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0)圣谕六：隆学校以端士习（尊师兴学）
系列连载，目录：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圣谕一：敦孝悌以重人伦（孝道故事）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2)圣谕一：敦孝悌以重人伦（兄弟友悌故事）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3)圣谕一：敦孝悌以重人伦（君臣故事）【附：裴度还带图文】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4)圣谕一：敦孝悌以重人伦（夫妇恩义）【附：举案齐眉古画】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5)圣谕一：敦孝悌以重人伦（朋友义气）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6)圣谕二：笃宗族以昭雍睦（家风美德故事）【附：张公艺《百忍歌》】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7)圣谕三：和乡党以息争讼（以德化纠纷）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8)圣谕四：重农桑 以足衣食（悯农故事）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9)圣谕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古人简朴事迹）
本文是第10篇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1)圣谕七：黜异端以崇正学（以正道对待神仙之事）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2)圣谕八：讲法律以儆愚顽+圣谕九：明礼让以厚风俗（化治民风）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3)圣谕十：务本业以定民意（重农桑的故事）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4)圣谕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古人教子故事）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5)圣谕十二：息诬告以全良善（古代官司）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6)圣谕十三：诫窝逃以免株连（义仆、恶仆故事）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7)圣谕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代偿义举、急人所难）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8)圣谕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以德化贼，古人仁风）
《圣谕像解》清朝版画+古代故事(19)圣谕十六：解仇愤以重身命（宽容化解怨仇）【附：元自实奇遇】
【提醒：文末有更多链接】
康熙皇帝圣谕第六条：隆学校 以端士习
（试解读：理学从来景大儒，濂溪岳麓是良模。敦师说礼崇名教，立志端方品自殊。）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62：圣谕第六条：隆学校以端士习【1147x1661像素】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61：圣谕第六条：隆学校以端士习【1147x1692像素】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62：圣谕第六条：隆学校以端士习【1157x1689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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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64【请立太学】(西汉大儒董仲舒)【1129x1667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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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太学】(西汉大儒董仲舒)
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思是：设立太学用来教育国民百姓，在地方上设置学校来教化百姓。
后来武帝设立“太学”：规定博士弟子五十人；再由郡国选派旁听生，有利于民间积极向学风气的形成。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这句话出自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针对汉武帝的各种征求意见，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称为“举贤良对策”，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文中大多讲的也是天人感应问题，故史称为“天人三策”。当时受推荐的才子有数百人，只有董仲卿的对策被汉武帝推为举首。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庙堂秩序和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66【请补子弟】(汉武帝宰相公孙弘)【1145x1670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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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补子弟】(汉武帝宰相公孙弘)
公孙弘（前200-前121年），字季。齐地菑川人（今山东寿光南纪台乡人），出身寒素，曾任狱吏，因罪免，以放牧为生。40岁开始从胡毋子都学《公羊春秋》等儒家经典。60岁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适当，免归乡里。元光五年（前130）复征贤良，当地再次推举公孙弘，被汉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一岁中至左内史。元朔三年（前126）为御史大夫，不久拜为丞相，封平津候。食邑650户。
他认为尧舜以身作则，以礼义治国，以忠信待人而天下太平。他提出的治国方是“因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防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众逡；罪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勤”。
为此皇帝施德政，而正官吏，百姓得以教化，上下不同协力，国乃得治；为了除邪吏，选正吏，必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中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免除诸役。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人补博士子弟，郡国、县、道、邑各级官吏发现当地名副其实爱好文学、尊敬长上、遵守法纪、和顺乡里的人，应上报所属郡太守和王国相，经郡国考核合格者，可随上计吏一同进京到太常处报到，受业如博士弟子，一年后参加考试，精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名列前茅可任郎中者，由太常造册上奏朝廷；特别优秀者，单独列名上报。不认真学习，才能低于下及不能通晓一经者，开除。对推荐不合格人才的官吏要给以处罚。
首先选拔研究礼制的人，其次选拔研究历史典籍的人才，任用有文化礼仪修养的人担任官吏。提拔有文化礼义修养而被压抑的人才。等等。从此，公卿大夫士更多为彬彬有礼又有学术修养的士人。
他熟习文法吏治，以儒家学说解释法令。认为天人互相感应，“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
他结交天下名士，“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士，与参谋议”。
他生活节俭，衣粗布食糙米，所入傣禄，皆给故人宾客，家无积蓄。事父母以孝闻，以礼赡养继母，继母卒，服丧三年。
虽识多见广又善言谈，但迎合世俗，不肯犯颜强谏，为人似乎具有另一面，与他有分歧者，不论远近，表面与之友善，暗地害之，杀主父偃，徙董仲舒是其例。《汉书·艺文志》记录《公孙弘》10篇，已佚。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67【增广生员】(唐太宗)【1138x1674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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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广生员】(唐太宗)
