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2015年至今：最新进展
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世界呈现空前加速的时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是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加上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引介，学术视野的不断开拓，学术研究队伍的空前壮大，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基于以上背景，中国学者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在用新的方法研究旧有议题和领域的同时，也不断提出新的议题和开拓新的领域。如果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4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突破旧有藩篱和自身限制，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那么2015年至今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则在之前的基础上，在众多学者的相继努力之下，不断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人们重构思想图景的重要素材，新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无疑会对历史研究的突破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015年以来短短几年间，学者们就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的文集、年谱、札记和日记等资料，这些史料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在这些文集、编年资料中，部分是作为资料文献丛刊出版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这套资料，其中就有王汎森、潘光哲和吴政上主编的《傅斯年遗札》（3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当然，这批资料中数量最大的是重要思想人物的文集、全集等，如武占江点校整理的《刘光蕡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庞坚点校的《张之洞诗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王仲荦、姜亮夫、徐复、章念驰、王宁、马勇等整理的《章太炎全集》（2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017年版），汤志钧和汤仁泽先生主编的《梁启超全集》（2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上海图书馆编的《张佩纶家藏信札》（1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陈星主编的《丰子恺全集》（25册）（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林家有、李吉奎主编的《孙中山全集续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姜鸣主编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2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由中华书局主编的《曾国藩全集》（12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
除此之外，思想人物的史事编年和年谱也有不少在此期间被出版，如刘忆江主编的《李鸿章年谱长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合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16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董丛林主编的《曾国藩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熊泽文和张远东主编的《廖平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桑兵主编的《孙中山史事编年》（中华书局2017年版）、眉睫主编的《梅光迪年谱初稿》（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林甘泉和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还有吴思远主编的《辜鸿铭信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等。
日记是一种私密性且相对真实的史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思想者的真实想法和部分历史事实。近人的日记也是研究思想史、观念史和心态史的一种重要材料。近人的日记资料在2015年以来也有大量出版，如《严修日记（1876—1894）》（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容庚北平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王韬日记》（增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傅秉常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在这些日记中，也有不少是作为史料丛刊的一部分出版的，这方面的资料数量也相对比较多，如“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中的《郑振铎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史久芸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等。另外一种史料丛刊部头比较大，“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有69册之多，其中涉及近代思想人物的日记包括《张佩纶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翁斌孙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爱日精庐文稿》（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壬葵避难日记 辛卯年日记》（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胡嗣瑗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唐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黄秉义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王振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英轺日记两种》（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等。
新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日趋式微，通论性的思想史著作数量也在逐渐减少，加上之前思想史通论性著述的大量出版，新世纪后出版的思想史著作也多是旧著重版，所以，新出版的通论性著作就显得数量更加少。但是，自2015年以来，有不少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通论性著作出版。不过由于很少有学者再写通史，所以这些思想史著作多是专论性的通史。如林孝文的《清末君主立宪思想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勾勒了近代中国君主立宪思想的脉络，认为大致经历了“君民共主思想”“二元君主立宪思想”“议会制君主立宪思想”三个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历史学出身的学者研究思想史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而文学、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热情高涨，研究人数也在不断攀升，当然，他们与历史学者研究思想史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差距。这一时期的通论性著作主要有高力克的《自由与国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围绕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张力的“自由”和“国家”两个概念，探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这对概念的论争。李滨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嬗变》（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以“本土化”和“近代化”为主要问题，对中国近代以来新闻思想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呈现了近代中国新闻思想的近代化进程。王秉钦撰写的《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主要考察近百年来中国人的翻译思想。作者以翻译思想为“经”，以人为“纬”，呈现了百年来翻译思想的演变。
一些贯通古今的专论性思想史论著，对近代的思想史也有通论性的叙述，如杨鸿烈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主要探讨了贯通古今的法律思想，其中最后一部分就对清末以来中国法律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考察。钟祥财著的《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的下编就着眼于中国现当代农业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将现当代农业思想放在数千年的中国农业历史背景中进行梳理研究。
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天”，不仅需要在个案上进行不断的探究，还需要方法上的创新和理论上的提升。在2015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对思想史的方法、理论也在进行不断的探讨和总结。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一直是研究者考虑的重要问题，郑大华在《巩固与拓展：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路径之选择》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思考。作者指出，在思想史研究中，既要继续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又要在学习西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同时，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本土化”“中国化”，从而打通中外学术研究理论和方法之间的障碍，建立起本土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进而在国际学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路径问题，何晓明在《词汇、观念与思想：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文中主张通过对词汇、概念和术语等问题的分析，来研究不同时代观念的推演变化，以推进思想史研究向纵向拓展。 郭辉在《“历史记忆”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一文中主张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拓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认为“历史记忆”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重要领域和对象，要求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时刻保持开放的心理，以采取多元的方法。
研究方法、视角的变化，往往在研究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思想史如何推进，也有学者从研究视角方面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李振宏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思考》一文中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思想史研究要注意几个方面：（1）“要充分正视思想家思想的矛盾性，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重视个体思想的变化、矛盾和复杂性”；（2）“思想的演化与分化是思想史发展的正常途径，思想史研究重在弄清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而非一味地回归思想的原点”；（3）“重视思想家的学术个性研究，而不简单地把思想家划入某种固定的学术派别”，“给个体思想家打上某家某派的烙印”。 郑大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通”与“贯”》一文中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做到“通”与“贯”，做到“会通”与“贯穿”，要把握能够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始终与全局“一以贯之”的基本线索与“共同观念”。 郭双林在《流动的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一文中认为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思想是立体的、流动的和变化的，因此，对一种观念或者理论，只有在流动中，或者说将其置于不断的实践中，才易于解释其意义。 徐鹤涛的论文《近二十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围绕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讨论》则强调话语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他指出话语研究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后，使得思想史研究方法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出现了观念史、知识社会史等新的领域，这使得思想史研究终于突破了传统以大思想家为中心的学案式写作，有了更广阔的的研究视域。
