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电影与昆汀风格

　　［摘 要］ 本文认为姜文近年来的电影渐渐展示出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一个导演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他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与《让子弹飞》中又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昆汀电影的影响，比如环状叙事结构、“暴力美学”与黑色幽默等，通过对这三方面电影元素的考察以及这些元素在姜文电影与昆汀电影里的影响对比，揭示出姜文电影受到的昆汀影响，以及他在这种植入风格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电影风格的特征与电影发展趋势。

　　［关键词］ 姜文；昆汀；环状叙事；“暴力美学”；黑色幽默

　　2011年的贺岁片市场非常热闹，尤其是一部《让子弹飞》飞遍大江南北，姜文还特别推出两个版本：普通话版与川语版。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捧场，许多人两个版本都追着看，大呼过瘾。《让子弹飞》这部电影的卖座又叫好终于展示出姜文又高又硬的野心：他要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坏孩子！

　　国际独立电影市场有一位知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他就是“世界电影顽童”，也就是“坏孩子”。这位导演以《低俗小说》和《混蛋》为代表作，喜欢玩弄叙事结构，“暴力美学”与黑色幽默是他的鲜明标志，除了众多国际知名导演，他也喜欢吴宇森、林岭东、王家卫等香港导演，并且用后现代的拼贴方式发扬了美国本土B级片。之所以说姜文要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坏孩子”，就是因为在姜文的电影里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昆汀的电影风格。

　　从最初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太阳照常升起》，直到《让子弹飞》，姜文的电影风格已经日趋鲜明，这正是一个导演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说他的电影风格鲜明，就是指人们可以在他的电影里看到一些反复出现的标签式特征，比如特殊的叙事手法、偏爱的精致镜头、对荒诞、暴力与幽默的谙熟，当然还有望远镜、女性躯体、男性魅力等处处彰显的个人喜好。其实在拥有光碟与网络这两种渠道之后，热衷电影的人们早已对暴力、荒诞、黑色、幽默等电影艺术熟悉得很，但对于大多数走进电影院的中国观众来说，《让子弹飞》的暴力美学与黑色幽默还是成为一次倍感新鲜的观影体验。

　　一、环状结构的电影叙事

　　昆汀的电影有一个显著的风格，就是把电影类型富于创造性地杂糅使用，当然在杂糅的同时他总是利用一个核心类型，比如“强盗片”（也就是香港电影称之为“黑道片”）的主体架构，进而在这个架构上添加动作元素、喜剧元素、黑色幽默等，因此他的电影总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处处都是惊喜之元。比如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低俗小说》，这部电影讲述了三段互相有所关联的故事，但是每个故事又被切割为好几个段落，这些段落依靠穿插在其中的人物串联起来，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难免要产生糊里糊涂云里雾里的感觉，似懂非懂地看到最后才发现电影的开头与结尾形成了一个环状结构，其中每个故事又都是严丝合缝的。《低俗小说》一经放映就引发人们对电影叙事的探讨，经典叙事结构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昆汀用几剪刀展开了电影叙事的革命，这也正是他所标榜的“拼贴”艺术。

　　除了昆汀的《低俗小说》，环状电影最知名的代表作是马其顿导演米尔科•曼彻夫斯基的影片《暴雨将至》，这个影片里三个故事环环相扣，在互为因果间展示了人类因为文化歧异、宗教误解处于永远的冲突中，矛盾永无止歇，而昆汀在《低俗小说》里表达的则是暴力现象是一种永远无法停止的人类欲望。2007年，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其实就是学习了这种结构方式，电影中被国人评为“看不懂”的混乱结构正是《低俗小说》中为人称道的“环状结构”，即影片由好几个互相关联的段落组成，每个段落中的人物都有交集。

