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老农曾借给红军400大洋,2015年孙子带借条讨要,结果怎样?

  

  2015年年初的一天,湖北孝昌县金盆村一位普通老农出现在了湖北省孝感市的市政府大门前。

  刚开始,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只当这位老人是来办理些普通业务,因此便按照他们的工作流程询问了老人的姓名和来意。

  但当工作人员听到这位名叫杨明荣的老人是来向当地政府“要债”时,工作人员一时间也不由得瞪大了双眼,以为这位老人是在说笑。

  但杨明荣深知自己爷爷留下来的那张借据不会骗人,因此便从口袋中颤颤巍巍的翻出了一张微微发黄的纸条。

  从这张借据被转交到杨家人手中后,杨家人便将这张借据小心翼翼的保存了起来,可纸张本就脆弱,因此在天长日久的风化作用下,纸条上的字迹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不清。

  

  但在工作人员的仔细辨认下,他们依旧辨认出了纸条上的重要信息:“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

  看到这里,工作人员连忙将杨明荣老人请到了另一间办公室中,准备向老人请教有关这张借据的具体细节。

  工作人员的话音刚落,杨明荣老人便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尽管杨明荣老人本身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战争岁月,但他的爷爷杨长银却给他讲过一个故事,在1930年时,他们杨家曾经支援过红军400块银元......

  

  1927年9月,在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后,毛主席刷领秋收起义后的部队来到了国民党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并在此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当毛主席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这时队伍中士兵的成分还十分复杂,一些战士的思想还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因此在思想觉悟上还有些问题。

  

  当部队快要赶到井冈山时,一名战士发现了老乡栽种的红薯地,便迫不及待的俯下身来准备挖红薯吃。

  毛主席看到这一情形后不由得十分生气,为了解决队伍中类似于“挖红薯”的无组织、少纪律问题,毛主席在批评这些战士的同时,也当机立断的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三、打土豪要归公

  

  而这三条纪律也正是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正是在这样严明的军队纪律的塑造下,我军才获得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来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湖南起义的部队与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并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即后来的红军第4军)。

  1930年5月,此时正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路军阀混战,由国民党军队守备的平汉铁路正是防御力量最薄弱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在副军长徐向前当机立断,率领仅有800余人的队伍迅速出击。

  

  在徐向前的带领下,红1军第1师一路奔袭,在湖北省应山县广水以南的杨家寨打了一个大胜仗,国民党第20军的两个连队被我军全歼。

  尽管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吃了个败仗,但国军将领郭汝栋却始终对红军的力量不以为意,认为自己只要再派出强兵镇压,那红军就会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

  

  想到这里,郭汝栋大手一挥便将手下的两个团共计三千余人派了出去,面对着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军,尽管我军人数目前只有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但红一师党委依旧临危不乱迅速召开了作战会议。

  经过徐帅等人的讨论后,最终决定同孝感县游击队一起在阳平口一带设伏,通过边打边撤的方式将敌人引诱至包围圈,最终给敌人来一个瓮中捉鳖。

  

  等到这次伏击战结束后,我军成功歼灭了国民党军队1000多人,缴获枪800余支,就连被派出的国军团长也被我军俘获。阳平口伏击战大胜后,也给红一师带来了一个“甜蜜的烦恼”,那就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竟然比我军人数还多。

  跟丧心病狂的军阀部队显著不同的是,我军不仅不虐待俘虏而且对于俘虏还十分优待,更何况国军中有些大头兵还是被强抓壮丁抓来的,因此在对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兵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后,便给了他们一笔路费后都将他们遣散回家。

  

  经此一事,当地百姓也认识到了红军跟其他军队不同,红军是真的跟老百姓站在一边跟老百姓一条心。因此当红一师主力部队准备进行扩编时,当地的老少爷们也是纷纷响应,想要加入红军干事业。

  当红一师规模迅速扩大后,红一师也在上级的指示下继续前进,红一师第七大队也来到了孝感县金盆村贺家畈,红军士兵也需要在此稍作休息,杨明荣的爷爷杨长银正是金盆村中的一名地主。

  尽管红一师刚刚取得了一个不小的胜利,但此时的红军依旧处于国民党的严酷封锁之下,军队补给问题一直都是困扰着红一师的一个大问题。

  

  当金盆村的村民们看到又有军队来到他们村子里时,曾经被军阀搜刮过的他们在大白天时便闭紧了门窗,害怕会有大头兵冲进屋里抢夺他们的牲畜和粮食。

  村民们还不知道的是,此刻站在他们眼前的这些红军战士与国军等军阀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让村民们放下戒心,战士们也主动拿起水桶,帮村民们把院子里的水缸装的满满的。

  真心总是能换来真心,村民们在看到红军战士们那淳朴的笑脸时,纷纷打开了院门想要请红军战士们进来坐坐吃点东西。

  

  但红军战士们牢记着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因此便微笑着拒绝了乡亲们的好意。

  对于面前的这一幕,杨长银作为村中的一份子也是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当他看到衣着简朴的红军领导从口袋中掏出不多的银元,想要跟乡亲们换点余粮时,杨长银突然想到面前的红军战士们可能正面临着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

