弱或消除症状，达到治疗疾病增色悦颜的目的。
5医学美学疗法
医学美学疗法有多种，包括色彩疗法、音乐疗法、书画疗法等等。前人已有所创造，早在春秋时代，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得病，求医于秦，秦医和前往治疗时就对音乐与健康的关系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明确地指出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利，而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害。他已经把音乐治疗中如何选用音乐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15］。《黄帝内经》提出的五音理论认为，五音与天、地、身、心相联系，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把音乐的五个阶音宫、商、角、徵、羽与客观世界、人体身心互相联系起来。五音与五脏相配属，用五行生克理论来治病。这与2000多年后西方阿恩海姆的同构关系原理是不谋而合的［16］。
6小结
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提高，旧的医学模式转变成“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已由单纯的疾病愈合上升为身心的健康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提升和美化，具有医学与美学及人文学科多重性质的医学美学美容，也因此愈来愈多地运用于医学各个学科，在预防、康复、护理、药学及临床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对历代文献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中医美容美学资料的发掘、整理及研究，是对现代医学及医学美学的丰富和完善，必将进一步推动医学美学进入新的发展春天。
【参考文献】
［1］彭庆星,王光护.我国医学美学学科发展述评Ⅰ［J］.中华医学美容杂志,2001,7(2):86.
［2］彭庆星,王光护.我国医学美学学科发展述评Ⅱ［J］.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2001,7(3):147.
［3］刘键．整体观念在中医美容中的指导和运用［J］.辽宁中医杂志，2000，27(7)：327.
［4］雷自申，赵石麟，张文，等．孙思邈《千金方》研究［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5］周杰，段延萍，陆琦．《内经》中的人体审美观［J］.北京中医，2006，25(3)：176.
［6］黄霏莉.葛洪的美学思想及对中医美容学的贡献［J］.中华医学美容杂志,1998,4(1)：28.
［7］郭照江．对希波克拉底警句的深层解读——审美修养是从医之必需［J］.医学与哲学，2004，25(7)：69.
［8］马周周．孙思邈医学美学思想述评［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5，12(1)：60.
［9］郭丽娃，黄健．孙思邈中医美容学术成就初探［J］.北京中医，1995，(4)：52.
［10］陈明华．孙思邈中医美学思想初探［J］.医学与哲学，2005，26(3)：69．
［11］赵永耀．概述中医美容的历史与发展［J］.实用美容整形外科杂志，1996，7(2)：107.
［12］黄霏莉，葛洪.《抱朴子·内篇》养生学术思想探微［J］.中国医药学报，1998，13(2)：16．
［13］王莉．葛洪养生思想探析［J］.江西中医药，1996，27(6)：42．
［14］吴明．话说中华养生——魏晋南北朝篇［J］.养生大世界，2005，(7)：1．
传统医学范文篇7
【关键词】传统医学美学；人体美学；医学审美；医学美育；损美性疾病
医学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起，始有学者研究并提出医学美学(MedicalAesthetics)的概念。1988年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邱琳枝、彭庆星主编的中外第一部《医学美学》之后，各种版本的《医学美学》《护理美学》《中医美学》和《口腔医学美学》等十余部专著陆续出版［1，2］。中医美学是医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在中医理论和传统美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医学审美、心理诊断技术与中医技术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修护与重塑人体形神美为目的的专门学科。在几千年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古籍中，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中医美学拾俯皆是，许多中医药经典古籍中无处不在地闪烁着传统中医美学思想的耀眼光芒，时至今日，仍然对医学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及其临床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进一步发掘与整理中医美学，将会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医学人体美学
医学人体美学从医学目标出发，将人体作为医学审美对象。它是由来已久的“人体美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医学美学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的医学人体美学起步很早。早在商朝时就有“沐”“浴”的人体审美保健。二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记载有医学人体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人体测量法，包括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其中不仅有较详细的人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的论述，还阐述人体胚胎发生学、解剖生理学、体质人类学基础和形态特征及气质要素等医学人体美学思想。中医人体美学是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指导，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的五脏、经络、气血津液、神与外在容貌、形体健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运用中医美容时，也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依据，内外并重，标本兼治，既重视局部养治，更重视脏腑、经络、气血、心理的全面调整，使人从根本上获得容貌、形体、神韵的完整、持久健美［3］。此外，在苍生大医孙思邈的著作中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医美学的核心思想——和谐统一的整体观。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把人体各脏腑形体结构和功能及各种变化的病理现象与自然界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4］。
