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涵赏析八篇

  文化内涵第1篇

  关键词:品牌形象战略文化内涵

  一、品牌形象的文化内涵

  品牌形象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一种企业文化,正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准;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就算品牌的载体消失了,还是悄悄的以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人群中传播。可以说品牌文化是品牌价值不竭的源泉。

  品牌文化是品牌最核心的基因,它是品牌价值内涵和情感内涵的自然流露,是品牌触动消费者心灵的有效载体,它蕴涵着深刻的价值理念、情感表达、审美品位、生活情趣、个性修养等精神元素。品牌文化经过精神境界的塑造,带给消费者高层次的情感体验、精神慰籍,触动消费者的内心,激发他们对品牌文化的认同。品牌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把产品从冰冷的物质世界,带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放飞心灵的梦想,寻找精神的归宿,体现生活的品位。未来企业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更是品牌文化的竞争,培育具有品牌个性和内涵的品牌文化是保持品牌经久不衰的“秘笈”。品牌核心价值是品牌文化的灵魂,广告、新闻、公关活动等手段又成为品牌文化传播的途径。创建品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将品牌文化充分的展示过程,持续不懈的演绎,与时俱进的传播,使品牌文化植入人心。优秀的品牌文化提炼着人类美好的价值观念,诠释着人类永恒的情感主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真能被称为民族品牌的品牌是具有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些品牌。这些品牌有的有较长时期的历史,比如“全聚德”、“五粮液”、“六必居”、“东来顺”、“盛锡福”、“王麻子”、“内连升”、“荣宝斋”等。有的没有很长的历史,但在建立品牌特征的工作中,使用了移情中国文化的手法,让品牌的基础有了浓厚的民族性,比如说“红豆”、“熊猫”、“长城”、“孔府家酒”、“鄂尔多斯”等。

  企业品牌策略中利用移情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所移之情,遍及天上、地上、人间情感、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等等。例如上海永新染织厂的“大地牌”风雨衣,北京绅土衬衫厂的“绅士牌”衬衫,北京大华衬衫厂的“天坛牌”衬衫,南京无线电厂的“熊猫牌”收音机,沈阳啤酒厂的“雪花牌”啤酒等等。

  如果说利用移情手法托起的品牌一般都有一个人们可以想见的人物、动物、事件或者物体的话,移情手法下的民族品牌所传达的则是人们看不见的和被高度抽象了的文化内涵。

  中国经济的腾飞,造就了一批国内优秀的企业和知名的品牌。其中那些经过市场考验的传播语都已经成为品牌价值的组成部分,给品牌注入了精神食粮,很好的诠释了企业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例如:

  1.海尔:海尔,中国造

  国产家用电器一向被认为质低价廉,即使是出口也很少打出中国制造的牌子。海尔在中国家电工业走向成熟的时候,果断地打出“中国造”的旗号,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就广告语本身而言,妙就妙在一个“造”上,简洁有力,底气十足。

  2.长虹: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

  作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长虹在中国彩电工业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承担起民族昌盛的责任,是何等的勇气和魄力。如今,经过几次降价,进口品牌的市场已经很小了。这句广告语就是长虹的精神图腾。

  3.商务通:科技让你更轻松

  简单、易用的商务通解释了什么叫“科技让你更轻松”。凭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商务通创造了一个市场。

  4.飞亚达: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当人们的生活品质达到一定高度后,手表就不再是看时间这么单一的用途了,飞亚达用高贵的品质,把自己与身份联系起来,使人们戴上飞亚达手表后,更多的感受是不凡的气质和唯我独享的尊崇感受。

  5.李宁:把精彩留给自己

  国内最好的体育用品恐怕非“李宁”莫属了。体育用品是年轻人的天下,既没有耐克的超级明星,又没有锐步的国际背景,李宁的“把精彩留给自己”却也同样符合青少年的心态,谁不希望精彩呢?

  6.康师傅:好吃看得见

  台湾品牌却在大陆发家,标准的“墙内开花,墙外红”,一个普通的方便面,能够让美味看得见,的确不容易。

  7.张裕:传奇品质,百年张裕

  当进口红酒蜂拥进入中国市场时,以张裕为代表的国产红酒并没有被击退,而是通过塑造百年张裕的品牌形象,丰富了酒文化内涵,使一个拥有传奇品质的民族老字号企业毅然挺立。

  8.孔府家酒: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1995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姬为孔府家酒拍的广告,孔府家酒巧妙地把《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嫁接到自己的广告中来,而一炮成名的王姬和“千万次的问”成为最大的记忆点,不过人们也记住了“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句充满中国人伦理亲情的广告语。

  9.农夫山泉:农夫山泉有点甜

  一句广告语打响一个品牌用在农夫山泉身上绝不过分。没有这句广告语就没有广告的成功,而品牌的长期积累,则离不开这句广告语的作用。换一个角度去看瓶装水,换一个思维去理解瓶装水,就会找到差异,而后,你的品牌个性也就不难塑造了。

  优秀的品牌文化超越意识,超越国界,超越民族,可以为全世界人所向往和共有。优秀的品牌文化赋予品牌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使品牌成为市场克敌制胜、点石成金的利器。优秀的品牌文化塑造出许多百年品牌,演绎出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传奇。

  二、围绕核心价值演绎有生命力的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的演绎必须围绕品牌核心价值的主线,改变或偏离这根主线往往使消费者雾里看花,对品牌认知产生错乱,自然难以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内涵。比如,万宝路品牌的核心价值是男子汉的“阳刚、豪迈”,万宝路一直鼎力赞助F1方程式车赛、滑雪、沙漠探险等运动,这些自由、奔放且极具挑战性的运动紧紧围绕“阳刚、豪迈”这一主线,完美地演绎了万宝路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从来就是细小之中见伟大。酒鬼酒宣称自己是“中国酒文化的引导者”,然而酒文化又是一个多么宽泛的概念,将自己等同于酒文化,这样的文化又有几个人能领悟其中的内涵。相反,许多优秀的品牌文化以小见大,以少见多,动人心怀。如金帝巧克力“只给最爱的人”表达了情人之间的爱,打动了多少恋人的心;脑白金“送礼只送脑白金”体现出儿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也造就了脑白金品牌。品牌文化,往往是细小之中见伟大。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往往是最自然清新独特的东西。凡是能够穿越时光,跨越国界的品牌往往都蕴含着自然、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自然流露,动人心弦,保持长久的生命。例如,可口可乐的“欢乐、自由”、戴比尔斯钻石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等。品牌建设的短视、急功近利往往导致品牌文化内涵的浮浅、匮乏,这样的品牌文化难以博得大众的共鸣和青睐,自然是一颗流星,转瞬即逝。

  文化内涵是提升企业品牌附加值、品牌竞争力的原动力,是品牌价值的核心资源。品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以内蒙古为例,多年来,随着草原文化日渐深入人心,由此产生塑造了一些品牌。

  草原文化是原生态文化,它代表着纯天然、无污染、绿色环保,代表着广阔无垠、热情奔放和生机蓬勃,着力于对绿色品牌的塑造。内蒙古在全国站得住的食品品牌几乎都给了人们绿色的特征,而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几乎都与草原文化的生态特征有关,比如伊利、蒙牛、小肥羊等品牌。

  草原文化具有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对品牌的作用品牌文化是品牌价值的依托,是品牌差异化的体现。伊利、蒙牛、小肥羊、草原兴发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饮食文化差异性导致的。

  草原文化具有神秘性特征。对品牌的吸引力作用在高度竞争、工作与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工业文化为主的社会里,草原文化的神秘和清新气息会扑面而来。草原文化可以迎合人们的猎奇和松弛心理的需要。因此内蒙古名牌产品,无一不在宣示自己“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目的都是吸引人们的眼球。

  草原文化就是重视信用,对品牌信赖感形成具有推进作用。蒙古人的价值观中以诚信为重,极力推崇诚信的价值核心、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由于企业品牌是抽象的、精神的、文化的,它贯注了消费者的情绪、认知、态度及行为。因此,内蒙古企业在挖掘草原文化对信用重视对品牌信赖感形成的作用打造内蒙古的产品。