关于如何观察思想的历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罗志田也有相关的论述。罗志田在《飞鸟之影：浅议历史研究中的以静观动》一文中指出对历史作切片式的静态观察，尽可能从静止的史料中探索贯注于期间的生命跃动。基于动态的观察，还要在表述时尽可能体现那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若行若止”意态。 在《假物得姿：如何捕捉历史之风》一文中，罗志田强调史家对史事的了解和认识，永远都是有距离的和间接的，类似时代的风气等看似虚而不实却向来是历史研究的重点。对史学方法而言，捕风捉影也就是通过某种中介，从看似静止的史料中读出历史的动态，以探求曾经贯注于史料中的生命跃动。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从本学科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任剑涛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一文中，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和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都是研究思想史的重要方法。 林存光在《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一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正确地训名释义，恰当地在字里行间进行阅读和理解，完整地并符合其思想本义地诠释思想家及其文本的思想，乃至在比较中诠释，在诠释中比较，并最终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和途径获得对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史的贯通性的宏观认识与深度理解”。 孙晓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一文则强调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注。
张辉在《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一文中认为从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应该注意以下问题，如将文学与思想、心态和精神的历史联系起来，应该激活“如何说”与“说什么”之间的有机联系等。 李春青在《谈谈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视角问题》一文中，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弄清文学思想生成演变最重要的动因，主体视角不容忽视，因此应从主体视角来进行思想史研究。 雷戈在《思想与文体——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中认为从文体的角度来看作者的思想，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陈建波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问题与方法》一文主要关注当代思想史方法的讨论，认为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把当代中国思想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联系起来。 贾坤鹏在《思想史研究中常见同语词概念混淆及其辨析方法》一文中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应从概念的辨析入手进行研究。
也有学者从思想史的写法等方面进行论述。如柳之茂、赵俊的《关于中国思想史连续性写法的分析》一文，从思想史的治史方法论入手，指出以往连续性的思想史写法潜藏着严重的单一的进化论倾向，这种写法也限制了思想史研究者的视域。如果思想史的写作者能在连续性的方法中同时观照那些思想史上的非连续现象，对特定的思想历史对象本身的结构及其边界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免连续性写法的局限性，使思想史的研究打开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夏静的《文学思想史的“加法”与“减法”》一文对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进行了强调，指出材料范围和研究路径的拓展，可以视为未来思想史研究中“加法”的方向，这不仅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内丰富资料篇目和来源，也意味着在更深层面上重新审视思想史研究中习见的方式方法。
思想史的议题涉及专业门类较广，这导致思想史与生俱来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门类。跨学科的趋向在新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对研究实践中思想史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郑大华在《学科渗透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边界》一文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但我们在肯定这一问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差异，厘清学科之间的边界，遵守不同学科的不同规范。只有如此，借用或者进行学科渗透才有积极的意义。 左玉河在《互鉴共赢：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的交叉渗透》一文中指出，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的交叉渗透，产生了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面对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各专门学科必须立足本学科，发挥本学科的特长，对共同的领域进行不同视角的观察、研究和解释，这样才能解释研究对象的多向性和多面性，进而展示研究对象的完整性。 马勇在《学科渗透与历史学的本质》一文中也指出，历史学有自己的学科边界和研究方法，历史学一方面必须最大限度地汲取其他各专门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也应守住自己的学科传统，在适度的保守中创新和发展。
在历史研究中跨学科方法被人们不断实践的今天，思想史研究要充分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拓展自身的边界，开拓新的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对思想史的学科特征、理论和方法等问题予以思考，将思想史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思想史是人们对时代认知和反思的历史，因此思想史的主题与时代的主题也紧密相关，思想的进程也与时代的脉动基本保持一致，对思想进程的研究和解说也是加深时代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近代中国的思想进程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史。从2015年至今，学者们继续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向前发展。
2015年以来，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受到思想史学界的持续关注，且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在学术专著方面，如范广欣的《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一书，通过研究晚清时期湖南四个最具代表性的理学家——曾国藩、罗泽南、刘蓉和郭嵩焘，探讨他们如何利用儒家的传统学术为平乱御辱服务。
也有学者从学术、整体上考察晚清的经世思想。张舒的《晚清理学复兴的经世意蕴》一文主要考察晚清理学复兴的经世意蕴，指出晚清理学凭借夯筑程朱修身之学以守道救时，治体层面致力于恢复君臣共治以尝试打破皇权的乾纲独断，治法层面并不倚重官僚行政技术，而是注重兴起教化以重建地方秩序。 马延炜的论文《晚清湖湘汉学的经世品格》主要从学术方面来观察经世思想。作者指出晚清湖湘汉学中具有明显的经世趋向，具体表现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注重学术研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实际作用。这一研究取向在为湘人注入更为深厚的学理素养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湘学的现实关怀、注重实用的治学倾向。 段炼的《从“理势”互动到“体用”二分：以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世界观转型为中心》一文以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世界观转型为中心，来考察晚清思想界的“理势”和“体用”问题。段炼指出在嘉道年间，无论是今文经学、理学或者经世之学，都在试图回应“理势”与“体用”的问题，而所涉之学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转向致用的一面。
经世思想的研究中，对思想人物的经世思想研究是数量最多的部分。例如，秦世龙的论文《魏源思想的理学渊源——以湖湘实学为视角》以湖湘实学为视角，来探讨魏源思想的理学渊源。作者指出魏源继承和发展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理学的实学传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以经术为治术”的实学理念。作者进一步指出，魏源各种思想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湖湘学者的身份上，追寻到他饱受熏陶的湖湘理学上来。 戚文闯《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长时段考察》一文通过对魏源经世思想的研究，指出了其经世思想的意义，但也指出魏源思想的局限性，如只停留在器物层面，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罗检秋的《论孙诒让的经世之学》一文通过对孙诒让经世之学的研究，指出孙诒让对学术的突破使清末古文经学走向经世的方向，其经、子之学和经世活动，均体现了道器并重的思想特征，折射出清末士人思维模式的转变。孙诒让基于古文经学和道器并重的经世之学，在清末民初具有典范意义。 刘焱的论文《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通过对王闿运的研究，指出王闿运受到湖湘经世学风的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理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李久学、徐雷的论文《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研究了曾国藩家学对其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强调家学在其成为理学名臣中的重要作用。
“经世”思想研究硕果累累，“经世”一词也影响甚广，人们是如何理解“经世”这一概念的呢？有学者从概念史的角度对“经世”一词的意义和运用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念群在《“经世”观念史三题》一文中，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学界近年来对“经世”概念的运用情况，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一是把“经世”仅仅理解成狭义的日常治国理政行为，忽略其深层文化根基一面的阐释；二是把“经世”视为明清危机时期改革家推进激进政策的工具，没有看到趋于保守的政治官僚同样具有经理世事的情怀和能力；三是把“经世”仅仅看作是古代王朝遭逢鼎革易代之际发生的思潮，而没有看到处于常态过渡时期的历史同样存在着经世思想并持续发挥着作用。 周积明的《“经世”：概念、结构与形态》一文通过对“经世”概念的考察，指出“经世”一词并非开始就以“经国济世”为内涵，而是经历了语义学的演进。作者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学术，务以前人之“经世”还诸前人，而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以一种今人认定的“经世”标准去理解、裁判历史上的多元经世形态。
2015年以来的洋务思想研究方面，一共有两部有关洋务教育思想的专著出版，一本是李剑的《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活动研究——以洋务教育为中心》（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另一本是杨勇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关于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王涛在《明治维新是一场突变吗？——兼谈洋务运动的失败》一文中，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比较对象，指出洋务运动虽然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其失败却是必然的。作者指出，当时中国与世界的隔绝“造成了中国的决策层丝毫不能了解世界的变化趋势，在旧的制度内嫁接新的生产力必然困难重重。两国最高决策层对世界的认识的极大差距正是两者改革力度与绩效存在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的诸多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有自己的观察。卿文辉的《提前奏响的挽歌：一个同时代美国外交官眼中的晚清洋务运动》一文从美国在华武官薛斐尔的角度对洋务运动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对洋务运动重器物而轻制度与文化的宗旨、其军事改革的不彻底性、列强对此运动的虚伪性态度等进行了公开、全面和深刻的评判，指出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中国当时最高决策层、最开明的政治家的头脑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凡此种种也影响了后来的结局。
