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本质（2）
镜子错认是感知分离失调的一种，患者会觉得自己与现实没有联系。在他们心中，对于自我和身份的意识是扭曲的。有时这些人甚至相信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周围的世界和所有他们的经历都是幻象。这种死亡幻象被称为科塔尔综合征（Cotard’s syndrome），它非常罕见，但我从一个父亲患此症的同事那里了解了一些信息，他描述说那就像是生活在虚构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对此时此地的真实体验是对周围环境清醒认识的一部分，但是像科塔尔综合征这类分离失调症状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健康的大脑才能与现实保持接触。有时我们会有分离或人格解体的经历，我们会有种不真实感和与自我分离的感受，症状包括梦境状态、失去共情、意识与身体分离等。那就像我们在玻璃后面看着自己在表演一出戏。这种现象惊人地普遍。虽然结论不一，但至少3/4的人在生活中有过这样的体会，特别是在紧张的生活事件之后。超过一半的野战部队队员服役期结束后都经历过人格解体。
显然，如果大脑失调和紧张的生活事件会扭曲自我的个人经历，例如让个体觉得自己不再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事件首先揭示了自我的脆弱。
镜子错认可能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罕见。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看到镜子里的脸时都有过一瞬间觉得那不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当我们处在一些歪曲现实的毒品作用下的时候。同时，催眠状态下也可以引发镜子错认。但是，你不一定非要在堕落或意识状态改变的情况下，才能体验暂时的自我意识和映像的分离。
跟我一起做
你可以试试这个，在天黑时将房间里的灯调暗，最好将其关上，只点亮一支蜡烛。现在认真看镜子里的自己，凝视映射出的眼睛，细看你的面孔。一两分钟之后，你就会体会到奇特的感觉。你会开始经历人格解体。盯着镜子看一会儿后，大部分人都会看到自己的脸开始变化，不再像他们自己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无论我们看着镜子时感受到的自我是怎样的，当我们贴近观看时，它是很容易被瓦解的。
就此而言，婴儿和动物第一次看到他们自己的映像时会做什么呢？根据查尔斯·达尔文的观察，伦敦动物园的猩猩不能从镜子里认出自己，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发明了一种测试动物自我意识的方法。在动物们睡觉时，在它们的前额上轻拍一些没有气味的口红，然后观察当它们醒后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的反应。如果动物意识到它自己的外表有点儿奇怪，盖洛普则会认为它具有自我概念，即对于自己是谁的概念。
图3-1 18个月左右大的人类婴儿能够通过镜子测试
盖洛普发现，很多动物包括成年猿类都可以识别自己，因为它们试图擦掉化妆品，但是其他动物却不会这样。许多其他研究显示，能够通过镜子测试的动物是那些在社会群体中生存的物种。令人吃惊的是，人类婴儿在出生后第二年才能在镜子测试中认出自己。在此之前，他们会一直把镜子里的婴儿当成另一个人。实际上，小婴儿在把镜子里的人当作另一个婴儿时，是在经历镜子错认。有些人认为，如果婴儿不能对镜子里的人进行自我识别，那么他们就还没有建立起对于自我的意识。
回忆是改造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不记得自己还是个婴儿时的样子？为什么我们不记得婴儿期的自我？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最早的记忆往往是在3岁或者4岁间，而且是很不完整的。总是有少数人会说他们能够记得从出生开始的事情，包括从产道滑出，然后被助产护士拍打屁股。大多数人两岁之前没有记忆，而且即使有，那时的记忆也是零碎的、不连续的。并非是你忘记了婴儿时期的事情，只是在那时你还不是“你”，因为那时还没有建立自我，所以你无法体会当时情景下经历事件的人的感受。你可以在照片中认出自己，但是你不能再回到曾经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内心。为什么会这样？
是流逝的时光让记忆的印记像泛黄的照片一样磨损了吗？似乎并非如此。口齿伶俐的12岁孩子也一样不记得他们婴儿时的事情，而一个40岁的人可以在近30年后记得他们12岁时的事情。这不会是记忆的缺陷，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那是因为婴儿在一开始就没有形成记忆吗？没有形成记忆的能力，你的自我意识就会存在明显的缺陷。这种缺陷发生在了克莱夫·韦尔林（Clive Wearing）的身上，他是剑桥大学杰出的音乐学家，在1985年被疱疹性脑炎击溃。单纯性疱疹病毒一般只会引发感冒疮，但是在克莱夫身上，它渗透了大脑的保护组织，导致了肿胀以及对脆弱的海马的侵袭，而海马是神经回路对记忆进行编码的区域。他最终在脑炎中存活了下来，但是得了严重的失忆症，他不能记得前一个时刻刚发生的事情。在德博拉·韦尔林（Deborah Wearing）2005年的回忆录《永远的今日》（Forever Today）中，她描写了丈夫克莱夫饱受折磨的境况：
每一个醒着的时刻似乎都是刚刚醒来的一刻。克莱夫一直处于刚刚从无意识中清醒的不变的印象中，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没有之前清醒过的证据……“我没听过，没看过，没摸过也没闻过任何东西，”他会这么说，“就像是死了一样。”
也许克莱夫的病情最痛苦之处就是他还记得之前生活的零星碎片，而且知道德博拉是谁。每次看到她时，他就会像久别重逢的情侣一样哭着跑向她的怀里，实际上她只是短暂地离开了房间。失去了存储新记忆的能力之后，克莱夫永远地困在了当下。他坚持记日记，试图记录发生的事情，但这些日记读起来让人很痛苦：“下午2点——我第一次醒来。下午2点14分——我现在有意识了。下午2点19分——刚刚起来。”每一条之前写的都会被划掉，因为他坚信他是刚刚才有意识的。德博拉讲到，有一天她发现克莱夫一只手拿着巧克力，另一只手像在练习魔术一样重复着盖上再移开的动作。每一次他移开手，都会对巧克力的外观感到惊奇。对克莱夫来说，失去了存储新记忆的能力之后，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在思想里。
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婴儿在生命开始时都是像克莱夫一样的，记不住任何当下注意之外的东西。他认为，婴儿缺乏对周围世界形成永久记忆的能力。然而，我们现在了解到皮亚杰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因为婴儿是可以形成记忆的。在子宫中的胎儿就在学习，这需要他们通过脑神经网络来形成记忆。过去30年中，在婴儿身上进行的数以百计的要求他们保持记忆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婴儿的记忆可以令人惊奇地保留下来。例如，3个月大的婴儿在学习了通过踢腿，来让绑在脚上的带子另一端的物体运动后，1个月后还能记得这段经历。如果你将他们带回实验室，他们会比从没接受过训练的婴儿更快开始踢腿。因此，认为婴儿没有记忆是不对的。然而，无论他们记得的是怎样的内容，都不会成为他们长大后不停复习和回忆的关于自我的故事的一部分。
当然，问题是婴儿形成的是什么类型的记忆？一个可能性是婴儿只有回到相同的场景下时才能唤起对事件的记忆，这就是他们能够学习并记住之前遇到的事物的原因。
自我实验室
1999年，研究记忆的学者联系了12名曾参加过一个记忆测试的学生，在测试中这些学生被要求看一些图片的碎片1~3秒，现在研究者要测试他们是否仍旧记得这些内容。虽然他们只看了很短的时间，但学生们依然能够认出这些图片。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好惊奇的，但是1999年已经距离第一次做这个实验时17年了！这些学生在那时已经是成年人，过着忙碌的生活，有的甚至已经不记得在1982年时到明尼苏达大学做过这个实验。然而，原先的经验在他们的记忆网络中的某处还留有痕迹，因为他们能识别出没有看过的图片。
虽然克莱夫·韦尔林似乎还有学习能力，但是他无法记起他曾经学习过。这就像无意识知识。克莱夫和小婴儿可能都不具备有意识地记起或回顾过去经历的能力。与他们不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通过让我们思维中的事件再现来回忆起昨天的早餐吃了什么。那需要一种不同的、被心理学家称为“情境”的记忆，这是一种反映生活中的节点情节的实际经历的记忆。这些情节的记忆，对组成我们自我的故事和那些非常私人的自传体记忆是有决定作用的，自传体记忆涉及那些我们可以回忆起的自己作为主角的事件。可能有人会忍不住假设我们的自传体记忆都是精确的回忆，但是和所有记忆一样，它们与照片或录音是有区别的。心理学中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人类的记忆是可以重建和塑造的。我们不会将自己的经历像影像资料那样录下来存在脑海里，因为我们的记忆银行中没有微缩胶卷。
记忆总是活跃的，就像一个被一遍遍讲述的故事。此外，当我们遇到相似的新经历时，我们会将它们编入已经存在的记忆中，这些记忆就会因新的经历而变形。我们总是在将此时此地与过去整合。
跟我一起做
请你思考一下下面这个有力的实证。现在，请阅读下面这个由15个单词组成的列表，并尽可能地记住这些单词。请在记每个单词时花费几秒钟以便更好地记住它们。
细线 别针 针眼 缝纫 尖的
针尖 刺破 顶针 草堆 荆棘
疼痛 打针 针管 布料 编织
现在，请翻到本章的最后回答问题，看看你的记忆力有多好。
大多数人通不过这个测试，但是他们都很确定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这令效果更加地戏剧化了。为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非常确信却又错了呢？
我们前面提到的神经网络，显示了信息是如何通过神经元网络的激活模式被存贮的。你对没有出现的单词的错误记忆，源于它与列表中出现的单词的意义的相关性。在加工语言和意义的神经网络中，这个你认为遇到过的词汇的表征模式，是作为被并行加工和编码的列表中的所有其他词汇的一部分而被激活的。当你考虑到记忆经常在神经元中更新时，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记得任何事就是不平常的了。
在1932年，少数获得骑士勋章的心理学家之一、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证明了记忆并非是对过去事件的精确复制，而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故事一样。与传声筒游戏相似，故事每被讲一次，就会有所变化。实际上，只需通过问一些有导向性的问题就可以建立起完全错误的记忆。
自我实验室
在人类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实验中，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揭示出，如果你向一个成年人展示一段车祸视频，然后问他们一些有导向性的问题，比如，“白车闯红灯了吗？”成年人会正确地否认在车队中有白车。然而，如果几周之后让成年人再次复述这段视频，他们更容易说出看到有一辆白车闯了红灯，虽然这在录像中不存在。现在，当初仅仅在问题中出现的白车已经被他们合并到记忆中了。对记忆编码的神经网络，被原本应对白车和红灯是否存在的记忆进行审查的神经网络激活污染了。与之相似，如果告诉孩子他们曾有一次被丢在了购物中心，孩子们可以对情景进行生动的回忆，即使这并未发生过。
