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传
第一章 千古一吏
一、 时势造英雄
他乃百官之楷模，他就是被清圣祖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清代官员于成龙。他的廉洁之名堪比包公、海瑞，然而，却很少有人记得他。于成龙自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出仕，为官二十余载，小至七品县令，大到封疆大吏、大学士、赠“太子太保”。仕途顺畅，一路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实乃古今罕见，他在仕途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全凭“清廉”二字。除此之外，与天时、地利、人和密不可分。所谓天时者，大明王朝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到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延袭国祚276年。尽管如此，实际上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开始明王朝就已经慢慢走向衰落，国力也大不如从前，尤其是随着明熹宗朱由校的继位，也就正式步入了天启年间。朱由校在位时，宦官魏忠贤专权欺压黎民，皇权旁落，朝政荒废，百姓民不聊生，天启帝朱由校在位的短短七年间，各地起义频繁爆发，但都未能成气候，最终被压下去。直到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时期，大明王朝气数将尽，已慢慢的从衰败走向灭亡。加之吴三桂叛国，闯王李自成等人造反起义，最终彻底颠覆了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在吴三桂的里应外合之下，满清（女真）顺利入关，顺天应民替代了明王朝的统治。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堪背负着亡国的罪名，在紫禁城外的煤山上吊自杀。于成龙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副员，本来有机会效忠皇帝，为百姓做事，不巧的是明朝却在这个时候灭亡了。他报效朝廷的心愿也就这样破灭了，更就甭谈当官了。殊不知，早已腐朽不堪的明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就算明朝现在不亡，只怕也撑不了多久，早已衰败的明朝朝廷还能满足那些有心报效国家的仁人志士吗？这样也好，明朝虽然亡了，但是，紧接着会迎来一个全盛的时期。清朝皇族身为满族，也算是少数民族的一支，纵然再怎么强大，要想真正入主中原还是少不了汉人的支持，否则也不会太长久。入主中原不光是要靠武力来征服来讨伐，更离不开人心的安抚。清朝虽然入关，却仍然有一小部分余孽和前朝遗臣拼死顽抗，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江山初定，百废待兴，清朝正处于用人之际，但是满清入关不久，科举未开，朝廷尚未来得及选拔人才，只能被迫启用明朝有功名在身的人为官，正好于成龙也在其中，这样也就顺应了天时。所谓地利者，每一次改朝换代，生灵涂炭是在所难免的。崇祯末年，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军阀混战，人人都想取代大明王朝改朝自立，实现自己当皇帝的梦想。由此一来，城池被破，烽烟四起，昏天暗地，百姓更是民不聊生。经历一场人为的祸患以后，全国各州县均被洗劫、焚毁一空，加之各地自然灾害不断，百姓生活异常艰难，城池从此失去防御能力，也让匪盗有了可趁之机。尤其是一些相对偏远，新朝廷势力一时半会儿还辐射不到的地方，那些贫困的州县更是匪盗猖獗。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和影响，前朝那些有功名的秀才、举子们虽然在清朝做了官，但是，他们毕竟是新娘子出嫁头一回，说到做官他们真没有什么经验，这当官和读书到底还是不一样。一些没有能力的官员们，上任后没过多久，就都死的死伤的伤，这朝廷也无处查起。虽然清朝破格启用前朝的人，这也是无奈之举，满清朝廷刚刚入主中原，这各方面都还未来得及完善，朝廷尚未开设科举，所以，这才想出这样一出。于成龙在前朝也算是有功名之人，做官的机会自然少不了。虽然有机会做官，但是，于成龙以及前朝那帮遗臣们必然是汉人，而清朝又是满族当家。刚开始的时候，就算做官也无非是有些上不了台面的芝麻小官，要么是县令，要么是知州或是知府。能坐上知州、知府的位置在前朝那起码也算是小有仕途。做任何事情也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于成龙也是从县令做起的。他为官的第一站，正是广西省罗城县，当时的广西还是个省级行政区，罗城县隶属广西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一个边界省份。面向东南亚，西南又与越南毗邻，属于边疆地区。这里来来往往无数商客，甚至不少走私贩毒的，罗城县经历改朝换代的洗礼以后，更是城池被毁，百姓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匪盗也趁机欺压民众、强取豪夺老百姓仅有的财产。针对罗城县当时的状况，也给了于成龙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当然，这也跟他的为人，为官之道是密切相关的。不然，在于成龙到任的前几任知县，要么无故死亡，要么无故失踪，除了匪寇手段残忍之外，能不能排除前任县令的无能。于成龙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二十年之久的仕途之路。从而，顺应了地利。所谓人和者。于成龙出仕的那一年正好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然而，也是顺治朝的最后一年执政期。次年，改元康熙元年（1662），康熙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清世祖顺治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之子，八年登基，创下了除鳌拜、平三藩、平定准葛尔叛乱、收复台湾等丰功伟业。康熙皇帝一生政绩卓著并与当时的沙俄皇帝彼得大帝齐名，被后人推崇为千古一帝。康熙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长达六十一年之久，并开创了康乾盛世，他也是康乾盛世的奠基人。其文治武功享誉海内外，当时的大清四海称臣，八方来朝，清朝那时的气象正盛，康熙皇帝堪称英明神武之君王。于成龙也顺应了人和，遇上了这样一位千年难得一遇的皇帝。康熙皇帝知人善用，不墨守成规，更不循规蹈矩，任人唯贤，无论你是前朝的还是清朝的，是满人，还是汉人，满汉蒙回，只要能为大清效力的，为天下百姓谋福之人，均能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除此，于成龙为官清廉，加之有上级官员的联名保举，于成龙公正廉洁之名很快就不胫而走，传到了康熙皇帝的耳朵里，于成龙政绩突出，功劳卓著，很快就得到了升迁，一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难怪后来会在仕途上取得了如此成就，作为汉人，在满清政权下能做到如此高官，后来的一品大员实属不易。这便顺应了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都挤在一块了，加之于成龙做人之原则，焉能不成功。
二、 于成龙其人
于成龙。字，北溟。号，子山。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四年（1616）生于山西省永宁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人。北武当镇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北武当山脚下，北武当镇大概也就是以北武当山命名，北武当山又名真武山，古称龙王山，位于山西省方山县境内，吕梁山脉中段，南邻石家庄市，东北靠山西省城太原。北武当山算的上是吕梁市的一个璀璨明珠，古来素有“三晋第一山”之称，是中国北方道教圣地之一。该山集雄、奇、险、秀于一身，堪称北方一灵山。北武当镇又依北武当山而居，此镇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古往今来，繁华兴盛、久经不衰，倒是孕育出无数英雄豪杰和国之栋梁。于成龙于此山下出生，难免会受这圣山的影响，沾染上一些仙风道骨。传说，这北武当山为真武大帝修炼幻化成仙之地，深受道家推崇，真武大帝当年修炼成仙以后，再次来到北武当山，恰逢此山有妖蟒作祟，此地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真武大帝随即斩杀妖蟒。两年以后，妖蟒复活，再次作怪残杀生灵，而且功力较之以前更是精进不少，真武大帝便第二次羽化，终成正果，最终将妖蟒赶尽杀绝。北武当山舍身崖上记载了当年这段故事。北武当山的来源，相传，十四岁的净乐王太子玄元，由于热衷修道，一心求仙，经过长达四十二年之久的修炼，终于在湖北武当山修成正果，被玉帝封为北方正神，这便是道教尊奉的真武大帝。玄元成仙以后，决定再在北方寻找一座山作为自己的行宫，为了找寻这样一座仙山，他先后九十九次游历北方，就在第九十九次游历北方的时候，他驾着祥云飞到了吕梁的关帝山区，发现一座奇山位于群山之间，顿时，心中一阵欢喜，并赞道：“好一座奇山秀峰！”但是，却不是太完美，感觉主峰略低了一些，为了增加高度，于是就用神力将主峰提高了九十九丈。这样一来，就远远超过了周围诸峰，他欣喜若狂的道：“又一武当山也！”北武当山从此得名，沿用至今。北武当山镇，是清代廉臣于成龙的家乡，这里有着非常渊源的历史文化，山西省自古以来孕育出无数英才，包括唐皇室祖籍也在太原，还有唐初名臣尉迟恭等人也都是山西人，当然吕梁更不例外，能人英雄更是数不胜数，于成龙出生在吕梁市北武当山镇，小时候的生活成长环境，大部分是受这里风土人情的影响。他很虔诚好学，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怀抱着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远大志向，常常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天才、英雄总是与普通人不同，无论是从他们的言行举止，还是天资上都要高出其他小孩很多。他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别的小孩都还在父母怀里撒娇、要玩偶的时候，他却在勤学苦读，并且这些天才们在成功之前，总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事情，这或许就叫预兆。于成龙小时候，由于出生在北武当山脚下，经常偷偷地溜出去，来到北武当山上听师父们讲经说道，领悟人生的真谛，听道长们传授做人的道理，由此一来，长此以往于成龙是受益匪浅，远见卓识大大超出了家里人的想象。于成龙自幼过着边耕种边读书的生活，由于出生在官宦世家，受到过较为正规的儒家教育。说到于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明王朝，在明朝中叶时期，朝廷出了一位“大中丞”于坦，从明孝宗弘治到明世宗嘉靖年间，一直担任地方巡抚。