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开始有组织地学习西方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此时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对西学的学习情况也非常值得研究，这也会促进我们对洋务运动更加深入的理解。尹晶晶、孙涛的《洋务运动时期两种科技观的解读》一文，通过对洋务派和保守派学习科技观念的比较，指出统治阶层中不同派别的权力制衡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之一，从而使中国人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困难重重。 李栋、杨莹的《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一文指出，王韬对西方法政知识存在着变与不变两种倾向：一方面，王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法政知识，调和了学西与儒学中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王韬对儒家文化至上性的坚信，最终未能超越此间的“中体西用观”。 也有学者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的“天下”“地球”和“世界”等概念进行研究。余露的《虚实互用：洋务运动时期的“天下”“地球”与“世界”》一文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转化成全球性的地域指称，包含了怎样的含义，与天下体系的崩溃有何种关系。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原本不具有实际地域指向的“世界”与“天下”被一起用来指称全球，也使得“天下”从过去的仅限于指中国扩展到涵盖世界。
2015年以来，学者们对戊戌维新的史实和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在专著方面，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一书通过变法各方的密信、奏折和日记等史料，对百日维新期间的历史进行了重构。 贾小叶的《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一书，跳出以往研究戊戌变法的“新旧”二元对立旧说，以“康党”作为视角，全面揭示了戊戌时期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和真实内涵。 许多研究成果虽然是重新出版，但对学术发展仍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茅海建是当代戊戌变法研究方面用力最多也是最权威的学者之一，在2018年戊戌变法120年之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其20年间先后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四部书以“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为名汇刊出版，更加集中展现了史学界在近20年来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最新成果。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政治策略是戊戌变法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茅海建在《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一文中，查证了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再次确认了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及其传播范围。茅海建指出，“康有为一派为此设计了‘自上’‘自下’两套变法方案。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行的是‘自下’之策，康有为在北京所走的是‘自上’之策。当北京的‘自上’之路突遇光明后，康有为也调整其政治策略”。 戊戌维新运动的力量对比事关戊戌变法成败与否，郭卫东在《再论戊戌维新运动的力量配比》一文中，指出政治权力的核心与边缘本来应该相距很远，戊戌变法时期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很奇怪很怪诞的合作，但是合作期间维新派并未完全楔入清朝的权力结构。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跨界结合，联结的两头趋新，广阔的中间地带仍为守旧，其间缺乏贯通，失却各中间环节的承接，上下、君臣、朝野之间横亘广阔的阻隔。多数官商绅民对维新运动不了解，说明激进改革的历史条件尚不具备，单纯的高层设计难于实践，也预示着戊戌运动必然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影响广泛，但对维新运动在地方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对维新运动在地方推行和实践的研究，也会使我们对此运动有一个全面整体的认知。熊月之关注上海地区的维新思想，在《口岸城市与维新思潮——以上海为中心》一文中，认为维新思潮的兴起不仅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也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鼓动，还受到近代以来口岸城市变迁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当时“中国目光敏锐的绅商在口岸城市的努力，包括兴办新式企业与学校，倡导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进行改良思想宣传，特别是这些城市在学会设立、报刊发行以及现代交通、通讯为依托的联系网络方面的独特优势，则使得这些城市在维新运动兴起以前，已经成为中国革新运动的先行区域”。 刘燿的《地方的维新：戊戌前后四川省的办学运作》一文指出川省部分地区对变法的理解偏离朝廷动向，朝廷的废除八股之举无意间支持了川省趋重经学的地域文化。 陈代湘、周接兵则将目光投向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湖南，他们在《湖南守旧士绅的翼教与维新运动的转向》一文中，指出以谭嗣同、唐长才、熊希龄、皮锡瑞等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向传统文化宣战，掀起了全面学习西方的高潮。与此同时，湖南守旧士绅却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维新变法进行扼杀，导致维新变法走向失败，促使中国历史由维新向革命转变。 王慧颖在《〈经时报〉与戊戌时期浙江维新群体内外关系》一文中通过《经时报》的兴废来考察浙江维新运动的情况，指出《经时报》的兴废与浙江士人与康梁维新派之间的矛盾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浙江维新群体内部的各种分歧及其在政治上的局限。
维新变法可以说是书生变法，是以学术变革作为推动变法的重要资源之一。学术革新与政治变革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陈煜的《晚清公羊学与变法维新》一文认为清代公羊学在乾隆后期逐渐崛起，后来经过常州学派、龚自珍、魏源等的承袭和传播，逐渐蔚为大观，再由学术影响到政治，最后转化为激进的变法工具，乃至与维新变法同归歇绝。考察清代公羊学与晚清变法的关系，可视为传统学术和政治关系最为典型的注脚，甚至可以认为“近代的一切变革思潮，都是以公羊学为‘里子’而舶来的西学为‘面子’的结合”。 易燕明则关注维新思潮中的政治哲学，作者在《论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中的政治哲学》一文中认为湖南维新人士的政治哲学是湖南维新思想家最关注，也最有所创获的问题，他们“对传统政治的反省和当代社会问题的洞察上，在促进传统政治哲学向近代政治哲学的转型上，都是最为彻底和突出的”。 诗以言志，传统士人多以诗歌来表达对政治的关怀。石任之的《戊戌变法时期各派士人诗作探析》一文通过对变法反对者和支持者诗歌的分析，指出戊戌时期诗歌题材与表现手法虽然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渐变，对事件中心任务的认知，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均有所改变，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
还有学者注意到维新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构建情况。于英洲在《维新运动与19世纪末现代国家的构建》一文中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维新运动与19世纪末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相似，维新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所倡导的主张，皆彰显出维新运动的世界意义。作者指出，“维新运动堪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初创期，不仅为之后的百年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能动力，亦可为当今中国引领全球化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时间借鉴”。
戊戌变法是中国当时的一件大事，也是各国都密切关注的国际要事，它们对戊戌变法都有自己的观察和认知。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和戊戌变法事态的变化发展，它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也随之改变。王美平在《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一文中指出，日本在戊戌变法初期鉴于中国改革符合本国利益多持欢迎、赞同的态度，但是随着清廷高层人事变动的频发，日本也推测中国政局将发生巨变，出现了否定戊戌变法前途的论调，态度也转向冷淡和批判。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日本放弃亚洲主义路线，坚定了“脱亚入欧”瓜分中国的战略，助推了日英同盟的形成。 列强虽然不是戊戌变法的当事者，但是他们的观察与反应，也丰富了我们的戊戌变法研究并加深了我们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崔志海的《美国驻华公使对戊戌变法的观察》一文指出，美国驻华公使对戊戌变法的观察表明，康梁作为在野人士和在朝的中下级官员，其实当时并不被北京的外交官们所重视，他们被关注和重视主要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他们当时已经意识到戊戌政变是一场政治反动，但是更倾向于认为是“帝”“后”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无意公开干涉，始终保持静默态度。美国驻华公使对戊戌变法的观察虽然有限，且带有个人色彩，但是他们的观察和分析在不少方面揭示了戊戌变法与清朝最后十余年政局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形象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也反映了随着维新运动的展开人们对这场运动认知的变化。贾小叶的《“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一文，指出“康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指认的对象与判分标准在戊戌前后都经历了复杂的流变。从最初的指涉康门的师徒，到逐渐向康门的支持者扩张。政变发生后，“康党”的判分标准与指认对象再度发生变化，政变之初政治上的“谋逆”与否成为清廷判定是否为“康党”的主要依据，而后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被清廷指涉为“逆党”的“康党”却与“新党”混为一势。作者强调，“康党”指涉的流变实际上与戊戌政局的变动有着复杂的关联。戊戌变法发生后，后人如何定位这场运动和维新派涉及时人对这场运动的认知以及历史记忆的塑造过程。李帆在《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戊戌维新及康有为》一文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对于戊戌维新及康有为的叙述，有个由隐到显的过程，在清季尚属敏感话题只能不写或者一笔带过，民初虽突破禁区的限制，但史实层面未进行过多扩展，直到1922年学制改革后才得以改变。作者指出在研究成果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所构建的戊戌维新史实和所塑造的康有为形象，规范乃至影响了当时及此后的相关学术研究。
立宪思想。这一时期的立宪思想史研究有多部专著出版，林孝文的《清末君主立宪思想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勾勒了清末君主立宪的演变过程，论述了不同阶段诸多思想家的君主立宪思想及其特征。黄涛的《黄遵宪君主立宪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主要研究了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该书以黄遵宪的立宪思想为研究主体，分别从形成条件、重要内容、亲身实践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对黄遵宪的立宪思想作了全面的讨论。李细珠的《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研究了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力量消长的演变，作者认为正是这三股势力在晚清时期的较量与力量消长决定了当时中国政治的新走向。