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里面有一段提到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鼓励文教的事迹：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①，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汉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无闻焉。明帝尊师重傅，临雍②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注释]①司牧：君主，官吏；管理，统治。②雍：辟雍。
据《旧唐书》记载：
唐太宗大量征召全国名儒学者为学官，并多次亲临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古代经典，学生中如有能够通晓《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的一种或更多的均得补为官员。
又扩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人，连屯营飞骑，也派去博士，给他们传受经典，有能通晓经义的，便可入贡举。
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仅在长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达到了8000余人，当时设立的国子监博士，即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老师就有1000人左右。
这样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费用自然不小。唐朝法令规定教育投入中包括教师的俸禄、职田、俸料及雇佣其他教辅人员的开支。法令还规定，所有官学学生都实行廪饲制度。唐朝在各衙门设立食堂，学生像其他官员一样享受庖厨。
于是，全国各地学生云集长安，甚至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首领也派他们的子弟入国子监学习，一时间就读学生达8000多人。在大唐的长安，人们不分种族、国籍，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都可能在朝为官，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这不论在古今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很壮观的一个现象，即使在当下中国也很难想象公务员考试会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
日本多次派遣由大使、副使、录事、翻译、医师、画师、阴阳师、史生、工匠、新乐师等组成的学习考察团，少则200人，多则500到600人，乘船到唐朝赴长安学习唐文化。新罗不仅在唐朝的留学生最多，而且出口到唐朝的物产也最多。唐朝周边掀起的学习唐文化的高潮，为东亚地区华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有一种吸纳、呈示和保护的欢乐，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对于一时不能辨别的美好还是不美好的事物，也给予存在的权利。罗马的医术、拜占庭的建筑、阿拉伯的面食、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都大受唐朝人欢迎。朝廷的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掌管对外事宜，为来唐的外国使节提供食物、翻译、医疗、丧葬、赐物、封官等优惠。外国的留学生、商人、外交官、宗教人士、学者、药师、画家、乐师、杂技魔术师随处可见，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一些外国人在大唐建宅买田，娶唐女为妻，子孙相承，滞留于唐，多者数十年，有的甚至终老于唐。他们与唐人杂居，交往密切，和睦相处。
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唐太宗开创的大道很好地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武）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不再像唐太宗时期以德教化天下，而以权势统治天下，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原本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好学习氛围与学术尊严由此变坏。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69【祖孙兴学】(唐朝韦机、韦景骏)【1140x1696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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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兴学】(唐朝韦机、韦景骏)
《旧唐书·韦机传》记载：
【白话译文：】
韦机，雍州万年人。祖父韦元礼，隋朝浙州刺史。父亲韦恪，洛州别驾。韦机，贞观年间为左千牛胄曹，充任大使前往西突厥，以册封同俄设为其最高统治者可汗。碰到石国反叛，道路阻绝，三年不能返回。韦机把衣裳撕成片，记录出使沿途经过的各国风俗物产，起名为《西征记》。回国后，太宗问到蕃邦的事情，韦机便把他撰写的书奏呈皇上，太宗十分高兴，提拔他为朝散大夫，后升任殿中监。
显庆年间韦机任檀州刺史。边塞州郡向来没有学校，韦机勤勉门徒，创立了孔子庙，画出孔子七十二贤人以及自古以来贤达士人的像，为画像一一写了赞文。适逢契絆何力向东讨伐高丽国，军队到达檀州后，滦河泛滥，军队不能前进，檀州供给军队资金粮食，数日不匮乏。何力全军返回时，将以上情况禀告皇上。高宗认为他很有才干，破格提拔为司农少卿，兼任东都营田使。很受重用礼遇。有个宦官在畜养禽兽的苑囿中犯了法，韦机将他杖打后奏明皇上，高宗十分叹赏，赐给他几十匹绢，并对他说：“再有犯法的，你就只管鞭打，不必麻烦禀报。”
上元年间，升任司农卿，检校园苑，建造了上阳宫，并把中桥从立德坊曲巷迁移到长夏门街，当时人都赞许这样省功便利。有个道士朱钦遂被武则天派遣，乘驿站车马赶到都城，恣意横行。韦机把他囚禁起来，秘密地禀告皇上：“这道士假称是中宫派遣来的，倚仗权力地位横行无忌，我恐怕会有损于皇上圣明，成为祸患的端倪。”高宗特地派遣宫中使者好言慰解韦机，而钦遂被流放边远州郡。武后因此不高兴。仪凤年间，韦机因家人犯盗窃罪受到牵累，为御史弹劾，被免去官职。永淳年间，高宗巡幸东都，到芳桂宫驿站，召见韦机，让他以平民身份检校园林苑囿。准备恢复韦机的官职，因被武则天所排挤而终止。不久让他检校司农少卿事，正遇韦机去世。儿子名为余庆。
韦余庆任官至右骁卫兵曹，过早去世。余庆的儿子名叫韦岳。
韦岳也以做官才干著名，武则天时，任汝州司马。正遇武则天巡幸长安县，召韦岳前来授官尚舍奉御，随后跟从武则天车驾回京城，被召见。武则天对韦岳说：“你是韦机的孙子，勤谨能干有韦氏家风。你家的事，我全都知道。”随后问他家人的名字，称赞抚慰很长时间。不久授官太原尹，韦岳平素不练习武功，坚决推辞边防要职。他因此忤逆了圣上旨意，被贬为宋州长史。后历任海州、虢州二州刺史，所到之处都有显赫的声威。睿宗时，入京城做殿中少监，很得皇帝顾遇之恩。到窦怀贞、李晋等人被处死刑时，韦岳因曾与两人有过交往，被姜皎所陷害，贬为渠州别驾。不久升为陕州刺史。开元年间，逝世于颍州别驾任上。韦岳的儿子名叫韦景骏。
韦景骏以明经科中举。神龙年间，任肥乡县令。县的北界是漳水，连年泛滥。旧的河堤接近于河流湍急之处，虽然不停地修筑，而水流溃堤不断。景骏察看水流地势，把河堤向南岸拓展了几里，把河堤筑得高高的。洪水到来，堤南便无水患，水去以后堤北也可称为丰腴的田地。漳水上过去有用木柱支撑的长桥，每年洪水过后都要加以修葺，景骏又改造为浮桥，从此再无水患，至今依靠此桥往来。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发生饥荒，景骏亲自安抚全境百姓，村庄里巷间必尽互通赡养抚恤的责任，贫困弱小的人都能免除流离之苦。到韦景骏离任时，百姓官吏为他立碑颂德。
开元年间，韦景骏为贵乡县令。县里有家人母子互相告状，景骏对他们说：“我年轻时失去双亲，每每看到别人赡养父母时，自恨终身再无侍奉双亲的缘份。你如今有幸处在冬温夏凊侍奉母亲的境地，怎么能这样呢？以善施及众人的事不能推行，这是我县令的罪过。”说完垂泪呜咽，随即取出本《孝经》交给他们，让他们学习诵读。从此母子二人被感动觉悟，各自请求改悔，于是可称母慈子孝。
韦景骏后来转任赵州长史，赴任途中路过肥乡，百姓官吏非常欣喜，竞相犒劳宴请他，留连整日不能离去。有几个小孩子，年龄刚刚十多岁，也挤在人群中，景骏对他们说：“算起来我在这儿做县令时，你们还没有出生呢，既没有昔日的恩情，怎么这样热情殷切？”小孩子们都回答说：“我们这儿的长辈们传说，县里的官舍、学堂、客馆、堤桥，都是明公您的遗迹。我们还以为您是一位古人，没料到能够亲眼瞻仰，不觉感到有比平常加倍的欣喜与爱慕。”景骏就是这样被百姓们思念爱戴的。
开元十七年（729年），韦景骏升任房州刺史。房州四面山谷环绕，参杂有少数民族不开化的风俗习惯，喜欢滥设祠庙进行祭祀而不修建学校。韦景骏到任才开设贡举制度，把不合礼制的祭祀全部去掉。他又将狭窄的道路开辟拓展通畅，并建造旅馆，来往的旅客都感到很方便。开元二十年（732年），转授奉先县令，还未赴任就去世了。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72【劝学务农】(唐朝田仁会)【1144x1689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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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务农】(唐朝田仁会)
