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的心理学解读
摘 要： 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其自身的魅力，还富有更深刻的文化、历史及社会内涵。因此，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能够为文本分析提供新的视角，使得文学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展开更为丰富的对话。本文选取了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通过对作品中黑人女性形象的心理解读，分析了黑人女性所经受的身体及心理上的痛苦，并探讨了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及社会异化等一系列问题。文章从文学与心理学的二维角度深入剖析作品，将经典的文本分析方法与心理学理论研究相结合，揭示出学科交叉互补的研究方法为文本解读带来的多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心理学理论能为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提供验证，揭示他们的行为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从而为更深入的探究提供肥沃的土壤。
关键词： 《最蓝的眼睛》 托妮·莫里森 黑人女性 心理学
一、文献综述
小说《最蓝的眼睛》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社会的种族关系比现在更为明显和紧张。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社会里黑人女性身处困境，举步维艰。Khayati（1999）评论道，该作品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叙述故事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含政治和道德的紧密联系。即使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西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于社会的许多方面，且与黑人妇女所面临的现实息息相关。虽然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种族歧视依然严重。表面上看，整个社会对有色人种更为宽容，也更强调机会平等，但偏见仍然以更复杂、狡诈，更具毁灭性的方式顽固地存在着，并为所谓的“新种族主义”铺平了道路。由于西方现代社会规范和雇佣法明确提出，种族、国籍和性别歧视是违法的，因此新种族主义往往会在表面宣称平等主义，反对白人的优越感（Barker 1981；Condor et al.2006）。并由此摆出更积极的反种族主义姿态，表达对有色人种不那么蔑视的观点，从而提升自身的公众形象（Condor et al.2006）。然而事实是，由此导致的社交疏离使得不够富裕的有色人种常常由于自身的文化和人格特质承受无辜的谴责（Van Dijk 1992，p.87）。McKittrick（2000）指出，由于白人主导的社会不断拒绝给予他们平等感，并且强加不公平的，对地域和种族的固有的主观想法，黑人少数种族经受着巨大的不安。无论是经验之谈还是道听途说，种族身份和性别困境仍然与个体自尊心、适应性和幸福感的下降密切相关（Schafer and Herbold 1999；Birzer and Smith-Mahdi 2006）。Alexander（1998）则在此走到更远。他将这种源自偏见的苦难视为人性不可缺少的部分，并大胆地将其比喻为上帝的第四个身份，即与圣父，圣子，圣灵共存的罪恶的存在。
最近的访谈研究显示，美国的黑人妇女迫切需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对抗在白人为主导的社区出现的文化和社会异化问题（Terhune 2008）。莫里森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展示了备受折磨的黑人女性自我的复杂性，更真实描述了在尤其关注外貌及物质成功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年轻的黑人女孩和妇女是如何采取自我毁灭的方法以符合白人关于“美”的理想形象的。
二、黑人女性的自我嫌恶
