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季风年度书单

　　

　　2020年终于即将落幕，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这一年的幸存者。尽管大环境越发逼仄，这个社会还在荒诞、无趣和愚昧的车道上继续下行，欢庆苦难已经翻页，胜利高歌奏响。但在这凯歌之下，仍有人记得那些抹不干的眼泪和无法愈合的伤痛，还有人试图肩起黑暗的闸门，放更多的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总有人试图在这个时代寻找到一条通往自由与德性的道路，这一切总算使我们还能怀抱着勇气与希望走向明天，愿这些铮铮之书，同样成为你行囊的一部分。

　　·因为害怕极权主义，那些公共美德的诉求被刻意掩埋了

　　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是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基本预设，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理念，以自由市场为经济架构，强调个人的选择。但海伦娜·罗森布拉特指出，这并不是自由主义概念的全部，而只是英美一脉的叙事，它的法德传统却被人遗忘了。

　　曾几何时，自由主义更多地与义务、牺牲、慷慨这些概念相关联，而个人权利则是促进公民美德的手段。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人们对极权主义这一新型政权形式心怀恐惧，而自由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被批评者认为是通往极权主义之路。在这种语境下，自由主义放弃了其公共诉求，将目标转向了个人权利，从而，个人取向的美式自由主义诞生了，并取代公共取向的自由主义传统，获得了“自由主义”的代表权。

　　·如何避免制度架构、文化偏见导致的人造苦痛？

　　本书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人造苦痛”。人是脆弱的个体存在，总是难免各种苦痛，其中因制度架构、文化偏见等造成的人造苦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道德存在的意义，也是钱先生认为需要将道德引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原因。另一方面，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析进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只见群体，不见个体，只能建构空中楼阁，而引入道德的维度，有助于认识到个人才是政治哲学思考的目的，而非其宏伟建构的可牺牲的手段。

　　·东欧的民族观念，乃是在种族清洗的血与泪之上形成的

　　“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民族是何时产生的？是什么导致了种族清洗？国家间如何达成和解？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在抛出这三个问题之后，深入细致地讲述了东欧四国的民族演化史。

　　本书的时间线始于1569年卢布林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王国，终于1999年北约第一轮东扩，以时间线互相重叠的三大部分，探讨了东欧的现代民族观念如何形成，这种民族观念又如何导致了种族清洗，以及经历了种族清洗后的东欧民族国家之间如何互相和解。东欧有过辉煌，也有过苦难，现在正重新出发。斯奈德并非就史论史，而是通过剖析东欧四国互相纠缠的命运，展现了他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才能避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再次上演？

　　·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个人选择”如何被影响、被决定？

　　父亲死后，迪迪埃·埃里蓬作者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家乡兰斯，重新反思了自身过往经历、家乡及其周边地区的境况。从家人、家乡工人阶级民众的生活，女性长辈被剥夺的权利，到兰斯这一区域的被边缘化，相对主流文化而存在的“亚文化”……迪迪埃·埃里蓬关注的是阶级壁垒中下平民阶层的生活，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是使他们获得“启蒙”的可能。

　　从因无法完成学业而懊怒一生的母亲，有暴力倾向、总是大喊大叫的父亲，到把孩子们丢给孤儿院的外祖母，作者重新理解了家人的处境和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缺失的原因。由此，他也看到了家乡误入犯罪歧途的青少年、在阶层固化中放弃学业的工人们……社会如何塑造着底层民众，底层民众又是如何屈从的？作者试图剖析塑造和屈从的机制，重新理解他曾厌恶和逃离的人。

　　·民粹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存在，它可以从内部瓦解民主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使得这个概念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然而，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却一直缺乏一个清晰而公认的界定，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扬-维尔纳·米勒的《什么是民粹主义？》是这一工作的一次极具价值的尝试。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本质与其说是人民反对精英，不如说是以同质性的人民的独家代表的名义，排斥一切反对意见，并将对手妖魔化。从而，在米勒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存在，它可以从内部瓦解民主。米勒声称，民粹主义是当前民主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民众不知不觉地被绑在纳粹的战车上，高速驶向滚滚硝烟之中

