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三峡”（中）
原标题：历史的“三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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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闻人过眼录
?梅兰芳传稿（上）
编者按：
《梅兰芳传稿》系旅美史学教授唐德刚博士三十年前为纽约《天风月刊》（一九五二年八月至十月，该刊第五期至第七期）所撰之旧稿，以“思蕴”笔名发表。读者仅知这篇文章写得好，但不知“思蕴”为何许人？十五年前香港《明报月刊》创刊之初曾予转载，其后台北《艺海》杂志（现已停刊）也曾予转载，唯均不悉作者姓甚名谁。本社为编印唐教授旧作《五十年代底尘埃》一书，特觅出《天风月刊》原稿，请作者重加校订（上述两刊转载时均有部分辞句脱落）后予以重刊，一则还作者以本来面目，再则以飨本刊爱好国剧读者。香港名作家胡菊人先生在序唐著《五十年代底尘埃》时说：“文章如名剧，屡屡上演，屡屡为人喝彩！”这也是本刊重刊此文的心情。最后愿附带说明者，作者写此文时年未满三十，而梅伶口述、许姬传执笔所写《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尚未出版，作者虽自谦为“传稿”，但其学识之渊博、资料之丰富、文笔之老到、见解之深刻，三十年后仍历久弥新，屡读不厌，而经得住时间考验。
如果男性中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定会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他之所以能垂名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获得了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一个曾经看过梅剧的苏联剧作家问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个男人来扮演女人呢？”颜说：“如果以女人来扮演女人，那还算什么稀奇呢？”
兰芳现在是名满全球了！但是老实说，西方人之欣赏梅剧，恐怕多少要受几分好奇心的驱使。可是我们看惯了“男人扮演女人”的几万万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又对他疯狂地爱慕呢？这分明不是因为他“稀奇”，而是因为他“更别有系人心处”！
兰芳才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所以从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幸好他还有个祖母。她悯其孤苦，躬亲抚养，至于成立。另外还有个“胡琴圣手”的伯父。兰芳七岁时便开始学戏。他那驰名的“玉堂春”就是他伯父教的。所以兰芳未到十岁就会唱“十六岁开怀是那王”了。
他们梅家在清朝咸同年间在北京便很有声名，所谓“所操至贱，享名独优”。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身躯长得细腻洁白，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所以当时便以演风骚的戏出名。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而在《盘丝洞》里饰那和猪八戒调情的蜘蛛精，玉体半裸，尤其淫冶动人。
一个曾看过巧玲戏的人说：“《盘丝洞》一剧，以梅巧玲最擅长，他人不敢演也。盖是剧作露体装，非雪白丰肌，不能肖耳。”
梅家之入京，当始于巧玲，至于他的祖籍何处，则殊无定论。《梨园轶闻》的著者许九埜说：“梅胖子，名巧玲，字慧仙，扬州人。”此说殊不可靠。因为扬州是烟花旧地，中国古代诗人羡慕“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名伶名妓都说自己是扬州人。
五四运动时代，北平学人则说梅是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同乡——安徽安庆人，不知何所本。
萝摩庵老人的《怀芳记》和齐如山编的《梨园影事》则说梅家是祖籍江苏泰州。此说似稍可信。
盖维扬产的艺人，都概括地说他们自己是扬州人，故有是扬州人之传说。至于安徽人一说显系无稽之谈。唯不管三种说法之真实性如何，而梅氏原为南方人则似无可疑之处。
清朝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这些儿童同时也就被列入乐籍。
清人罗瘿庵在他的《鞠部丛谭》内说：“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蓻南生的《侧帽余谭》则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帮共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
至于巧玲本人是否亦以此种方式去北京的则不可考矣。巧玲在髫年时艳名即遐迩皆知。共时亦常入内庭供奉。这“天子亲呼胖巧玲”的花旦，在咸丰初年即已是捧客们征逐的对象。
不过这时正是昆曲已衰，皮黄未兴的时候。加以北方外患方亟，南方的太平军正虎踞长江之时，以故北京戏业不振，伶人的生活还很清苦。那时北京的戏票每张只卖铜钱几百文，约合后来十来个铜圆。此种情形至光绪初年还是如此。所以他们那时所最看中的生意经，便是到达官贵人们家里去演堂戏。但以巧玲之红，每回堂戏的收入亦不过十两银子，比起他孙儿和谭鑫培等在洪宪王朝时所演五百银圆一夕之堂戏，真有霄壤之别。
再者在帝王时代的中国，三千年来一向是“娼优”并列的。乐籍是中国阶级社会中的最下级品流，与外界是不通婚嫁的。《鞠部丛谭》中说：“凡名伶无不有几重姻戚，盖昔时界限甚严，伶界不能与外界结姻。”兰芳的岳父王佩仙便也是个名伶。佩仙的五个女儿也分别嫁了五个出名的戏子。
幼年梅兰芳
青年梅兰芳
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据说梅巧玲还有几分侠气，每不惜巨金去救济那些为他捧场的寒士。所以他虽然做了四喜部头，也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当他于光绪八年病死的时候，遗产所余也很有限。
巧玲有两个儿子，乳名叫作大琐、二琐。大琐名叫竹芬，后改名雨田；二琐名叫肖芬。他两人也继承父业习青衣花衫。大琐年少时粉墨登场也还楚楚可人。《宣南零梦录》的作者粤人沈南野当时在北京做豪客，“曾招之侑酒”，说他：“既至则敛襟默作，沈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厘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这位薛宝钗式的大琐就是兰芳的伯父。后来他也因“倒嗓”不能再唱，而改行为琴师。
至于二琐则一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人捧他，未及壮年，便夭折了，而兰芳就是二琐的儿子。所以他不但少孤，而且家境也非常贫寒。
但是兰芳一小便绝顶聪明，更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细腻白皙，指细腰织，真是浑身上下，玉润珠圆。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小便生得一副谦和脆弱的气质，柔和得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女。再配上一副清和润朗的嗓音，使他除性别之外，便是个百分之百的姣好少女。当时人说他是“以文秀可怜之色，发宽柔娇婉之音。”所以他自十二岁取用艺名兰芳——他原学名梅澜，字浣华——在北京登台以后，一鸣惊人，不朞年便捧客盈千。
须知当时北京的优伶，没有人“捧”是永远不能成名的。在那千万个捧客之中，最重要的还要有“豪客”。至于豪客，在当时的北京是所在皆是的。那儿有的是王公贵人，贝勒公子；有的是腰缠十万想到北京“捐”个知府道尹的地主富商；有的是进京会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各方名士和新举人；有的是卸职还京，在习礼三月等候便衣殿召见的封疆大员。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有闲阶级，客居无聊，便去包妓女，捧戏子。
清季京师禁女伶（北京有女伶系庚子以后事），唱青衣花衫的都是些面目姣好的优童。这种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后来被讹呼为“相公”。日久成习“相公”一词遂为他们所专有，公子哥儿们反而不敢用了。兰芳便是当时百十个“像姑”之一。
这些像姑们当然每个人都想拥有千百个豪客，借他们的财势，将来好变为红角儿。贱日岂殊众，我们没有理由能把这时的兰芳和他们分开。
但是应付这些豪客也绝非易事。他们除在园子里听戏之外，还要这些童伶们去“侑酒”去“问安”。侑酒的方式有剧妆侧侍的，也有卸妆杂座的。在这种场合下，酒酣耳热，猥亵的行为在所不免。清人笔记所载比比皆是。
《越缦堂菊话》的作者李慈铭便感慨地说：“其惑者至于偏征断袖，不择艾豭，妍媸互济，雌雄莫辨。”痛骂那“布政使”“学差”者流的荒淫无耻。
清季恒以男伶和女妓同列，而女妓则无男伶的身价高。因为这些豪客们有的是美人充下陈，无啥稀奇。何况女妓们多有色无艺呢？
郑振铎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序中说：“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性欲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戏剧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点。”