田仁会的生平事迹，见于《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五，摘录如下：
【白话译文：】
田仁会（601-679年），唐初著名良吏。雍州长安（今西安市）人。唐高祖武德初年，应制举授左卫兵曹。贞观后期为左武侯中郎将。他为武将，荣立战功，担任地方行政官员，体恤民情，多有政绩，一生廉洁奉公，受人爱戴。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统兵东征高丽（在今朝鲜半岛）。这时，居于大漠以北的突厥薛延陀部酋长夷男死亡，其子拔灼杀兄自立，乘唐军东征之机，发数万骑兵向黄河以南侵扰。太宗闻报，诏令大将执失思力（一说为李勣）与田仁会领兵迎击。田仁会奉令，先率一些老弱残兵接战，佯装败退，诱薛延陀深入夏州（今内蒙古与陕西毗邻的地带）境内，然后出其不意，发精兵突然进攻，将薛延陀打败。这一战摧毁了薛延陀部主力，为唐廷解除后顾之忧。战后，田仁会受到太宗玺书慰劳和褒奖。
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田仁会出任平州（故治在今河北卢龙）刺史。他到任后，大力提倡发展农桑，兴办学校，发展文化，史称其政绩显著。任满，转任郢州（故治在今湖北京山）刺史。他到郢州时，正遇当地发生旱灾，禾稼枯萎，百姓愁肠。田仁会急民之急，便曝身于烈日之下祈祷苍天，希望天降甘霖。结果，降雨，郢州当年庄稼丰收。百姓们为感激他的爱民精神，用歌谣颂扬他：“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仓廪既实礼义申。但愿常在不患贫。”
郢州任后，他五次升迁。龙朔年间（661～663年），担任胜州（故治在今黄河南岸，与内蒙古托克托隔河相望）都督。该州地形险恶，深山丛岭之中，游勇散卒和亡命之徒相聚为盗，危害百姓，成为该地主要祸害。仁会到任后，立即派出骑兵入山搜剿，为当地人民除却了一害。
他在胜州任满，被调入朝中任太府少卿，掌管国库钱谷的保管出纳事务。麟德二年（665年）转任右金吾将军，所得禄俸，有余的就捐到官中，当时有些讥讽他这样做是为了邀名。担任京师的卫戍巡警任务。他派部卒昼夜巡逻，维护京城治安，查禁坏人坏事，每天都有许多人因为违法越禁受到责罚，权贵们也畏惧他执法严正，不徇私情。史载“京师无贵贱举惮之”。
当时，长安闹市有一女巫以鬼道来迷惑百姓，自称能令死者复生，人们将女巫奉为神明。田仁会经过一番侦察，识破其虚妄，上奏皇帝，唐高宗说：“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过。”就按照田仁会的建议把女巫流放到边疆。
总章二年（669年），升任太常正卿，咸亨初（670年）又转为右卫将军。三年（672年），告老致仕。仪凤四年（679年）卒，终年79岁。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74【身为教诲】(唐朝倪若水)【1157x1702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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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教诲】(唐朝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槀城人。开元初年，先后任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京任汴州（现河南开封）刺史。他的治政理念崇尚清静，所以百姓和官员都很安乐。又增修了孔子庙堂及州县学堂，劝勉书生努力读书，汴州因此儒教非常盛行，黄河汴州一带对倪若水称赞不已。
倪若水喜收藏图书。私人藏书具有一定的规模，史籍记载其“列架不足，叠窗安置，不见天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述其“……藏书甚多，子弟值日看书，有借书者先束修投贽，然后与之”。
开元三年，蝗灾泛滥，民不聊生。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捕杀蝗虫，进入田间地头，焚香祈祷。坚信蝗虫的出现是因为天灾，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事情，应该修德来禳灾。
《旧唐书·倪若水传》记载：
开元四年，唐玄宗令太监前往江南搜集池鹭等鸟，路经汴州。倪若水知道此事，上奏章劝谏说：“如今正是夏天农忙的时候，农民劳作辛苦，田夫在扶犁耕作，农妇在采桑养蚕。而在此时搜集捕捉奇禽异鸟，养在园林池塘以供欣赏，从遥远的江南岭南一带，运到京城，走水路要准备舟船，走陆路百姓被沉重的负担搞得疲倦不堪，要用鱼肉喂养这些禽鸟不算，还要用稻谷喂养。沿途观看的人，难道不认为陛下把人看的很贱，把鸟看的很重吗！陛下应当把凤凰看作普通的鸟，把麒麟看作普通的兽，这样，即便是池鹭、鸳鸯，也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呢？陛下昔日像潜龙一样居于藩王府邸，历尽艰难。如今叛乱得以肃清，陛下高居帝位，玉帛女子，充斥了后庭，官员贡献的珍奇异宝，堆满了内府，除此之外，陛下还要求什么呢？我蒙受国家优厚的恩典，超出我的能力担负起重任。我的性命就像草芥一样低贱，一直想以死来献出自己的忠心；我的小小的心意就像向日葵一样，一直希望肝脑涂地以报答国君。（原话是“草芥贱命，常欲杀身以效忠；葵藿微心，常愿隳肝以报主。”）我遥望朝廷，大胆公开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如此直接的进言违背了陛下的旨意，甘愿接受鼎镬烹煮的处罚。”
皇上亲手下诏回答说：“我先前派人搜集少许各种不同的鸟，那些使者不理会我的旨意，搜集的鸟稍微多了一些。你详细地奏明了这件事，言辞和内心都很诚恳，很符合我的想法。你是见识丰富的济世之才，行事遵守规范，处事慎重不偏私，所以要你放弃朝廷中枢总要之职（指中书舍人之职），交给你独当一面的大权（指任汴州刺史）。你果真能防止邪恶，心怀坦诚，忠于职守，更加坚定，刚直忠烈，遇事不隐瞒自己的看法。你说的想的都忠诚正直，我深感欣慰。所派的人我已经估量其处事的情况施加了杖刑，禽鸟一并下令放飞，处理完毕。今赐你四十匹绸缎，用以答谢你的直言劝谏。”
不久，倪若水又回到朝廷，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开元七年，又授予户部右丞之职，同年去世。
也有资料说：倪若水，名叫倪泉，字若水。《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028号》载：○大唐故尚书右丞倪公墓志铭并序。“公讳泉，字若水，中山藁城人也。”（出自：《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九册）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76【告归省亲】(唐朝阳城)【1151x1711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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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归省亲】(唐朝阳城)
省[xǐng]亲，是归家探望父母或其他尊亲的礼俗。出自《新唐书·卓行传·阳城传》“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大意是说：读书人学的就是忠与孝，你们有多久没探望父母了呢？
《新唐书·卓行传·阳城传》节选：
【白话译文：】
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阳城性情谦虚敬肃简约朴素， 无论老幼，都一样对待。 远近的人都仰慕他的品行，前来求学的人接连不断。当地的人有了争执，不去官府而是到阳城处裁决。
有一个偷盗阳城的树的人，阳城遇见了他，担心他会羞愧，就退步躲藏起来。阳城家中曾经断了粮，派仆人去借米，仆人拿米换了酒喝，醉倒在路上。阳城为仆人迟迟未归而感到奇怪，就去与弟弟一起迎接他，仆人睡在路上还未醒，阳城就把他背了回来。等到仆人醒了，深深自责谢罪，阳城说：“天冷喝酒，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
荒年，阳城把榆钱磨碎了煮粥为食，依然坚持讲学。有人怜悯他饥饿，给他食物，他不肯接受。山东节度府听说阳城是有德义的人，派使者送给阳城五百匹细绢，告诫使者不允许再拿回来。阳城坚决推辞，使者把绢丢下就回去了，阳城就把绢放在一边从未开封。正逢同乡郑俶要给亲人下葬，向别人借钱没借到，阳城知道了这个情况，把绢送给了他。德宗征召他来朝，任命他做右谏议大夫，特地派长安尉杨宁到他家送给他成捆的丝织品。
李泌担任宰相，向德宗举荐阳城，德宗征召他来朝，任命他为右谏议大夫。
当初，阳城未出任官职时，士大夫们都思慕他的刚正的风格。等到他出任官职，担任谏官之后，士大夫们都认为他定会为忠于职守而不惜死，天下的官员们就更加畏惧他。就职之后，其他的谏官们都就繁杂锁屑的政事频频进谏，使得皇帝很厌烦，而阳城却与他的两个弟弟招请宾客，日夜畅饮。有朋友想劝他不要整天宴饮，阳城揣出了他的心理，竭力让这个朋友喝酒，朋友拒绝，阳城就先举起满满一杯酒敬他，朋友不得已，只好回敬他，与他推杯换盏，有时喝醉了仆倒在酒桌上，阳城有时先喝醉躺在朋友的怀中，朋友们说什么他全没听见。阳城经常拿木枕和布被去抵押换钱，人们敬重他的贤德，争着买他的东西。阳城常对他的两个弟弟说：“我俸禄的收入，可以先估计一个月吃米及薪菜盐的花费，先准备好，剩余的都拿去喝酒，不要有积余。”
