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政治伦理差异谈东方方毅乱象
一 西方的原点
西方人，不论左右，都首先预设个体存在的“无辜”与“美好”，左派把这些个体称之为“群众”，右派把这些个体称之为“私有财产的拥有者”。
而这些个“无辜”与“美好”的个体，就是西方政治理论架构中的“原点”，他们总是先设定这个原点存在，然后再把现实中存在的一切“超越个体”的东西，都视为对个体的危害，左派称之为“意识形态”，右派称之为“专制暴君”。
而维护“原点”，还原“原点”，把“原点”在现实中遭遇到的一切“超越个体”的力量瓦解掉，就构成了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政治使命：左派称之为“人权”，右派称之为“自由”。
实际上，这种把个体设定为原点的做法，它的合法性又来自于何处？来自于笛卡尔。
而这种还原，也就是去除一切“超越个体”的力量存在的社会实践，必然就会瓦解一切现存的秩序关系，宗教的，宗族的，民族的，国家的————这些关系都不是必然必要的了，都成了建构主义的了，都是某些人出于利益驱动，用战争和暴力建构出来的，因此，所有的一切意识形态都失去了它们自己所宣称的那种神圣，国家不再神圣，民族不再神圣，宗族不再神圣，宗教不再神圣，所有把人群聚合起来的那些社会关系类型，不论是软的形式的，还是硬的形式的，不论是对成员有硬性约束的，还是软性约束的，都成了一些工具性存在————既然是工具性的存在，自然就不再神圣的，可以用时便用，没有用时就取缔，国家如此，民族如此，宗教也如此。
而这种还原，最后一定指向的是如下的社会现实：个体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趋向于个体的享乐诉求。
因为个体厌恶一切超越个体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视之为对个人“原本无忧无虑”生活的搅扰，自然也就厌恶向这些社会组织贡献精力和金钱，并对这些社会组织的“肉身”和宣讲者表现出厌恶，比如蔑称为公务猿，蔑称为皇汉。
如此，个体也就从这些社会组织活动中不断抽离出来，成为专注于个人私利的人，这些个人私利在和平环境下就表达为“享乐”，在动乱环境下就表达为“润”————润向“更强”的国家。
而享乐必然指向的就是赚钱和消费，也就是参与资本的增殖和为资本实现货币利润（商品卖成钱）而贡献。
而润则必然指向资本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聚集。
赚钱，消费，润到国际金融中心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去赚钱和消费。
赚钱和消费构成一组对立，赚钱是获取资本权力，消费是消耗资本权力。在这组对立中，个体总是想要赚钱＞消费，总是保持货币盈余，这可以称之为金钱权力的时间属性：下一秒我总是仍旧具有消费能力。
资本从边缘国家流向国际金融中心，构成另外一组对立，显示的是：国际格局下，财富形成的核心国家在上，边缘国家在下的等级格局。在这组对立中，个体总是倾向于融入一个更愿意为资本做出安全许诺的“安全岛”，总是伸张资本的诉求。这可以称之为金钱权力的空间属性：我总是呆在能够兑现金钱权力的安全岛。
所以，西方的政治学说，不论左右，只要它们把个体的存在视之为无可动摇的政治正确的“原点”，它们的一切政治实践就会朝向个体的原子化和认定个体感官所知优先于其他体演而发展，也就是朝向享乐和润而发展。
所以说，西方的政治伦理，看上去是希冀实现“去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拆解了一切“超越个体”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实践，就是在塑造和加强”资本意识形态，所以，不论西方左派怎么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只要它们坚持人道主义或者个体的人权，它们就是资本意识形态的帮凶，它们的批判本身就是在帮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
二 西方的实践