  品牌文化总是依附于特定历史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域受社会发展、经济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形成了自己富于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差异性巨大,食品品牌应积极挖掘产品的地缘文化优势,以特定区域的风物、习俗、人物、历史、建筑、服饰等人文景观为背景,表现地区文化的差异美,不断强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度和忠诚度。

  “上海老酒”选取石库门这一极具浓郁地方特征的象征性符号,彰显中西合壁的上海弄堂文化和海派文化,在特定的地域和情味中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结,赋予广告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姚生记瓜子之“花样年华篇”,以1931年的上海为背景,在江南特有的小桥流水,烟雨迷朦等象征符号诠释下,表现了姚生记瓜子独特的江南韵味,一种地域情结和江南文化流动其中,感人至深,实现了强势地域文化逐渐向产品或者品牌转移甚至增值的效应。浙江绍兴的咸亨酒店、孔乙己茴香豆更是巧妙地借用了鲁迅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而身价倍增,名气大升。

  可以说成功的品牌总是其民族文化的对象化,只有体现民族的特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才更易获得消费者心理上的共鸣。比如食品品牌建设时应巧妙利用传统的民族道德情感与价值取向,表现与弘扬民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礼仪风俗、民族艺术与文学,艺术地传达人对物的心理要求,以民族文化丰富品牌的内涵。在长期的封建宗法农业社会熏染下,华夏民族形成了浓重的家国意识、乡土情谊、孝亲忠信仁和等富有人伦情感的民族特点,因此,品牌文化创意时可具体从“忠信文化”、“家文化”“福文化”、“礼文化”、“和文化”、“名文化”、“财富文化”、“情义文化”、“爱心文化”、“健康文化”等方面进行诉求,创造产品的附加值。

  这方面的案例多得数不清,非常可乐坚持“中国人,当然要喝自已的可乐”,激发起中国消费者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喜之郎将美味果冻布丁的产品功能扩展为“传达亲情”的产品理念,借青少年、情侣和家庭相聚为表现形式深刻地表达了喜之郎“亲情无价”的品牌理念和主张,传达出人们对亲情的期盼。金六福酒则始终以“福文化”进行品牌核心诉求,从个体的福,走向民族的福,最后定位于世界人民共同的福,让消费者不断感受“好日子离不开金六福酒”、“喝金六福酒,运气就这么好”、“喝了金六福,年年都有福”、“金六福,中国人的福酒”、“奥运福·金六福”等美好的品牌体验与回忆,达到情感与理智的认同。这些广告都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有着极强的情感感召力。

  品牌文化不仅需要融注传统文化思想,还可通过特定的传统生活场景、传统修辞方法、叙述方式等来表现。南方黑芝麻糊的挑担卖食品,杜康酒的曹操煮酒吟诗等借用历史生活场景进行现实诉求。可口可乐、水井坊等甚至直接以中国结、石狮、龙等抽象符号进行表达,赋予品牌鲜明的文化个性内涵。

  总之,品牌文化的魅力是诱人的,满足人性需求的品牌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品牌文化虽由企业建设培育,但却由消费者需求而定,所以品牌文化的演绎应该洞察消费者的内心世界,满足消费者的人性需求。例如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烟草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是关键。我国的烟草行业不可能去照搬国外的经验,那是不合实际的。因此,品牌的形象延伸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将烟草文化与品牌延伸结合起来似乎才是一条可行之路。不管怎么样,品牌文化的建设和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企业集合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以品牌的核心价值为主线,贯串与品牌相适应的文化背景元素,进行合理的整合、演绎与传播。

  参考文献:

  [1]余艳波:论广告创意设计的文化内涵[J].湖北大学学报,2002.4

  [2]王苹:现代广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J].宁波大学学报,2004.11

  文化内涵第2篇

  [关键词] 英汉商标文化内涵差异

  商标如同人的名字,是商品的标记,是产品形象的代表, 质量的象征,又是知识产权的保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 商标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文化的载体,不同国家、地区、民族,通过商品贸易活动来传播各自的文化。英汉商标有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的文化内涵,文化差异表现在多方面。对中英商标进行对比,分析其文化差异,将有助于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多国经济贸易。

  一、商标的文化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商标是“刻印在一种商品的表面或包装上的标志,记号(图画、图案形文字)。”商标是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商品的价值,同时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很多商标都可以折射出它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蕴涵。

  中国人常爱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到一些植物上,使这些植物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汉语中,“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流下了许多歌颂这类植物的不朽篇章。 “红豆”(red bean)在汉语中又称相思豆是爱情和相思的化身,王维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诗句。无锡红豆制衣集团将这种浪漫的情怀融入品牌,以“红豆”为品牌标志, 推出了系列“红豆牌”服装,深受人们的青睐。又如“杜康”商标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曹操的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小糊涂仙”则使人联想起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这些富有诗意的商标反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耐人寻味。

  同样,许多国外商标也显示出异域的文化特征。在英语中“V”就是“victory”,象征着“胜利”和“成功”,因此,摩托罗拉公司匠心独运,以“V”为商标推出的系列移动电话十分畅销。Santanna原本是指美国加州盛产名贵葡萄酒的“桑塔纳山谷”,作为汽车商标预示这种车的性能好,能在山中快速安全地行驶。因而, “Santanna”作为汽车商标,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

  商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如同一座桥梁, 把文化、企业、商品和消费者紧密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固然是企业成功的保证,但是,商标的文化内涵对企业商品的宣传、推销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文化内涵的商标很难得到消费者的喜爱。“白雪”牌冰柜让人联想起其纯洁如雪的形象,寓意企业生产的冰柜性能良好,该品牌一推上市,就备受青睐,为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又如“乐凯”胶卷,“乐”与“凯”二字各有美义,“乐”为“快乐”,“凯”为“凯旋”,该商标所引发的联想正好满足了中国人图吉利的心理。它的英文商标 “Lucky”(好运的)在音和义两方面都与中文极为接近,这种能给人带来“好运”的胶卷当然会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一个成功的商标能有效地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使消费者产生美好的联想,促进消费者的购买决心。因此,商标的文化内涵直接影响到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英汉商标的文化内涵对比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反映了一个民族独具的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商标也不例外,同一商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含义。

  1.地理环境与英汉商标文化内涵

  由于地理、气候和生活环境的不同, 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描述和意义。以“西风 ”为例,在汉语中“西风”常使人想起令人讨厌的、凛冽的“朔风”。这是因为中国的西北面是西伯利亚,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而寒冷的气流预示冬天的到来。而雪莱笔下的《西风颂》却是对西风的歌颂,因为英国西临大西洋东接欧洲大陆,从大西洋吹来的温暖和煦的西风会让人联想到春天的到来。由此可见,在英语文化中“西风 ”和汉语中的“东风”一样,是温暖的、生机盎然的风,有着积极的文化内涵。因此,我国“二汽”以“东风”作为其一款卡车商标 ,英国则以“Zephyre”(西风)为一款车的商标。

  同样,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Summer(夏天)在中国人的心中是炎热难熬的酷暑,而英国的夏日却是明媚温和的季节,堪称英国的“小阳春”,Summer在英国人心中的联想意义是美好的,故由Summer组成的英文商标在很多国家特别流行,如Summerin等。

  2.宗教习俗与英汉商标文化内涵

  英语国家深受神学的影响,宗教意识比较浓厚,宗教文化渗入商标。如:Sunergy, Sunrider, Sunnett, Sunniwell, Suntory, Sunwoods, Suntour这些商标都有“ Sun”,这是因为以基督教为主的英语文化中,太阳是救世主耶稣的象征, 在人们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著名的运动系列品牌 “Nike” 是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 象征着胜利。“Mazda”(汽车)是拜火教中的光神,喻指前途光明,以此为商标突出的是美好的祝愿和豪迈的气魄,十分传神。

  在中国神话中,“龙”是神灵之物,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形象,成为华夏至尊,并在语言上给“龙”注入了褒扬、赞美之意,如生龙活虎,乘龙快婿。而在西方神话中,“龙”是一个形态险恶,令人恐怖的怪兽,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因此,汉语中以“龙”命名的商标不能直译成“dragon”. 如我国的“金龙”牌旅游车的英译名取其谐音King Long 而不是Golden Dragon.