等到裴延龄诬陷、放逐陆贽等官员时，因为皇帝对陆贽等非常愤怒，官员们都无人敢向皇帝进言。阳城听说了，就说：“我担任谏官，不能够让皇上冤杀无罪的大臣。”于是约拾遗王仲舒一起上奏章激烈地指斥裴延龄的罪状，依据大义意气激昂地为陆贽等人申辩是非，多日不止。皇帝大怒，召宰相来治阳城的罪。顺宗当时是皇太子，为阳城展开营救，结果阳城得以免罪。可是皇帝的怒气还没消，要让裴延龄做宰相。阳城扬言：“如果让裴延龄做宰相，我一定身着白麻在朝廷上哭来破坏这件事。皇帝最终没有任用裴延龄为相，正是阳城的功劳。
但阳城因此罪名被贬官为国子司业。阳城把学生们找来说：“凡是求学的人，学习的原因是为了懂得忠和孝，你们有长期没有回去探望亲人的吗?”第二天到阳城那申请回家奉养老人的有二十多人，有三年没有回家侍奉老人的，阳城就斥责他。阳城亲自教授经典，在他的教育下，太学诸生们都能严守法度。
薛约性格不羁又正直，因为进谏政事而获罪，被贬谪去连州。刑吏循踪追捕，在阳城家中将他抓获。阳城让刑吏坐在门口等候，自己请薛约吃完了饭，又步行把他送到城外才与他道别，皇帝不满阳城结党的罪过，将他贬出京城，出任道州刺史。
到了道州，阳城就象治家一样治理民众，适合处置的就予以处罚，适合奖赏的就予以奖赏。每月的俸禄只取够用，余下的就上交官府了。
阳城出京做道州刺史。道州出产侏儒，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侏儒。阳城同情他们生离死别，不进贡。皇帝派人去要，阳城呈上奏章，写道：“道州这地方的百姓个头都矮小，如果要进贡，不知道哪些可以进贡。”从此就不再进贡了。
州里赋税没有按时缴纳，观察使多次指责。观察府派判官来催办赋税，到了道州，对阳城没有出来迎接感到奇怪，拿这事问当地官吏，官吏说：“阳城认为自己有罪，把自己囚禁在牢狱里了。”判官非常震惊，奔入牢狱，拜见阳城说：“您有什么罪啊？我只是奉命前来给你请安罢了。”判官在道州停留了几天，阳城不敢回去，住在馆外待命。判官见状勿忙告辞离去。
顺宗即位，想召回阳城，可是阳城已死了，死时七十岁。
【解读：】
24岁的韩愈年轻气盛，在贞元七年（791年）写了一篇《争臣论》，讥刺当时的右谏议大夫阳城不履行谏官的职责。阳城对韩愈的话不屑一顾。当时阳城似乎是借着整天醉酒的夸张行径，以此韬光养晦，在位八年，别人摸不透他这么做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阳城为什么要这样“佯狂”呢？有当代学者分析：也许是因为进谏要看对象、要讲效果，如商纣王时期的忠臣比干那样当谏官而死职，并不能有益于世，就是说谏诤也得看对象和讲究时机。而当时的进谏对象唐德宗是什么样的君主呢？《新唐书》写道：“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
学者分析：对于唐德宗这样的君主，苛细之事的谏诤很难打动他的意志，言而无功，还会引起反效果。可以说，韩愈的《争臣论》是从谏官的职责上论事，不是从谏诤的实际效果上思考，韩愈不如在位的阳城能够更切实地权衡当时谏诤的得与失，只图一时之痛快。作为右谏议大夫的阳城，在平时只能保持沉默，在关键的时刻，才能挺身而出、拼死相争。
阳城绝不是贪恋禄位之人，从以后的事实上也能看到：他能在论裴延龄的问题上不顾个人安危地拼死相争。难怪当年李泌（这可是个“神仙宰相”级的大人物）推荐他。
阳城被贬谪到道州，当了五年刺史，死于道州。道州在今湖南的南端，与广西省相邻。《新唐书·阳城传》记载阳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罚罚之，宜赏赏之，不以簿书介意。月俸取足则已，官收其余。日炊米二斛，鱼一大鬵，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
作为道州刺史的阳城，把百姓当作家里亲人那样对待。不按过去簿书公文记录的标准征收田租，不把那些当回事儿。除了供给官员俸禄以外，其余部分，就作为公益慈善事业，在路边以米、鱼等供应给百姓，大家一起吃。
此外，他还以人道主义关怀，阻止了道州向朝廷进贡侏儒的做法。元和四年（809年），白居易写下一首新乐府诗歌《道州民》，讽喻朝廷，赞颂了阳城拒绝进贡侏儒、被百姓感念之事。
《道州民》（作者：白居易）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
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
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
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
不进矮奴频诏问。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
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注：“城云”即田城向朝廷所说的话】
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
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
父兄子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
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
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
生男多以阳为字。
阳城为官的原则，不为自己的仕途，不考虑政绩，更多的是为百姓的切身利益负责。
有一年，阳城在道州的税收工作没有完成，朝廷派的考核官责问他。唐代的官员考核标准为“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指的是德行，二十七最指的是具体才能与功绩。
对于年终考评，他给自己打分为“下下”，自我评语是“抚字心劳，征科政拙”，前半句是讲德行，后半句是讲政绩。
《新唐书·阳城传》记载：“（判官）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考核官不走，他就不入衙门，考核官又不能越职催科，只能回去了；这段描述里似乎也能看出：阳城在道州的官邸很是简陋。
阳城在官场上是属于一个特异独行的“另类”；纵观他的一生，无论在那一个职务上，他都是对人负责的、称职的。对于阳城的人格，人人心中有一杆称。曾将阳城贬谪的唐德宗驾崩后，顺宗即位，下旨征召他，然而阳城已去世了。士君子们怜惜他，百姓感怀他。史载：“诏征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岁四月，赐其家钱二百贯文，仍令所在州县给递，以丧归葬焉。”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77【取法著令】(北宋初期名儒胡瑗)【1158x1720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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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著令】(北宋初期名儒胡瑗)
胡瑗（993-1059年），北宋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
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
胡瑗小时候学习很刻苦，并且自负不凡，天资过人，七岁时便能写一手好文章，十三岁时能通读五经。虽然家庭生活及学习条件差，但他求学之志不减寸分，常以圣人、贤人要求自己。当时，就有人对他的父亲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年轻时，胡瑗为避世事干扰，专心就学，便同他的好友孙明复、石守道一道隐居泰山，专心读书，经常废寝忘食，十年没有回家。每逢家书捎来，只要看到上面有“平安”二字，连拆都不拆，便抛向山涧，唯恐家事干扰了他的学习。如今泰山上还留有此遗迹，名为“投书涧”。就这样，胡瑗在泰山度过了十个春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对儒家经典及百家之言全部认真研读过，并且细心体会，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胡缓自泰山下山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苏州地区开办私学，用儒家经典教授于苏州。不几年便成为本地区远近闻名的学者，很得当时苏州知州范仲淹的垂爱和敬重。
公元1035年，范仲淹设立了苏州郡学，聘请胡瑗为郡学教授，从此开始了官学教学的生涯。胡缓主持郡学，学规严密，许多学生不能完全遵守。为此，范仲淹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入郡学，带头奉行胡瑗所订的学规，使得没有完全遵守学规的学生也不敢犯规。苏州郡学也就这样成为各地郡学的榜样。
公元1036年，胡瑗因为通晓古乐，长于音律，被范仲淹推荐到京城研究钟律，制作了钟磐等古代乐器，得到朝廷的嘉奖。后来因为父亲病死，胡瑗辞官曰家，继续在苏州郡学任教，直到公元1039年。
公元1042年，湖州知事滕宗谅设立湖州州学，胡缓又以保宁节度推官的身份被聘为州学教授，“四方之士，云集受业”。
胡瑗在苏湖设教二十多年，他创立了著名的“分斋教学”制度，在学校设置经义和治事两斋。一反宋代以诗赋为重的科举教育，培养了许多人才，当时“东南公卿、伟人，大多出于胡瑗门下”。这种分斋教育，独“湖学”所有，“故天下谓之湖学多优异”。
公元1044年，在范仲淹的主持下，朝廷开天章阁，在京城创立太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当时胡瑗正设教苏湖，由于他教绩显著，于是宋仁宗皇帝派人“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在大学中推行“分斋教学”制度。并将胡瑗教学经验编为《学政条约》一卷，供各地教育参考。