有些像姑们除应付豪客之外，亦有以同样方式向“冤大头”们掏金的（“冤大头”三字在嘉庆时即有此俚语）。
据当时史料所载，这些“冤大头”们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眼色相勾也。而诸旦在园见有相知者，或送果点，或亲至问安以为照应。少焉歌管未终，已同车入酒楼矣。”
这些冤大头们有的竟为他们所迷恋的伶人“筑室娶亲”耗至数万金者。亦有因破产呷醋等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者。所以有人作诗咏其事说：“飞眼皮科笑口开，渐看果点出歌台，下场门好无多地，购得冤头入座来。”
但有时也有骗子冒充冤大头的，伶人们也常有因此失金“失身”的。
也有些寒士，因为做不起冤大头而又偏想染指，以至受辱的。其时有一老头子的寒士，自号“小铁篷道人”的，因为寻芳不遂而受管班的侮辱，他悻幸而去之后，还拿出阿Q的精神来说：“道人为花而来，岂屑与村牛计较，司空见惯，殊恬如也。”至于情性相投，双方皆出于自愿者，亦殊不乏人。
这一类的社会史料，在清人的笔记内真多不可数。清季士大夫阶级荒淫的罪恶，真罄竹难书。但是这个罪恶的渊薮便是兰芳出身的社会背景。由此也可知道他的职业的性质。
写历史的人不能因为他爱慕兰芳，便剪去了那梅郎弱冠时代伤心的一页。
据说兰芳少时即“以家贫，演戏之暇，时出为人侑酒。”有一个广东籍姓冯的豪客为他“营新宅于芦草园。屋宇之宏丽，陈设之精雅，伶界中可称得未曾有。冯又延诂豪贵，往来其宅中，因之梅之名誉大著。”关于这位冯姓豪客于民国初年在北京传说尤多，今姑从略。盖那时捧梅者甚众，不必多考。
四大名旦（前排居中程砚秋，后排左起：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
不过时至光绪三十几年时，兰芳仍算不得是“花国状元”。他上面前辈的青衣花衫还有他的师傅陈德霖和王瑶卿，生角有谭鑫培，武生有杨小楼等。兰芳不过是当时像姑中的第一二名而已。
但那一批前辈伶人与梅家非亲即故，所以他们对兰芳也加意扶持。尤其那特蒙西后殊恩的杨小楼和谭鑫培，也时时援引兰芳为配角。有时亦偕入内庭供奉。北京人曾传说兰芳亦尝为西后面首，此说殊不近人情。至于后来传说他受宠于隆裕太后，虽亦不足信，唯征诸汉唐宫闱往事，固亦未可断其必无耳。
要不是时代有了转变，恐怕兰芳的一生便要和他的先人们一样，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凭自己以往的声名，来当一名管班，授几名徒弟，再去扶持一批小辈子侄，任达官贵人们去“捧”了。
谁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大清皇室随之瓦解土崩。兰芳的命运和他的职业一样也起了激烈的转变。
兰芳在清末专唱青衣正旦，所谓贴旦。民国以后乃兼唱花衫。他本人是以皮黄起家的。但他并未忘记他梅家祖传的昆曲。《刺虎》便是他昆曲的拿手戏。
中国戏剧自宋元而后以至于他们梅家之崛起，都是昆曲的天下。自元人杂剧到吴梅所搜罗的一百四十六种“清人杂剧”，骚人墨客们也着实下过了一番功夫。至于情节的动人与夫唱词的娴雅，昆曲可说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唯其伴奏的乐器则只以笛子为主。
就乐器方面说，中国的笛子是很原始的。它只有七个音阶，国乐所谓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笛子是不能吹半音的。更浅显地说，就是笛子吹不出钢琴上黑键所发出的声音。不用说西乐中几重奏的和音笛子无法应付，就是吹个单调儿，笛子也是不能胜任的。所以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昆曲，唱起来也是索然寡味的。
严格说起来，昆曲是近乎话剧的。欣赏昆曲，与其说欣赏伶人的唱功，倒不如说欣赏戏剧本身的情节，熊佛西先生说得好：“大多数旧剧是只有‘故事’而无‘剧’的。”昆曲尤其是无啥可唱的，尽管当今还有批文人雅士如赵景深者流还在继续唱下去。
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欣赏意境的好。
所以到了清朝末叶，昆曲就式微了。而打倒它的，却是由南方北传鄙俚不堪的土戏“乱弹”，也就是所谓“黄腔”。湖北黄陂黄冈两县所流行的黄泥调，便是后来的第二黄。再配上微调汉调，乃成为后来的皮黄。
咸丰以后，皮黄日盛一日。同治小兴时昆曲就被打入了冷宫。老的昆伶都纷纷改业皮黄。做这个转替时代的枢纽的便是三庆班头的程长庚和四喜部头的梅巧玲。
巧玲原为昆伶，且能吹昆曲笛子三百套，但是时势所趋，他终于改业皮黄，成了京剧的开山祖师之一。不过巧玲那时所唱的京剧不但词句是下里巴人，和昆曲不能比；就是它那主要伴奏乐器的胡琴，所拉的调门也十分简单，虽然已比笛子进步多了。可是到了他的儿子雨田手里情形就不同了。以前胡琴调子中的开板——俗谓之过门——十分简单，到了雨田手里花样就多了。今日吾人所欣赏的二黄原板、西皮慢板、反二黄等等的幽美的过门，几乎都是雨田一手改良出来的。雨田因此成了梅派胡琴的祖师。
马思聪说：“试问两根绳子能发出什么音来！”这是“出者奴之”的话。虽然就管弦乐方面言，我们同西方不能比较，但就一两样小玩意儿言，个人技艺的表现，我们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梅雨田的胡琴就是如此。据说他能以胡琴“效座中各人言语”。京剧是今日每个中国人都听过的。胡琴拉得好的，亦确有其超凡脱俗之处，这也是任何音乐家所不能否定的。
民国以后四大名旦的琴师，几乎全是梅派。所以兰芳不但是四大名旦之首，而其他三大名旦亦皆祖述梅家，现姑不多谈。
所以京剧到了兰芳手里，可说是天与人归。他的祖父和伯父都替他做了准备工作。他集三世之大成，再加上一己的天赋，年方弱冠，便成了举世瞩目的红星了。
再者，皮黄到了清末可说已至滥觞时代。西太后是天天要看戏的。那时戴红顶花翎，穿黄马褂的头品大员参见太后都要匍匐，仰首凝视是要犯大不敬罪的。可是戏子们在“老佛爷”面前却可随意调笑。据说在光绪初年德宗每次陪太后看戏总是侍立一旁，一次一个演皇帝的戏子出台后向宝座一坐说：“咱假皇帝有得坐，真皇帝还没得坐呢！”太后听了大笑，于是赐德宗座。
一个梅家四喜部的演员，一次在内庭戏台上，拿女子开玩笑信口乱说，他对他的婆娘说：“浑家，你知道阴七阳八吗？你们女人饿七天就死，咱们男人饿八天还不得死！”这一下他忘记了西太后也只能饿七天。所以慈禧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男人就这样神气！老不给你赏钱，看你饿死饿不死？”所以小太监们以后常常克扣他的赏钱。
由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皮黄在清末盛行的状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清朝光宣之间，朝野上下几乎每人都要哼几句才算时髦。一时文人学士也以捧戏子为风流韵事，而兰芳就是这风流韵事中的宠儿。
所以罗拜在他的红裾底下的第一流名士，多不可数，而尤以清末民初的易实甫、樊樊山为最。梁启超和后进的胡适也常敲边鼓。
梅兰芳剧照·打渔杀家
在这些文人的精心策划之下，于是梅剧的内容情节，唱功、身段、灯光、布景、台词、音乐等等的进步也就一日千里（熊佛西先生在《佛西论剧》内对梅剧曾有严格的批评。这儿笔者所谈的只是就京剧本身的进化而论）。因此皮黄乃由一种鄙俚不堪的小调儿，骤然进步到雅乐之林，在中国的歌剧艺术史上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而兰芳就是这一页的首要著作者。至于兰芳在这些第一流名士的捧客间，是否也有一二腻友，其友情是基于“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如琪官之与宝二爷者，笔者就无从深考了。
清季唯有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内才有唱皮黄的女戏子。唯当八国联军的混乱期间，天津的女戏子乃乘间入北京演唱而大受欢迎。后来两宫回銮时，当局也就默许了既成事实。女伶既兴，则在北京很多唱青衣的男伶都被那唱青衣兼唱花衫女同行挤下去。在民国初年此种情形尤为严重。于是兰芳在各方怂恿之下，在大名士显宦的捧场中，也开始唱起花衫来。青衣贴旦是专究唱功的，而花衫则唱做兼重，为投时好，为求雅俗共赏，为与风骚的女同行争生意，则兰芳唱起花衫来，其任务也就益形繁重了。
梅兰芳剧照·黛玉葬花
为完成这一个繁重任务的第一要义就要举止淫荡。要拼命地“浪”，要浪得入骨三分，要浪得如贾琏所说的“使二爷动了火”。你别瞧兰芳“文秀可怜”，他浪起来可也真够劲。他的女同行想把他挤下去，显然是蜉蝣撼大树。
当他于民国二年在北京怀仁堂唱“小尼姑思凡”时，华北为之轰动。上自总统、内阁总理、各部总长，都夹在人丛中挤眉弄眼。在前三排的席次内，你可找到道貌岸然的蔡元培，一代文宗的梁启超，状元总长的张季直。在“小尼姑”春情荡漾时，你也可看到这批胡须乱飘的老人家们的眉梢眼角是如何的随之秋水生波。
他这一浪，那一批捧他的文人学者们固然为之心荡神移，而那批头插毛帚，代清朝王公贵人而起的新统治者更是想入非非。于是梅郎的命运也随之浮沉曲折进入了新阶段。
不特此也，那一向视好莱坞大腿如粪土，而却嗜梅剧成癖的美国驻华公使，为艺术而艺术竟也大捧其场来。于是兰芳的博士方巾，这时虽尚远隔万里烟波，而也就隐约在望了。
在清末，兰芳虽已声名大著，他说起来他总是老伶人谭鑫培、余叔岩辈的配角。可是辛亥革命以后这情形就不同了，按梨园旧习，旦角本是最卑贱的，元曲如此，昆曲也如此，可是到兰芳成名时，这旧习内也起了革命，尤其是民国二年兰芳第一次南下到了上海之后。
北京人听戏是很别致的。在那陈设简单，座位稀少的戏园内，有的竟然放了一张张笨重的八仙桌，观众绕桌三面坐。老行家们听戏总是双目半闭，侧身而坐，一手抱茶壶，一手敲板眼，他们是在“听”戏。听到奥巧处，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桌子一拍，叫声“好！”所以戏子们在北京虽然也要色艺兼重，而唱功则为首要。