  3.社会价值观与英汉商标文化内涵

  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侧重个性,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崇尚英雄。受到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在英语中有很多以人名或姓氏命名的商标。如Philips(电器),Ford(汽车),Lincoln(汽车),Boeing(飞机),DuPont(医药),Napoleon(酒)。这些商标既体现了个人价值,又突出了商品的独特性,给人以亲切感和信任感。

  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强调群体观念,提倡“天人合一”,即个体与自然和谐统一,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因此,汉语中有很多以地名命名尤其是自然景观名、动植物名命名的商标。如“长城”干红,“中华”香烟,“水仙”洗衣机,“凤凰”自行车。这些大家所熟悉的商标蕴涵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思维模式与英汉商标文化内涵

  受民主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追求个性解放,一般而言性格外向,说话直截了当,长于线性逻辑。而东方人正好相反,性格内倾,重含蓄,说话委婉迂回,视谦逊为美德,长于模糊思维,偏好情感交流。比如英文商标 “Poison”(香水),该词本义为“毒药、毒物”。这一奇特的商标迎合了一些追求野性风情的西方女性的口味,反映出该品牌香水的非凡之处:女士用了这种香水后会更有魅力,令人觉得神秘而难忘,让男士们神魂颠倒。该产品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一直畅销不衰。但中国女性思想偏保守,很少追求野性刺激,一般中国女性还没有大胆到敢以身试“毒”的地步。因此,为顺应中国传统文化,该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被译为“百爱神”,其寓意优雅,富有创意。

  思维模式的不同导致人们的表达方式的差异。例如:英文商标 “Kiss Me”(口红),词义是“吻我”,既巧妙而风趣地说明了使用口红的动态,又暗示了使用这种口红后产生的奇异之美,在西方文化中, 这一商标名称不失幽默与浪漫色彩。但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并没有直译为“吻我”,其中文译名为“骑士美”,因为中国人重含蓄。

  5.文学典故与英汉商标文化内涵

  在汉语文化中,有一些专有名词与历史典故和文学典籍有关,会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这类词举不胜举。如“诸葛亮”代表智谋,我们常说“他很聪明,人送绰号 “小诸葛”。形容一个多愁善感、弱不禁风的女孩,则可以说“她简直就是一个林黛玉”。“关羽”,勇猛、忠诚的化身,被视可以辟邪除妖的门神。

  英语文化中也有许多专词源于历史典故和文学典籍,在人们心中产生了鲜明的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如所罗门(Solomon)与诸葛亮相对,以智慧著称。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人物夏洛克(Shylock)是一个追求暴利、没有人性的放高利贷者,如今已被用来借指心狠手辣惟利是图的小人。

  灿烂的文化为企业商标提供了丰富的源泉。“Ariel”(香水)是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小精灵,“Shangrila”(酒店)来源于作家詹姆士?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其义为“世外桃源”,名车商标“Bluebird”出自比利时作家Maurice Materlinck 的童话剧《Blue Bird》,在剧中其义为“未来幸福”。该商标转译成中文是“青鸟”而不是“蓝鸟”是由于李商隐的诗“蓬山适去多无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是蓬山仙境的使者,是“吉祥之鸟”,寓其福意,文化内涵与英文几近相似。

  综上所述,由于英汉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英汉商标文化内涵不尽相同。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间商贸活动愈加频繁,要在剧烈的国际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我们必须清楚商标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从而避免因文化因素而造成的误解。

  参考文献:

  [1]陈萍陈小波:跨文化商标名称的文化蕴涵及其翻译[J]. 赣南医学院学报,2005,12

  [2]杜学增:中英习俗文化比较[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3]何佳讯:品牌形象策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李冬梅:试论商标命名的文化色彩[J].红河学报,2005,8

  文化内涵第3篇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呈现出包容性发展的趋势,西方茶文化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中国,中国的茶文化也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趋势迅速走向世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在中西茶文化碰撞、交汇、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西方茶文化各自的深刻内涵以及相互差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并直接对茶文化的翻译问题产生了显著影响。基于这一背景,在现阶段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及翻译进行科学分析,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并将非常有助于中国茶文化影响力的继续扩大、提升。

  关键词:

  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翻译

  中国是茶叶大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茶叶长途跋涉传播到西方国家后,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西方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内涵与体系,并主要通过饮茶习惯、饮茶方式、饮茶礼仪等表现出来,让茶叶这一古老的中国饮品在西方土地上焕发出异域风情。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西方茶文化的客观现状,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对茶文化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希望对相关人士有所启示。

  1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分析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茶文化生根发芽的地方,有着深厚的茶文化积淀,茶文化也显著地影响着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的行为礼仪、性格品质,可以说,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人的一个鲜明标签和深刻烙印。西方虽然接触茶叶、茶文化的时间和中国相比少得多,但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和中国乃至东方国家有显著区分的茶文化体系。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在强大的生产力、军事实力的支撑下,战胜了西班牙战队进而获得了海上霸权,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历史征程。从那时开始,英国和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物质、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也是在这一时期,官方色彩鲜明的东印度公司首次将东方茶叶带入了英国,并作为商品销售。这种珍贵的东方树叶,当时由于在英国数量稀缺而价值不菲,主要作为药品和养生饮品而存在,流传于英国皇家贵族当中,并很快获得了越来越多英国人的喜爱。因此,英国的茶叶供应量逐渐增加,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英国的中下层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民间人士的喜爱,成为英国人休闲、社交中使用到的重要饮品。随后,随着英国的不断扩张,英国的茶叶供应量越来越多,逐渐在英国人当中得以普及,英国人和茶叶产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这种英国茶文化也开始逐渐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当中,产生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基础。由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在文化差异、民族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显著区别于中国的茶文化内涵,并逐渐形成完善的西方茶文化体系。茶文化在西方国家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和中国的农耕文明不同,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中,茶文化更多扮演的是一种开放的、优雅的角色。西方人对于茶叶饮品的感受,不仅在于味觉,更在于品茶过程中的自我精神实现和与他人的精神交流,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内涵变得非常集中而深刻,这和西方国家商业文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表现出西方人对茶叶的深刻喜爱和情有独钟。在此基础上,西方茶文化的内涵逐渐扩散而细化,英国形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饮茶这一极具文化氛围的活动已经成为了英国人乃至西方人生活、工作、社交、休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英国的茶文化专注于文化“点”魅力的绽放,那么中国茶文化则更加倾向于从千年历史中缓缓走来的极具民族文化积淀的茶文化普遍影响及成熟形式的展现。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千年历史的塑造,已经和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完美融合,极具中华文化魅力与特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在中国人眼中,茶文化的内涵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饮用、茶具选择、茶室布置、茶服搭配、茶事活动等与茶叶相关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上升到精神层面。茶文化的内涵之于中国人,兼具了形式美、内容美、精神美,在饮茶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上,中国人都乐在其中,并自觉实现了肢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交融。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之庞大、含义之深刻、形式之优美、影响之深远,是只言片语难以描述的,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当中。

  2中西方茶文化的翻译建议

  中西方茶文化相连相通,又显著区别,基于这一基本现状,在中西方茶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茶文化方面认知的异同,依据基本的翻译工作原则,采取灵活性的、生动性的翻译策略,使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可以更好地通过译文感受到对方茶文化的魅力,产生对对方茶文化的科学认知。在此主要探讨中国茶文化的英译问题。