这一官职，在明朝属于朝廷特派到地方上的官员，巡抚的职权基本上与一省的总督相同，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一般是由皇帝选派的亲信担任，巡抚和总督算是封疆大吏了，是官但是又管官，权力比省级最高官员布政使还要大一些。所谓“宦久自富”，于坦好歹也做了几十年的大官，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家产，晚年看朝政日衰，仕途不顺，便辞官还乡，回到了永宁故居，享受起了天伦之乐。“大中丞”于坦的嫡裔为于素，于素第四子为于恩，于恩第三子为于采，于采长子为于时煌，于时煌又生二子，次子便是于成龙。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官至“鸿胪寺序班”。这是一种从九品的小京官，名义上是负责朝廷大典宴会上的秩序，实际上只是一个名誉职位，由民间富户捐财充任。从明清两代官员的九品十八级来看，从九品算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官职了。县令虽说是芝麻官，怎么说也是正七品，从九品官职可想而知。于时煌是个读书人，由于科举仕途不顺，为了面子就捐了个小官，该职是虚职，仅仅只是一个荣誉吧。于成龙的祖父于采、父亲于时煌都在明朝做过官，所以说是官宦世家。于家跟历代清官世家一样，世世代代都是清官，效忠于朝廷，体恤民情。于成龙的祖父、父亲都是明朝时期有名的清官，明朝灭亡以后，于家也跟着衰败，家道中落。于成龙虽然在明朝已有功名，假以时日定能够飞黄腾达，然而，明朝却在这个时候灭亡了。新朝廷又是满族，是鞑虏蛮子，于成龙报国之理想，再次遭到破灭。家道中落的于家，变的贫寒交迫，于父以贩卖豆腐为生。好在于成龙也还争气，勤学苦读，不贪图玩乐。由于于成龙的父亲也是一位大清官，在治家方面，自是与一般的家庭不同，严以治家，对于成龙督导甚严，在对于成龙的教育上未曾有过丝毫的懈怠，于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对于成龙从来都是很严肃的做派，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于成龙后来在性格上也都慢慢养成了不苟言笑的君子做派。于成龙勤学苦读，自学成才，苦练一身本领，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明朝末年的崇祯十二年（1639），才被明朝朝廷举为贡生。贡生在古代是通过科举制度产生，挑选各县、州、府生员，也就是相对于秀才，从这些有功名的秀才当中，挑选最为优秀的，成绩最为突出的莘莘学子，升入京城的国子监读书，被称之为贡生。从国子监里出来的学子们，有机会被推荐给皇帝，从而得到报效朝廷的资格和机会。贡生遂分为几大类，明朝的贡生可分为：岁贡、选贡、恩贡和细贡。贡生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是举人的副榜，做了贡生原则上是可以当官的，不过，于成龙得贡生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名存实亡，朝廷正忙于抵御外敌，哪来的时间去管这些学子们，从当时的情形看，于成龙也未必能够有官做。明朝是灭亡了，清朝皇族虽然是满族，但是好在清初那几位帝王都还算英明神武之君王。所以，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将是一个盛世的到来。于成龙到底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时机，虽然清朝入关不久，江山风雨飘摇，很多汉人并不承认清朝廷在中原的政权和势力，纷纷抗议并不愿到清朝为官。于成龙不顾众人非议，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天下苍生，毅然决然的接受清廷的委任，这样一来他肩负着多大的压力啊。天下人不能理解他，家里人不能原谅他，但是，他依然抱着为天下苍生谋幸福的远大志向。于成龙于顺治十八年（1661）出仕，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四十四岁了，年已中年，这是他初入仕途，还是个芝麻小官。不过，好在他赶上时势了，遇上了千古一帝。有了康熙皇帝作为他的坚强后盾，从此，于成龙在官场上就如鱼得水了，可以扬其所长，好好发挥其长处，实现为民请命的宏伟志向了。在官场上有了这些基础条件，有了他做官的原则，后面的路就春风得意了。
第二章 大器晚成
一、忧国忧民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苦练一生本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于成龙也是一样，虽然出生官宦世家，但是明朝已亡。于家也就跟着遭殃，回到了现实的原点，社会的最底层，成了普通老百姓。于成龙少有志向，但此时此刻却报国无门。韬光养晦、隐居世外这么多年，论功名在前朝也算是个举人，论出身于家也算是大户人家，论才略寒窗苦读十年，四书五经无不烂熟于胸，尽管如此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在于成龙的心里，他想象他的父辈和祖辈们一样，入朝为官，为国效力，为民做主。不料，他没能赶上时势，当他有资格做官的时候，明朝灭了，于家衰落了。明朝皇室，死的死，伤的伤，能逃的便都逃脱了，皇族很多人流落人间不知下落，崇祯皇帝紫禁城外煤山上吊自尽。国破家亡，各地老百姓生产生活几经瘫痪，老百姓民不聊生，很多地方城池几乎变成了废墟，匪寇趁虚而入，肆意抢夺老百姓财产，屠杀无辜。加之，军阀混战、诸侯纷争，老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虽然，满清皇族已然顺利入关，进驻中原，但是江山初定，各州县依然处于动荡的多事之秋，朝廷刚刚收复的州县再一次遭到攻破，或者已经收复的州县民心未稳，并不支持和认可满清势力。因此，很多名义上打着驱逐鞑虏，复我中华的起义军，却干起了匪盗的勾当，藏匿在深山之中，偶尔也下来打家劫舍。这些匪寇是神出鬼没，经常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也抓不到证据，对这些作恶行凶之匪患是束手无策，很有一些无能的官员为之送命。清朝廷虽然代替明朝入关执政，但是恩科未开，朝廷尚未选才纳士，收复之州县，必须马上选派官员上前赴任，清朝正是用人之际，但是苦于朝廷现在人才匮乏。再加上，很多州县地处祖国的边疆地区，清朝政权尚未辐射到那里，常常有匪寇出没，他们杀人掠财，很多官员都不敢上前赴任，有的死于任上，有的临阵脱逃，做了缩头乌龟。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的局势已基本上稳定，天下的战乱也都慢慢得以平息，老百姓的生活生产也渐渐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虽然还有一少部分余孽拼死顽抗，但也都陆续被镇压下去，这些小股势力是成不了气候的，充其量就是制造点骚乱，唯恐天下不乱，以此来满足自己作恶的欲望。吴三桂降清，闯王李自成不知去向，是死是活还没个准呢。张献忠逃至四川西充县的凤凰山被诛杀。这几个搅得天下鸡犬不宁的诸侯、军阀都相继被清军剿灭。虽然，天下已经没有了战乱，各地社会局势已初步稳定，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迹。但是，各地依然时不时有灾难发生。要么是水患，要么是地震，要么是匪盗等等灾难。于成龙虽心忧民生疾苦，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多想为老百姓出点力，但是一直一来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受苦。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已经是年过四旬的不惑年纪了，等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等来朝廷的一官半职。顺治十一年（1654），于成龙之妻邢氏生下了第三子于廷元，大哥于化龙也在这一年病故，父亲于时煌也都年迈，体力不支，于家的重担也就顺理成章的落在了于成龙的身上。由于要管理家务，照顾年迈的父亲，这年乡试于成龙也并没有参加。又过了四个年头，也就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于成龙的父亲病故身亡了。这一年，大儿子于廷翼由于勤奋好学，最后考上了秀才，这倒让于成龙很是欣慰。他虽然等了这么久，但是他的儿子是一个比一个出色。人的一生就那么匆匆几十年的时候，于成龙已经四十好几了，人生已过去一大半，依然是一事无成。心里有些着急，尽管如此，他报效国家的满腔热血依然没有丝毫的减退，壮志未酬的他还是不愿意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平平凡凡的虚度过去，而且学了这么多年，也煎熬了这么多年，就要等到个一官半职好尽快实现自己的抱负。当时的于成龙，处在那样的年纪，心中不免焦急，面对现实他是那样的心灰意懒，愤愤不平的他写了一首无言律诗《老女吟》：
妾身已许嫁，梅实过三春。
四德未敢斁，归期何尚迍。
岂为侬貌寝？应是婿家贫。
冰融霜又至，何以采涧滨？
布丝郎可贸，井臼妾所亲。
旭日雁声寂，蛾眉低自颦。
谁家车和马，百两烂其邻。
妾命嗟成薄，桃叶空蓁蓁。
拊心叩昊天，终待结朱陈。
就使穷难嫁，讵将香逐尘。
悲思古贤妇，馈馌敬如宾。
卬友心同否？有生殊不均。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一位年龄渐大而未嫁的老剩女，暗中表露了于成龙当时的心迹，他已过不惑之年，而迟迟未能出仕，不满现状，心中所学无处施展，心中苦闷无法释怀。有心报效朝廷，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心中不免一阵悲悯，埋怨命运的捉弄。好在清朝政府人才匮乏，破例大量启用前朝遗臣和举子们入朝为官。据说是这个提议还是后来具有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提出来的，那年的康熙还在当阿哥，年龄尚轻，却有这般见识。负责召集前朝举子们入朝选官的提议执行人正是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主持的，杰书是礼亲王代善孙，祜塞第三子，康熙皇帝玄烨的堂兄。顺治十六年（1649），次兄精济离世，爱新觉罗·杰书袭爵封为郡王，顺治八年（1651），加封号为康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因其伯父巽亲王满达海被追论前罪，最终被追夺谥法及碑文，降爵为贝勒。满达海之子常阿岱亦因父罪而被降爵为贝勒，礼亲王一系的爵位由杰书承袭为康亲王。康熙初、中期将领，正白旗督统，奉命大将军，平定耿精忠叛乱，逐郑经回台湾。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谥号“良”。杰书在清朝诸亲王当中，算是贤王之一，深的康熙皇帝信任。于成龙来到京城谋官，遇上杰书也算是人和了。于成龙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春天，来到京城参加选官的。从他的资历来看，早在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就获得了副榜贡生的功名。于成龙是从老家山西省永宁州千里迢迢来到北京选官的，在古代做官的途径，无外乎就三种：一种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种是拿钱捐官也就是买官；还有一种当然就是那些出生官宦世家的世家子弟通过家族势力获得。