公元1052年，朝廷调胡瑗到京城主持太学。他讲学时音韵高朗，意思清晰明白，很得学生信服，全国学者远道而来，人数多到太学容纳不下，附近的官署教被扩充为学舍。后来胡瑗升任太子中允，专门掌管太学。
在太学执教期间，胡瑗培养了不少人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他教的学生，言行举止，“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瑗弟子。”
胡缓曾谓“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严立学规，以身示范。“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采用分班教育与讨论、质疑答辩、联系实际等多种方法和重绘失传的古代祭天地人的“三礼”仪物挂图教授。率领学生以亲历山川情势，“从其游者常数百人”。他告诫学生食后不可伏案久坐，以免妨碍气血流通。要学生开展习射、投壶等游艺活动。注重礼教，学生“信爱如其父兄”，师生关系很密切。
【提醒：】射箭、投壶、琴棋书画等古代文艺活动，其中大有文化，详见文末链接。
胡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诲人不倦，教学有方，培养了一大批通今博古的有用人才。对此，王安石称赞他是“天下豪杰魁”。
公元1059年，胡瑗因为生病不能掌管太学，以太学博士身份退休并回杭州他的儿子胡志康处。离开京城时，学生夹道送行，“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同年农历6月病故于杭州，终年67岁。1218年，南宋宁宗皇帝追谥他为“文昭”。
胡瑗的著作有《武学规矩》一卷和阮逸合著的《皇佑新乐图记》三卷等。他的学生为他编录的著作有《周易口义》十二卷、 《洪范口义》二卷等，多数已佚。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80【推访德业】(北宋大儒 程颢、程颐、周敦颐等论教育)【1157x1702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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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近思录》卷九 制度，摘录：
【白话译文：】
周敦颐先生说：古代圣王制订礼法，修明教化，三纲正，人伦关系各得其位，百姓无不合和，万物全都和顺，于是制作了音乐来宣导八方之气，来顺天下人之性情。所以那乐声淡而不至忧伤，和而不至随物变迁，入于人耳，感化人心，人心莫不淡泊而和顺。淡泊则私欲之心就平静了，和顺则躁动之心就消释了。优容柔顺平和得中，这是盛大的德性了；天下化于中正，治平就到终点了；这就称作道配天地，是古代圣明的极限了。后世不修礼法，刑政苛烦而混乱，在上的放纵私欲破坏法度，使得下民困苦。他们说古乐不足一听，一代一代都更换新声，而这新声妖婬愁怨，触发人的私欲，增强人的哀怨，使欲盛悲浓达到不能自我节制的地步。所以就出现了残害君上抛弃生父，轻生败伦，无法禁止的情形。唉！音乐这东西古人用以平静人心，今人用来助长私欲；古人用来宣布教化，今人用来助长怨忿。不恢复古礼，不改变今乐，而想走向太平，相差太远了！——周敦颐《通书·乐上》
程颢先生在朝廷上说：治理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怎样得贤才？应先给近侍、贤儒及执事百官以礼命，要他们尽心推访，凡有德业充分完备，足可为人师表的，其次有笃志好学、品才兼优的，朝廷要厚礼聘请，州县诚意遣送，把他们集中在京师，让他们从早到晚彼此研究发明正学。他们的学问必定是本于人伦，明于事理。他们教人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明“孝悌忠信”，人事应酬中的礼乐等等，其用以诱导、激励、浸润、砥砺后学直到成就其德业的方法，都有一个秩序，其关键在于教人择善修身，推而广之至于化成天下，如此从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迈上成为圣人之道。其中那些学业品行都符合以上要求的就叫做成德。挑选那些材识明达，能够达到善性的人，让他们每天在这里学习；而挑选那些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大儒，作为太学的师长；学问德义次于这些人的，让他们分别去教授天下的各级学校。选择好的士人入学学习，从县学升到州学，州学再荐举到太学，太学集中起这些人来教育，每年都在朝廷上讨论太学中谁贤谁能。凡选士，都须选取品性行为端正，在家孝悌，有廉耻知礼让，通明学业，晓达治国之道的人。——《二程文集》卷一《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程颢先生谈论十事：一师傅，二六官，三经界，四乡党，五贡士，六兵役，七民食，八四民，九山泽，十分数。他说：无论古今，无论治世乱世，凡是治国之道在生养教育人民上行不通时，那么这圣王之法也就应变革了。后世能极尽这因时变易的圣道就可大治，或者仅能用其一偏则小安。这是被历代治国实践检验过而彰明有效的。如果有人只知道局限于古法而不能因时之宜而施行于今天，如果只追求虚名而放弃了精神实质，这是陋儒的见解，不足以去和他讨论治国之道。但如果说今天的人情，已经与古时不同，如果说先王的治迹，已经不可能出现于今世，只追求眼前的便利，而不追求高远的目标，那只怕也不是大有作为的论调，也不能够挽救当今之世的大弊端。——《工程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
程颐先生上书说：远古三代之时，国君必有师、傅、保等官在身旁。“师，是开导教训君主的；傅，是辅佐君主之德义的；保，是保护君主身体的。”后世作事不作根本之计，明白追求治平却不知规正君心，懂得规劝君主之过而不知培养其德性，辅佐君主德义的作法，固然已经荒疏不用了；保护国君身体的方法，也没有听人说起过。我认为傅佐君主德义的方法，就在于防止君主耳闻目见非礼之事，约制君主的嗜好不使过度；保护身体的方法，则在于日常生活都要适宜而不过分贪欲，存有畏惧戒慎之心。今天既然不设保、傅之官，则这一职责都落在经筵官身上了，我想要求皇帝在宫中的一言一行，衣服饮食，都让经筵官了解。凡政事方面有不当之言行，就随事箴规；生活方面有违反持身养生之方的，则及时劝阻。——《二程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二札子》
程颐先生在《看详三学条制》中说：根据按现行的旧制度，太学生员参加公试和私试以升补，每个月都要考试。学校是以礼义相推让之地，而每一月都让他们去竞争，大大违反教养之道。请改考试为检验考查，发现学得不好的地方，学官召集生员教一教，并且不再排定名次高低。设置尊贤堂，延请天下有道德可作生员榜样的人居之，以及设置待宾斋、吏师斋，建立检查太学中士人品行操守的制度。又说：从元丰年间以来，太学设立了以利益引诱生员的方法，各地解送太学生员的名额由原来的一百人增加到五百人，来的人都奔赴凑集于太学，放弃父母之养，忘记骨肉之爱，在路途上奔波，旅居于他乡，以追名求利，使得人心日益苟且，士风日益衰微。现在打算留一百人。其余四百个名额，分配在解送名额少的州郡，如此士人自然各安居于乡里，培养他们孝爱之心，平静他们奔趋流浪之心，风俗也能渐渐淳厚。又说：三舍升补之法，都是仅依文卷人的实绩。这是官府办事的方法，不符合学校育人选士之道，朝廷授予法令，必然落实到下层。长官守养法令条文而不能有所作为，所以事情在下边做成了，下边的人都能控制上边的人。这就是后世之所以不能治平的原因呀。所以太学生员升补之权，应由太学长官及副职专管。有人说：“这样作，长官副职任用得恰当自然是好了。或许长官副职用了不恰当的人，品行或才识不高，那就不如防范得严密些，还是由下而上推选的办法有规可依。”但不知先王立法，必有恰当的人才能实行，没有听说过为不恰当执法的人立的法制。如果长官及其副职不是恰当的人，不理解教育之道，只是空守着法令条文，真的就能够培育出人才吗？——《二程文集》卷八
程颐先生在《明道先生行状》【注】中说：程颢作泽州晋城令时，百姓因事到城中去的，程颢见到他们，一定要用孝悌忠信劝诫他们，让他们知道在家应该怎样对待父亲兄长，出外应该怎样对待上级长辈。估计乡村之间的距离分别组成伍保，让他们有出力服役的事就互相鼓励，有患难就互相援助，奸诈的人就无处藏身。凡是孤独和残废的，要他的亲族和乡里负责，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行路的人从其境内经过，凡有大病小痛都能有所照料。各乡都建有义学，他在闲暇的时候亲自到这些学校去，召来学童的父母来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亲自为他们订正断句。老师不称职，就为他们另行配备。挑选择子弟中的优秀者，集合起来加以教育。乡民们组织社团，程颢给他们订立约规制度，以分别善恶，使他们都具备努力上进之心。——《二程文集》卷十一
【注：明道先生，一般指程颢。】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83【感恩寄咏】(南宋朱熹)【1151x1683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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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寄咏】(南宋朱熹)
陈子昂是初唐开一代诗风的文学家，曾作《感遇诗三十八首》，影响深远。朱熹受其启示，曾作感兴诗二十首。元皇庆二年赵孟頫书写朱熹《感兴诗二十首》赠给友人。
朱熹重视诗文，早年尤为喜好，受其师李延平之教而专意研究理学后，才改变用心诗文的初衷。
朱熹诗作以《春日》、《观书有感》最为传颂，然其总数约有1000多首，大多以理贯文，文理交融，其稳实中正、条理分明，自然平淡中透着精神。
