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金瓶”盛水泽流远，“裙带衣食”继世长 ——金瓶世界中的“人性”与“女性”
“金瓶”盛水泽流远，“裙带衣食”继世长
——金瓶世界中的“人性”与“女性”话题
内容提要：现实的“金瓶”审美话语，基本以人性论作为坐标。“娶妻当如潘金莲，嫁人要嫁西门庆”的现实，早已将“新启蒙”和“大写的人”置于尴尬境地，金学界对此不应熟视无睹。“金瓶”盛水泽流远，“裙带衣食”继世长，金钱桎梏下的“人性”依然是“奴性”。“饿死事小，饿死事大”固然荒谬，强调王六儿式的“自在玩耍”，渲染潘金莲们也获得了“女性欲望”的满足，给被侮辱损害者打造出卖淫与嫖娼是“双赢”的心态，更为可怕。
现实的“金瓶”的审美话语，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大都以人性论作为坐标的。以下随机选择的一段话有一定的代表性。
历史在发展进步，新的时代与社会，更推崇一种‘人性’与‘人权’的需求。这一点，国内外应该是一致的。
潘金莲之“淫”，作者只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了人之自然本性对于“天理”禁锢的冲击、反抗。
魏明伦川剧《潘金莲》演出的巨大成功，意味着人们已开始逐渐摆脱文革期间条条框框的束缚，更倾向于理性地发现和看待问题。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更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飞跃。
社会环境越来越开放与包容……随着全球大踏步迈入二十一世纪门槛，一个全新的时代更是向其中的每一个人敞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观念的进步，对传统的东西做出某些适合时代观念的改变与诠释，已是当务之急。尤其是《金瓶梅》，因其独一无二的“美艳性”，近年来更是屡屡受到港台地区的欢迎。
文本研究，基本的维度。
生活审美对《金瓶梅》情有独钟，人性和性的解放突飞猛进，“娶妻当如潘金莲，嫁人要嫁西门庆”已成时代强音。
一
人性解放理论，源于“新启蒙”。“新”者，有别于西方的旧启蒙也，因为中国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缺了这一课，故须“补课”云。
为《金瓶梅》人性和性的研究的提供了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早已进入“性革命”时代，继续高扬“解放”为之推波助澜，包括大声疾呼将小说搬上屏幕，与现实严重脱节。固守这一框架，较之文艺界、思想理论界同行，也显得思辩滞后。早在20年前，许多学者就发出“人文主义失落”的惊呼，金学界对此却毫无反应。
下面，是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学者的反思声音，虽不主流，但听听有助于开阔视野和思路。
1，格非
格非每次阅读《金瓶梅》都非常伤感。因为他发现400年前的人情和世情，到了今天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从清代开始，就经历了太多的思想政治变革，但是基本的人情内核依然相似度很高，而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情世故上可能比《金瓶梅》的时代更糟糕。“你不得不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中去思考，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年来，社会的内核依然没变？对法律的悲观、对人情的冷漠，对功利的追求，而且追求功利时对任何东西不管不顾的决绝，《金瓶梅》的笔触实在是太冷了。”格非在阅读中，不止一次会产生一种恍惚感，他觉得这似乎不是历史小说，而是一本跟当今社会现实有复杂关系的书，《金瓶梅》中的生活远远没有结束。
（《‘金瓶梅’中的人情世故远未结束 》2015年3月2日《工人日报》）
2，韩毓海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中国出现了阶层分化的加剧、地域差别的拉大，特别是深受西方以大写的人、抽象和普遍的“人权”的挤压，即洋鬼子不准阿Q姓趙。用我们今天最时髦的话来说，整个90年代虽然高举着“大写的人”的旗帜，但总的来说，其发展模式、价值伦理恰恰都非常地不“以人为本”。由此，自五四以来，作为我们整个现代文化和文学制度根本基础的“大写”的、即抽象的“人”，陷入根本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当然首先表现在文学领域——90年代文学领域的第一个特征，就是80年代所提出的“大写的人”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人学”的“人的文学”观口号走到了尽头。
（《从90年代三部小说看社会思想转型》《绿叶》2008年第6期）
3，张慧瑜
