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与力量
二、 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概念介绍
以下将针对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之主要概念进行简要介绍与说明：
（一） 自我分化
Bowen假设家庭具有两个重要功能，即为协助成员个体化及产生归属感的能力。
健康且自我分化程度较高的个体，能够同时兼具此两项重要功能。因此，在面对家庭纠纷时，个体能够理性的区分想法与感受，又可以与家人进行亲密的连结。
当自我分化程度较差时，则容易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失去自我对情绪的掌控，易受他人影响。
此自我分化状态，依据融合与分化量尺分类为四：
较低程度者（0~25）为情感融合；
位在25～50者，则为生活被情绪和他人反应所引导；
50～75范围者，有发展适当的自我与分化；
处在75～100范围者，习惯性将思想与情感分开（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二） 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是家庭情感的基础单位，也是最小的稳定关系系统。
当焦虑低、自我发化程度交高时，此三角关系较为舒适且自在，能有效的双向沟通。然而，当两人关系太过紧张且焦虑时，三角关系易形成破坏性，且常会拉进最脆弱的第三者（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三） 核心家庭情绪系统
人们倾向选择与他们相同分化程度的人，形成亲密关系并共组家庭。然而，当两人分化程度较低时，容易变成高度融合，形成不稳定的核心家庭情绪系统。
当双方长期处在高压且高度焦虑的环境下，容易产生身心失功能、关系冲突、易将脆弱的孩子拉进而形成三角关系，或将问题投射给孩子，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王慧玲、连雅慧译，2002；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
（四） 家庭投射历程
指父母将自身的分化程度、家庭所经历的压力，或焦虑状态传递给下一代，且容易选择最幼稚且脆弱的孩子成为投射对象，并形成三角关系。
将自身无法处理与面对的焦虑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为父母将焦虑反应出来，使父母可成功认为是孩子出了问题，而非自己。
（五） 情绪截断
在成长过程中，当分化程度较低的孩子，尝试采取策略与家庭的纠葛区隔开时，最常使用的就是情绪截断，形成距离或心理上的距离，避免自己再次陷入家庭压力与焦虑中。
此种方式仅能在情绪上获得些许解脱，此种逃避与否认方式，却让个体失去了解开未竟事务与提升分化程度的机会。故，情绪截断仅是暂时处方，并非长久之计（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合译，2012；Bowen, 1987）。
（六） 多世代传递历程
严重的失功能源自传递了好几世代之长期焦虑的结果。当父母将自身的低分化程度，透过投射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其子女的分化程度将变得更差。
借由选择与自身类似分化程度的个体共组家庭，最后，再将自身的低分化状态投射给下一代。如此反覆的历程，即为多世代传递历程。
（七） 手足位置
个体如何看待自身在手足中的排序位置，远比实际真正的顺序来的重要。强调夫妻的相处与互动方式，与其各自的原生家庭中的手足排行有关。
因此，在了解家庭关系时，需看重其原生家庭的手足关系与顺序，及此内化模式如何影响与伴侣及孩子的互动方式。
（八） 社会退化
Bowen将其概念延伸至社会的情绪功能，认为社会的运作犹如家庭，当压力与焦虑过大时，容易使彼此对立的权力，变得更加非理性且竞争，使大环境处在一个低分化的情绪状态，增加冲突、斗争与犯罪的机率。
Bowen认为在治疗中，与一位积极且于原生家庭中属较高自我分化的家庭成员工作即可。透过此个体的高度自我分化，可改变核心家庭情绪系统，进而改变与提升家人间的分化程度。