晚清“预备立宪”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的走向。对于清廷“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以往学者已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多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雷颐的《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变与清王朝立宪失败》一文则从国家观念的角度入手，对“预备立宪”失败的思想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尽管对“改良”“革命”等观点和立场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国家观念却相同，两派都完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型国家观念向现代契约型国家观念的转变，两派都从制宪权、对“圣旨”的合法性方面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各种举措提出质疑，并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宪政架构下的民族问题做了理论性的论述。作者进一步强调，“共同的国家观念，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与立宪派双方由敌对到合作的思想基础”。 关于晚清“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卢野则从成立宪政编查馆的角度进行考察，他在《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一文中指出，对于近代的宪政改革，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中国的邻国日本也是，晚清时期中国的立宪实际上也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清廷“预备立宪”时成立宪政编查馆，为的是仿行宪政，统筹整个立宪改革，但是该馆在立宪过程中却无法“处理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主权威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使得清末立宪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
“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除了可以从思想、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思考外，从立宪派知识分子自身的文体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关联。周新顺的《救亡焦虑中的末世谏言——从“新文体”看晚清立宪派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一文，通过“新文体”来考察立宪派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局限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深层的困境。作者指出，综合考察晚清立宪运动中实践“新文体”极具代表性的《东方杂志》可见，这一时期以倡导立宪改良为总主题的新体政论中，仍然残留着诸多旧的言说习惯，最为典型的就是立宪派忽视对大众的启蒙，而习惯于向朝廷进言的“奏议”式言说姿态，以及“连哄带吓”的言说策略。作者强调，“这种旧的言说习惯不仅表明晚清‘新文体’并非一次彻底的文体解放，也深刻暴露了立宪派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宪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深层困境”。
清朝在“预备立宪”过程中，也对其他国家的立宪情况进行宣传，这也是我们反观清廷“预备立宪”的一个重要视角。周积明、李超的《清末立宪运动宣传中的亚欧视角与中国主题》一文就考察了清廷对亚欧国家立宪运动的宣传和论述。作者认为20世纪初，与中国立宪运动同一时刻，在俄国、波斯和土耳其等国家都发生了从专制转向立宪的运动。清末报刊对亚欧大陆的立宪运动一直密切关注，它们从“周边看中国”，以周边国家发生的立宪风潮来反观中国的立宪运动。作者认为清末的立宪运动与亚欧国家的立宪运动具有一体性和关联性，清末立宪运动中报刊舆论对亚欧大陆立宪风潮的宣传和论述，也是清末立宪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中国人以亚欧的立宪运动反观中国立宪运动而言，和中国一水相隔的日本，尤其是日本法学家对中国立宪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崔学森在《清末立宪的日本视角：以法学家清水澄为中心》一文中考察了日本法学家清水澄对中国立宪的观察、评论和建议。文章指出，横跨日本明治、大正和昭和时期的日本宪法学、行政法学家清水澄与清末立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经为留日学生和赴日考察官员讲授行政法，其宪法和行政法著述也被大量译为中文。中国的立宪大纲出于他之手，甚至超越了明治宪法的理论框架。作者强调基于新见史料、结合其法学思想论述对中国立宪的观察、评论和建议，有助于深入理解清末立宪的利弊得失及其与日本的关系。
清末立宪派在进行“预备立宪”时，也对近代国家有着自己的想象，这也是他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赖骏楠的《清末立宪派的近代国家想象：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1904—1905）》一文指出，日俄战争时中国国内立宪派为敦促清廷变法，将战争结果归因为“立宪国胜专制国”。“立宪胜专制”话语多强调宪法在国民意志整合、国民爱国心塑造等主观层面上的作用，并相对忽视近代宪法与客观意义上军事、财政和行政近代化之间的关联，而且“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的说法不符合日本军事史和宪法史上的事实。作者强调立宪派关于变法和国家建设间关系的认识本身，对当代中国法律人仍具有启发意义。
革命思想。有关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桑兵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沈航的《辛亥革命时期浙江之社会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谷小水和赵立彬的《辛亥革命与新中国》（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对于辛亥革命的“现代性”问题，罗福惠、张远波在《辛亥革命“现代性”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具有许多“现代性”的面相，即革命的主体是以华侨、留学生、会党等精英为主的“中等智识阶层”，以“城市文明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统治，按照民族认同、国家民主的构图，通过革命实现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作者认为“这种思考将问题的视角放置于现代性的坐标之上，以衡量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摆脱了传统的定势思维”。 辛亥革命的路径问题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张永乐从其他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他在《“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一文中指出，一些学者将辛亥革命中的南北妥协、清帝逊位视为一个包含发展出“限权宪法”潜能的政治妥协事件，这一联想机制基于一种良好愿望，但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作者认为1911—1912年六大强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大国协调”是塑造“大妥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即列强拒绝给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尽快获得实权。作者进一步指出，列强的“大国协调”加速了“大妥协”的达成，这一妥协对于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加大了国内两大阵营的资源差距，加上国家机器的碎片化带来的困境，使这场妥协极难产生一些当代论者所期待的“限权宪法”的结果。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大转折，也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李帆在《再谈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一文中从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观念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认同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进行了探讨。 薛刚的《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折》一文指出20世纪以来，天下、朝廷两词在政治言说中逐渐被边缘化。天下的淡出使朝廷走向无用，乃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推翻政府，而是放弃朝廷，因此在革命派力量低潮时爆发却又迅速成功。在民国建立之后，共和政府借助民主话语逐步剥离原属天下的自主法权，社会逐渐被视为应该由国家管制的场域，政府与民间的关系被彻底重置。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问题，李恭忠在《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一文中指出，此时所使用的民族主义既非洪门自身所固有，也非完全自国外传入，而是清末激进知识人和革命派出于排满这一目标进行发掘和重新阐释的结果，其中又汇入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成果。作者认为“反清复明”这一形式化的洪门的自我表述，经由激进的知识人和革命者使用“种”“族”“类”“种族”“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抽象概念范畴进行历史化、理论化处理，被提升为基于狭隘的民族概念、带有鲜明种族认同色彩的民族主义，且被视为洪门的真实历史和固有传统，由此形成“洪门民族主义”这一特殊的话语。作者进一步强调，民初以后革命派试图转向一种基于国家认同的宽泛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但是他们沿用“洪门民族主义”跟会党切割，结果反而促进了“洪门民族主义”的传播。民族主义话语当中宽、狭两种民族概念仍然彼此纠缠，甚至相互混淆。“汉奸”的指称也是考察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桑兵在《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一文中指出辛亥时期，汉奸由原指鼓动少数族人反清以及勾结外夷祸害中国的汉人，转而指替代“满人”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汉人。作者强调革命党在强化倒满锄奸的同时，也产生了将这一概念用于同道同党的副作用，随着锄奸话语的泛化，“汉奸”在作为对敌斗争利器的同时，部分也变成打击异己的政治标签。
历史记忆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也有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武洹宇在《辛亥祭奠的死亡表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释读》一文中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死亡文化与历史记忆情况。作者指出死亡文化在清末民初十分盛行，象征死亡的骷髅符号因此成为常见的视觉语码，并随着时局的变化衍生出多种语义。在辛亥革命前，骷髅主要象征民众苦难和为了改变此种现状的志士义举，到了民国初年，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象征民众苦难的骷髅意义由此延续，而之前象征志士义举的情感意蕴则由视死如归的胆气和希望转变为生命虚无的失落与彷徨。作者强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骷髅设计正是在这样一个动态的意义网络中，通过凸显先烈之死的惨烈与惊怖，追问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和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 历史教科书是塑造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民国建立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其有建构和传播。李培健的《制造知识：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建构》一文把当时“辛亥革命”知识的呈现形式分为三个层次，即叙事层、观念层和目的层。作者指出，在共和观念与革命观念的指导下，这两个时期多数教科书分别采用了共和叙事与革命叙事，使辛亥革命在细节、评价上都出现大的差异。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政府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实施教材审查制度来规训教科书的内容，以便将其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以知识的形式呈现出来，以塑造国民的历史观。作者强调“辛亥革命”这一历史知识是由政权、教育与编者共同“制造”的。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转折点，对五四启蒙思想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2015年以来学界出版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陈平原的《“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秦川编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翠艳的《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金景一主编的《中韩新文化运动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吴静的《〈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姬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流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尹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伦理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刘祥英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薛子燕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1915—1924年）》（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朱美荣的《比较与鉴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邓秉元的《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