欧洲农业生产的先天条件差，导致起步阶段的生产力落后，因此战争规模和烈度没有东亚那么强烈，又加上欧洲破碎的地理格局，就使得欧洲的战争对区域板块的统一的推动作用，没有东亚那么强烈。于是就形成了欧洲破碎的政治格局。
在破碎的政治格局下，不同的政治主体，在构建公共政治空间的时候，就缺乏公约数。欧洲的常态政治演进就是，一群外来的武装团伙打败了本地的帮会，于是宣称自己为王，构建了一个松散的带有部落制度残余的封建制度，鉴于欧洲落后的生产力，因而也缺乏连贯的深入的社会管理实践，因此其政治制度建设及其粗糙，公权力对于生产建设几乎没有正向投入。这时候，教会和城市商人就作为必要的补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去进行农业垦殖和农村社区的建设，商业城镇的建设。于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孱弱的政治制度下，就滋生了一个松散的财富生态。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欧洲的兼并战争也开始推动集权政府的扩张，强势武装兼并弱势武装，这种趋势如果自然发展下去，就会把所有欧洲国家卷入到如同东亚一般的陆权国家生存竞争当中去，从而逼迫所有陆权国家不断加强公权力来调取统辖内的人力物力资源————税收和兵役，然后再通过域内战争不断进行兼并，直到出现一个集权统一国家。
但是，欧亚的分岔就在这里出现了，欧洲因为它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在大陆不远处出现了海权国家，海权国家利用自身的离岛地缘特性，与陆地上的兼并战争保持着地理上的缓冲，因而这些海权国家的集权程度都被封死了上限。
且因为海权国家以运输和贸易发家，充当了世界殖活动的先锋，而且：离岛的地缘特性使他们远离陆地上的高强度兼并战争，使得它们能够肆无忌惮地将自身资源投入到海外殖民活动当中去。而且，陆地兼并战争大大牵扯了那些身处陆地且仍旧从事海外殖民活动的竞争国————这些竞争国因为要在陆地争霸战中投入大量资源，必然这些陆地战争直接关乎这些国家的生死，导致海权国家有更大的优势去收割欧洲海外殖民的成果。而获取了天量海外殖民资源的海洋国家，就像一颗巨大的磁石，使得一般的封闭地缘格局下的陆地争霸战争催生统一集权主体国家的历史运动规律失效。
如此，则陆地上的集权政府国家，会遭遇失败，会被胜利的海权国家拆解，其过往的集权实践也会被贴上专制恐怖的标签，成为政治不正确。而且，胜利的海权国家也会通过复辟大陆上的旧政治体制，来维持一种陈旧而僵化的碎片局面，从而有利于海权霸主国家去操控大陆。
这其实就是英国大战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战后缔造维也纳体系的历史。
这也是美国作为欧洲的新离岛大战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战后缔造雅尔塔体系的历史。
而作为这种有异于一般封闭格局下的陆地争霸的生存模式的优胜者————海权霸主国家，它的经济实力来自于海外殖民扩张，海外殖民扩张不同于原住民的财富增殖模式————原住民的财富增殖更多的是通过收集从小自耕农聚居的乡村中离析出来的财富，以商业形式富集起来形成寄生性城市，并以稳定政治环境中的政治身份来加固这种财富来表达的，这就是东亚的集合“官员”与“城市商人”与“在外地主”三重身份的中国上层。这种格局下的财富生态，与稳定的政治生态是一同伴生的。而且可以说，在这种稳态格局下，财富是权力的副产品。财富在权力面前，是低着头的。权力直接对财富进行征税，以税收来支付战争成本呢，是为税收政府。
而海外殖民活动的财富增长是通过分散的拓殖行为形成的，是随着财富的增长，才出现了构建公共政治生活的必要，财富在权力面前，是高昂着头的。
而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爆发的殖民争霸战争，更是给了财富借“国债”来掌控权力，操作权力的窗口，是为债务政府。
于是，就诞生了以海权国家为蓝本的“资本＞权力”的政治伦理和政治实践，在这种政治伦理当中，一上来就先肯定政治行为参与者的“权力”：这个主体有权发表它的意见，参与政治谈判，表达自身诉求。
这个模式听上去非常逻辑自洽，不论是谁，坐下来把自己的诉求表达清楚，就可以形成各方都认可的共识，从而实现对公权力的平等参与。