Peleg的研究发现，亲子代间的融合与亲密会影响孩子个体化的状态与发展，Skowron、Stanley与Shapiro研究显示，青少年的自我分化状态，对其人际关系将造成影响。
Sandage与Jankowski的研究发现，自我分化程度能够调节宽恕意念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由以上概念可知，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看重个体在家庭中的分化程度。
认为父母的低自我化程度，形成核心家庭情绪系统，透过家庭投射历程，将低分化程度投射在脆弱的孩子身上形成三角关系，影响孩子的情绪调适与身心健康，并出现情绪截断与逃离家庭，严重者恐出现身心的失功能状态。
因此，在了解家庭关系时，不仅需了解各自的分化程度外，亦须了解其原生家庭的手足位置，方能更完整的涵盖彼此的互动关系。
三、 华人文化中的家庭样貌
此段落将简述华人文化的根基－孝道，及其对亲子互动的关系与影响。
（一） 孝道
叶光辉表述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从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孝道观念，已经过几世纪的革新，认为在孝道观念中，着重情感层面的互动。
如：情感联系与相互支持，亦指出当孝道的传达偏向权威与强制规范时，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向效果，并提出“双元性孝道模式”，表达在华人世界中的孝道可分为“相互性”与“权威性”。
1. 相互性孝道：由“尊亲恳亲”与“奉养祭念”等两观念组成。前者强调子女在情感上对父母的关爱；后者则重视在物质上对父母的照顾及过世后的追悼。
2. 权威性孝道：由“抑己顺亲”和“护亲荣亲”所组成。前者意涵子女压抑自己所愿并顺从父母意愿；后者则具有对角色的要求，需要光宗耀祖。
相互性孝道对个体的开放性、友善、同理心、降低亲子冲突等层面具有正向效果；而权威性孝道则与神经质、男性优越、焦虑、忧郁及攻击行为等负向层面有关。
黄士哲与叶光辉对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双元孝道信念的影响效果研究中发现，民主权威教养对青少年相互性孝道信念具有正向效果，而父亲的威权专制教养则对青少年的情境顺从倾向有影响。
由以上的研究可发现，孝道具有不同形式的内涵，且会对不同的状态造成影响，最终形成不同样貌的孝道信念。
（二） 亲子互动
亲子关系的意涵从以往的单向教养概念，逐渐转为孩子与父母在互动中的双向来往，强调亲子双方在此关系中的主动性。
而在华人文化下的家庭互动与亲子界限中，强调以孝道为核心价值的相处方式，亲子间的共同参与和同国感。
在如此的脉络下，社会文化亦有间接鼓励亲子形成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形成共生共黏与共依附的关系。
欧阳仪和吴丽娟研究父母自我分化对青少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之影响，发现父母亲的自我分化，会正向影响青少年子女的自我分化，进而对其身心健康形成正向影响。
而黄宗坚和周玉慧针对大学生亲子三角关系类型与亲密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纠结共依型”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心理分离，并易产生罪恶感，对维持关系存在较弱动机；
“子担亲职型”的男女大学生，在亲密关系中有较少的冲突与矛盾，较多自主性，此结果似乎也反映了“关系中的自我”在华人文化中的特色。
在华人社会存在着相互依赖、维持关系和谐、觉察他人需要等的特性，容易将亲职化视为孝顺的表现。
综而论之，可发现在华人文化中的亲子互动关系存在其独特性，在孝道的概念中，强调对关系的紧密及付出，而往往在不同脉络的孝顺概念下，对亲子关系将形成正负向的影响。