以于成龙当时的情况来看，后面两种基本上都是不具备的，唯一的一种就是靠自己的实力考得一官半职。于成龙在永宁老家闲暇多年，在心里早就按耐不住了。于成龙对于选官一事，他的看法是，“亲者不以为亲，友者不以为友，行李萧条，自觉面目可憎。”只能再留在北京城，继续等待。于成龙要想获得官职，从现实的角度讲，没有贵人相助，亲友相协，恐怕会很艰难。在北京城于成龙也不乏大量的亲朋好友，于成龙的这些朋友到真是一些古道热肠的患难之交，他们纷纷书信盛情邀请于成龙来京。有的答应在京城给他提供食宿，有的则同意给他疏通关系、办理手续等等。于成龙在前朝虽然有举人功名，但是作为举人文化层次也不算高，所以说选择的官职大小非常的有限，而且作为汉人清廷从大局的角度讲，肯定是不会一下子授予多大官职的。作为“副贡”的于成龙，从明清两代的做官底线上看，完全能够胜任州府的副职和县府的正职。从于成龙的族别上，举人功名上看，他也只能是从六品以下的官职做起。由于于成龙在竞选官员的考试当中，成绩突出，而有了做州县官正职的资格。清朝吏部当时在任命官员上，也开始与考生们玩起了游戏，这个游戏就是抓阄。吏部将相关职缺写在纸条上捏成纸团最后放进密封的桶里，选官的士子们只能是完全靠运气了。是做州官，还是县令，决定权完全在自己的手上。如果运气好，可能会抓到好去处，如果运气不好，将会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州县。于成龙的运气当然不会是最好的那个，相反却成了最差的那个。他抽到的正是广西省柳州市罗城县的知县。知县在明清官吏制度上已经是正七品了，从清朝的九品十八级的官级上看已经很不错了。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比一县之长的权力还要大，管理一个县的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等一切大权。在县域内，应该说县令的权力最大，可谓大权在握。罗城县在清初时期，基本上算是蛮荒之地，经济落后，人烟稀少，人的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均没有保障，去那样的地方做县令，跟发配、流放也差不多。这些亲友原本以为可以沾沾于成龙的光，顺势攀爬，从中获利。没有想到的是于成龙竟然运气这么背，抽到了罗城县令一职。亲友们妄想走捷径的念头也渐渐都打消了。
二、 罗城赴任
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这一年于成龙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了。于成龙不顾家人的反对，亲朋好友的极力阻拦，不惜抛妻弃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毅然决然的接受满清朝廷的委任，到遥远蛮荒之地广西省罗城县为知县。于成龙的这一决定，让他背负着多大的压力和痛苦，家人不能原谅他，亲戚、朋友对他失望，天下人更不能体谅他的苦衷，都说他投靠满人，为蛮夷人效力，是汉奸，是汉人的耻辱。这些都让于成龙的心里难以承受，如同身在风口浪尖上，每天承受着良心的煎熬。尽管如此，但是天下还是汉人占绝大多数，虽说是满人得了天下，只要能为百姓谋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实，谁做皇帝都是一样的，无论满汉回蒙，对于这点于成龙还是知道的。这一时期的顺治、康熙两位皇帝都是英明神武之君王，是难得的好皇帝，于成龙当然愿意效力。他心忧天下苍生已经很久了，现在江山初定，满清入主中原不久，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于成龙为了天下百姓，更是义不容辞。好不容易等到有机会做官，于成龙自然不会错失良机，挺身而出为百姓谋求福祉。于成龙虽然说是大器晚成，但总的来讲，运气还算是好的，靠抽签捡到了一个官做。正好他也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顺治初年，朝廷科举未开，尚未来得及选拔贤良，于成龙这才有机会参与选官。这都是三阿哥玄烨和顺治皇帝还有康亲王杰书共同的主意，要是在清朝中期和后期，于成龙可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清朝中期和后期，想要入朝做官，规矩是很严格的。要通过层层考试，小到县令都要皇帝亲自批准，吏部只是上报和登记。清朝中期和后期，官吏制度很是严格，就算拥有举人或者进士的功名也未必能当官，就算当官也未必能够得到升迁。例如，清朝中期的郑燮郑板桥，康熙年间的秀才、雍正时期的举人，知道乾隆元年中了进士，但尽管如此，做过的最大官也只是山东潍县的知县。进士在古代的学历也不算小了，乾隆时期的大学士纪晓岚当朝一品也只不过是个进士，郑板桥和纪昀的命运悬殊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凭借于成龙的举人功名，而且还是前朝的清朝有官做已经很不错了。谁知道他后来还能当那么大，虽说是大器晚成但也不至于这么有成就吧，升迁如此之神速。罗城县位于广西省北部，河池市东部，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九万大山南麓。广西省的常住人口是以壮族人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广西省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清朝时期的罗城县已更名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所以，当时的于成龙面对的主要县民是少数民族人。而且又是边疆之地，工作开展异常的艰难。该县雨水充沛，境内气温湿润，而于成龙从小又是生长在北方，北方的空气主要以干燥为主，这样巨大的气候差异让于成龙很难适应，或者说水土不服产生的生理反应很大。各地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战乱之后，各州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罗城县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罗城在清朝势力的统治下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局势还未得到稳定，清朝政府在两年之内，先后派出过两任知县，都是一死一逃。于成龙也听说了这些情况，既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坚决选择了罗城这片蛮荒之地。于成龙虽说是罗城县的县令正七品官，但是参照罗城现状，也跟流放、发配差不了多少。罗城基本上只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才正式纳入清朝行政版图，两任知县一死一逃，罗城县在于成龙到任之前一直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大家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在一个没有政府管理和约束的地方，百姓、流民、匪患可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想干什么干什么。好友王吉人劝说他，要他不要去罗城以身犯险，虽说已经抽中罗城，但是却还是有回旋的余地，那就是将上任的文书交还给清朝吏部，再行打算。于成龙最后只顾喝着闷酒，低着头一声不吭，当时的情形，于成龙还发出这样的感慨：“成龙时年四十五，英气有余，私心自揣，读书一场，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 此话一出，朋友也不再出言相劝，只是由衷的尊敬和欣赏他。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的一天，于成龙终于回到了老家永宁，这次却不是和家人团聚的，而是要向家人说再见，说告别的。家人知道于成龙要做官了，甚是高兴，知县好说歹说也是个正七品官啊，家人当然不知道罗城的情况。于成龙此去罗城不远千里，两地相隔，家人自是万般不舍。后来，家人听说了罗城的状况以后，自然是极力反对他出仕，大家都是心里不愿意他去，但是这官来之不易，也没有过多的阻挠。山西省永宁州到广西省罗城县，有将近六七千里路，一路上跋山涉水自然需要不少盘缠，那个年代可不是今天有这么多高科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任我们选择，那个时候就只有马车，马车还是有家底的人还能雇得起的，普通老百姓有几个有钱坐马车的。由于家里所存的现银不足，无奈只能典当和变卖一部分天地和房屋，最后终于是凑足了一百两银子。于成龙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家人担心这一路上无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于是便给他雇佣了五个年轻力壮的仆人，收拾好生活用品和行李以后，便准备启程。在临行之前，于成龙将自己的子嗣都叫到身边，交代了他们料理家务以及处理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并强烈要求和嘱咐他们要认真学习，考取功名。临别时，于成龙说了两句很伤感的话，于成龙也并不是多愁善感之人，只是他确实舍不得就这样离开家人独自生活。也不知道今日一别，何时才能相见，他面对家人，伤感的说：“从此以后，我在外做官，管不了你们；你好好治家，也不用想念我了。”这话，让屋里屋外的妻儿老母都放声大哭，于成龙他自己也表现的很不舍，说：“壮士非无泪，不洒离别时，此不情语也！” 依依不舍的于成龙，最后还是理性而果断的离去了，于成龙向母亲磕头拜别后，向祖宗上完香便郑重告辞了。于成龙离开永宁老家以后，一路南行，向罗城飞奔而来。于成龙途经晋南的稷山县时，停留了一阵，只因稷山县有他多年的好友武祗遹，他俩自从太原一别后，多年未见，没想今日却相会于稷山。武祗遹也曾中过举人，他并没有参加此次的举人选官，因此赋闲家中，病倒在床。于成龙也在此间探望了昔日好友，并向他述说了去罗城上任的情况，武祗遹也以罗城条件很差为由，好心相劝于他放弃去罗城赴职。于成龙就在这个时候对病床上的好友说了一句对后人启发很深的至理名言：“我辈虽无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于成龙此番豪言壮语对好友无疑是醍醐灌顶，反倒被于成龙给震撼和教化了，武祗遹此时方知自己是白活一世。于成龙一行六人，包括他的五名随从，拜别了好友武祗遹以后，便继续上路南行。一路上于成龙虽然有朝廷免费的馆驿住宿，但是难免会花些自己许少的银钱。由于他是北方人，到了南方自然会受水土不服的影响，感到身体不适，当于成龙途经永州地面的冷水滩时，眼看着就要进入到两广地面了，他却在这个时候，身染重病，这应该是他仕途的第一次遭难吧。大病过后的于成龙可谓是身心疲惫，于成龙是个好强的人，是个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自然是不愿意因为病痨也耽误上任的时间。于成龙可恨出师不利，人还没有到广西，就先病了，这对上任的时运恐怕不好，古代人大多这样迷信。冷水滩这个地方与广西省是隔山相望，当时的广西省城是有山水甲天下的美誉之称的桂林城，按照规矩于成龙首先要到那里去拜见省级以上的官员，包括巡抚、总督还是一些省上的官员等，在他们处交接办理完手续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走马上任。