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经典散文集（套装共7册）
题记
“写《风雨谈》忽忽已五个月，这小半年里所写的文章并不很多，却想作一小结束，所以从《关于雷公》起就改了一个新名目。本来可以称作‘雷雨谈’，但是气势未免来得太猛烈一点儿，恐怕不妥当，而且我对于中国的雷公爷实在也没有什么好感，不想去惹动他。还是仍旧名吧，单加上‘后谈’字样。案《风雨》诗本有三章，那么这回算是潇潇的时候也罢，不过我所喜欢的还是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一章，那原是第三章，应该分配给‘风雨三谈’去，这总须到了明年始能写也。”
这是今年五月四日所写，算作“风雨后谈”的小引，到了现在掐指一算，半个年头又已匆匆的过去了。这半年里所写的文章大小总有三十篇左右，趁有一半天的闲暇，把他整理一下，编成小册，定名曰“瓜豆集”，“后谈”的名字仍保存着另有用处。为什么叫作瓜豆的呢？善于做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种种的推测。或曰，因为喜讲运命，所以这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或曰，因为爱谈鬼，所以用王渔洋的诗，豆棚瓜架雨如丝。或曰，鲍照《芜城赋》云，“竟瓜剖而豆分”，此盖伤时也。典故虽然都不差，实在却是一样不对。我这瓜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或者再自大一点称曰杜园瓜豆，即杜园菜。吾乡茹三樵著《越言释》卷上有杜园一条云：
“杜园者兔园也，兔亦作菟，而菟故为徒音，又讹而为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蓏之属，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则其价较增，谓之杜园菜，以其土膏露气真味尚存也。至于文字无出处者则又以杜园为訾謷，亦或简其词曰杜撰。昔盛文肃在馆阁时，有问制词谁撰者，文肃拱而对曰，度撰。众皆哄堂，乃知其戏，事见宋人小说。虽不必然，亦可见此语由来已久，其谓杜撰语始于杜默者非。”土膏露气真味尚存，这未免评语太好一点了，但不妨拿来当作理想，所谓取法乎上也。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那自然就是杜撰，所以这并不是缺点，唯人云亦云的说市话乃是市儿所有事耳。《五代史》云：
“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换一句话说，即是乡间塾师教村童用的书，大约是《千字文》《三字经》之类，书虽浅薄却大有势力，不佞岂敢望哉。总之茹君所说的话都是很好的，借来题在我这小册子的卷头，实在再也好不过，就只怕太好而已。
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iconoclasma）与中庸（sophrosune），夹在一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好像“狂言”里的某一脚色所说，生怕不谈就有点违犯了公式。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或者怀疑我骂韩愈是考古，说鬼是消闲，这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但不瞒老兄说，这实在只是一点师爷笔法绅士态度，原来是与对了和尚骂秃驴没有多大的不同，盖我觉得现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昔者党进不许说书人在他面前讲韩信，不失为聪明人，他未必真怕说书人到韩信跟前去讲他，实在是怕说的韩信就是他耳。不佞生性不喜八股与旧戏，所不喜者不但是其物而尤在其势力，若或闻不佞谩骂以为专与《能与集》及小丑的白鼻子为仇，则其智力又未免出党太尉下矣。
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在庄子看来恐怕只是小知，但是我也觉得够好了，先从不知下手，凡是自己觉得不大有把握的事物决心不谈，这样就除去了好些绊脚的荆棘，让我可以自由的行动，只挑选一二稍为知道的东西来谈谈。其实我所知的有什么呢，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比较起来对于某种事物特别有兴趣，特别想要多知道一点，这就不妨权归入可以谈谈的方面，虽然所知有限，总略胜于以不知为知耳。我的兴趣所在是关于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当然是零碎的知识，但是我唯一的一点知识，所以自己不能不相当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学与文学的空论之类。我尝自己发笑，难道真是从“妖精打架”会悟了道么？道未必悟，却总帮助了我去了解好许多问题与事情。从这边看过去，神圣的东西难免失了他们的光辉，自然有圣像破坏之嫌，但同时又是赞美中庸的，因为在性的生活上禁欲与纵欲是同样的过失，如英国蔼理斯所说，“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凡此本皆细事不足道，但为欲说我的意见何以多与新旧权威相冲突，如此喋喋亦不得已。我平常写文章喜简略或隐约其词，而老实人见之或被贻误，近来思想渐就统制，虑能自由读书者将更少矣，特于篇末写此两节，实属破例也。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著者自记于北平知堂。
关于雷公
在市上买到乡人孙德祖的著作十种，普通称之曰“寄龛全集”，其实都是光绪年间随刻随印，并没有什么总目和名称。三种是在湖州做教官时的文牍课艺，三种是诗文词，其他是笔记，即《寄龛甲志》至《丁志》各四卷，共十六卷，这是我所觉得最有兴趣的一部分。寄龛的文章颇多“规模史汉及六朝骈俪之作”，我也本不大了解，但薛福成给他作序，可惜他不能默究桐城诸老的义法，不然就将写得更好，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不过我比诗文更看重笔记，因为这里边可看的东西稍多，而且我所搜的同乡著作中笔记这一类实在也很少。清朝的我只有俞蛟的《梦厂杂著》，汪鼎的《雨韭庵笔记》，汪瑔的《松烟小录》与《旅谭》，施山的《姜露庵笔记》等，这寄龛甲乙丙丁志要算分量顶多的了。但是，我读笔记之后总是不满意，这回也不能是例外。我最怕读逆妇变猪或雷击不孝子的记事，这并不因为我是赞许忤逆，我感觉这种文章恶劣无聊，意思更是卑陋，无足取耳。冥报之说大抵如他们所说以补王法之不及，政治腐败，福淫祸善，乃以生前死后弥缝之，此其一，而文人心地褊窄，见不惬意者即欲正两观之诛，或为法所不问，亦其力所不及，则以阴谴处之，聊以快意，此又其二。所求于读书人者，直谅多闻，乃能立说著书，启示后人，今若此岂能望其为我们的益友乎。我读前人笔记，见多记这种事，不大喜欢，就只能拿来当作文章的资料，多有不敬的地方，实亦是不得已也。
寄龛甲乙丙丁志中讲阴谴的地方颇多，与普通笔记无大区别，其最特别的是关于雷的纪事及说明。如《甲志》卷二有二则云：
“庚午六月雷击岑墟鲁氏妇毙，何家溇何氏女也，性柔顺，舅姑极怜之，时方孕，与小姑坐厨下，小姑觉是屋热不可耐，趋他室取凉，才逾户限，霹雳下而妇殛矣。皆曰，宿业也。或疑其所孕有异。既而知其幼丧母，其叔母抚之至长，已而叔父母相继殁，遗子女各一，是尝赞其父收叔田产而虐其子女至死者也。皆曰，是宜殛。”
“顺天李小亭言，城子峪某甲事后母以孝闻，亦好行善事，中年家益裕，有子矣，忽为雷殛。皆以为雷误击。一邻叟慨然曰，雷岂有误哉，此事舍余无知之者，今不须复秘矣。”据叟所述则某甲少时曾以计推后母所生的幼弟入井中，故雷殛之于三十年后，又申明其理由云：“所以至今日而后殛之者，或其祖若父不应绝嗣，俟其有子欤，雷岂有误哉。于是众疑始释，同声称天道不爽。”又《乙志》卷二有类似的话，虽然不是雷打：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钱塘潮八月十八日临安民俗大半出观。绍兴十年秋，……潮至汹涌异常，桥坏压溺死数百人，既而死者家来号泣收敛，道路指言其人尽平日不逞辈也。同治中甬江浮桥亦觏此变。桥以铁索连巨舶为之，维系巩固，往来者日千万人，视犹庄逵焉。其年四月望郡人赛五都神会，赴江东当过桥，行人及止桥上观者不啻千余，桥忽中断，巨舶或漂失或倾覆，死者强半。……徐柳泉师为余言，是为夷粤燹后一小劫，幸免刀兵而卒罹此厄，虽未遍识其人，然所知中称自好者固未有与焉。印之潜氏所记，可知天道不爽。”又《丙志》卷二记钱西箴述广州风灾火灾，其第二则有云：
“学使署有韩文公祠，在仪门之外，大门之内，岁以六月演剧祠中。道光中剧场灾，死者数千人。得脱者仅三人，其一为优伶，方戴面具跳魁罡，从面具眼孔中窥见满场坐客皆有铁索连锁其足，知必有大变，因托疾而出。一为妓女，正坐对起火处，遥见板隙火光荧然，思避之而坐在最上层，纡回而下恐不及，近坐有捷径隔阑干不可越，适有卖瓜子者在阑外，急呼之，告以腹痛欲绝，倩负之归，谢不能，则卸一金腕阑畀之曰，以买余命，隔阑飞上其肩，促其疾奔而出，卖瓜子者亦因之得脱。”孙君又论之曰：
“三人之得脱乃倡优居其二，以优人所见铁索连锁，知冥冥中必有主之者，岂数千人者皆有夙业故絷之使不得去欤。优既不在此数，遂使之窥见此异，而坐下火光亦独一不在此数之妓女见之，又适有不在此数之卖瓜子者引缘而同出于难，异哉。然之三人者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有知之者云卖瓜子者事孀母孝，则余二人虽贱其必有大善亦可以类推而知。”
我不惮烦地抄录这些话，是很有理由的，因为这可以算是代表的阴谴说也。这里所说不但是冥冥中必有主之者，而且天道不爽，雷或是火风都是决无误的，所以死者一定是该死，即使当初大家看他是好人，死后也总必发见什么隐恶，证明是宜殛，翻过来说，不死者也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必有大善无疑。这种歪曲的论法全无是非之心，说得迂远一点，这于人心世道实在很有妨害，我很不喜欢低级的报应说的缘故一部分即在于此。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卷三有一则云：