而实际上呢，只要政治伦理承认了这个或者那个主体有“上桌”的权力，并且授予他发言的权力，那么基本上就不可能在涉及此主体的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达成深度调整的可能。即便深度调整强行通过，一届任期结束，立刻就会出现政策转向。
所以，一旦把某个主体授予了公民权，那么，它的诉求，不论正当不正当，都成了这种政治伦理当中的无法逾越的门槛，这些大大小小左左右右的政治主体，就总是会让政治共识围绕着本群体的诉求进行妥协，不然公权力就会停摆。
但问题是，倘若这诉求是：抢夺对岸农民的粮食，强奸对岸农民的妻子呢。
这种把政治主体的主体性设定为政治伦理的原点的伦理结构，就一定会使得对内部的利益调整难以进行，就使得任何对内部的利益调整必须建立在“将成本转嫁出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就使得对其他民族进行战争侵略和经济殖民，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因为，那些民族没有“上桌”嘛，没有被赋予政治上的公民权嘛，其主体性没有经过代表文明与进步的欧洲文明的盖章嘛。
三 西方的缺陷
这种社会统合权力缺失导致的权力分散，不仅仅存在于欧洲某一国之内，即便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同样存在这种权力分散的社会生态结构，欧洲局部一国的权力分散和欧洲整体权力分散，是同构的。
欧洲因为地缘格局开放（内部碎片化，对外则是开放的）————北部的海盗、东部的草原蛮子，东南的伊斯兰文明，都可以以大规模武装向欧洲进发，造成各种程度的征服和劫掠。
又因为欧洲生产力落后，统一进程长期停滞，故而欧洲形不成统一体去集合内部资源抵御外部侵略，故而在这些外部力量的侵略下形成被侵略者和定居的侵略者杂居的结构，宗教因素和语言因素加剧了杂居社会的个体自我认同的混乱，这就是巴尔干、东欧的混乱的民族认同所形成的混乱的民族边界和国家边界的原因。
而西方文明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就是在这些互相敌对的群体之间寻找尽可能的公约数，但是公约数不存在啊————因为它们历史上就是作为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而存在的，于是，它们就把“协商”作为一个趋向于无限小的公约数：两个圆，没有任何精神交集，于是让这两个圆贴合在一起，它们接触的那个点，就叫做“协商”，这就是它们仅有的公共空间。
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深度的族群改造，而一上来就承认各个族群的主体性，把任何对于这些主体的改造都视为对其的迫害，那么，多族群杂居的社会体就无法形成有实质内容的政治公共空间，而只能以议会制来为各个政治主体提供一个吵嚷不休的舞台，事实上造成政治公共权力的瘫痪和半瘫痪。也只有以暴力手段进行了种族纯化之后，才能在种族内部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认同，才能在此基础上架构起有实质内容的公共组织空间，来对社会进行深度管理和开发。
但是，种族纯化虽然使东欧和南欧形成了破碎但却相对稳定的族群边界，形成了民族国家下众多的欧洲国家，但是，欧洲整体的多族群格局却是无法因此而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可以通过种族纯化塑造现代波兰、现代立陶宛、现代乌克兰，现代塞尔维亚，现代克罗地亚，但是无法通过种族纯化来形成现代欧盟。
于是，虽然在各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了公权力的实质化，但是在欧洲各国之间，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其公权力却陷入了瘫痪和半瘫痪————这就是欧盟和欧元。而这种公权力的瘫痪半瘫痪，就无法在冲突加剧的世界文明生存内卷种存活，那就是欧洲的碎片化。
从政治伦理结构上讲，欧盟的公权力没有足够的权威去“教化”欧盟各国，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没有超出欧盟各加盟国的更高一级的主体性存在，而只是供各加盟国进行利益勾兑的交互平台。