对记忆的虚构不仅限于年轻单纯的群体。皮亚杰曾描述，当他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被人试图诱拐。多年以后，他还对他的奶奶如何将诱拐者赶走有着生动的记忆。然而，他的奶奶最终因内疚折磨而承认是她编造了整个诱拐的故事，好让皮亚杰的父母觉得亏欠了她。一个研究显示，让一半成年人看伪造的他们小时候乘热气球的照片，他们可以回忆起这个虚构的事件并且能讲得很详细。虽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是世界上虚假记忆的权威，她自己也无法对它们免疫。当她只有14岁时，她的妈妈在游泳池中淹死了。30年之后，她的舅舅在一个生日聚会上提到是洛夫特斯发现了她妈妈的尸体。在之后的几天中，对那个糟糕时刻的清晰记忆如洪水般袭向了洛夫特斯，只可惜这些记忆是假的。她的舅舅犯了错误，实际上并非洛夫特斯发现了她妈妈的尸体，而是她的舅妈发现的。之后，洛夫特斯说道：“最令人恐惧的是，我们全心相信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
记忆就像肥料堆
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忘记事情，却发现完全虚构的回忆是另外一件事。这很令人震惊，因为它会让我们质疑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可以生动地回忆起从没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记忆的可信性、我们基本的真实性都被破坏了。这是因为知道我们自己的想法并识别我们的记忆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但我们经常犯错。我们觉得错误记忆令人震惊的原因，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记忆是如何工作的。心理学家丹·西蒙斯（Dan Simons）和克里斯·查布里斯（Chris Chabris）最近调查了1 500名美国成年人，他们发现了普通大众关于记忆的最基本的错误理解。大概2/3（63%）的成年人认为记忆就像录像机一样工作，记录下的经历之后可以被回放。一般的回答者认为，一旦记忆形成就不可改变，也是值得信赖的。这些错误信念，导致了与其他能够进行永久性存储的信息存储方式的比较。人们经常将人类的记忆比喻成保存信息的巨大博物馆，这是不对的。人类的记忆既不像电脑的硬盘，也不像工业化以前刻下经历印记的石板。
如果想用比喻来描述记忆，那它更像是一个永远在变化的肥料堆。就像你堆在肥料堆顶部的花园废物一样，最近贮存的记忆保留得更细节化、更结构化，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会渐渐地分解，混入其他的经历中并被整合。一些事件因为很突出，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分解，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回忆的线索会逐渐变得支离破碎。当提到记忆时，丹·西蒙斯提醒我们：“人们倾向于对记忆的精确性、完整性和生动性寄予比实际更大的信任。”
我们的自我幻象与个人记忆有太多的相互编织，当我们回忆事件时，我们认为自己在从过往中提取一段可信的情节，就像打开相册看拍摄的瞬间的情景一样。如果我们后来发现这些情景从没发生过，那么我们的整个自我就会陷入疑问中。这是因为，我们对自我是一个可信的故事这一幻象非常坚信。
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两岁之前的记忆
根据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杰出作品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宇宙威龙》（Total Recall）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帮你恢复全部记忆。”阿诺·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在其中饰演了道格拉斯·奎德（Douglas Quaid），一个火星殖民地的自由捍卫者，他的大脑中被植入了地球建筑工人的虚假记忆。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情节充满曲折和转折的故事。使之与自我的讨论相关的，是奎德的身份会随着他的记忆内容的变化而异。这也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在发现自己拥有虚假记忆时如此惊骇。这证明，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自己。我们的身份是我们记忆的总和，然而人们发现记忆是不固定的，可以由周围环境更改，有时甚至是虚构的。
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悖论：缺乏自我意识，记忆就没有意义，但自我却是我们记忆的产物。
这可能是婴儿期自我没有记忆的原因。当还是婴儿时，我们没有整合自己的经历以使之成为有意义的故事的能力。那时的我们没有世俗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关于自己是谁的概念。我们没有原始的自我意识来整合经历，那需要世俗经历，特别是从花时间陪伴我们的人身上学习。在两岁左右，孩子开始与家长产生关于过去事件的对话。在2~4岁之间，如果孩子的父母花很长时间与他们说话并讨论过去的事情，当他们12、13岁时，就会拥有更好的记忆力。家长通过搭建孩子的早年经历，可以使孩子将他们的经历整合成有意义的故事。这是因为我们更容易记住我们作为主角的、与我们相关的故事。成年人可以运动经历与情景将事件整合，使它们对孩子有意义，并在他们的头脑中被更好地编码和存储。我们从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中知道的一件事是，意义和情境能够提高记忆。
这是马克·豪（Mark Howe）所认为的未通过盖洛普镜子测试的孩子缺乏自我意识的原因。因为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印象，所以他们的记忆是不连续的事件。为了使记忆拥有意义，它们必须要植入自我中。然而，研究自我发展的菲利普·罗查特（Philip Rochat）认为，人类的镜子测试实际上是衡量人在考虑他人时的自我意识。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一个18个月大的婴儿不会因为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而烦恼，就不会对鼻子上的红点有反应。大概两岁时，孩子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外表和在别人眼中的样子。
这种自我觉察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何在使用口红的镜子测试中令人惊奇的发现并非是普遍性的。
自我实验室
在一个对肯尼亚2~7岁儿童的研究中，罗查特发现，在104个孩子中，只有两个孩子在照镜子时移开了之前偷偷贴在他们前额的贴纸。这是为什么呢？一定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识别镜子里的自己，他们拥有充足的时间在镜子前看自己并进行修饰。罗查特认为他们与美国的被试不同，肯尼亚的孩子不知道在这种与众不同的条件下应该怎么做。他们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将前额上的贴纸摘下来，因为这是到村里来访的陌生西方科学家贴的。
这是一个对盖洛普镜子实验解释的令人惊奇的转折。也许通过镜子测试并非是衡量自我意识的必要条件，而更像是测量他人在场时的尴尬程度。镜子测试说明，你会更关注别人对你的看法。然而，在你拥有自我意识之前，一定要理解别人对你是有看法的。你需要对自己是谁有一个概念，这样才能将这个自我与他人对你的预期相比较。在你明白他人对你的预期之前，先要了解他人心里的想法。
心理理论：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如果我们在意别人如何看我们，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所想的内容，因此就要发展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这个术语是由大卫·普瑞马克（David Premack）创造的，他想知道黑猩猩是否能够明白他人也有思想以及可能的思想内容。
大多数人会认为人们做事情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换种说法就是，他们拥有关于目标与意图的信念来驱使他们的行动。这是我们很熟悉、放在人类身上也适用的观点，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能力需要时间来发展，而且可能不是所有动物都具备这种能力。
动物可以对人类和他们的动作投以注意，但是它们能否明白其他动物拥有支配动作的心理这一点尚不明确。动物不会与主人有社会性动作的交流，比如模仿。你是否记得那只叫宾提（Binti）的母大猩猩，她于1996年在芝加哥附近的动物园里保住了那个掉入关她的笼子内的孩子的性命。我们很吃惊地看到这个野生动物小心地抱起3岁小男孩柔软的身体，然后将其转移到了门口，这样护理人员就可以够到他。全球媒体很快对宾提投以了关注，但是他们不知道，宾提之前一直在被管理员训练着将娃娃捡回，以便为她怀孕生子做准备。
即使是我们的灵长类近亲黑猩猩，它们在野外观察中的行为也与我们相差甚远。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一位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她观察了一只叫“派森”（Passion）的黑猩猩，它沉迷于在自己孩子的帮助下绑架其他小猩猩。尽管我们有拟人化倾向，即对动物进行人类特质的归因，但我们仍是一个独特的物种，因为我们拥有对他人复杂的心理状态进行预测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常社交中是很平常的。
这种能力出现得很早。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人类婴儿在进化中已经提前适应了搜寻其他人并且与他们互动。比如，婴儿会对他们正在看的东西投以注意，因此他们明白看和动作之间的联系，即人们会想要他们看着的东西。如果成年人注视两个玩具的其中之一，但却拿了另外一个他们没有看过的，婴儿会很惊讶。我们看的地方表明了我们兴趣和欲望的关注点，这是婴儿靠直觉就能明白的事情。
人们的表情通常是暗示他们想法的好线索。给一个18个月大的婴儿花椰菜和饼干，他们通常会选择饼干，因为饼干对婴儿来说比花椰菜更好吃。然而，如果他们看到一个成人在看到饼干时皱了鼻子，并对蔬菜做出微笑且展现出好吃的表情之后，当成人让婴儿给他们递食物时，婴儿会知道要给成人花椰菜。该研究表明，婴儿已经可以通过表情识别成人喜欢什么。
