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 ｜ 扒一扒“普信人”（下）————她的伦理……！（女性与无产者作为阴性

　　强迫症：下一个，再下一个。

　　倒错：就是这个！

　　精神病（癫狂）：哪个都不是！

　　癔症/歇斯底里：不是这个，也是这个。

　　请先阅读社会观察 | 扒一扒“普信人”（上）：男女之争M vs F？

　　社会观察 | 扒一扒“普信人”（中）：谁是真小丑？

　　首先，对上篇做一个补充，再来讲讲为什么说“渣男”“小三”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性关系中女性乃至两人都接受的一种托词，用来掩盖真正无法接受的真相。偶然看到一个剧《北辙南辕》的一段剧情（前因后果不清楚）：就说司梦（女）和杜世均（男），一对有一双儿女的夫妇遭遇了常见的第三者桥段——自然是一个女小三，叫魏岚。魏岚看似是典型的小三（嘴脸）——和醉酒的男方同床并拍照发给原配看，与原配会面时气焰嚣张痛击后者，但她其实并非一个与男方（在性和情感上）有染的“真小三”，而是个与男方有利益纠葛、欲图作假拆散一个家庭的纯“女恶人”（各位可以自行脑补更可怕的但我们忍不住会使用来称呼她的字眼）。然而，原配一遇此状，就对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拒斥，并不想从丈夫处求证，也不想听丈夫解释。

　　我在这里解读出三层意思。

　　第一层自然是电视剧的意思，就是捍卫婚姻和家庭——夫妇本无仇，小人来离间，最后剧情也还这个家庭以“清白”和“重圆”。这在我看来是现实中产ideological婚姻和两性情感借助电视剧叙事进行的自我缝合——完满婚姻和家庭是“实在”的，即使有威胁，那也只存在于外部。

　　第二层就跟张桂梅的表态有点关系，就是“全职太太”，“家庭主妇”——这对夫妇显然遵循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这为这类妻子的危机埋下伏笔：她没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作为物质独立基础和精神的主心骨，心思都系在丈夫和孩子构成的美满家庭幻想上，人格本就是比较孱弱的，一旦发生婚变，其实是没有多少筹码可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的，终局很可能就是向丈夫和家庭妥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理解张桂梅的坚决态度。

　　而第三层则是我要强调的重点，即矛盾是内在的，以及大他者不存在。原配本就对丈夫心存不满，“小三”只不过是原配用来捅破，那层遮掩自己如履薄冰又死气沉沉的中产婚姻生活本质的窗户纸，的一个借口罢了（这个“小三”甚至没必要与男方有发生过所谓“出轨”的实质性关系），在这个看似其乐融融、井井有条的四口之家里，裂痕早已存在（问孩子们也能发现他们早已洞察到这点）。只是夫妇两个成年人还不愿承认是自己的内部矛盾，还在努力维持这个完满家庭的幻想，在大他者的凝视下，不出岔子、不崩塌；电视剧还为破碎的家庭找一个外部的背锅侠——小三。但现实是，没有什么大他者在保障着这一切，保障着一个家庭的完满，保障一个女性找到了可靠的所谓真爱，就能在家庭里实现自我价值，收获美满人生——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由原子化个体组成的，人际关系异化，爱情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如拉康所说，“（男女间和谐的）性关系不存在”。更直率地说，这个社会大他者就是以这种布道在驯化我们的爱情（作为一种伦理抉择）——“对方出轨了，那就分手/离婚吧！”——以捍卫私有制婚姻，让我们无法在忠贞观（实际是财产私有制）框架之外想象爱情，或者更具体地说，无法理解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这点在我【精神分析小品】“再也不相信爱情”是个伪问题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再对中篇做一个补充。如果说上篇对【普信人】采取的是一种广义，那回归狭义，这类人就是未明子-主义主义中的唯意志主义者(1-3-3)。唯意志主义是匍匐在前反思秩序下的中心化，一言以蔽之：“我！”，落到现实中往往呈现很强的男权色彩。我们所吐槽的“普信”“油腻”男性，多半属于自我中心主义(1-3-3-1)，伪君子卫道士属于道德严酷主义(1-3-3-2)，“privilege”人我认为可以归为排他性“集体主义”(1-3-3-3)，而1-3-3-4就更是字面意思了：厌女症-虚无主义。至于王思聪，知乎上一个有意思的回答评价他是“一直在刷小怪的人”，我是赞同的，他很大程度上陷入了粗俗主义(1-4-4-2)。

　　接下来，问题在于，当我们意识到大他者是个笑话，【普信人】则是自作聪明的赌徒之后，我们究竟要采取何种伦理姿态和行动？

　　让我们从辩证法开始。

　　首先，要澄清对辩证法的误解。我国教科书的答案无疑是贻误了很多可能在哲学上有所进步的有智青年，知乎上已经对此有很多批评。它的辩证法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独断论，它所谓站在辩证法立场上的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自身也是形而上学化的，难怪会有人由此将辩证法斥为和稀泥的诡辩术。