五四运动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研究视角也多种多样，如何重新看待百年前的这场爱国运动？罗志田在《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一文中指出，在五四运动发生之时，异国人杜威看到了“国家”的诞生，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傅斯年则看到了“社会”的出现，这种不同的认知表现了五四内涵的丰富性，也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两个名词那时尚在形成之中。这些五四时期的重要人物都不甚清楚的概念，又成为他们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表现出“早熟”的意味，因而其诠释力也非常有限。国家于社会大体由于“天下”的崩散转化而出，在五四前后也曾出现一些非国家和超国家的思路。基于以上的分析，罗志田强调如果把“天下”的视角带回历史叙述，从新的视角观察，也许会增进我们对五四运动及其所在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五四运动非常重要，且意义非凡。李维武的《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一文指出，五四运动使“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作者认为中国思想界出现的这一变化和趋势，期间经历了许多思想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展开，即：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些问题的争论也构成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界确立的关键。李维武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凸显和确立，不仅具有五四运动的“救亡”性质，也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不能曲解为“救亡压倒启蒙”来加以贬抑或否定。 关于五四运动“救亡”与“启蒙”的话题，葛兆光在《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一文考察了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的反应问题。作者认为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日本的步步紧逼促使了中国人边疆意识的觉醒，这也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葛兆光强调以往学界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而是双方应该有先后次序问题。“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一个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也有学者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论证五四的意义。郑大华的《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一文认为萌发于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到五四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思想，而且“民族复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尤其孙中山对民族精神、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诸多论述，都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 闫志民在《五四运动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文中也论证了五四运动的民族复兴意义。作者指出，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即以俄国为榜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等等。
以往五四运动的研究多关注北京和上海等五四运动的主要发生地，对五四运动在地方上的情况关注较少，五四的地方史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徐佳贵在《“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一文中考察了温州“地方史”脉络中的“五四”和“新文化”。作者指出，面对五四反日爱国运动，温州当地的新老知识人可以借助晚清以来形成的书刊信息渠道与观念基础，进行主动和正面的回应，而“新文化”和“五四”在温州的关联，则是由外在密切接触“潮流”者依托学校系统另行建构的。二者地方化的渠道和参与者多有不同，显示“新文化”与“五四”的关联性需要更深入的检视。 凌云岚的《地方历史中的五四——民国时期湖南的五四纪念》一文则关注民国时期湖南地区的五四纪念情况，指出从1921年开始，湖南出现了五四纪念活动，且呈现出了“地方”中的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历史被建构的过程中，其不同的面相是如何被“凸显”或“遮蔽”的，最后又是如何被整合进大一统的历史叙事中，消失了自己的声音。作者认为湖南民国时期的五四纪念和五四历史中的湖南，可以使我们从不同侧面理解“地方”，也因此理解一个层面更为复杂、更加多义的五四。 曾辉的《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一文集中探讨了五四运动在江西的情况，认为江西的五四运动广泛而热烈。之所以如此，与组织者充分利用学联这种新型组织，积极使用白话文作为传播载体，运用电报、邮政、印刷等新式技术以采取正确的动员策略密切相关。五四运动也使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打开了大门，让袁玉冰等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之道，让他们认识到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必要性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陈学然、吴家豪的《香港华商总会对五四在地化的迎拒》一文则考察了五四运动在香港在地化的情况，指出热衷孔教的香港华商塑造出一股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久久未能进入香港。但是华商总会的核心人物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并非一致，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前后迎拒态度不一。这既是时移世易后新领导人的个人思想世界发生的变化，也是因应港府外交策略趋向新文化运动的因时制宜，诸种问题实关系到香港社会内部乃至国内政局的复杂转变。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任剑涛在《挣脱帝国的牵绊：“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建国》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建国，对传统是摆脱古代帝国结构的过程，对国际社会是挣脱西方列强控制的进程。五四在现代建国中彰显了两个脱离的标志性事件。一是五四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明确地凸显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另一个是“民主”“科学”的呼吁鲜明地呈现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实质特征。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必须经历一场激烈的社会运动，才能迈过传统国家的门槛，迈进现代国家的天地。 相对于建国而言，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新文化也有建构作用。左玉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新文化之建构》一文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建构具有奠基作用，即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化，确定了全面效法西方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方向和“再造文明”的目标；摧毁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体系，动摇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确定了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建构的核心价值；提出了以个性主义为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基石的思路；提出了通过研究问题、输入西学、整理国故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途径。
关于“新文化运动”词义的流行及演变，周月峰在论文《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中对“新文化运动”一词进行了考察，指出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在出现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也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周月峰强调“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并逐渐流行。在之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变中，各方力量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由于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也几经流变。在此过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后来关于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两种叙述。
瞿骏的《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一文重新讨论了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长久以来钱穆在不少著述中表现出的是一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的反对者形象，对此我们忽视了反对者其实需要“资格准入”，而获得这种“资格准入”的难度有时可能比成为支持者还要高，因为真正的反对者先要深入了解，然后才能提出反对。因此，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应概括为：他在深入了解和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又反思和疏离了五四运动，钱穆如此选择的原因在于钱穆当时是一个地方读书人，还是一个“觅路的小镇青年”。
也有学者对五四时期凸显的议题进行重新思考，许纪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一文中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曾有三次论战。经过这三次论战，《新青年》在口岸城市中大获全胜，因为城市青年需要一个激进的文化变革方案与可供行动的简便态度，但在边缘城市的“小镇青年”那里，他们不在乎新旧两派的态度差异，更注重从两派那里吸取“新知”，他们对传统也保留了一份中庸的温情。 杨念群的《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一文考察了“个人主义”的兴衰情况，作者指出“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五四运动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释逐渐退潮，奉献“国家”“社会”的集体主义得到凸显。 关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话语，张勇在《世界主义：重估“五四式反传统思想”的一个维度》一文中主张从“世界主义”的视角重新来看“五四”，指出尽管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时常采用东西二元对立的视角，但他们说的“西方”实际上包含现实和理想两个不同的层面。理想的“西方”即人类发展所遵循的共同“精神”，毋宁说是人类的、世界的，反过来也成为批判现实西方的依据。作者强调，世界主义的想象和实践应该成为我们重估“五四式反传统思想”时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维度。 杨智勇、段炼的《从“小我”到“大我”：五四启蒙思想中的个人观念》一文指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发生了重大的世俗化转型，随着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逐渐成为道德观念中的核心理念，儒家德性伦理逐步解纽。五四时期个人自由和精神独立“小我”背后，还存在着更高层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对人类、对世界文明这一“大我”的关怀。个人主义中“唯我”的一面，只是更多影响到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而无法在五四的启蒙知识分子当中获得道义上的正当性。