但是这种对人的观察并不真的需要心理理论。喜欢和讨厌可以通过人们是微笑还是皱眉简单地分辨出来。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能表现好恶的外显行为，动物也同样如此。很多养宠物的人可以证实，动物会学习识别主人是生气还是开心，但是这不需要真正理解主人的心理。当然，为了证明我们的确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是错的或是有了错误的信念。信念是我们认为正确的想法，但是有时候信念本身可能是错的。如果你可以理解有人相信了错误的信念，就可以想象他们在想什么，即使他们的想法实际是错的。拥有理解他人错误信念的能力，意味着一个人达到了了解他人世界观的很高水平。例如，如果你给我一个糖果盒子问我里面装着什么，那么我很可能说里面装的是糖或甜点，这取决于我在哪个大洲。然而，如果你打开它让我看见里面实际装了铅笔，那么我会意识到我犯了可以理解的错误。3岁的孩子也会犯这样的错。毕竟我们没有透视眼。但是如果你现在让我想象我的邻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怎么回答，我知道他也会犯我之前犯的错误。因为，我可以理解他也不知道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个3岁的孩子会认为别人也知道盒子里是铅笔然后回答“铅笔”。他们不理解其他人也会得出对盒子里有什么的错误结论，即有相同的错误信念。在4岁后，大多数孩子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在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会回答“糖”。
心理学家认为，小孩子在一开始是缺乏理解他人错误信念的心理理论的。他们似乎很难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自我实验室
在一个经典实验中，孩子会看到一个叫萨莉的娃娃在出门前把自己的弹珠藏在碗柜中，她走了之后，另一个叫安妮的娃娃进来，拿走了萨莉的弹珠并将其放在厨房抽屉里。当3岁孩子看这个情景剧时，会认为萨莉回来后会直接在厨房抽屉中找弹珠，但4岁的孩子则说萨莉会去检查碗柜。显然，在孩子理解人们可能持有错误信念后，你可以借此让他们相信一些本不是事实的事情。
当你思考为何会有那么多骗人的假象时，就能够理解理智的心理是多么有用的工具。你可以通过引导人进入错误的思路来以智取胜。
未进化完全的心理理论也解释了为何孩子总是撒谎失败。一开始，当一个孩子意识到自己将要因为偷吃蛋糕而被责骂时，他们只会回答没有，即使他们脸上还留着巧克力的残渍。后来，在孩子变得更加世故之后，他们会编一个自己脸上出现巧克力痕迹的故事，当然了，这肯定是别人的错。
心理理论的确是心理观点采择的一种形式，即从他人观点的角度理解事情，类似“他认为她是这么想的”这种。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能够跟随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说的“反事实思维，即生活中的‘应该—也许—将会’”。反事实思维让你能够想象不同的情节，比如基于你现在的知识，预测将来的人会做什么。这是我们对其他事情的预言，但为了实现它，我们必须要运用心理机能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结果，并在脑中预演。
心理观点采择经常在社会竞争的情境下发生，因为你需要预测别人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心理理论在有兄弟姐妹的婴儿身上出现得更早。在兄弟姐妹间，保住地位的战争是永恒的，这意味着孩子要在兄弟姐妹中以智取胜。
心盲与孤独症
并非每个人都能发展出心理理论。神经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凯泽（Christian Keyser）在他的书《移情的大脑》（The Empathic Brain）中描述了他和一个年轻学生的见面，学生名叫杰尔姆（Jerome），正在攻读理论物理学博士。他的同事布鲁诺·威客（Bruno Wicker）在杰尔姆进入房间时简单介绍了克里斯蒂安，杰尔姆声音很平淡，从不看克里斯蒂安的眼睛。
布鲁诺：“我们想问你一些事情。”
布鲁诺给杰尔姆看了一个丹麦曲奇的盒子。
布鲁诺：“你觉得这个盒子里是什么？”
杰尔姆：“饼干。”
然后，布鲁诺打开了盒子，盒子里面没有饼干，而是一盒彩色铅笔。
他的女研究助手进入了房间。
布鲁诺：“你认为她觉得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杰尔姆：“彩色铅笔。”
这是一个拥有思考关于宇宙的抽象性质的能力的人，杰尔姆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多数人，但是他不能想象其他人可能会认为饼干盒里有什么东西。杰尔姆患有孤独症，这是一种每500人中有1人发病的发展失调障碍，这一数字正在增加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孤独症。一般来说，孤独症可以被认为存在三种主要能力的失调：社交能力严重缺乏，沟通能力弱，存在重复刻板的动作。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谱系障碍，因为个体的受影响程度有差异。大多数患者存在智力低下的问题，一些人处在正常智力范围内，少部分人拥有少见的能力，比如可以告诉你历史上任何一个日期是周几。但是，所有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个体都有社会交流的问题。
这些个体之所以在社会交流上有问题，是因为他们缺乏让人发展出成为专业读心者的社交方面的能力。在童年早期，正常的儿童会因为他们的心理理论的发展而能越来越好地理解其他人。在他们4岁左右，正常的孩子知道其他人是受目标引导的，是有目的的，他们有偏好、欲望、信念甚至是错误信念。
正常孩子不仅会越来越擅于读心，而且还会成为有社会属性的人。他们开始通过让人们做出相应行为的情绪与行为间的联系，来理解别人的悲伤、喜悦、失望和嫉妒。同样在4岁时，孩子们已经成为社交舞台上的专业人士了。他们会复制、模仿、模拟并与他人共情，以此显示他们也是人们为了成为团体内一分子而必须加入的社交圈中的一员。他们会与其他人一样做出像哭泣、打哈欠、微笑、大笑和表示厌恶这类的传染性行为。
然而，患孤独症的个体缺乏这种社交技能，他们实际是“心盲”的。艾莉森·高普尼克在她对孤独症患者在晚宴聚会上的感受的恐怖幻想中，捕捉到了心盲的概念：
在我周围，皮肤做的口袋们搭在椅子上，很多布料包裹着它们，它们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变换、突起……它们顶部附近有两个黑色的点，在不停歇地来回旋转。在两点下面有一个洞，装着食物，还发出一串串噪音。想象一下吵闹的皮肤口袋会突然移向你，它们的声音会变大，而你既不知道如何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更不能预测它们下一步会干什么。
毫无疑问，孤独症患者会觉得直接的社交很吓人。如果你不能分辨他人，社交互动一定是十分莫名其妙的。孤独症患者不能简单地推断别人在想什么，而且通常会缩在不需要其他人参与的活动中。也许这就是为何很多孤独症个体一般不喜欢眼神交流，他们从不模仿，不打哈欠、不呕吐、不笑，也不使用与我们这个物种所共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信号。
坦普尔·格朗丹（Temple Grandin）博士提供了一种不寻常的视角来观察患孤独症的遭遇是什么样的。她是动物饲养方面的世界权威，同时她也是一个高智商或“高功能”孤独症患者，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来观察心盲是怎样的。坦普尔从很小就被诊断出患了孤独症，她念了渐进学校并念到了大学，但是一直在与人交流上有困难。她不能理解或预测他人的行为，因此她将注意力转向了动物，它们似乎没那么复杂。比起了解人，她可以更好地走进动物的内心，并最终学习了动物福利，发明了在宰杀前让牛缓和平静的技术。对她来说，人类太难以预料了，坦普尔只能通过密切注意他们的日常和行为来学习和研究人。通过这种方式，她能够预测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下会怎么做，因此她可以表现得得体。她对奥利弗·萨克斯描述自己预测他人行为的经历，就像“一个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这个短语可能会成为萨克斯某本畅销书的题目。
虽然对坦普尔的情况没有决定性的神经学测试，但孤独症一定是某种大脑失调。孤独症的发生率在同卵双生子中高于异卵双生子，这意味着这种失调是具备遗传基础的。孤独症在男孩中的发病率是女孩的4~5倍，这再次有力地证明了它有着生物基础。迄今为止，有一些基于脑成像研究的证据证明，在大脑前部区域，尤其是额岛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正常个体发生社会接触时与患有孤独症的个体的活动是不同的。前扣带回皮层就像一个“提醒中心”，控制着目标和冲突，也包括社会交往。如果这些接触与计划不相符，如果别人对我们有了错误的看法，我们就会变得紧张。这些区域是当我们无论是自发地还是由于观察他人而被控制着模仿他人时会被激活的镜像神经元的一部分。
至今，对于孤独症患者镜像神经元的脑成像研究仍无定论，而如克里斯蒂安·凯泽所说，这些研究表明这些系统并未受损，可能只是因为个体没有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获得相关的信息而发展迟缓。
另一些人则以特殊的神经元作为研究的靶目标。神经科学家约翰·奥尔曼（John Allman）在加州理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工作，在1925年发现并定位名为冯·埃科诺莫神经元（Von Economo neurons，VENs）的纺锤形神经元后，他提出假设，认为孤独症的社交不足可能是因为缺少某一级别的此类神经元。冯·埃科诺莫神经元是有着大量连接纤维的皮层神经元，会被社会学习激活，且分布在不同脑区。这或许解释了冯·埃科诺莫神经元只在非常社会化的物种身上发现过，包括所有类人猿、大象、鲸鱼和海豚等。
在人类的额岛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有大量冯·埃科诺莫神经元，而孤独症患者的这些区域可能受到了破坏。冯·埃科诺莫神经元被认为可以用来保持对社会经历的追踪，这是辅助未来在相似的情境下迅速理解的一种策略。它们形成的神经网络是我们观察、模仿别人时进行的不自觉的社会学习的基础。冯·埃科诺莫神经元或许在通过模仿和关注他人来创造和塑造自我中起到了作用。
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是，社交相关区域的冯·埃科诺莫神经元的密度会在普通儿童4岁左右时从幼儿水平增长到成人水平，这点是大多数儿童发展专家都认同的，4岁是儿童在社交技巧和身份意识形成中发生明显改变的年纪。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冯·埃科诺莫神经元受到损害的孤独症个体，会在理解大多数人不必思考就明白的事情时出现困难。我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一点，她有一个患高功能孤独症的女儿。她的女儿通过让身边的人写下他们是谁、他们的生活经历来了解他们，以此弥补她的缺陷。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不能自然地将信息和背景整合，从而形成对他人的描述。当缺失理解他人和社会性整合的能力时，严重的孤独症患者会形成一种不包括周围人的不同的自我意识。我没有孤独症，所以只能够推测，但我可以想象患有严重孤独症的个体会习惯于孤单的世界，而且与他人十分疏远。
青春期的烦“脑”
也许你还记得15岁时参加的那个聚会，当你走进房间时，所有人都停止了交谈，就那么盯着你；或者有一次老师让你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问题，所有人都在看你。还记得当时脸颊涨红、手心冒汗的感觉吗？真的很尴尬。那时的你有很强的自我觉察。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过尴尬至极的经历，那是能想象的最糟糕的时刻了。我们那时恨不得立刻死掉或者干脆找个地缝钻进去。尴尬的感觉和自我觉察都是镜中自我的关键成分。如果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那么就不会觉得尴尬了。小孩子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们还不确定他们是否会注意别人。然而，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辅以逐渐成形的心理理论，他们开始能理解别人的观点，开始越来越在意别人的看法。这种自我觉察意识能够为道德规范的形成提供基础。即使我们自己的映像，也能够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