　　辩证法不是两个事物的对立统一，而是事物的内在分裂。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反逻辑的（在辩证法这儿，经典形式逻辑的最基本原理同一律就率先破产了）。

　　让我们用辩证法来理解张桂梅对来捐款的全职太太学生的除名。

　　那么正题就是：否定全职太太。认为全职太太是受教育、社会化了的女性向家庭乃至父权制的一种堕落。

　　反题就是：否定张桂梅。认为张桂梅是在搞歧视，她的学生有权利选择做一个全职太太，就像所有女性都应该有权决定自己是拥抱事业还是拥抱家庭。

　　而庸俗的伪“辩证法”合题会告诉你：肯定全职太太，也肯定张桂梅。全职太太当然是不能歧视的啦，但是张校长这种独立女性的进取精神也应该被理解，总之社会要创造一个美好环境，让有的女性可以去拼事业，有的女性可以去重家庭。

　　而真正的辩证法合题会告诉你，答案还是落在张桂梅身上——肯定张桂梅，从而否定全职太太。正反题都是片面的道德之争，而庸俗合题试图搬出一个大他者，一个社会共同体来维系这两种道德，但我们知道，不管是做全职太太还是独立女性，都没有人能保证一个女性收获家庭幸福与自我实现，大他者本不存在。张桂梅对自己学生做全职太太的严厉态度，就是反大他者的。从底层通过教育辛苦争取到社会一席之地的女性，比起那些有所依靠的，更不能忘记现实的残暴和自己的立场。张校长办教育本就是为贫弱的女子谋一条出路，为对抗不公砥砺锻培物质力量的，不是为个体的人生自由服务的，所以她坚持自己的初衷，不接受那些价值偏离的捐助是正确的。

　　再来看面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四种姿态。

　　正题：经典阶级论。阶级是主要矛盾，通过阶级斗争争取解放。

　　反题：资本主义身份政治。既然“阶级”随着共运的挫折沦为一个难愈的创伤，那么便抛弃阶级一元论，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进行抗争。

　　庸俗合题：新左派“阶级-种族-性别”三元组。试图用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批判话语，调和这三者间既缠绕又分离的矛盾，统筹兼顾。

　　真正合题：回归阶级。但此时的阶级是一个自我分裂和否定的、有纵深的物质性概念，一如资本主义甩出了共产主义的剩余，生产力甩出了生产关系的剩余，阶级也甩出了种族和性别作为它的剩余，庸俗合题的症结正在于它对这三元各自的同一性何以成立不加反思。阶级斗争不是依据外在对立，而是依据内在矛盾来展开的，左翼的行动从不是由一个先在的理论框架指导出来的，因为理论框架永远是非全的(Non-all)，它必须从现实中的具体关系和张力中迸发出来。在时机尚未成熟和为时已晚之间，Leftist必须跟随自己内心的否定性去实践，不去问谁先谁后，这种实践自然贯穿了所有面向，而真理会回溯性地显现出来。（去区分何为经济基础，何为上层建筑，何为政治-经济，何为文化，实体化这些概念，并构建一种阶段论，本身就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

　　这四种姿态，也许恰好和未明子的四重竞争主义(Fourfold Agonism)相对应：

　　正题对应胜利主义(Protagonism)——只求欲望(desire)不求需要(need)，将内在否定性甩到一个外在的对立的实体化“阶级”上，是彻底放弃主体性的孤注一掷。

　　反题对应配角主义(Deuteragonism)——只求需要不求欲望，放弃了阶级这一貌似无解的创伤性维度，转而用少数族裔、性别等小写菲勒斯，在全球资本主义下进行局部的温和对峙和抵抗。

　　庸俗合题对应完胜主义(Reagonism)——“成年人全都要”，知识精英左派占据理性和道德的双重高地，试图结构出一个阳性大全话语体系统筹全局，追求比两种邪恶更善的“第三条道路”，但其实践是排斥阴性的。

　　真正合题对应反抗(Antagonism)——从欲望辩证法进入到驱力(drive)的领域，看似是舍大保小，实际连小的那点渣滓也都一并弃绝，将一种符号系统的纯粹偶然性坚持到底，反而会颠覆整个看似严丝合缝、坚不可摧的阶序。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阴性伦理的诞生。

　　我反复强调的【伦理】不同于【道德】之处在于，伦理是阴性的，否定性的，它否认大他者的存在，蛮横地将意义的流溢和循环阻断了，而道德是阳性的，它总是暗示和维护着大他者的存在，训诫我们：只要遵守它，就能获得好处或者某种崇高(sublimation)。