  2.1茶名的翻译策略

  在茶文化翻译中,茶叶名字的翻译,可以说是茶文化翻译的基础工作,是重中之重的内容。一直以来,茶名的翻译所面临的问题是准确性和联系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茶文化中相关关联的茶名,经过英文翻译后,完全看不出其联系性。在长期的茶名英译实践当中,发现采取音译、意译灵活结合的方式,所取得的翻译效果是最佳的。对于一些独立性较强、特征鲜明的茶叶品种,其名称可以采用普通话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即直接应用普通话的拼音进行翻译,当然某些茶叶采用方言音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取得的效果也比较好。如龙井茶直译的结果就是longjingtea,采用的是普通话直译的方式,而白毫茶、乌龙茶则采用方言直译的方式,翻译的结果分别是pekoe、oolong。对于一些茶名形象性强的茶叶品种,其名称可以采用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可以使外国友人产生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如红茶的意译结果为blacktea,中国珠茶的意译结果为gunpowertea,这样的翻译方式可以使外国友人在初次接触茶名时即产生形象性的记忆。此外,不少茶叶名称也采取了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如祁门红茶的翻译结果为qimenblacktea,乌龙粗茶的翻译结果为oolongcrudetea,红枣龙眼茶的翻译结果为reddateslongantea,音译和意译结合并灵活使用的翻译策略,使得中国种类繁多的茶名的翻译方式更加立体化、丰富化,更加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

  2.2专业术语的翻译策略

  在中国茶文化中,与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专业术语不胜枚举,如何对茶文化专业术语进行科学、准确翻译,使外国友人通过对茶文化术语翻译结果的听、读,可以了解茶文化术语的内涵,是一大难题,也是茶文化专业术语翻译效果好坏的一个直观评价标准。对于茶文化专业术语的英译,必须坚持专业性、准确性、针对性相统一的原则,既尊重中国茶文化中专业术语的完整内涵,又最大限度地降低西方人的理解压力。对于专业术语的翻译,采用的方式更加偏向于英语的表达方式,较少应用音译,如采茶的英译结果是plucking,杀青的英译结果是firing,茶毫的英译结果是tippy,这样的翻译方式显得更加正式、专业,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体现出对中国茶文化专业术语英译的严谨性与准确性。对于茶文化中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专业术语的翻译,尤其要注意展现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避免翻译的生涩、乏味,如对茶具“脱胎填白”的翻译,采用““sweet-white”eggshellchi-na”更加合理,更加能体现出瓷器茶具薄而脆的器质特征,并隐约传达出其中蕴含的中国瓷器文化之美。

  2.3中国茶文化之美的体现

  中国茶文化翻译过程中茶文化美学和魅力的体现,一直是翻译工作者研究的一大课题,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方式中,完整或者尽可能传达中国茶文化之美,着实是一件困难而需要不断摸索的事情。在茶文化英译过程中体现中国茶文化之美学意蕴,必须采取科学的策略,将中国茶文化之美植入到英语单词、短语和句子当中,最终中国茶文化之美“英语化”,更好地传达给对中国茶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具体来说,茶文化英译过程中中国茶文化之美的体现,重点在于文字的通联与语境的塑造。何为文字的通联,即用英语单词、英语短语描绘中国茶文化术语,通过对翻译技巧的运用和对翻译结果的筛选,结合西方人的语感方式,实现中国茶文化术语的文字之美与英语单词之美的联通,将中国茶文化中唯美的描绘方式更加完善而不失原味地用英语表述出来。如“成窑五彩小盖钟”的英译为alittlecoveredteacupofChengHuaenamelldeporcelain,这一英译结果完美地将原词中的“五彩”、“小”等元素表现了出来,并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英译案例。何为语境的塑造,即在通篇的翻译过程中,采用自始至终的表现美学的翻译手法,将中国茶文化之美严丝合缝地植入进入,创造一种以英文为载体的中国茶文化美学氛围和美学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友人对中国茶文化以及特殊茶文化内涵的理解,将更加容易,更加水到渠成。

  2.4中国茶文化之规范性的体现

  中国茶文化是极具规范性的,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茶文化的规范性都确定无疑,因而在茶文化的英译过程中,必须尊重中国茶文化的规范性,以规范而严谨的方式进行翻译,以免在茶文化英译的过程中使中国茶文化失真,甚至使西方人对中国茶文化产生误解、曲解。在英译过程中遵循中国茶文化的规范性,尤其要注意中国茶文化定名字、特定概念表述的一直性,这就需要翻译行业内部形成较为完善的茶文化翻译标准,翻译工作者都按照这一标准对相关的词语、概念、术语进行翻译,避免表述不一造成茶文化英译失准、失真。此外,在茶学科技论文中,更加需要重视中国茶文化之规范性,采用高度严谨、规范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茶学科技论文的标题应当避免使用缩略词,容易造成跨专业读者的理解困难和概念表述的偏差,与论文标题的严谨性形成冲突;另一方面,茶学科技论文的正文在茶文化的表述中更加重视表述的准确性、正式性,而非茶文化美学意蕴的传达,这一点和普通的茶文化英译有显著差别。

  3结语

  中西方在文化背景、民族性格、历史进程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再加上中西方茶文化萌芽和发展的时期不同,导致了中西方茶文化的显著差异。基于此,对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的科学理解、正确认识,是做好中西方茶文化互译尤其是中国茶文化英译的前提。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唯有尊重原意、尊重美学、尊重不同语种表达方式的翻译策略,才是最佳的,才是最能被人们所接受的,相关的翻译工作者在茶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作者:董理 单位:河南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杨静.中西“茶”文化的内涵及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6(1):51-53+55.

  [2]王静,卜小伟.茶文化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J].农业考古,2013(2):316-318.

  [3]施由明.论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J].农业考古,2007(2):15-21.

  [4]杜大干.明清时期茶文化海外传播初探[D].山东师范大学,2010.

  文化内涵第4篇

  关键词:东阳木雕;文化内涵;探析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368-2

  东阳木雕,因地而名,源于浙江省东阳市。自唐宋至今有1300多年,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工艺美术之一。东阳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寓教育于木作,聚艺术于刀锋,作品鬼设神施,巧夺天工,响誉海内外,不愧为国之瑰宝。东阳木雕不仅仅用于东阳古民居和现代建筑的木雕装饰,还有用于木雕家具、陈设欣赏、宗教用品等几大类中的上千个品种,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艺美术品种。东阳木雕融会了历代东阳木雕艺人的智慧和技能,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高超的技艺、绚丽的图案,精美的雕饰,是中华民间艺术中一朵绚丽的艺苑奇葩。它包含着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对东阳木雕的文化内涵作一探析。

  一、东阳木雕历史的文化内涵

  东阳木雕溯源于唐代,经宋元至明,渐臻纯熟。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艺攀高峰。清末民初,渐趋商品化。解放后至今,沃土滋甘露,得到全面崭新的发展。历经千年锤炼的东阳木雕,有化木头为神奇的厚实根基。其多层次浮雕、散点透视构图、保留平面的装饰,具有鲜明的特色。其设计之巧、雕刻之精、艺饰之美,在木雕行业中绽放异彩、独树一帜、久负盛名。东阳木雕,就历史积淀而言,以它在建筑中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庙宇最为著名;以及家具的花床、花橱、花轿、屏案、巾架等家具饰品。自唐代开始,东阳木雕逐步应用于雕板印书,到南宋时期,金华(婺州)成为全国四大雕版印书中心之一,操刀者大多为东阳木雕高手。东阳木雕在现存的古民居中形式多样,内容之广、雕刻之美,在中国明清木雕雕刻史上堪称一奇,它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木雕技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东阳木雕到明代已初具规模,早期的东阳木雕,雕风拙朴粗犷,在雕刻技法上形成了主要以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为主的平面浮雕的风格。明代东阳木雕造型粗犷奔放、构图简洁明快、风格粗放大气、格调神形兼备。可以说,唐宋时期东阳木雕已经初具雏形,到明代东阳木雕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到明末木雕艺术逐渐向精雕细刻过渡,更加追求精致细腻。清代的东阳木雕在雕刻技法上开始向精雕细刻的方向发展,追求精致、细腻、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末民初,国势衰微,木雕萧条,木雕艺人们流向城市谋生,开始了商品化、工业化生产,在对木雕装饰美感的追求上更强、工艺更精、穷极华丽,在雕刻技法上更加讲究精工细作,形成了精雕细刻的艺术特色。新中国成立后,东阳木雕千年古树逢甘露,重放异彩,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走向世界,迈向市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欣逢盛世,东阳木雕迎来了再度的辉煌。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了装饰风格更浓厚、实用与装饰结合更和谐、题材内容更丰富、格调清秀淡雅、图像写实传神、层次分明、雕刻细腻、构图饱满、做工精细、实用性与欣赏性完美结合、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二、东阳木雕题材内容的文化内涵

