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16—18世纪西欧哲学1（精修版）
古希腊哲学注重于认识对象，关注自然、存在等客观对象，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统一性。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则不注重于尘世的感性的现实世界，反而关注天国的抽象的精神世界。他们所追求是通过信仰和其它方式不断使自己的精神（灵魂）接近自己的客观化变形——上帝，他们把上帝当作绝对真理，当作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据。而到了近代哲学，则开始自觉地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哲学核心问题，实现了哲学重心从本体论和心灵哲学向认识论的转化。
一般而言，近代哲学是从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开始的。培根代表着实验科学的哲学，笛卡尔代表着自我意识的哲学。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哲学问题说到底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认识论问题就是主观精神如何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
可以说，从培根到休谟的经验论与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的唯理论间的争论构成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明线。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其初衷都是试图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试图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由于它们各执一端，缺乏辩证的综合眼光，最终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经验论在休谟那里发展成为一种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割裂思维存在的同一性（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从而使得精神对自然的认识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唯理论在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中发展成为一种独断论直接把思维等同于存在（否定经验观察的必要性，精神根据天赋原则进行理性演绎建立全部知识体系）。它们都使近代哲学试图解决的认识论问题走进了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才引出了从康德直至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和辩证综合。
而由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所遗留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时期转变为人与自然（神）的关系问题。人的理性经由英国自然神论，最终在法国无神论那里到达了高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辨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但在开始近代哲学的历程之前，我们还应当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条件。
首先是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自13世纪以来，在西欧各国，随着生产和动力工具的改进，纺织、采矿、冶金、造船、军工等工业部门和商业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而后是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封建行会和封建庄园经济逐步解体，新兴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引起了西欧商业的革命性变化，极其有力地刺激了欧洲各国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新兴市民资产阶级和早期无产者出现了。这使本来就相当复杂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多元化。教权、皇权、王权、封建割据势力、自由城市、市民资产阶级等社会势力时而结盟，时而对立，使这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激烈争斗。至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贫民、帮工阶级，则以此起彼伏的起义进行反抗斗争。
此外，在思想条件上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科学和人的发现冲开了中世纪的黑夜，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尤其是后者，直接否定了教会的权威。在中世纪，罗马教会处于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在14-15世纪，这一格局被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冲破。