四、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法，以台湾某家庭为例，透过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的概念，评估与分析家庭成员彼此间状态、互动方式以及自我分化历程，且借由一个成员在其中进行的家庭实验，来达到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
兹以下简介个案研究法、家庭案例介绍、家庭实验历程，与家庭关系的互动等内容。
（一） 个案研究法
Stake认为个体可以成为研究主体，视为一完整的系统，可透过其行为方式来了解该系统内与外的脉络与变化特性。
Yin则表示可在生活情境中，透过搜集文件、晤谈、档案、观察等多种搜集资料方式，对个案的行为与环境间的互动产生深入的观察与了解，从中发现关联性。
由此可知，个案研究法需经过搜集个案生活脉络中的相关信息与文件资料，对个案形成一个整理而有脉络性的完整图像。
Merriam（1998）提出个案研究的三种特性，包含：特定性、描述性与启发性，而叶重新与王文科则认为个案研究法具备探索性、描述性与解释性的目标。
基于本研究之目的与方式，采取描述性个案研究法，搜集会谈内容、纸本记录与观察等资料，对此家庭进行分析与了解，并对其自我分化的历程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描绘。
（二） 研究伦理
为顾及研究参与者的权利与隐匿性，在不影响案家整体状态与互动之情况，本研究将案家的相关背景资料稍作修改，以确保研究之保密性。
（三） 家庭案例介绍
1. 家系图
家庭成员有五位，包含：案父、案母、案奶奶、案姊以及案主。现案父母退休，在家共同照顾案奶奶，案姊任职财金工作，案主则从事餐饮业。
2. 家庭评估与分析
依据与案主的会谈资料可对此案家进行评估与分析。以下将依据Bowen所提出的概念，分别进行简述。
（1） 自我分化
在此家庭中，经过家庭实验后，自我分化的分数有前后的变化。目前先呈现实验前的分化状态。
案父属于情绪自我分化功能较低的人，大概处于0～25的范围。
案父的情绪易受到亲戚的影响，常因看不惯案奶奶与亲戚们的做事方式，却难以直接表达，转而冲击核心家庭的家庭氛围，表现不与他人互动、讲话较冲、发脾气等状况。
案母则为自我分化较高的人，约略落在50～75之中。当案母需要面对较大压力、或是案父的心情状态改变时，能维持日常的情绪水平，且与孩子们有稳定的互动态度，然而，对案父的态度较为顺从。
案姊的自我分化状态则处在25～50之间，其情绪较易受到案父母的影响，时常当案父情绪变差时，案姊会在与其互动中开始变得暴躁且易怒，最后两人常以争吵收场。
案主的自我分化落在50～75之中，较能以理性态度分析与评论家中的状况，时常需要倾听案母与案姊的情绪，并给予建议，对案父的多变情绪则感无可奈何。
（2） 三角关系
在核心家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三角关系不断的变化。在中小学阶段，案父母的争吵较为激烈，只要一有争吵，案姊与案主即会受到波及，家庭气氛瞬间变得紧张，不能轻举妄动。
在案母的期待下，案姊与案主须承担案父母的润滑剂，要表现好、积极、早上问安等孝顺与乖巧表现，让案父心情好，家庭气氛才能因此和缓。
然而，随着年纪渐增，案姊与案主进入青少年时期，开始反抗此事，拒绝担任案父母的传声筒，并在盛怒下，告诉案父母如此的互动对孩子的伤害与厌烦。
此家庭中，较清楚可见的三角关系则为案父、案母与案姊。
每当案父的情绪开始发怒，对案母的态度变差时，案姊会看不过去，开始心烦气躁，并跳出来为案母出声，或是以冲动方式向案父表达不满，而此为两人最主要的争吵原因，甚至曾大打出手。
案母、案姊与案主则为结盟关系，三人相互支持。而案父、案姊与案主，则为对抗的三角关系，案姊与案主会互相联盟，并对抗案父。
（3） 家庭投射历程
案父原生家庭较为高压教育，案爷爷说的一切事项皆需要被完成，与家人的沟通多半为单向，手足们非常怕案爷爷，亦无频繁的情绪沟通与互动。
案母原生家庭气氛较和乐，兄弟姊妹皆可互相支持与帮忙，虽然案外公较为强势，不过可以在案外婆的包容与沟通下，案母与其兄弟姊妹较能与案外公共处。
案父从其原生家庭中习得的高压管教，清楚的反应在案姊与案主的求学阶段与生活要求。案姊与案主常因分数与名次未达案父标准，在身体上留下瘀青的藤条痕迹，且在生活中的礼貌与规矩不合期待时，也免不了一顿责打。
案母原生家庭对孩子们的外出较为谨慎，时常会叮咛外面可能存有的危险，并常常拿社会新闻来加强外出安全的重要性。
