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裁判是一项荣耀而艰难的事业
电车何以成为难题
在单一价值观的社会里，电车难题也许根本不能被称之为“难题”。我们可以举天主教社会（依据书中佩德罗·欧肖内西主教的法院之友意见）和乡土社会为例。
在纯粹的天主教社会里，教众们遵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双效原则，即同一行为通常兼有善恶两种效果，而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一个善的行为，虽然兼有恶的结果，也是允许的，哪怕这恶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是必须避免的。阿奎那认为应考察四个方面：（1）该行为本身，在道德上必须是善的，或至少是中性的。（2）行为人不能主观希望恶果的发生，但可以允许其发生。（3）善果与行为本身的关系，其直接程度，必须等同或者高于善果与恶果之间的关系，即不能以恶果为工具来达成善果。（4）善果之可取，必须足以弥补恶果之恶。按照上述条件，琼斯不构成犯罪，原因是，她扳动轨道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剥离行为与结果）；琼斯为了拯救另外五个人而“预见”并“允许”了法利的死亡，但她并不“希望”造成他死亡；她的行为直接、立刻的效果是拯救了五个人的性命，之后虽造成了法利的死亡，但并非以法利的死亡作为拯救五人性命的工具；拯救五个人的善超过了失去一个人的恶。基于同一标准，推胖子下桥以阻停电车就是有罪的，原因在于这种行为乃是以恶果（胖子的死亡）作为达成善果（拯救五个人的性命）的工具。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差序格局，就如“一块石头丢入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关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先生语）。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之间以亲疏远近作为行为的标准（同时也是法律的义务，如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依据服制确定权利义务，亲等越近，所负之义务越重）。倘若当时有失控的电车，那么乡土社会的旁观者要考虑的是，两条轨道上的人与己之间的亲等关系。
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单一价值观的社会里——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在当代也几乎不再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人为目的而非工具的社会，生活在一个更强调对于不同观点的包容、对于各种文化和社会群体理解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秉持着不同的价值观和视角，电车难题于此生焉。就像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都存在争议一样，电车难题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司法者的责任
多元化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冲突反映在司法工作中，就是疑难复杂的新类型案件大量涌现。琼斯案与我们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某些疑难案件一样，只不过更加复杂和极端罢了。我们来看看琼斯案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以及陪审员之间的争议。
检察官克利夫兰·坎宁安认为琼斯丝毫没有考虑法利的个人生命不受侵犯的权利，而被救的五人并没有被挽救的特别权利。检察官随之发出震撼人心的一问：如果国家随时可以破门而入将你抓捕，摘取你的两颗肾脏，因为这样可以挽救两名肾衰竭的病人。你们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当然不！因此，琼斯也就“无权扮演上帝”！辩护律师玛莎·鲍姆加滕的结论截然相反，她认为，琼斯虽然预见了但并未故意导致不良后果，没有对被害人进行直接的行为，只是转移既存危险而非创造了新危险。因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视之，琼斯“杀一救五”的行为增进了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陪审员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除了一名叫齐格弗里德的心理医生的发言并不明确外，其他陪审员的意见与他们的职业、社会身份、性别等个体特征具有极大的关联性。陪审员莫琳是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卫生政策分析员，她认为跟政策上配置有限资源的决策一样，应以是否达成最大的效益为判断标准；琼斯只有两个选择（资源有限），而她选择了益处最大的，因此是无罪的。史蒂夫是美国陆军军官，他以军事行为为例来说明观点，军事行为虽然可能导致平民伤亡，但军队并不“希望”如此，只不过有时平民的伤亡在战争中不可避免；琼斯并不“希望”法利死亡，法利的死亡只是救另外五人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已，所以她无罪。达伦是州立大学哲学教师，他认为只要行为达致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可，手段无足轻重。利兰是一位小说家，他认为琼斯根本不具备足够的信息来作出清楚的伦理决定，因此应该将这些交由命运决定，而不应该扮演上帝。玛格丽特是人权观察组织的律师，她认为琼斯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因此是有罪的。南希是一位画家，她认为琼斯无罪，但“我说不清究竟是为什么……我只是骨子里这样觉得。”
在种种抵牾的观点中作出选择和判断是一项荣耀而艰难的工作，而法官的工作就是裁判。其荣耀，在于法官运用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技巧，维护着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艰难，在于要在卡多佐大法官所描述的“基本的对立，彼此冲撞，又相互调和”中作出决择，而这决择本身也可能充满争议并受到批判。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告诉我们琼斯案的结论，而是在陪审员讨论结束后戏谑地写道：你还真以为这一页会有答案？但是法官却不可能像作者这般洒脱地耸耸肩、摊摊手，说：“抱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在荆棘遍布的道路上探索，去寻找一条合适的界线、一个平衡点，“尽可能多地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庞德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