在上海就不同了。碧眼儿为我们带来了新式的舞台，大到能容一两千人。再者北京的“良家”妇女是很少进戏园的，上海却不然，那硕大的戏院内却挤满了领子比颈子还高的太太小姐们。这些海上仕女是不懂什么二黄西皮的，她们来的目的是“看”戏。“听”反而变为次要了。所以兰芳民国以后之兼唱花衫，与他一九一三年之南下是很有关系的。
抑有甚者，上海是吴侬的故乡，江南佳丽，多如过江之鲫，她们到这洋化的戏院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争奇斗胜。可是当兰芳在上海演天女散花时你可看到，在那一阵急促的三弦和琵琶声里，只见那后台“出将”的绣帘一飘，下面闪出个古装仙女来。在那灿烂的灯光下，她一个食指指向须边向台口一站，那全院小姐太太们的脸顿时都显得黄了起来。就凭这一点，兰芳在上海立刻就红起来了，别的就不必提了。
梅氏皮肤的白皙细腻和脸蛋儿的姣好动人，是尽人皆知的。任何自命不凡的东方女子，在这场合下和他一比，都自觉粗糙不堪。至于一个男人何以能有如此的“花容月貌”呢，那只能追问上帝！因为他实在是天生的尤物。
艳名南传之后，兰芳回到北京益发身价十倍。其后他便常常以花旦戏作压轴戏。捧他的人，不消说，也不像清末王公之对待像姑了。军阀官僚之外，出入于兰芳之门的，多的是进士、翰林一流的遗老和学成归国的欧美留学生。老状元张季直即以“三呼梅郎”而闻名海内，梅党中的樊樊山、易实甫捧得益发起劲。而他们中捧得最具体的则是齐如山。
齐君在清末即已有文名，后来以捧梅甚力，竟然做了入幕之宾，专门替兰芳编戏。在这些知音律的文人们幕后主持之下，京剧乃因兰芳而高度的发展成了雍容华贵的艺术。
前已言之，京剧本源于“乱弹”。“乱弹”者，乱弹一阵也。清代因北京五方离处，各地来的人各有所好，所以北京各种地方戏皆有，秦腔、梆子、黄腔、汉调……无不具备。后来伶人每每综合演唱，以娱籍贯复杂的观众，而“乱弹”就是这联合阵线的总名。就是在梅家上两代，“乱弹”还是乱弹的联合阵线，没有完全融化，到了兰芳成名的时代，这乱弹才真正地统一，成了个整体的艺术。因兰芳而盛行一时的曲牌南梆子，就是出于梆子腔，西皮则出自秦腔。
梅兰芳剧照·牡丹亭
须知“乱弹”本出自中国农村。京剧内的大锣大鼓本也是为着适应野外演唱用的。所以一切现代化的所谓舞台布置等等，都为当时社会条件所不许。不得已而求其次，他们乃想以身腰四肢动作作为发生某种事件的象征。但是如一味在台上无规律的乱动也不太雅观，聪明的民间艺人们乃定出许多种式样来，如抬腿表示上楼，低头表示进门等等。
西方大规模的舞台布置也是大都市兴起以后才有的事。有了现代化的经济制度，才有现代化的舞台设计。所以如果我们以现代化工商业的社会做着眼点，胡乱地来批评以农村经济作背景的京剧，是缘木求鱼。洋人之批评中国旧剧就犯了这毛病。胡适之先生也跟着说中国的戏剧艺术是在樊笼中发展的。这都是忽略社会背景的皮相之论。兰芳的导演们，不用说是基于这个传统来替他设计改良的。首先他的戏剧内容被改弦更张了。英雄美人的故事不再像“乱弹”中的俚俗，字句也有了改善。比起王实甫、孔尚任来，齐如山的《缀玉轩词》虽俗不可耐，但较之乱弹中的“昨夜一梦大不祥，梦见了猛虎入群羊……”一类的字句，则典雅多了。
至于兰芳的行头，文武场面，跳舞姿势，也都找了历史的张本。迷人最深的手指，也都经过深刻的研究。
乱弹中的地方乐队，不用说，也被大大地改组合并，其他的古乐器，也被择优加入了。所以兰芳的后台不再乱弹，相反的，他组织了一部中国的奏乐班，震耳欲聋的武场也有适当的约束。同时，为兰芳伴奏的乐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徐兰园的京胡，王少卿的二胡，都是国手。这一徐一王的合作，京剧乃有双琴和五音联弹制度的出现。梅派青衣中最出色的南梆子，几乎就是以二胡为主，京胡为辅的。
你听到梅曲南梆子中的“……轻移步，走向前，中庭——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你就可听出这一步改良的重要。
从世界进步的音乐观点来看，中国旧剧中的伶人不是在以声带唱，而是在以舌头念。兰芳固亦深知其弊，所以在他与世界进步的乐理发生接触以后，他的发音的部位也有重大的转变。酷好梅剧的英文《中国戏剧概论》的作者苏格尔就说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中国旧剧里面去，却没有损及中国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所以兰芳一开口，不用说一般优伶会变成哑子，就是其他三大名旦也望尘莫及。
所以，就是世界上要求最苛刻的音乐鉴赏家，也不得不对梅曲加以推崇。试看兰芳在一九三○年离开纽约以后，胜利唱片公司中他的唱片销行的盛况，你就可知道的。
梅兰芳剧照·贵妃醉酒
梅剧中的编导演唱自然也不能说没有缺点。徐慕云在《中国戏剧史》中就指摘梅兰芳不应用南梆子来唱《三娘教子》。凡此非关本题，今姑从略。
兰芳的花旦戏，经过一批文人的匠心，也有了大大的改善。他能演得既乐且淫而俗不伤雅。后来醉酒的杨贵妃比以前思凡的小尼姑也高明多了。
在《太真外传》里，你看在华清池赐浴之后，那玉环妃子在百花亭畔，喝得七分酒意。想起那胡须满腮的老头子，不能不使她失望，在那白玉台阶边，她徘徊上下，酒兴催人，情难自已。她把双手紧紧按住腰下，懒洋洋地躺在台阶上，眉尖下泄露出最淫荡的眼光来。这时台后的乐队打低了调子，以二胡三弦为主，奏出一段悠扬的“柳腰锦”，接着板鼓笃落一下，京胡提高了调子，转入二黄倒板，再转顶板，她醉态酣痴地唱道：“……这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这时万缕春情自丹田内涌出，她委实不能自持了，不禁柔弱无力地举起手来，叫道：“高——力士……卿家在那里？……”谁知那聪明的中国皇帝早就料到这一着。那在一旁爱莫能助的太监高力士，应声轻轻跪下道：“娘娘……奴才……不……不……”她再举起手来招一招，叫道“力——士。”
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千百张“剧情说明书”被人们不知不觉地搓成无数个小纸球。性子急的男士们这时恨不得一跃上台把高力士推向一边；女观众们也同样地局促不安起来，因为她们知道演这个痛快淋漓场面的不是女性的杨玉环，而是男性的梅兰芳！
就在这紧张的几分钟内，有的女士们竟被人在手上顺走了钻石戒指；老太爷们也有被小偷在这时割去了狐皮袍子后面的下半幅。
那坐在前排的英、美公使们，也不禁紧紧地拉住他们身边“密赛丝（Mrs）”们的手，轻轻地叫一声“汪达否（Wonderful）”。在他们洋人面前唱京戏，本是对牛弹琴，但在这场合下，纵使是牛也要为之情思荡漾的！据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是因此而向徐世昌总统提议邀请兰芳游美的。
那在台下看得出神的诗人易顺鼎，这时也“烟丝披里纯”一动，做出一首“万古愁曲”来。他说：“此时观者台下百千万，我能知其心中十八九，男子皆欲娶兰芳以为妻，女子皆欲嫁兰芳以为归，本来尤物能移人，何止寰中叹稀有，……吁嗟乎！谓天地而无情兮，何以使尔如此美且妍？谓天地而有情兮，何以使我如此老且丑？”
吁嗟乎！看过兰芳的戏，而自叹“老且丑”者，新夫妇尚且不免，况易老夫子乎！
真是像演《贵妃醉酒》这一类的戏，如演员们自己的禀赋内，没有这种纵是女性也少有的浪劲，是不能体会得那样淋漓尽致的。但是梅兰芳这个尤物，他就能模拟得惟妙惟肖。
梅兰芳传稿（下）
不过，梅郎的天赋，就只此而已哉？不！过了廿四小时，你可再看他那缠绵悱恻的《霸王别姬》。
这儿是在万马军中，那个盖世英雄的西楚霸王被十万汉军围困在垓下。众叛亲离的结果，现在是四面楚歌，灭亡就在旦夕。在这种绝境里，唯一对他忠贞不移的，便是那个随他转战十余年的妃子，温柔多情的虞姬。可是现在这一对英雄美人已到了最后生离死别的时候了。
当时绣着一株硕大梅花的绣幕缓缓地卷上时，你可看到在那连宵突围不成，现在倦极而卧的彪形大汉的身旁，徘徊着一个我见犹怜脆弱的女子。这时是月到中天，隐约可听出四周喊杀之声。在这个凄凉的军帐内，为让他休息一忽儿，她默默地走出帐外，时当初秋天气，真是“云敛晴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新秋光景……。”要不是国破家亡，这一番夜色该多值得流连。她徘徊在月光之下，心乱如丝。这时后台的乐队奏出了幽怨的二黄南梆子。她清晰地唱道：“……大王爷，他本是，刚强成性，……屡屡地进忠言，他总不听……”她不禁思潮起伏，愁爱交煎。
忽然武场内敲起“东——仓”，接着便是一阵大锣大鼓，一阵楚歌声，敌人已杀进城来。她仓皇地逃入帐内，忙叫“大王——醒！”
那个余威犹在的项王，一觉醒来，知情势已到最后关头。现在他俩是被困在十万军中，项王所余数十骑耳！挟一个柔弱的虞姬一道突围，势所不能；撇她而去，于心何忍。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此情此景，纵然是西楚霸王，也不禁热泪盈眶，发出了哀鸣。那花脸紧紧地拉住她的手，悲壮地唱道：“十余年，说恩爱，相从至此，眼见的，孤与你，就要分离……”但是在他身边那个依依不舍的小鸟，却仍然凝视着他，叫着“大……王……呀！”
也就在这一声里，不知道有多少个观众的手帕为之湿透了。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你可看到兰芳由一个浪劲十足的杨玉环变成一个以身殉情的虞姬。这是人类性灵中相反的两面，但两个都达到了极端，没有这种天赋的人，是模拟不出的，而兰芳的禀赋中便蕴藏着人类性灵最高境界中的无数个极端。所以他无论模拟那一种女性美，都能丝丝入扣，达到最高峰。
那些只会“拥而狂探”（用沈三白语）的碧眼黄须儿，对我们以男人扮女人的旧剧摇头长叹，那只能怪他们自己浅薄，他们就是所看非人。试问今日天下有几个女人，比我们的梅兰芳更“女人”？如果女性演起来，还没有我们男性的女人够劲，那凭什么女人要独霸女性的艺术。
你看那以“劈”“纺”出名的梅郎女弟子，言慧珠、童芷苓，和五十多岁的师傅同时在上海登台，青不能胜于蓝，就是明证。
民国初年，北京女伶之禁大开，但是千百个女伶，就是这样地在兰芳面前垮下去了。一九一七年，二十七万的北京观众把兰芳选为全国第一名旦。如在清末他就是“花国状元”了。