　　据此，可以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应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代主义风格电影。这部电影的环状结构是为了隐藏其内部的批判因素，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迎合电影所展示的“”期间的混乱与疯狂。《太阳照常升起》其实是从1958年一直写到1976年，但电影将每个时段的故事拆碎，将疯妈的故事、林老师的故事与唐嫂的故事以不同的角度串联起来，由共同的主人公在不同时段里的境遇来讲述一个荒唐的年代，将一个充满背叛与谎言的年代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镜头含蓄而复杂，展示了一代人唏嘘不已的命运。但是正因为导演使用了大量与观众保持距离的镜头与特殊的叙事处理，所以整部电影展现出隐晦与难以理解的风格，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年电影的卖座与评价。疯妈在电影里有一句话：“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也许正好可以用来解释导演对这部电影的诠释与期望。

　　二、“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

　　“暴力美学”虽然在昆汀的电影《天生杀人狂》和《混蛋》里有毫无节制的使用，甚至昆汀的许多电影都因过于泛滥的暴力镜头而成为限制级电影，但是昆汀本人并不是“暴力美学”电影的创造者。昆汀早年混迹于一些电影播放厅与录像带市场，他最喜欢香港导演吴宇森、林岭东，而吴宇森正是“暴力美学之父”“暴力美学大师”。

　　“暴力美学”正式的出处是20世纪90年代对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电影评价中出现的，这个词一经出现就引起一片哗然，因其不仅牵涉到电影审美观感问题，在美学学术界、文艺理论学术界引起质疑，甚至在法学界遭到反驳，人们认为“暴力”二字不应与“美学”挂钩，这无法成为一个语义相关的词汇，更不能让这种观感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审美，但是不管人们怎么质疑，这个词汇还是在电影领域里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许多导演的电影风格里渐渐鲜明。

　　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的“暴力美学”风格非常鲜明，长达两个小时的观影时间里观众一直处于暴力娱乐的体验与心理紧张的宣泄中：无节制的血浆喷洒，胡万的耳朵被打穿，老七的腮帮子被打穿，六爷自剖把凉粉拿出来，马邦德的屁股被炸得挂在树上，等等。而夕阳西下的城墙上，三四个打手穿着西服拿着双枪在余晖里踱来踱去的镜头则显然是向经典黑帮电影的致敬。在观影过程中，有的观众大呼“过瘾”，有的观众大叫“无法忍受”，这种“过瘾”与“无法忍受”正是“暴力美学”带来的一种观影体验，使人处于紧张中，进而在暴力镜头中宣泄情绪。因此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曾经将“暴力美学”定义为“指在中国的香港发展成熟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它的内涵是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中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眩目的程度，忽视或弱化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

　　但是这并不代表“暴力美学”就只看重把暴力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实际上，大多数的“暴力美学”电影在处理暴力镜头时都使用了夸张的动作和荒诞的处理方式，比如《让子弹飞》里马邦德的屁股被炸得挂在树上这种镜头正是通过荒诞的处理方式弱化了暴力带来的不适，甚至还引观众发笑，因此人们才将这种暴力称为一种“美学”，它带来的是在弱化的不适观感里的情绪宣泄。

　　吴宇森曾经在一次访谈里提到香港电影对暴力作形式美的呈现绝不是提倡与宣扬暴力，反而恰恰是寄予其对没有暴力、人人和睦相处的乌托邦社会的渴望。也就是说，“暴力美学”电影并不是完全回避电影的社会劝诫与道德批判功能，而是以暴力的镜头展示残酷与荒诞，把责任和选择权交回到观众的手里，而不是一味地宣讲与灌输。因此郝建也提到，这种将选择权交给观众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应该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情感的观众、后现代社会、高度法制化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那么在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这种社会环境来承担这样的“暴力美学”电影呢？

　　姜文在《让子弹飞》里大量地使用了“暴力美学”的拍摄手法，许多家长带孩子去电影院之后才惊呼这部电影“儿童不宜”，在中国这个电影未有分级划分的市场里，姜文的这次尝试是否可以给中国电影的成长带来一些启发呢？绚丽的暴力镜头搭配久石让的经典配乐，成熟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真正地过了一把瘾，姜文的“爷们”情结，“英雄主义”也在这部电影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他的电影风格已经日趋成熟。