  东阳木雕题材内容表现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和广泛,主要题材内容有:历史事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典文学、吉祥动物、寄情花木、风流人物、抽象图案、山水人物、鱼虫走兽、宗教佛像等等。作品的象征、寓意是用动物、花卉表示吉祥幸福、延年益寿、夫妻恩爱等,如以蝙蝠、鹿兽、寿桃、喜鹊为谐音的“福”“禄”“寿”“喜”,以石榴、麒麟寓意多子多福。以神话故事和民众所称道、所供奉、所敬重的具有人格力量的历史人物来表示借古喻今、尊敬喜爱等;人物故事有《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水浒传》中的人物、《红楼梦》中的人物、《西厢记》的人物、《西游记》的人物、包公、岳飞、杨家将、郑成功、李白、竹林七贤、四大美女、花木兰、穆桂英等等;现代人物有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还有领袖人物等。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题材的作品也在不断地出现,如:表现新农村改革开放新面貌的,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景象的,新农村农业丰收果实的,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等题材内容的木雕作品。各种题材内容的作品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人物作品姿态各异,山水作品意境深远,花鸟作品造型精致,使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三、东阳木雕雕刻用材的文化内涵

  东阳木雕的载体是木头,它是依附在木头上的工艺美术品,即在木头上的雕塑作品,是以木头为材料创作的工艺品。东阳木雕是以散点透视的平面浮雕,其雕刻材料应用广泛,因精雕细刻,一般很少漆色,突出表现原木的原汁原味,又称为“白木雕”。运用雕刻材料创作是木雕的基础,东阳木雕的选用材料主要是分为:题材内容雕刻的用材和边框制作的用材。其题材内容雕刻的用材要求木纹细腻,能耐久、无油脂、不易变形、不易开裂,如樟木、椴木、白杨木、白桦木、白木、白桃木、银杏木、楠木、榉木等色彩较淡的木材,适合东阳木雕的精雕细刻,而且色彩较淡,使木雕作品雕刻后更加细腻生动、艺术韵味感人;对于边框用材来说,要求木质坚韧、硬性好、质材重、不易损坏,起到加固和衬托作用,如黑檀木、酸枝木、红木、花梨木、铁梨木等。选用材料要利用木材的天然色彩和质感,使作品的结构内容与外框造型完美融合。

  近年来,为了提升木雕作品的经济价值,东阳木雕在选用雕刻材料上,不管是边框还是题材内容的部分,全部都选用高档材料进行雕刻制作,例如选用小叶紫檀木、大叶紫檀木、大红酸枝木、花梨木、金丝楠木、红豆杉等高档木材进行雕刻制作,这些名贵材料的运用,提高了东阳木雕作品的经济价值。

  四、东阳木雕雕刻技法的文化内涵

  东阳木雕以其构图饱满、层次丰富、既大气又细腻、图像写实传神、做工精雕细刻、格调清秀淡雅、实用与欣赏完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别具特色,这种艺术风格以其独特的平面浮雕技艺为基础。其雕刻技法有:薄浮雕、浅浮雕、深浮雕、透空雕、透空双面雕、镂空雕、锯空雕、半圆雕、圆雕、圆柱浮雕、阴雕、深镂空雕、镂圆雕、镂空贴片雕等十多种。

  东阳木雕雕刻技法上,根据雕刻物件的需要和可能,运用上述雕刻技法的一种、两种、或多种来完成木雕作品的雕刻创作,以达到一定的木雕艺术效果。整件作品只有一种雕刻技法的有:阴雕作品、薄浮雕作品等;两种以上的有:深浮雕作品、锯空雕与镂空雕结合的作品、透空雕作品、镂空雕结合浅浮雕作品、高浮雕作品、多层叠雕作品、镂圆雕作品等。东阳木雕集中表现为层次的丰富性,运用各种雕刻技法的多样化,作品雕工精致、洗练、玲珑剔透而不伤整体和牢固,达到了精雕细刻,突出了木雕作品的三维立体效果,层次感、立体感既丰富又强烈,使人感到趣味盎然,美不胜收。

  五、东阳木雕艺术表现的文化内涵

  东阳木雕以其丰富的题材内容和精湛的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平面浮雕艺术别具特色的效果。东阳木雕艺术表现的文化内涵有:运用雕刻技法、运用雕刻材料、运用色彩和运用粘贴技术等形式。

  (一)运用雕刻技法的表现法

  东阳木雕以平面浮雕为主,多层次浮雕、散点透视构图、保留平面的装饰,形成了极为鲜明的雕琢艺术特色。东阳木雕的传统艺术蕴含着东阳木雕艺人博大的智慧和精深的木雕技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文化结晶。运用雕刻技法表现,就是在整件木雕作品中,运用东阳木雕上述雕刻技法的一种、两种或多种组合,对木雕作品的雕刻创作,以达到一定的艺术表现效果。其表现法有:阴雕表现法、薄浮雕表现法、深浮雕表现法、锯空雕与镂空雕结合表现法、透空雕表现法、镂空雕结合浅浮雕表现法、高浮雕表现法、多层叠雕表现法、镂圆雕表现法、多种雕刻技法结合表现法等。

  (二)运用雕刻材料的表现法

  运用雕刻材料表现法,就是在整件木雕作品中,运用各种材料通过雕刻和组合,来达到表现艺术效果的木雕作品。如运用色彩较淡的木材樟木、椴木、白杨木、白桦木、白木、楠木、榉木等和运用色彩较深的木材红木、黑檀木、酸枝木、花梨木、铁梨木、荫沉木等雕刻后,组合成木雕艺术作品。例如彩木镶嵌表现法、彩木雕刻组合表现法等,具体表现为木质材料色彩的丰富,雕刻技法运用多种多样,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三)运用色彩处理的表现法

  东阳木雕因采用颜色较淡材料雕刻,又不上颜色,被称为“白木雕”。有些木雕作品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运用色彩处理来增强艺术效果。运用色彩处理表现法,就是运用各种色彩在雕刻的木雕上面着色处理,使其更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艺术效果,通过对白木雕进行着色处理,来达到艺术神韵。此表现形式有:浅绛山色表现法、淡彩表现法和贴金表现法等。

  (四)运用粘贴技术的表现法

  运用粘贴技术表现法,就是将木雕作品单独雕刻后,进行粘贴或者镶嵌到底板上组合而成的一种表现方法,从而达到木雕作品的装饰效果。此表现法有:贴片技术表现法、竹丝镶嵌贴片表现法和锯空雕粘贴表现法等。

  六、结语

  东阳木雕根植于东阳地域文化的沃土中,在明清时期就有很大的发展和深远的影响力。东阳木雕不仅是东阳古民居中的一种装饰物件,而且在木雕家具、宗教用品、陈设欣赏等方面都有雕刻艺术的优秀作品,其风格朴素简洁、淡雅清丽、工整细腻,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精品。东阳木雕蕴涵着东阳人的耕读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东阳人民,形成了东阳特有的民风纯朴、文化浓郁的特点和内涵。它既有深厚的民间艺术色彩,又有丰富的文化韵味,给人们带来了美的艺术熏陶和审美的启迪。如今,精美的东阳木雕已经成为东阳文化产业的一张金名片,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引领东阳木雕产业不断向前发展,并将载入世界文化史册。

  参考文献:

  [1]华德韩.东阳木雕[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2]金柏松.东阳木雕教程[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3]郭贤彬.论东阳木雕艺术特色[J].课程教育研究,2014,(09).