佩科拉，一个黑人女孩受害者，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并将白人童星雪莉·坦布尔视为完美典范。在西方，无论男女都喜爱可爱的洋娃娃般的脸蛋，从而萌生博爱和柔软之心。小说中佩科拉总是将积攒的零用钱拿去买一种糖果。因为“每张浅黄色的糖纸上都印有一个头像，玛丽·珍的头像……一张笑盈盈的白脸和飘逸的黄头发。一双蓝眼睛从一个清洁舒适的世界里向外看着她……佩科拉认为那双眼睛实在是太漂亮了……吃了糖块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珍，爱上了玛丽·珍，也变成了玛丽·珍。”（莫里森，2005，P32）玛丽·珍所具有的这种特质使得她在西方社会备受欢迎，它象征着富足、魅力与自信，而这些都是评价物质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元素。“有一段时间，佩科拉意识到如果她的眼睛——目睹那些画面和场景的眼睛——不同的话，就是说，她有双美丽的眼睛的话，她本人也会不同。”（莫里森，2005，P29）从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中可以看出，她深信只要愿望成真就能够变得美丽，受人尊重，获得更好的生活。正如Spencer（1984）的研究指出，美国的非裔小孩坚信自己的黑人身份还远远不够。他们与佩科拉一样，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幻想。这种来自不同种族身份的仰慕者对于偶像的幻想表明，长久以来黑人群体都无法克服并走出白人种族优越感的阴影，由此也反映出白人文化对“魅力”解释权的垄断。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包括佩科拉在内的黑人群体对自身肤色、文化、种族的强烈的羞耻感。小说中佩科拉在糖果店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她抬头朝他望去，可看到的是一片空白，而原本应看到的是好奇的目光。不仅如此，没有一丝对人类的认同——目光呆滞，毫无察觉。她不知道是什么阻隔了他的目光……可是她在别的成年男人的目光里曾见过好奇、厌恶，甚至愤怒的表示。然而对这种空白她并不陌生。它带有利刃；在下眼帘的某个部位表现出来的是厌恶之感，在所有白人的眼神里她都曾见到过。他们的厌恶一定是针对她的，针对她的黑皮肤的……正是这黑皮肤引起了白人眼神里带有厌恶之感的空白。”（莫里森，2005，P31）。值得强调的是，佩科拉对自身相貌丑陋的坚信不疑源于社会对她的评价，而非来自于她本人。“她常坐在镜子前长时间发愣，试图找出丑陋的秘密。因为丑，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都鄙视她。”（莫里森，2005，P28）在美国文化中，随处都传播这样的信息，黑人不可能漂亮，越黑越不美（Matus，1998）。这种不公平的社会评价严重侵犯了个体自尊自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身的自卑感使得她不得不屈服于异族文化对自身种族的漠视中。她始终相信社会对黑人的蔑视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并将存在于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对白人标准的默从有效地抑制了黑人内心潜在的愤怒及挑战，却使他们陷入了无助的境地，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在此莫里森对种族和文化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强调无关人种的个人特质的重要性，反对任何无条件接受白人标准并将其美化的做法。
莫里森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徘徊在“看”与“被看”之间。佩科拉所看到的是白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优越地位及享受的特殊待遇。当一位名叫莫丽恩的混血儿来到学校时，“整个学校为之倾倒。老师叫到她时总是满脸微笑以示鼓励。黑人男孩子在走廊里从不使坏将她绊倒；白人男孩子也不用石子扔她；白人女孩子被分配和她一起学习时也没有倒抽一口气；当她要用厕所间的水池时，黑人女孩子都会让到一边，用低垂的眼睛悄悄地看她。”（莫里森，2005，P40）佩科拉也相信她经历的所有苦难和不被接受都归因于别人是如何看待她的。“她再怎么使劲也无法将眼睛变没了。那还有什么意义。眼睛就是一切。一切尽收眼底。”（莫里森，2005，P28）由于她只能透过别人的眼睛看待世界，最终逐渐失去了对自我进行独立正确评估的能力。文学评论家Fick（1989）指出，佩科拉的愿望并不只是简单的出于改变外貌的美容需要，这反映了她更为深远的心理需要，即通过改变她看世界的方式来改变世界。正如小说所述：“一个黑女孩儿想从她所处的黑洞里爬出来，用蓝眼睛看世界。”（莫里森，2005，P112）正是白人关于美的标准的内化将佩科拉变成了社会的隐形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Walther，1990）。而无法实现愿望的事实打击了她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她内心对于归属感和被社会接受的强烈的心理需求。佩科拉一生都“如同一只丧失飞行能力的小鸟不停地扇动翅膀，一心向往她无法到达、甚至无法看见的蓝色太空。此种愿望充斥了她全部的思维”。（莫里森，2005，P133）
三、社会群体对黑人女性的排斥