“人怀不良之心者俗谚辄曰黑心当被雷击，而蚕豆花开时闻雷则不实，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间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谚语非妄，人可不知所惧哉。”尤其说得离奇，这在民俗学上固不失为最为珍奇的一条资料，若是读书人著书立说，将以信今传后，而所言如此，岂不可长太息乎。
阴谴说——我们姑且以雷殛恶人当作代表，何以在笔记书中那么猖獗，这是极重要也极有趣的问题，虽然不容易解决。中国文人当然是儒家，不知什么时候几乎全然沙门教（不是佛教）化了，方士思想的侵入原也早有，但是现今这种情形我想还是近五百年的事，即如《阴骘文》《感应篇》的发达正在明朝，笔记里也是明清最利害的讲报应，以前总还要好一点。查《太平御览》卷十三雷与霹雳下，自《列女后传》李叔卿事后有《异苑》等数条，说雷击恶人事，《太平广记》卷三九三以下三卷均说雷，其第一条亦是李叔卿事，题云“列女传”，故此类记事可知自晋已有，但似不如后代之多而详备。又《论衡》卷六《雷虚篇》云：
“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屋室，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击折树木坏败屋室者天取龙，其犯杀人也谓之阴过。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隆隆之声，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无愚智莫谓不然，推人道以论之，虚妄之言也。”又云：
“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击之声也，其杀人也引连鼓相椎并击之矣。世又信之，莫谓不然，如复原之，虚妄之象也。”由此可见人有阴过被雷击死之说在后汉时已很通行，不过所谓阴过到底是些什么就不大清楚了，难道只是以不洁食人这一项么。这里我们可以注意的是王仲任老先生他自己便压根儿都不相信，他说：
“建武四年夏六月雷击杀会稽靳专日食（案此四字不可解，《太平御览》引作鄞县二字）羊五头皆死，夫羊何阴过而天杀之。”《御览》引桓谭《新论》有云：
“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三辅俗独不敢取之，取或雷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其杀取时适与雷遇耳。”意见亦相似。王桓二君去今且千九百年矣，而有此等卓识，我们岂能爱今人而薄古人哉。王仲任又不相信雷公的那形状，他说：
“钟鼓无所悬着，雷公之足无所蹈履，安得而为雷。……雷公头不悬于天，足不蹈于地，安能为雷公。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飞谓之仙人，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如雷公与仙人同，宜复着翼。使雷公不飞，图雷家言其飞，非也，使实飞，不为着翼，又非也。”这条唯理论者的驳议似乎被采纳了，后来画雷公的多给他加上了两扇大肉翅，明谢在杭在《五杂组》卷一中云：
“雷之形人常有见之者，大约似雌鸡，肉翅，其响乃两翅奋扑声也。”谢生在王后至少相隔一千五百年了，而确信雷公形如母鸡，令人想起《封神传》上所画的雷震子。《乡言解颐》五卷，瓮斋老人著，但知是宝坻县人姓李，有道光己酉序，卷一天部第九篇曰雷，文颇佳：
“《易?说卦》，震为雷为长子。乡人雷公爷之称或原于此乎。然雷公之名其来久矣。《素问》，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道乎？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焉。又药中有雷丸雷矢也。梨园中演剧，雷公状如力士，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国史补》，雷州春夏多雷，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类彘。其曰雷闻百里，则本乎震惊百里也。曰雷击三世，见诸说部者甚多。《左传》曰，震电冯怒，又曰，畏之如雷霆。故发怒申饬人者曰雷，受之者遂曰被他雷了一顿。晋顾恺之凭重桓温，温死，人问哭状，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故见小孩子号哭无泪者曰干打雷不下雨。曰打头雷，仲春之月雷乃发声也。曰收雷了，仲秋之月雷始收声也。宴会中有雷令，手中握钱，第一猜着者曰劈雷，自己落实者曰闷雷。至于乡人闻小考之信则曰，又要雷同了，不知作何解。”我所见中国书中讲雷的，要算这篇小文最是有风趣了。
这里我连带地想起的是日本的关于雷公的事情。民间有一句俗语云，地震打雷火灾老人家。意思是说顶可怕的四样东西，可见他们也是很怕雷的，可是不知怎的对于雷公毫不尊敬，正如并不崇祀火神一样。我查日本的类书就没有看见雷击不孝子这类的纪事，虽然史上不乏有人被雷震死，都只当作一种天灾，有如现时的触电，不去附会上道德的意义。在文学美术上雷公却时时出现，可是不大庄严，或者反多有喜剧色彩。十四世纪的“狂言”里便有一篇《雷公》，说他从天上失足跌下来，闪坏了腰，动弹不得，请一位过路的庸医打了几针，大惊小怪的叫痛不迭，总算医好了，才能飞回天上去。民间画的“大津绘”里也有雷公的画，圆眼獠牙，顶有双角，腰裹虎皮，正是鬼（oni，恶鬼，非鬼魂）一般的模样，伏身云上，放下一条长绳来，挂着铁锚似的钩，去捞那浮在海水上的一个雷鼓。有名的滑稽小说《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意即徒步旅行）后编下记老年朝山进香人的自述，雷公跌坏了在他家里养病，就做了他的女婿，后来一去不返，有雷公朋友来说，又跌到海里去被鲸鱼整个地吞下去了。我们推想这大约是一位假雷公，但由此可知民间讲雷公的笑话本来很多，而做女婿乃是其中最好玩的资料之一，据说还有这种春画，实在可以说是大不敬了。这样的洒脱之趣我最喜欢，因为这里有活力与生意。可惜中国缺少这种精神，只有《太平广记》载狄仁杰事，（《五杂组》亦转录，）雷公为树所夹，但是救了他有好处，也就成为报应故事了。日本国民更多宗教情绪，而对于雷公多所狎侮，实在却更有亲近之感。中国人重实际的功利，宗教心很淡薄，本来也是一种特点，可是关于水火风雷都充满那些恐怖，所有纪载与说明又都那么惨酷刻薄，正是一种病态心理，即可见精神之不健全。哈理孙女士论希腊神话有云：
“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日本庶几有希腊的流风余韵，中国文人则专务创造出野蛮的新的战栗来，使人心愈益麻木痿缩，岂不哀哉。
廿五年五月
谈鬼论
三年前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有一联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有些老实的朋友见之哗然，以为此刻现在不去奉令喝道，却来谈鬼的故事，岂非没落之尤乎。这话说的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对。盖诗原非招供，而敝诗又是打油诗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所谓鬼者焉知不是鬼话，所谓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讲得过去，若一一如字直说，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时站在十字街头听《聊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临《十七帖》，这种解释难免为姚首源所评为痴叔矣。据《东坡事类》卷十三神鬼类引《癸辛杂识》序云：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说者以为东坡晚年厌闻时事，强人说鬼，以鬼自晦者也。东坡的这件故事很有意思，是否以鬼自晦，觉得也颇难说，但是我并无此意则是自己最为清楚的。虽然打油诗的未必即是东坡客之所说，虽然我亦未必如东坡之厌闻时事，但假如问是不是究竟喜欢听人说鬼呢，那么我答应说，是的。人家如要骂我应该从现在骂起，因为我是明白的说出了，以前关于打油诗的话乃是真的或假的看不懂诗句之故也。
话虽如此，其实我是与鬼不大有什么情分的。辽阳刘青园著《常谈》卷一中有一则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固宜如此。”金谿李登斋著《常谈丛录》卷六有性不见鬼一则云：
“予生平未尝见鬼形，亦未尝闻鬼声，殆气禀不近于阴耶。记少时偕族人某宿鹅塘杨甥家祠堂内，两室相对，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呜呜不已，声长而亮，甚可畏。予谓是夜行者戏作呼啸耳，某曰，略不似人声，乌有寒夜更深奔走正苦而欢娱如是者，必鬼也。予终不信。越数日予甥杨集益秀才夫妇皆以暴病相继殁，是某所闻者果为世所传勾摄之走无常耶。然予与同堂隔室宿，殊不闻也。郡城内广寿寺前左有大宅，李玉渔庶子传熊故居也，相传其中多鬼，予尝馆寓于此，绝无所闻见。一日李拔生太学偕客来同宿东房，晨起言夜闻鬼叫如鸭，声在壁后呀呷不已，客亦谓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听之果有声，拥被起坐，静察之，非虫非鸟，确是鬼鸣。然予亦与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闻，询诸生徒六七人，悉无闻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岁曾以讼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则后堂啼叫声，或如人行步声，器物门壁震响声，无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几难言状。然予居此两载，迄无闻见，且连年夏中俱病甚，恒不安寐，宵深每强出卧堂中炕座上，视广庭月色将尽升檐际，乃复归室，其时旁无一人，亦竟毫无影响。诸小说家所称鬼物虽同地同时而闻见各异者甚多，岂不有所以异者耶。若予之强顽，或鬼亦不欲与相接于耳目耶。不近阴之说尚未必其的然也。”李书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刘书记有道光十八年事，盖时代相同，书名又均称常谈，其不见鬼的性格也相似，可谓巧合。予生也晚，晚于刘李二君总将一百年吧，而秉性愚拙，不能活见鬼，因得附骥尾而成鼎足，殊为光荣之至。小时候读《聊斋》等志异书，特别是《夜谈随录》的影响最大，后来脑子里永远留下了一块恐怖的黑影，但是我是相信神灭论的，也没有领教过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所以鬼之于我可以说是完全无缘的了。——听说十王殿上有一块匾，文曰，“你也来了！”这个我想是对那怙恶不悛的人说的。纪晓岚著《滦阳消夏录》卷四有一条云：