自我实验室
在一个由加拿大学者设计的经典的社会越轨实验中，孩子们在万圣夜被告知，当主人进入另一间屋时只能从碗里拿一颗糖，然后研究者对他们进行了秘密观察。如果房内放了一面镜子，当孩子靠近碗时能被反射出影像，孩子就会有自我觉察并照要求做。然而，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中，孩子会多拿糖，因为没有镜子提醒他们自己是可以被看见的。
孩子进入青春期早期后，会对别人的评价特别敏感。事实上，他们总是想象有观众在评价自己。我们经常看到孩子们，很多时候是认为他们没被关注的成年人，收到想象中刚刚听了他们在某项任务中的表现或才艺的观众的赞美，但是这些想象出来的观众同样是青春期的痛苦。进入青春期后，少年会认为别人一直在对自己品头论足，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是注意的焦点，而且对批评高度敏感。
神经科学家萨拉－杰恩·布莱克莫尔（Sarah-Jayne Blakemore）用脑成像技术研究了青少年大脑的活动。她发现，与年轻的成人相比，青少年想到自我时被激活的区域会更活跃，特别是前额叶皮层，在青少年被要求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时都会被激活。无论是思考如阅读这种关于自我的映射行为，做出计划，还是简单地反映一次痛苦的社交记忆，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都高度活跃。
如我处于青春期的女儿所说，他们只是觉得“每个人都在接近我”。高度活跃的前额叶皮层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还没有定论，但是它确实支持了这一区域与对他人的“心理化”（mentalizing）有关，而且青春期的很多心理过程都是关于他人，尤其是关于同伴怎么想。毫无疑问，青少年对同伴压力很敏感，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为了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群体地位而陷入麻烦或参与危险行为。谁最容易做出危险行为呢？当然是男孩。那么，小男孩又是受什么影响的？这全部是生理造成的，还是被我们低估了的社会的塑造结果？
男孩蓝色，女孩粉色
每个人听说孩子刚降生的时候，都会问同一个问题：“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当多伦多38岁的凯西·威特瑞克（Kathy Witterick）和39岁的大卫·斯托克（David Stocker）这对夫妇，在2011年向朋友和家人宣布了孩子的名字叫斯托姆（Storm）、但没有揭秘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的性别时，他们的宣布得到的是无情的沉默。这对夫妇的解释是他们不想让孩子被贴上标签，希望他（她）能够形成自己的身份意识。问题在于，没人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新生儿。4个月之后，斯托姆的故事被媒体曝光，进而掀起了一场社会热议，如洪流般的批判和嘲笑被加在了这对夫妇身上。但凯西和大卫抓到了重点，即我们对于自己是男是女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周围人的影响的。
我们专注于性别问题，是因为这是人们对自我、自己应有的行为和他人该如何对待自己进行定义的核心成分。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如果不知道一个人的性别，我们就会不知如何与之相处。一方面，性别由我们从父母处遗传的染色体决定。一般来说，孩子会从父母处遗传到23对染色体。在每组染色体中，有一对被称为性染色体（包括X染色体和Y染色体），而另外22对染色体被称为常染色体。人类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人类男性有1条X染色体1条Y染色体。如果没有Y染色体，我们就会发育成有着两条X染色体的小女孩。
另一方面，性别不仅涉及生理层面，也是有关个体心理层面的。性别不由基因塑造，而是由群体的一致性所塑造，是思想和行为的男性化或女性化。到3岁时，男孩更喜欢和男孩玩，女孩也更喜欢和女孩玩。到5岁时，孩子就已经有了“性别意识”，知道了很多男孩和女孩的适宜行为规范。一些性别定式是普遍性的，比如妈妈应该照顾孩子、准备食物。然而，近些年，这些定式因为男女都在传统上被认为应该分工的活动中做得越来越多而发生了转变。这是像乔治男孩（Boy George）这样的“变性人”引起轰动的原因，因为他们挑战了定式。
虽然这并非一定之规，性别定式的确在代际间延续着。这是斯托姆的父母试图避免的。很多父母在孩子出生前想知道孩子的性别，这影响了类似于将育儿房粉刷成粉色或蓝色的性别期望。当孩子出生后，新生的女婴总会被用漂亮这类词形容，而男孩就会被用有力这类词形容。在一项研究中，成人会在孩子玩玩偶匣时对男孩表现出比女孩更多的生气情绪，虽然这通常是同一个婴儿。家长同样倾向于给孩子买符合性别的玩具，给女孩买娃娃给男孩买枪。在另一项研究中，同一个穿着或蓝色或粉色衣服的婴儿会被介绍给不同的家长，名字可能是萨拉或内森。如果成人认为这是个女婴，他们会称赞她很漂亮；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个男孩，就不会评价外表而是谈论他将来的成就。在跟婴儿互动时，他们对男孩会更狂野，将他们抛到空中；当他们认为是女孩时，则会抱着婴儿。实际上，成人似乎需要知道婴儿的性别才能与他们适宜地玩耍。当然，这是同一个婴儿，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身上衣服是蓝色还是粉色。值得留意的是，蓝色与男孩是近年才有的联系，100年以前男孩穿粉色而女孩则穿蓝色。
在出生的前几个月被成年人进行这样的鼓励下，你还会觉得两岁的孩子能够轻易分辨适宜自己的性别、角色和外表很令人惊奇吗？然而，这种理解还只是表面的。举个例子，到了4岁的时候，孩子会认为长头发和裙子决定了你是男是女。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你给一个4岁的孩子一个娃娃，然后给男娃娃穿上裙子，他们会认为他现在是个女孩。到6岁时，孩子对性别的理解变得更深刻，也超越了外貌层次。他们明白换衣服和发型不会将一个男孩变成女孩，反之亦然。他们已经获得了对男孩和女孩本质意义的理解。当他们将性别视为自我的核心部分，他们会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是定义自己和他人是谁的基础。
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对与需要的特质和应该建立的特质相关的外在更加确定。比如，6岁的孩子认为男人更适合做技术工作，而女人更适合做秘书。甚至家长与孩子说话的方式也对性别本质的大众化理解进行着固化，比如家长喜欢说“男孩踢足球”和“女孩跳芭蕾”这类话，而不是用限定词，如“有的男孩踢足球”和“有的女孩跳芭蕾”。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并掉入了性别的圈套。我们与孩子的交流强化了这些性别分化。母亲们倾向于更多地和女儿而不是儿子讨论情感问题。在参观自然博物馆时，家长向男孩解释展品的次数是女孩的3倍。
不仅是父母，老师也在延续性别定式。在男女混合的课堂上，男孩更可能主动回答问题，获得老师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获得更多称赞。在他们8~10岁的时候，女孩普遍比男孩的自信低，但这不表示她们的能力差。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数据，女孩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包括从学前班到大学，都比男孩表现好。男孩总会被报道有很强的数学能力，但这种差异到青春期就不再存在了，到那时已经有大量机会来强化性别定式。男性大脑与女性大脑在很多方面有我们还未彻底研究的差异，比如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的形状差异，但是，当涉及由社会延续的孩子应该怎么想、怎么做的方式时，评论者们可能把生理对性别定式的影响夸大了。
性别定式对自我幻象既有支持也有破坏。一方面，大多数人遵守性别定式是由于这是我们所属的物种所期望的，而多数人都不想被孤立。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既承认性别定式，又认为我们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个体。
自我的幻象让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愿意，就能表现得与众不同。然后就出现了那些因为觉得自己很独特而从不遵守定式的人。但是，在一个需要他人在场来评价他们是相同还是不同的物种里，谁又是真正独特的呢？
很明显，你需要别人来证实或是反对。例如，人们将文身视为一种个人特征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因为有证据显示文身的人数在上升！即使那些走向自残极端的人，也在无意地根据他人来调整自己个人特征的程度。自我幻象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非常狡猾的观点。
超级男性的攻击行为传说
让我们思考一下另一个自我定式，即男性的攻击行为。为什么男人总是打架呢？只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吗？心理学中有一个领域给这一点提供了许多解释。典型的解释是男人需要身体上的竞争，强壮的身体是一种吸引最优秀女性为伴侣的优势。另一种解释是男人缺乏女人那样的谈判技巧，因此必须通过行为解决冲突。这些见解，因“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的心理观念而普及了。男人的睾丸素水平确实更高，这种激素会引发攻击行为，因为它会使人更强壮。但是，这些可能是文化塑造的倾向。当我们从性别角度思考自己的天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有了偏见，这是由社会定义的男人和女人该有的样子。
男性最终会变得更具攻击性，虽然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并非如此。研究显示，1岁大的男孩和女孩有着同等的生理攻击性，但到两岁时，男孩比女孩有更多攻击行为，而且这一差异是在发展中持续的。相反，女孩越来越少地在冲突中运用肢体暴力，而是更倾向于在欺凌行为中使用嘲弄和排挤的方式。男性和女性可能只是简单地在表达攻击的方式上有所不同。
男性的生理条件使得他们更具肢体攻击性似乎是毫无疑问的，这导致了超级男性传说。某些男性继承了多余的Y染色体，我们称他们具有XYY基因型，这使得他们比别的男性更高、更瘦，也长了更多粉刺。大约50年前，由于苏格兰监狱在20世纪60年代关押了很高比例的XYY基因型的男性罪犯，超级男性更具攻击性的说法便被提出了。这个说法在大众心中因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臭名昭著的案例而被进一步证实。斯佩克是美国臭名昭著的大肆杀戮者，他在1966年7月14日那个恐怖的夜晚，在南芝加哥社区医院里折磨、强奸并杀害了9个实习护士。斯佩克有暴力、非法闯入护士房间和绑架女性人质的历史。他让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出房间，然后将她们勒死或刺死。当他接受听审时，他的辩护律师认为斯佩克对所犯罪行没有责任，因为他具有XYY的超级男性基因型。后来，人们发现理查德·斯佩克的辩护律师其实知道他没有XYY基因型，只是出于保护客户的目的利用了这个传言。