“从高加林到涂自强，中国社会已然完成了‘华丽’蜕变，中国文学也从80年代对新启蒙/现代化的高扬走向了启蒙/现代化话语的破产。”
（《新写实的“态度”与新启蒙话语的破产——从 “万箭穿心”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5，韩少功：
韩少功1994年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性面上的迷失》：“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而他们所盼望的是一场随心所欲的性自助盛宴。”
2014年在一篇影响很大的《逆袭与重续》中进一步指出：如果读者能从口号、知识、修饰语、详略取舍、句法结构、标点符号中嗅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难‘嗅’出一些雅士好谈的“身体”，是嫖娼的身体却不是打工的身体;一些书生好谈的“文化”，是老爷的文化却不是工匠的文化。窥视豪门的读物到处畅销。炫耀门第的读物备受热捧。广告上充满了“VIP”、“富豪”、“皇家”、“御园”、“贵妃”、“领袖”一类金堆玉砌的猛词。 （《参阅文稿》）
6， 刘小枫：
刘小枫的话题最有意思。
2011年一篇论金瓶女性的文章引用刘小枫的一段文字以支撑自己的观点：
“她们身上一切晦暗的、冲动性的本能全面造反，反抗精神诸神的统辖。这场造反使身体之在及其感性冲动摆脱了精神情愫对生存品质的参与，表达了自然感性的生命诉求——反抗伦理性的生命法则，反抗生命之在的任何形式的归罪。”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伦理绪论》）
我在《孽海情天，何处彼岸？ ——<金瓶梅.><红楼梦>与“女权意识”》一文中曾与商榷：
“这些晦暗的文字表述，以抽象的人性分析掩盖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的万能，将人从封建的宗法桎梏下解放出来，不过，她们头上又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这一现象，从19世纪就已成为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后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无不是金资本对人的扭曲异化，我们的认识不能再退回到“启蒙”阶段。
是的，金瓶女性在性爱过程中，在西门庆“翕然畅美”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女性欲望”“女性体验”的满足，可惜这种“女性表达”是依赖于金钱的获得才得以实现的。春梅姐说得好：“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得定！”
“饿死事小，饿死事大”固然荒谬，但片面强调王六儿式的“自在玩耍”，如果给被侮辱损害者打造出卖淫与嫖娼是“双赢”的心态，不是同样可怕吗？
不过，这都是历史旧账。彼文借以立论的是刘小枫1998年的文章，数年之后，刘小枫“已经‘背离’十多年前的自己”，他在回答采访记者问话时坦承：
“就摆脱了启蒙狂热而言的确如此，所以有人说我‘叛变’啦……其实，‘背离十多年前的自己’岂止我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好些青年知识人在九十年代末以来都有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刘小枫的转变引起广泛关注，以致新启蒙大师李泽厚面对媒体批评刘，说他由“一个主张离世的人居然走向‘国父论’，变化太大了”。
“离世”云云，自由主义之谓也。“国父”云云，毛泽东也。
二
在人性论的坐标里，性与个性的自由是超越历史和阶级的人的普世本性，追求这一自由乃是天赋的人权。过去封建阶级压抑人性，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将其颠覆，实现了普世的自由。后来的“民粹专制”同样压抑了人性，因此需要通过重新启蒙予以颠覆拨正，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共奔普世康庄大道。这一直是新启蒙以来的霸权话语。
置于这一坐标审视《金瓶梅》，西门庆和潘金莲各自用自己的财富或身体追求自己的幸福，正是自我实现的成功人士。“嫁人要嫁西门庆，娶妻当如潘金莲”，乃是人性解放和自由的必然。
经过30多年的启蒙解放，现实生活中，演艺明星早已成为青春偶像和大众情人，拥有数以亿计的粉丝和崇拜者。
欧阳健先生曾在《文艺报》上撰文批评这一现象。
有人问饰演“新水浒”的明星：“你为什么演李师师，想不想演潘金莲？”这个演员回答：“潘金莲太高了，我不敢演，我只能演李师师。”又问李师师的扮演者：“如果从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挑选一个做丈夫，你愿意选哪一个？”这个演员摇摇头：“一百零八个我都看不上。”“那你看上谁啊？”“我看最好的还是西门庆。”
据网上调查：最令女人喜欢的角色是西门庆。