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初的意大利，昌盛于15、16世纪，“人文主义”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古典文化的复兴是这场运动的特征，但这种复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借着古典哲学反对经院哲学。人文主义（humanism）就是要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具体表现为：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秉承着人文主义的旗帜，一种新的哲学孕育而出，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有：马尔西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皮埃特洛·庞波纳齐（Pietro Pomponazzi，1463—1494）米歇尔·蒙田（Michel Montagine，1533—1592）等。
马尔西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医生的儿子。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在佛罗伦萨大学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医学 。费奇诺精通希腊文，1462年，佛罗伦萨僭主柯西莫·美第奇给他一所房子，让他翻译柏拉图及其它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后来任命他为柏拉图学园的领导人。他一生翻译和注释了柏拉图、柏罗丁、波尔费留、扬布利柯、普罗克洛、伪狄奥尼修斯等人的大量著作。1482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柏拉图神学》，1495年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其中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哲学论文。费奇诺的积极活动使他成为这个学园的核心人物和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最大的柏拉图主义者。他为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费奇诺发展了普勒托的思想，进一步推进了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他用思辨的方式表达人文主义的思想，他宣称“沉思”，“沉思是一种直接的精神体验，灵魂通过它回到自身，深入到自己的内在本质。在那里灵魂不仅发现了自己的神性，而且发现了理智世界、超验的理念以及构成这些东西的共同源泉和本质的上帝”。从沉思中灵肉分离的思想出发，费奇诺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不死学说，他认为这是柏拉图哲学的中心命题。他的《柏拉图神学》的副标题就是“论灵魂不死”。他认为，生活的最高目的是通过沉思逐步上升到对上帝的认识，但只有一些智者的灵魂可以在今世达到这一目的。为了使它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目的，就必须假设一个来世的生活。1513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就正式地把灵魂不死规定为基督的教条。
费奇诺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神学的宇宙等级观念并加以发展，提出了他的世界统一性思想。这种统一的基础就是灵魂。费奇诺认为，宇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即是由上帝、天使、灵魂、性质、物质构成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任何事物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和级别，但它们并不是简单地排列起来，饿是互相联系的。整个结构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在等级之间，都有中间物存在。在这个等级世界中，灵魂以其认识和爱的能力具有特殊的作用。据考证，费奇诺是第一个使用“柏拉图之爱”这个概念的人，他把这种爱同基督教徒对上帝神圣的爱和友谊联系起来，看作是人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并进一步把它规定为世界统一的原则。当灵魂思考并爱一个人对象时，就和这个对象统一起来，对它发生作用，改造它。由于这种作用，灵魂成为联结理智世界和物的世界、联结整个宇宙的纽带，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这种理性灵魂在费奇诺那里指的就是人，人的崇高和价值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和爱的作用之上的。“人的力量差不多和神的性质相似。”费奇诺是思辨的方式表达了人文主义前辈的思想。费奇诺的哲学思想在皮科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皮埃特洛·庞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1462-152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芒托瓦城，就读于帕多瓦大学，其后在帕多瓦、费拉拉、波伦亚大学教授哲学和医学。他的名著《论灵魂不死》发表在1516年。在拉特兰宗教会议把灵魂不死规定为基督教教条之后仅仅3年，庞波那齐就公开地全面否定了灵魂不死，这种无畏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极为推崇亚里士多德主义，是亚历山大派的代表。