不过，于成龙大病初愈，或者说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康复，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并不是很精神，很好看，感觉像刚刚倒了大霉，狼狈不堪。广西省的这些于成龙的上级官员见此，对于他的第一印象就不是太好。都认为他是一个病夫，罗城的前两任知县都没能干成，于成龙这个样子此去恐怕又是凶多吉少，难以成事，这些官员们对于成龙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上司们都劝说他先留在省府把病养好了再说，不要忙着去上任，于成龙却听不进去依然一心孤行、我行我素。于成龙还说：“抱疴之人，至是胆落。往日豪气，何从得来？”长官们对于成龙感到很无奈，自然也都心服口服了。办理完手续以后，继续向着柳州府出发，马不停蹄，不知疲倦。由于于成龙不停劝告，执意上任，在赶往柳州的路上，他的病情愈发的严重，几乎已经病入膏肓，临近死亡的边缘。由于于成龙的意志够坚强，他挺了挺病情终于见好转，抵达柳州后，他的病情逐渐好转。在柳州只会知府后，下一站就直接奔罗城而去。由于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官方的驿馆栈道还不够完善，价值战乱之后，有所损毁。路标也不够明确，于成龙只能是望天判方向，凭着自己的感觉而走，举步维艰、步步为营。几经坎坷和挫折，于成龙终于抵达了罗城县，主仆六人翻山越岭，来到了罗城县的边界山上，这一望，于成龙是彻底的后悔了，但是后悔也于事无补，文书已经下达，人也到了。罗城县重山起叠沉浮，杂草丛生，植被繁茂，根本就看不见路。主仆六人是悔不当初啊，于成龙当时还叹道：“哀哉！此何地也！胡为乎来哉！悔无及矣！”于成龙当时甚至想了，罗城县可能是地处边疆，人烟稀少也许很正常，到了县城应该会繁华一些。于是于成龙命令随从一路劈坚斩棘来到了县城，到了县城以后的场景让于成龙是彻底心凉了，从边界到县城依然是荒芜一片。据《清史稿》的记载，当时的罗城现状：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池，周长二里有余。于成龙进城之后，一片狼藉，房屋虽然有不少，但是十室九空，残破不堪，住在城里的人仅仅只有六户，全都是走不了被迫留在这里的老弱妇孺。只得寄生在关帝庙，在关帝庙里面住了一宿之后，于第二天一大早便来到县衙赴任，虽说是县衙，但简陋的程度如农舍一般，而且还是前任知县修整的。没有大门、仪门、两墀，迎面就是茅草搭建的三间堂屋。东边一间是宾馆，西边一间是书房，中间是审案办公的大堂。大堂背后有门，通向后院，后院三间草屋，是知县的宿舍，连围墙都没有。于成龙通报了自己的新任县令身份，让罗城的百姓从此可以告状，便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将后院前任知县的住所简单的收拾了下，勉强能够住下，没有做饭的锅灶，于是就找了一个破瓦罐，挖了一个地灶。于成龙此时不断地发出哀叹：“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之前想赶快上任，心里还有一丝念想，所以病情有所好转，但是现在的状况影响了他的心情，从而也加重了病情。于是，于成龙卧病在床，又是一个多月，带来的五个仆人个个都心生埋怨，都想理他而去，于成龙免不了面对他们的冷脸。这五个仆人都纷纷病倒了，一个个面黄肌瘦，不久就死了一个，其他四人焦躁不安。于顺治十八年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元年（1662），余下的仆人开始闹情绪，要求于成龙放他们回家。于成龙无奈，只得放他们回家，留下一人照顾于成龙。罗城的环境实在是没有办法生存，当时于成龙还向上级修书一封，要求放他们回去，上级未批，于成龙这样写道：“边荒久反之地，一官一仆，难以理事，乞赐生归。” 最后，唯一的仆人也都走了，将于成龙一人丢在了罗城，此时的罗城匪患出没，于成龙甭说活的艰难，就连吃饭睡觉都要防范敌人来袭。
第三章 宦海生涯
一、 扎根罗城
广西罗城，是于成龙宦海生涯的第一站。不过，罗城的现况是于成龙始料未及的，很多亲朋好友都说罗城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生存环境恶劣，但是竟没有想到的是会恶劣到这种地步。就连于成龙这样的农家子弟来了都想走，更何况是前任县令，家境还比他好，别个最后是一死一逃。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也许是老天在给于成龙降大任之前开的一次玩笑吧。于成龙胸怀大志，来罗城这样的穷乡僻壤当知县，无疑是大材小同、牛刀小试吧。就算现在身陷罗城，是上天的一次考验，当也不用这样考验吧。别人当官是享受，找寻荣华富贵；而于成龙当官无疑是在给自己找罪受。当然，找寻相对落后、贫苦一点的地方做官，正是于成龙的理想地点。这样可以尽展所学，而且只有贫苦地方的老百姓更需要自己，于成龙也并不愿意上环境优美，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做官，这样反倒不能顺自己的意。要不然，朋友当初在京城劝他多捐钱的时候，他早就那样做了，多捐了钱自然就有个好去处。现在历经千辛万苦，人已经到了罗城，也没有退步的余地，非旦会承担法律责任，更加会让亲朋好友笑话。于成龙无奈，只能是咬了咬牙勇往直前，根据罗城目前的状况，于成龙须分为三步走：一是先整治匪患，维护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样才有可能发展；二是修建交通路线，罗城杂草丛生，树木繁茂，进出县境的道路较少，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只要搞好了交通才能有贸易商的往来，进而发展经济；三是恢复生产，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根据三步走，于成龙首先实行了第一步，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和谐，他实施了保甲法这一社会制度，保甲法一般是按照集中居住在一起的五家一保，十家为一大保，或者是几家为一保；几保为一甲等。保长和甲长，就是加强基层的管理，他们就像民兵组织一样，具有防御功能，一旦有匪患入侵，他们就会团结一心，共御外敌。于成龙就是以这样的办法，预防盗匪的。于成龙在罗城首先明正典刑，对那些桀骜不驯或者触犯大清律法的人是绝不手软，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于成龙的原则是这样的，只要犯法，不论大小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距罗城县不远，有一群邻县的盗匪，经常出没于县境，抢夺罗城县老百姓的财产，罗城百姓对于邻县的这伙匪徒是怨声载道，但是又束手无策。一次，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播种季节，罗城百姓苦于没有种粮，无法下种，罗城地处山区，杂草丛生，很多土地荒芜，加上天灾和战乱，别说种粮了，就连吃的都没有。迫于无奈，于成龙只好到邻县去借种粮，好在邻县知县和于成龙是旧交，尽管如此，但是于成龙与此人私下并没有多少来往，只因于成龙与该县县令并不是一路人，刚开始的时候该县县令言辞推脱，却不愿与于成龙借粮食，后来该县令与于成龙述说了眼下他正有一件棘手的案子需要处理，苦于胸中无策。求助于于成龙，于成龙一听，兴致头就来了，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给了了，对于饱读诗书，阅历丰富的于成龙来讲，只要是他经手的案子还不是手到擒来。这件案子的当事人正是一个高官的亲属，迫于压力该县令是必须在限期内将此案侦破。现在好了，自己才能有限，于成龙帮助他把这件令他寝食难安、茶饭不思都解决不了的案子给结了，他还不对于成龙感恩戴德，于成龙以此向该县令借要种粮，这时候很快就被应允了。于是，于成龙便差人将借来的种粮运到罗城县，只是希望不能就这样错过播种季节，要不然来年罗城县的百姓就没有吃的了。不料，这种粮运到罗城以后，还没来得及下种，就被一帮盗匪给偷去了。于成龙心急如焚，经调查发现这帮盗匪并非来自本县罗城，而是邻县柳城的一伙盗匪。这帮盗匪倒是很刁钻、狡猾，穿梭于两县作案，两县县令都没法把他们怎么样。因为偷盗的是罗城的财物，柳城知县管不了他，但是，这件案子却让于成龙很是棘手，虽然说是偷窃的罗城的东西，于成龙想抓他们也抓不着。因为他深知大清律法，身为罗城知县是不能到柳城县境内逮扑人的，要是这样可就犯了革职杀头之罪。于成龙本想给柳州知府写信，要他出面只会柳城知县进行解决。但是，罗城县距离柳州府衙，还有很长一段路，就算写文书这一来一回也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清朝的时候，交通工具自然不像现代社会这样多种多样，那个时候无非就是牛马和步行，最快的话无非就是皇帝的八百里加急，沿途在馆驿换马。但是这件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不好来年罗城百姓又都要喝风了。如果真的这样做，可就算错过了播种季节。于成龙决定还是差人亲自到邻县柳城去知会县令，要求他协助抓捕这伙匪徒。其结果是，柳城县令公然拒绝了于成龙的要求，对于发生在罗城的这件案子，他不但不肯协助帮忙，还有些幸灾乐祸，全当若无其事。于成龙可算是气的吹鼻子蹬脸了，他想天下既然有这样的父母官，这样的狗官，身为父母官全然没有一点父母官的样子。于是，于成龙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来个先斩后奏，即便是冒着杀头、革职的大罪，他也愿意。他迅速的召集了县内百姓，拿上各自的武器，加上县衙的一些兵丁，亲自上柳城县抓人，于成龙将歹徒很快就抓住暴打一顿，本该依法对他们处以死刑，但是于成龙宽宏大量，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肯交出来粮食，就饶他们性命。这伙盗匪也算是识时务，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便很快就他们从罗城抢得的种粮尽数归还罗城百姓。罗城的老百姓也在当年顺利的播种，种苗长势一片大好。于成龙虽然是讨回了种粮，也出手教训了那一帮子匪徒，但是，柳城知县心里并不舒服，作为柳城知县的他任由于成龙来县内抓人欺辱他的子民，他的面子上是坚决过不去的。于是柳城县令决定上省城桂林上告，当时的广西省城正是在桂林。来到桂林后向他的亲戚广西巡抚金光祖诬告，说于成龙无事生非，带兵上他柳城县胡乱抓人，并殴打县民，还说于成龙贪污巨资修建县衙，还说于成龙威逼老百姓为他打造“衣食父母”的牌匾。这些话传到金光祖的耳朵里，他是又气又怒，好在金光祖是一个明是非的好官，要不然朝廷也不会将这一省政务交他管理。金光祖一怒之下，快马加鞭赶到了罗城县，看了看新修的县衙，便在大堂上盘问了于成龙。后来，才知道于成龙之所以深入到柳城县抓人是因为柳城知县玩忽职守，任由歹徒横行，于成龙才出面教训的。还有于成龙修建县衙一事，耗资的巨额款项，原本是柳州知府奖励他的银两，说他在柳城抓匪有功，在罗城政绩斐然，再加之罗城县衙原本就残破不堪，所以，柳州这才拨出巨款让于成龙修建县衙。至于说，于成龙威逼老百姓给自己树立功勋，那更是子虚乌有的，这“衣食父母”的牌匾正是罗城百姓对于成龙的爱戴。金光祖很快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才知道柳城县令是在诬告于成龙，只因他气不过于成龙上他的地面上抓人，在柳州府状告不成，这才跑到桂林省府金光祖处。罗城在经过了于成龙的一番精心整顿之后，焕然一新，较比之前的荒凉景象，明显繁华了很多。这些都表现在于成龙勤于政事，金光祖看了看罗城的景象，不禁一阵感慨，对于成龙更是赏识有加，刮目相看。