（《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
据此看来，一位旅美学者下面的一段话不算过激：
“这是个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这是个诸葛亮三出茅庐难见刘备的时代，这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这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了精神病院的时代，这是个白骨精三打孙悟空的时代，这是个喜儿赖着要嫁给黄世仁的时代 ……”
文学创作与经典解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金瓶梅》研究的理论视野，也不应原地踏步。
中华论坛的一位网友在描绘新版《水浒》再为潘金莲翻案时写道：“潘金莲在长达7集的剧情里被甘婷婷演成了一个纯情可爱、敢爱敢恨、勇于追求幸福和为了保全幸福被迫杀死武大郎的一个令人同情的美丽性感女子，比王思懿版潘金莲只有3集的表演更加细腻、真实、煽情、贴近生活。尤其令人回味的是，当潘金莲和西门庆第一次好上后，导演安排了长达6分钟的一段非常缠绵、令人心醉的柔情伴唱，好像是潘金莲第一次感受真正幸福的心理状态描述，在那个时刻，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人在床上腾云驾雾，而武大郎却在雪天地里吆喝卖烧饼……电视剧如此处理，与其说是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不如说是为现实中的西门庆横行纵欲辩解。”
显然，无论是编剧还是明星，他们的艺术创作和人性释放都是充分自由的，没有任何“左”的障碍。
然而，这“自由”与“人性”，真的抽象普世、“人人生而平等”的吗？
韩少功在《逆袭与重续》中写道：
我与作家蒋子龙乘车经过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黑压压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个长长的车队。她们又是敲车窗，又是拍车顶，乒乒乓乓响声四起，好几只小手伸进车窗缝里抓挠。“老板，半价呵，便宜呵。”“哥哥，有发票呢。”……
一位女作家说到这些妓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有什么?人家愿意呵，以前想卖身都没机会呢。”
另一次，说到大批失业者，一位从国企老总转型为私商的朋友挤一挤眼皮，笑眯眯地开导我：“放心吧，再过一二十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还有一次，一个著作众多颇负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头越来越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坚称：“没有比‘平等’更矫情的概念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
这位思想家说得坦率：这“自由”，是丛林社会狮虎吃肉与鹿羊吃草的自由。
从这一角度视之，在金瓶世界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王六儿、叶五儿与秋菊她们，在“各人的裙带衣食怎么料得定”方面，是平等自由的。而且，她们与西门庆也是平等的，你凭财富权势，我靠姿色媚宠，各自凭着自己的优势以发展自己，争取自己的幸福，是自由的。
三
这就是“大写的人”的坐标。
拉开点距离，感受就异趣了。
2014年03月13日《时代周报》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老夫少妻背后的中国婚姻市场》。
将中国的婚姻现状置于“市场”坐标中考察，就不那么诗意了。作者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整体状况的一个折射”，“据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显示，中国配偶间男女年龄差距在以每年0.6岁的速度递增 ”。
《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2期《当前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中也提到了这一数据：“90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10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的婚姻模式。”这造成“城市中老年女性‘结构性失婚’”