  文化内涵第5篇

  信仰并不是一种纯然性的精神冥思,信仰说到底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内化。现实性是它首先具备的本质品格。但是,信仰区别于其它许多同样具有现实品格的精神现象的特质又在于,信仰是从终极价值取向即终极关切上制导人类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的精神机制。也就是说,它又是一种理想感召机制。由此可见,在信仰中,蕴含着现实与理想关系是其另一个基本的文化内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运作机理上稍加分析。

  从运作机理上看,信仰是以动机的形式外化并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实践的。而动机则是在一定的现实根据的基础上特定行为的理想目标的实现动力。也就是说,动机潜在地受着现实与理想两大方面的制导。一方面,动机受着现实关系的制约。这种现实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则隐藏在人与人的关系后面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任何一个身处于特定现实关系中的个体,他的任何行为的现实性,取决于他对现实关系的肯定和理解的程度。这些外部的现实制约因素虽然是一种人类自身活动的创造结果,但对一个行为个体说来,却是一种既定的现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对人的行为制约,其实质是要求个体肯定和服从人类自己创造的现实关系,要求人们按一定的思维方式和原则规范自身的行为实践,就是说,在一定的信仰支配下从事自己的实践。这种信仰便不是一种先天的神的规诺,而是人所处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环境的升华和外化。在人的行为实践中,这种信仰的现实性的实现表现出信仰行为对现实存在的肯定和适应。这是信仰的实际支配功能的最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人不同于动物。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任何行为实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活动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新的价值的活动。这种新的价值的创造也不是一种随机性的自然本能,而是伴随着特定的精神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鲜明的特点在于,在活动的源头就受着特定的理想目的和自觉的世界观的支配和导引。这典型地说明着作为支配人类行为实践之动机的信仰在现实性基础上的理想超越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信仰赋予着人类行为实践超越既有现实的理想品格。更为深刻的是,信仰作为一种在终极价值取向上牵导着价值创造源头的精神机制,它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不但是对人类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而且直指创造源头,是一种对人类整个价值创造过程的肯定和自觉。这种肯定和自觉实质上是对人的创造能力、人类尊严和责任的肯定和自觉。个体创造活动是这样,整个人类的创造活动更是如此。这说明“人类信仰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主体力图自觉地对现实关系的积极的创造性克服,它不仅是适应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不仅趋利避害有效有用,而且是合法合理尽善尽美。”(注:顾伟康:《信仰探幽》,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信仰据此才是人所之特有,人据此才和动物分道扬镳。

  正像信仰中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不断地升华过程而走向科学形态一样,信仰中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也同样有一个不断地走向科学形态的历史过程。

  从人类文明的历程上看,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并不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正确地处理好了现实与理想关系,也就是说,信仰对人类行为的牵导,既使人类把一些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了现实,也使人类的一些美好的理想化作泡影;既使人类一些现实朝着特定的美好理想转化,也使人类一些现实扭曲朝着违背人类意愿的方向背离。打开人类信仰历史,正是一部现实与理想冲突与统一的历史。从特定的角度看,这也正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总之,在信仰中,信仰的理想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表现为人类理性与现实关系对动机的制约的一致,信仰的现实性决定了人们必须理解和肯定自身的现实关系,信仰的理想超越性则要求人们必须在肯定现实关系的同时否定现实。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信仰问题。

  第二,信仰蕴含并展示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信仰是隶属于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生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的。人的自我意识虽然以个体人的存在为载体,但它的本质是类的,是群体的。这种类性和群体性表征着人的本体生成中其精神世界的社会性本质,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性。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这说明,蕴含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和群体意识是人类自我社会文化生命的肯定和维系。而且,在人的整个的生命历程中,这种肯定和维系成为一种最根本的精神渴求。这种渴求超越着人类的个体存在形式,在人类的活动中逐渐积淀为一种富有生命底色意识的内在精神模式,它为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确定动机和目的,并制约着同类之中个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在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中已成为一种根基性的信念,我们看到这种信念作为一种超越每个个体的统摄性的精神共有,正是人的信仰。是人的信仰承载着人的本质中的最重要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性,而个人与社会关系也据此成为信仰最根本的内蕴。富有人类精神生命本色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造就着人类的最根本的信仰,反过来,人类的各种形式的信仰,又从最根本上表征和表示着人的本质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运行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是一个不断地运作发展、不断地走向科学形态的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由此而获得本体根据的信仰也是生生不息、不断地升华发展的。因此,对信仰蕴含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还必须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人类自身生成至今,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个人与社会关系演化至今,其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既展现了这种文化历史变迁对信仰内容的丰富和拓展,又展示了丰富和拓展后的信仰对这种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制导作用。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伟大的诗人歌德曾对信仰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不管这不信仰是什么形式),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因为没有人操心去取得一种对不信仰的东西的知识”(注:歌德:《东西集·注释》,转引自《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歌德的话深刻地表明,信仰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的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信仰并不是一种僵死的精神现象,信仰要运作、发展和展示的它巨大的社会功能,信仰危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都必然地伴随着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对于危机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有人理解危机为潜伏的祸机,有人理解危机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有人理解危机为濒临绝境。我们理解危机为某一特定的事物(小至一个信念,大至一个国家、民族)即将失去自己的规定性。就信仰危机而言,是指原有信仰的全面失落和崩溃。信仰危机素常被冠之以一些天真无知,缺乏知识修养,缺乏理性洞察力的小青年或肤浅的人,其实这是对信仰危机的表面和肤浅的理解。这些人固然缺乏信仰,但并不是经过一定的困惑和忧患动摇了自己原有的不合理的信仰,而是始初就没有明确固定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危机是指原有的良好而固定的信仰,经过一定的困惑和忧患,对自己原有的信仰发生进一步的怀疑的动摇,直至全面的抛弃但还没有确立和无法确定新的信仰的精神意识状态(注:关于信仰危机的学理性分析,参阅拙作《试论信仰危机》,《求是学刊》1995年第4期。)。我们需要的是正视信仰危机而不是害怕信仰危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具体分析信仰危机,采取科学的相应的态度和措施,必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里,我们直接地就中国社会的信仰状况作一些分析。

  (一)近代中国的信仰选择

  无论怎样评价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是和它的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信仰对它的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信仰出现了深刻危机,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一场由政治、经济层面拓深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信仰革命。“五四”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其主旨的。“民主”包含着政治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政体上的要求,实质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反封建成果,建立起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让中国走向强盛之路。“科学”包含着经济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封建的农耕经济,让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但作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先导和基础,“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实质上是提出了新的思维原则、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推而进之,“五四”提出了新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意味着,中国人似乎再也不能以儒家思想为思维和行为的唯一指归了,再也不能事事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而屈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理”了。这就是说,“五四”精神意味着从灵魂思想的深处,从信仰观的高度上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准确地说,“五四”运动还是着力于对旧的信仰的破除,因此,当中华民族陷入全面的信仰危机的历史时刻,重建或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来牵导和凝聚中国人民便必然地成为更为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正是在此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它们各自带着自己的信仰选择登上历史舞台,造就了直至今日还在某个侧度延续的近百年的文化大论争。

  在这场信仰选择的大论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和传统文化直接抗拒的姿态风行一时。与中国传统信仰之绝对唯一的群体原则针锋相对,他们要求援引西方信仰的个体人格至上和推崇个性自由的原则,甚至要求照搬西方整套的意识形态。这种形而上学性的文化传承的极端主张,遭到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同样坚决的抗拒。这一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当它们一一区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是很有见地的,当他们历数西方文化的缺陷和危机痛斥“全盘西化派”时,是极为清醒的,当他们提出兼取中西文化之长,兼弃中西方文化之短的主张时,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是事实上,当他们以中国文化之长比之西方文化之短,其掌握的是机械僵死的思维方法。他们所设计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加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空想而已。历史的潮流大浪淘沙,近百年的文化砥砺与冲撞,终于使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批判的基础上的新的信仰的选择,即批判地继承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又是一种在展示个性自由的基础上,注重集体、注重社会、注重人之类的新的信仰的选择,即它在整体的方面又和中国传统信仰的精华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共产主义乃中西文化之精华的真正的有机的整合与统一。

  从信仰的角度,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是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呈现最科学形态的社会。因此,我们完全可?断言,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被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科学的选择。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性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更和转换,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景象,也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危机。在这各种危机中,信仰危机是一种带有总体性从而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思想文化危机。对于这种信仰危机,首先应进行清醒的理性省察,正确地把握住它的特点,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重建我们的信仰。