2医学审美
2.1医学人体审美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从形态美和容貌美两方面对有关人体的审美观进行了阐述。《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将人分为“阴阳二十五人”；按人体阴阳盛衰分为“阴阳五态人”；依形态特征分为：肥人、壮人、瘦人、常人、壮士。从五官在头面上的比例和对面色的论述，探讨了人体容貌之美，并有最早测量头、胸、腰三围的记载。其内容是中医美学、中医美容学的理论基础［5］。
葛洪是晋代著名医学家、道教大师。他在美论上，继承了先秦两汉的有关思想，对许多问题或有新的发挥，或有更深刻的论述，对南北朝时期以至后来的美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审美上，葛洪很重视“文”，即对美的人为的加工。他说：“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而宿瘤(古丑女)以藏丑”(《抱朴子外篇·勖学》)。指出美的人或物经文饰后更美，而丑的人或物经文饰后，可被掩饰而显得相对较美。葛洪虽重视人体文饰美，却又坚持以质美为主，即强调美的本质，同时也不反对文饰美。因而在他的书中既有修饰的美容化妆品，又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药方［6］。
2.2医患关系审美和医院建设审美良好的医患关系，和谐的医务人员关系，医政管理的有条不紊，医院环境的安静、优雅、舒适等都能为病人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治疗环境，促进疾病的愈合。把医学美学思想运用到医疗技术的创新，有序、规范的医院制度管理，医院的文明建设，创优质服务以及环境优化设计，把美学艺术与医疗卫生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对建设、发展和管理好医院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退居》中详细描述了医院建设，“看地形向背，择取好处”；起居间要和药房分开，“客至引坐，勿令入寝室及见药房，恐外来者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门外可“水作一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芰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可美化医院环境，还可“阅目怡闲也”。
3医学美育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医学是美的职业，医学所追求的是健康而美好的人生，医学所创造的是健康之美、生命之美、至善之美、仁爱之美。既然医学是最为卓越的艺术，医务工作者就应该重视美学修养，并让医学审美意识牢牢植根于自己的医学实践之中。换句话说，审美修养是从医之必需。医学审美具有美育功能，它可以发挥普及与提高人们医学审美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地达到维护和增进人的健康素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生存环境的目标［7］。在古代，苍生大医孙思邈就强调医生要有良好的医德，重视医生的医德修养，加强医学美育。孙思邈提出了中医美学的重要范畴——苍生大医。他认为，为人类造福的医生是苍生大医。实际上，“大”本身就是美的一种较高形态，含有伟大、崇高的美学特征［8］。他不仅开创了较完整的传统医德思想体系，全面提出了医生应具备的美德，而且身体力行，在行医实践中彻底践行了自己所提出的医德规范，成为后世医家学习的楷模。
在医生的医德修养方面，怎样才能成为“苍生大医”呢？他强调，“苍生大医”首先要有美的心灵，即对患者要有一颗仁爱、怜恤、同情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有患者求救，“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已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在医疗工作中，要具有“至精至微”的医术，且“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对待“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不能为了“炫耀声名”而“訾毁诸医，自矜自得”。孙氏从心灵美、行为美、技术美、语言美等方面论述了苍生大医应有的医德美修养，这“四美”仍是今天医务人员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4医学损美性疾病治疗
医学美容在西医学方面多以外科整形美容为主。祖国传统医学手段繁多，能多方面满足患者的求美需求。
4.1方药治疗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美容专篇是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面疱发秃身臭心昏鄙丑方第五十二”。篇中集中了治粉刺、酒齄鼻、黑干黯、黑痣、脱发、腋臭、体臭的方药，如“治年少气充，面生疱疮方”“疗面及酒齄鼻方”“治面多黑干黯，或似雀卵色者方”等。在该篇中还刊载了很多美容化妆品方，如“服药取白方”“治人面无光润、黑干及皱，常傅面脂方”“令人体香方”“令人香方”“腊泽饰发方”“手脂方”“澡豆方”等。
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辟有专篇论述美容方剂和药物。其中不仅论述损美性疾病的治疗，还列有生发、美发、香身、熏衣方，从美容部位看，涉及颜面、牙齿、口唇、眼眉、头发、肌肉等［9］，从美容作用看，涉及治疗头秃、面疮及悦色、增白；从美容手段看，除了药物内服、外敷、外洗外，还有针灸、按摩、食疗等［10］。
药膳美容是中医美容的重要手段之一。唐《食医心鉴》《食疗本草》就记载有很多美容药膳方。现代美容常用的面膜，在一千年多年前，我国古代的医学美学家们已经使用。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瘢痕。直到今日，国外医学人体美容整形如火如荼进行时，而在我国古代，早就有美容整形的记载。《晋书·魏咏之传》就记载了魏咏因先天性唇裂，曾有轻生念头，然而在18岁那年经荆州医名医“割而补之”，不久果然修补完好，并当上宰相。其后在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均有唇裂修补术的记载。而在唐代就有人工酒窝的记载，名为“施圆靥”［11］。
4.2按摩、气功美容按摩、气功美容也是中医美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为晋代著名道教医药学家，他提出的宝精、导引、行气等养生修炼的方法和理论思想，能让人达到“老而不衰”“色如小童”“发白还黑”等延缓衰老、美化容颜的目的，对现代人们所追求的延缓衰老、美容悦肤，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2，13］。