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观问题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罗志田关注五四后有关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在《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一文中指出在后五四时代，文化的区域性与世界性是一个敏感微妙的问题，各人所见也不一致。时人明知东方和西方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却惯以它们来表述世界，提出特定的时代关怀，提出反对的质疑者，其实也有具体的针对性。作者强调，尽管时人可以在缺乏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分享的探讨，后人则不宜忽视当年那些似可不言而喻的歧异认知。 郑大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一文中指出，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然而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人们才真正在多元的文化观念下来认识中西或东西文化，才真正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
也有学者关注个人、学界、党派的五四纪念问题。欧阳哲生的《纪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大党派报刊纪念五四运动的历史图景》一文指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围绕这一运动，各大党派的报刊媒体自1920年后每逢五四就会开辟纪念专栏，发表纪念文章。通过勾勒1949年之前各大党派报刊媒体的“五四地图”及其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内容，可以揭示各大党派报刊纪念五四运动此起彼伏的消长关系和历史过程，也可从侧面了解纪念五四所包含的政治文化意蕴和各大党派在纪念五四运动中的主义之争。 郭辉的《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一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五四纪念话语皆能顺应时代潮流。改革开放之初纪念话语围绕青年应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展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纪念话语强调青年应该投身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进入新世纪，改革开放已取得明显成效，国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纪念话语宣扬青年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周游的《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的纪念》一文主要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的纪念情况，认为五四是一个意义丰富、拥有多元面相的政治符号，也是民国时期各方力量竞相诠解的政治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五四符号的价值，在五四纪念中赋予了其更多意义。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诠解五四，视之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的开端；强调五四的“民主”意义，以争取更多的政治空间。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将五四放入自身的革命叙事中，对五四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予以强调。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五四纪念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政治符号如何因时代环境、政治力量等因素，被赋予更多的历史意义。 邓金明在《作为“记忆”的“五四遗产”及其寓言化》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政治压力下，如何保存“文化启蒙”，寻求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是知识分子面临的难题。启蒙知识分子发现，“回忆”为这种“自主性”提供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虽然在官方和个人之间，对“记忆”存在着激烈的争夺，但“记忆/回忆”的特性决定了无论谁想完全控制它都是不可能的。
2015年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专著主要有李根寿的《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赵付科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周淑芳的《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理论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曾银慧的《恽代英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陈剑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石劲松的《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四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孙建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论文。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黄正林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一文指出，为了清算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1937年到193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总结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理论性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目标，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孙建华、高迪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及其独特贡献》一文指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作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的具体之道、实现方式和发展形态，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世界性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逻辑延伸及其现实推广的一个历史过程。 张远新、吴素霞的《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科学揭示》一文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重大飞跃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即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编译和出版也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海军的《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出版探析》一文指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一批专业编译与出版机构，专门负责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专业编译与出版机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佘君、高正礼的《20世纪50年代工会问题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面临的新问题进行的积极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如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工会的功能、地位、任务、工作方式以及“公私合营”等问题。通过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也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列宁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曾银慧、孙厚权的《列宁主义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文指出，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直接理论来源，其在中国早期传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内容涉及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新经济政策等。列宁主义的早期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知识界和党派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面相。张安的《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创新高度耦合的命题，在提出之初，中国知识界就对此命题的内涵、合理性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争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直接、明确地回应了各种质疑，辨析了各类认识误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学理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朱琳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思潮纷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一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三大社会思潮交流激荡，对三大社会思潮的思想资源进行吸收、转化和超越。一方面，三大社会思潮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三大社会思潮客观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渐趋完善。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起到推动作用，张卫波的《〈解放〉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考察了延安时期《解放》杂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探讨，如对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理论准备。《解放》杂志对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的讨论和传播，把对“中国化”问题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起点，推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新视角，陈红娟的《译介、争竞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表达史研究》一文指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首先通过译介产生，译介话语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初始形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与国民革命话语、苏联话语的竞争，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第一次理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验”，用“建设”“发展”代替了“革命”，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陈红娟、雷中华还从概念史的视域下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问题，在《概念史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在概念史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在中国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跨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在不同文本中的原初指涉与语义流转、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源流考证与语义形塑等纳入研究视野。作者强调，应该借鉴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拓展研究视野，关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果；转换研究视角，激活非精英群体言说中的“概念”；透析概念背后的行动指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借鉴。