而案母在原生家庭习得对父亲权威的遵从，也反映并投射在孩子们身上，时常期待孩子们对案父有礼，减少怨言。
（4） 情绪截断
案主在大学时期即发生明显的情绪截断，对于家庭气氛的难耐与不悦，选择离家较远的大学就读，减少回家的次数；
而案姊的反应则是时常与朋友外出，甚至借宿在朋友家，减少与家人的互动，降低情绪的连结与共鸣。
（四） 家庭实验历程
案主为了提升与改善与案母的互动方式，及与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自我分化程度，故在与案主的会谈中，案主决定进行两阶段的家庭实验计划。以下进行简述。
1. 长出自我计划
此计划的主要缘由为，案主思考到案母在家中承接上一代对女性顺从与压抑的角色期待，在家中长期失去自己的声音，而此顺从的态度，也会投射在孩子们身上，造成案母的身心压力。
因此，案主企图透过此计划，提升案母的自我与情绪分化，并能够为自己发声。
计划目标放在协助妈妈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使其再次听见自己的声音。然而，在此阶段困难重重。因长期习惯的塑造，以及被压抑的妇女文化下，案主碰到许多困难与挑战。
当案主企图透过询问案母：“那你想要什么呢？你想吃什么？最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时，时常碰到的回应就是“都可以啊，看你们。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什么都可以吃。”
诸如此类的反应，另案主相当受挫且冲突，生气着案母对学习自我表达的困难，痛苦着该如何才能让案母有所进展，难过着此习惯的根深蒂固。
然而，在此计划的反覆讨论与修订，与案主共同找出可运用的支持系统－案姊。因此，案主决定将进行此计划的目的与案姊讨论，成功将其纳为正向资源，并对此停滞的状况带领到新的方向。
此阶段即透过不断且重复的坚持与鼓励案母表达自我，善用等待与沉默技巧，诚恳地向案母表达孩子们想要了解她的欲望，一定要等到案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转为案姊弟支持与赞同其的意见，并对此决定给予正向反馈。
这也让我想起女性主义治疗中，提出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出隶属的态度与行为，需要配合先生、孩子的需求，因此不能表露太多自己的想法，在家庭的性别与权力中相对弱势。需要对此有所突破，即需要采取行动并引发改变。
2. 提升自我分化计划
随着家族生命发展周期概念的认识，了解到家庭不同阶段，成员需发展出不同的相处与因应方式，如此弹性的调整，呈现家庭界限、功能与因应危机的可塑性。
此家庭目前所处状况为第五阶段－孩子进入社会而家庭继续前进，长大的孩子需与爸妈建立成人对成人的关系，与重新协商夫妻的婚姻关系，此次实验主要重点会放在建立案主与案母间成人与成人的互动关系。
此阶段的起源来自案主对于案母对其行踪的过度担心，且沟通此事时易引发争吵而形成计划。
在会谈中，可初步了解案母对案主外出的担心，可能存在着原生家庭观念的传递，包含：需要了解和关心小孩、掌握行踪、对外在社会危险的焦虑，以及过去习惯与孩子的沟通方式所致。
然而，随着年纪成长和家庭生命的进展，需要因应不同的状态，弹性调整互动与相处方式。
然而，因之前计划与案母的调适后，此阶段计划要再次与案母沟通，似乎变得较为容易。
在案母逐渐提升自我概念与分化后，案主发现似乎较能与案母进行理性、客观的讨论与表达感受，而案主亦在其中放松了自身态度，变得更愿意与案母沟通与表达感受。
案主呈现了一个与案母理性表达的深刻场景：
当我与妈妈表达“我已经是成人了，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我从小有做过坏事吗？有什么不良习惯吗？我现在的表现，仍然有这么需要让妳担心吗？”的时候，我发现妈妈似乎停顿了一下。
看了许久才回话“我知道啊，你很乖、不会做坏事，已经不太需要我担心，不过身为妈妈，我还是会紧张自己的孩子太晚在外面很危险。”
再经过数次的沟通后，案主接纳案母身为母亲对孩子安全的担忧，感受到案母的转变，彼此讨论出可接受的叮咛方式：清楚交代行程、通讯软件的提醒及次数、鼓励案母设定焦虑的停损点，并以自身生活为重。
有趣的是，当案母与案主的分化与互动方式改变后，似乎也间接影响案母与案姊的相处方式，也不再会持续打电话叫案姊提早回家、担心的询问要跟谁外出。