　　德国在一战前曾是欧洲最富裕、最强大的经济体，反犹主义在政治中明显处于边缘地位。然而，起初只是一群极端分子和恶棍的纳粹党人，在数年之中就把德国变成了一党独裁的国家，把一个极有教养的民族引向了道德、物质和文化的废墟与绝境。为何纳粹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统治？纳粹的反对者为何没有能阻止他们？纳粹政权的本质和运作方式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时至今日依然必要。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以第三帝国的研究享誉学界，他发现，虽然极少有哪个历史课题像纳粹德国那样，受到过如此密集的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可谓卷帙浩繁，然而，书写第三帝国全史的作品实际少之又少，面对普通读者的作品也各有不足。他因此针对想要了解纳粹德国的一般读者，写下了这部全景式的纳粹德国史。作者基于详实的史料与丰富的细节，实现了语言生动、分析严谨与解释有力的完美结合，以中立的视角客观、准确地呈现了纳粹登台前后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好人和好公民的行动纲领，制止家暴的理论武器

　　对于导致痛苦的事，通常将其分为不幸之事（外在的自然力量导致）和不正义之事（居心不良的行动者引发）。但问题在于，两者之间界限模糊，往往很难明确加以分辨，因此这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区分。为此，施克莱另辟蹊径，提出了积极的不正义和消极的不正义之分。前者指主动施加的不正义，而后者指面对不正义无动于衷。她从而批评冷漠的消极不正义，提倡积极行动干预不正义。在施克莱熟悉并作为本书背景语境的美式自由民主社会，这样的干预通常只是举手之劳，一封邮件，一通电话，一声呼喝，就可以救人于水火。

　　·二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与民主思想的起落分合

　　二战后的日本经历了一番有实无名的政权更迭，这就是持续至今的日本“战后”时期。小熊英二的《“民主”与“爱国”》探讨的正是战后日本的思想群像。

　　作为平成年代30本好书之一，本书以丸山真男、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小田实等思想家的个人经历与思想体系为纲，以战后社会思潮为背景，铺陈了民族主义（“爱国”）与民主思想在二战结束至越战结束三十年间的起落分合。小熊英二认为，在战后日本“保守”与“革新”的对立中，思想家的战时经历对他们的思想至关重要，而思想家与非思想家乃至普通人的思想相交织，展现了思潮兴衰的全貌。

　　·当代中国左中右各大思潮观察，站在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国内知识界以及大众舆论的犀利点评

　　本书站在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尽管陈纯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标签），基于政治哲学文本，对国内知识界以及大众舆论做出评点。不同于许多职业学者匠气十足地从学理到学理，陈纯从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忧虑出发，直指公共言论市场；也不同于许多公共写作者因缺乏知识储备而胡说八道，陈纯具备足够的理论功底，使他得以在书本与现实之间游走自如：他对自由主义论述的内部分歧，提出了相当全面的介绍与评论；对于自由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短缺不足，他直言无讳；对于中国施特劳斯学派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与歧途，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亲访年轻一代的各类左派，介绍他们的思想状况。

　　·现代社会如何防止被新型宣传带进沟里？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让民众发自内心地服从自己，而不被反对者带跑，于是就有了宣传。这是一场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国内的宣传研究通常集中在技术层面，即如何更有效地宣传，而对于宣传观念、宣传伦理的研究，本书可谓开先河之作。

　　在自由民主法治的时代，面对新型宣传，如何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从而作为合格公民来对抗宣传可能带来的危害，防止被带进沟里？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书梳理了宣传观念与宣传实践的变迁，比较了不同宣传方式的优劣，揭示了正在形成中的借助大数据的新型宣传，并由此提出了自己对宣传伦理的思考：宣传者应当以法治为前提，尊重民众的个体自由，而作为宣传对象的民众则应当对宣传保持理智和审慎的态度。

　　·中央拥“集权”之虚名，地方收“滥权”之实惠

　　作为“维正之供”，田赋在清代始终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康熙帝定下“永不加赋”的国策，以体现仁政，这也是清王朝合法性所系。直到晚清，帝国一脚踏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军队镇压农民起义，洋务派办实业，地方财政愈发难以维系。州县一级的官吏建立的额外收支体系，使得“永不加赋”虽有仁政之名，老百姓却难以享受到仁政之实。