  第一,这种信仰危机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信仰时,旧的信仰失落或危机的一种历史延伸。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近代中国到“五四”运动前,中国民众已经陷入全面的信仰危机。封建主义的文化根基面对近代世界迅猛发展的现代化潮流,根本无法再有效地为中国民众提供和复制任何信仰,蜂涌而起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潮又为中国民众提供着各不相同甚至激烈冲突的信仰选择,中国民众真正陷入了“旧的神祀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马斯洛语)。虽然新旧交杂呈现出多重的性质(十月革命的炮声,我们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作用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信仰毕竟在中国民众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也就是说,在新的信仰建立以后,由于旧的信仰的阻滞和抗拒作用,人们还是一时难以走出信仰危机的困境。解放后,由于经济建设的诸多的原因,我们似乎并没有花费应有的力气去继续清算人们思想中旧的信仰的影响,因此,这种我们文化母体中的旧的信仰观,其作用一直迁延到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转型时期,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新旧交杂呈现出多重的性质。

  第二,当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的信仰以后,在并不漫长的几十年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着实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失误。从信仰的高度或侧面审视这些失误,究其深层的根源,似乎又都最后落点到信仰失误上来。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种旧信仰不再有效新信仰尚未确立的信仰危机的主导原因,是对旧的信仰的某种眷恋,那么,这些失误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则是对新的信仰的怀疑。当选择了新的信仰以后,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把握住新的信仰的内涵,在不长的几十年中曾有几度的信仰上的大起大落,使人们的精神世界震荡不安、飘摇不定。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这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恰恰相反,只是想从信仰的侧度作一些冷峻的反思,以使我们能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而面对进入崭新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转型时期的信仰危机又多了一层历史含义,即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伟大信仰的怀疑。这种对新信仰的怀疑一旦和对旧信仰的眷恋发生奇异的结合,则很可能使我们几十年的现代化出现文化上的剧烈反弹,使我们在文化的建设上出现倒退式的历史复归。所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的主导方面当然还是在全面确立市场经济以后所产生的思想上全面的不适应性。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不适应性决不能仅仅理解为象人们所热衷议论的诸如道德失范、价值多元、秩序紊乱等经验现象的无所适从。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再像过去的信仰危机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层面上,而是透过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甚至透过思想文化选择的层面深入到了“为人之本”的深度。一旦达到这种深度,信仰危机便必然地和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和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等重大而玄远的思想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伴随着中国在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当年“五四”运动文化主题在新的条件下延续。当年文化大论战的景象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现代氛围中重现。惊奇的人们看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中物质功利的急流奔涌,一方面是“新儒家”、“国学派”的粉墨登场;一方面是人的功名利禄的贪欲,一方面是人的“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的信仰祈盼。文化的雅与俗,人的功利与信仰出现了奇妙的结合。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现在所临的信仰危机虽然不是旧的信仰危机的单线演进,但毕竟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信仰危机有着某种历史逻辑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和一致性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的历史深度。从广度上,中国转型期所面临的信仰危机毕竟是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的,它毕竟发生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之上。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和现代世界的各种危机有着共同性。弗洛姆曾对中世纪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作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他指出,相对于近代文明,中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个人自由”。但缺乏自由的个人并不感到孤独。

  这不仅因为给人们提供了维系情感、实现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而且也因为,自然经济结构和种族、民族、家族、社团等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给人们提供了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有机而稳固的社会母体。这种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母体当然也对人构成了束缚。唯其如此,资本主义瓦解僵死的封建结构,造成个人的自主独立的积极的社会流动,才被看成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进步。但问题在于,“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所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注: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因此,自由意味着孤独,独立意味着疏离,市场竞争给每一个人以成功的希望,也给每一个人强加了被淹死的威胁。生活不再有一个稳定的根基,个人孤零地面对苍茫的世界,无依无靠。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不正是这种感受和体验吗?这说明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的同一时空性,一些后现代或后工业的文化信仰危机也同时渗透进来,使得中国转型期的信仰危机更加复杂,重建信仰也更为艰巨,它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清醒。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重建(一)信仰重建的文化坐标通过以上对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分析说明,这种危机是一种综合型的三重危机。其一是封建社会几千年传统信仰的危机;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危机;其三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信仰的危机。现在,我们提出重建信仰,那么,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重建信仰?重建什么样的信仰?这是必须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首先必须确立重建信仰的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我们承认,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确实具有重要的相对独立的作用,尤其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一条不可更改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信仰是隶属于文化范畴的,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就经济和文化作用的关系而言,经济因素本质上是一种自变性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因,它在社会生活中这一地位始终是不能改变的。而文化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它变性的因素,它提供一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其功能主要是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它并不直接地更不单独地对经济发挥作用,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颠倒过来,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因此,要确立重建信仰的文化坐标,首先需要认清的是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水平,认准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目前究竟处于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界的认识并不是十分一致的。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但是,这一转型时期的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却十分地复杂,复杂的原因在于中国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展国家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甚至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了极其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原本以历史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社会那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

  在这种特殊历史时空中,文化也必然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甚至混乱的局面。

  那种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和原始的合二为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那种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自我和压平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的人为合一为内涵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信仰危机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断裂以它的现代形式展示在中国民众的面前。

  在这时代文化和信仰的困惑面前,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侵袭和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由于西方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业已带来的明显弊端,由于在几十年的实践历程中我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上的失误,一些敏感的心灵企图回归历史,重新以农业文明的精神来重构中国社会,即重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儒家信仰以有助于调整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期望传统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能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以及诸如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等异化现象。这就是一度炒得火热的“新儒家”或“国学”热。应该说,这种理论的热兴也不是一种赁空的想象,它的经济根据便是东亚几国的所谓的“靠儒家文化的腾飞”。关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起飞,笔者在此限于篇幅,不多赘述。

  但我们认为,如果说某些儒家文化因素在今天的经济增长中能发挥正面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儒家文化作为整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韦伯的基本论点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不需要重建传统的儒家信仰并不是一种情感式的宣言,而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慎重的理论结论。

  其实,前面已经指出,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还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和跃迁。那么,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还应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大家较为一致的概括是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的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说到底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形式而已。既然如此,这就深刻地意味着,当年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颇多曲折,但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选择。本来马克思主义就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扬弃,而共产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内涵正是既扬弃了传统农业文明又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因此,这里的信仰重建,决不是要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要在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信仰重建的基本理论点

  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而言,重建信仰虽然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立场、方法和态度,但毕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面貌,需要我们有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就重建信仰而言,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在此我们仅先论述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更为详尽的设想和论述只能放在以后慢慢研究了。

  第一,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个体主体性、个性自由的原则。

  反思多年来的信仰失误,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封建主义传统信仰用集体主义消融个性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在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所理解的集体主义中,并未把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看作它的基本前提,因而常常把集体和个人、集体主义和发展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讲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必须抛弃个人利益、个人发展,只能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集体需要。共产主义是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但这种集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矛盾”、“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人和自由发展的个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搞了几十年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氛围,无法生成出这样的人。现在,中国已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交往形式,它不仅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需要条件去发展人们的个性,促进个人的自我形成和实现。因此,当人们从那种无法容忍个人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必然对过去那种旧有的信仰表示怀疑,进而对共产主义信仰也产生动摇。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这种促使个人走向自主的发展的道路,不但不是背离共产主义方向,而是日益靠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步骤。

  第二,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要确认信仰和理想的级态性理论。

  从信仰作用的机理上看,它虽然是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动力和支柱,但这种终极关切绝不是宗教式的对一种悬空彼岸的关怀。信仰是有生活信仰、道德信仰和终极信仰之分的,特殊的是信仰的这三种级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连,是一个不断地跃迁的有机整体。信仰一般是对理想的一种把握和持有,而理想也是有生活理想、道德理想和人生最高理想之分的。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性的。应该说,这是我们过去严重忽视的一个把握信仰和理想的方法论问题,因而也是我们重建信仰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理论点。

  如前所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终极理想这一本质特性的,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这种社会理想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它不但具有终极理想的感召性,而更重要还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静态时空点,而是一个理想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但是一种对最高社会理想的终极关怀,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现实把握。而且即便是从人类社会理想角度对共产主义终极意义的把握也要把它置放于人的总体解放和自由的最高终极意义中去把握和理解。