“边随园征君言，有入冥者，见一老儒立庑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与寒温毕，拱手对之笑曰，先生平日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诸鬼皆粲然，老儒猬缩而已。”《阅微草堂笔记》多设词嘲笑老儒或道学家，颇多快意，此亦其一例，唯因不喜程朱而并恶无鬼论原是讲不通，于不佞自更无关系，盖不佞非老儒之比，即是死后也总不会变鬼者也。
这样说来，我之与鬼没有什么情分是很显然的了，那么大可干脆分手了事。不过情分虽然没有，兴趣却是有的，所以不信鬼而仍无妨喜说鬼，我觉得这不是不合理的事。我对于鬼的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关于第一点，我所要求的是一篇好故事，意思并不要十分新奇，结构也无须怎么复杂，可是文章要写得好，简洁而有力。其内容本来并不以鬼为限，自宇宙以至苍蝇都可以，而鬼自然也就是其中之一。其体裁是，我觉得志怪比传奇为佳，举个例来说，与其取《聊斋志异》的长篇还不如《阅微草堂笔记》的小文，只可惜这里也绝少可以中选的文章，因为里边如有了世道人心的用意，在我便当作是值得红勒帛的一个大瑕疵了。四十年前读段柯古的《酉阳杂俎》，心甚喜之，至今不变，段君诚不愧为三十六之一，所写散文多可读。《诺皋记》卷中有一则云：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詧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听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詧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詧不知所为。厅阶前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块，掘之转阔，势如鏊形，乃火上沃醯，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抵掌大笑，有顷共牵詧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之际妇人复还大笑。詧亦随出。詧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詧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情状。”此外如举人孟不疑，独孤叔牙，虞侯景乙，宣平坊卖油人各条，亦均有意趣。盖古人志怪即以此为目的，后人即以此为手段，优劣之分即见于此，虽文词美富，叙述曲折，勉为时世小说面目，亦无益也。其实宗旨信仰在古人似亦无碍于事，如佛经中不乏可喜的故事短文，近读梁宝唱和尚所编《经律异相》五十卷，常作是想，后之作者气度浅陋，便难追及，只缘面目可憎，以致语言亦复无味，不然单以文字论则此辈士大夫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第二所谓历史的，再明了的说即是民俗学上的兴味。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说及几次，如在《河水鬼》，《鬼的生长》，《说鬼》诸文中，都讲过一点儿。《鬼的生长》中云：
“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陶公千古旷达人，其《归园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神释》云，应尽便须尽，无复更多虑。在《拟挽歌辞》中则云，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陶公于生死岂尚有迷恋，其如此说于文词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廿三年四月）这是因读《望杏楼志痛编补》而写的，故就所亲立论，原始的鬼的思想之起原当然不全如此，盖由于恐怖者多而情意为少也。又在《说鬼》（廿四年十一月）中云：
“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我的打油诗云，街头终日听谈鬼，大为志士所诃，我却总是不管，觉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事，舍不得不谈，不过诗中所谈的是那一种，现在且不必说。至于上边所讲的显然是老牌的鬼，其研究属于民俗学的范围，不是讲玩笑的事，我想假如有人决心去作‘死后的生活’的研究，实是学术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称赞的。英国茀来则博士（J.G.Frazer）有一部大书专述各民族对于死者之恐怖，现在如只以中国为限，却将鬼的生活详细地写出，虽然是极浩繁困难的工作，值得当博士学位的论文，但亦极有趣味与实益，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凭信也。”照这样去看，那么凡一切关于鬼的无不是好资料，即上边被骂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那些亦都在内，别无好处可取，而说者的心思毕露，所谓如见其肺肝然也。此事当然需要专门的整理，我们外行人随喜涉猎，略就小事项少材料加以参证，稍见异同，亦是有意思的事。如眼能见鬼者所说，俞少轩的《高辛砚斋杂著》第五则云：
“黄铁如者名楷，能文，善视鬼，并知鬼事。据云，每至人家，见其鬼香灰色则平安无事，如有将落之家，则鬼多淡黄色。又云，鬼长不过二尺余，如鬼能修善则日长，可与人等，或为淫厉，渐短渐灭，至有仅存二眼旋转地上者。亦奇矣。”王小穀的《重论文斋笔录》卷二中有数则云：
“曾记族朴存兄淳言，（兄眼能见鬼，凡黑夜往来俱不用灯。）凡鬼皆依附墙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遇墙壁必如蚓却行而后能入。常鬼如一团黑气，不辨面目，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则是厉鬼，须急避之。”
“兄又言，鬼最畏风，遇风则牢握草木蹲伏不敢动。”
“兄又云，《左传》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说确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则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视之如烟云消灭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见人则跃入水中，水有声而不散，故无圆晕。”纪晓岚的《滦阳销夏录》卷二云：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憧憧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游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希。喜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罗两峰是袁子才的门人，想随园著作中必有说及其能见鬼事，今不及翻检，但就上文所引也可见一斑了。其所说有异同处最是好玩，盖说者大抵是读书人，所依据的与其说是所见无宁是其所信，这就是一种理，因为鬼总是阴气，所以甲派如王朴存说鬼每遇墙壁必如蚓却行而后能入，盖以其为阴，而乙派如罗两峰则云鬼可穿壁而过，殆以其为气也。其相同之点转觉无甚意思，殆因说理一致，或出于因袭，亦未可知。如纪晓岚的《如是我闻》卷三记柯禺峰遇鬼事，有云：
“睡至夜半，闻东室有声如鸭鸣，怪而谛视。时明月满窗，见黑烟一道从东室门隙出，着地而行，长丈余，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鬟鬓俨然，昂首仰视，盘旋地上，作鸭鸣不止。”又《槐西杂志》卷四记一奴子妇为狐所媚，每来必换一形，岁余无一重复者，末云：
“其尤怪者，妇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跃即逝。小姑所见是方巾道袍人，白须鬖鬖，妇所见则黯黑垢腻一卖煤人耳。同时异状，更不可思议。”此两节与《常谈丛录》所说李拔生夜闻鬼叫如鸭，又鬼物同时同地而闻见各异语均相合，则恐是雷同，当是说鬼的传统之一点滴，但在研究者却殊有价值耳。罗两峰所画《鬼趣图》很有名，近年有正书局有复印本，得以一见，乃所见不逮所闻远甚。图才八幅，而名人题咏有八十通，可谓巨观，其实图也不过是普通的文人画罢了，较《玉历钞传》稍少匠气，其鬼味与谐趣盖犹不及吾乡的大戏与目连戏，倘说此是目击者的描写，则鬼世界之繁华不及人间多多矣。——这回论语社发刊鬼的故事专号，不远千里征文及于不佞，重违尊命，勉写小文，略述谈鬼的浅见，重读一过，缺乏鬼味谐趣，比罗君尤甚，既无补于鬼学，亦不足以充鬼话，而犹妄评昔贤，岂不将为九泉之下所抵掌大笑耶。廿五年六月十一日，于北平之智堂。
家之上下四旁
《论语》这一次所出的课题是“家”，我也是考生之一，见了不禁着急，不怨自己的肚子空虚得很，只恨考官促狭，出这样难题目来难人。的确这比前回的“鬼”要难做得多了，因为鬼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虽然普通总说人死为鬼，我却不相信自己会得变鬼，将来有朝一日即使死了也总不想到鬼门关里去，所以随意谈论谈论也还无妨。若是家，那是人人都有的，除非是不打诳话的出家人，这种人现在大约也是绝无仅有了，现代的和尚热心于国大选举，比我们还要积极，如我所认识的绍兴阿毛师父自述，他们的家也比我们为多，即有父家妻家与寺家三者是也。总而言之，无论在家出家，总离不开家，那么家之与我们可以说是关系深极了，因为关系如此之深，所以要谈就不大容易。赋得家是个难题，我在这里就无妨坚决地把他宣布了。