　　三、黑色幽默的深层讽喻

　　黑色幽默一词最初来自于1965年美国作家弗里德曼编辑的一本小说集《黑色的幽默》，其内涵是指以幽默这种喜剧形式展现生活中的绝望与痛苦等情绪，以幽默形式表现社会中的残酷与悲剧内容，造成的喜剧效果是笑中带泪，阴郁苦涩。经典的黑色幽默文学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就以黑色幽默讨论面对死亡的各种心理与态度，因此对于死亡的探讨也成为黑色幽默里最常触及的话题，而昆汀的电影里比如《低俗小说》《混蛋》等黑色幽默都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姜文的电影其实很早就呈现出了黑色幽默的风格，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的表层意象似乎是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但是深层要表达的却是对一段荒唐岁月的批判与再解读。在《让子弹飞》里这种黑色幽默被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比如马邦德的身上黑色幽默着墨最重，葛优的表演亦相当到位。也有人认为这类电影似乎抛弃历史抛弃真实，只为营造展现形式技巧，或许有意思却失去了意义。但这种对“意义”的追求正是中国观众最应该改变的观影心态，电影艺术不仅仅是故事或者历史，用荒诞塑造另一种真实，用幽默体现深刻的智慧，用拼贴的方式展示现代文化同样是电影的意义与艺术追求。电影《让子弹飞》似乎弱化了时代背景，但是对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并没有得到民主共和，反而满目疮痍、一派乱象的社会景象展现得非常到位，黑色幽默之所以可以成为重要的文学艺术形式，就是因为人们可以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荒诞滑稽的形式处理悲剧，用缺乏逻辑和插科打诨的态度对社会进行批判与映射，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与解读，表达出作者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姜文的电影里暴力、色情与粗口台词等似乎比较敏感的元素都一一出现，但其实这些仅仅是停留在表层的底线挑战，其深层次是对荒唐年代的批判，对社会性压抑的讽刺，对革命崇高理念的解构。

　　从《太阳照常升起》到《让子弹飞》，姜文不仅在模仿昆汀大师，更重要的是力图将其风格本土化，幽默的文戏与智慧的对白，对革命理念的解构与对现实的大胆讽喻，处处展现出这位中国电影界“坏孩子”的风貌，不过姜文这个“坏孩子”显然还需要继续修炼，《太阳照常升起》并没有营造出浑圆自然的电影风格，反而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情绪找不到合适的放置点，最终落得“不知所云”；《让子弹飞》虽然已经在想象力、疯魔感、黑色幽默与“暴力美学”等方面超出了许多中国电影，但是影片的后三分之一显然有点驾驭不住，功力不够。

　　电影本身也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不仅要故事好，还应讲究“怎么讲”。庞大的国际电影市场早已诞生出丰富的电影叙述方式、拍摄手法与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风格，由于国内影院输入的国际电影仅为九牛一毛，因此大多数中国观众还有很大的电影审美空间可以开拓，这就好比当初小说界有马原、高行健与先锋派输入世界现代派小说的各种技法，广阔的电影艺术市场仍有待开发，2006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疯狂的石头》就把英国经典的黑色幽默电影《两杆大烟枪》做了完美的中国着陆。

　　昆汀说过：“我每部戏都是东抄西抄，抄来抄去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伟大的艺术家总要抄袭！”面对人们期待雄起的国产电影市场，面对连故事本子都整不好，更别提会不会讲故事的一批中国导演，如果他们能“不耻外抄”，抄出自己的风格，抄出优秀的国产电影，或许也是一种成长过程，姜文的电影风格已经日趋明显，这位导演已经渐渐成熟，他是否能代表中国电影未来的一种方向呢？

　　［参考文献］

　　［1］ 刘思佳.开拓电影空间的可能性［J］.现代传播，2010(06).

　　［2］ 郝建.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J］.当代电影,2002(02).

　　［3］ 郝建.叙事狂欢和怪笑的黑色――好莱坞怪才昆廷•塔兰蒂诺创作论［J］.当代电影，2002(01).

　　［作者简介］ 刘茉琳（1982― ），女，湖南长沙人，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