关于“新民主主义研究”。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程美东、裴植的《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一文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沦陷区，日伪对其进行查禁，千方百计阻挠其传播；在国统区，诸多国民党人也极力以三民主义否定新民主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国民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肯定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作者强调，《新民主主义论》在抗战时期能够走出边区、实现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区域传播，与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密不可分，更根本的还在于这篇红色文献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重要思想理论价值。 张卫波、王瑞的《〈新中华报〉与新民主义主义文化的传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早期的传播过程中，《新中华报》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华报》较早报道了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最早刊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摘要，对“中国化”“大众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新中华报》相关报道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最初的传播形态，清晰认识该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源头。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其他面相进行了研究。荆世群、王文兵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抗日战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建国等问题有密切关系，从抗战视野出发把握和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尤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野把握和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会呈现出不可忽视的理论旨趣、实践功能和历史意义。 王毅的《民国知识界言说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突破国民党查禁，积极推介《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的传播，使该文献在民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和传播有力的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宣示了中共革命和建国篇章，部分消除了知识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作者强调，《新民主主义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蒋积伟的《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确立》一文则专注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优势。作者指出，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经历了整个40年代，其过程波折复杂。作者强调，新民主主义不仅在理论形态上不断地得到解读和研究，中国共产党还在根据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有效催化了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社会认知，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和建国蓝图。
国家主义派。周文在《郭沫若与“孤军派”——兼论其对国家主义的批判》一文中考察了郭沫若与“孤军派”及国家主义派的渊源和裂变，如“孤军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郭沫若所批判的“国家主义派”究竟何指？他为何认为“孤军派”是“国家主义派”？等等。该文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清晰的考证梳理，通过该文也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聚散分合的一个缩影。 刘洪强在《大革命期间共产党与醒狮派国家观比较研究》一文中考察了“国家主义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围绕国家、社会和革命问题等的争论。文章指出，就双方的国家观念而言，国家主义派坚持绝对的国家观，带有很强的抽象和本体论色彩，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中国共产党反对视国家为抽象之物，注重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以“社会”重建“国家”，代表着一种新的政治观念的产生。作者强调，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观，也可解释两者一败一成的历史命运。 魏治勋的《陈启天“新国家主义”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指出，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陈启天以“新战国”为背景，以“新国家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新法治主义”，系统阐释了具有现代理论内涵的民主法治论的基本架构。作者指出，陈启天的法治理论不仅对当时救亡运动、国家建构、公民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其蕴含的法治理论资源对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人权派。朱庆跃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月人权派挑战的回应》一文指出，从问题视域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应了新月人权派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何种理论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品质等方面的挑战。作者认为这些回应既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阻滞，又捍卫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乃至其实践的现实正当性。
战国策派。对于“战国策派”的研究，李金凤在《“战国策派”研究的历史现场与基本史实》一文中指出，学术界关于“战国策派”的内涵、成员、聚合、刊物、外围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和《民族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法西斯主义、国民党的关系等更是神秘混沌。因此作者强调，对“战国策派”急需考证和辨析，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和历史语境中，从一手资料还原“战国策派”的基本史实，并对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考察论述。 李金凤在《批判与继承：战国策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考察了“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赞扬与肯定、批判与反思、继承与纠错等问题，指出“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文化理念深以为然，无形中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资源，内化在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摆脱不掉的五四情节。 李金凤和李怡分别研究了“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铨的思想和事迹。李金凤的《“大政治”与“大文学”——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一文从主编陈铨的角度来探讨《民族文学》的情况。作者指出在抗战时期，《民族文学》转向国民党，这样的思想与行为也是抗战时期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但是关键在于他们为何要转向国民党，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李怡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龃龉——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其历史命运》一文指出，陈铨及“战国策派”知识分子不属于自由主义，是以民族情怀为起点最终服膺于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观念。这样的结果也助力了国民党的专制政体，使自身的思想与文学陷入难以自拔的矛盾尴尬之中。
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思想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承载者，也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2015年以来，对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
包世臣。张岩所著的《包世臣经世思想研究》一书以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为研究对象，从包世臣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等方面入手，聚焦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和实践，并和龚自珍、林则徐等人进行比较，完整重构了包世臣经世思想的全貌，以此来透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程。 包世臣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面相是回应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如政府腐败、人口压力、内部和边疆动乱、西方的威胁等，罗威廉的《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一书从包世臣这个经世巨子入手，详细分析了包世臣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罗威廉认为，包世臣在改革中始终追求物质利益，对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文远的《为民争利：包世臣南河经费改革思想与实践》一文以南河经费改革来研究包世臣改革思想。文章指出，包世臣改革设计基于为民争利的目的，兼顾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从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入手，在增加财政支出与加重百姓负担之外，为南河经费的筹集探索新的思路，对缓解当时困局有一定意义。 也有学者对包世臣的思想渊源进行探讨，安生的《包世臣碑学思想之渊源授受考述——兼与“源自阮元”说商榷》一文指出，包世臣的碑学思想与其文学思想相关，在桐城派古文大家之文论文法的影响下，显示出“文书关照，互为阐发”的综合形态。因此，包世臣与阮元不存在继承、阐扬的谱系传承性，二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渊源授受。
龚自珍。吴晓番考察龚自珍与现代政治意识的兴起，指出龚自珍的政治理念通过对古典政治形态的颠覆，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意识的开端。龚自珍注意到政治实践的时间性；主张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注重政治技术的必要性；将天命与君命分离，确立了以人类自身需要为目的的主权意识，还强调政治是诉诸政治主体的“制作”。 龚郭清的《风景·亲情·人道——论龚自珍思想的“江南”维度》一文从“江南”这一地域、人文和社会环境的角度考察其对龚自珍生命历程、精神世界以及诗文作品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龚自珍通过其诗文作品中的“江南”，向我们展示了人性需求和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及其对知识分子个体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意义，“江南”也成为其表达理想生活、批判现实社会的工具。