话虽如此，既然接了这个题目，总不能交白卷了事，无论如何须得做他一做才行。忽然记起张宗子的一篇《岱志》来，第一节中有云：
“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华作《海赋》，曰，胡不于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已耳。”但是抄了之后，又想道，且住，家之上下四旁有可说的么？我一时也回答不来。忽然又拿起刚从地摊买来的一本《醒闺编》来看，这是二十篇训女的韵文，每行分三三七共三句十三字，题曰西园廖免骄编。首篇第三叶上有这几行云：
犯小事，由你说，倘犯忤逆推不脱。
有碑文，你未见，湖北有个汉川县。
邓汉真，是秀才，配妻黄氏恶如豺。
打婆婆，报了官，事出乾隆五十三。
将夫妇，问剐罪，拖累左邻与右舍。
那邻里，最惨伤，先打后充黑龙江。
那族长，伯叔兄，有问绞来有问充。
后家娘，留省城，当面刺字充四门。
那学官，革了职，流徙三千杖六十。
坐的土，掘三尺，永不准人再筑室。
将夫妇，解回城，凌迟碎剐晓谕人。
命总督，刻碑文，后有不孝照样行。
我再翻看前后，果然在卷首看见“遵录湖北碑文”，文云：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奉 上谕：朕以孝治天下，海澨山陬无不一道同风。据湖北总督疏称汉川县生员邓汉祯之妻黄氏以辱母殴姑一案，朕思不孝之罪别无可加，唯有剥皮示众。左右邻舍隐匿不报，律杖八十，乌龙江充军。族长伯叔兄等不教训子侄，亦议绞罪。教官并不训诲，杖六十，流徙三千里。知县知府不知究治，罢职为民，子孙永不许入仕。黄氏之母当面刺字，留省四门充军。汉祯之家掘土三尺，永不许居住。汉祯之母仰湖北布政使司每月给米银二两，仍将汉祯夫妇发回汉川县对母剥皮示众。仰湖北总督严刻碑文，晓谕天下，后有不孝之徒，照汉祯夫妇治罪。”我看了这篇碑文，立刻发生好几个感想。第一是看见“朕以孝治天下”这一句，心想这不是家之上下四旁么，找到了可谈的材料了。第二是不知道这碑在那里，还存在么，可惜弄不到拓本来一看。第三是发生“一丁点儿”的怀疑。这碑文是真的么？我没有工夫去查官书，证实这汉川县的忤逆案，只就文字上说，就有许多破绽。十全老人的汉文的确有欠亨的地方，但这种谕旨既已写了五十多年，也总不至于还写得不合格式。我们难保皇帝不要剥人家的皮，在清初也确实有过，但乾隆时有这事么，有点将信将疑。看文章很有点像是老学究的手笔，虽然老学究不见得敢于假造上谕，——这种事情直到光绪末革命党才会做出来，而且文句也仍旧造得不妥贴。但是无论如何，或乾隆五十三年真有此事，或是出于士大夫的捏造，都是同样的有价值，总之足以证明社会上有此种意思，即不孝应剥皮是也。从前翻阅阮云台的《广陵诗事》，在卷九有谈逆妇变猪的一则云：
“宝应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载，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案，此实乃妇人现豕足耳。）同游诧为异，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妇后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见’命题云。忆元幼时闻林庾泉云，曾见某处一妇不孝其姑遭雷击，身变为彘，唯头为人，后脚犹弓样焉，越年余复为雷殛死。始意为不经之谈，今见安若此诗，觉天地之大事变之奇，真难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书之。”阮君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今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未免可笑，我抄了下来，当作确实材料，用以证此种思想之普遍，无雅俗之分也。翻个转面就是劝孝，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二十四孝图说》。这里边固然也有比较容易办的，如扇枕席之类，不过大抵都很难，例如喂蚊子，有些又难得有机会，一定要凑巧冬天生病，才可以去找寻鱼或笋，否则终是徒然。最成问题的是郭巨埋儿掘得黄金一釜，这件事古今有人怀疑。偶看尺牍，见朱荫培著《芸香阁尺一书》（道光年刊）卷二有致顾仲懿书云：
“所论岳武穆何不直捣黄龙，再请违旨之罪，知非正论，姑作快论，得足下引《春秋》大义辨之，所谓天王明圣臣罪当诛，纯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嵇丈评弟郭巨埋儿辨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异论同，皆可补芸香一时妄论之失。”以我看来，顾嵇二公同是妄论，纯是道学家不讲情理的门面话，但在社会上却极有势力，所以这就不妨说是中国的舆论，其主张与朕以孝治天下盖全是一致。从这劝与戒两方面看来，孝为百行先的教条那是确实无疑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在近代的家庭中如何实行？老实说，仿造的二十四孝早已不见得有，近来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神道不再管事，奇迹难得出现，没有纸票休想得到笋和鱼，世上一切都已平凡现实化了。太史公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也。这就明白的说明尽孝的难处。对于孝这个字想要说点闲话，实在很不容易。中国平常通称忠孝节义，四者之中只有义还可以商量，其他三德分属三纲，都是既得权利，不容妄言有所侵犯。昔者，施存统著《非孝》，而陈仲甫顶了缸，至今读经尊孔的朋友犹津津乐道，谓其曾发表万恶孝为首的格言，而林琴南孝廉又拉了孔北海的话来胡缠，其实《独秀文存》具在，中间原无此言也。我写到这里殊不能无戒心，但展侧一想，余行年五十有几矣，如依照中国早婚的习惯，已可以有曾孙矣，余不敏今仅以父亲的资格论孝，虽固不及曾祖之阔气，但资格则已有了矣。以余观之，现代的儿子对于我们殊可不必再尽孝，何也，盖生活艰难，儿子们第一要维持其生活于出学校之后，上有对于国家的义务，下有对于子女的责任，如要衣食饱暖，成为一个贤父良夫好公民，已大须努力，或已力有不及，若更欲彩衣弄雏，鼎烹进食，势非贻误公务亏空公款不可，一朝捉将官里去，岂非饮鸩止渴，为之老太爷老太太者亦有何快乐耶。鄙意父母养育子女实止是还自然之债。此意与英语中所有者不同，须引《笑林》疏通证明之。有人见友急忙奔走，问何事匆忙，答云，二十年前欠下一笔债。即日须偿。再问何债，曰，实是小女明日出嫁。此是笑话，却非戏语。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即此意也。自然无言，生物的行为乃其代言也，人虽灵长亦自不能出此民法外耳。债务既了而情谊长存，此在生物亦有之，而于人为特显著，斯其所以为灵长也欤。我想五伦中以朋友之义为最高，母子男女的关系所以由本能而进于伦理者，岂不以此故乎。有富人父子不和，子甚倔强，父乃语之曰，他事即不论，尔我共处二十余年，亦是老朋友了，何必再闹意气。此事虽然滑稽，此语却很有意思。我便希望儿子们对于父母以最老的老朋友相处耳，不必再长跪请老太太加餐或受训诫，但相见怡怡，不至于疾言厉色，便已大佳。这本不是石破天惊的什么新发明，世上有些国土也就是这样做着，不过中国不承认，因为他是喜唱高调的。凡唱高调的亦并不能行低调，那是一定的道理。吾乡民间有目连戏，本是宗教剧而富于滑稽的插话，遂成为真正的老百姓的喜剧，其中有“张蛮打爹”一段，蛮爹对众说白有云：
“现在真不成世界了，从前我打爹的时候爹逃就算了，现在我逃了他还要追着打哩。”这就是老百姓的“犯话”，所谓犯话者盖即经验之谈，从事实中“犯”出来的格言，其精锐而讨人嫌处不下于李耳与伊索，因为他往往不留情面的把政教道德的西洋镜戳穿也。在士大夫家中，案头放着《二十四孝》和《太上感应篇》，父亲乃由暴君降级欲求为老朋友而不可得，此等事数见不鲜，亦不复讳，亦无可讳，恰似理论与事实原是二重真理可以并存也者，不佞非读经尊孔人却也闻之骇然，但亦不无所得，现代的父子关系以老朋友为极则，此项发明实即在那时候所得到者也。
上边所说的一番话，看似平常，实在我也是很替老年人打算的。父母少壮时能够自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年，这不但是衣食等事，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儿子阔了有名了，往往在书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图说》，给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领宠妾到洋场官场里为国民谋幸福去了。假如那老头子是个希有的明达人，那么这倒也还没有什么。如曹庭栋在《老老恒言》卷二中所说：
“世情世态，阅历久看应烂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谚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伤肝，于人何损，徒损乎己耳。
少年热闹之场非其类则弗亲，苟不见几知退，取憎而已。至与二三老友相对闲谈，偶闻世事，不必论是非，不必较长短，慎尔出话，亦所以定心气。”又沈赤然著《寒夜丛谈》卷一有一则云：
“膝前林立，可喜也，虽不能必其皆贤，必其皆寿也。金钱山积，可喜也，然营田宅劳我心，筹婚嫁劳我心，防盗贼水火又劳我心矣。黄发台背，可喜也，然心则健忘，耳则重听，举动则须扶持，有不为子孙厌之，奴婢欺之，外人侮之者乎。故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如能像二君的达观，那么一切事都好办，可惜千百人中不能得一，所以这就成为问题。社会上既然尚无国立养老院，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对于已替社会做过相当工作的老年加以收养，衣食住药以至娱乐都充分供给，则自不能不托付于老朋友矣，——这里不说子孙而必戏称老朋友者，非戏也，以言子孙似专重义务，朋友则重在情感，而养老又以销除其老年的孤独为要，唯用老朋友法可以做到，即古之养志也。虽然，不佞不续编《二十四孝》，而实际上这老朋友的孝亦大不容易，恐怕终亦不免为一种理想，不违反人情物理，不压迫青年，亦不委屈老年，颇合于中庸之道，比皇帝与道学家的意见要好得多了，而实现之难或与二十四孝不相上下，亦未可知。何也？盖中国家族关系唯以名分，以利害，而不以情义相维系也，亦已久矣。闻昔有龚橙自号半伦，以其只有一妾也，中国家庭之情形何如固然一言难尽，但其不为龚君所笑者殆几希矣。家之上下四旁如只有半伦，欲求朋友于父子之间又岂可得了。