庞波纳齐否认灵魂不死，他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与它的本性相符合。我们不应超出事物的本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人的灵魂依存于人的肉体，不死的灵魂只是人们为了促进道德生活而提出的假设”；。此外，庞波那齐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也肯定了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在这里他显然汲取了一些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成分。他认为人是动物界的最高完满，在物质世界占据首位，因而是物质界和非物质界的中介。人是小宇宙或小世界。在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其本性不能与自己一致的事物。“人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因为他是整个的世界，并且能变成每一种自然状态，因为他已被赋予追随无论任何为他所喜好的东西之性质的能力。”但是，同新柏拉图主义不同的是，在庞波那齐这里，人的本质不在于理性的沉思生活，不在于灵与肉的分离，不在于彼岸世界，而在于现实的道德生活，在于灵与肉的结合，在于彼岸世界。他认为，人类都分享有三种智力，即理论智力、实践（或行动）智力和生产智力。理论智力是人们从事思辨和科学活动的能力。这种智力是神赠与人类的。虽然人人都具有理论智力，但并非人人都能正确地、完善地运用它。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成为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产智力是人们从事生产借以维持生命的智力，它不仅为人类所普遍具有，而且也为一部分动物所具有。惟有实践能力，即关于品行和公私事务的智力，才真正地和正当地叫做人的智力。根据理论智力和生产智力，一个人可能被称为好的形而上学家或好的建筑者，而只有根据实践智力才能被绝对地称作好人或坏人。所以人类普遍的目的，是相对地分享思辨智力和生产智力，完全地分享实践智力。人只有在实践生活中才能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
在基督教的理论思想中，建立在灵魂不死说之上的来世赏善罚恶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庞波那齐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说教。庞波那齐认为，赏罚是存在的，但由于灵魂是要死的，所以它不存在于虚无的来世，而是存在于今世。庞波那齐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赏罚。一种是偶然的赏罚，它们和德行或恶行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分离的。另一种是本质的赏罚，对德行或恶行本质的赏罚就是德行或恶行本身，它们是必然的，不可分离的。德行使人稳定，使人摆脱一切骚乱，因此德行是最大的幸福。而恶行则使人不安、使人痛苦、不幸。所以有时即使偶然的赏罚没有出现，本质的赏罚也是不会缺乏的。同时，偶然的赏罚也会淡化德行或恶行本身的性质，得到偶然的赏报，本质的善就会减低，不能保持其圆满了。同样，受到刑罚的恶行也没有本质的恶行那样恶劣了。所以“与一个希图在德行自身之外得到一些报偿的人相比，一个按照良心的指示做事，除了德行自身之外不再希冀任何报偿的人，他的行为似乎要远为高尚、远为纯洁得多。而一个出于憎恶恶行的丑恶，并非因为惧怕对恶行的正当惩罚而拒斥恶行的人，似乎要比一个出于惧怕惩罚而避开恶行的人要更为值得赞扬。”
庞波那齐进一步指出，否定灵魂不死和来世的赏罚，并不是主张纵欲弃德。因为德行是最大的幸福，恶行是最大的不幸，从而德行比生命更可贵，犯罪比死亡更可怕，所以弃恶从善就是人们自愿追求的目标。那种认为宁可犯罪也比忍受死亡的痛苦好的观点，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德行之优越和恶行的卑鄙。因此，对灵魂死否的看法，与人们关于德行的主张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由于主张灵魂有死的人是从德行本身出发的，所以似乎比主张灵魂不死的人更为有益于拯救德行的根基。在庞波那齐的思想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康德“善良意志”的一些萌芽。
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蒙田，他提倡怀疑主义，尽管是消极的，但却启发了后来的笛卡尔。米歇尔·德·蒙台涅（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的一个大富商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曾在波尔多、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精通古典语言，熟悉许多古希腊罗马学者的作品。蒙台涅曾先后担任波尔多市议员和市长，游历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是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的最重要代表。有的学者认为，人文主义在彼特拉克那里达到了第一次高潮，而其最后一次高潮是以蒙台涅为代表的。蒙台涅的影响贯穿了整个法国文学和哲学，甚至在20世纪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也可以找到这种痕迹。蒙台涅的主要著作《随笔集》于1580-1588年分3卷在巴黎先后出版。“人类经过了一切的尝试和探索，在这纷纭复杂的知识和各种各类的事物之中，除了空虚之外，找不到任何坚实可靠的东西，因此就抛弃了自命不凡的心理，承认了自己本来的地位”。