1919年，梅兰芳访日期间演出《天女散花》
同年，那与我们有同好的日本人，重金礼聘，把兰芳接到东京去。在那辉煌灿烂号称远东第一的东京大舞台开幕典礼中第一个卷帘而出的不是旁人，正是我们的梅兰芳！
在日本几个月的勾留，六千万的日本人为他疯狂起来。本来事也难怪。须知那坐在第一号包厢内的皇后和公主们所穿的服饰，也不过是那被三万日本派往唐朝的留学生带回去的、长安市上妇女所穿的式样罢了，和我们长生殿内杨贵妃所穿出来的“宫样”如何能比。
男子不必提了。日本少女们则尤为之颠倒。盖日本女子本即羡慕中国丈夫，兰芳一来正搔着痒处。她们被弄得如醉如痴。有的干脆痛快淋漓地写起情书来。那些芳子、蕙子们把兰芳哥哥叫得甜甜蜜蜜。梅郎返沪后，她们好多都丧魂失魄，整日价愁思睡昏昏。由于日本仕女对兰芳的爱慕，日本权贵于一九二四年，又把梅郎请去一次。东京不比纽约，梅氏在日本是可长期演唱的。但梅郎究竟不是樱花，东瀛何福消受。他之匆匆去来，真是留得扶桑，薄幸名存。
日本归来后，不用说，兰芳已是远东五万万人所一致公认的第一艺人了。但是，就在兰芳东渡之前，他已是北京罕有的“阔佬”了。民国三、四年后，梅氏每天的收入是自五十元至一百元不等，至于千元一晚的特别演出，还不在计算之列。外交宴会，绅商酬酢，几乎非有兰芳出演便不能尽欢。到北京游览的外籍游客非一访梅宅不能算到过北京。瑞典皇太子格斯脱，印度诗人泰戈尔均曾踵门造访。生意经最足的美国华尔街大亨，对梅氏也一掷千金无吝色。一九一九年美国一批银行家结队作北京之游，请兰芳演唱了三十分钟，他们便奉赠酬金美钞四千元。论钟点算，这恐怕是世界上艺人收入的最高纪录。那在一旁看得目钝口呆的美国穷文人苏格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数目就是开这张支票的人告诉他的。须知那善于“把生意当生意做”的美国大亨是最考究一分钱一分货的。如果无所获，他们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亦不为也。
但是这时的梅兰芳没有因成功而自满，或是因多金而以富贵骄人。他孜孜不倦，勤于所习。在北京深居简出，外人在舞台之外，很少看到他。欧美画师，想替这位名人画一两张速写像也很难如愿，据说是因为梅郎羞怯，不愿多见生人。
他于练习本行技艺之外，也勤于习字画画。兰芳写得一手秀如其人的柳字，也能画几笔疏影横斜的梅花，出手都很不俗。
他不烟不酒，起居饮食甚有规律，私生活十分严肃。对他一举一动最好猎奇的欧美记者，也都说他没有沾染丝毫不修边幅的习惯，并且和他接谈之后，大家都有个共同印象，说他像一个极有修养的青年学者。
不过兰芳究竟是一代风流人物，于两性之间，难免也有佳话流传。被动的不算，主动的则有他与余派须生、名坤伶孟小冬的恋爱故事，这是尽人皆知的。为此兰芳家庭中也曾闹倒过葡萄架。那为兰芳作伐的人，也因此在脸上被抓出个永志不忘的疤。这些，在兰芳出身的社会里，本是贤者不免的事，不必大惊小怪。
就在这样平凡而不平凡的生活里，兰芳在北京一年年地过下去。他的身价自然是与他的唱片一样，与日俱增。但在他的歌声里，世界和中国的政局，都有了沧桑之变。尤其是“北京王”的兴衰。短短的十来年内，他看过袁世凯、张勋、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冯玉祥……的此起彼伏。但每个北京王对他总都有着同样的爱护，兰芳对他们当然也无心拒客。至于后来人传说他与二张——张作霖、张宗昌——的特殊关系，则难免言过其实耳。
岁月不居，革命的浪潮终于冲到华北，北伐军于一九二八年进了北京，北洋军阀便连根结束了。北京改为北平以后，兰芳才第一次挣脱了与中央执政者的直接关系，其后他才逐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受达官贵人们操纵了。
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后，兰芳出国献艺之旧念复萌，于是乃正式筹备起来。为适应西方观众的嗜好，为启发他们对东方艺术的认识，兰芳的旧剧需要彻头彻尾的整理和改编，任务之繁重，自不待言。
而其中最重要的，却是要把中乐西谱，以便洋人按图寻声。北京大学音乐系的刘天华教授乃接受了这一项繁重的工作。经过一批中西乐家的长期合作，刘教授把兰芳的几支名歌都五线谱化了。西皮谱入F调，二黄谱入E调，南曲则谱入D调。一板三眼，自然是四分之四拍……毋待多言。
不过皮黄唱起来，有好多地方是不拘拍节的，也可说是有眼无板吧。如摇板，散板，乃至倒板等伶人开口前，乐队的指挥——板鼓师——就挂起了云板，以双手打板鼓，随唱者声音的高下缓急无定。而唱者也可以尽量发挥天才，不受拍节的拘束，这是京剧上的优点之一，但是五线谱却无法谱出。还有如京剧中唱西皮慢板是中眼起，中眼落，而不起初板，这与五线谱的格律也有格格不入之处……凡此，刘教授都别出心裁地把五线谱中国化了。然后再用中英文分别印出。另外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名流几乎全部动员捧起场来。党国元老李石曾和五四时代反对旧剧最卖力的新诗人刘半农，都特地撰文为国乐和旧剧辩护。在这一批新旧两派文艺学人的通力合作之下，这才把京剧真正的国粹化了。
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嘉宾合照
1930年，梅兰芳在美国剧院演出《铁冠图·刺虎》
经过年余的筹备，兰芳终于一九二九年终，偕了二十一名同行，登轮赴美了。在上海欢送的也是一时名流硕彦。
纽约这边，由美国故总统威尔逊的夫人领衔，也组织了一个赞助委员会。这时太平洋两岸人士都拭目以待这个东方艺术考验时日的到来。
沿途经过一番热烈的欢迎，兰芳一行，乃于一九三○年二月八日到了这五洋杂处的世界上第一个繁华的大城——纽约。
兰芳抵纽约后，下榻于泼拉莎大旅馆。在这同时期来美的尚有日本及西欧各国的演员。但纽约的新闻界则对梅剧团较为注意，这不是因为他名震远东，也不是因为他后台有美国名流的赞助，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怪事”。
在一番例有的酬酢之后，梅剧团乃正式订于二月十七日于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大戏院上演。
在这纸醉金迷的纽约，这一考验真是世界瞩目，除却巫山不是云，纽约人所见者多，一般居民的眼光，都吊得比天还高。好多美国亲华人士，在兰芳上演前，都替他捏把汗。
在出演前两天，那一向自认为是一言九鼎的《纽约时报》，对兰芳的报道便吞吞吐吐。时报的两位剧评家厄根生和麦梭士对兰芳在远东的成就曾加推祟，至于将来在纽约的前途他们都不敢预测。时报并以半瞧不起的口吻告诉纽约市民说，你们要看东方的戏剧，就要不怕烦躁，看躁了，朋友，你就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云云，又说梅氏扮成个女人，但是全身只有脸和两只手露在外面。这显然是说看了纵横在海滩上十万只大腿还不过瘾的纽约人，能对这位姓梅的有胃口吗？哼……
看这味儿，梅氏还未出台，这纽约的第一大报，似乎就已在喝倒彩。这是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他自己当然是如履薄冰，不敢乱作广告，在任何场合，他总是谦恭地说是来新大陆学习的。中国艺术虽然博大精深，而他自己却是中国的末流演员。如演出成绩不好，那是他个人技艺太差所致。
二月十七日晚间，他在纽约正式上演了。这天还好卖了个满座。第一幕却由兰芳亲自出马。那是一出由《汾河湾》改编的《可疑的鞋子》，是薛仁贵还窑后看见柳迎春床下一双男人的鞋子而疑窦丛生的故事。在那中国女译员杨秀报告了剧情之后，观众好奇地笑了一阵。
这是一个丈夫出去十八年还没有改嫁的中国女子的故事。那些穿着个布口袋黄黄瘦瘦的中国女郎们，纽约人是看惯了的。这天晚间他们是好奇地在等待另一个黄黄瘦瘦中国女郎的出现。
戏院中灯光逐渐暗下来，一阵也还悦耳可听的东方管弦乐声之后，台上舞幕揭开了，里面露出个光彩夺目的中国绣幕来。许多观众为这一幅丝织品暗暗叫好。他们知道哥伦布就为寻找这类奢侈品才发现美洲的。
绣幕又卷上去了，台上灯光大亮，那全以顾绣作三壁而毫无布景的舞台，在灯光下，显得十分辉煌。这时乐声忽一停，后帘内蓦地闪出个东方女子来。她那蓝色丝织品的长裙，不是个布口袋。在细微的乐声里，她在台上缓缓地兜了个圈子。台下好奇的目光开始注视她。
旧金山当地报纸刊登的梅兰芳剧照和演出的新闻
只见她又兜了个圈子到了台口。在变幻灯光下飔飘走动的她，忽地随着乐声的突变，在台口来一个Pause，接着又是一个反身指。这一个姿势以后，台下才像触了电似的逐渐紧张起来。
也就在这几秒钟内，观众才把她看个分明。她的脸不是黄的，相反的，她的肌肤细腻的程度，足使台下那些涂着些三花香粉的脸显出一个个毛孔来。
她那身腰的美丽，手指的细柔动人都是博物馆内很少见到的雕刻。脸蛋儿不必提了，兰芳的手是当时美国雕刻家一致公认的世界最美丽的女人的手。
这时舞台上的她，诚然全身只露出小小的两个部分来。然而这露出的方寸肌肤已如此细腻诱人，那未露出的部分，该又如何逗人遐想呢？
音乐在台上悠悠扬扬地播出。“儿的父，去投军……”他们是不懂，但是声调则是一样的好听。她那长裙拂地的古装，他们也从未见过，但是在电炬下，益发显得华贵。
台上的她愈看愈贵族化起来，事也难怪，她原是个东方的贵族，相府里出来的小姐。你看看台下那一个个呆若木鸡，深目多须的家伙，原只是一群虬髯客和昆仑奴。相形之下，她的雍容华贵，不是良有以也吗？
随着剧情的演进，台下观众也随之一阵阵紧张下去，紧张得忘记了拍手。他们似乎每人都随着马可·波罗到了北京，神魂无主，又似乎在做着“仲夏夜之梦”。
直等到一阵锣声，台上绣幕忽然垂下，大家才苏醒过来，疯狂地鼓起掌来，人声嘈杂，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直至把她逼出来谢场五次，人声才逐渐安定下来。
这晚的压轴戏是《费贞娥刺虎》。这一出更非同凡响，因为这时台上的贞娥是个东方新娘。她衣饰之华丽、身段之美好，允非第一出可比，台下观众之反应为如何，固不必赘言矣。
曲终之后，灯光大亮，为时已是夜深，但是台下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去“吸口新鲜空气”的。相反的，他们在这儿赖着不肯走，同时没命地鼓掌，把这位已经自杀了的贞娥逼出来谢场一次接着一次，来个不停。尤其是那些看报不大留心的美国男士们，他们非要把这位“蜜丝梅”看个端详不可。