心理学研究发现，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关系下，基于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将人们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做法也会导致对外来群体成员的歧视（Tajfel and Turner 1986）。这种歧视往往仅是基于表象的标准，如一个人的肤色，却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如社会排斥，侮辱，甚至自我嫌恶。尽管佩科拉对蓝眼睛的近乎疯狂的执著和幻想是如此不切实际，然而时至今日，她基于个人的种族身份对社会评判标准的理解仍然发人深省。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只要她的模样不变，只要她继续丑陋，她只能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她属于他们。”（莫里森，2005，P28）相关研究表明，对于遭受社会遗弃及外来群体排斥的焦虑对个体的自尊会产生深远的影响（Baumeister and Leary，1995）。这点在佩科拉去雅各鲍斯基的店里买糖果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时空的某一固定点上他感觉没有必要浪费他的眼神。他并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看得见的东西……一个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小店老板，满嘴土豆、啤酒味，满脑圣母玛利亚，怎么会看得见一个黑人小女孩呢？他的全部生活经历告诉他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是不值得，也是不必要的。”（莫里森，2005，P31）
按常理说，作为一个移民，同为白人社会的外来群体的一员，雅各鲍斯基应该能够克服这种公然的歧视，给予外来群体的同胞平等的待遇。然而他这种残忍的行为却并不特殊。根据心理学的研究，那些受歧视的外来群体成员一旦在移居地千方百计地获得了相对的社会地位后，往往就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使自己看上去像拥有特权的内部成员。而最常见的做法，就是通过对混得比自己差，生活更为艰苦的同类人群的蔑视，试图减少自己已打上烙印的作为外来群体的特征（Major et al.2002）。这种行为也可以用社会反射理论来阐释，主要是指通过与其他有色人种的接触，提高了个人对社会地位不平衡的认知，导致他们的内心更为倾向特权阶层（Allport 1954）。
小说中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杰萝丹太太，一位“住在金绿两色的漂亮房子里……漂亮的浅棕色皮肤的太太”（莫里森，2005，P60）。“这些浅棕色瘦瘦的女孩儿”毕生都在努力适应采纳白人家庭的标准，“她们上公立学校师范学校，学习如何尽善尽美地替白人干活……学会抛弃纯真简朴的本色，可怕的纯真情感。自然大方，以及一切人类感情都该抛弃。”（莫里森，2005，P53-54）为了使自己和下一代脱离非洲根，杰萝丹太太不遗余力地向儿子灌输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不让他和黑孩子玩。“她跟他解释过有色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别。两者很容易区别。有色人整洁安静；黑人肮脏吵闹。他属于前者。”她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方法使儿子在外表上与黑人区分开来，“他穿的是白衬衫蓝裤子；头发剃到发根以免露出黑人的卷发……在他脸上涂强生油，使脸色不致变得灰白。有色人与黑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分明；一些细微但显露实情的标记会使界限变得模糊，因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莫里森，2005，P56）她的努力是为了保护她的儿子免受建立在不公平的权利关系上的种族歧视，因为这在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着很大影响。此外，同为有色人种，当佩科拉在她家被她的儿子欺负时，杰萝丹太太的内心充斥着对黑人女性的鄙视和嫌恶。“她这一辈子见的都是这类女孩儿……她们无所不在……像苍蝇一样成群结队地飞行，像苍蝇一样散落下来。其中之一就落到了她家，‘你这讨厌的小黑丫头，从我家滚出去。’”（莫里森，2005，P60）