该文介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研究，贝氏在《家庭论》一书中用经济学方法考察婚姻市场的规律，得出结论说：“男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财富与地位，女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青春与美貌;男人的资源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增，女人的资源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减。”进入中年以后，男女双方的资源就可能失去平衡，男人往往成了“有效率的寻觅者”，女人则成了婚姻市场中“没有效率的寻觅者”。这一解释，为再婚市场上“老少恋”，为婚内“见异思迁”现象，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
说得透彻一点，这种日益扩大的“老夫少妻”现象，表现的依然是财富和权势对婚恋日益增强的支配作用，折射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男权支配，是女性青春的商品化和对男性的附庸地位。而媒体对这一现象的美化，折射的则是资本的话语霸权，是权势对社会心理的成功驯化。
“老夫少妻”，毕竟还遵守规范，现实的“婚姻市场”早已突破这一陈旧框框，形成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强势阶层有了刚性需求，理论帮闲马上紧跟，从“人性”角度提供合理的根据。
李银河是最出色的代表。
“一切东西都应该要丰富多彩。如果家庭都只是一夫一妻这个模式，反而显得过于单调。”
“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
“禁止乱伦最初只是从遗传角度上来考虑，防止人种的退化。乱伦是不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的。在我看来，只要承诺他们不生育，完全可以让他们结合。”
“兽交文化始于原始性文化，远古的人类与兽类并没有严格的人与动物的区分……在美国，一些寡居的妇人都养宠物犬陪伴自己。这很正常。”
“其实少女怀孕这个事，我觉得也是社会上应当是尽量的号召孩子们比较晚一点儿，但是这个权利还是要肯定的，就是说她肯定是有权利。包括孩子，她也是有性权利的。”
以上都是网络上随处可见、人们耳熟能详的公知语录。
在李女士看来，一夫多妻、婚外情、一夜情、性滥交、兽交等等，都是合乎“人性”、人的正当权利。
那么，富豪权贵可以“自由”地拥有几十成百个性伙伴，而打工仔、农民工因为贫穷而打光棍，难于享受李教授所赐予的“天赋人权”，这又如何解释？
“贫穷是罪恶。”
“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
人性和自由，加上丛林法则，完美无缺地解决了社会的一切问题。
不过也有遗憾。
这种无限广阔的性自由天地里，高素质固然优雅，有一次十万为富豪代孕的大学生，有开价百万千万寻人包养的博硕，更不要说买方了。但低层次追求自由就未免显得粗暴乖戾，十里洋场如大上海有初中生网上卖淫团伙，穷乡僻壤的云南，某县初中有许多学生遭受“卖处”荼毒的骇人新闻。不久前，吴起县中多名高二女生，因几位高一学妹不愿听命“卖处”，对其疯狂施暴羞辱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这类耸人听闻的新闻，时见荧屏报端。
是的，“贫穷是罪恶”。
穷人，摒除在“大写的人”之外，“人性”和“自由”没他们的份。
四
世相复杂，远不止此。
性解放高歌猛进的同时，是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二十四孝图》《弟子规》等的重放光芒。东莞蒙正国学馆“女德学堂”横空出世。女德班高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将其奉为“女德”基本规范。东莞后虽停办，“女德班”却呈遍地开花之势。授课地点从北京、山东、河北一直延绵到陕西、广东、海南。女德班形式也百花齐放，有传统私塾，也有公益学校，其运营资金多来自基金会、企业、高校。据重庆晚报消息，2013年9月，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等学校也开设了女德班，《女诫》和女红是必修课。正如人大一位教授所说，“女德班”在遍地开花，说明社会存在着刚性需求。
“回归家庭”与“全职太太”的美声礼赞，越来越嘹亮，名媛闺秀、“民国范儿”和“最后贵族”的声价，与日俱增。
别了，娜拉。
滚一边去，什么李双双！
这复归，与西门庆的恣睢和潘金莲的张扬并行不悖，多元共存，宽松和谐。
土豪世相。
金瓶梅现象。
西门庆的性格倒真是一个刘再复式的“二重组合”：中世纪的固执，新世纪的潇洒，二元并存。
五
2013年曾发生一起轰动新闻，北京名牌大学若干女生群体行动手擎标牌宣示：“我的××说，我想让谁进入，就让谁进入”！
用性解放的形式，标示女权的高扬，可谓极致。
是的，我的身体我做主，我说了算。
“宁当小三，不嫁穷汉”，是“我说了算”。
代孕标价最少十万，也是“我说了算”。