蒙台涅的怀疑主义激烈地批判了经院哲学的独断主义，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普遍乐观主义的一种纠正。这种倾向突出表现在他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分析上。
蒙台涅的一句格言就是“我知道什么”。他认为，人是渺小的，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东西。日月星辰运行不息，主宰着我们的命运和祸福，德行和罪恶，才能和学问。甚至我们的理性也是上天赐予的。但是我们人类却由于一种灵魂的盲目性，自以为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为自己设立的，自称是宇宙的主任。认为世界上惟有自己才具有理性，惟有自己才能够认识宇宙大厦的美及其组成部分，惟有自己才有权对宇宙大厦的建筑者表示感谢。人们把自己不知道的就看作是不存在的，把月亮看作是天上的一块土地，凭空臆测月亮上也有山脉河谷，梦想在那里建造人类的家园等等。“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控制宇宙了。”相信存在有真正的知识，是人类最大的不幸。企图用我们有限的知性认识上帝和宇宙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人类应该抛弃这种自以为是的盲目性，回过头来认识一下自己。人类千百年来探索的结果并不是获得了某种新的力量和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低能，肯定和证实了我们身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愚昧无知。就象臻于成熟的麦穗一样，“人类经过了一切的尝试和探索，在这纷纭复杂的知识与各种各类的事物之中，除了空虚之外，找不到任何坚实可靠的东西，因此就抛弃了自命不凡的心理，承认了自己本来的地位。”
蒙台涅是从认识的相对性来说明我们人类的无知的。这种相对性首先表现在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上。他认为，我们的知识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之上。一切认识都起源于感觉，而感觉则可能是虚假的，是会欺骗我们的。感觉无法证实自身是否与现实相符合。这样，建立在感觉之上的理性也是不可靠的了。他还认为，每个人的感觉各不相同，但每个人又都确信自己的认识，这样就造成了无休止的争论。人们之间无论何时也不会就一个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甚至同一个人的看法也在经常的变动，今天的看法可能否定了昨天的看法，同时又可能被明天的看法所否定。其次事物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只能是相对的。所以，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知识和真理；固执己见，固守一种看法都是愚蠢的。
蒙台涅认为，认识到我们的无知并不妨碍我们的实践生活。知识的可靠性只涉及到什么是真的，并不涉及到我们应该做什么。关键性的东西不在于知识，而在于道德行动。生活的标准有两个，即自然本性或者建立在自我认识之上的合乎自然本性的生活和超自然的启示，即福音。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台涅的伦理思想显然受到了斯多亚主义的影响。他主张，人应该有妻儿、财产、健康，但我们的幸福不应该依赖于这些东西，人应该保留一个一切属于自己、完全自由的退避场所，这就是返回自我。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莫过于学会如何归依自己。蒙台涅写道：“多年以来，我的思想只以我自己为唯一目标，我只研究和考察我自己；即使我研究任何别的东西，那也是为了他们直接应用于自己，或者宁可说，直接在自身之内应用。“蒙台涅据此嘲笑了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人们企图超出自身，力图避免作一个人，那是愚蠢：他们没有把自己变成天使，却使自己变成禽兽。”他认为，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缺乏自知之明，追求虚妄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个能够真正地、正当地享受他的生存的人，是绝对地、而且几乎是神圣完善的。”
蒙台涅在原始人的“自然生活”中看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那里“没有买卖，不懂文学，没有数学，没有长官或政治家这种名称，用不着奴隶，没有贫富现象，没有契约，没有继承，没有分割，除坐食以外无所事事，只有对于父母的一般偏爱，不穿衣服，不从事农业，没有金属，不用酒类或五谷。表示虚伪、奸诈、蒙骗、贪婪、忌妒、诽谤、饶恕等等的字眼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认为人的价值标准不在一个人的出身门第、权势、财富，而在他自身的价值。国王、贵族、富人和农夫、平民、穷人之间的差别不过在衣服而已。