附记
关于汉川县一案，我觉得乾隆皇帝（假如是他）处分得最妙的是那邓老太太。当着她老人家的面把儿子媳妇都剥了皮，剩下她一个孤老，虽是每月领到了藩台衙门的二两银子，也没有家可住，因为这掘成一个茅厕坑了，走上街去，难免遇见黄宅亲家母面上刺着两行金印，在那里看守城门，彼此都很难为情。教官族长都因为不能训诲问了重罪，那么邓老太太似乎也是同一罪名，或者那样处分也就是这意思吧。甚矣皇帝与道学家之不测也，吾辈以常情推测，殊不能知其万一也。
廿五年十月十八日记。
刘香女
离开故乡以后，有十八年不曾回去，一切想必已经大有改变了吧。据说石板路都改了马路，店门往后退缩，因为后门临河，只有缩而无可退，所以有些店面很扁而浅，柜台之后刚容得下一个伙计站立。这倒是很好玩的一种风景，独自想像觉得有点滑稽，或者檐前也多装着蹩脚的广播收音机，吱吱喳喳地发出非人间的怪声吧。不过城郭虽非，人民犹是，莫说一二十年，就是再加上十倍，恐怕也难变化那里的种种琐屑的悲剧与喜剧。木下太郎诗集《食后之歌》里有一篇《石竹花》，民国十年曾译了出来，收在《陀螺》里，其词云：
“走到薄暮的海边，
唱着二上节的时候，
龙钟的盲人跟着说道，
古时人们也这样的唱也！
那么古时也同今日没有变化的
人心的苦辛，怀慕与悲哀。
海边的石墙上，
淡红的石竹花开着了。”
近日承友人的好意，寄给我几张《绍兴新闻》看。打开六月十二日的一张来看时，不禁小小的吃一惊，因为上面记着一个少女投井的悲剧。大意云：
“城东镇鱼化桥直街陈东海女陈莲香，现年十八岁，以前曾在城南狮子林之南门小学读书，天资聪颖，勤学不倦，唯不久辍学家居，闲处无俚，辄以小说如《三国志》等作为消遣，而尤以《刘香女》一书更百看不倦，其思想因亦为转移。民国二十年间由家长作主许字于严某，素在上海为外国铜匠，莲香对此婚事原表示不满，唯以屈于严命，亦无可如何耳，然因此态度益趋消极，在家常时茹素唪经，已四载于兹。最近闻男家定于阴历十月间迎娶，更觉抑郁，乃于十一日上午潜行写就遗书一通，即赴后园，移开井栏，跃入井中自杀。当赴水前即将其所穿之黑色哔叽鞋脱下，搁于井傍之树枝上，遗书则置于鞋内。书中有云，不愿嫁夫，得能清祸了事，则反对婚姻似为其自杀之主因，遗书中又有今生不能报父母辛劳，只得来生犬马图报之语，至于该遗书原文已由其外祖父任文海携赴东关，坚不愿发表全文云。”
这种社会新闻恐怕是很普通的，为什么我看了吃惊的呢？我说小小的，乃是客气的说法，实在却并不小。因为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宣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色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愕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此数十年中有甲午戊戌庚子辛亥诸大事，民国以来花样更多，少信的人虽不敢附和谓天国近了，大时代即在明日，也总觉得多少有些改变，聊可慰安，本亦人情，而此区区一小事乃即揭穿此类乐观之虚空者也。
北平未闻有宣卷，宝卷亦遂不易得。凑巧在相识的一家旧书店里见有几种宝卷，《刘香女》亦在其中，便急忙去拿了来，价颇不廉，盖以希为贵欤。书凡两卷，末叶云，同治九年十一月吉日晓庵氏等敬刊，板存上海城隍庙内翼化堂善书局，首叶刻蟠龙位牌，上书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与普通佛书相似。全部百二十五叶，每半叶九行十八字，共计三万余言，疏行大字，便于诵读，唯流通甚多，故稍后印便有漫漶处，书本亦不阔大，与幼时所见不同，书面题辛亥十月，可以知购置年月。完全的书名为“太华山紫金镇两世修行刘香宝卷”，叙湘州李百倍之女不肯出嫁，在家修行，名唤善果，转生为刘香，持斋念佛，劝化世人，与其父母刘光夫妇，夫状元马玉，二夫人金枝，婢玉梅均寿终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得生上品。文体有说有唱，唱的以七字句为多，间有三三四句，如俗所云攒十字者，体裁大抵与普通弹词相同，性质则盖出于说经，所说修行侧重下列诸事，即敬重佛法僧三宝，装佛贴金，修桥补路，斋僧布施，周济贫穷，戒杀放生，持斋把素，看经念佛，而归结于净土信仰。这些本是低级的佛教思想，但正因此却能深入民间，特别是在一般中流以下的妇女，养成她们一种很可怜的“女人佛教人生观”。十五年前曾在一篇小论文里说过，中国对于女人轻视的话是以经验为本的，只要有反证这就容易改正，若佛教及基督教的意见，把女人看作秽恶，以宗教或迷信为本，那就更可怕了。《刘香女》一卷完全以女人为对象，最能说出她们在礼教以及宗教下的所受一切痛苦，而其解脱的方法则是出家修行，一条往下走的社会主义的路。卷上记刘香的老师真空尼在福田庵说法，开宗明义便立说云：
你道男女都一样 谁知贵贱有差分
先说男子怎样名贵，随后再说女子的情形云：
女在娘胎十个月 背娘朝外不相亲
娘若行走胎先动 娘胎落地尽嫌憎
在娘肚里娘受狱 出娘肚外受嫌憎
合家老小都不喜 嫌我女子累娘身
爷娘无奈将身养 长大之时嫁与人
嫁人的生活还都全是苦辛，很简括的说道：
公婆发怒忙陪笑 丈夫怒骂不回声
剪碎绫罗成罪孽 淘箩落米罪非轻
生男育女秽天地 血裙秽洗犯河神
点脂搽粉招人眼 遭刑犯法为佳人
若还堂上公婆好 周年半载见娘亲
如若不中公婆意 娘家不得转回程
这都直截的刺入心坎，又急下棒喝道：
任你千方并百计 女体原来服侍人
这是前生罪孽重 今生又结孽冤深
又说明道：“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乐，由他做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至于出路则只有这一条：
若是聪明智慧女 持斋念佛早修行
女转男身多富贵 下世重修净土门
我这里仔细的摘录，因为他能够很简要的说出那种人生观来，如我在卷上所题记，凄惨抑郁，听之令人不欢。本来女子在社会上地位的低尽人皆知，俗语有做人莫做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之语。汪悔翁为清末奇士，甚有识见，其二女出嫁皆不幸，死于长毛时，故对于妇女特有创见。《乙丙日记》卷三录其生女之害一条云：
“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后又说明其害，有云：
“平日婿家若凌虐女，己不敢校，以女究在其家度日也，添无限烦恼。婿家有言不敢校，女受翁姑大伯小叔妯娌小姑等气，己不敢校，遂为众人之下。”此只就“私情”言之，若再从“公义”讲，又别有害：
“通筹大局，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故其所举长治久安之策中有下列诸项：
“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严再嫁之律。广清节堂。广女尼寺。立童贞女院。广僧道寺观，唯不塑像。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又有云：
“民间妇女有丁钱，则贫者不养女而溺女，富者始养女嫁女，而天下之贫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皆不得取，而人少矣，天下之平可卜。”悔翁以人口多为祸乱之源，不愧为卓识，但其方法侧重于女人少，至主张广溺女之法，则过于偏激，盖有感于二女之事，对于女人的去路只指出两条最好的，即是死与出家，无意中乃与女人佛教人生观适合，正是极有意义的事。悔翁又絮絮于择婿之难，此不独为爱怜儿女，亦足以表其深知女人心事，因爱之切知之深而欲求彻底的解决，唯有此忍心害理的一二下策矣。《刘香女》卷以佛教为基调，与悔翁不同，但其对于妇女的同情则自深厚，唯爱莫能助，只能指引她们往下走去，其态度亦如溺女之父母，害之所以爱之耳。我们思前想后良久之后，但觉得有感慨，未可赞同，却也不能责难，我所不以为然者只是宝卷中女人秽恶之观念，此当排除，此外真觉得别无什么适当的话可说也。
往上走的路亦有之乎？英诗人卡本德云，妇女问题要与工人问题同时解决。若然则是中国所云民生主义耳。虽然，中国现时“民生”只作“在勤”解，且俟黄河之清再作计较，我这里只替翼化堂充当义务广告，劝人家买一部《刘香宝卷》与《乙丙日记》来看看，至于两性问题中亦可藏有危险思想，则不佞未敢触及也。
廿五年六月廿五日，于北平。
尾久事件
五月十九日以后这四五天的东京报纸都揭载一件奇怪的杀人案，每天几乎占去整页的纸面，仿佛大家的注意全集中在这里，连议院里的嚼舌头与国技馆的摔壳子的记事相形之下也有点黯然无色了。这件事本来很简单：男女二人住在旅馆流连几天之后，忽然发见男的被绞死，女的逃走了。可是奇怪的是，死者的男根全被割去，在左腿及垫布角上有血书大字云“只有定吉二人”。警察查出死者石田吉藏年四十二岁，是酒楼的主人，女的阿部阿定，三十二岁，是那里的女招待。过了两天，阿定也已捕获了。假如这只是怨恨或妒忌的谋杀，那么这件事也就可以完了。然而不然。警察在阿定身边搜出三封遗书，因为她本想到生驹山上去自杀的，这也不足为奇，但其中一封却是给死者吉藏的，其文曰：
“我顶喜欢的你现在死了成为我的所有了。我也就去。”信封上写道：“我的你，加代寄。”加代当然是她那时所用的名字，关于你字却要少少说明。日本语里有好几个你字，这一个读作“阿那太”的字除平常当作客气的对称以外还有一点别的意思，即是中流家庭用为妻称夫的代名词，像这里用法又颇近于名词了。警察问她为什么杀死石田，她所说的理由是如此：
“我喜欢石田，喜欢得了不得。我不愿让别的女人用指头来碰他一下，我想将他绝对地成为我的所有物。所以把他杀了。”又据报说，石田睡时阿定常以细带套其颈，随时可绞，石田了不恐怕。十七日未明阿定戏语云，“我喜欢你，索性杀了也罢？”石田答说，“好吧，且杀了看。”阿定遂下手，石田渐苦闷，乃中止，至夜中又决心，终于绞死。其时石田似亦知觉，假如稍有嫌恶的表示，或出声呼唤，则阿定即认为无爱情，将不再杀害，但石田最后亦只频呼加代不止，毫不畏避，以至于死云。