　　可以说，清代田赋制度演化史折射出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转型难题中的关键所在。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清代财政史研究，集中于“中央的视野”，地方如何解决财政问题，各级之间存在怎样的财政关系，这些关键性的基础问题则少有学者触及，这很可能导致既往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事实上，州县官在名义上是中央财政在地方的代管人，实际却有不小的操作空间，以各种方式挪移、欠解和亏空属常态，而这又构成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基础。

　　因此，该书重点从中央与省、省与州县这两组财政关系的相互关联中，讨论清代田赋制度的运作。作者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坚实的讨论。

　　·面对偏见，不仅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也要改变导致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1954年本书出版时，人们对于偏见这一现象仍存有很多偏见：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偏见”只是个别的，是品德有缺陷的个体所持有的恶劣信念，只要大多数善良的好公民与这些“害群之马”划清界限，就可以把偏见的影响降到最低。但奥尔波特领先于时代的洞见使得本书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奠定了其经典的地位。

　　作者以雄辩的论述和大量来自实证研究的数据证明：偏见要比人们想象得普遍很多，人类的思考需要借助分类来进行预先判断，而这就为偏见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偏见是人类认知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必然产物。想要解决偏见造成的问题，就需要探究和改变其深层根源。

　　本书第一次全面检视了偏见现象，探讨主题包括“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歧视”、“真实的和想象的种族和民族差异”、“刻板印象的形成和变化”、“煽动者、宗教、忠诚和替罪羊的角色”、“从众的力量”、“侵略和极端形式的仇恨”、“造就宽容性格的条件”等。作者在具体剖析了造成偏见的各种因素后，为如何减少偏见提出了一些建议。可惜的是，6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偏见丝毫不少于本书创作的时代。

　　·“因为写作者就是观察者，见证者。”

　　写于1984年的《使女的故事》，不仅是女性主义叙事，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描述了在一个生育率低迷的极权社会中，女性如何被作为生育机器分配到高层生儿育女的故事，近年被改编成美剧后火遍全球。故事的灵感来源于罗马尼亚实行的《770法令》：为增加人口，宣布绝大部分情况下的堕胎和避孕均为非法。追溯到更早，作者曾听人讲述萨尔瓦多内战中发生的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各种暴力行径，并自此意识到，自己艺术创作需要背负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性，“因为写作者就是观察者，见证者”。

　　基列国最后怎样了？极权是怎样崩溃的？时隔35年后，阿特伍德写下续作《证言》：新一代的女性在这个新的荒诞的世界成长了起来，此时，基列国的统治从内部显露出衰腐的迹象。在巨变将临的关键时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运开始交错，进而引发了颠覆性的后果，她们从各自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在写这两部小说之前，阿特伍德曾收集大量历史资料，包括二战集中营、焚书、克格勃、蓄奴制及美国内战前的地下铁道救助系统等等。她屡次强调：书中所写的一切迫害都是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历史并没有成为历史，它们或许正在此刻发生。

　　·边缘青年自我抛弃的日常

　　小时候，他们是留守儿童，在凋蔽的老家得不到足够的关爱和教育；长大后，他们无知识无技能无责任感，想在城市出人头地而不得，最后聚集在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寻找机会，做着临时、低端的工作，过着低成本的“挂逼”生活，“混吃等死”。他们是“三和大神”。

　　《岂不怀归》经过90后研究者长达半年的“潜伏”，用白描式的手法，刻画了三和青年看不见未来的生存方式。这群来自偏远农村的90后、00后新一代农民工，被结构转型的社会和产业升级的城市抛弃，最终也抛弃了自己。

　　·性侵不是意外，对强奸文化说不

　　他在室外公共场所性侵她，有多名路人看见了，阻止他进一步的犯罪行为，并报了警，他被当场抓获。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但到了法庭上，到了舆论场上，事实却变得暧昧不明，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仿佛互换了位置。其根源，在于强奸文化，在于荡妇羞辱。因为她醉酒，她不检点，她活该，所以他获轻判。但讽刺的是，如果醉酒的是他，他同样可能获轻判，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无辜（例如素媛案）。

　　作为斯坦福性侵案和其后的法庭审判和舆论审判中表现出的强奸文化的双重受害人，香奈儿·米勒脱去为保护她而加给她的化名，以真面目示人，叙述了她在整件事前后4年中所经历的一切，冷静而坚决地控诉了强奸文化，从而改变了审判结果，改变了法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