黑人群体的孩子在长大以后逐渐意识到自身的肤色、外貌等“标签”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的含义，并由此产生了消极的感受，且具化成了消极的立场，甚至产生了对自身群体的不尊重。最终，那些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大的群体是最有可能被看不起的（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对佩科拉而言，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来自同胞的欺辱和戏谑。在学校里，一群黑人男孩子围成一圈，尽情享受捉弄她的快乐。“他们即兴编撰的打油诗嘲讽的两点是被欺负人所不能左右的；她的肤色以及对大人睡眠习惯的猜测……他们自己也是黑皮肤，他们的父亲可能也有类似的习惯，此时此刻无关紧要。他们对自身肤色的鄙视使这种辱骂更尖刻。他们好像把多年培育的愚昧，精心习得的自憎，认真设计的无望，浓缩成一句在他们空洞的脑海里翻腾已久的滚烫的咒语——冷却之后——鼓起勇气喷吐出来，将一切拦路之物摧毁。他们围着猎物跳起死亡之舞，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要将她作为贡品推进火坑。”（莫里森，2005，P41-42）正如Peach（2000）所指出的，黑人真实的自我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他们对自身的看法达到了自我憎恨的程度。这种自我嫌恶在那些最远离社区的人物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他们最为憎恨的是与众不同，因为这种不同为他们带来了辱骂和歧视。而这种自我憎恨又集中体现在对自己的身体如发色与肤色的嫌恶，因为这是他们的人种和身份最为明显的特征。恰如故事的叙述者克劳迪娅所反思的：“我们并非出身显赫但却很势利，并非贵族但很讲究成分。”（莫里森，2005，P114）
四、黑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莫里森小说中的大多数女性角色都致力于对个人价值、归属感和自我身份的追求。然而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追求有时过于极端，甚至带来了自我或家庭的毁灭。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佩科拉的母亲波琳的一生，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根据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关于偏见的研究（Gottfried and Phyllis 1977），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先被自己的感受和倾向所影响，其后才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感知。在成长早期感知（外部特征）而非认知（内在特性）占主导，孩子通常会根据自己的长相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波琳“两岁时一个生锈的铁钉穿透了她的一只脚，家里人对此不以为然……尽管残疾很轻，但是她明白了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她在任何地方都不自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宿感。她把这种泛泛的离异感和自卑感都怪罪于她的脚。”（莫里森，2005，P71）只有当认知能力进一步发展后，他们才领悟到肤色从来都是个体身份的一部分，无法分割，无法抛弃，一个人的种族划分由祖先决定而不是任何自由的选择。他们努力遵守既定的白人关于女性特质的概念，鄙视自己的黑人身份及一切特点，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自我嫌恶和本性的扭曲。
在经历了与乔利婚姻最初的甜蜜后，波琳陷入了对生活深深的绝望。她“和她见过的少数几个黑人妇女打交道很不自在。她们取笑她……对她说话的口音及打扮她们投以蔑视的目光，并窃窃私语。”（莫里森，2005，P76）“北方的有色人种也不一样，和白人一样差劲。会让你感到无足轻重。没想到他们也会这样瞧不起人”（莫里森，2005，P75）。和乔利的“婚姻因吵架而破裂。她还是个孩子，还在等待幸福的巅峰，等待在艰险的道路上尊敬的上帝来到她眼前。只是此时此刻她明白了艰险的含义。”（莫里森，2005，P78）
最初波琳在电影院里找到了精神寄托。“在黑暗中她原先的梦幻又复活了，她又重新回到往日的梦境。除了幻想浪漫爱情，她又多了一种幻想—美丽的外貌……越缺乏安全感幻想越滋长，最后以幻想破灭而告终。她把外貌与美德等同起来，使她作茧自缚，愈加自卑自贱……她以此为源泉，汲取最为消极的情感，欺骗情人，囚禁情人，束缚自由。看电影受教育之后，她会以绝代美女的尺度来衡量每一张她见到的脸”（莫里森，2005，P78）甚至是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我知道她长得很丑……可是上帝啊，她真是丑。”（莫里森，2005，P80）