这件事一看有点奇怪，但是仔细分析也只是一种情死，用新的名词是“死之胜利”。这里唯一的奇特是男根切取，可以说是属于变态心理的。报载日本警视厅卫生部技师金子准二博士的谈话云：
“这完全是疼痛性淫乱症（Algolagnie）。有撒提士谟思（案或译他虐狂）与玛淑希士谟思（被虐狂），但大抵多是两者混合的。这可以算是变态性欲的集合吧。”专门家的话我们外行未便妄下雌黄，不过据我想恐怕还是茀帖息士谟思（庶物崇拜）的分子为多罢。看这事件的动机在于爱的独占，记得中国笔记（纪晓岚的？）中也有过类似的事，有新夫妇严妆对缢，正是所谓“心中死”也。佛牙，圣骨，平人遗发，以分代全的纪念物世中多有，男根稍为别致了，但生殖崇拜的“林甘”（Lingam）甚为普遍，遗迹是处可见，实在也不能说怎么太古怪，知骆驼自肿背则不必疑是怪马，而新闻上所谓“夜会髻之妖女”亦正未必如此耳。真君在东京留学，屡次来信叹息于中国报纸上社会新闻之恶劣，常举日本报章的盗贼小记事为例，更有风致与情意，以为不可及，此固是事实，但是这回他们也大显其江湖诀，滥用肉麻艰涩的文句，以咏叹此桃色惨案，大可与中国竞爽矣，以言其差亦止五十步与百步而已。二十五日《读卖新闻》载神近市子的一篇小文，说得最好，却非一般新闻记者所能知也，其文云：
“在尾久旅舍的情夫杀害事件，因其手法的残忍与奇怪的变态性，自发现以至逮捕的三日间，市民的兴趣差不多都被吸收到那边去了。
但是逮捕了以后，这杀人事件的变态性虽然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化，可是其残忍乃是全然有不同的内容，这事却是明白了。盖其残忍并不是如以前所想像似的出于憎恶，实乃爱着之极的结果，女的爱情归向于现代一种代表模型即堂驩（Don Juan）式的男子之结果，因了女的欲求与男的自由立场的相异而生之间隙乃使得女的那种变态性更进于浓厚，遂致发生与常识几乎完全相反的，即因爱而杀的结果来了。
事件的内容既然明白，我想世间一般对于这女人大抵会原谅她吧。而且也会有人是这样看法，这是代表着对于猎奇求新不知厌足的男子之女性的危惧与不安，也即对于这事的女性的复仇吧。但是，这或者不如说是自然假手于这女人来复仇，更为正确亦未可知。
变态性这事因其性质上的关系我们不大能够看到，但这在社会的底里流动着，使许多男女苦恼着，那正是事实。这虽是本能之病的表现，可是这也是事实，找寻刺激不知厌的有闲阶级的男性以及非以供给此项刺激求生存不可的女性，这两群的同时出现，更是异常的把变态性助长起来了。
这一个女人的出现就是在这样歪曲了的性生活之很长的连续过程中各处发生的现象之一，看去好像是极特殊的偶然的事件，实在却是尽有发生的理由而起来的。”
神近女士是日本的一个新思想家，最初我看见她所译南非须莱纳耳著的《妇女与劳动》，二十年前曾因恋爱关系刺大杉荣未死，下狱两年，那时所著的一本书也曾看过。前年我往东京，在藤森成吉家里见到她，思想言论都很好，这上边所说的也很平正，有几点更有意义，如第三四节均是。中国万事都显得麻木，但我还记得民国十九年五月的《新晨报》上S.C.Y.女士的一篇文章，七日报上便有副刊编辑主任声明去职，接着登有报馆的征文启事，因为文章很妙，全抄于下：
“本报主张男女平权，对于提高女子地位尊重女子人格之文向所欢迎。本月四日副刊妇女特刊登有《离婚与暗杀》一文，与本报素日宗旨不合，一时失慎，致淆观感，抱歉万分。兹拟征求反对《离婚与暗杀》的名作，借盖前愆，如妇女界有能将一部分偏激女子憎恶男子之心理公平写出，尤为跂盼。”后来征来的名作如何，因为不曾保留，说不清了，那篇偏激的文章仔细读过，虽是出于憎恶的方面，但这总也是表示女性的危惧与不安，正是事实。其次据报上所说，阿定从十五岁起与男子厮混，做过艺妓娼妓女招待，直到现在算来已有十七年之久了，“非以供给此项刺激求生活不可”，在这样歪曲了的性生活里，变态真是尽有发生的理由，不，或者不发生倒要算是例外吧。伊凡勃洛赫（Iwan Bloch）所著《现时的性生活》（一九二四年英文本）第二十一章是论淫虐狂（即Algolagnie，译语均未妥适）的，有这样的话：
“由长久继续的性欲过度而起的感觉木钝乃需要凶残之更强烈的刺激。正如在荡子或娼妇，这感觉的木钝发生一种他虐的倾向。”不限于他虐，这也可以作别的变态之说明。尾久事件里的变态至少有一半要归于后天的那种性生活，即使有一半归于阿定的先天的气质。卖买淫的制度是人类以外的生物界中所没有的事情，在这里边我真不知道他究竟发见了他自己独有的幸福呢还是诅咒。从这里培养出来的结果，梅毒其一也，变态心理又其一也，我们不跟了茀洛伊特学舌，也知道性生活实在是人生之重要的一部分，这一歪曲了便一切都受影响。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有理解的一句名言，实亦即是常识。但是这个原是离之则双美，合之则双伤，各有其轨道的，奈何寄饮食于男女之中，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这种办法真是非普通兽类所能想得出来的了。《水浒传》记白玉英卖唱的上场诗有云，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正是古已有之，我所说的也是有所本，不过说得稍为诙诡罢了。
对于卖淫制度也有些人表示反对，特别是宗教方面的人，想设法禁止。不过他们多有点看错，往往以为这些女人本来可以在家纳福的，却自喜欢出来做这生意，而又不见得会有买主来的，所以只要一禁就止，就都回家去安分过日子去了。我们不要笑宗教家头脑冬烘，我们的官大抵也是如此，只要看种种禁娼的方法就可知道。真正懂得这道理的要算那些性学家，然而这又未免近于“危险思想”，细按下去恐怕不但是坏乱风俗而且还有点要妨害治安吧。在法西斯的国家所以要禁遏性学，柏林性学研究院之被毁正是当然的。幸亏中国不是法西斯的民主国，还不妨引用德国性学大师希耳息茀耳特博士（Dr.Magnus Hirschfeld）的话来做说明。他在一九三一年作东方之游，从美国经过夏威夷菲列滨日本中国爪哇印度埃及以至帕勒斯丁与叙利亚，作有游记百二十八节，题曰“男与女”，副题曰“一性学家之世界旅行”。我所见的是一九三五年的英译本，第十二至二十九节都是讲中国的，十七节记述他在南京与卫生部长刘博士谈话，有关于卖淫的一段很有意思，抄录于下：
“部长问，对于登记妓女，尊意如何。你或当知道，我们向无什么统制的方法。我答说，没有多大用处。卖淫制度非政府的统制所可打倒，我从经验上知道，你也只能停止它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记并不就能防止花柳病。从别方面说，你标示出一群人来，最不公平的侮辱她们，因为卖淫的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牺牲，也是使用她们的男子或是如中国常有的为了几块银元卖了她们的父母之牺牲也。部长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遏止卖淫呢，我答说，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学的与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第十一节离开日本时有一篇临别赠言也很有意义，今只抄录其与上边的问题有关的一段于后：
“第一，要跟着时代的轨道，教育你们的妇女成为独立的人格。她们现在大抵都还不是独立人，只是给男子的非常可爱的玩物。你不应该使将来还有这种日子，那时你们的女子可以当做活货物出售，这样让她再去卖她自己的身子。假如我是一个性学家而不戳穿你们国家组织上的这个创口，那么我就是害了你们了。”
无论他对中国说的那么冷淡，对日本说的那么热烈，他的意思还是一样。因为对于人性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其意见总是那么平和而激烈，为现今社会所不能容受。再想到神近女士的小文，议论明达，大家却未必多相信她，我真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像倒竖着似的。我也感觉在这事件里变态尽算是变态，阿定的确很有可以同情的地方，或者比那报道的新闻记者还不大可厌恶，——对于他们自然也找得到可以原谅之点，而这恰与阿定相同，就是他们是被不幸的职业与环境所害了。中国有过陶思瑾刘景桂各案，虽然供给报纸以很好的“桃色”材料，不知怎的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其理由尚待考，今不具论。
廿五年六月六日，在北平写。
鬼怒川事件
七月十四日东京《读卖新闻》载宇都宫电话，十三日有游客在鬼怒川温泉名所泷见茶屋发见遗书，查有男女二人投水自杀，新闻标题曰：“因一夜的共枕忽成为鬼怒川的情死，共鸣于患难的娼女与汽车夫。”男的是清原某，开汽车为业，贫病无以为生。女人名小林富美子，年二十四岁，神奈川县厚木町人，去年六月以金七百圆抵押于深川洲崎的宫梅川下处为娼，改名云明美。据报上说：
“她是很急进的妓女，曾经以赤化的嫌疑至于受过神奈川县警察部的审问。十三日她在乡间的父亲还写信给下处的主人，说富美子感染赤化，请赐监督云云，甚至父母方面也被白眼。她大约深感到人世的苦辛，偶有共过一夜的男子提出死的劝诱，便应其请。据说十一日傍晚对人说出去寄信，飘然的走掉了。”这段新闻很给我好些思索的机会，但是第一联想到的是中国的宰白鸭问题。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卷三云：
“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先大夫在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甫十六岁，……即所谓白鸭者也，乃驳回县更讯。未几县又顶详，仍照前议，再提犯问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案定后发还县，先大夫遇诸门问曰，尔何故如是执之坚？则涕泗曰，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出狱，必处尔死！我思进退皆死，无宁顺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为之泪下，遂辞谳局差。”
我重复看了上文这两节，不禁大有感动。所感有二，一是东方的父母之尊严，一是为孝子孝女之不容易。俗语说“男盗女娼”，这是世间骂人算最凶恶的一句话了，岂意天下竟有这样的事，非如此不足以尽孝乎。普通人看《二十四孝图说》，已经觉得很难了，自己思量可以做到的大抵只有拿了蒲扇去扇枕席这一件吧，如上边所说，则其难又超出大舜之上，差不多是可以与哪吒三太子的割肉还母拆骨还父相比的一种难行苦行了。读钱沃臣著《乐妙山居集》，《蓬岛樵歌》续编七七注云：