纯粹自由意志的高标，遮蔽了背后决定性的制约力量。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潘金莲们的“自由意志”，而是西门庆们的“潘、驴、邓、小、闲”——主要是“邓”。
是既定的社会力量，不是个人的性格意志。
这粗俗的表述方式，除了现实生态的粗俗土壤，还有来自海外的形而上的优雅渊源。
原来，美国作家伊娃·恩斯1996年创作过《阴道独白》。美国人用阴道说事，追踪“先进文化”，中国“北外性别行动小组”就有了《阴道之道》的创作与演出——源自美国权威，还能粗俗么？
欧阳建先生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文中论“西方的小说观念对我们小说研究的负面影响”，谈道黄霖先生也说过“夏志清的许多见解是错的。夏志清名气很大，其实是错的”。可惜这一重大话题，至今反响寥寥。
欧阳兄古代小说研究硕果累累建树颇丰，尤其是《红楼梦》研究，冒着“世人皆曰杀”的大不韪，揭出了一个类似今古文《尚书》真伪的大课题，意义重大。文革期间曾经身陷囹圄，批左最有资格，然而他并未将将“牛棚”刻在脸上作为沽名钓誉的资本。对待诸多学术问题能够不惑时尚，实事求是发一家之言，学识和品格都令人佩服。
下面一段话就言人所不敢言，如黄钟大吕：
“我们老讲解放思想，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两个“凡是”，好像是非要从毛泽东那里去解放；其实，对所有的东西都要解放思想，要不要从西方观念去解放？”
“我们现在把胡适变成大圣人，似乎比毛泽东伟大多了、高明多了，对胡适有没有两个‘凡是’呢？胡适的好多问题都是错的。从做学问看，有好多问题值得破的。”
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如果将学界的“自由”与“人格”与“我的身体我做主”相比照，似乎有点不敬。其实，许多标榜“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名士，言与行是两码事。
“民国范儿”也是“造神”的硕果。蒋中正1958年5月10日记中说：“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据“台湾解密的档案，就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的有给胡适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彼时胡氏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不过5200美元。收受此金，无任何名义，胡适日记也从未提及。（旅澳学者张鹤慈 《胡适曾收蒋介石4.5万美金为其独裁唱赞歌》）
当下，发文、出书、课题、职称、录取、提拔、媒体、名望、出访……金钱和权势无所不在地决定着一个人的荣辱得失。在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中，居于生态链最顶端的的以夏志清李欧梵为代表的海外权威，他们是太上祖师，一句抑扬，可以“重写中国文学史”，将张爱玲抬上“海派文化之母”的宝座。不明这个大势，休想出道，别想在圈子里混。这背后，晃动着福特基金会等的身影。最终的话语霸权，不易看清。
“六经注我”，以洋人是非为是非。
带着人性眼罩，就只看到“个性解放”和“自由”。
告别了一种依附，接受了另一种依附。
这种更形而下的依附。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
一篇金学文章谈到《小二黑结婚》：“西方读者偏偏喜欢那个‘为老不尊、爱装神弄鬼的‘三仙姑’，原因何在？原来在西方人眼中，已是‘徐娘半老’的“三仙姑”，那种‘小鞋上仍要绣花，库腿上仍要镶边’的‘老来俏’行为，恰恰反映了人性的率真、自由与张扬。”奉“文化差异”为圭臬，在被霸权话语面前就容易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
说破这些，是需要勇气的。煞了风景，会成众矢之的。
比权威迷信，要严峻得多。
六
妇女 的解放程度是人类普遍解放的尺度，但性解放的程度，决不是社会进步的同步标志。
西门庆们所锻造出的性解放模式，给潘金莲和李瓶儿们卸去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枷锁，并不是为了解放她们，为她们争取到与自己一样的生存权利，他的“解放”，不过是把她们变成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性福”工具，给她们套上金钱的枷锁。对这种“解放”的意义，不能估价提高。
“嫁人要嫁西门庆”的当下，卖淫嫖娼遍布城乡，当代土豪所孕育出的性解放模式，比西门庆并不文明先进，金钱肆虐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因为姗姗来迟，当代土豪天生的“负能量”远甚乃祖，遭到荼毒扫荡的，还有许多积极健康的传统人文规范。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兽性的复归。