综合讲，西方这种以人为本的的人，其实是上了桌面的人，被赋予了公民权的人，当前掌权的人或者群体，去凌虐后代的人，凌虐后加入的移民群体，凌虐其他落后国家的人的一种权力关系，它必然形成的就是代际对立、种族对立、南北对立，代际对立就是向当前的公民发放福利，导致公共债务激增，形成公共债务危机，种族对立就是移民问题，就是移民的贫困化，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族群撕裂，南北对立就是发达国家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及贸易定价权，从落后国家渣权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好处，然后吸引落后国家的资本积累外流向发达国家。
而当前掌权的小群体，固守着自身的利益诉求，罔顾社会体的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就使得社会体长期必然陷入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不仅表现在欧洲一国之内，更是表现在欧盟作为欧洲联合体的政治运作的无能上。
欧盟无力引导欧洲的长期实体经济投资，而将大量社会资源投入到居民消费和养老上去，造成社会体的投资代际更新都难以维系，技术研发效率低，为了满足福利支出以迎合民众的利己诉求，大量增加公共债务——这些公共债务全都转化成消费和养老，是无助于改善经济体长期供给的，因此长期来看偿债能力堪忧，是实打实的负反馈。
而这种竭泽而渔的享乐主义，其实恰恰是在迎合资本的利益，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以个体为尊的意识形态恰恰就是会演化成资本意识形态，个体的消费与负债（公共负债为个体买单），恰恰就是在帮助资本实现利润诉求，帮助资本实现货币盈余，帮助资本增殖，从而实现资本对经济主导权的接管，帮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
而当社会矛盾逐步发展，比如区域经济出现内部矛盾面临崩解，人口老化助推债务危机濒临崩溃，技术停滞导致国际贸易议价能力持续衰减难以从外部获取贸易溢价，协商制度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那这时候，瘫痪或者半瘫痪的公权力实际上就是把经济决策权授予体制外的“资本”，让资本接管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权，区域经济的崩溃，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在一片废墟至上迅速诞生新的经济寡头，诞生一些内外勾结具有高流动性，在国际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戴两幅面具的蜥蜴人。
四 东方的特质
这里就涉及东西方政治伦理的一个核心区别：东方的公权力是高于个体的存在，个体的主体性在东方政治伦理中，并不是现成的、坚不可摧的东西，而只是一个结构性互动中的被塑造之物。
东方的个体不是现成的，而是等待被正确的塑造出来的东西。他可能会被错误的塑造出来————比如农民失去土地，君主没有给予农民以足够的看护，那么这样塑造出来的农民，就无法形成稳定的生产和再生产，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塑造。
而君王应该给予农民以足够的土地，使其自给自足的生产再生产，并提供足够的诸如安全、治水能公共产品，辅助农民的生产再生产，形成稳定的自洽的可持续的社会生态，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对个体的塑造。
东方政治伦理中，农民是待定之物，压榨农民的豪民也是待定之物，妨碍农民进行稳定再生产的一切要素，比如贪官污吏、外部的游牧民族，都是一些待定之物，都需要等待明君（明君就是正确行使公权力的标本）来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进行塑造，最终目标不是某一个群体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最大化也不是最终目的，社会利益最大化也是为了塑造出一个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生态，从而尽可能长久的维持社会良性演进————这就是万世太平，这就是政通人和。