朱熹的诗，我们称之为“哲理诗”，已经超越了一般写景抒情的诗，时时闪现出哲理的光芒。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观书有感》中的句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
《斋居感兴二十首》是朱熹最著名的哲理诗。该组诗是他对陈子昂《感遇诗》偏于道佛而不精于理学的回应和拟作，暗示其主旨是要表达理学思想。
《斋居感兴二十首》写于朱熹寒泉精舍生活时期的前半段（1170-1173年——。此时朱熹已由道佛返归儒，弃“主静”返归“主敬”，是朱熹理学形成最重要时期。这段时期，他不仅完成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以建构自己的宇宙本体论；草成了《资治通鉴纲目》，刊行了《八朝名臣言行录》以建构自己的理学史观；而且还编成了《二程遗书》和《伊洛渊源录》，并与吴楫、李宗思辩论儒佛之异以挺立自己的道统论；同时还刊行了《论孟精义》，草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作《观心说》、《尽心说》、《仁说》，编订“中和说”而成自己的心性工夫。
《斋居感兴二十首》写成于乾道壬辰年间（1172年，时朱熹43岁），其内容正与这段时间的理学创作直接相关。
朱熹在诗中，探究宇宙奥秘、描写自然规律、谈儒论道、解易说佛、咏史论今……诗的内容丰富，涵盖天地、日月、古今、人神、花草等等各方面。所以，在诗中有一股雄浑的“洪荒之力”，能振奋人心，启迪智慧。试解读其中几组：
一、探究宇宙变化之理，赞颂人文始祖。
“昆仑大无外，旁薄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羲皇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感兴诗·一》
朱熹在这首诗把昆仑山比作浩瀚无垠的宇宙，自然界阴阳交替、寒来暑往，从未停歇。在远古时代，人类没有得到人文的教化。这时华夏大地出现羲皇这个古神圣，他就是伏羲。传说他住在昆仑山中，与女娲结为夫妻，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伏羲结绳为网，教会人们渔猎，发明卦象与文字，发明瑟，创作出优美的乐曲。自此华夏大地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伏羲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所以，朱熹在诗中说：“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马图又称“河图”，是指在伏羲氏的时候，黄河中出现一匹龙马，背负圈点图案，伏羲得到它，并演为八卦。“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八卦象征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万物同出一理。“太极”是宇宙的本原，它分为阴阳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五行生生不息。朱熹在诗中的末尾发出了“为我重指掌”的声音，赞扬圣人的智慧，时时启迪着他去探究宇宙的发展规律。
二、论述阴阳变化之道，尊重客观规律。
“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无始，后际那有终？至理谅斯存，万世与今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感兴诗·二》
在朱熹的眼中，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在八方极远的时空中，无始无终，往前看不到源头，往后找不到终点。但世界不管如何变化，历经千秋万代，真理却永恒不灭。朱熹在诗末写道：“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混沌死”的典故出自《庄子·应帝王》。
故事讲的是南海帝王倏，与北海帝王忽，遇到中央帝王混沌。混沌对倏和忽二神很好。混沌没有七窍，不能看事物、听声音、吃东西、呼吸空气。倏和忽为了报答混沌之恩，每天帮混沌凿开一窍，可是到第七天的时候，混沌就死了。庄子借这事，来阐明他自然无为的观点，每个事物都有它不同的规律，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它，并任意去改变它。“倏”和“忽”这两个帝王的名字，就隐含了一个快速转变的意思。而混沌的本意是自然淳朴之意，它有着自己的身体特征，倏和忽做事莽撞，不加考虑，一片好心，反而害了混沌之命。
朱熹在诗中想表达的是，尊重自然变化的规律，为人处世应合乎自然之道。
三、注重人生修养，增加涵养。
“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凝冰亦焦火，渊沦复天飞。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珠藏泽自媚，玉蕴山含晖。神光烛九垓，玄思彻万微。尘编今寥落，叹息将安归。”——《感兴诗·三》
朱熹在诗中认为人的喜怒哀乐是变化无常，很多人做事都凭一时意气，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庄子·在宥》中言：“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尖酸刻薄之人，其心焦躁如火，出口容易伤人。如果不注重自身修养，那么即使是寒冷的凝冰也如焦火一般炙热，水潭中的微波也会掀起漫天的波澜。而思想道德高尚的人，则能驾驭住自己的情绪，动静有序。他们有着丰富的内涵，就像是湖泊中藏有珍珠，自然妩媚，山峰藏有美玉，自然生辉。静下心来，头脑中的一点灵光闪现，可以洞察世间万物变化的兆迹。“尘编”在这里指古旧之书，朱熹在结尾中说：“尘编今寥落，叹息将安归”，他感叹如今圣贤之书越来越少，心灵将归于何处安息呢？
四、控制贪婪欲望，不要让心为形役。
“静观灵台妙，万化从此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厚味纷朵颐，妍姿坐倾国。崩奔不自悟，驰骛靡终毕。君看穆天子，万里穷辙迹。不有《祈招》诗，徐方御宸极。”——《感兴诗·四》
朱熹在诗中说，人应该时常静下来细细地叩问自己的心灵，人的很多欲望都是由心而生的。为什么自己会受到功名利禄的诱惑，成为形体的奴役。所谓“食色性也”，人们看到美味，就大快朵颐，看到美色就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直到激流冲垮大堤，水患频生，还是没有醒悟。人们终日忙忙碌碌，追名逐利，欲壑难填。
朱熹在诗中借用了周穆王的典故：“君看周天子，万里穷辙迹。不有《祈招》诗，徐方御宸极”。从前，周穆王喜欢出游，不理朝政。他想周游天下，让天下都留有他车辙的痕迹。祭公谋父写了一篇《祈招》诗来劝谏，周穆公收住了贪心，安心地在宫中生活。如果不是谋父的忠言直谏，又或是周穆公不纳谏，任由其欲望膨胀，那么周穆公就会继续出游，不止劳民伤财，自己可能还会客死异乡。
五、咏史明理，感叹王朝兴亡。
“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西园植姦秽，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时起陆梁。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感兴诗·六》
朱熹在这首诗描写的是东汉末年的时势风云，东京这里指东汉首都洛阳。东汉末年，奸佞之徒掌控着朝中大权，他们残害忠良，朝纲沦落。后来，朝廷引狼入室，征召董卓入宫诛灭宦官集团。诗中的“青青千里草”指的就是董卓。汉献帝时，有童谣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实为“董”，“十日卜”为“卓”，这首童谣是预示董卓会以下犯上，败坏朝纲。于是，“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炎精”指火德，应火运而生的王朝，这里指东汉王朝国运渐衰。一些忠于汉室江山的义士，纷纷为复兴汉业而兴兵讨伐逆贼，“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这里“左将军”指刘备，他被皇帝封为左将军，后来刘备在西南建立蜀汉政权。伏龙（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两位军师都尽心辅佐刘备。虽然他们战功卓越，震惊神州，但无奈汉朝气数已尽，“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蜀汉被魏国吞并。而强大的魏国，又被司马氏篡夺，最终三家归晋。可惜，和平的生活总是那么短暂。晋国统一不久，国家战端又起，出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朱熹发出了“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之语，他感叹这个世上少有鲁仲连这样高风亮节、清心寡欲之人，大家都为了权利而争，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悲哀。
六、提倡儒家的慎独思想。
“颜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谨独，衣锦思尚絅。伟哉邹孟氏，雄辨极驰骋；操存一言要，为尔挈裘领。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焕炳。何事千载馀，无人践斯境？”——《感兴诗·十三》