罗城经过于成龙的一番治理，社会生产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境内也很少再有匪徒出没。罗城治安得到初步缓解后，于成龙接下来便是练兵修路，发展交通，抢修县路。声势也都逐渐浩大起来，柳城西乡的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无一不是闻风丧胆，纷纷遣人来罗城乞和。他们也愿意讲之前在罗城抢夺的粮食、牲口、财物尽数还给罗城百姓，并发誓永不再侵犯。并希望罗城也对他们多多体谅，每年十月以“犒赏”的名义，赠与他们牲畜、布料以及酒水。这样一来，便很快的缓和了两地百姓的关系。要说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出来打家劫舍，充当盗匪，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也是被逼无奈。加之这些年，百姓遭受改朝换代的战乱之苦，生产和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姓衣食不着，这才占山为王，为祸人间，他们这样做也是想不被饿死，找到一口饭吃，于成龙还是能够体谅他们的。在老百姓的眼里，于成龙是个酷吏形象，但是他又爱民如子，因此很受罗城百姓的拥戴。于成龙很是亲民，旦逢老百姓家里有婚丧典礼的时候，于成龙都尽量抽出时间去参加，并备上薄礼和献上祝福，这些都表现出他的亲民爱民，老百姓也为这个丝毫没有半点官架子、官僚主义的于成龙甚是喜爱。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将于成龙当成是自己人，一旦县老爷生疮害病，老百姓就会前赴后继、争先恐后的到县衙去看望于成龙。于成龙如此受罗城百姓拥戴，完全可以看出他在罗城百姓心中的影响。每年征收赋税，作为罗城知县的于成龙，这也是他的主要任务，这是必须向朝廷上交的，由于刚刚发展起来的罗城，朝廷自然对罗城百姓有所减免，但是，遇上丰收之年，赋税还是免不了的。缴纳赋税，各方官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头叫“火耗”这个“火耗”官府虽然是名正言顺的收取，是朝廷允许的，但实际上这一政策，让很多贪官污吏有了可趁之机，最后，这样银两都到了一些中饱私囊的官员们自己的腰包里面。还愣说是朝廷的指令，官员们就是这样欺上瞒下的，肆无忌惮的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其实，这个“火耗”被官员们贪污的钱财最后都成了这些赃官们贿赂上官的不义之财，成了他们升官发财的仕途保障。虽然，“火耗”是朝廷允许的，但是于成龙却不愿意这样做。一方面，他觉得作为父母官，收取“火耗”，那是在压榨老百姓的血汗，另一方面，罗城刚刚在于成龙的治理下有了一点起色，生产生活也得到稳步发展，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多生事端，老百姓刚刚有了口粮，又要换成银两上交官府，这样对老百姓的损失很大。当时的官府在收取赋税的过程当中，都有过一些歪风陋习，朝廷有个规定，就是要交的银两一定要是银锭，将收来的一些碎银，用高温溶解后，再制作成银锭。很多官员称，银锭在铸造的过程当中会流失一部分，于是官员们就向老百姓再加收数目不定的银两，以作“火耗”。除此之外，他们还习惯在砝码升斗上做手脚，以求尽量多收一点，达到自己中饱私囊的目的。于成龙在收税的过程当中，不再墨守成规，他提倡征收赋税过程中，公开透明。他并且将收取赋税的地点定在了县衙的公堂上，以求公正，要知道这大堂上可悬挂着“明镜高悬”四个字。为了防止县衙差役们贪污，于成龙是亲自坐在了县衙公堂上监督整个收税的过程，丝毫不容懈怠和马虎。于成龙并命令差役们写好收据，交给百姓们作为依据。称银两和粮食的砝码斗升，都以户部同一制定标准为准，绝不侵犯老百姓的任何利益。罗城的老百姓倒是心知肚明，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都知道于成龙是个清官，平日里的日子也过的比较清苦，于是，百姓们纷纷自主发动给于成龙送礼，这些礼品不一，有的送鸡鸭、有的送粮食，还有送山货、美酒的。老百姓知道送钱给他，一定会被拒绝，只好送些副食品给他，以作报答。于成龙还是不愿意收下老百姓的这份心意，坚决要退还给他们，老百姓不肯死缠烂打最后让于成龙勉强的收下了一壶酒的钱，这个钱就算是罗城百姓的请客了。有一年，于成龙之子于廷翼来到罗城他的父亲，老百姓闻讯，那于大人家里一定是缺衣少粮，这才派于廷翼来罗城找于成龙，百姓当然是从直观上感受到的，毕竟于成龙在罗城是那样的清廉自律。老百姓纷纷凑足了份子钱来到于成龙处，找到他准备把这些钱交给于廷翼，但是，还是被于成龙给拒绝了。还以儿子长途跋涉，带上这些钱会很累，会变成累赘，并谢绝了老百姓的好意。罗城为官期间，于成龙总结出来的道理：“时法令太严，有犯必杀；情谊为重，婚娶丧祭民间之礼，一行无不达之隐。罗城之治，如斯而已。”从这段话中，可以肯定的是，于成龙坚持：“法令虽严，但莫过于情义。”的原则。他执法虽严，但是因人而异，对于一些桀骜不驯、屡教不改的匪徒，他自然是杀人不眨眼，不会动丝毫的恻隐之心；相反，如果是那些普通老百姓犯下的小错，他是能够宽以待人的，对于那些尚存善念的人是可酌情而从轻审判的。于成龙正是这样为官的，他来罗城赴任不久，已经将罗城的社会秩序打理的是井然有序、井井有条。
二、 断案如神
封建时期的县、州官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官员不同，现代官员如：县长、市长，他们只是负责全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宪，全县社会各行各业笼统起来管理，他下面还分设劳动局、公安局、民政局、工商局、法院等机构，他们只需定时、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即可。比如，调查杀人凶手和逮捕犯罪分子，这些工作只需要公安局和法院执行即可，县长只需要督促和监督他们的工作，不必参与其中。古代社会就不一样了，作为县令、知府这样的地方父母官，他们为当地老百姓出力是义不容辞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县令不光是要管理一县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还包括全县的漕运、典刑等。老百姓若有案子，上县衙或者州衙告状，县令和知府还是必须受理的，而且还亲自审理，那个时候虽说各衙门都有捕头、捕快，但是他们只是负责抓人，还是受县令的指示。由县令签署逮捕令，捕快就犯罪嫌疑人抓回来以后，还需要县令亲自审理，判刑以后，再由县衙里面主管监狱的官员拘押。所以，县令不仅仅只是一县之长，还兼任着法院院长、审判员和公安局长等多职。罗城县地处广西，又是夷汉混居之地，向来争强斗狠，割据势力，谁也不肯相让。这些人往往会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大打出手，甚至以凶器相对导致死亡。于成龙到罗城之初，经常有命案发生，就连这仇恨也有家族遗传因素，父传子。父亡，就是父债子还，有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觉。由于于成龙为官清廉、公正，深得民心，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领也愿意听命于他，但是，却有些冥顽不宁的顽固子弟，依然不肯罢休。于成龙一连发出若干告示，他们还是一意孤行、屡教不改，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在一天，赵、廖两家人发生了大械斗，经过调查发现，双方竟然是为了争得五亩土地而见血。这两家人，争强斗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次两家人几乎是全家出动，看来事情已经发展的相当不妙了，已经到了不拔刀不行的地步了。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结果赵家死了三十八人，而廖家则死的更多，死了四十七人。赵家的房屋被焚毁七十二间，赵家人觉得是他们吃了亏，便率先跑到县衙告状，请求于成龙主持公道。于成龙一气之下，将这两家人都传到县衙公堂，于成龙是将这两家人械后的损失折算起来与那五亩土地作比较。就两家人损失的房屋和人命来看，远远超过这五亩土地的价值，事实摆在眼前，两家人都明白。于成龙就此事教育了他们，并杀一儆百，将此案的罪魁祸首归结到两家族长。结果当场将赵家族长赵君芍、赵翰生和廖家族长廖桂穆、廖顺成斩首示众，以示警告。鉴于那五亩荒地，是造成此案的引火索，最后，于成龙将这五亩地回收为官府所有，两家人不能再对其进行买卖，这样就是在侵犯公家财产，还要论罪。这五亩地以官府的名义卖与外姓，以此断绝两家争执，卖土地的钱，又捐给罗城的贫苦百姓和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两家人的这场纠纷就在于成龙的英明果断下解决了，罗城百姓也因此受到了教训，看到两家族长被处斩，血淋淋的人头还都挂在县衙外面，百姓们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哪个还敢再参与打架斗殴。又有一次，出现了民告官事件，罗城县一生员控告县衙书吏胡安之，敲诈和欺骗老百姓，还说于成龙是姑息养奸。面对百姓的指责，于成龙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怒容，显得很镇定自如，他虽然并没有当众向老百姓承认包庇下属的罪过，但是他依然表现的很惭愧，他惭愧自己做的不够好，让老百姓怀疑自己。当官要做到让老百姓为之信任，并不抱怀疑的态度，那么就是位好官，就达到了自己理想的境界。于成龙公开处理了此案，并当众在批文中说：“如果不是你仗义执言，本县就会终身受到坏人的蒙蔽。本县去年到罗城上任，身边缺少能干的人才。只有胡安之周详安稳，谨慎勤劳，在众胥吏中鹤立鸡群，表现出色。本县因此信任他，把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办。又见他办事认真，毫不苟且，矢勤矢慎，于是更加信任。没想到胡安之这些出色表现，原本就是要骗取本县信任的。先取得本县的信任，然后肆无忌惮地祸害百姓。本县读书多年，竟不能看透这个玄机，如果不是你来控告，至今还受蒙蔽……现在已秘密派人将胥吏胡安之拘押审办，特此通知你。” 民告官，历来官官相护，从官场规矩上讲，根本就没有胜算，何况就算告成了，原告恐怕也难免皮肉之苦，但是这名生员既然在于成龙这里告成了，最后于成龙将这名书吏胡安之依法究办了。由此可见，于成龙是怎样的官员，如果换个角度想，于成龙是个酷吏，是个昏官贪官，哪个还敢去告。就是因为老百姓都了解于成龙的为人，对他很是信任，所以，这才敢上衙门里告书吏，他们也知道于成龙会给他们做主，这才助长了原告的气焰和勇气。老百姓是深知于成龙的为人，于成龙不会给他们板子受，更不会驳回他们的诉状。在旧社会，封建时期，衙门书吏欺瞒长官，欺压百姓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的事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傻子，他们肯定是知道的。最后没有办他们，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也没有人敢出来上告和作证。另外，是因为官官相护，上官和下属之间有利益上的往来，如同自己的左膀右臂，自然是谁也不会傻到拿刀亲手砍断自己的臂膀吧。所以，最后这么官员们都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把事情闹大都好解决。不过，这次生员的控告，于成龙是受理了，虽然最后书吏是依法拘押了，究竟判决的结果是怎样的，后人并不知道，因为对于罗城这样的县级地区的一件小案子，官方正史也并无记载。