即使斯佩克的确有XYY基因型，关于暴力行为与它的关联的说法也无法在详细审查中站住脚。早期研究只用了很小的样本，缺乏引导性。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一个罪犯有粉刺，有时会被用来作为拥有XYY基因型的证据，而不需要做任何基因分析。斯佩克很高而且有粉刺。如今，XYY基因型的传言仍然存在，有很多专家仍然对基因型与暴力间的联系的可能性持不同意见。丹麦的一项拓展研究总结到，XYY基因型在男性中出现的概率大约是1/1000，而且唯一可信的特点是他们的身高比平均身高高。这一身体差异可能对他们表现出的行为看上去比平常人更有攻击性有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XY基因型的男性有1/10被捕，而XYY基因型的男性有一半都被捕了。总而言之，XYY基因型的男性的确有行为问题，尤其是在青春期，这可能与他们与众不同的身高有关。他们也倾向于具有低一些的智商和更多冲动行为，这可能导致了他们更高的犯罪发生率。但是，这些犯罪并非与人发生暴力冲突，更多的是犯下像在商店偷窃这类的轻度罪行。
令超级男性传说值得在性别定式背景中考虑的原因，是这一生物学理念导致了不幸的后果。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许多父母在产前检查后决定放弃被诊断为拥有多余Y染色体的胎儿，只因为超级男性传说。而事实是，大多数XYY基因型的男性不知道自己有多余的Y染色体，因为他们大多与其他XY基因型的男性无异。
即使XYY基因型与攻击行为相关，在所有可能性中，环境依然在其中占据关键地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需要特殊环境条件的预设。例如，另一种与攻击性相关的基因突变影响一种酶，即单胺氧化酶的产生，它会影响5-羟色胺和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活性。这种基因有一个昵称，叫作战士基因，因为它破坏了前额叶皮层的信号，而且与冲动性和更多暴力行为相联系。在2009年，布拉德利·沃尔德鲁普（Bradley Waldroup）因为拥有战士基因而逃过了在田纳西州犯下的杀人暴行的死刑惩罚。根据他的辩护，是他的基因让他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在欧洲，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拥有这种基因，但是这个群体中的谋杀率却低于1/100。为什么大部分拥有这一基因的人没有成为血腥的刽子手呢？
研究者研究了440个有这种基因突变的新西兰男性，时间跨度为从出生到成年，以观察反社会行为的生理基础。他们发现，10个单胺氧化酶基因异常的男性中，超过8人发展出了反社会行为。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他们在童年的养育环境中被虐待过。相反，如果在童年的养育环境中没有遭受虐待，只有20%的存在单胺氧化酶基因异常的男性会在成年后发展出反社会行为。所以，环境在激发这些个体变得反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何说在考虑个体发展时单独讨论天性和教养是毫无意义的。
我有一个杀手家族
如果早期的虐待会触发战士基因，那么这些消极特性可以被避免吗？神经科学家吉姆·法伦（Jim Fallon）通过对大脑活动和基因的观察，研究了造成精神变态的因素。一天，当他在对许多精神病杀人犯的大脑扫描图像进行分类时，他发现他们似乎都有一个特点，即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较弱。眶额叶皮层与微笑这类社会性行为有关，也是与道德决策和对冲动性反社会行为进行控制的相关区域。这一区域活动少的人，更容易表现出随心所欲的性格和精神问题。也许精神病患者是由于长了不好的大脑？
当时，吉姆也在进行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他需要大量用于与病人数据进行对比的控制数据。他要求家庭成员进行脑扫描和提供血液样本，以便与病人样本进行对照。结果他发现，他所有亲属的大脑扫描结果都是正常的，除了他自己。吉姆发现他的眶额叶皮层也缺乏活性，正如他在精神病杀人犯身上发现的那样。他这个发现太讽刺了，神经科学家也有与杀人犯相同的异常脑形态。
大约一个月之后的家庭烧烤聚会上，他对家人说了这一件讽刺的事，他88岁的母亲珍妮建议他简单研究一下家族历史，他或许会感到惊奇。吉姆的发现的确令他震惊。他的祖先托马斯·康奈尔（Thomas Cornell）是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他在1667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宗记录在案的弑母案。但这还不是结尾，在他的家族中还有7位与吉姆同一脉的人是杀人犯！这很让人担心。于是，吉姆查找了更多证据，他是否有与攻击和暴力相关的基因呢？他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中的自己的血样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他的血液呈战士基因阳性，这说明他拥有所有可能使他成为杀人犯的基因风险。那时，有基因学家形容说，吉姆拥有这么多特殊的基因就像走进了赌场，一口气刷出15次双六一样稀有。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吉姆应该是一个天生的杀手并会威胁到社会，但他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吉姆·法伦博士曾经是基因决定论的追随者，认为一个人的基因能决定他的结局，但是他在脑成像和基因方面的发现迫使他重新思考了自己对人类天性的刻板观点。他必须接受自己的例子，是环境保护了他，特别是他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他的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吉姆的出生从一开始时对他的父母来说就非常特殊。他母亲在吉姆出生前有4个孩子连续流产，因此在吉姆出生后，他成了父母的宝贝，被倾注了许多关注和爱。他相信，后天的养育抑制了可能将他送上毁灭之路的战士基因。
吉姆避开了犯罪与暴力的生活，但是他依然有很多低眶额叶皮层活性的人格特质。最终，他发现自己的行为问题可能由基因倾向影响。他不会伤害别人，只是单纯不能与他人产生强烈的情感连接。他不会关心人，尤其是与他亲近的人，而且他发现自己处于精神病的边缘。我相信，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
不要让孩子在恐惧中成长
一个人是怎样成为精神病人的？布鲁斯·佩里（Bruce Perry）是一个相信人类暴力的行为根源可以追溯到养育环境的精神病学家。如果环境中缺乏合适的榜样和待人接物的例子，那么孩子就不会发展出合适的自我意识中的道德规范。加上贫穷的压力和缺乏将自我从这一情境下解救所必需的教育，你便离悲剧不远了。佩里被认为是见证了数起引人注目的事件的专家，包括科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和瓦可镇围城事件。他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认为人类的暴力是从早期发展就开始形成的恶性循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佩里举了一个青少年谋杀的例子：
一个15岁的男孩看到了一双他想要的鞋。在看到另一个男孩正穿着它们时，他掏出了枪向他要。被枪指着的孩子脱下鞋给了他。15岁的男孩把枪放在脱了鞋的男孩的脑袋上，微笑着扣动了扳机。当他被捕时，警员对他毫无懊悔的表现感到吃惊。当后来被问如果能让时光倒流，他会做什么改变时，他想了一下然后回答：“我会把鞋擦干净。”正是他满是血迹的鞋令他被捕的。
佩里认为，对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如此不屑，是一种由于童年时缺乏合适的情绪互动和社交互动造成的迟钝。这是一个鲍尔比社交隔离的极端例子，其中的孩子没有建立起自我意识中的道德规范。像鲍尔比一样，佩里认为这种迟钝是没有让孩子体验消极情绪被激发后又被解决的合适经历的结果。缺乏这种经历的敏感孩子，难以在社交发展的关键期建立起正确的行为模式。
根据佩里所说，这源于调控行为的神经回路受到了破坏。如果你回想大脑的功能和结构，低级脑系统是冲动行为的根源，其中包括攻击行为。佩里认为被调控的行为取决于由低级的、原始部分的脑引发的行为与高级皮层区调节抑制行为间的关联强度。如长期压力、责备、边缘系统或皮层区的调控能力下降这类增加脑干活动及反应的因素，会增加个体的攻击性、冲动性和暴力倾向。只有将孩子置于教养环境下，我们才能够让他们拥有能使他们调节冲动和驱动力的经历。
早期暴力行为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在过去几年中，英国媒体报道了很多年轻人间发生致命刺伤的案件。然而，大多数在贫穷背景下长大的孩子并非注定会成为冷酷杀手。据佩里说，他们无论如何都有感情创伤。他们更容易在生活中经历一些有裂痕的关系，一般是深度的连接感缺乏和情感空虚。这导致了如沉迷、犯罪和社会性贫困等相关问题，并且给在这一环境下成长的下一代建立了破坏性的循环。生命失去了其价值，变得廉价，因此产生了不重视他人的温床。美国有超过500万因家庭暴力产生的儿童受害者，在全世界，更多孩子因战争和饥荒而贫穷度日。佩里提出，尽管我们的文明在发展，我们仍在恐惧中养育孩子。
苹果、硬币和棉花糖
如每一个父母所知，小孩子都是冲动的。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停下来。他们缺乏自我控制。他们会冲过马路，嘲笑胖子，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
这种对思想和行为控制力的缺乏是我近10年研究的兴趣点之一，我对人们必须从儿童时就发展出自我控制能力以成为一个聪明、成功的成人这一点很感兴趣。否则，我们将一直处于与不同的欲望和驱动力争夺注意和行为的境地。年轻的孩子没有足够的方式停止欲望，这会通过冲动行为展现。
所有孩子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有冲动行为的阶段，但当他们开始准备上小学，他们就会开始显现出调控行为的能力。他们可以为了达到更大的目标而克制行为。在中世纪的德国，人们会让孩子从苹果和硬币中进行选择，那些能够抵抗水果的诱惑而拿硬币的孩子便被认为是已经做好上学的准备了，因为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孩子气的冲动和欲望。
在我的实验室中，我们不给孩子苹果，但有时会给他们棉花糖。
自我实验室
这个经典的实验范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给孩子们一个装着两块棉花糖的盘子并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可以得到一块，但如果能在他离开房间后等一会儿，在他回来时孩子们就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在我们的实验室中，为了避免使用棉花糖造成的各类伦理问题，我们改进了实验。我们让孩子转过身等待我们包装礼物，如果他们能等就会得到这个礼物。他们被告知，在实验者离开房间寻找胶带来完成包装时，不可以转身或伸手去拿那个礼物。通过隔壁房间的单向镜，我们记录了孩子们的行为和等待的时间。