这种带有结构主义的政治方法论，带有长期的、宏观的利益关切的政治价值观，合起来，才是中国的政治伦理。
在这种整体至上的政治伦理中，任何个体都要服从于公权力从整体利益出发的社会规划，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管理方法，才能不断适应各种新挑战新危机，随机应变。
公权力高踞于上，来统辖民众，而这种统辖，也必然因为系统的熵增而出现各种bug，也就是不断偏离理论上的最优状态，这种偏离在体制外就表现为土地兼并和商人牟利，在现代语境下就是资本力量膨胀；在体制内就表现为管理失能，贪腐懒政，就表现为冗员和腐败。体制内的bug和体制外的bug有必然会合流。
因此，中国的政治伦理，一直对官员的黑化和资本的黑化表示出不间断的敌意，公权力被要求去肃清这两种黑化。
而体制内的黑化，其肃清主要是肃清肉身，也就是肃清黑化官员，对于体制本身还是要保留，因为没有体制，公权力就变成空气了。
因此，体制内的bug，也就是官员的黑化，是中国政治伦理框架下的“必要的恶”——官员总是会黑化，会形成恶，黑化的官员要清除，但是体制本身要保留，体制保留了，社会管理功能才能持续实现。
而体制外的bug，也就是资本黑化，是中国政治伦理框架下的“必然的恶”，人皆有私心私欲，私心私欲在马太效应加持下就形成体制外的财富积累，这些财富积累就会变成各章体制外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严重危害社会生态平衡，造成民众生存条件恶化，形成普遍的人道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公权力就是要不间断地去清除这些B必然出现的恶，以维持社会生态的再平衡。
而民众，则并非具有必然的善，民众必须服从教化，勤勉生产，守序向善，才能称之为“良民”，才具有善。民众是“不必然的善”，要教导他们成为善，也就是和谐秩序下的持续生产。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不仅需要清除黑化的官员和资本，就是民众，也要不断进行精神再造，不断压制民众的地域主义，工团主义，要对贫困地域贫困阶层搞转移支付，民众的消费观念也要进行再造，限制浪费，限制无节制的消费，要储蓄，要生育。为什么不高双11了？谁乐意搞双11？当然是资本啦，资本搞出双11，愚昧的民众去参加消费的狂欢，结果成就的是资本的盛宴————这本身不就是在证明：不运用公权力约束民众行为，民众的恣意妄为本身就是对资本利益的助长吗？
民众的审美趣味也需要公权力去纠偏，这就是为什么飞天奖要奖给具有现实主义作品，而不能奖给玄幻剧。
民众的生育观本质上就是民众的消费观，乐意不乐意去压抑个体的享乐，而为了超越个体的“宏观叙事”————民族和文明的延续，去进行生育，这才是生育问题的本质，越是资本化，越是按照“以个体为尊”的价值观去塑造社会，生育率就越低。反而是那些不能实现资本化，个人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因此逼得父母把子女当成廉价劳动力进行压榨和贩卖的地区————比如印度，反而生育率很高。
而为了使公权力能够实现对社会生态的持续看护和纠偏，就需要赋予公权力高于官员和资本及民众的权力，在东方伦理框架下，公权力不是任何实体的交互平台，而是最高等级的存在，其他存在形式反而是依附于公权力，才被塑造出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天下观其实就是整体价值取向+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政治伦理观。
这种社会权力结构，才能适应各种问题挑战危机，像一个可以不断演化的生物体一样，适应寒冷、气候变暖、洪水、干旱等等外部变化，抵御各种外部武装团伙的侵略，维持文明的延续。
五 东西的差异，东方是西方的倒立镜像。
综合讲，西方政治伦理是对现有社会权力结构的背书，不允许对现有政治主体的利益进行深度调整，因此必然形成现有政治主体的利益固化。