案姊也较不会因案父的情绪起伏而为之震荡，并对于案母与案父的相处模式亦造成改变。
案主表述过往的经验中，案母会因需承担照料家务与正餐，而无法与朋友外出及游玩。
然而，透过前两项计划的实行后，案主观察到案母逐渐学习松绑“照顾所有人的需要”，投入自己的生活与休闲，开始与朋友外出玩乐和学习才艺。
以系统的观点观之，可以发现家庭成员的改变会形成涟漪效应，影响其他人并跟着一起调整。
经由计划的实行后，彼此的调整后，关系似乎变得较为放松，互动也较为轻松、像朋友一般。
（五） 家庭关系的变化
1. 自我分化的提升
由此案家的实验与互动中可发现，成员间互动方式的转变，对自我分化的提升达到不错的效果。当案母的自我分化提高后，与孩子的互动方式跟着转变，连带影响案主对其的沟通型态。
此点正符合Bowen认为借由促进一位家中自我分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能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分化程度造成影响。
案母自我分化的提升，亦影响孩子与其的互动方式，减少争吵，降低情绪困扰的强度，并借此促进孩子自我分化程度的改变，达到较佳的情绪调适、弹性沟通与相互支持。
2. 亲子关系的亲密
因原本亲子三角关系的过度涉入，导致孩子们发生情绪截断并与家庭拉远关系，而此又将引发后续更多的争吵。
随着彼此的自我分化提升，案母、案姊与案主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对于案父的情绪波动，能较不受影响，且能彼此支持与安慰，提升对家庭冲突的有效协调策略。
当亲子关系较佳时，则能在此关系中感受到较多自主性与安全感，减少冲突与紧张的互动模式。
3. 孝道的转化
原本孩子们对于案父较为权威的管教及案母对孝顺期待的压力下，为了顺应当时环境，表现乖巧与孝顺。
权威式管教方式里，缺少了情感连结与理性沟通，因此形成孩子们的反叛，变得难过与愤怒。在案母的自我调整后，较能接受案父在情绪调节的限制，亦不再逼迫孩子表现乖巧与孝顺。
孩子们对于案父的态度转为疏离和谐，在关系中维持适度亲密，且较多自我空间。
黄士哲、叶光辉的研究也发现，父母须采取民主权威教养方式，同时具备理性与亲密关怀，较能与孩子形成良性亲子关系。
亦即在亲子互动中，父母需要有更高的自我分化，具备理性与弹性沟通，使孩子了解孝顺的相对性概念，较能促进亲子关系的修复。
五、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试图以Bowen跨世代家族治疗取向，评析一个家庭中成员间彼此自我分化的历程。
由研究中可发现，当与一位自我分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成员合作时，较能清楚且轻易的了解家庭的动力，能较快速的形成协助家庭改善的计划。
此种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分析与评论自身家庭，亦带有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性。
以家庭系统论之，可发现当家庭某成员开始改变时，其他的成员也会连带受到影响而转变。
在执行计划中，案主遇见瓶颈，在与案姊讨论与合作后，案母感受与孩子的相处方式改变后，案母的调整即变得容易，在与家人的互动中，逐渐学习表达自己想法与感受，对情绪与压力事件的调适变得弹性。
在此历程中，案主认为改变案父分化程度的难度过高且易引发争吵，未将案父纳入改善计划。不过在此过程中，案主仍有观察到案父些许的改变，如：生气时程减少、愤怒强度减低等。
经过这两个计划的执行，案主明显感受到与案母和案姊的关系变的更好，更能够贴近与了解彼此并分享内心世界，而与案父的互动关系变得较不排斥，较不会与其发生冲突，并尽到子女该做的本分。
（一） 研究发现脉络图
本研究透过案主的眼光，得以了解此家庭的状况与动力。藉由讨论而得出可执行的家庭计划，主要目的在提高家中成员的自我分化程度。
透过自我分化程度的提高，似乎连带使得亲子关系变得较为满意，亦使得孝道表现与认知有了不同的变化。而这些调整，将反馈在自我与家庭互动中，使得自我分化与自我负责更加稳定，家庭互动与氛围较为和乐与弹性。
（二） 亲子关系的变化