朱熹在这首诗里讲述了一个儒者需要具备的修养。“颜生躬四勿”出自《论语·颜渊》，有一次孔子的得意弟子颜渊向孔子问仁，孔子提出了“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虚心好学的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但会照着老师所说的去做”，这里讲的“四勿”是儒家的戒律，对于不符合仁义道德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曾子日三省”的典故出自《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说的是曾参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发现错误的地方，及时改正；“《中庸》首谨独”，这句诗讲的是儒家经典《中庸》中首要提倡的——慎独，就是一个人不仅在公共场合要端正言行，即使在一个人独处时，也要谨慎不苟；越是在独处时表现出的行为，越能体现一个人的品德修养。
古代圣贤给后人树立一个做人榜样，但现在世风日下，很多人疏于自身修养。朱熹在结尾处反问：“何事千载馀，无人践斯境”，这一千年来为什么没有人能达到颜渊、曾参、孟子等人的境界呢？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的衰退呢，还是因为人们道德情操的沦丧？诗中有着警醒世人之意。
七、讲述易理，赞颂天地生成之德。
“元亨播群品，利贞固灵根；非诚谅无有，五性实斯存。世人逞私见，凿智道弥昏。岂若林居子，幽探万化原？”——《感兴诗·十四》
元亨利贞，语出《周易·乾》，代表乾卦的四种基本性质。宋代程颐在《易传》中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所以元亨能养育万事万物，利贞能成其生长。“灵根”是人们道德修养的根基，“五性”指仁、义、礼、智、信，人只有诚心修持才能达到这种修养境界。而世人都持有私人偏见，利令智昏，只会耍小聪明，使得诚信之道昏聩不明。“林居子”指超然世外的人，修心养性的人却能静心看待事物，洞悉万物变化之理，知道天地生成之德，故能养德克己，造福于人。
八、讲述教育应该深培善根。
“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反沦丧，扰扰胡为哉？”——《感兴诗·十七》
在这首诗中，朱熹讲述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提到孔子等先圣，兴办学校，培养英才。用心去训诫学生，培养学生的善根，让他们善言善行。这样子，天地之间的秩序才会正常，人文才会兴盛。圣人育人的本意是好的，可是“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朱熹联系现实境况，感叹为什么学绝道丧，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会一代不如一代。朱熹觉得这是人们的虚荣心在作祟，“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炫耀自己衣裳的华丽，身份的显贵，事事都想争为人先，不肯谦让。虚荣心的膨胀，使得社会风气腐化，尔虞我诈，互相争斗。
朱熹作为一代教育家，他想通过自己的学说去教导学生，引人为善，改善社会的不良风气。
九、重视儿童的蒙学。
“童蒙贵养正，逊弟乃其方。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奉水勤播洒，拥篲周室堂；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劬书剧嗜炙，见恶逾探汤；庸言戒麁诞，时行必安详。圣途虽云远，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感兴诗·十八》
朱熹比较重视儿童的教育，一个人的很多品性是从儿童时候养成的。他说：“童蒙贵养正”，在学生小的时候，就要引导他们涵养正道，孝敬兄长。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奉水勤播洒，拥篲周室堂。”在鸡鸣时分，孩子们就要早起梳洗，问候父母，嘘寒问暖。孩子们要帮父母洒扫庭院，帮忙做家务；在言行举止方面要“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庸言戒麁诞，时行必安详”，做事的时候要懂得谦恭退让，休息的时候要保持端正的姿态；在讲话的时候不能粗鄙放诞，举止方面要安详得体。儿童要勤于读书，保持善心，看到凶恶之事，要勇于去制止。
在诗的末尾，朱熹鼓励儿童们要树立崇高的目标，以圣人为榜样。“圣途虽云远，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圣人的大道虽然极其遥远，但如果从现在开始勤学也不会晚。就像孔圣人十五才立志苦学，依旧能成就一番伟业！
十、以自然生态之理，劝谏当权者要勤政爱民。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寻。岂无萌蘖在？牛羊复来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义心。物欲互攻夺，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肃容正冠襟。保养方自此，何年秀穹林？”——《感兴诗·十九》
牛山木，代指遭摧残的美物。典故出自《孟子 · 告子上》：“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牛山之木，虽然美好，但时常遭到斧头柴刀的摧残。而树木被砍后刚长出的新芽，又被牛羊吃掉。如果对大自然任意索取，不加节制，必然会造成生态失衡。万物之间互相争斗不休，如果不保护弱者，小小的根脉岂能繁衍下去？在这里朱熹把百姓比作牛山木，他希望皇帝能抱有仁义之心，施行仁政。他提出“反躬艮其背，肃容正冠襟”，人应该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不动妄念，端正品性。
牛山的木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才能生机勃勃，木秀于林；而百姓在仁政的治理下，也会安居乐业。在诗中朱熹表达了他仁者爱人的思想，对一草一木尚且有一份博爱之心，对百姓的疾苦自然更加关心了！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84【请征斋长】(元朝许衡，志元八年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设十二斋长为伴读，教育蒙古子弟)【1131x1709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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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征斋长】(元朝许衡，志元八年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设十二斋长为伴读，教育蒙古子弟)
《元史·许衡传》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早就想要开设太学，正巧许衡一再尽力请辞，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至元八年，命许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亲自为许衡选择蒙古弟子让他进行教育。许衡高兴的说：“这才是我应当做的事啊。国人子弟原始质朴的素质还没有丧失，对所看到与听到的都很专心学习，如果把他们放在善良有德人士中培养几年，一定会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于是许衡便把他过去曾教过的十二个优秀学生招来京城作为伴读，把他们分在十二个斋里，并命为“斋长”（类似班长或室长），就是让他们以身作则辅导蒙古子弟认真学习华夏文化。这十二个“斋长”在《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书中均有记载。
当时所选的蒙古子弟都还幼小，许衡对待他们如同成人，爱护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出入进退的礼节，严格得就如同君臣关系。课余吟诵的空余时间，就让他们学习礼仪，有时练习书法算术。这些学生尊师敬业，均知三纲五常为人之道。
【许衡简介】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宋末元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与刘因、吴澄并称“元朝三大理学家”。
许衡师从大儒姚枢及窦默，学习“程朱理学”，所讨论学问，内容涉及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等众多话题。许衡曾赴河北大名府讲学，由于恭谨执教，求学的人很多，并匾其斋为“鲁斋”，从此号称“鲁斋先生”。著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
元宪宗四年（1254年），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至元六年（1269年），授中书左丞，联合徐世隆、刘秉忠制定仪官制度，为元代统治者策划“立国规模”。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贤殿大学士、太史令，配合郭守敬修成《授时历》。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回乡休养。至元十八年（1281年），许衡去世，谥号“文正”。皇庆二年（1313年），从祭孔庙。
许衡的生平，见于《元史·列传第四十五·许衡》：
【白话译文：】