最初兰芳是穿着贞蛾的剧装，跑向台前，低身道个“万福”。后来他已卸了装，但是在那种热烈的掌声里，他还得出来道谢。于是他又穿了长袍马褂，文雅地走向台前，含笑鞠躬。这一下，更糟了，因为那些女观众，这时才知道他原是个“蜜丝特”。她们又非要看个彻底不可，并苦苦地央求他穿着西服给她们看看。
须知乱头粗服，尚且不掩国色，况西装乎。女要孝，男要皂，穿着小礼服的梅郎，谁能同他比。观众们这时更买来了花，在台上献起花来，台下秩序大乱，他们和她们不是在看戏，而是在闹新房，并且还要闹个通宵。
最后还是戏院主人出来，说梅君实在太疲乏了，愿大家明日再来，群众始欣然而散。综计这次兰芳出去谢场竟达十五次之多。
一对当时在场参加闹新房的美国夫妇，在二十年后的今日，和笔者谈起这事来，还眉飞色舞不止。
第二天早报出来后，纽约就发起梅兰芳热来，这个“热”很快就传遍了新大陆。
梅兰芳访美期间与卓别林会面
纽市第四十九街的购票行列，不用说是绕街三匝，纽约的黄牛党也随之大肆活跃，黑市票卖到二十多块美金。最初梅剧团的最高票价是美金六元，后来也涨至每张十二元。（这是一九三○年的美钞！）
纽约人本是最会使用白眼的，但也最善于捧场，兰芳于二月十七日一夜之间便变成纽约的第一号艺人，以后锦上添花的事情就说不尽了。
他原计划在纽约献演两个礼拜，后又增加至五个礼拜。兰芳的艳名，这次是从极东传到极西了。这时他又成了纽约女孩子们爱慕的对象。她们入迷最深的则是梅君的手指，他的什么“摊手”“敲手”“剑诀手”“翻指”“横指”……都成了她们模拟的对象。你可看到地道车上、课堂上、工厂内、舞场上……所有女孩子们的手，这时都是梅兰芳的手。
有的女孩子们，能拿了一束花，在梅氏旅邸前的街道上等他几个钟头，最后洒他一下，然后羞怯地逃走的，使我们不禁想到中国古代掷菓盈车故事的真实性。
纽约更有某名媛因为爱慕梅氏，曾想尽千方百计，最后才把梅氏请到她郊外的私邸中去做一宵之谈。因为梅氏这时是三十六岁半，她特地手植梅花三十六株，为梅郎祝嘏。这时她的心目中，不消说，自然是“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了。
在纽约的五个礼拜之后，兰芳在美声名大奠。以后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没有警车前导就不能举步。他由纽约而华府，而芝加哥，而旧金山，而好莱坞，而洛杉矶，沿途所受欢迎盛况空前。
就当兰芳访美之行已至尾声时，美国西部两大学——波莫纳学院和南加州大学——乃分别于五月底六月初旬赠予兰芳名誉博士学位。于波莫纳的授予典礼中兰芳并曾发表过动人的演说。
梅氏之荣膺博士头衔，国人之暗于西方学制者每有微词。有人甚至说“海外膺衔博士新，斯文扫地更无伦。”殊不知美国大学此举是十分审慎的，那与校誉与学生出路皆有重大关系。被赠予者须先经舆论界与学术界一致认可，则学校当局始敢提议。兰芳在纽约之演出，纽约人多少还拿几分生意眼看他，说他生财有道。因为在纽约掘金世界驰名的百十个戏子中，梅君不过其中之一耳。
可是在梅氏出演的几个星期之后，他的营业性却渐渐为学术性所代替。其后沿途招待兰芳的，学术界占了最重要地位，试看哥伦比亚、芝加哥、加州等名大学教授会的欢宴，各大学校长、博物馆长与兰芳往还的名单以及纽约国际公寓欢迎会中世界各国的留美学生对他的评论，你就知道他的博士头衔并不是偶然得来的。兰芳在美享名是自东而西的，所以赠予他博士头衔的光荣，就属于西方两个大学了。
笔者写到这儿，不禁掷笔兴叹。试看梅兰芳的一生，有几个“上流”人士曾真把他当做个伟大的艺术家来崇敬过？有之，则是这一般美国大学里的老教授们罢了。何怪他每提到波莫纳便面有喜色呢！
梅兰芳游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盛事。齐如山君虽曾出版过一本《梅兰芳游美记》，而当时想无专人主共事，外国语文似亦未能纯熟运用，以故齐氏的小册子写得十分潦草，而且错的地方也很多。笔者曾将英文资料稍事翻阅，唯以事忙无暇深入，亦殊以为憾耳。
当一九三○年夏季兰芳自海外载誉归来时，祖国已残破不堪。翌年东北即陷敌，故都城头上的敌机更是日夜横飞。接着又是“一·二八”淞沪血战，倭患日亟。北平距敌人的枪尖最近，居民无心看戏，有钱人更纷纷南下。因之梅氏演戏的对象亦转以南方为重，带着他的剧团随处流动。这时已没有张宗昌一流的军阀和他为难，他过着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政府对他不闻不问。但是北方毕竟是梅郎的故乡，那儿有他的祖宗庐墓，亲戚故旧。逢年过节，那儿更有大批挨饿的同行在等待着他的救济。祖师爷庙上的香火道人，也在等着梅相公一年一度的进香。
美国波摩那学院授予梅兰芳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所以每次当兰芳所乘的飞机在南苑着陆时，在那批名流闻人和新闻记者的后面，总是站着些须发皓然，衣衫褴褛的老梨园。在与那些“名流”阶级欢迎人员握手寒暄之后，兰芳总是走到这些老人们的面前，同他们殷殷地握手话旧。他们有的是他父执之交，有的是他的旧监场，现在都冷落在故都，每天在天桥赚不到几毛钱，一家老幼皆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多满面尘垢，破旧的羊皮袍子上，虱子乱爬，他们同这位名震全球的少年博士如何能比！
当他们看到这位发光鉴人、西服笔挺的美少年时，不由得都一齐蹲下“打千”向梅相公“请安”。兰芳总是仓皇地蹲下，把他们扶起。对他们嘘寒问暖，总是满口的大爷、老伯、您佬……像一个久别归来的子侄。二十年前旧板桥，今日的梅畹华博士还不是当年在他们面前跳来跳去的梅澜吗？
你怎能怪，当梅氏的汽车一响，那批天桥人都扶老携幼地围拢过来，老人家们更叫过孙子来向梅叔叔叩头呢！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
梅兰芳是何人？他是全球瞩目的红星，是千百万摩登青年男女的大众情人。但不要忘记，他更是这批老人家们的心头肉，掌上珠呢！
就在这时，国际政潮有了波动。苏联禁不起日寇的压力，把中东路卖给了伪满，这一国际间的无耻行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慨。斯大林为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特地电邀梅博士和胡蝶女士一道至莫斯科演技。于是兰芳乃有一九三五年的访苏之行。
政治尽管总是丑恶的，艺术毕竟还是艺术。梅氏资产阶级的艺术，对那无产阶级国家的国民，也居然有空前的号召力。莫斯科大戏院前排队的群众，不下于纽约的四十九街。迟至一九四九年，苏联剧作家西蒙诺夫还不得不说：“过去梅兰芳先生在苏联演出引起了绝大兴趣，其影响至今不衰。”（见一九五○年中华书局版《人民戏剧》第一卷第二、三期第五十页。）
在苏联的演出，又获得另一佐证，那就是一个真女人——胡蝶，在一个假女人面前甘拜下风了。那布口袋上一个小酒窝（德国人为胡蝶所作的漫画）的魔力，远没有梅氏的大。她至多吸引了些异性的眼光，不像兰芳之受两性爱慕也。胡蝶的《夜来香》不用说更抵不上梅氏的南梆子了。
苏联归来后，国难益发严重了。二十六年夏季，倭寇果然发动了全盘的侵华战事，故都瞬即沦陷。这一只近百年来受尽屈辱的睡狮，这时忽然发出了近千年来罕有的吼声，抗战开始了！
而这时政府也为这抗日的万钧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故亦无暇来发动这批艺术家了。在这存亡绝续的关头，不是为着抗日，谁还有心在后方唱戏！于是兰芳只好随着逃难的群众，避到香港去。所以以后在报纸上除偶尔看到点“梅郎忧国”的消息之外，他是不唱戏了。
战局一天天地恶化，我们长江大河般的鲜血，抵挡不住敌人野蛮的炮火。几十万、几百万的青年在前线前仆后继地倒下去，一座座庄严雄伟的古城被敌人野蛮地炸毁了。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我军终于退出武汉，抗战到了最艰苦的阶段。
就在这时期，那意志薄弱的汪精卫受不住了。他心一横，向敌人投降过去。最无耻的是，他还要演一幕“还都”的丑剧。为表示抗战“结束”了，他要来歌舞升平一下。而梅郎当然是歌舞升平最好的象征，于是他着人向梅氏说项。
可是这批汉奸这次却碰到了相反的结果，受到了梅先生的痛斥，为表示决心，在几个礼拜内，兰芳在他那白璧无瑕的上唇，忽然养起了一簇黑黑的胡须来！
当“梅郎蓄须”的消息被大后方的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之后，正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看了既兴奋又感慨。他们兴奋的是梅先生的正气，而感慨的则是生年太晚，未能一见没有长胡子的梅兰芳。
抗战期间，蓄须明志的梅兰芳
岁月如流，那万恶不赦的日本军阀，终于上了绞架。国府正式还都，梅郎乃又剃去了胡子，在上海天蟾舞台，再度登台。这时兰芳已五十许人，他的一男一女已经也能粉墨登场而名扬报端了。这时他自己虽然还如以前一样文秀可怜，而嗓音毕竟有了变化。他祖父梅巧玲在这年纪已经改唱《钓金龟》了。
有的记者问梅先生为什么还不退休呢？兰芳感叹地说，还不是为着北平一批没饭吃的同行吗？但是这时穷困的岂止是北平的剧界吗？就是梅剧团本身也很困难。老实说，没有梅兰芳谁又耐烦去看姜妙香、萧长华呢？
谁知好景不长，新的战火很快就烧到了江南。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兰芳又随着一批难民逃回香港。国事如麻，战云密布，这时一般人推测，梅郎该又是蓄胡的时候了。
孰料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兰芳在各方怂恿之下，终于接受了北京的请柬。不久消息传来说他也居然贵为“人民政府”的“要员”了。
天道好还，他在舞台上叫别人“大人”叫了一生，这一次却要让别人叫他“大人”了。于是一些政治反应非常敏感的朋友，也嚷着说梅兰芳“靠拢”了！
甚至有许多没有“偏差”的纯艺术家们也开始为他惋惜，怪他不应把艺术让政治来奸污了。