“市儿有以饧制人形者。《七修类稿》云，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几于食人乎。《事物绀珠》，有仙人鸳鸯等样糖精。俗妇女好佛，设瑜伽焰口，施食荐亡，屑米为孩儿状供佛，名曰获喜，谓妇人食之宜男，谎人财物，又有作佛手样，即观音大士施手眼之诬。愚谓虎狼不忍食其子，子而食之，忍乎？食之而求其生，得乎？往往读书明理者亦为所惑，异哉。”我找到这节，原来是作“获手”（施食时用手掌状的面食）的资料的，现在引用了来，恰好又可以作慈孝不能两全的证明。子女卖了本来这件事也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一方面还生怕他翻供出来，有负富户的委托，一方面又因她感染赤化，要请下处主人监督，都能彻底的行使其权威，很可表示东方严峻的古风，虽然这太偏重宗法，在常情看来未免于人情物理均有未安处。“急进的妓女”，这一句话骤然听了觉得奇怪，可是转侧一想，这不但并不奇怪而且还是当然。试问天下还有谁该比妓女最先怨恨这现代社会制度的呢？《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是衣食不足，不知荣辱，这种生活固然不好，却总还是动物的，若是卖淫（亦即是强奸之一种）则是违反自然的行为，乃是动物以下的了。弱肉强食还不失为健全的禽兽的世界，使人卖淫求食，如我从前诙谐的说，寄饮食于男女之中，那是禽兽所没有的，所以是禽兽不如。普通一般道学家推想娼妓的来源，以为一定是有一班好外的妇女，饱暖思淫欲，特来寄住下处寻点野食，都是山阴公主武后一流人，要想禁止她们只消一道命令，或令佩带桃花章以示辱，就会扫兴回家去的。这种想像若是实在，固然足令道学家摇头叹息，我却觉得这倒还好，因为至少这是她们自愿，而出于本能的需要的堕落也总还在自然的范围以内。可惜事实并不如此，我不知道统计，我想她们大抵都是合法的由其家族的有权者卖出来干这生意，她们大约也未必比较在闺阁里做小姐夫人的姊妹们特别不贞淑。这生活实在比做白鸭也差不许多，只好在留下一条蚁命，究竟蝼蚁尚且贪生，不来宰她也只索活下去，结果是或者习惯了，正如凡事都可以习惯，或者便怨恨，如不敢怨父母，那么自然就怨社会。于是这成了问题，做了孝女的不能再做忠良了，忠孝不能两全，害得老太爷在乡下跺脚着急，赶紧写信托乌龟监督他的女儿，不要走入邪路，……这种情形想起来真是好玩得很，竟不知道这是一幕喜剧还是悲剧也。
关于娼妓，我的意见是很旧的。卖淫我以为并不是女人所爱干的事，虽然不幸她们有此可能。昔康南海反对废止拜跪，说天生此膝何用，另外又有人说，人的颈子长得细长如壶卢，正好给人家来砍，觉得甚是冤枉，此二者亦是同样的不幸。我最佩服德国性学大师希耳须茀耳特在东方游记《男与女》里所说的话，关于中国卖淫问题的我曾经抄译过一段，在南京与卫生部长刘瑞恒博士的谈话：
“部长问，对于登记妓女，尊意何如？你或当知道，我们向无什么统制的办法。我答说，这没有多大用处。卖淫制度非政府的统制所可打倒，我从经验上知道，你也只能停止他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记并不就能防止花柳病。从别方面说，你标示出一群人来，是最不公平的侮辱她们，因为卖淫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牺牲，也是使用她们的男子或是如中国常有的为了几块银元卖了她们的父母之牺牲也。部长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遏止卖淫呢？我答说，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学的与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这些广远的改革是怎样的呢，他没有说，或者因为是近于危险思想的缘故呢，还是对了大官反正说也无用，所以不说的呢，均未可知。他对于女人的人身卖买这事大约很是痛心，临别对于日本的劝告在厉行人口政策注意生育节制以免除侵略之外也就只是希望停止这卖身恶习。游记第七节中云：
“现在日本有女人卖买的生意么？国际间是没有了，如大家所信，但是在国内还是非常发达。经过重复证明之后我们才敢相信，父母往往只为了几百圆钱愿意把自己的半长成的女儿卖到妓院里去。虽然他们婉曲的称之曰租出，不过事实还是一样，为了若干的钱，依照女人的容色而定，他们便把女儿交出去，去干混杂的性关系的事。
此后这是女人的义务去赚回她所值的这些钱来。在每次被性的使用了之后，从她给妓院老板赚来的金钱中间划出极小的一个分数，记在她的名下。这样总要花好几年的光阴才能抵清那笔欠款，若不是她找到一个人，他肯去与老板商妥，赎她出来。这是日本娼妓的唯一的梦，因为她们并不是喜欢干这生意，却只承受了当作一种子女的义务，为她们所不能也不想逃避的。”后面记有去访问娼妓艺妓的记事，有一段很有意思：
“我在穴森的妓院得到一个很可纪念的经验，这地方是参拜的灵场，离横滨不远，有一座古庙供养稻荷神，狐狸是他的神使。正如普通在圣地的近旁一样，此地也有许多欢乐之家，那些参拜者很热心地去拜访，在他们放下了祭品说过了祈祷之后。
在这样的一家里，我的同伴——他说日本话同德文一样的流畅，介绍我于女郎们说是从德国来日本的一位学者。（关于德国她们在大战时是听过了很多的。）围了清白的火盆坐着的我们一行中有一妓女请翻译问我，是否我能够从手掌上看出未来休咎。我答说，不会从手掌上，但会从脸上看。
她们于是用了种种问题围攻我了。她们还要多久留在这妓院里？她们将来可以嫁人么，那么什么时候？她们会有小孩么，那么几个？她们的生着病的母亲会好么？还有许多别的种种问题。我研究她们的脸，特别是嘴边的一圈，告诉她们一两句话，都显明地给予一种印感。女郎一个个的进来，隔壁妓院的女郎也来了，用人们被叫了来，女主人们也出现了，总而言之，一时有点走不出这地方的情形。使我特别感动的是那小高森的羞惭愁苦的脸，她刚在前一日被她母亲送到这里来，在几小时前被破了童贞的。我告诉她，在几年之内会成为一个幸福的母亲，那时她苍白的小脸才明朗一点，像是一个圣母的脸。”无论在日本的《江户繁昌记》或是中国的《秦淮画舫录》里，都找不出这类文章，“西儒”终不可及也。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茀耳特之流，皆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扩，懂得人情物理，虽然结局所感到的还是“怎么办”（Chto dielat？）这一句话，不抄《福音书》而重引契耳尼舍夫斯奇，可见此事之更难对付了。英诗人凯本德有言，妇女问题须与劳动问题同时解决，这话大约是不错的，但是想到卖淫与男权制度（Patriarchia）有关，那么无论有何改变，也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女同志着实未可乐观耳。
廿五年七月廿五日，于北平。
谈日本文化书
实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马路上遇见王君，转达尊意，叫我写点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个我很愿意尽力，这是说在原则上，若在事实上却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给《国闻周报》写了一篇小文，题曰“日本管窥”，末节有说明云：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是一样，虽然并不为的是怕挨骂或吃官司。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这就不容易谈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这样说过：
“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这几句老话在当时未必有人相信，现在更是不合时宜，但是在我这意见还是没有变，岂非顽固之至乎。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才有他的文学与文字，可是在奈良时代（西历八世纪）用汉字所写的两部书就有他特殊的价值，《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以浅陋的知识来妄说这只有希腊的故事是同类吧。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近年英国瓦莱（A.Waley）的译本六册刊行，中国读者也有见到的了，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靺”，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〇四年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气质物”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斯（Theoph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坏，只可惜不多。总之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此外在诗文方面有“俳谐”与俳文的发展，也是同一趋势，可以值得注意的。关于美术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绘（Ukiyo-e，意思是说描写现世事物的画，西洋称作日本彩色木板画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陈列处见过几张，自己所有都只是复刻影印）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众画，不但近时的“大厨美女”就是乾隆时的所谓“姑苏板”也难以相比，他总是那么现世的，专写市井风俗，男女姿态，不取吉祥颂祷的寓意。中国后来文人画占了势力，没法子写仕女了，近代任渭长的画算有点特色，实在也是承了陈老莲的大头短身子的怪相的遗传，只能讲气韵而没有艳美，普通绣像的画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画只有差，因为他连气韵也没了。