  想到这里,杨长银当机立断跑回家中,准备筹措一些银钱支援给红军战士,经过一阵翻箱倒柜后,杨长银从家中凑出了300块银元。

  

  但杨长银却认为这300块银元还是太少,便让儿子杨文顺立刻赶到邻村的亲戚家中筹借,最终凑出了400块银元。

  带着这些银元,杨长银联系到了红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队长涂杏,准备将这些银钱用来支援红军作战。

  当杨长银见到涂杏后,杨长银也是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观察到红军在驻扎金盆村的这段时间里,不仅没有扰民,而且还一直在帮乡亲们做好事,这跟他以前见到过的军队都不一样。

  

  尽管杨长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国家的希望就在面前这群年轻人身上,他们身上那股精气神儿,能够还老百姓们一个太平盛世。但此时红军战士们却面临着缺钱缺粮的困境,好在自己家中还有些银钱,自己又岂有不帮之理?

  当涂杏得知杨长银想要把这400块银元无偿赠送给红军时,涂杏不由得有些为难,因为在红军的纪律中他们绝不可以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如今面对这样一笔巨款,他们自然也不能随意接受,考虑片刻后,涂杏向杨长银解释了红军中的纪律,希望杨长银可以理解。

  杨长银见涂杏如此,更是坚定了自己要把这400块银元送出去的决心,笃定自己没有信错人。涂杏见杨长银如此坚持,便在向上级请示后依照规定向杨长银写下了一张欠条,借据上的落款则是:红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

  

  除此之外,涂杏还在这张欠条的底部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嘱咐杨长银在革命胜利后,便带着这张欠条去到当地政府,他们一定会把这笔钱如数奉还。这支红军在金盆村休整完毕后,便再次踏上了漫漫征途,杨长银也站在村口目送着涂杏队长他们离开。

  

  在此之后,金盆村的村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也饱受着战争之苦。

  但每当金盆村村民想到那支曾经在他们村驻扎过的红军军队时,他们心中便会燃起一团光,他们相信那群意志坚定的小伙子一定会打跑小鬼子、解放全中国。

  

  虽然杨长银从未想过找红军还钱,但他依旧将那张借据珍重的保存在了一个盒子里,当红军某一场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回到这个小村落中时,杨长银总会发自肺腑的欢喜,感慨自己当年的决定是那样正确。

  在日寇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影响下,杨家也不如之前富裕,但杨长银却从未后悔给红军战士们送去那400块银元,因为杨长银知道在乱世之中,那笔钱即便仍旧呆在自己手里,大概率也会被日本鬼子抢去。

  而那400块银元在被交到红军战士手里后,这400大洋可以换来粮食,可以让红军战士们吃饱;或许那400大洋也可以被换成枪炮,从而杀掉不少小鬼子。

  

  新中国成立后,杨长银依旧没有拿出那张借据,而是依旧把它给封存了起来,作为他们杨家人支援过红军、支援过抗战的印迹。但杨长银有时会将儿孙们叫到一起,向他们讲述那400块银元的故事,以此来激起儿孙的爱国之志。

  时光如白驹过隙,眨眼间杨长银的孙子也已经成为了老人,杨长银的孙子杨明荣也一直在金盆村中生活着。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等到杨明荣儿子长大成人需要用钱时,杨家已经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杨明荣想到了爷爷留下的那张欠条,便把爷爷留下的那个铁盒打开,那张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欠条也终于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

  

  在看到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自家借给过红军400大洋后,杨明荣也带着这张欠条来到了当地政府,希望孝感市政府可以兑换当年的这笔欠款。

  当孝感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将这一事件汇报给上级部门后,上级部门也是高度重视,派出专家对这张借条的真伪进行验证,并对当年400银元的价值进行一个评估。

  经过专家的核验后,确定这张长12厘米、宽4厘米的借据确实是真实有效,且是鄂豫皖苏区形成前期红军干部开出的一张借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也是当年军民鱼水情的一个见证。

  

  但对于当年的一块大洋究竟等于现在多少人民币,专家及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一系列考证,毕竟“借钱”与“还钱”时都要考虑不同时期的利率和购买力。

  比如在1985年时,山西一位名叫郭建英的老人就拿出了一张欠款金额为1100万法币的借据,表示这是他爷爷当年借给解放军的,由于借款时正值通货膨胀,当初“1100万法币”自然不能与1985年同日而语,如今也不能直接归还“1100万元”。

  当地政府经过核算后,最终补给了郭建英老人8万元人民币,甚至这8万元人民币比曾经“1100万法币”的购买力还要高些。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大洋”好像一直都非常值钱,但在1930年时,银元经历了大幅度贬值,民国政府也紧锣密鼓的回收银元发行法币,这时银元已经贬值了一半。

  经过相应评估后,最终专家认为1930年时的一块大洋相当于60-80元人民币。孝昌县财政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当这张借条经过权威部门技术鉴定确认后,县财政部门将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给杨明荣家兑付现金。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杨明荣一家也收回了4万元的“欠款”,相信这笔钱也可以改善杨明荣一家的生活。

  

  一张薄薄的借据,背后传承的却是一位普通老人对于抗战事业的帮助和支持,这份情更是跨越时空,将两代人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