在亲子关系中，民主威权式的管教方式包含理性、教导与观念讨论，此互动方式较能促进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且父母提高自我化后，对子女的自我分化、因应策略、互动方式等具有互动性关系。
在研究中可发现，当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提高时，连带也会影响子女的分化程度，彼此变得更愿意理性与直接沟通、理解互相的感受，也可以彼此支持与鼓励。
在华人的社会中，强调“人我关系协调”的概念，重视家庭气氛的和乐、人我关系的紧密结合，且在孝道信念的熏染下，子女需听从父母的指导与意见，故易卷入父母的关系中扮演缓冲者。
在如此的文化下，相当容易形成亲子间的三角关系，恐易形成代罪羔羊，造成子女身心压力与失调。
在此研究中发现，当孝道观念变得可以讨论后，子女不再为了反对教条式的孝道观念而不断冲撞，最后愿意选择负起自身责任，并适度的与父亲维持和谐的互动关系，跳脱三角关系的束缚，找到在家中舒服的位置。
（三） 孝道信念与行为
在华人儒家传统文化的洗礼下，孩子们承接着父母对其孝顺的期待，然而，当这些期待与现实困境发生冲突与矛盾时，容易引发孩子们的反抗。
随着时代更替、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的交互作用，孝道的观念已并非从前过往的严格规条，而变得更加有弹性。
黄士哲、叶光辉认为相互性孝道概念，存在着亲密亲子关系的基础，重视真诚情感的交流，有助于青少年发展孝道观念，更愿意感恩与回报。
由本研究之历程与结果中可了解，原本家庭处在自我分化程度较低、情绪纠结、三角关系、强压式的孝道观念等，使得子女出现身心压力、情绪截断、生气、易怒等状况，造成家庭气氛不佳，亲子关系的冲突一触即发。
透过家庭计划的执行，协助亲子间的坦承与直接沟通，情感间的交流与支持，透过相互了解，达到提升自我分化的可能性。
当彼此能理性、弹性的沟通时，原本僵化的孝道信念传输，变得可以调整，而彼此找到现阶段此家庭中适切而舒适的位置与互动关系。
六、 研究建议
家庭一直是人类最重要、最初接触、影响最深的类社会化环境，透过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交流，得以从中获得宝贵知识、滋养与能力。家庭对人的重要性首屈一指。
营造一个稳定、健康且有益的家庭是人之向往。然而，每个家庭都存在自己的互动特色，亦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经验结晶。透过本研究，得以窥见一个家庭的生态，及其变化的过程。笔者在过程中，有些许心得与建议想与之分享。
（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
华人社会的家庭中，彼此间的关系较为紧密，此为华人家庭与关系的重要特色。然而，此关系亦有好坏之分。当过度的紧密，亦造成子女难以自由发展且易感被压抑，严重者，甚至发生冲突。
在孩子生长的过程中，需要透过许多机会与尝试发现并挑战自己，从中获得自我成就与自信。此时，父母需要学习放手，扮演避风港的角色。
当孩子在外受挫、沮丧时，依旧可以知道回家有人诉说、给予支持与安慰，最后再度勇敢地向外挑战。此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关系，便是立基于相互的信任，也是促进亲子关系的重要关键。
（二） 动之以情，说之以理
内敛与谦虚的华人世界中，情感的交流与表达相形较少，此点甚为可惜。
因此，鼓励父母在与孩子互动时，须有较好的情绪自我觉察、后设情绪能力（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瑞，2005）、想法与观念的讨论，建立互相沟通与表达的管道与氛围，教导子女较适切的情绪表达方式，达到促进亲子关系与提升自我分化的目标。
（三） 孝道为根，弹性为本
时代的演进，孝道观念的转换，导引出父母在与子女沟通与互动时，需从以往教条式的孝道信念传递，转而以注重情感传递、理性与弹性讨论、自在与开放态度等方式。
父母须维持开放与弹性的态度，促进与孩子间的情绪交流与互动，透过真诚的相处与了解，鼓励彼此表达想法，方能培养较适切的孝道观念，并维持良好的亲子教养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