陶弘景，为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医药学家。他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提到的面部按摩术，即“干浴”，可以说是现代中医美容按摩保健美容的先驱。书中云：“摩手令热，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个按摩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直到清代，甚至20世纪初期的一些养生书籍中都记载着这个方法，而今天所有的面部皮肤美容护理仍以按摩为第一道程序，可见影响之大［14］。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也认可此法，他在《千金要方》中云：“常以两手摩拭一面上，令人有光泽，斑皱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
4.3心理治疗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黄帝内经》较早地把心理治疗运用于临床实践中，《素问·宝命全胜形篇》就主张治病“必先治神”。“治神”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心理治疗。古代的医家诊治疾病时，非常重视病人的心理状态，强调开导、劝说，努力争取病人的信任和合作，积极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减弱或消除症状，达到治疗疾病增色悦颜的目的。
5医学美学疗法
医学美学疗法有多种，包括色彩疗法、音乐疗法、书画疗法等等。前人已有所创造，早在春秋时代，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得病，求医于秦，秦医和前往治疗时就对音乐与健康的关系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明确地指出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利，而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害。他已经把音乐治疗中如何选用音乐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15］。《黄帝内经》提出的五音理论认为，五音与天、地、身、心相联系，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把音乐的五个阶音宫、商、角、徵、羽与客观世界、人体身心互相联系起来。五音与五脏相配属，用五行生克理论来治病。这与2000多年后西方阿恩海姆的同构关系原理是不谋而合的［16］。
6小结
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提高，旧的医学模式转变成“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已由单纯的疾病愈合上升为身心的健康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提升和美化，具有医学与美学及人文学科多重性质的医学美学美容，也因此愈来愈多地运用于医学各个学科，在预防、康复、护理、药学及临床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对历代文献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中医美容美学资料的发掘、整理及研究，是对现代医学及医学美学的丰富和完善，必将进一步推动医学美学进入新的发展春天。
【参考文献】
［1］彭庆星,王光护.我国医学美学学科发展述评Ⅰ［J］.中华医学美容杂志,2001,7(2):86.
［2］彭庆星,王光护.我国医学美学学科发展述评Ⅱ［J］.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2001,7(3):147.
［3］刘键．整体观念在中医美容中的指导和运用［J］.辽宁中医杂志，2000，27(7)：327.
［4］雷自申，赵石麟，张文，等．孙思邈《千金方》研究［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5］周杰，段延萍，陆琦．《内经》中的人体审美观［J］.北京中医，2006，25(3)：176.
［6］黄霏莉.葛洪的美学思想及对中医美容学的贡献［J］.中华医学美容杂志,1998,4(1)：28.
［7］郭照江．对希波克拉底警句的深层解读——审美修养是从医之必需［J］.医学与哲学，2004，25(7)：69.
［8］马周周．孙思邈医学美学思想述评［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5，12(1)：60.
［9］郭丽娃，黄健．孙思邈中医美容学术成就初探［J］.北京中医，1995，(4)：52.
［10］陈明华．孙思邈中医美学思想初探［J］.医学与哲学，2005，26(3)：69．
［11］赵永耀．概述中医美容的历史与发展［J］.实用美容整形外科杂志，1996，7(2)：107.
［12］黄霏莉，葛洪.《抱朴子·内篇》养生学术思想探微［J］.中国医药学报，1998，13(2)：16．
［13］王莉．葛洪养生思想探析［J］.江西中医药，1996，27(6)：42．
［14］吴明．话说中华养生——魏晋南北朝篇［J］.养生大世界，2005，(7)：1．
传统医学范文篇8
论文摘要：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木、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都论及并倡导伦理道德，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视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代文人的修身之道和追求目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最具人文传统的学科，儒家道德思想对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仁义互助。这种思想反映在医药行业中，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观念。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救治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保护人类健康。医生除了应具备治病救人的医术之外，还应当饱含治病救人的医学道德观念。因此，医德历来为医家所重视。本文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内容出发，结合传统医学道德的内涵，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学道德内容的重要影响。
1.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2.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