而东方政治伦理强调社会体的长期整体利益，为了长期整体利益，社会结构内的各个主体，都需要进行适应宏观叙事的再造和约束，使得社会体应对各种外部问题及内部矛盾激化的考验。
而为了实现公权力引领社会进行动态演进，必须赋予公权力以高于各局部主体的高一级的权限。那么怎么去制约公权力呢？
首先，公权力的运作，是在真实的现实环境中运作的，它运作的时候，也必须去符合公共意识形态，很多丑化公权力的政治寓言中，会幻想公权力不受制约的去屠杀民众，这是一种政治臆想：其实，那么屠杀，本身就是此一族群对彼一族群的群体恶意，这些群体恶意无论有没有公权力，都会爆发出来，可以说，屠杀是这些社会体当中，民意的表达。当然了，无序的社会状态和外部侵略者充当公权力形成了一种恶性权力生态，使这些不道德的民意得到了施行，这不能用来否定公权力，这恰恰应该用来否定个体为尊，否定某些民族的自我美化。
实际上，公权力的运作，即便是那些被利益集团窃取了公权力而施行恶政的实践，公权力也不得不去寻找某些立场不良的意识形态为自身背书才能推行下去。因此想象公权力会肆无忌惮的作恶，随意杀人放火，不过是一种有心人的污蔑和大众被害妄想症的混杂而已，南北朝那些被颠覆的皇帝就会被篡位者描述成无恶不作的精神躁狂症，就属于此类。
而真正制约公权力的，短期讲就是执政核心圈子的治术，没有政治智慧，不懂得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很快就会被内部政变掀翻。
中期就是执政成绩，社会不发展，官员群体得不到更新，中小庶族知识份子（现代语境下就是小有产者家庭出身）得不到晋升，民众生活没有改善，那么执政者就会失去支持者，执政权威丧失，直到被内部掀翻或者遭遇重大政治危机而下台。
长期就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执政能力低下，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完成不了本民族本文明体的历史使命，就会造成内部矛盾激化，或者无力抵御外部侵犯。这其实属于“历史的审判”。
东方政治伦理不仅强调在政治结构中赋予公权力以崇高地位，在文化叙事和民族叙事上也是如此。
西方以个体为尊，在民族层面上则以保留各族群的族群分立为政治正确，如此，就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认同，不同的族群认同再进行政治上的博弈。如此，则增加了社会的内耗，其结果就是社会体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族群之间的内耗中来，既形不成合力去对抗外敌，也形不成合力去进行内部开发。从而呈现社会生态碎片化，这就为外部的资本或者输出资本的国家，去操控这个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此，这些输出资本的国家，就可以按照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这些碎片化的区域，去建构民族认同和民族对立。
在社会层面形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在民族层面形成一个个原子化的细分民族，如此，社会一片散沙，公权力陷入内耗而瘫痪，既不能进行内部的本地经济发展，也无力地域外部的经济军事入侵，那就必然成为资本时代的耗材，向国际资本提供廉价人力及自然资源，还提供可怜兮兮的本地资本积累——不信请看zang族老爷们的西方奢侈品包包，和zang族奴隶的人皮工艺品放在一起一点不违和。
而只有像东方这样，首先树立一个包容性的、崇高的、统一的文明意识形态，让大家都融入其中，如此就不必形成细分的族群认同，也就不会形成繁多的族群独立，也就不会陷入内耗，而可以直面更加迫切的生存问题，进行社会内部的深度开发，集结力量抵御外部入侵。
因此，一个统一的、崇高的、包容性的文明意识形态，恰恰是在去意识形态————把人的精力从这些个体或者族群认同的“虚假问题”上挪开，去直面更加迫切的生存问题。
而抹杀这个统一的、崇高的文明意识形态，把它说成为大汉族主义，然后去帮助少数民族去形成各个不同的族群认同，形成原子化的数量众多的民族认同，恰恰是在毒害社会体，这样做的后果，恰恰是在帮助国际资本作为离岛平衡战略执行者去操控本区域的社会内部斗争，去实现国际资本的超经济诉求，这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资本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加强。