但是，从于成龙的为人看来，这件案子肯定胡安之是吃尽苦头的。民告官的成功案例，在罗城，于成龙执政期间算是成功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古代社会跟现代自然不同，现在不管你是达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一旦触犯到法律，都难逃噩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包括老板对员工也不能苛刻、打骂；家庭里，父母也不能任意的侮辱和打骂子女，子女更不能对父母不敬。然而，在旧社会，很多大家族、大户人家都流行实行家法。他们这些人往往藐视王法、贬低国法，一般他们所认为的小事情都会用自己的家法处置，而不上官府告状，不利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一来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当官的不如自己判的公正，另外就是他们很有些事情不必公开审理，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他们通常就是私了，便是以家法、族规裁决。或杖责、或死刑，到最后人都死了，官府还不知情。罗城县，这样的例子也是常见的。虽然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家规要是使用的不得当，那也跟滥用私刑无疑，是要接受法律的严办的。私设公堂的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大户人家，还包括一些风俗极端原始、恶化的族，他们也会动用私刑，这个一般是由该族族长主持；另外就是一些地方的黑势力、帮派等，他们对触犯帮规的成员们会动用帮规，实行家法。这些势力是从来都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的，全当官府不存在。很多地方的父母官，对这一些黑恶势力是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有时候还要受这些势力的牵制，从而削弱官府的势力。当时，罗城县有一家号称“总戎侯伯”的绅士大户，曾经做过武官。在罗城地面上一向是目无王法、肆无忌惮想干什么干什么。于成龙却严正的申明：“今威令已行，民知礼仪，此曹不悛，终不可为治。”可见于成龙态度之坚决，但是一直以来苦于抓不到该户把柄。同样的例子发生在了当地一个姓黄的大户家里，这家大户有一名书童，由于违反了黄家的家规，黄家当家把他打的个半死，然后，再命人将此书童送到县衙，向于成龙告状。还恶人先告状，并理直气壮的要求于成龙对其判以斩首。于成龙见此，觉得将我县衙，官府当成什么了，你把人都打得半死了，还要挟我将此书童斩首，难道县衙就是摆设，县官如同空架。现在人都快死了，却喊于成龙来给他擦屁股，张罗后事，简直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于成龙的气打一处来，待于成龙对此案进一步详细盘问后，了解到书童只是犯下一点小小的过错，却遭到了东家这般毒手，黄家人既然这般心狠手辣，于成龙气打一处来，大动肝火的他，立即拍案而起，道：“尔即送官，知朝廷法在。而尔擅自动刑，杖责家僮，是藐视官法。”即下令，将这黄家的当家拉出去杖责五十大板，当场就打得他皮开肉绽。黄家当家因为再也忍受不了这剧烈的疼痛，故尔连连求饶。于成龙此举，更加得到了罗城百姓的肯定，他不仅仅为受苦受难的穷人们出了一口恶气，而且也重重的教训了这帮气焰嚣张的大户，大大的消减了他们的锐气，这叫杀一儆百，量他们以后也不敢再肆意妄为。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而封建社会时期，男尊女卑的社会歪风盛行，妇女往往是没有地位的，他们没有读书、从业和做官的权利，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讲，就是嫁个好人家，然后相夫教子即可，对丈夫要夫唱妇随，要遵守三从四德。而且丈夫死后，她们很多都不再嫁人，就只是独守空房，独立撑起一个家，将子嗣抚养成人。这就是当时社会的传统教义，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也没有怨言，要是有哪个寡妇偷汉子，或者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就认为是在伤风败德，败坏门风，便会受到凌迟处死和浸猪笼的惩罚。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所以多了很多寡妇，他们当然有些不是因为不能再嫁，而是不愿意再嫁，觉得这样是对已故丈夫的不忠诚。而且，妇女在先天上就比男性输掉一筹，她们天性柔弱。尤其是一些寡妇，他们的丈夫死去，家中再也没有年轻力壮的顶梁柱，于是，就让那些心怀不轨的歹人有了可趁之机，他们常常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对这些独居空房的寡妇施行强暴和调戏，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妇女们只能是敢怒不敢言，鉴于是家丑，也绝不敢外扬，认为这样无疑是将自己的苟且之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后再也无法做人，出门也不好意思再见邻里乡亲。歹人们正是抓住了这些妇女们的弱点和心思，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这般为非作歹。当时，很多妇女被欺负以后，还装作若无其事、逆来顺受，只是一味的忍气吞声。当时，于成龙在罗城任上，就发生了类似案件。一寡妇沈氏的九岁儿子跑到邻居江峰青家里玩耍，打伤了江峰青家七岁的儿子，事发后，寡妇沈氏迅速赶到现场，并当着江峰青的面，出手教训了自己的儿子，并一面向他赔礼道歉，谁知，这江峰青是不依不饶，硬是不肯轻易放过这寡妇，非要将此事闹大，并上告官府，让沈氏赔偿自己的儿子医药费。这事，本来也是寡妇理亏，是自己儿子犯错在先，是应该适当的赔偿点医药费，妇女心软，也就答应了，跟随他上衙门。来到衙门以后，双方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陈述了一遍，于成龙也听的很清楚。但是，于成龙却站在了寡妇一边，认为这江峰青好说也是一男人，却不该与不寡妇计较，这样有伤男子风度。小孩子之间打架又不是大人的错，再说家长当时也都不在场，礼也赔了，歉也道了，将孩子弄回家各自管教便是，何必如此小题大做。江峰青身为男子，却没有半点绅士风度，与一寡妇纠缠不休，实在是藐视妇女地位，有大男子主义的做派，其心可诛。于成龙鉴于此案，宣判的结果是：“江峰青所谓的延医调治，说白了就是讹诈医药费。沈氏是个寡妇，含辛茹苦，抚孤守节。你一个堂堂男子，做她的邻居，就应该尊敬她，佩服她，周济她的困难，原谅她的过失。你反而觉得孤儿寡母好欺负，你还有人心吗？本县是相信天道的，知道你将来免不了恶报，老婆孩子会沦落为寡妇孤儿。你儿子如果真的有伤，限三日内抬到县衙检验，由本县出钱给你儿子治伤，不能再向沈家索要一丝半毫。如果无伤，就从此了事，不许争论。如果再要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本县就把你抓起来惩办，以此警告那些欺凌孤寡的恶徒。你不要觉得本县存心厚道，就以身试法。” 于成龙为官清廉厚道，宁愿自己掏钱与江家儿子医治，也不要寡妇多掏一分钱，再说本案根本也没有直接责任人，江家人这是想要蓄意讹诈，于成龙的判决结果，大大地杀伤了江峰青的锐气，并警告他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罗城弹丸之地，经过于成龙的一番治理以后，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平日里基本上再无大案子发生，也就是接到老百姓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官司，但是，于成龙一样是不厌其烦的接下他们的诉状。也许是罗城在于成龙的治理下，再无大事发生，社会一片和谐、祥和，太平之极，所以老百姓闲来无事，或者是闲的无聊才会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衙门找他们的青天于成龙。就连月饼、粪污新衣这样的小事，也要拿出来说事，立案。罗城有一户居民，平襟亚家。由于家中有些小钱，放不住，便从广东捎回来几件绸缎，预备结婚的时候再穿。没想到这新衣服刚一买回来，就被这新颖的款式和颜色给深深的吸引了，便有了想要试穿的冲动，哪里还等得到结婚那天。他觉得自己也长的比较好看，所谓人靠衣装，马靠鞍，决定穿出去向大伙儿显摆显摆。于是，他穿上这件衣服便来到了大街上，城里城外的瞎逛，看能否碰到老朋友、老熟人，好称颂自己几句，找寻点精神上的刺激和快感。没想到，这更倒霉的事情来了，在经过一座桥的时候，被一个挑粪的乡民屈天章撞到，屈天章由于给他避让，不料失足滑倒，两桶大便就这样端端地倒在了平襟亚身上。过路人见此，纷纷凑上来看热闹，平襟亚是又羞又怒，连忙站起身来，抖了抖身上的粪便，并大动肝火，强行要求屈天章赔一套新衣服给他，撞他的人，不过是一挑粪便的农民，哪里来的钱陪他那从广东买回来的绸缎。于是，事情越闹越大，最终惊动了官府，闹到了于成龙这里来了。这事，本来就是屈天章不对，是他将这一挑粪便淋在了平襟亚的身上，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贫苦农民。于成龙动了恻隐、怜悯之心，不忍心对屈天章实行强制索赔，心中已然袒护了他。便对堂上的平襟亚问：“你那衣服能洗干净吗？”平襟亚害怕挨板子，不敢胡说一通，就如实的回答：“能洗。”于成龙又接着说道：“能洗就回家洗一洗吧！洗完了不还是新的吗？屈天章弄脏你衣服不对，但又赔不起钱，让他给你磕二十个头赔礼吧！”平襟亚只好勉强同意于成龙的审判结果。虽然这些都是些小案子，而罗城在于成龙的治理下，已无大案发生。罗城百姓安居乐业，在于成龙的治理下不久，便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罗城虽不乏这样的小案子发生，却很少有大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罗城在于成龙的治理下已无大患，并且这些小案子在于成龙的手里，也处理的妥妥当当，罗城百姓对他更是爱戴有加。对于成龙这样的罗城父母官，百姓对他无疑是感恩戴德。通过这些小案件，折射出来于成龙在断案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才能，公正无私、心细如尘，堪称断案如神。
三、 得贵人青睐
清康熙二年（1663），这年秋天，广西举行大规模的乡试，作为罗城知县的于成龙被临时调到广西当时的省城桂林担任“帘官”。帘官是由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开设产生，乡试和会试时有内帘官、外帘官之别，但是，统称为“帘官”。帘官者，因至公堂后进有门，至公堂也就是贡院的主体，加帘隔开，后进在帘内，所以，称之为“内帘官”，帘外，自然就是外帘官。主考官或总裁，以及同考官坐内帘，主要的职务是负责阅卷。其他助理官员，包括愉提调、监试、收掌等官员，也可坐于内帘。外帘由监临、外提调、监试、收掌、誊录等官所居。外帘各官员，也就是负责管理考场事物。内帘和外帘的官员不能有所交涉、往来，如果一旦有公事可以在帘子门口交流。于成龙据说是，“特取入帘”“居闱中”，应该指担任“内帘官”，但也说他是外帘官，事实如何，已无法考察，总之，能担任辞职，可见上司对于成龙的青睐和认可。于成龙作为七品县令，官卑职小，但也不算小，都正七品了。当一向清廉自守的他，无疑是一贫如洗，虽然有少许的俸禄，但还是支出一部分寄回家中。得到紧急调任之后，于成龙火速赶往桂林，临去桂林之时，他衣裳褴褛，着装陈旧，行李也就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皮外套。罗城穷乡僻壤，在那地方穿啥都没有太多的人会注意，但是这次不同，这次是去往省城，各地方官员很多，好包括省城的许多官员，作为最大的总督也都是正二品大员了，有时候还身兼从一品职务。于成龙到了省城要是见到这些官员，还不丢人丢到家，肯定是寒酸死了。于成龙倒是个务实的人，这些虚荣心他自然没有，更不会在乎这些。当时，到了桂林时，还写了一首名为《偶吟》的诗，原文是这样：