蒙台涅的哲学为近代哲学深入细致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倾向开了先河，他的怀疑主义思想以理论的形式反映了哥白尼日心说等一系列科学发展以及一系列地理大发现对中世纪教会旧观点的猛烈冲击，对促使人们从宗教神学和死背教条的注释哲学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蒙台涅无疑夸大了认识的相对性，使他的思想带上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文艺复兴在思想上冲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牢笼，但真正地瓦解了罗马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的却是开始于16世纪欧洲北部的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纯洁信仰”是其的出发点，其结果却带来了“宽容精神”（164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宗教改革针对腐化的罗马教会，高呼“纯洁信仰”，其核心便是“三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仰、唯独恩典）”，其表现为：抨击“善功得救”，推崇“因信称义”；放松教义控制，用人的权威消解教会的权威；信仰至上，提倡返回原始的质朴状态。在宗教改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让·加尔文（Jean Carvin，1509—1564）。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他是新教路德宗（另外两派是加尔文教和英国国教）的创始人。其核心观点是针对罗马教会的“因行称义（事功）尔文则是加尔文教的创始人，他的继承”的“因信称义”。他说，“愚蠢到想凭借某些善行而获得释罪，获得自由、拯救，并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便会立刻失去信仰，以及信仰所带来的一切裨益”；加了奥古斯丁的观点提出“先定论”。他说，“除非人受到神的恩典的帮助，而且是受到那赐给那在再生中的选民的特殊的神的恩典的帮助，否则，人就没有做善功的自由意志”这种观点在客观上为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提供了依据。
无论是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还是加尔文的“先定”学说，都是从原始基督教和奥古斯丁的宗教理论出发，在“复兴”古代神学的形式下，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在理论上，他们否定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至上权威，甚至否定了教会存在的必要；在实践上，他们永久地摧毁了天主教内部的统一，结束了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统治。他们启迪人们思考，肯定人的世俗生活，肯定个人的权利、地位以及争取个人的解放。可见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思潮是同一个时代精神在不同领域内的表现，但它对天主教统治的瓦解和摧毁作用却是人文主义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从罗马教廷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教会，因而从一开始它就遭到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势力的反对、迫害、镇压。宗教改革的精神是新时代世俗精神的折光。它对后世的社会发展和哲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许多史家甚至把路德、加尔文所代表的新教精神视为近代资产阶级进取精神的渊源。
但是，他们的改革毕竟只是在信仰的牢笼之内进行的改革，他们的宗教哲学思想依然有着神学的深刻印记，是新教神学的理论基础。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是反理性、反科学的，甚至连他们所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最终也被对异端的残酷镇压所淹没。哥白尼的日心说遭到了路德的恶毒咒骂，而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塞尔维特，在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虽然逃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监狱，却最终惨死在加尔文教的火刑架上。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揭露了路德宗教改革的本质。“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却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发，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总的来说，1.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以复兴古典哲学为途径，高扬人性色彩，肯定了人性和人的价值。其批判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普遍腐败和虚伪，但未能够打破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2.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唯灵主义为核心，以纯洁宗教信仰为途径，宣扬神秘色彩，否定了善功和教会权威。尽管其目的是恢复信仰的权威，但其结果却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带来了“宽容精神”。
“科学的发现”源于15-16世纪科学家或哲学家对自然的考察和发现以及对封建神学进行顽强的斗争。在自然科学上的代表人物有：达芬奇、哥白尼等。而继承他们的观点，并将其完善的是特勒肖、布鲁诺等人。
总之，近代哲学是开始于“科学和人的发现”，并继续深化这一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萌发为近代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来源。尽管在14-16世纪的“科学”和“人”还要披着一件宗教的外衣来装腔作调，还保留有不少旧的神学思想成分，带有浓厚的过渡性色彩，但它毕竟开始打破封建教会的禁锢，为“科学革命”和“理性独立”铺平了道路。