不过读历史的人则喜欢翻旧账。试翻梅氏个人的历史，他自十二岁为人侑酒起，看过多少权贵的兴亡，五十年来北京王的此起彼伏，正如兰芳舞台上的变化般初无二致。他参与过活的“老佛爷”七十万寿的庆贺大典，也看过死的“老佛爷”为孙殿英的士兵所尸奸；他看过洪宪皇帝的登基，他也看过袁大太子卖龙袍；他看过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他也看过汪精卫当汉奸……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来他看过北京当朝多少跳梁小丑的兴亡！试问梅郎向谁“靠”过“拢”？他又拒绝向谁“靠拢”过？
君子可以欺以其方，他一向总是以为人家对他“都是善意的，宽恕的”。何况这新时代被吹得震天价响煞有介事似的呢？
北京是他根生土长的地方，别人有什么理由要他也逃出祖国呢？不能忘情于故土，你又要他“曳尾泥中”岂可子得？朋友！梅兰芳就是《庄子》里面的乌龟，现在是被“置诸庙堂之上”了。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他，同情之外，夫复何言！
试问半个世纪来，哪一个北京的当权者，不想把兰芳视伴禁脔？不过消受他的方式，则因人而稍有不同罢了。
照理，现在梅郎是受“封”了！但是朋友们，你如是梅君精神上的友人，当你翻开那本大陆上出版的《新中国人物志》你就要生气！他现在是被列为“首长”了，但是你看那批作家们对刘少奇、郭沫若诸“首长”是如何的恭顺，而对这位梅“首长”是如何的轻蔑嘲笑，你就会怒发冲冠的。从那些作家们的笔头上，你也可推测出张宗昌帅府内马弁副官们的心理来。
1940年代的梅兰芳全家福（前排自左至右为梅葆玥、福芝芳、梅葆玖、梅兰芳，后排左起为梅绍武、梅葆琛）
“靠拢”“前进”……各种帽子别人可以把他随便戴，但是梅郎的命运还不是前后一样吗？
他是我们旧家庭中一颗家传的明珠，我们担心它将被横加雕凿的命运！他不是比武训更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吗？
兰芳何以能占到武训的上风呢？这正因梅君尚是可用之材，你不看他到北京的第一次的演出，便是“招待首长”吗？再则就是因为他是今日四万万中国人中唯一有友无仇的人。谁敢“清算”他一毫一发，小心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梅君无敌的卫士。
不过他的艺术生命却正式收场了。西蒙诺夫告诉我们，祖国的剧人，要他们“反映全世界对新中国不同的看法，告诉广大的群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就是我们祖国今日剧运的“方向”。
我们无心批评这“方向”对不对，我们只觉得兰芳在这“方向”上用不上了。因为在他的灵魂内，找不出与这相同的方向。硬要他来，那就是拉到黄牛当马骑了。
兰芳原是自由人，至少近二十年来是如此。他是我们光头老百姓采桑摸鱼的伙伴。现在他忽然被选入深宫了。虽然他的一颦一笑，对我们是记忆犹新，但是宫墙万仞，永巷幽居，红颜白发，自是指顾间事，将来纵有机缘能再见梅氏恐怕也已面目全非了。
“恩怨尽时方论定”，有些朋友或许要认为我们不应为生人作传，不过“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这两句话只能应用在误尽苍生的英雄们的头上，对一个薄命的贾元春又怎能适用呢？今日我们纵不动笔，难道三五十年后的历史家，还能写出什么不同的结论来？
云天在望，遥念广寒深处，不知今夕是何年？寄语梅郎：在那万里烟波之外，太平洋彼岸，还有千千万万的祖国男女青年在怀念着您！
（作者附记：我们都侨居海外，闲暇太少，资料无多，故不敢言为梅君作传，因以传“稿”名篇。祈读者亦千万以初稿读之！梅君旧游如有所匡教，则尤所感幸者！）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四日于纽约
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在一整部“传统世界文化史”里，更具体地说，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我们的“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二十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是这百人中最近的一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为先师在历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位置，我自己承认，这是相当大胆的。虽然这只是一种门生弟子对业师的“私谥”，但是我个人相信这私谥距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在下是一个在现代西方大学教授世界文化史的专业教师。现在做这样的大胆定位，实在也是打算从我的职业里，通过长期教学的心得和比较研究，去寻找结论。
是否有当？还要请胡氏门生故旧和亲胡、反胡，以及中间客观的、“各党各派”的专家学者，和贤明的读者，不吝指教。
“胡适的文化阶层”是什么？
先说说什么叫作“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坐标”是数学和统计学中用以规范统计数据的纵横轴。更简单地说，它就是做统计和比较的基层标准。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褒贬历史人物也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标准便是“郐国”——“自郐以下无讥焉！”
我们今天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我个人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1917年的胡适
在五十年代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4，1955.p.40）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胡氏当时并未以此为荣，我个人当年亦以其所举非偶，而不以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认为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注意：不是政治巨人）不过百人而已，那么这种推算的具体标准，又在哪里呢？
这儿我们就得看看，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了。
1921年的胡适
一位九项全能的学人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在这九个项目里，他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
一、哲学思想
二、政治思想
三、历史观点
四、文学思想
五、哲学史观点
六、文学史观点
七、考据学
八、红学的艺术性
九、红学的人民性
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胡适在上述九项的“贡献”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类九等。
第一类或可叫作“学报性的原始贡献”。胡氏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其深度往往在该行二三流专家之上。从他十九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博士，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生为今世学人，如连这项起码的工作都不愿做，那就要变成美国学界的“三字经”所说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记得在五十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的萧作梁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
我们辞出之后，萧君向我竖起大拇指说：“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
我问萧：“高到何处呢？”
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
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并不容易。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该行的第一流专家，但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能“议广”。如此，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面，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
正因其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擂台遍打、拳友如云。这也就是五十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借机泄愤的。
老实说，大陆上批胡，台湾就不批了吗？非也。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作。
启蒙性的文化挂钩