无论是充满诱惑的棉花糖还是藏起来的礼物，都是在测量“延迟满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的能力。这是指孩子在屈服于诱惑前坚持的时间，而后来人们发现，这对预测孩子在其他要求自我控制的任务中的表现非常有用。在米歇尔的原始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发现，一个孩子4岁时延迟满足的时间能够预测其在14岁时的学业表现和社交能力。当这些孩子成长为27岁的成人时，那些在幼儿期表现出更强自我控制能力的人更成功，拥有更强的社交能力，也更不容易沾染毒品。
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能够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么你也会更有耐心处理问题，更不容易感到无聊而且更能抵制诱惑。当面对他人时，你会更无私，这会让你更受人喜欢。很多时候社交互动会造成必须要解决的不同个体间的利益冲突，这类调和能力依赖于自我控制，缺少这一点我们就会变得反社会。
调控我们的自我是前额叶皮层的一个主要任务。这部分脑区通过对不同区域产生的兴奋指令进行抑制，来协调存在竞争关系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前额叶的执行控制，我们会受控于每一个突发奇想、分散注意的事、冲动、痉挛或欲望，这些可能让我们失去被社会上的其他人接受的机会或阻止我们实现为自己设的目标。
这就是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孩子缺乏自控力的原因。他们会觉得安静坐着很困难，他们也可能很爱捣乱。他们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任务上，很容易被打断。其他孩子往往会避开他们，所以他们很难交到朋友。他们的极度活跃与冲动成了大问题，这让他们很难被控制。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样的孩子会被人们标以淘气和不守规矩的标签。毫无意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在学业考试中表现得比其他同学差，其中很多人需要特殊辅导。大约一半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长大后能够恢复，但是另一半孩子则在余下的生活中一直经历着这些问题。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生在学前阶段，每20个孩子中有1个人会受此影响，男孩的发病率是女孩的3倍。因为这一病症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认识到，因此还有很多争议。然而，双胞胎研究支持了其有很强的生物学倾向。如果同卵双胞胎中有一人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另外一个有3/4的可能性也患有此病。
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的行为有时会被形容为“极度兴奋的”，好像他们在加速。这很讽刺，因为治疗他们的一种手段就是给他们吃安非他命和利他林等药物。这些药物会增强在前额叶中活动的神经递质的活性，它们被认为可以加强抑制和提高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原本不需要用药，却通过服用利他林来提高学业成绩，因为这种药能帮助他们集中注意。相反，酒精是一种有镇静作用的药物，它会降低前额叶的激活程度和我们抑制冲动的能力，因此人们在喝醉后会变得有欲望、有危害。
然而，在药物之外或许还有其他方式来控制你自己。延迟满足实验表明，能够成功实现延迟满足的孩子并非仅仅坐在那里盯着棉花糖看，并用意志控制自己的欲望。实际上，这么做并不明智。其实，孩子们会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让自己在诱惑前分心。他们常常通过唱歌或用手做别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抵抗诱惑的秘诀就是找出替代品。你也可以教孩子学会分心，或者让他们想象棉花糖只是一张图片而不是真的。所有这些策略都会降低目标对注意的吸引力，因而使抵抗它变得更有可能。这也意味着自我控制是可以训练的，这解释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家教严格的孩子在延迟满足任务中表现更差。
因为受到了过多的控制，孩子的父母没有让他们发展出内在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或许解释了许多典型的个体，他们早期生活在保护下，一旦脱离了他人掌控，行为就变得非常狂乱。
但是，这个失去控制的人，如果不是幼稚的自我又是谁？是谁在让谁分心？我的一些同事认为，整个自我控制的理论似乎都是在要求人们接受一个前提，那就是自我是存在的，是它失去了控制。在这里，自我幻象又在哪儿？
一种理解的方式是将自我的结构想象成一个没有蜘蛛的蜘蛛网，每条线都代表对整体结构产生的影响。自我是所有影响性拉拽产生的结果模式试图寻找的一个共同基础。某些网线会强于其他，如果它们断掉，网的形状就变了。同样地，我们的生活由许多控制着自我的网线组成。缺乏自我控制的孩子还在建立自己的影响网络，他们还未建立起抵抗那些想要掌控它的强烈冲动的方式。对网线的管理，即自我整合实际是通过竞争来完成的，没必要有一个处在网络中央的自我将所有线拢在一起。
当身体每一个细胞被替换
自我可以被想象成一个人的存在的核心处的内容。它有时也作为一个人的本质被提及。人们常常会认为自我是一个人最本质的个性，即他真正的样子。很多情况下，自我幻象可能会引起关于本质的自我是否存在的争论。这一关于本质的见解值得更深入的思考。
跟我一起做
试想，如果我拿你的婚戒或其他有特殊价值的东西，用一个未来的机器一点点、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替换其中的物质，直到它不再包含任何原来的材料，但从外表上却看不出与加工前有什么区别，它还是原来的戒指吗？
大多数人会认为部分被替换的戒指本质上还是原来那枚，但一枚被完全替换的戒指就不是了。但是，到什么程度时戒指发生了决定性转变，而一个原子又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而且，如果这一转变是渐进的，大多数人会倾向于认为它还是具有原来属性的戒指，即使它已经没有任何原始成分。但是请再想一下，如果我们将原来戒指的所有成分重新组合，现在我们就有了两枚戒指。哪一枚是原来那枚？是不是当另一个物品重新构成时，原来物品的属性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呢？
显然，组成物品的物质的特性引发了以上的问题，那么人的特性呢？想象一下我们将同样的替换加诸人身上。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用了几个情景来挑战自我的真实性。他让人设想将一个人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替换，直到新的人体不再包含任何加工前的身体成分。在一个例子中，他让我们想象将瑞典女演员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细胞一点点换到我们身上，到什么状态时我们就成为这位大明星了？我们什么时候成为她本人？运用这一逻辑，帕菲特否定了本质自我基础的概念。
这些是引人入胜的、挑战着人们对现实和特性的性质的直觉的思考实验。让人沮丧的是，这些问题是没有对或错的答案的，哲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使争议更加引人瞩目，这些情景也引发了其中许多人多年的钻研思考。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展现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直觉，就是一定存在一个独立于肉体的永久的自我，即一个本质的自我，而它决定着我们是谁。
当我们从本质思考时，我们相信内在性质的存在，它帮助我们提炼出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溯因的方式会在3岁或4岁时产生。在苏珊·格尔曼（Susan Gelman）开创性的书《儿童的本质》（The Essential Child）中，她举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证明本质论是一种自然地发展出的思考方式，孩子们会自然地将生物界分为不同的物种。当孩子们懂得所有狗都是一类群体中的一员时，他们会认为所有狗的内在都具有同一种本质，使得它们与猫不同。他们懂得即使你把一只狗的外表变得像猫一样，本质上来说它还是狗，而且会像狗一样行动。
事实上，这种差异可以从生物水平，即DNA的排序上解释，但是很少有孩子听说过基因，他们只是认为一定有某种隐藏的特质来区分不同的动物。本质论最初只在孩子们对生物世界的思考中运行，但是最终会成为他们区分生活中重要事物的一部分，特别是当他们面对每一个拥有独特心理的个体的时候。
我的同事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认为，本质论同样是解释人们对某个物品或某段经历的重视程度的核心，即我们相信它们具有某种本质上的真实性。例如，我们会偏爱并赞赏某件原始的工艺品，当发现它是赝品时就不一样了。赝品从不会像真品那样值钱，即使人们根本分辨不出其中的不同。同样，这也适用于我们对自我的通常看法。一个人的本性是他们的基本身份，当他们没有表现出真实的自我时，我们会说他们是在假装、欺诈或是个伪君子，以及价值观有问题。
这个核心自我随着我们的年龄而发展，忍受着生活抛来的一切内容，而它们不过是幻象。正如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自我是逐渐出现的，它来源于生存环境和基因的相互作用。自我在遗传和早期环境影响交织出的道路上渐渐成型，并且对我们的社会化方式产生了深厚而持久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反过来塑造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以及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这样的想法和行为看似来源于我们内部，事实上却受到社会环境的极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谁是由我们身边的人决定的。我们可能天生拥有不同的生理条件和性情，而就算这些也是在他人构成的环境中发展成型，并会在某些情况下因外界因素影响而激发或关闭。这些反应的程度和发生方式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或许我们会认为自己是走在生命道路上的自我，在每个不同的岔路口做出自己的选择，但这也需要假设人能够自由地做出选择。然而，选择的自由也不过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而已。
跟我一起做
记忆测试
下面的词汇在你之前读的单词表中出现过吗？
1．细针
2．河流
在1966年一个酷热夏日的中午，已经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站在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的钟楼上，他在被警察击毙前的96分钟内发射了150发子弹，打死14人，令32人受伤。得克萨斯大学枪击案是当代社会现象中群众枪击事件最早的案例之一。邓布兰小学枪击案、科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等只是近期不断增加的、大量冷血屠杀案件中的一小部分。每当这样的恐怖事件发生，我们会问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在查尔斯·惠特曼的案件中，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犯案时的他可能不是平时的他。