倍尔那狄诺·特勒肖（Bernadino Telesio，1508-1588年）生于南意大利的科森萨。青年时期就读于帕多瓦大学，153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定居那不勒斯。在那里创办了欧洲第一个科学协会——“特勒肖科学院”，研究自然科学，后被教廷查封。特勒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按事物自身的本原论事物的本性》（简称《物性论》）。
特勒肖主要哲学著作的书名就表明了他的自然哲学纲领。就是说，他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上帝、天使等“神圣东西”，而是自然事物；哲学用以解释自然事物的依据，不是神学权威、古人的言论，而是自然事物本身的原则或本原。由此出发，他首先明确地表示反对当时教会所奉为神圣权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说：“许多世纪以来，全人类都把亚里士多德当作偶像崇拜，都把他看作好象是上帝自身的门徒和解释者，怀着极大的敬佩和景仰心情听他话，可是我们并不满足于他的学说。”“我们只崇拜真理，不能满足于古人的言论。”我们“只遵循感觉和自然”，而不遵循任何别的东西。
（一）论自然万物的本原
特勒肖自然哲学的核心、基于是关于自然万物的本原或原则的学说。他认为，这样的本原或原则则可分为：一类是物质，另一类是热和冷。“热和冷是无形体的，其中任何一个为了存在都必须借助有形体的物质实现自身。一切存在完全是由物质构成的。因而一切事物的本原共有三个：两个推动的本原是无形体的，而接受它们则是一个有形体的本原。”
在他看来，物质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有形体的质量，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他又认为物质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东西。这样的本原不能说明自然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多样性。为此就需要有积极能动的力量。特勒肖认为热和冷就是这样的力量，他称之为第二本原。热产生光，使物质稀薄，引起运动。冷产生暗，使物质紧密并归于静止。热和冷没有形体，不能独立存在；只有同物质结合在一起才能存在和发生作用。因此，它们之间不断进行斗争，以便把更多的物质争夺到自己方面来。
（二）论宇宙天体
特勒肖从自然本原学说出发，反对神学家关于“天界”和“地界”截然不同的说法，明确指出，天体和地球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只是热和冷的分布情况有所不同：各个天体都受热支配，因此质料较为精细和纯粹，并进行自由的圆周运动，永远不会停止。他由此排斥亚里士多德所谓无形体的、不动的推动者。按特勒肖的说法，在天和地的交接处，即在地球的表层上面，由于热和冷的互相作用，于是产生自然万物。但是，冷的本原支配着地球，因此地球是不动的。这表明他还没有接受哥白尼刚提出不久的日心说。
特勒肖虽然抛弃了“第一推动”，但是仍然承认上帝创世说。不过他认为上帝在把万物安排就绪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万物按自身本性进行活动。他说：“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使得事物的每一次运动都需要上帝发出一个新的意志来推动它；而是使得万物具有它们自己的本性和运动能力，从而每一事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本性进行活动。”特勒肖的这种说法，预示了17-18世纪流行的自然神论的思想端倪。
（三）元精说和感觉论
特勒肖发挥自然本原论，提出元精说，用以解释生命和意识现象。元精说渊源于古希腊斯多亚派的“普纽玛”和中世纪医学。特勒肖所谓“元精”（spirtus）是指一种由热的本原所支配的生动的流质。它构成一切动物的感性灵魂的实体。人的元精是一种更热、更精细的流质，它构成人的理性灵魂，实现着人的生命、感觉和认识功能。
特勒肖认为，人的元精和理性灵魂的第一个机能就是感觉，此外它还有记忆、推理能力。他偏重感性知识，认为感觉是一切确实知识的源泉，一切理智知识都可以归结为感觉知识，思维远不及感觉那么完善。这样，在特勒肖那里，开始表现出感觉论的倾向。
特勒肖断言，在人的身上除了理性灵魂之外，还有不朽的“神圣的灵魂”。与此相应，他认为除了感觉之外，《圣经》也是真理认识的一大源泉。
（四）“自保”的人性论和伦理原则
特勒肖从他的自然本原学说出发，肯定自然物质具有不可入性和抗力，热和冷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争夺物质。他由此推论，“自我保存”是万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因此也就应当成为社会伦理的基本原则。他说：“毫无疑问，精神所向往和追求的幸福在于保存自身。不仅是精神，而且一切存在物除了保存自身的本性之外，就不向往和追求别的幸福了；除了自身的灭亡之外，它们也不会感受到别的恶事了。”
特勒肖还指出，自保并不排斥人们共同生活的必要。为了共同防御野兽的伤害和敌人侵袭，人们必须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地行动。但是特勒肖的这一思想也是不彻底的。他一方面断定自保人性论，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性可以不顾自保而奉侍上帝，向往天国幸福。