个体与公权力的关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同构的。
而同一领域内的结构，表现出的历史现实，在东西方，则是倒立的镜像。
民族问题，或者说族群对立，在西方，使得西方进行内部利益妥协的成本激增，那么它们只好向外部转嫁矛盾，而如果能在东方，移植西方的那套政治伦理观念，那套民族观念，就可以在族群层面，把东方碎片化，那么，在向东方转嫁矛盾时，就变得更加顺畅。
这就是同一领域的结构，在东西方的交互关联中，呈现出的互为倒立关系的镜像。
族群对立加大内部沟通成本，逼迫其转移斗争方向，转而向外部转嫁成本，这对西方而言是可行的。那么东方也搞族群认同，也必然形成族群对立， 也必然形成内部族群撕裂，那东方向谁去转嫁矛盾？那东方就只能成为被转嫁矛盾的耗材。
民主也是如此，西方玩弄民主，造成内部沟通成本激增，无法实现内部深度开发，它们只好去外部攫取东方（也可以是东欧和中东及非洲或者拉美）财富以抚慰本国公民。那东方呢？东方玩弄民主，自己拆解自己的公共政治机器，自我瘫痪，东方去向谁转嫁成本？
美国人不方毅，美国人可以玩弄民主，放纵一清发展，不去承担公共管理义务，导致生产萎缩，因为美国人可以印美元发给民众，让民众从东方购买物资以生活，那东方呢，东方不方毅，东方就要生产停顿，东方印人民币去向美国购买物资？美元是国际货币，虽然是无耻的国际货币，但它是国际货币。人民币不是。
所以，东方不方毅，怎么活？东方也玩弄民主，放纵短视的民众结束封孔，可能吗？东西方互为倒立的镜像，西方上东方下，这个结构给予了西方放纵的空间。
六 从东西政治伦理差异谈东方方毅乱象
1 只要坚持方毅，那么方毅就会变成高压指标，对官员构成硬性约束，官员自然要加码，要过度方毅，这是它们自然的行为逻辑。民众当然要去批评这种行为，但要明白这种批评的合理边界在哪？当批评从具体的人和过错，上升到体制批判，上升到大政府的专制之类的伦理批判，那就是走火入魔了。
而且，官员非常乐于方凯的，方凯可以接触它们头上的高压指标，那真是“放弃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官员们被逼着去进行方毅封孔，是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虽然这种服务会变形，但它还是一种公共服务，要真是方凯，官员们就没得义务去提供公共服务了，都会去喝茶看报打材料去了，你们以为你们能得着好？愚蠢啊。
2 资本之所以坚持方凯，其直接目的是为医药利益集团开路，中期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央权威————近几年，管制资本的政策接连出台，教培、互联网、地产、金融都受到政策打击，这些打击严重限制了资本的利益，它们就在方毅问题上把方毅作为一个标杆性的“过度管理”“公权力滥用’的典范加以攻击，只要扳倒了方毅，那么政策权威性就收到了质疑，一切“管制”政策的伦理基础都会受到动摇，那么地产是不是也要放开，互联网无序扩张是不是也要放松。
初次之前，还有内外勾结的中长期目的，我们当前对资本的管制，加之经济繁荣周期末端资本收益率下降，资本维持投资增长的意愿急剧下降，国家不得不以财政扩张+印钱来填补资本投资缩减，为经济兜底，倘若方凯造成生产中断进而造成通胀上升，那么印钱+财政宽松的路子就走不通了，那么经济要么坍塌，要么就要从政策上向资本屈服，放松各方面的管制，对内放松，对外资也要放松，那么这几年的限制资本的历史功绩就全部要付之东流了。
很多就职于互联网、地产、金融、医药行业的人，都痛恨这些管制，恨不得全部抹除这些政策限制，让自己大赚特赚，因此就着方毅问题起哄架秧子，发泄情绪，和这些虫豸们怎么能搞好国家？
3民众要学习，要有行为边界，要恰当的批评，必要一味进行情绪发泄。封孔你们就不乐意了，那真方凯了，出现医疗挤兑，骂体制骂正负的还是这些人。这不是巨婴吗？
民众诉求就一定要满足吗？大多数人连自己的生活都弄不明白，都是些120抄底阿里巴巴，2000块满仓茅台，2022年全仓基金的人，这种认知结构，还去对宏观政策发表意见，真以为自己是章北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