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电影点评]《寄生虫》｜ 斩获奥斯卡，缘于同样的味道

　　作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斩获“最佳电影奖”的非英语影片，《寄生虫》可谓是创造了历史，导演奉俊昊以最平凡的故事主体讲述最为尖锐且现实的社会矛盾，在全员“寄生”的故事导向中，一种近乎悲壮却又真实存在的生活状态激发了公众对于共生关系的探讨。

　　一部《寄生虫》使得以此为代表的韩国电影近日持续占据各大电影评论版面的头条，导演奉俊昊以敏锐的视角洞悉日渐趋于畸形的社会生态，以两个阶级不同的家庭为故事主体，通过对其生活的戏剧化编排，以此实现对阶级分野现状下的社会现实的控诉。

　　单从影片本身来看，《寄生虫》的制作实属上乘，既秉承了韩国电影固有的批判精神，又在其基础上以简洁明了的影像风格传递出令人深思的精神内核，同时优良且考究的银幕细节也为影片整体增色不少。

　　作为史上第一部非英语种的“最佳电影”，《寄生虫》的获奖一方面印证以此为载体的亚洲文化逐渐被银幕主流所认可，同时也于侧面反映影片所着重展现的阶级问题也逐渐演进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症结，多方的加持使得《寄生虫》在2020年的寒冬中成为被载入银幕史册的亚洲电影之一。

　　从去年的戛纳金棕榈开始，针对于影片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金司机一家身上，同时影片所提及的“寄生”似乎也成为呼应其家庭生存方式的特定符号，但在影片中如“寄生虫”一般生存的又岂止于金司机一家？

　　影片中的所有角色似乎都存在于一种“全员寄生”的状态，而这种所谓的“寄生”也因其生活方式与状态的差异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前任女管家与其丈夫应该应该处于最为直接的“寄生”，在朴社长一家到来之前，女管家已经在上任房主南宫贤子的豪宅中显露了最为初始的“寄生”模型，随着豪宅的易主，女管家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日渐呈现出一种“女主人”的姿态，并继而把自己的丈夫安置于豪宅的地下室，这一行为促成了影片最为原始的寄生行为。

　　而对于金社长一家，在举家任职于朴社长的豪宅之前，虽然生活较为艰辛，但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与经济支出仍旧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劳作，因此，这一行为并未构成字面意义的“寄生”。

　　随着长子基宇工作问题的解决，金司机一家也开始了一种“无意识”的“寄生”，生活的压迫与对工作机会的渴望使得金司机一家不断设法挤走前任女管家，并心安理得地开始了逐渐膨胀的寄生生活。

　　至于朴社长一家，朴社长成为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某种程度上来看，其妻子与孩子也同样处于一种“寄生”的生活状态，只不过这种寄生相较于其他角色更为符合亚洲人的伦理与道德认知，因此，这种寄生状态也是时常被观众所忽略的一种影像表征。

　　为进一步突显这样的生存现状，导演巧妙地通过影片中大量出现的楼梯强化这一戏剧效果，不管是藏匿丈夫的豪宅地下室，还是一半居于地下的简陋房屋，又或是豪宅中装满美酒的仓库，楼梯都成为影片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之一。

　　从前任女管家到金司机一家，再到朴社长的妻子与儿女，电影中呈现的画面大多为其下楼梯时的镜头，而针对于朴社长的镜头则多是其上楼梯的动作趋势。

　　建筑物中的楼梯作为楼层间垂直交通的构建，通常用于楼层之间和高差较大时的交通联系，而在影片中的楼梯，一方面成为沟通两个异质空间的渠径，另一方面也成为区分不同阶级的分割线。

　　寄生于豪宅中的人们不断地通过楼梯滑向更为泥泞的深渊，而朴社长也同样通过楼梯不断将彼此间的差距与隔阂放大，促使了矛盾的累积与影片结尾处悲剧的生发，以至于金司机在影片中几次试图质问朴社长是否爱妻子，也正是基于此，楼梯成为一道日渐难以逾越的情感与阶级鸿沟。

　　而至于几次出现与影片的“味道论”，与楼梯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的味道与看得见摸得着的楼梯共同构成了区分阶级的虚实两道准则。

　　而那种坐地铁时候才会有的味道成为“寄生者们”特有的符号，如果说朴社长与妻子的回避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后天影响，那仍旧是个孩子的多颂对于“味道”的敏感，则更多地属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也借由此细节强化了影片中所建立的阶级的不可逾越性，甚至隐约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之感。

　　成于味而丧于味也，尖锐而讽刺的“味道论”使得影片整体的韵味更为考究，影画之间流露出一种难于言表却又刀刀入魂的阶级嘲讽，同样也使得导演奉俊昊的风格更为彰显。

　　也正是朴社长关于味道的论断将其推向了死亡的境地，击碎了金司机男性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导致了生日聚会悲剧的发生。

　　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