石崇豪贵范丹贫，生后生前定有因。
传语世间名利客，不如安命是高人。
时任广西布政使，俗称为“藩台”的金光祖。此人性情暴躁，对待公务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律人的，当时的金光祖只比巡抚小了那么一点，他为人虽然暴躁、易怒，但不失为一个好官，正好广西罗城县令于成龙的性格与他相冲，别人都很忌惮金光祖，唯独于成龙不怕，只要有理，在理，他必然会据理力争。当然，无论是老师，还是下属官员一般都会得到老师或者上司的赏识，成绩好的学生，老师喜欢，会特别培养；一样的，有作为，有政绩的下属官员，上司也会很喜欢的，有了这些有作为的下属，对于上司来讲，还不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在考场里工作的那段时间，也就只有他敢和金光祖顶嘴，也因此受到了金光祖的刻薄和谩骂。但是，后来于成龙竟然成了金光祖最欣赏的地方官员，令金光祖刮目相看。别的下属官员，面对金光祖的时候，必然是又忌惮，又害怕，向他报告工作也都是唯唯诺诺，卑躬屈膝。金光祖抽掉了于成龙在罗城的卷宗，查阅了他的政绩，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不得不对于成龙另眼相看，于是，对他英雄相惜起来。金光祖求贤若渴，以为这广西地面上就再也没有值得自己瞧得上的官员了，却冒出了于成龙这号人物。金光祖对他赏识有加，在乡试的这段日子里，每天早晚，但凡有空，金光祖就会把于成龙请到自己家里品茶聊天，对广西的军政大事更是畅所欲言，为金光祖为广西的发展献言献策，为金光祖出了不少主意。于成龙在罗城为官之前，还在抱怨自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现在倒好了英雄可算有了用武之地了。将这些年自己的毕生所学全部归纳起来献与金光祖，对金光祖无疑是天大的帮助，对于成龙自己心里的不平衡，也都逐渐磨平了。两人算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设宴款待于成龙并促膝而谈，两人很快成为彼此的知音。于成龙的酒量那是没的说，那叫一个惊人，平生也对酒这东西情有独钟。在与金光祖痛饮三杯过后，头昏脑热，便与金光祖谈起了军国大事，民生疾苦，他倒是个爽快人，谈起政治来也这样畅所欲言，毫不忌讳。通过这次深交以后，于成龙无疑成为了广西“宰相”金光祖面前的红人，以后，于成龙在广西的仕途上可算是有了靠山了。不久以后，金光祖官升一级，做到了广西巡抚一职，于成龙的靠山就更大了。金光祖本想将于成龙留在省城，留在自己身边委以重任，但是鉴于是罗城的百姓一致要求，金光祖只好顺应民意将于成龙放回罗城，继续担任罗城知县。
第四章 声名鹊起
一、向上司建言献策
于成龙自从得到广西巡抚金光祖的赏识之后，来往于省城桂林也较于频繁，金光祖也甚是信任于成龙，一旦有什么棘手的问题便会找到他，让于成龙给他出谋划策。于是，自此以后，于成龙便在广西地面上声名鹊起。他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罗城县令，七品芝麻官，但是，在广西官场上也算小有名气，渐渐地知道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他的能力和政见已逐渐得到金光祖的赏识和认可，某些政策的成功实施，还取决于于成龙的策略。于成龙虽然饱读诗书，很有些才华，但是，毕竟罗城只是弹丸之地，虽然他把罗城治理的很好，也并不能说明他的能力有多强。但现在面临的毕竟是广西一省的政务，广西全局他并不是太了解，还有他是北方人，而广西是南方，无论是地理、风土、人情皆不相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金光祖向他取经，听取于成龙对广西现状的一个看法和广西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于成龙只是根据自己的所学，还有就是自己对政治的感悟和体会，就广西目前的形势和状况，作了系统的策略。一是“肃清吏治”。于成龙提出：“敉宁地方之要，莫若安民。而安民之法，必以肃清吏治为先务。吏得其人而洁己爱民，则弭盗、固圉、省刑、息讼、兴利、剔弊诸务毕举。虽在边徼，可渐次化理矣。”二是坚决铲除地方匪患。然而，怎样操作，于成龙为金光祖的献策是，于成龙认为，匪患并不是天生的，而来源于人民群众，从老百姓中产生的，并不是生来就具备烧杀抢掠的天性。人之初，性本善。哪个人愿意为匪为盗，原因很简单，要么是官逼民反，要么是他们没有饭吃了，才会狗急跳墙。战乱、灾荒之年，百姓颗粒未收，饥寒交迫，又得不到官府的赈灾援助，这才占山为王。二来，是由于官府强行催缴赋税，施以酷刑，百姓因难以忍受这般痛苦，最后，被迫为绿林好汉。所以，导致匪患太多的地方，其责任主要还在于地方官员。官员更要以身作则，体恤民情，要爱民如子，尽可能的减免一些老百姓繁杂的赋税。百姓生活富裕了，社会进步了，家家有饭吃，有衣穿，谁还愿意到山上去当土匪头子，弄不好还要杀头，这是在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相信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三是，安抚和管理少数民族；于成龙认为，广西是多民族地区，民族矛盾日趋增大，壮族、瑶族等民族时有反清倾向。虽然，朝廷以军事将他们给镇压住了，但是，他们的心里更不服朝廷统治，时有骚动。于成龙的解决方法是：“若稍疏一面之网，多方招抚，开诚布公，消疑释嫌，逆僮虽愚，亦必乐生恶死，悉归王化，不烦弓矢而土宇宁谧。”这句话的大意就是，要彻底的消除这一隐患，不一定要依靠武力，而要用更为宽厚仁慈的招抚手段，这样才能从心理面消除他们对朝廷的戒备和反叛之心。于成龙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对汉文化不甚了解，给他们将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也是无济于事。“骄悍固其素习”，这一方法根本无法从实际上解决问题。地方官员作为父母官，更应该悉心的教导他们回归本心，要循序渐进，不要急功近利，要“宽舒其手足，约束其心思”，不仅要在行政权力上收复他们，更要收服当地人的心，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做大清的子民。处理民族关系上更要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去可以偏袒那个民族，要对他们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于少数民族有能力的人，我们应该要对其重用。对于“抚绥驯制”，于成龙则认为“宁猛勿宽”，一旦有人触犯到国家法律，定不宽恕，定将严惩不贷。四是，军事设防。于成龙初到广西，而且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对广西全省的地理形势并不是太了解。所以，于成龙在这方面给金光祖提出的意见是按照平生所学，结合现状，归纳出来的一点：“屯戍之兵不可不设，而统兵之法不可不严。兵以卫民，亦有祸民者；兵有防奸，亦有作奸者。屯戍设防，宁简勿滥。”这句话的宗旨，还是以民为本，他深刻的阐述了军民关系要处理得当。当个年代不像现在，出征作战，军士纪律涣散，常常偷溜、脱离出队伍，四处扰民，不仅偷鸡摸狗，还趁机玷污良家妇女。而且，作为地方行政官府是无权管理和拘押军队中的将军、士兵的，他们就是犯事也是军法处置，所以，官府对此格外头疼，严整军纪才是头等大事。五是，修缮破损驿馆。驿馆是古代来往官员的栖息地，外地官员上任和出差，可以住进驿馆里面。古代，在通讯方面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多种多样的，那个年代，只有书信来往和飞鸽传书。而且交通工具，无非也就是牛、马车之类的，一封信件来往两地就会花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两个月都是很正常的。所以，驿馆也就成了官方传递和收发信件地唯一途径。驿馆又称驿站，不仅有传递信件的功能，还兼带着接纳各地官员食宿的功用。驿馆里面，国家设置有专门管理驿站的官吏，每年他们会有一定的经费，作为他们的俸禄和来往住宿官员的生活开支，然而，驿馆其实也就是一个中转站，不仅有紧急信件需要传送，如发生战乱，还有紧急军务需要通报。有些过往官员，知法犯法，无理征调和肆意讹诈，一旦出了差错，上司还对其进行责罚。驿馆的这些信官们，由于忍受不了他们的责罚，纷纷弃官而逃，由此导致了很多驿站无人管理，形成倒废。于成龙对驿馆的看法是，驿站最为民苦。如何能完善驿馆的不足，于成龙的意见是，驿馆既然是国家通讯的命脉，这上面一定不容出差错，更不容忽视。就算再难，也要恢复其功用，对驿馆应该严格规范其功能，凡来往的信使及官员，需要检查他们的“火牌”，“勘合”等证件及相关文件，手续检验完毕，才正式入住或者通行，手续不全的官员则拒绝服务。此外，严禁过往官员再任意调离驿官和索取财物。并且，驿馆也要建立并完善一些制度，比如，建立档案和工作记录，供上级官员随时核查。避免驿站官员出逃的现象，一旦发现将严肃处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包括一些细微的政策落实，于成龙都向金光祖提到了。还包括土司事务，土司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民族政策，土司拥有对其辖区的自治权。是从元代时期才兴起来的，但发展到清朝，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朝廷委任他们这一职位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说掌握着辖区的生杀大权。当然土司也会有大小之分，在土司的领地里，就跟诸侯一样，诸侯有大小之分，土司亦如此，他们相互间常常争名夺利、抢夺城池和争夺统治权。土司官职跟皇家是一样的，世袭制，老土司死后或者退位可以将土司之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不过，土司一般具备朝廷颁发的印信，作为自己上任的凭据，表示土司是由朝廷任命的，并且他们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大皇帝的统治。除此之外，土司在自己的领地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只需要每年向朝廷缴纳赋税和进贡即可，名义上是少数民族官员，但是实际上相当于独立的王国。只要不发生战乱和反叛朝廷的行为，皇帝一般不会干涉其内政。只是到了清代后期，朝廷的权力辐射已逐渐退化，难以再对其进行管束，各土司之间便相互混战。于成龙的建议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土司身边缺乏贤能辅助，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他的意见是，让朝廷派一些精通律法的贤良进去，当教导员教导他们，引导土司工作。