诗以言志，戒诗则表达了士人某些特有的思想倾向。贺国强、魏中林的《龚自珍“戒诗”新论——基于仁和龚氏家族文化史的考察》一文从龚氏家族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考察龚自珍多次戒诗的行为。作者指出龚氏家族的思想倾向总体上在清帝国正统意识内，未越出程朱理学的藩篱。龚自珍的行迹表现出依违于家族传统的困境，一方面，他的赋诗行为和批判精神与家族的诗歌实践、思想倾向相背离，另一方面，家族的诗歌实践、学术思想给了龚自珍压迫性的作用力，使他个人不能完全脱离体制，由此产生数次戒诗的行为。 龚自珍是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曾亦、申占稳的《论龚自珍的〈春秋〉学》一文考察了龚自珍的经学思想。作者指出通过龚自珍仅存传世文献中对《春秋》学的论述，可见其思想之大概，进而认为龚自珍学术上不仅承继汉唐以来公羊学者的经世传统，对晚清今文经学的转向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龚自珍是晚清经世学派的代表，也有自己独特的人才论述，龚郭清在《“心力”“学术”与“天地国家”——论龚自珍的人才思想》一文中指出，人才问题是龚自珍表达人文理想的基本着力点。龚自珍除重视人才自身的心力培养及学力培植之外，还强调外部环境对人才养成和发挥作用的影响。文章还总结了龚自珍人才思想的特征，即：以人才为根本的社会历史发展观；把天下苍生与国家兴衰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心史纵横自一家”；重视“制度”改革。
魏源。魏源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对其经世思想的考察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成庆的《被压抑的“乌托邦”——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净土观》指出，魏源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长期以来被放在古今文之争的儒学思想史脉络中进行考察。但是魏源的思想也杂糅了道家、佛家观念并有新的创建。魏源以经世思想为枢纽，试图重新解释理解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论”。作者认为魏源皈依佛教，并非晚年的消极隐逸，而是寻“道”之路的自然结果。他所强调的净土观念虽然依托于华严宗，但是却因历史意识的限制，无法将净土思想中的乌托邦性格通过人类世俗历史的脉络加以展开，这也使魏源像康有为那样，能够借佛教的净土思想发展出具有现代乌托邦的大同思想。
也有学者关注魏源的哲学思想，胡乐凯的《论魏源的道德哲学思想》一文关注魏源的道德修养论，指出魏源道德修养论在对行重视以求知的过程中，这个行又同时改造了客观的外部世界，重视躬行与儒家内圣到外王的路线是一致的。不过，他提出的谦的修养态度以及“复心”的理论，在儒家道德修养论中很有特色，但也存在时代条件下的局限性。 王向清、李浩淼的《魏源〈默觚·治篇〉政治哲学思想及当代价值》一文指出，《默觚·学篇》体现了魏源有关天人之变的哲学思考，包括德义结合的儒家治国论，以变易史观为依据的改革之道，德才兼备、人尽其才的人才论，这些政治哲学见解引导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对我国当代的社会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王惠荣的《略论道光朝京师学者的学术交游——以魏源和曾国藩为例》一文指出，经世之学成为联结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重要纽带，魏源和曾国藩终生无交集，经世之学和汉宋调和的时代潮流并未促成魏源和曾国藩的相识相交，两人性情之差异和迥异的政治立场也阻碍了两人的正式结交。
林则徐。陈支平的《从文化传承的视野来评价林则徐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文指出，林则徐继承了自宋代以来学者们所秉承的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率先突破固有文化思维，探索新的适应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困难和阻力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因此，林则徐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传播有“筚路蓝缕”之功，应被载入史册，为后世所敬仰和继承。 刘传标的《刘建韶对林则徐“救时济世”功业和子女教育的影响》一文论述了刘建韶对林则徐“救时济世”功业和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林则徐择善而从，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 葛静波的《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一文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运动时期展开了系列纪念林则徐的禁烟事迹的纪念活动，重塑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林则徐的故事也被重新书写。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林则徐故事的塑造使林则徐形象最终定型。 卞冬磊的《林则徐去广州：19世纪中国“传播网络”的一个片段》一文以“林则徐去广州”为叙事对象，借助《林则徐日记》等史料重构了近代中国传播网络的一个片段。作者认为19世纪前期权力和信息网络的封闭、权力网络和广阔疆域之间的矛盾，以及信息网络的要素限制影响此间网络传播。19世纪后期则不同，原因在于新闻纸兴起引起网络地理的拓展、同时性的增强以及传播网络凝聚周围人群意见的能力提升。
洪秀全。周伟驰的《洪秀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圣经解读》一文对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有新的解读，文章认为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语境中发展而来的异端，并向异教的方向发展。由于洪秀全对西方圣经的肆意解读，西方基督徒和传教士也对太平天国一系列怪诞的、跟正统基督教格格不入的教义进行批评。洪秀全也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应，试图为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偏离主流教义的思想找到释经学上和神学上的根据。 王卫平的《革命檄文还是劝善书：论洪秀全早期著述的性质》一文对洪秀全的早期作品有新的解释。文章指出如果摒弃先入之见，从分析著述内容入手，可以看出洪秀全早期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并非声讨清王朝的革命檄文，而是宣传中国儒家伦理和西方基督教思想，表现出劝人为善、悔过迁善特点的劝善书。
曾国藩。曾国藩是晚清重臣，对晚清政治有重要影响。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的再版推动了曾国藩研究。何版《曾国藩评传》出版于民国时期，是较早的一部曾国藩评传。该评传采用以“述”为主，“评述”结合的写作手法，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清三个阶段来写曾国藩的思想。
在论文方面，李育民的《曾国藩的治家思想论析》一文指出，曾国藩以儒家经典为根本，充分吸收、借鉴传统家训，总结曾氏家族的家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家思想和理念，如他推崇中国的勤俭美德，同时又注重与此密切相关的养生之道，提出各种具体的规范和方法，以此作为持家之规。作者强调，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和理念，贯注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体现了农耕社会的治家特点。 刘明的《曾国藩、李鸿章西洋武器观念差异之分析》一文从西洋武器观念的对比上考察曾国藩的思想，指出曾国藩、李鸿章在对西洋武器的观念上有明显的差异，曾国藩被动消极，李鸿章则积极主动，曾国藩侧重于“人”，李鸿章则侧重于“器”。这种差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两人个性性格、思维方式和实践经验三个方面的不同。二人在对西洋武器观念上的这种差异，也折射了时代变迁的轨迹，分析这种差异对于分析洋务运动之成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张乐的《从孔门弟子到耶稣门徒——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及其宗教观考述》一文则关注曾国藩家族基督教的信仰情况。文章指出，曾国藩家族多是曾子后裔，一直以捍卫儒学正道为己任，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增加。辛亥革命后曾国藩家族最终由独宗孔孟向儒耶并峙的双重信仰型家族转变。此种现象也暗示了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化”趋势。他们为了国家昌盛，谋求当时社会问题之解决，秉持基督教救国论，以基督教作为其救国之手段。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曾国藩生平好读史书，对史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董根明的《试论曾国藩的史学思想》考察了此问题。文章指出，曾国藩提出“顺性命之理论”，认为自然界阴阳互动，否定传统的天命思想和因果论。作者强调，曾国藩为人处世多受其资治、经世、修身、避祸和中庸等思想的影响。
对曾国藩的研究，也有学者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胡萧白的《文化符号与晚清南京的地域认同——以曾国藩“进驻”莫愁湖与“莫愁湖题联事件”为中心》一文通过曾国藩“进驻”莫愁湖的过程，考察晚清时期南京的地域认同情况。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曾对南京进行了屠城，使南京士人对湘籍人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即便官方从各种途径化解宁、湘籍人群的冲突，仍难以消除南京士人对湘人的异见。文章通过梳理曾国藩“进驻”莫愁湖的过程，呈现了“莫愁”文化符号如何承载并体现晚清南京士人的地域认同。 王晓天则通过曾国藩的诗词送别来探讨当时的政治、文化情况，他在《潞河送别与题〈王麓屏扁舟归养图〉——道光年间曾国藩领衔的京城士大夫诗词送别活动》一文中研究了1848年，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湖南新化人王麓辞职归乡，曾国藩率湘籍京官和同年、好友数十人亲赴潞河送行，同人“画扁舟归养图，相率诗歌”赠别的情形。作者指出，这是清代中后期京城士大夫一次比较典型的诗词送别活动，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活跃于京城社会的官僚仕人群体，并探讨其与文化、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李鸿章。李鸿章是晚清的重臣，对其研究历来得到学界的重视。学术传记方面，英国学者道格拉斯所撰的《李鸿章传》是西方世界的第一部学术传记，这部传记记录了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马关条约》签订近50年的仕途生涯，也是关于李鸿章甚至晚清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 林浩波的《李鸿章全传》详细叙述了李鸿章的一生，重构了一个懵懂少年如何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 布兰德的《李鸿章传》最初出版于1917年，通过对李鸿章不同身份的分析，多方位、多视角地展现了李鸿章的一生。 徐锋华的《中外激荡下李鸿章的北上心态与庚子政情》一文指出，1900年北方义和团事变后朝廷重臣李鸿章北上有几次心态的变化，从是年5月底庚子事起到9月14日决然北上的四个月里，李鸿章几乎陷于日日精心的困窘境地，但是他对时局是有着通盘考虑的，通过联络南方督抚齐心协力推行互保安靖边地、使节外交与计议联俄等，时局逐渐明朗，李鸿章也可以胸有成竹地安然北上。 李鸿章曾经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并出任江苏巡抚，期间的经历对李鸿章的国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黄飞的《巡抚江苏与李鸿章早期国防思想》一文指出，出任江苏巡抚期间促使李鸿章形成“备夷防变”的思想体系，此体系蕴含了他对国防安全的规划，是一种囊括本土和海外部署的“大国家安全”构想。
张之洞。吴剑杰的《张之洞散论》一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张之洞思想的系列文章合集，主要关注前人较少关注或者尚未关注的选题，有助于推动张之洞思想之研究。 孙雪雪的《张之洞思想研究》一书考察了张之洞对治理、君子、教育、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思考，以此来展现他如何因应近代中国的变局。该书认为张之洞的所思、所言都是来自对时代的感受和对传统的回望。 孟旭在专著《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观》中全面考察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通过对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考察，从中也能看出清末教育发展变革的缩影。
在文章方面，陆胤的论文《张之洞与近代国族“时空共同体”——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以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癸卯学制为中心，考察了张之洞在清季凭借文教塑造国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文章认为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其目标都是以“学”立“国”，课程规划既借鉴外来“普通学”的理念，又饱有“士大夫之学”的精神，这也是在时局危机的刺激下，张之洞从文教角度为建构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套新方案。这套方案虽未在清末民初发挥作用，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