什么叫“现代化”呢？恕我不揣谫陋，且自问自答一下。从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将“中”比“西”，论双方“古代文明”（比诸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中方可能略逊一筹，然亦伯仲之间也；比诸中古大黑暗时代的欧洲，则“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十八世纪以后），西方文明来了个大跃进，中国文明来了个大跃退，两两相较，“西方”就变成了“先进”，我们就变成“丑陋的中国人”了。
所以近百年来我民族的文化建设，当务之急，便是“向先进学习”。“先进”者，“西方先进国家”也。“向先进学习者”，“西化文化”也。老实说，我们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到胡适的“全盘西化”，实在是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主要阶段。我们要首先“赶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系列的“西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统，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倡导人。他的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学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学与西学挂钩。那不是小脚放大的国学大师们，更不是粗通汉学，甚或不通汉学的“假洋鬼子”们（借用鲁迅名词），所能做得到的。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在西山卧佛寺合影
所以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二类，也是更高一级的贡献，应该叫作“启蒙性的贡献”。
写“启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第一类“学报性”的作品和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的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或新闻体，很难被习于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专）栏一类报纸文字。今日吾人如以类似的文章投诸港台的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诸什么学报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四卷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出版）出现时，也没哪位老几，正视过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诸公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
1922年的胡适
然而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先秦名学史》后来增补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识时务，误将“明月照沟渠”，大材小用，把这篇光彩辉煌、有“启蒙性贡献”的杰作，误当成学报性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投入到了哥大这个汉学沟渠。不幸五大主考都不通汉学（夏德略识汉文）、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所以博士生胡适就吃瘪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藏室，细玩该篇（那显然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哥大选为“珍品”收藏的），审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蓝色铅笔的潦草批划，真为考生胡适不平。哥大博士出身的李又宁教授，对此比我更为气愤。她曾告诉我，她立志要开个国际会议，为胡适之先生的“博士论文”平反。
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谁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的，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今学人之间，既学且思的已不多见，能学能思就更少了——这是上帝恩赐，不可强求也。而胡适便是这样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能学能思而又人品可爱、人格完美的智者。
我国圣贤的社会作用
牡丹虽好，仍需绿叶扶持。任何个人都只是社会海洋里的一个泡沫。历史上任何英雄也不能单靠主观因素成长，他要靠时代和社会中无数客观因素集体地来加以培植、呵护和扶持。胡先生总喜欢说：“社会给予一个人的报酬，远大于他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事实上，社会对一个人的贡献所付予更大的报酬，就是社会对他所寄予的更大的期望，使他对社会继续反哺和回馈。这一团体与个体相互为用的关系，可能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的特殊现象，其他文明中则未必如此也。这种社会关系，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名儒、硕彦，皆身历之。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我们的历史里，何以发生此一特殊现象呢？这大概与我们所特有的“无神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有神的社会”里，国计民生、精神物质，一切的一切，都被一位有“无上权威的上帝”所主宰了。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造出了所有的人类，他为人类编造出他们应有的道德教条和一切文物规章制度。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也享尽了人间天上一切的荣耀！你如不信，去问问信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朋友就知道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们的民族史里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的民族里就被民族英雄、圣贤、豪杰所分享了。尤其是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为害不足；遗臭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的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
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沉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验，不可以“伟大空话”“封建唯心”等伟大的空话，把他们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
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价值。”我们兼采中西之长，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文明”，才是正当的途径。这是胡适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三类的贡献，便是他与社会和时代交互为用的集体贡献，一种宗师型的“划时代的贡献”。他开拓了一个时代，而这时代却是历史和社会栽培他、呵护他和扶持他而集体创造出来的结果。很自然的，他也就变成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了。
这一阶层的贡献，实在是思想界、学术界对民族文化和人类集体文明最高形式的贡献——也可说是“圣贤阶层”的贡献。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换言之，要找出个“民族共同意识”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上帝既然不能替我们代劳，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自己动手”，尔我均有此心而无其学，有其感而无其智。这样我们就要仰赖一些更有智慧的圣贤来替我们作发言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经过一百年的磨炼，如今才选出一个名叫胡适的国大代表。我们集体的，一天天地把他赶向圣贤之路，要他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发言人。
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这个最高境界，则文字的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