地方官府，不能任意干扰土司执法，或者对其约束，反倒会适得其反。对于刑狱之事，于成龙也有自己的看法，由于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很多良民迫于生存，才加入到作奸犯科的行列当中，以致于监狱人满为患。于成龙提出，“宁失出，毋失入”的原则，意思就是宁可错放，也不乱抓一人。于成龙抵制诉讼歪风的办法是，“禁止教唆，严绝赦前”，大概意思也就是说一旦发现有唆使当事人打官司的讼师，一定要严惩不贷。新皇登基或者是太后过寿等国家大事一般会大赦天下，无论犯下何等罪过，一律不追究。但是，在大赦天下之前，所犯之罪，一律不在受免之列。如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很难列案。这样也降低了官府的工作量。于成龙鼓励百姓垦荒屯田，各地经过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导致土地荒芜。现在天下初定，各地生产生活也恢复到正常轨道，将那些流浪在外的流民集中在一块，成了朝廷的一件大事。刚刚入驻中原的清王朝，在民生工程这块还是很人道主义的，鼓励百姓垦荒种地，并且在三年之内不向朝廷缴纳一分一毫的苛捐杂税，待三年生产逐渐得到恢复生产后，老百姓再向朝廷履行缴纳赋税的义务。于成龙的意见是，只求地方官员谨遵朝廷的“三年起税”这一惠民政策即可，不需要再向老百姓施加任何压力，老百姓为了生存，为了要吃饭，哪个又不愿意去耕种呢？只要让老百姓安心耕种，待粮食得到一定产量后，他们自然会对朝廷感恩戴德，社会生产也会逐渐得到发展和进步。对于贪官污吏一定要严惩不贷，贪官污吏，是历朝历代都有的问题，朝廷并不能讲之一网打尽。封建时期尤为严重，加之，广西省我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与南洋各国隔海、隔山相望，可谓天高皇帝远。在广西做官的这些地方官员们，作奸犯科的可能性最大，也最多。于成龙却说：“蛮烟瘴雨，地瘠民贫，性命之念重，富贵之心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那些富裕之地为官，才会起贪心，收刮民脂民膏，官员贪污受贿风气最盛。广西则不同，广西乃边疆省份，自古以来经济就很一般，算的上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在广西做官的也就自然没有油水可捞，只得安身立命，安安分分做事。相对那些富裕繁华之地，广西的官员对于钱财的意识更淡泊一些，只要上级官员，认真、严厉督导，他们一定会恪守本分，便能很快对贪污受贿的风气赶尽杀绝。官府衙役们，常常背着上司，欺上瞒下，欺压百姓，于成龙的建议是，发现一人，处置一人，绝不姑息养奸，这样会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对于衙门的衙役，需每年更换一批，此法是为了不让他们长期性的待在一个衙门，这样时间一长，熟手、熟路以后，便要作奸犯科。于成龙对于储粮一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储粮是为了应对灾荒之年，老百姓有吃的，救灾所用。等于说，这算是预备粮食。于成龙的储粮法则是，效仿古法，建立“常平仓”。繁遇丰收之年，可适量多储存一点。秋天丰收之时，从老百姓手中将余粮平价收购回来，然后，纳入官仓。来年，要是遇到天干，或者苗木长势不好时，可将储存的粮食在平价出售给老百姓。只要官府认真对待，一定能够起到救济作用。于成龙对于广西的布政，无不是面面俱到，甚至小到每一个细微的地方，所以，让金光祖尤为赏识。于成龙之政见颇有独到之处，他的大部分策略基本上都被金光祖采纳，并且还向朝廷推荐了于成龙的这些政见，朝廷也从中取纳了一部分，金光祖慧眼识人，于成龙对政治的认识如此娴熟，不仅仅只是一块县令的材料，从他的这些出色表现完全可以看出，假以时日，于成龙必成大器。
二、提议政务弊端
清朝时期，盐务这块，一直都是官府在管理和控股，盐务是以官盐的形式存在，官盐也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所以，盐务是属于国有，一旦发现有人贩卖私盐，或者操控盐市，那便是杀头的死罪。大概从康熙元年（1662）起，盐务一时间成为了广西省害民的一项重大的弊端。朝廷向盐商出卖“盐引”，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许可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经营许可证，盐商凭着这个许可证，便可直入盐场买盐，最后，再运到指定的地方销售。其实，这个过程是存在弊端的，尽管如此，老百姓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弊端，无非就是逆来顺受。国家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于是便在盐务上动脑筋，人为的提高了限额数量，并且，要求各地的盐商多卖盐、多收税，于是，就酿成了新的弊端。此时的金光祖已然从广西巡抚升迁到了两广总督的官位，两广总督这个官位可不小了，在清朝时算的上是封疆大吏，总督广西、广东两省的军政要务。然而，广东的政务也落在了金光祖的肩上，以前只是身在广西，对于广东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听说，广东的盐务和广西一样，同样存在着相同的弊端。广东省的“盐引”开始积压，不能顺利的完成销售任务，官府便将广东的这部分积压推到了广西省，广西省的官员们为了及早的完成任务，便层层下达指令，将上面的压力分派给下级官吏，还将食盐的销量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范畴当中，但凡不能按时、按量的完成销售任务，便会被视为玩忽职守，是官员们渎职所造成。各级官员迫于压力，只好将自己衙门里面的衙役组织起来，运输和贩卖食盐，为了尽快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便将食盐强行贩卖给老百姓，认为是官府在卖，老百姓就一定要买，不然则视为抗命。所以，这强制性的买卖，便成了老百姓的义务，是必须的，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没有选择的权利。地方官员们，其实也并不愿意这样做，净干些违心之事，但是上级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才不得不这样做，否则，随时都有可能掉乌沙或被扣上渎职的罪名。官员们很内疚，不情愿，老百姓更是搞得很痛苦，很揪心。金光祖还在广西做布政使的时候，就主管全省的财政，就意识到盐务所存在的弊端，但是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自从做了巡抚以后，虽然权力比以前大了很多，但是，对盐务一事，仍然是束手无策。尽管如此，他改革的决心日盛，决心想要挖掉这一政策毒瘤，为了彻底的清除盐务弊端，金光祖可是想方设法。终于，第一次他鼓起勇气上书朝廷，免去食盐的销售任务，朝廷最终是驳回了他的奏本，金光祖并没有泄气，也并没有气馁，决心要铲除这种不良陋习，于是，便第二次向朝廷进言，提出了“区划户口食盐法”，在他的极力周旋下，朝廷最终将“盐引”减去了三分之二的量，紧接着，各级官吏的压力和老百姓的负担也随着减轻。尘埃尚未落定，盐务仍然存在不少的弊端，金光祖无计可施，只能求助于地方官吏，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人之力，终究难敌众人，或许可以采纳一些基层官员的意见，弥补自己思想上的缺陷和不足。金光祖将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以公文的形式，下发到广西各州、县官员们手中，求助于各州县基层官员，要求他们共商对策。于成龙知道金光祖的烦恼后，随即提笔草拟了一份叫《条陈盐引利弊议》的方案，呈给了金光祖，这篇文章提到了几项解决办法。他在文中提出，“区划户口食盐法”政策实施以后，各地官员都投入到紧锣密鼓的行动中来，招商立阜、组织官运等，自己如果没有条件招商引资的，便委托上级代为招商。这样一来，各地官府的食盐销售任务基本上都能完成，个别地方甚至还超标贩卖。官员们的“考成”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老百姓却因此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剥削，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辛了。根本问题就出在“官运”和“阜商”这两个方面，于成龙提出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必须“禁官运”、“禁阜商”。官运，顾名思义，就是官方组织人员负责食盐的运输，尤其是柳州府一带，地贫人稀，官府也并不富裕，他们并没有多余的银两来运销这食盐，老百姓更加没有钱也不可能事先予以垫付。最后，只得向盐主赊账，由于不是现金交易，盐主便趁此机会抬高了价钱，官府在运输食盐的时候，考虑到不是自家的买卖，于是，便有意无意的赚这黑心钱，运费是一个劲的往上抬。最后，拉到市场上来销售的时候，他们会算上自己的成本，盐价要高出很多倍，这些成本和剥削都是要老百姓自己来承担的。本来食盐就是官府在管理和倒卖，是他们在发货，也是他们在运送和销售，对于市场的实际需求量他们从来都不曾考虑，只是一味的发货，发多少都要想方设法卖完，哪怕是强制性让老百姓买下，老百姓纵是怨声载道也无可奈何。这样做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地方官员在上级那里挣表现，显政绩。这官运来的食盐，价格本来就想当高了，还要逼迫老百姓购买更多的食盐，商贾、富豪家庭便罢了，这普通老百姓，贫苦人家，他们哪里来的钱买盐，生活都成问题，何况是买这昂贵的盐。由此一来，强迫购买食盐，也很大程度上严重的影响到了那些本该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的贫苦老百姓们无钱纳税。最后，更多的家庭因为交不起国家的赋税也倾家荡产，变卖自己的家当。所以，于成龙向金光祖郑重提出，必须废除“官运”这一旧规。接下来就是“阜商”，所谓的“阜商”，其实也就是当地的盐商。这些地方盐商，为了赚取暴利，大发横财，从运盐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不过浪费一点，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可谓是精打细算，费尽心思。成本比起官运的来，还要低出很多的，但是，卖价却与官运的盐持平，这些地方盐商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希望因此而得罪官府，要是将盐价卖的太低，那么，老百姓都开始来抢购盐商的盐巴了，自然就没有人去买官运的盐，官运的盐要是卖不出去，或者销量达不到这便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的升迁以及上级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但是，如果卖的价钱太高的话，非但没有人去买不说，官府还会拿这些盐商是问，运输成本比他们低，卖价却比他们高，可想而知，那等于是在讹诈老百姓，官府哪能袖手旁观。既不能提高价钱卖，也不能降低价格，所以，盐商只能选择与官府的盐价持平，这样，基本上就能和气生财了。尽管如此，就算与官运的盐价持平，盐商的利润也是不小的，于是，好处多了，也便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