在他准备自杀的笔记中，惠特曼写下了他所体验到的冲动性暴力行为和内心的混乱。他有爆发攻击行为的历史和糟糕的家庭生活，但在接近奥斯汀暴行的几个月中，惠特曼认为事情在变得更糟。他写道：“我希望死后可以验尸，看看是不是能发现什么生理问题。”他还要求在还清债务之后，所有剩余的资产都要投入到解释他行为的研究中。他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而且很不幸，他的猜测是正确的。在他大脑深处的杏仁核区域有一个相当大的肿瘤。
杏仁核是大脑回路中负责情绪性行为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损伤可能导致在暴躁和气愤情绪中过度的摇摆不定。对杏仁核的过度刺激可以同样地导致动物和人的暴力进攻。惠特曼的肿瘤应该就是他冲动进攻行为的罪魁祸首。他的家庭也同样受到了影响，他滥用安非他命，并且在1966年的夏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杏仁核上的肿瘤使他保持镇定的能力受到了损伤。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头脑中长了肿瘤，惠特曼还需要对他的行为负责吗？是惠特曼杀了那些无辜的人，还是他的肿瘤让他这么做的？
还有一个奇怪的案例，一名40岁的男性产生了对儿童的色情爱好。他意识到自己的恋童癖是不对的，因而花了很大功夫来隐瞒这件事，但最终还是被他的继女曝光并被送往了康复中心而不是监狱。然而，他还是忍不住地向工作人员和其他患者提出性方面的请求，最终他被驱逐出了康复中心。在他的入狱判决生效的前夜，他因为严重的头疼被送入了医院。在医院，他被检查出前额叶皮层处有一个肿瘤，这与抑制内驱力和性需求的区域是同一部位。当你是个孩子时，你需要前额叶皮层来克服想吃棉花糖的冲动；当你是一个成人时，你同样需要它来帮助你抑制打架、逃跑和发生性关系的冲动。
肿瘤是恋童癖行为的起因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当他的肿瘤被移除后，他的性需求减少了，而且在7个月后他被允许返回继女居住的家里。然而，1年后他又开始收集情色作品，脑成像显示，他的肿瘤复发了，需要再做一次切除手术。可是为什么会有专门对儿童有性需求的肿瘤细胞呢？在我们对大脑、行为和心理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我们所用的方式可能是错的。
是我的大脑让我那么做的
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新的纪元，因为我们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这迫使我们必须面对规定人们何时需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困难。这是神经伦理学的新兴领域，即研究道德的脑基础和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他证明了一点，就是当了解了惠特曼和恋童癖患者患有像肿瘤这种脑部异常时，很少有人会将错误归咎于他们。如伊格曼所指出的，问题在于随着我们对大脑工作方式了解的深入，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多犯罪者因为某些生理异常而不需要为其行为负责的辩词。我们对大脑的微回路了解得越多，就会发现越多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多种不平衡和倾向。社会最终会如何划定有罪的界限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你不需要任何生理异常的证据，只需表现出和平常的那个你不同的人格即可。这是加拿大陪审团对肯·帕克斯（Ken Parks）案件的裁决。1988年，他驾驶了23公里到安大略的妻子娘家，用刀刺了妻子的父母，他的岳母因此死亡。之后，他以正常的状态来到警察局并说道：“我觉得我杀了人。”
在此之前，帕克斯很爱他妻子的家人，并被他们形容为“很绅士的大高个儿”。他的辩护团队提出帕克斯不记得他的攻击行为，他是在梦游。他们引入了“在梦游症假定的情节下，非精神病人在无意识行为中杀人”的辩护。他没有此类行为的历史，但是因为攻击行为是与其人格不符的，陪审团接受了辩护并判他无罪释放。
但是，做出与性格不符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理论假定自我的统治权是被外部力量篡夺了的。如果所谓的外部力量不在我们体内，又是在哪里发挥作用的呢？如果说是我的背景和环境导致了我的行为，是不是会比说大脑让我做了某事更具说服力？我曾经与分别属于政治不同派别的两个成人讨论过判定有罪的话题。如你可能预期的那样，保守派倾向于看个人的错误，而自由派倾向于归责于社会。很明显，这些是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并可能体现了我们的个人信仰体系。
很多法律体系都在实施《麦克·纳顿条例》（the M’Naghten rules），这是一个因1843年丹尼尔·麦克·纳顿（Daniel M’Naghten）刺杀英国首相秘书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的先例而草拟的法则。它因精神错乱辩护及基于以下标准而闻名：
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由于精神病而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虽然他了解但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做的事情是自己认为正确的，我们总是能够找到方法让我们愚蠢的行为在回忆中变得有意义。同样，我们都做过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后果的事。这些也可以算作例外吗？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确定将哪些事列入与个性不符的标准？一次性的行为就比某些人重复性的犯规行为要恶劣吗？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反复地犯罪，那么他们也许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或者从没认为自己做的是错的。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只做错了一次，是否意味着这样的犯罪者应该被更严厉地惩罚，因为他们理应更了解是非？
这些正是2010年公众被一名来自英国考文垂的45岁银行雇员玛丽·贝尔（Mary Bale）所做的残忍罪行所激怒时，所使用的论据。她在8月的一天晚上步行回家时看到了一只趴在花园墙上的可爱小猫，它的名字叫洛拉（Lola），4岁大。玛丽每天都要去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路上常常会停下来逗逗这只小猫。这一天她又停下来拍了拍这只猫，但之后她向四周看了两圈，然后抓起小猫的颈背，打开了附近的可回收垃圾桶的桶盖，利落地将猫扔了进去，愉快地走回了3条街以外的家。
对玛丽来说倒霉的一点是，她卑劣的行径被猫主人家的监测系统记录了下来，主人将它发到了Facebook的主页上。录像迅速地传遍了全球，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称这个女人“比希特勒还狠”。当玛丽最终被从录像中辨认出时，她因罪行被拘捕，同时也因为受到死亡恐吓而被警方保护了起来。
是什么让这个平凡、正常的银行职员做出了那么冷血的残忍行为呢？玛丽一开始说她想到将猫扔进垃圾桶时，“突然觉得那样会很好玩儿”。之后，她又声称自己的行为是脱离人格的，自己已经没有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了。当然，这在道德上只是一次行为有失。当她在2010年10月被审讯的时候，法庭接受了她正处于压力下这一说法，因为她不得不离开银行的工作，父亲也刚刚离世。但法庭对她比对肯·帕克斯少了几分理解：玛丽因虐待动物获罪，需要赔偿一大笔款项并在5年内不能饲养小动物。或许这更详细地说明了，英国人对宠物的感情比对瞬间的疯狂行为的宽恕意愿更强烈。
自由意志的麻烦
多数人认为，除了受到胁迫或罹患心理疾病，我们都拥有自由地做出决策与选择的能力。认为人们的决策并非预定，我们可以在选项中自由选择的想法十分普遍。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拥有自由意志是这样的：人类行为是个人选择的体现，不受外力、命运或其他因素的左右。换句话说，我们的自我是可控的。
然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是错的，自由意志也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它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
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自由，但实际上我们没有。
如此一来，我们就要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使用自由意志的，或者缺乏自由意志只是我们对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借口。例如，我认为我刚刚输入的字句是自己的选择，我刚才正在思考我想说的内容及叙述的方式。我不仅拥有写这行文字的意图而且还具体执行了，我的确写下了它。我知道自己是正在做这件事的人，我感受到了我的行为所体现的作者身份。
质疑我的自由意志似乎是荒谬的，不过，虽然我讨厌承认这一点，这些经历并不真如我体会到的那样。这是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任何选择都一定是多方面隐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包括遗传、生活经验、当时的环境和预定目标等。其中也一定有一些影响来源于外界，但它们都依照大脑内部神经活动的方式产生作用。这是在我的神经结构中分布的神经细胞网络的激活。我的偏好、我的记忆、我的感知和我的思维体现了我大脑中兴奋或抑制的交流模式，当核查与权衡完成后，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汇总所得的结果就是我所做出的决策或选择。我们意识不到这些影响，因为它们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觉得决定是独立产生的。这是哲学家斯宾诺莎意识到的问题，他写道：
人类错误地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的选择是在他们对自我行为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他们对决定他们行为的根本茫然无知。
同样，在逻辑上不存在自由意志，所罗门王也没有在我们的大脑中决断。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什么在我们头脑中做决定的小矮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一结论只会引发一个无限逆推的问题：他们的头脑被谁控制？再向内还有什么？……我们也不会认同“机器里的幽灵”的说法，那是科学家们根本无法研究的引入了精神作用的理论。