  确认信仰和理想的层极性,就是要把共产主义这种终极社会理想具体地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和生活信仰之中,使之具体地转化为人们全部行为的具体动机。当然,这种确认绝不是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功利化和世俗化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无信仰的状态。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确立后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而重建信仰正是要克服这种负面效应。

  我们认为,我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已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现实信仰目标。因为,它上可跃迁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极态,下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具体信念之中;它既不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理论体系因而可以避免把信仰悬空化,它也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或经济政策因而可以避免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鲜明地把它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还有许多有待于更进一步展开和更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对信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地位问题,要确立“文化中介”的原则。

  文化内涵第6篇

  [关键词] 文化 安全文化 企业安全文化

  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文化、安全文化、企业安全文化的内涵,是搞好安全文化建设、落实安全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

  一、文化的内涵和特性

  文化的内涵是丰富而广泛的。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以说,文化是前人创造两个文明成果之总和,文化是留给后人乃至整个世界之惟一。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社会意识形态又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

  文化有许多特性。文化有历史性,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还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基础。文化有地域性、民族性和阶级性。随着人们生产活动的专业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文化就有了行业性,出现了产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如我们煤炭行业的文化现象被人们亲切地叫着“乌金文化”。

  二、安全文化的内涵和特性

  1.安全文化的概念。安全文化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安全文化是指人类安全活动创造的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的观念、环境和条件等成果之总和。从狭义来说,安全文化专指围绕安全生产中人这个主体所产生的人文因素和人文环境的研究、控制成果。

  2.安全文化的特性。安全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关系到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语言和气质。安全文化关系到民族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兴盛,关系到实现生产安全、生活安康、社会安定。

  安全文化贴近生产、贴近生活,容易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安全文化是直接为生产安全服务的文化,是直接保护劳动生产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文化。用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文化,宣传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传播安全知识,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改善人民工作、生产的环境和质量,是安全文化的优势和重任。

  安全文化由硬件元素和软件元素两部分组成。安全文化建设是一个现代科学系统工程,实现安全生产,预防安全事故,不仅要依靠安全技术、安全工程设施等先进科技的硬件,更需要安全管理、安全法制、安全教育等人文科学的软件。在安全文化提出之前,人们对防范事故的发生和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中,对于引起事故的人的因素的认识存在欠缺,甚至忽视。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故痛苦和深刻反省、科学分析后,人们发现,除了考虑安全技术、安全设施以外,还应考虑人的安全知识、安全技能,更应考虑人的观念、态度、品行、道德、伦理、修养等基本的人文因素,因为这些更为深层的人文背景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的安全意识、安全素质和安全行为。这些因素的全面归纳,就是人类的安全文化。要保证人的行为、生产设施和工程设计等物态和生产环境的安全性,需要从人的基本素质出发,进行系统的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让工作变得更安全、更健康、更愉快”,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企盼和追求。各国先进的安全文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相互借鉴。加强相互学习与交流,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的精华,结合中国国情,积极探索和发展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具有地方和行业特点的安全文化,是我们的职责。

  3.安全文化建设的任务和目的。安全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全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生产发展的产物。安全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和创新安全文化,不但是新世纪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经济安全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安全监管机构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神圣职责。

  从安全生产各要素出发,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有效协调、管理和建设,是安全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建设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保障生产中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企业安全生产,保障社会经济安全发展,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目的。

  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培育安全文化氛围,是安全管理、监管、监察工作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安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安全文化的核心,着力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安全文化的宗旨,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是安全文化发展的源泉。因此,安全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体现人文思想,弘扬人本主义,彰显人性理念,以人的安全和职业健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安全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全员的安全文化素质,推动安全文化的健康发展。

  安全文化建设要坚持群众性和大众化的原则,坚持灵活性和多样化的原则,坚持科学性和系统化的原则。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人民群众是安全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安全文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安全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繁荣安全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有力保证。

  安全文化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工作、生产本质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安全文化质量的要求也在与时俱进。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地给人们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食粮。广大人民群众和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安全管理、监管、监察人员,都应该积极投身发展安全文化的伟大事业,认真探索,多做工作,多出精品,共同为发展和繁荣安全文化事业不懈努力。

  三、企业安全文化的内涵和特性

  1.企业安全文化的概念。安全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包含的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也就是说,安全文化的建设是全社会的,具有“大安全”的意思。安全文化可以分为社会公共安全文化与企业安全文化两部分。企业是社会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为重要的基地和力量,企业安全文化是安全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安全生产主要关心的是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企业安全文化与社会公共安全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全社会的安全发展观。

  2.企业安全文化组成“四要素”。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安全科学领域提出的一项企业安全生产保障新对策,是安全系统工程和现代安全管理的一种新思路、新策略,也是企业预防事故的重要基础工程。通过工业安全原理和事故预防原理的研究,我们知道,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所进行的科学管理,需要从人、物、环境、管理这四个要素全面考虑,但其中人的因素是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因此,利用各种可能的策略和手段,对人的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是企业预防事故、保证安全生产的基本工程,安全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即源于此。

  企业安全文化的形态体系包括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质文化四个方面:

  安全观念文化,是指为保障企业安全生产,人员需要树立的观念和意识;

  安全行为文化,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人的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原则;

  安全管理文化包括建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制意识、端正法制态度以及科学地更加人文化地制订法规、标准和规章等;

  安全物质文化在生产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类技术和生活方式与生产工艺的本质安全,二是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等人造物及与自然相适应的有关的安全装置、用品等物态本身的可靠性。

  3.企业安全文化的特点。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内涵及具体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使人类在实现企业安全生产的行动中,又添了新的对策和手段。安全文化建设既关注人的知识、技能、意识、思想、观念、态度、道德、伦理、情感等内在素质,又重视安全装置、技术工艺、生产设施和设备、工具材料、环境等外在条件。相对于过去企业传统的安全活动方式和手段,

  今天的安全文化建设,有了新的意义和特色:

  ——突出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原理。在安全管理中,对人的因素的认识,具有更深的理解,使得为预防事故所实施的人员管理,更加深入、科学、人性化、亲情化。

  ——重点是要解决人的人文素质问题,提倡和要求全社会和全民的参与。因为人的深层的、基本的安全素质需要从小培养、全民教育,全民的安全素质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文化内涵第7篇

  一、我国温泉旅游的起源与发展

  (一)我国温泉旅游的起源

  我国温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前,孔子在《论语》中就曾提到温泉沐浴。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温泉在我国也发展起来,秦始皇“骊山汤”、唐太宗建“温泉宫”等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为具体阐述了:“温泉主治盘骨挛缩、诸风温及肌皮顽疥,手足不遂”。可见我国悠久的温泉文化。

  (二)我国温泉旅游发展历程

  虽然我国温泉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温泉旅游的发展却并没有这么久的历史。温泉旅游自发展起来一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疗养为目的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以及各部委陆续建立了一些温泉疗养院,接待一些伤员或者是高级干部。这时候的温泉大多是公费的,并没有对温泉旅游进行产业化的开发,导致人们对温泉的认识也受到一定的局限。第二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温泉的开发模式开始有了变化。随着公费温泉的减少,给温泉旅游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机遇。产生了很多温泉宾馆、温泉医院,以保健为目的。同时也融入了一些休闲因素。第三阶段,以休闲养生为目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养生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以此衍生的以休闲养生为目的的温泉旅游迅速得到了开发。并建立了相应的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使得温泉旅游成为了休闲、度假的一种旅游形式。同时随着私家车的普及,自驾游也弥补了温泉旅游区交通不便的劣势,使得温泉旅游空前火爆。第四阶段,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出现了更加高层次的以体验为目的的温泉旅游。目前的温泉旅游形式是,以温泉为载体,将各种时尚休闲元素融入温泉旅游中。通过挖掘温泉旅游文化的内涵,赋予了温泉旅游更高的价值,使游客在享受温泉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熏陶。

  二、挖掘温泉旅游文化的内涵

  (一)人是温泉旅游文化的主体

  在旅游活动中,人既是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