　　·血流成河中，每一个人的苦难和责任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内的两大种族互相仇恨，普通人突然纷纷拿起各种工具，残忍屠杀相识已久的邻居、同事、熟人？然而就在刚过去不久的1994年，在卢旺达，短短100天内，全国700万人口中有80-100万人惨遭屠杀，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让外界知晓卢旺达大屠杀的真相，菲利普·古雷维奇多次前往卢旺达，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追问为什么杀人者和被杀者都可以如此麻木，反思为什么国际社会可以对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袖手旁观。

　　·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底层的学生，才代表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普遍状况

　　黄灯任教的高校位于广州城郊，几年前刚从大专升到本科，学风注重实用，生源以广东省内占绝大多数，是不折不扣的二本地方院校。任教十多年来，她已教过数千名学生，在教学、带班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学生逐渐走进她的视野，她也逐渐走进学生的世界，见证了这群算不上最优秀但仍旧奋力拼搏的年轻人的命运轨迹。

　　尽管黄灯自嘲本书是交给教务处的教学反馈，但与普通的教学反馈相比，本书显然更具脉脉温情，并没有作为名校博士毕业生、作为老师的那种高高在上感，而是用心去理解学生，去体会他们哪怕不够拔尖也不忘奋进的青春。黄灯认为，这些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底层的学生，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普遍状况，通过自身努力，借助不算最好但也还过得去的教育，争取向上流动。

　　·在历史背阴面枯坐的幸存者，呼唤从未谋面者的名字

　　俄罗斯女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在访谈中说，“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二十世纪经历过自己的悲剧……但是对于俄罗斯的历史/故事来说，真正可悲之处在于，我们不仅是遭受了一场灾难，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我称其为一种“创伤性渗透”：数十年来，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从一种恐怖转移到另一种恐怖，从一场灾难转移到另一场灾难。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发生的事情，没有时间哀悼死者，想象未来，只能继续前进，永远不让自己意识到周围的苦难。”

　　于是斯捷潘诺娃写下了《记忆记忆》这本小说，小说主要由两条线串起：一条是作者对于旧物，文献，以及试图“记忆”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另一条则是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拼凑出一个犹太家族几代人生命故事的历程。她搜集那些带有记忆痕迹的信件、物件和照片，试图复原出前辈的生活图景。但最终，她不得不承认，想要清晰还原“记忆”是不可能的，记忆未必可靠，靠记忆拼凑的也未必是真相。而俄罗斯那些经历过的灾难与创伤，使“关于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等等这样的概念被轻易贬低，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也被扭曲了……由此我们也付出了额外的高昂代价——不是诗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人，至今也无法得到安慰。”

　　·一位老革命家、报人、出版人，怎样用红色话语讲述普世价值？

　　迫于政治压力，没能在母亲生前向她表达足够的歉意，让曾彦修一生耿耿于怀；顶住政治压力，没有主动去害别人，让曾彦修一生问心无愧。

　　曾彦修是老革命家、报人、出版人，他晚年接受访谈所形成的这本回忆录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记录了他如何受到感召出走延安，如何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载浮载沉，也记录了一些人与事的真实侧面。本书不但作为一份史料（尽管难免删节）值得留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感知到，比起用什么话语来叙述，话语背后所承载的关怀与价值取向，才是本质之所在。

　　·赛博朋克时代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火种，使人能够取暖、烹煮食物，但同时它也拥有巨大的破坏力。计算机技术同样如此。一方面，我们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因此变得更迅速、便捷，我们利用它能创造大量财富，甚至拯救生命。于是，有人将它视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现代万能神，程序员则是幕后英雄。但如果灾难就隐藏在乐观论调之下，程序员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本教材，本书的主要读者无疑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但它涉及数字时代中，与社会、法律以及伦理相关的种种问题，这些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作为复杂的技术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很可能身处其中而不自知。作者不但从法律和道德角度详细分析了相当多极具争议的话题，比如隐私与信息访问、隐私与执法、言论自由与网络内容控制、知识产权与著作权、网络犯罪等，论述了计算机技术对人类的生活与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了IT从业人员和软件工程师应当具有的职业道德准则：诚实、责任、公平。事实上，这也是任何职业都需要遵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