如果我们将自由意志从程式中移除，一些人便开始担忧某种宿命论会被列入选择，即认为所有事情都是预定的，我们的生命只是简单地完成一个被命运操控的复杂游戏中的既定动作而已。很多人对这一观点充满恐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完全没有创造未来的控制力。未来真的不是早已注定的吗？
面对这样的存在危机，有些人找到了将随机性引入考虑的方法。如果没有精神，只有物质统治着我们和我们存在的世界，或许物质比人们所想的更难预测？一个似乎很吸引人的摆脱宿命论的方法就是排除对大脑最细微层面的可预测性。我们进入了神秘而奇妙的量子物理世界，在这里，我们已知的操纵物理世界的规律都不再有效。如果这些规律消失，我们大脑工作的可预测性也随之消失，从而为选择的随机性留下了一扇虚掩的门。
迷人的夸克
量子物理世界是神奇的。它不遵循任何正常世界的定律。物质可以突然出现或消失，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并且不符合牛顿力学世界中运行的物质规律的任何一种。简单来说，量子物理展现了物质的基本组成模块，亚原子微粒明确地遵循着不可预测的方式运动。它们以“不确定”为人所知。它们也不像牛顿力学世界中的物质那样运动。这些物质的基本粒子被称为“夸克”。它们的不可预测性从根本上击败了宿命论，因为这意味着在量子级别上，因果规律是没有作用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提出，如果宇宙中的物质天生就是不可预测的，那么人们的选择就绝非注定的，而且未来存在着多种潜在的可能性。因而，量子不确定性让我们之中坚信人能够自由决定自己命运这种可能性的人安了心。
使用量子不确定性解释自由意志的问题之一在于，大脑内神经元网络间的信息传输发生的级别比可观测的存在不确定性的亚原子微粒级别大得多。这就像是说一粒组成砖块的沙子，可以影响到由上万砖块建造的大教堂的结构，甚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一样。更重要的是，即使量子级别的随机性某种程度上会转化到大脑分子级别的活动和宏观的社会中，它也不是一种对于大多数人所体会的令人信服的关于自由意志的解释。决策不是选择而是随机事件的结果，这也不符合自由意志。如我在自己另一本书《超级感觉》（SuperSense）中调侃的，即使真的存在发挥着自由意志的机器中的幽灵，我们也不希望一做选择就掷硬币。
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不仅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控制行为的个人客观经验，也反映了对决定我们决策的有意识及无意识机制的无知。很多人因这样的结论而深感不安，好像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可预测的一样。引用丹尼尔·丹尼特的一句话：“当我们思考自由意志是幻想还是现实时，我们是在俯瞰深渊。我们面临的可能是突然陷入虚无主义与深深的绝望。”
它为何会如此令人绝望？生命中的许多事并非它们看起来那样。我们的知觉全部是幻象这件事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通向现实的特权通道。我们的内心是模拟现实的矩阵。即使物质世界不像我们所感受到的，量子物理揭示出组成一个实心砖块的空隙比物质多，对砖块的本质更深的理解能够改变当别人向我们扔砖时我们所做的反应吗？当然不会。
宿命论的悲观观点同样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理解因果关系的模式。除了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简单动作之外，构成我们精神生活的基础过程的复杂性将会证明，任何程度的确定性预测都是不可能的，它同样是随机且不可测的。这就像看一场足球赛一样，我们可以欣赏受物理定律掌控的球员与球的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准确预测比赛中的动作产生的结果。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大概猜到将会发生什么，但借用一个工程学的术语，由于有太多的自由度，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系统将会怎样运行。
自由度太多的问题意味着，你每增加一个变量都会对你的决策产生影响，你在改变系统的可预测性。
让我们再思考几个数字。有500个神经元的时候，可能出现的不同连接模式可以超过可观测宇宙内的所有原子总量。当有10亿神经元，且每个都有高达1万种连接时，这意味着大脑的状态有近乎无限种可能。所以想区分大脑每一种不同电活动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没有两个相同的大脑。即使对水蚤这样简单的生物体进行完全的克隆，在相同环境下成长后也会产生不同的神经连接模式。所以，任何对某一个大脑绘制的图谱都不能直接应用到另一个大脑上面。
给可预测的宿命论最后一击的是，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大脑状态都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在哲学中它被称为“多重实现”（multiple realizability），不过我更喜欢用熟悉的短语，即“达成一个目标有多种方法”！这表示许多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都可以产生相同的思维和行为。个体的行为与大脑活动没有特有的一一对应。例如，科学家观察了一种比人类大脑简单得多的神经系统，即一只龙虾的肠子，并小心翼翼地记录了尽可能多的控制消化运动的神经活动模式。他们发现，几千种不同的模式引发的是相同的行为。对任何细胞来说，都有许多种和其他细胞连接的活动模式，它们都能产生相同的结果。
用多重实现解释人类大脑时同样说得通。换言之，我们的思维和行为通过多种不同的活动通路得以实现，这是件好事。你要记住，神经网络是规模庞大的网络，这意味着同样的神经可以被多种激活所触发。这种网络结构解释了思维领域所具备的速度、复杂度，还有最终的丰富性，但是也意味着你永远不能准确地定位，即使在同一个个体的大脑中。
忽略掉大脑活动在数学上的复杂性，许多人仍对用唯物论解释精神持深深不满，即使它是不可预期的。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一台进化出了重复能力的运算仪器，不单单是一台有肉的机器。或许还有什么没被发现却存在的能力？毕竟，我们总被提醒，宇宙中的大多数事物都是由我们知道却无法测量的物质组成的，但既然科学家们承认他们不知道所有事情，他们又怎能排除对于精神及自由意志的非物质解释呢？
答案是：他们不能。科学只能调查和评估世界上不同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只是宇宙真实状态的一种近似值，坦白地说，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真实的宇宙。但是，科学一直在通过重新定义更符合证据的模型而不断进步，这些证据出自我们的观察。然而，有时观察也会出错。对于自由意志来说，大麻烦在于它的真实感只存在于感觉中。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思维先于行为发生。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我们体会到是自己的思维引发了行动。通过一个简单的按键操作，结果我们发现这样的信念是错误的。
当行动在我们意识到前出现
跟我一起做
想象我让你按一个按钮，请在任何你想要按的时候按下它。换句话说，你选择做这件事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你。过一段时间后，你下决心要去按那个按键，瞧，你这么做了。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更清晰地体现自由意志呢？没有了，除非你刚刚经历过人内心最引人入胜的奇妙幻象。
在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生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正在研究引发运动和肌肉活动的神经冲动，在大多数类似于用手指按键的自发肌肉活动之前，大脑运动皮层区负责产生最终手指运动的区域会产生一个神经激活。这被称为“准备电位”，是控制手指活动的一连串脑活动的先兆。当然，在做决策时，我们也会在真正按键之前经历大概1/5秒的有意识的意图，或者说是自由意志来发起按键动作。奇怪的是，利贝特发现动作电位开始的时间与个体体会到按键的有意识意图的时间点并不吻合。
通过让成年人看一个钟表，上面有一个每2.65秒旋转一周的点，利贝特发现人们在准备电位激发整整半秒钟后才感受到按键意图。换种说法就是，大脑在被试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按键了。这个间隔至少是决定按键到手指真正做出动作的时间的两倍长。
这表示，当我们认为自己在有意识地做决定时，这个决定已经在无意识中做出了。实际上，我们的意识一直活在过去中。
或许有人认为半秒钟实在太短，但近期，研究者们通过脑成像已经可以将这一间隔延长到7秒。他们可以在大脑活动的基础上预测被试最终会按下两个键中的哪一个，这令人震惊。如你能想象的，这样的发现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大骚动。我们怎么能与身体这样毫无关联呢？我们没有意识控制吗？自发行为的关键是我们既感受到了行动意图，又感受到了完成意图的努力。我们感觉到自己首先决定做某件事，之后才是动作的执行。但是脑科学告诉我们，在这些经验中，对意图的感知发生在事实之后。
然而，利贝特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意图不能先于动作发生。我们都可以对未来做出规划，换一种说法就变得可笑了。例如，早上我决定查一下邮箱，在下午行程结束的时候我这么做了，我先做出了动作的计划，之后才执行了它。我大脑中没有检查邮箱的准备电位。同样，还有很多行为是未经意识思考而发生的，感谢上苍这样安排。试想，如果你需要预想自己被堵在路上，那你会变得很绝望。无论是长期目标还是被外界激发的自动行为，两种情况中的意图有的是提前产生的，有时也并不如此。利贝特的研究证实，我们的行为不总是跟随意图发生。
利贝特的发现实际上是指，在我们被要求既要产生一个行为意愿又要执行这一行为的情境下，准备动作是先于我们对意图的意识而发生的。很多人都觉得这很不可思议。然而，神经科学家对此却不那么惊讶，因为他们知道大脑既产生动作也产生意识。这使得公正和客观的评价变得没有可能性。另一个解释事件时间过程的问题是生成意识的大脑活动不是一个单独的时间点，而是分布各处的。换言之，即使我们能在做出决策的瞬间意识到，这一过程也一定经历了某些阶段的加工了。虽然它似乎就像自发地在我们动动手指前发生，却并不是这样的。斯宾诺莎在350年前就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对利贝特的发现及对一般而言的自我的真正本质的一大误解在于，当一个人意识到要实现目标时就不会同时消极地等待动力的出现了。我们无法走出自己的内心说：“对，这就是我感受到动力的时候，而这是我实际开始做的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正如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所指出的，在找寻自我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猎手又是猎物。这样的假设反映了我们天生都是相信二元论的，即认为我们的心理与肉体是分离的。
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心理控制着肉体，但是这只是关于自由意志和控制力的幻象。当我们主观的有意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