一位伟大哲人说过：“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一些当红星虽然身份天价，但其解放的历史品格，与小芹、喜儿和李双双们不能相提并论。
我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后记》中曾将最先锋的《小时代》与《金瓶梅》进行过比较。这部电影由当红作家郭敬明根据自己小说改编执导，上映3周票房过4亿，小说发行近千万部。
这部令亿万青年如醉如痴的青春偶像剧，女主人公林萧求职录用报到时有如下一段精彩对话：
Kitty：你除了是他工作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的私人助理。
林萧：私人到什么程度？
Kitty：私人到任何程度。
林萧；难道要陪睡？
Kitty：想得美！
不是惶恐担心，不是拒斥害怕，更非勃然大怒，而是可以欣然接受、受宠若惊的高攀。
当年春梅被西门大官人“收用”，孙雪娥看到大官人从天而降时的心态。
电影不厌其烦地渲染洋老板的怪癖和对下属要求的严苛。他的指令，只说一遍，不许再问，说一不二，不容置疑。他有洁癖，接触过钥匙后手一伸，下属就得立马拿酒精给予消毒。他收藏各式昂贵杯子数以百计，不同饮料各有专用，不许一点差错，下属必须“像记像自己的生日和生理期”一样牢记。这比凤姐和西门庆还难侍候的主子，一个月后，林萧已经完全适应，可以自得地标榜：“即使叫我现在给他搞一颗俄罗斯的核弹过来，我也能风雨不惊地转身走出办公室，第二天通过快递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林萧因为咳嗽打坏一只杯子，就像闯了一场大祸，她倾其所有再加上男友赞助，按地址和编号买上一只一模一样的赔补，这才了结。
它不禁使人想起《金瓶梅》中的庞春梅做了守备奶奶后折磨孙雪娥的场面，古今中外文学中不乏这类故事。
匪夷所思的是，这一切到《小时代》都变成了美和酷，变成了令人仰视的风度和现代管理风范，变成了下属的折服和倾倒。赔过杯子后，洋老板出乎意外给予报销并随机赏赐一件高档饰物，更让林萧感激不尽，久久仰视不已。于是，怪癖老板“远离了平日里呼风唤雨的高傲外壳”，变成“轻轻地发着光辉”“宇宙里遥远而又孤独的星球”了。
庞春梅心态，宋惠莲心态，袭人、麝月心态。
这一倾向连西方媒体都感到惊诧。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3年7月16日以“《小时代》对中国女性而言是严重倒退”为题发表文章，称“被《小时代》的低俗惊呆”。称：“女性在这部电影中并非能掌握自身的命运，而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胜利之后的战利品、炫耀的花瓶以及全知全能的神所操纵的木偶。”认为“女性角色作为牺牲品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
《小时代》折射出的，是社会资本的话语霸权，是它对社会心理的成功驯化。
与《红楼梦》迥然不同，《小时代》的叙事是站在老板和男性立场美化资本专制和金钱纪律，给金钱无所不在的统治戴上诗意的花环。
它张扬的所谓现代意识，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奴性意识。
土豪和洋豪面前，双重的。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宁当小三，不嫁穷汉”，“现在是商品社会，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利益打拼。如果女人只剩下身体可赌明天，那又何必犹豫！”
比金瓶世界许多警句名言高不到哪里去：
庞春梅讲得最经典：“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得定！”
李瓶儿保姆的话是诠释：“你若与他凹上了，愁没吃的，穿的，使的，用的！”
宋惠莲骂孙雪娥的话最出彩：“我是奴才淫妇，你是奴才小妇。我养汉养主子，强如你养奴才！”
最先锋的是王六儿：“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什么!”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任何社会中人类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的彻底解放必须伴随着人类的全面解放才能实现。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对社会生产资料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从而，他们在劳动和分配方面的权利也实现完全平等的时候，自来存在的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命运的经济基础得以彻底改变，那个时候，妇女解放的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2015年7月于二知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