　　在齐泽克谈过的法国作者克洛岱尔的小说《人质》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阴阳的对立。女主角，生于显赫家族的西尼尔，为了拯救藏匿在她家中的蒲伯，同意嫁给图热鲁尔——其仆人和奶妈生下的儿子，在大gm中发迹，一个她所鄙视之人。但她的牺牲并未保全住任何一个对她至关重要的东西：爱情，姓氏，家产——在他的丈夫，作为雅各宾派的地方统治者，当着孩子的面处决了她的父母之后。而后，西尼尔做出了一个真正惊人的举动：她为这个灭亲的仇人舍身挡下了刺杀。在她弥留之际，图热鲁尔立于其塌前，绝望地乞求着一个解释，来赋予这个荒谬的自杀性姿态以意义——也许是这个男人乃至众人庸俗地以为的出于爱情，抑或只是为她自己蒙羞的姓氏正名——但西尼尔不发一言，她只是用临死前的痉挛和扭曲的面庞，来无声表明自己拒绝同丈夫做最后的妥协。

　　在这儿，至少存在着两组阴阳态度的对立：西尼尔为家族身份的第一次牺牲与西尼尔“为丈夫”的第二次牺牲；图热鲁尔的绵密意淫和西尼尔的断然拒绝。如果说第一次牺牲，西尼尔还是为了现实利益或者一种内心的崇高，遵循【道德】的话，那么第二次牺牲就是毫无意义可言的【伦理】行动。当第二次牺牲这个创伤爆发时，图热鲁尔采取的是一种男性视角的，充满了理性-意义的绵延裹挟的阳性逻辑：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么做肯定有什么原因/理由/意义；而西尼尔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女性视角的，拒斥和揭穿这种虚伪秩序的阴性伦理：别问，问就是这么做了，我可以，因为我必须。

　　此处，西尼尔与不顾王命坚持埋葬王兄的安提戈涅重合了：我按照伦理去做了（埋葬已死兄弟、为丈夫牺牲），但这不代表我臣服于律法。

　　在另外两个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气质：约伯和华子。上地与魔鬼打赌约伯信仰的虔诚，一次次降灾于他致使他一无所有，但约伯既不改其对上地的信仰，亦不承认自己有罪，坚持认为自己的牺牲是无意义的，最后逼迫尚帝出面撤回对约伯的惩罚，还赐他以原本富足的生活。而华子，作为上地之子，替众人上架赎罪，但他痛苦之际的那句“埋怨”，反而歇斯底里地道出了牺牲的无意义，大他者的不存在：“父啊，你为何弃我而去？！”上地没有什么能给世人的，只有牺牲其子来表达他对世人的爱，而这牺牲本身也无意义。

　　这就是歇斯底里和其他拉康式症状的不同。对于上地的降灾，强迫症会解读为：约伯是有罪的，因为他受了惩罚。而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他的忠诚终换来了上地的赐福。更进一步的，是一种倒错的解读：只要我服罪，只要我受难，上地就欠我享乐，上地会赐福于我。而精神病的解读会是：上地令好人蒙难，他是邪恶的，我们要取消他的位置（乃至只要我们打倒了这个上地，我们就自由了）。但歇斯底里在此是沉默的，她对大他者沉默：我还是信仰你的，尽管我知道你其实很无能，我为我的信仰负责到底——这种一意孤行其实也已经将大他者本身悬置起来了。

　　歇斯底里，是一种“极致到疯狂的冷静”（陈觞），它将内在的一种偶然性作为必然性去贯彻到底，否定性到达顶点后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肯定性，一种决然的行动。而强迫症在意义的泥沼里打滚，不断延宕着行动；倒错自以为掌握了大他者的欲望，甘心充当大他者享乐的工具，是邪恶的；精神病则拒斥基本压抑，幻想一个母性整全的乌托邦，终将滑向原教旨主义的失落和癫狂。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陈觞的倡议，在症候分析的基础上，贯彻一种歇斯底里的姿态，不管是在无产者还是女性层面的斗争中，“做现实主义者，行不可能之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追求善，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恶中，面对“父亲或更糟”，我们要选后者。所谓平等，也是建立在这种每个人都面临着必然的失败的“无”的意义上，一种经历了“第二次死亡”的非人的勇气，如果它只是建立在“有”的意义上，我们就会倒退回“统计学-菲勒斯-私有财产”的三位一体。这种阳性的“男女对立”、“男女平权”式平等实际上是逃逸了真正的女性性——女性作为非全(Not-all)，如朗西埃所指出的，平等是算不出来的，平等永远是“≠”。

　　最后，引用陈觞在讲座中的一段话。只能是接受政治的暴力本质，甚至变本加厉，要通过自己的暴力来倒转过去的结构。说到令人耳朵起茧的非暴力说到底也只是暴力的剩余，非暴力=理性亦只是男性化主体逃避责任的妄想。我们不妨再大胆地断言：政治里面只有不同暴力的结构，而不存在非暴力的政治，这是拉康的“女性不作为整体存在(not as a whole)”的全部——也是并非-全部(not all)的政治-伦理奥义。陈觞-part2 汝即是她：性、女性、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