然而黑人的自我嫌恶并不仅仅只是出于对肤色的反感，它也导致了对任何与非洲文化相关事物的羞耻感，体现在他们很勉强地或不情愿地参与，分享，珍惜自己的传统、语言、服饰和音乐等（Carlson and Ridder 1994）。这种白人至上主义的内化形式反映为将自身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都建立在社会评价和标准的基础上，从而与自身的群体更为疏离。正如波琳所描述的：“惟一让我快乐的时光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这些片子让我快乐，但也让我难以回家，难以面对乔利。”（莫里森，2005，P78）在彻底见过自身群体的“丑陋”之后，个体才做好准备，采取更激进的手段试图融合到特权阶层中去。怀着对欧美价值观的无限崇拜和向往，波琳最终在她做佣人的白人家庭里找到了避难所。在那里她发现了她所认为的美、和谐与秩序，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只存在于她的工作之中。“没过多久她就不再收拾自家房间了……她越来越不顾及家庭、孩子和丈夫……与这些暗淡无光的时刻相反，白天与费舍尔一家度过的时光显得更加明亮，更加珍贵，更加可爱……在那里，她享受的是美丽、井然、清静的生活以及人们的赞扬……她替自己家办事时债主和店主看不起他。现在她替费舍尔家办事，他们不仅尊重她，甚至还有些惧怕她……给这家人干活，她充分享受着权力、赞许和奢侈的生活。”（莫里森，2005，P81）正因为此，她和自己的家庭愈加疏离，本已十分脆弱的母子和母女关系更为紧张。“对他们她更讲究威严，结果是让他们充满恐惧……在她儿子心里她敲打出离家出逃的强烈愿望，在她女儿心里她敲打出对长大成人，对世人，对生活的恐惧。如果他们有所松懈，哪怕是一点点，她都会加以惩罚。”（莫里森，2005，P82）有一次佩科拉在波琳工作的“大白房子”里不小心打翻了盘子，“大部分的糖浆溅到了佩科拉的腿上，肯定把她烫得不轻。”（莫里森，2005，P69）波琳“一步就跳到佩科拉跟前，用手背把她打倒在地……用气得变成尖细的嗓音骂着佩科拉”（莫里森，2005，P70），同时温柔地安抚着主人家的“又粉又黄的小女孩儿”。（莫里森，2005，P70）即便在女儿被父亲过后，波琳也并不相信在女儿身上发生的一切。对善与恶的严格的宗教概念使得她无法意识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像乔利这样的人可以是两者的混合体。作为一个母亲，此时波琳对女儿的背弃反映了她的认知、（不愿接受事实），情感（漠然处之）、道德观（拒绝任何恶行）和消极顺从（未作回应）（Zebialowicz & Palasinski 2010）。
正如小说对黑人女性一生的总结，悲哀的情绪贯穿始终，令人心酸。无论是波琳和佩科拉母女还是那三个，“她们忍受着一切，并按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一切……她们对生活厌倦，期待死亡，既能无视也能接受生活的痛苦……这些黑人老妇女一生的甘苦都凝聚在她们的眼睛里——浓缩了悲伤与幽默，狡黠与平静，现实与幻想。”（莫里森，2005，P88-89）“在她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世界末日，世界起源，以及末日与起源之间的荒芜。”（莫里森，2005，P60）对于她们来说，“这辈子已无关紧要，会有来世辉煌。惟一让我怀念的是那彩虹。”那曾经幻想并追求的梦，“但正像我所说的，对此我也有些记不清了。”（莫里森，2005，P84）
五、结语
毋庸置疑，“美”的定义在社会文化中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体特征往往会成为评判其社会身份的标准。西方社会通常根据白人的生理特征来定义“美”，也就是一个苗条的浅肤色的拥有一头金发和一双蓝眼睛的女性形象，这也构成了当代西方文化中“成功”的象征（Kubisz 2000）。与此同时，“美”也成了与政治相关的概念。正如Peach（2000）所指出的，“白”（盎格鲁，男性，基督徒，富有）被过于吹捧美化，并被灌输进了博爱、优越、高人一等的含义，而“不白”（非盎格鲁，女性，非基督徒，贫穷）则被贬低，意味着恶毒和下等。现代西方文化对外貌和物质主义的热衷对其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最蓝的眼睛》这部作品对此所进行的批评时至今日仍然贴切。小说同时还传递了对人类尊严的关注和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抗等信息，而其中最令人沉痛的莫过于黑人群体对这种影响之毒害的“集体无意识”。正如克劳迪娅在小说结尾所反思的：“当我看见她（佩科拉）在垃圾堆里搜寻——搜寻什么？搜寻被我们谋杀的东西？——我会说当年我并未将种子埋得太深，而是土地的原因，镇上土壤的原因。我甚至认为当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存有敌意……在这片土地上某些花卉是不宜生长的…当土地决意封杀时，我们大家对此默许，认为受害者无权生存。毫无疑问我们错了……一切都太晚了……”（莫里森，2005，P134）