许衡，字仲平，怀州河内人，世代务农。自幼就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七岁入学，老师交给学生剖章析句，许衡问他的老师说：“读书是为了干什么？”老师说：“为了科举考试中举！”许衡说：“就为了这个吗？”老师大为惊讶。每次叫他读书，他都要问书文的旨义。时间长了，老师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聪明非凡，将来有一天肯定能远远超出常人，我不适合当他的老师。”于是告辞离去，许衡的父母极力挽留也没能留住。像这样共换了三任老师。
逐渐长大之后，许衡嗜好读书如饥似渴，可当时遭遇天下大乱，且家里贫穷，没有藏书。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开始得到王辅嗣对《易经》的解说。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许衡晚上思考，白天诵读，亲身体验，努力践行，举止言谈一定要揣度书中的大义然后才实行。
曾经在酷暑天路过河阳，渴得很厉害，道旁边有棵梨树，大家都争着摘梨吃，唯独许衡在树下正身独坐，神情自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摘梨吃，他回答说：“不是自己的而拿来吃，是不可以的。”那人说：“世道混乱，这棵树是没有主人的。”许衡回答：“梨树无主，我的内心难道也没有主人吗？”
许衡后来迁移到山东，留在了魏州，人们见他道德高尚，逐渐的开始追随他。许衡在魏州呆了三年，听说战乱将要平息，于是又回到了怀州。凡是婚丧娶嫁，他必定要根据礼法，并以此倡导同乡的人如此做，学习的人逐渐多起来。
因为家境贫穷，许衡亲自下田耕作，谷物熟了就吃谷物，谷物不熟就吃糠咽菜，处之泰然自若，朗读诗书的声音传到屋子外就如音乐一样优美动听。如果家里财产有余，许衡就把他分给同族人以及贫困的学生。人们如果有所馈赠，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礼义，他就不会接受。
姚枢曾经被召入京师，就把自己的雪斋让许衡居住，命令留守的人招待他，许衡坚辞不受。庭院中有水果熟透掉到地上，许衡的小孩由此经过，不用睁眼看一下就离开，许衡的家人受他感化如此之深。
甲寅年，世祖出京在秦中为王（受封秦中为王），想用来感化教育秦人的方法，于是征召衡担任京兆提学。秦地百姓刚刚脱离战乱，想要学习没有老师，听说许衡前来主管教育，所有人没有不高高兴兴前来学习的。所属郡县都建起了学校，百姓大受教育感化。世祖率军南征，许衡于是返回怀州，学生们纷纷挽留而没有成功，就跟着送他到临潼才回来。
中统元年，世祖登上皇帝大位，召请许衡回到京师。过了不久，许衡称病辞职还乡。
至元二年，皇帝任命安童担任右丞相，要许衡辅佐他，就又将许衡召至京师，让他在中书省参与议事。
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政事，兼管尚书省六部事情，于是揽政专权，权势远超朝野其他人，一时之间大臣多对他阿谀奉承，许衡每次与他讨论，必定直言不讳，一点也不让步。不久调任左丞，许衡屡次请求辞职。
元世祖忽必烈早就想要开设太学，正巧许衡一再尽力请辞，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至元八年，命许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亲自为许衡选择蒙古弟子让他进行教育。许衡接到任命，高兴的说：“这才是我应当做的事啊。国人子弟原始质朴的素质还没有丧失，对所看到与听到的都很专心学习，如果把他们放在善良有德人士中培养几年，一定会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于是许衡请求征调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火敦、孙安、刘安中等十二人为伴读，把他们分在十二个斋里，命为“斋长”。
当时所选的蒙古子弟都还幼小，许衡对待他们如同成人，爱护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出入进退的礼节，严格得就如同君臣关系。课余吟诵的空余时间，就让他们学习礼仪，有时练习书法算术。这些学生尊师敬业，均知三纲五常为人之道。
至元十年（1273年），因权臣屡次破坏汉法，致使学生缺粮，许衡便请求辞职返回怀庆故里，翰林学士王磐对忽必烈说：“许衡教人有方，诸生学后可以从政，这是国家大体，不要让他辞去。”但由于窦默为许衡恳求，忽必烈还是让许衡还乡，以赞善王恂代管太学事务。刘秉忠等奏请以耶律有尚、苏郁、白栋等为助教，保持原许衡所制定的教学规矩，忽必烈同意。
元朝自取得中原后，采行金朝的《大明历》，但该历法不精确，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令王恂制定新历。王恂认为一般历家只知历数不知历理，奏请许衡回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来主持太史院事。许衡与太史令郭守敬、杨恭懿等合作，研制新观象仪，经细密观测，参照旧有历法，剔除其中错误，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制成新历，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颁行天下。
后来许衡因疾病请求返回家乡怀州。至元十八年，许衡病重。不久去世，年七十三。怀州人无论富贵贫贱年轻年长，都哭拜于许衡灵前。四方学者听到许衡去世的消息，都聚在一起失声痛哭。有的人不远数千里前来许衡墓前祭痛哭祭拜。
《圣谕像解》清 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p387【圜桥观听】(汉明帝)【1166x1685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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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桥观听】(汉明帝)
汉明帝尊师重教，奉行养老礼，设三老五更
东平王刘苍，认为东汉中兴三十多年，四方安乐，应该修礼设乐。他与公卿商议、制定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时使用的冠冕、车马、服饰等制度，还有祭祀光武帝刘秀时所使用的歌舞、音乐制度，探讨八佾舞的形式；呈报汉明帝。
【提醒：】古代八佾舞图文，详见文末链接。
公元59年，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日，在明堂为光武皇帝举行祭祀大典。汉明帝以及公卿、列侯，首次戴上特制的冠冕、玉佩参加仪式。典礼结束后，登上灵台，察看天象。颁布大赦令。
三月，汉明帝临幸辟雍（本为周天子所设太学，东汉后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第一次举行大射礼。
【提醒：】古代儒生的“射礼”等，详见文末链接。
冬十月壬子日，汉明帝再次临幸辟雍，第一次举行养老礼；任命李躬（早年追随刘秀，诸位皇子的启蒙老师）为三老、桓荣（汉明帝老师）为五更。（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三老身穿麻布大袍，头戴进贤冠，手扶镶玉拐杖；五更装束与三老相同，不扶拐杖。汉明帝来到辟雍礼殿，坐在东侧的厢房，派遣使者用安车（古车立乘，此为坐乘）迎取三老、五更到太学讲堂。天子于屏风前亲迎；互致礼仪完毕，天子走东阶（主人行）在前面引路，三老走西阶（宾客行）随行；登上最后一个台阶后，天子依礼给三老作揖，请三老入座。三老面向东（东为上方、尊位）而坐；三公上前为三老摆放几案，九卿上前摆正三老脱下的鞋。天子卷起袖子亲自操刀切割祭肉，蘸好酱汁后请三老食用；然后执爵向三老敬酒。天子一边进献酒肉，一边还要祝福，词云：慢慢吃，别噎着；慢慢喝，别呛着【注】。五更面南而坐，由三公进献酒肉；所受的礼仪和三老一样。
（【注：】这一段加黑字体，原文是“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饐在后。”）
仪式结束后，汉明帝领着桓荣和他的弟子登上讲堂。汉明帝亲自讲论经书，儒生们则手执经书向汉明帝请教、质疑。不计其数的官吏、士绅、儒生围绕在辟雍门外桥头上看热闹、说故事。【注：即图中所绘情景】
汉明帝赐爵桓荣关内侯，下令三老、五更终身享受二千石俸禄；同时赏赐全国的三老（郡、县、乡每级都有，掌教化）每人一石酒、四十斤肉。
还是在当太子的时候，汉明帝就跟着桓荣学习《尚书》；继位之后仍然按照师生的礼节尊崇桓荣。汉明帝曾临幸太常府，让桓荣面朝东坐，为他设置几案、手杖，召集百官以及桓荣的弟子门生几百人与自己一起听老师讲课。有儒生避席（离席而伏地）向皇上质询疑难，汉明帝谦虚的说：“有太师在，我怎么敢班门弄斧？”这堂特殊的课上完后，汉明帝把太官供应饮食所使用的成套餐具全部赏赐给了桓荣。
桓荣生病，汉明帝不忘派使者慰问，送食物的太官、看病的太医前脚跟着后脚，络绎不绝。桓荣病重的时候，他给汉明帝上疏谢恩，请求把爵位和封地归还朝廷。汉明帝接到奏疏后亲自到他家中嘘寒问暖。御辇刚一到桓荣家所在的街口，汉明帝就下车步行，捧着一摞经书来到桓荣病榻前。随行人员奉上汉明帝赏赐的床茵、帷帐、刀剑、衣被。汉明帝手抚桓荣流了半天的眼泪，这才依依不舍的离去。打这以后，前来探视病情的诸侯、将军、大夫谁也不敢乘车、骑马直达桓荣门前了；进门之后也赶紧来到病榻前倒身下拜。桓荣去世之后，汉明帝身穿丧服，亲自吊唁送葬，在首山南麓赐给桓荣一块坟地。
桓荣的儿子桓郁应当继承桓荣的爵位，可是桓郁要让给过世哥哥的儿子桓泛。汉明帝不准许，桓郁这才受封；但是桓郁把封地上的田赋收入全部送给侄子。汉明帝任命桓郁为侍中。
【明清两朝北京国子监的“圜桥教泽”】
以下资料整理摘选自：圜桥教泽与雅涵於乐——北京明清国子监浅谈（转载自：大芽芽）
北京国子监，是明清两朝监学统一的中央官学最高管理机构和国家最高学府，位于北京城东北，从安内大街和雍和宫大街分别东转、西转进入成贤街（现在叫国子监街），都能看到设立于街道东西两端的成贤街牌坊。穿过牌坊，则是分立在国子监大门两侧的国子监牌坊。集贤门是国子监的大门。进入集贤门，东边是持敬门。持敬门虽然是集贤门东边的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