宗师形象与“不立文字”
事实上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师周公旦，即无一字流传。所谓“鸱鸮”之诗，“周公之礼”等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和伪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于比较可靠的《论语》《檀弓》二篇中，觅其一鳞半爪，而二书均为“群弟子、记善言”，非圣人手著。至于“五经”的本身，那就更问题重重了。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它们与孔子本人的关系，则是个天大的问号了。
如此说来，朋友们或者要问，那我国古圣人周公、孔子岂不都成为“白手起家”了？
斯又不然。盖他二人都是主宰我东方文明的儒教的开山宗师。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与时势相互运作，奠立了我民族当时的“共同意识”，规范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综合既有经验，抽丝剥茧，而作其发言人，都是要言不烦，词简意赅的。《论语》《檀弓》所记，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于后来的《五经》《九经》《十三经》……乃至经书满屋，那都是滚雪球式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1958年，胡适与蒋介石合照
同样的，我们如谈这一阶层的胡适，就不能拘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的一个时代的“宗师”、一个“形象”。他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的“形象”“地位”和“作用”，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系统地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项题目，今后将要被继起的“胡适学”专家们去“发挥”它一千年呢。以后的“三礼”“三传”，还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烦的主体导论，反而是次要的了。这项发展远景今天才是个开端。
其他有关胡适的科目，如“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而不要走向这条路。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一篇也没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嘛。朋友！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和社会对胡适的栽培。这相互为用的发展程序，是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啊！
但是我个人这一看法，只能为我祖国的知者道，而不能与生长于异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时，便曾向哈佛来访的研究生贾祖麟（《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说。那时他显然没有听得进去。他后来大著上那些对胡适并不太重视的评语，事实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阂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汉学家很难了解中国“圣贤”在历史上、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呢。
“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我在这里，把我的老师胡适之说得与圣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们，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实我这里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类”的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面。
近百年来，在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们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的，也是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胡氏生前自嘲语），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至于胡适在“第一类”所作的学报性的原始贡献，他也不过是个戴东原、陈寅恪罢了。余英时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试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哪一位考证大师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呢？
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是七十年前的陈枪烂炮，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
胡适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煽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就说作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条典故吗？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适“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写文言。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七十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账”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作“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因为它“语体”易读、易懂，“作诗如作文”。可是七十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眬、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吧。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
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喜欢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
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
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
作为本文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胡老师百岁诞辰之夕，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得检讨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李鸿章的惊叹与汤因比的茫然
李鸿章曾说过，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形态，相沿至清朝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因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因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至于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所以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中国历史上的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古代的那次社会转型，实始于东周之末，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做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还有主张把属国朝鲜也“郡县化”的，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王莽当年曾尝试行化私为公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