看上去类似家庭这种创伤一定是过于悲痛让人无法漠视，然而人类的大脑十分擅长对那些过于难以置信的信息不予任何关注（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与其理智地进行思考和梳理，无视显然是最简单不过的做法。人类的记忆能够对过去进行重新整合以符合现在的预期，并且对任何不确定的最轻微的线索自动予以忽视，扭曲或是重新诠释为“无关紧要”。根据对记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随后发生的其他事情会使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回忆进行重大改变，对它的解读也依赖于其他因素，如情绪或是对其他事件的评价（McDonald and Hirt 1997）。这个过程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减轻对新事物的不适应。就好像克劳迪娅所描述的：“我们记得学校的孩子在奶油水果派的注视下如何低下眼角，又是以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佩科拉的。这些我们很清楚，也许不仅仅是记忆。自从有记忆以来，为了反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我们不停地护卫着自己，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我们需要破解的密码，所有的举止都必须仔细分析；我们变得固执、傲慢、与众不同。别人对我们不加理睬，因为我们极其自我关注。对自身的弱点我们并不清楚。”（莫里森，2005，P120）
佩科拉最终“步入了疯癫世界，在那里她不受外界侵扰”。（莫里森，2005，P134）她的疯癫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她无力处理自身的遭遇，从而不得不妥协于白人文化所强加的关于“美”的定义，也可以解读为黑人对自己出身和文化的回避，以及由此引出的严重的黑人社会身份的两难问题。小说结尾处，佩科拉在和想象中的朋友的对话中产生了视听幻觉。她坚信自己拥有蓝色的眼睛，同时又担心其他人拥有更蓝的眼睛，这种幻想既反映了她的极度偏执和焦虑，又是对黑人社会试图遵守白人的“美”的评判标准，并对此产生敬畏的尖刻苦涩的控诉。
Davis（1982）指出，佩科拉所遭遇的精神暴力的侵犯，远比生理上的暴行更具摧毁性。心理健康研究将这种虐待儿童的后果与社会排斥和歧视相联系，也就是说，不仅是佩科拉两难的种族身份问题或是的将她推到了疯癫的边缘（虽然他们很有可能加剧了她眼中的社会心理压力），而且是多种因素产生的互相影响。如果她能从家庭或朋友那里得到更多的安抚和强大的社会支持，缓和她的悲痛忧虑，她就不会如此（Taylor et al.2001）。然而可悲的是，由孤独带来的苦难并不仅仅影响了个别人，同时也导致了家庭的恶化和社会的堕落（Werrlein 2005）。正如小说最后总结的。“废弃之物我们倾倒给她，由她吸收；美好之物原先属于她，她却给了我们。所有认识她的人通过与她相比感到完整，与她的丑陋相比感到美丽。她的单纯点缀着我们，她的罪过使我们感到圣洁，她的痛苦显示我们的健康与活力，她的笨拙使我们自感幽默，她不善言辞使我们自信能言善辩，她的贫困让我们慷慨。我们甚至用她的白日幻想来抵消自己的噩梦。因为她允许我们把她作为参照，她受到的鄙视也是应得的。我们把她当做磨刀石使自我更为锋利，对比她的懦弱来丰富自身的品格，为自己虚幻的坚强而悠然自得。然而虚幻毕竟是虚幻，因为我们并非坚强，只是好斗；并非自由，只是获得了许可。并非富有情感，只是彬彬有礼；并非品性优良，只是举止端庄……为了显示勇气而追逐死亡，而面对生活却像窃贼一样躲躲闪闪。我们以正确的语法替代智慧；改变习俗以模拟成熟；重新组合谎言称其为真理；把以新形式出现的老观点视为上帝之启示。”（莫里森，2005，P133-134）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强化对于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两难身份问题的意识，给予其更多关注，对于建立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都至关重要。就目前趋势来看，各学科研究之间互相没有合作，缺乏信任，使得这种努力收效甚微。虽然文学与心理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群体的差别来自于各自对立的研究方法，认识论，本体论，以及复杂的理论专业术语使得他们看上去毫无交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同一类现象，这两个学科可以提供截然不同的视角，而两者的联合研究往往能够创造出惊人的理论成果。结合对人类大脑的现代心理学研究，我们能够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经历和互相之间的关系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正如本文的分析所示，对于小说《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角色所遭受的苦难，虽不能一窥全貌，但心理学视角的研究的确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扇明亮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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