日本浮世绘师本来是画工，他们却至少能抓得住艳美，只须随便翻开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末二字原系拼作一字写）或矶田湖龙斋的画来看，便可知道，至于刻工印工的精致那又是别一事情。古时或者难说，现今北平纸店的信笺无论怎样有人恭维，总不能说可以赶得上他们。我真觉得奇怪，线画与木刻本来都是中国的东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斋笺谱》里的蠡湖洙泗等画原也很好，但与一立斋广重的木板风景画相比较，便不免有后来居上之感。我是绘画的门外汉，所说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之一，这是我相信不妨确说的了。上边拉杂的说了一通，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至于因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研究也很足为我国国学家之参考，这是又一问题，这里不想说及。这里想顺便一提的，便是谈这些文化有什么用处。老实说，这没有用处。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近时有些时髦的呼声，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汉奸等，不过据我看来，文化在这种关系上也是有点无能为力的。去年年终写《日本管窥之三》时，在最末一节说：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质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意，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这里说得不很明白，大意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譬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古今专制政治利在愚民，或用锢闭，或用宣传，务期人民心眼俱昏才为有利，今若任人领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将使其对于丑恶愚劣的设施感到嫌恶，故如以真的文化传播作专制或侵略的先锋，恰是南辕而北其辙，对于外国之“文化事业”所以实是可为而不可为，此种事业往往有名无实亦正非无故耳。乱七八糟的写了好些，终于不得要领，只好打住了。我这里只说日本文化之可以谈，但是谈的本文何时起头则尚有年无月，因为这只是在原则上要谈，事实上还须再待理会也。妄谈，多费清时，请勿罪。匆匆，顺颂撰安。
廿五年七月五日，知堂白。
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亢德先生：
得知《宇宙风》要出一个日本与日本人特刊，不佞很代为忧虑，因为相信这是要失败的。不过这特刊如得有各位寄稿者的协力帮助，又有先生的努力支持，那么也可以办得很好，我很希望“幸而吾言不中”。
目下中国对于日本只有怨恨，这是极当然的。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已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却尤值得我们的轻蔑。其实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尝不明白。前年夏天我在东京会见一位陆军将官，虽是初见彼此不客气的谈天，讲到中日关系我便说日本有时做的太拙，损人不利己，大可不必，例如藏本事件，那中将接着说，说起来非常惭愧，我们也很不赞成那样做。去年冬天河北闹什么自治运动，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臜了，军官也大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这都可见大家承认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很而且还卑鄙可丑，假如要来老实地表示我们怨恨与轻蔑的意思，恐怕就是用了极粗恶的话写上一大册也是不会过度的。但是《宇宙风》之出特辑未必是这样用意罢？而且实力没有，别无办法，只想在口头笔头讨点便宜，这是我国人的坏根性，要来助长他也是没有意思的事。那么，我们自然希望来比较公平地谈谈他们国土与人民，——但是，这是可能的么？这总恐怕很不容易，虽然未必是不可能。本来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第一类里西洋人居多，他们的亲日往往近于无理性，虽是近世文人也难免，如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法国古修（Paul-Louis Couchoud），葡萄牙摩拉蔼思（W.de Moraes）。他们常将日本人的敬神尊祖忠君爱国看得最重，算作顶高的文明，他们所佩服的昔时的男子如不是德川家康，近时的女人便是畠山勇子。这种意见不佞是不以为然的。我颇觉得奇怪，西洋人亦自高明，何以对于远东多崇拜英雄而冷落贤哲呢？这里我想起古希腊的一件故事来：据说在二千五百年前，大约是中国卫懿公好鹤的时候，蒲桃酒有名的萨摩思岛上有一位大富翁，名叫耶特蒙，家里有许多许多奴隶，其中却有两个出名的，其一男的即寓言作家伊索（Aisopos），其一女的名曰蔷薇颊（Rhodopis），古代美人之一，后来嫁给了女诗人萨福的兄弟。故事就只是这一点，我所要说的是，耶特蒙与伊索蔷薇颊那边可以做大家的代表。老实说，耶特蒙并不是什么坏人，虽然他后来把蔷薇颊卖给克散妥思去当艺伎，却也因伊索能写寓言诗而解放了他，又一方面说，他们大众与伊索蔷薇颊也恐怕着实有些隔膜，但如要找他们的代表，这自然还该是二人而不是耶特蒙吧。因为奴隶里有了伊索和蔷薇颊，便去颂扬奴主，这也正可以不必。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取这样态度的差不多没有，所以这里可以无须多说，在中国比较常有的倒是上文所说的第二类，假如前者可以称作爱屋及乌，则后者当是把脚盆里的孩子连水一起泼了出去也。这与上一派虽是爱憎不同，其意见却有相同之点，即是一样的将敬神尊祖忠君爱国当作日本文化看，遂断论以为这不足道，这断论并不算错，毛病就只在不去求文化于别方面耳。但是一个人往往心无二用，我们如心目中老是充满着日本古今的英雄，而此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旁观者对于他的成功或会叫好，在受其害的自然不会得有好感，（虽然代远年湮，记忆迷胡了的时候，也会有的，如中国人之颂扬忽必烈汗是也。）更无暇去听别的贤哲在市井山林间说什么话，低微的声音亦已为海螺声所掩盖了。如此，则亦人情也。唯或听见看见了，却以为此贤哲者也不过是英雄的家人，他们盖为老爷传宣来也，这种看法也可以说是人情，不过总是错误了。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云：
“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深深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浮世绘工不外绘师雕工印工三者，在当时诚只是虫豸同样的平民，然而我们现在却不能不把他归入贤哲部类，与圣明的德川家的英雄相对立。我们要知道日本这国家在某时期的政治军事上的行动，那么德川家康这种英雄自然也该注意，因为英雄虽然多非善类，但是他有作恶的能力，做得出事来使世界震动，人类吃大苦头，历史改变，不过假如要找出这民族的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该到小胡同大杂院去找，浮世绘工亦是其一。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这是可以做到的么？我不能回答。做不到也无怪，因为这是人情之常。但是假如做不到，则先生的计画便是大失败了。先生这回所出赋得日本与日本人的题目实在太难了，我自己知道所缴的卷考不到及格分数，虽然我所走的不是第一条也不是第二条的路，——或者天下实无第三条路亦未可知，然则我的失败更是“实别”活该耳。
八月十四日，知堂白。
怀东京
我写下这个题目，便想起谷崎润一郎在《摄阳随笔》里的那一篇《忆东京》来。已有了谷崎氏的那篇文章，别人实在只该阁笔了，不佞何必明知故犯的来班门弄斧呢。但是，这里有一点不同。谷崎氏所忆的是故乡的东京，有如父师对于子弟期望很深，不免反多责备，虽然溺爱不明，不知其子之恶者世上自然也多有。谷崎文中云：
“看了那尾上松之助的电影，实在觉得日本人的戏剧，日本人的面貌都很丑恶，把那种东西津津有味的看着的日本人的头脑与趣味也都可疑，自己虽生而为日本人却对于这日本的国土感觉到可厌恶了。”从前堀口大学有一首诗云：
“在生我的国里
反成为无家的人了。
没有人能知道罢——
将故乡看作外国的
我的哀愁。”
正因为对于乡国有情，所以至于那么无情似的谴责或怨嗟。我想假如我要写一篇论绍兴的文章，恐怕一定会有好些使得乡友看了皱眉的话，不见得会说错，就只是严刻，其实这一点却正是我所有对于故乡的真正情愫。对于故乡，对于祖国，我觉得不能用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态度。若是外国，当然应当客气一点才行，虽然无须瞎恭维，也总不必求全责备，以至吹毛求疵罢。这有如别人家的子弟，只看他清秀明慧处予以赏识，便了吾事。世间一般难得如此，常有为了小儿女玩耍相骂，弄得两家妈妈扭打，都滚到泥水里去，如小报上所载，又有“白面客”到瘾发时偷街坊的小孩送往箕子所开的“白面房子”里押钱，也是时常听说的事，（门口的电灯电线，铜把手，信箱铜牌，被该客借去的事尤其多了，寒家也曾经验，至今门口无灯也。）所以对于别国也有断乎不客气者，不过这些我们何必去学乎。
我曾说过东京是我第二故乡，但是他究竟是人家的国土，那么我的态度自然不能与我对绍兴相同，亦即是与谷崎氏对东京相异，我的文章也就是别一种的东西了。我的东京的怀念差不多即是对于日本的一切观察的基本，因为除了东京之外我不知道日本的生活，文学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