特勒肖根据实验科学和人文主义精神所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观点，表明他的自然哲学虽然还有不彻底性和朴素性，但总的说来是近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自然观、感觉主义认识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思想先声。他所开创的自然哲学新思潮，启发了文艺复兴晚期的先进思想家康帕内拉和布鲁诺。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者弗·培根说特勒肖是“一位有助益于科学事业的真理爱好者”，是“第一个现代人”。这一评语恰当地揭示了特勒肖作为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先驱者的历史作用。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iano Bruno，1548-1600年）是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自然哲学最卓越的代表，反封建教会统治的坚强战士。他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诺拉镇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在当地拉丁语学校毕业后，于1565年进入那不勒斯多米尼克派的修道院。在该院进修期间，布鲁诺广泛阅读哲学和科学著作，对教规禁锢不满，受到院方的监视。临结业前，他因为跟一个神学家在辩论时发生冲突，并公然对教条表示怀疑，面临被宗教裁判所拘捕的危险，于1576年逃到罗马，继而转移到意大利北部，1578年离开祖国。他先后到过瑞士、法、英、德意志等国，到处受到教会当局的迫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1591年8月应威尼斯贵族乔凡尼·莫森尼戈的邀请回国，次年5月被此人控为异端，落入宗教裁判所。布鲁诺在狱中8年，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花卉广场被活活烧死。布鲁诺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原因、本原与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论单子、数和形式》、《灰堆上的华宴》、《论英雄热情》等。
布鲁诺在反对神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继承了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泛神论思想，概括并推进哥白尼的天文学新发现，继承和发展库萨的尼古拉和特勒肖的自然哲学，以泛神论的形式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思想。
布鲁诺继特勒肖之后，把哲学研究的对象转移到了自然。布鲁诺认为最好的哲学派别，就是那种“最符合自然的真理，它尽可能地与自然合作”，以便揭示规律，改造风尚，促进人类生活幸福的哲学派别。他申称，他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就是因为这位被教会奉为权威的哲学家“倚赖于空洞的幻想和更加远离自然”。与此相对立，布鲁诺把关于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正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他的自然哲学的论述。
（一）论原因、本原和太一
布鲁诺所谓原因，是指从事物的外部促成事物的产生，并且自身留存在事物之外的东西，这主要是指动力因和目的因。在论述自然事物原因问题时，布鲁诺主要企图探索自然事物的动力因。为了这个目的，他从新柏拉图派那里汲取了“世界灵魂”和“普遍理智”的概念，用以说明自然事物的动力因或作用因。他说，世界理智“是自然万物的真正的作用因，这作用因不仅具有外部的、而且具有内部的性质。”就它的存在（不同于它的产物的实体和实质）而言，它是外因；就它活动的方式方法（它也在事物之中起作用）来说，它是内因。
布鲁诺所谓本原，是指从内部促使事物形成，并且作为事物的基本原素，留存于该事物之中。他认为自然事物有两个本原即质料（物质）和形式。他对于质料（物质）和形式的关系问题的解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认为物质、质料是被动本原，而形式是能动本原。这是接着上面关于原因的论述来讲的。就是说，他认为世界理智作为自然事物的内因，也是事物的本原；世界理智既是作用因，也是形式因、目的因。“作用者为自己规定的目的和终极原因，是宇宙的完善；……对于这个目的，理智非常欣赏、非常感兴趣，以致它从不知疲倦地从物质中引出一切种类的形式。”
第二，在说明质料（物质）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时，布鲁诺还认为，可以把物质理解为“有形的宇宙整体”，它包括形式在自身之内。在这个意义上，布鲁诺肯定物质是“自然万物以及全部实体自然界的生育者和母亲”，“物质包括形式、囊括形式于自身之中”，明确地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论述自然万物的统一性问题时，布鲁诺继承赫拉克利特和库萨的尼古拉关于一切是一的思想，批判地利用新柏拉图派的“太一”概念，提出宇宙是“太一”（Uno）这一基本原理。他认为，宇宙是囊括一切的统一体，它是不能被包含的，因而是不可计量的，无限的；而且没有在它之外可容它移动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不动的；正因为它是包括一切存在的无限，所以它也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这一永恒无限的宇宙即是自然。他说：“宇宙……是个独一无二的自然”。
布鲁诺通过对宇宙的这样的规定，否定了神学的创世说，排斥了一切超自然的东西。不过，他仍然保留了神（上帝，宙斯）的称号，即把宇宙、自然称作神，认为神即在宇宙万物之中，“宙斯充满万物”。这就是他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的泛神论的哲学学说。布鲁诺的原因、本原、太一说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但是，显然也包含有一些新柏拉图派唯物主义的思想残余。
（二）世界无数，世界的物质构造
布鲁诺贯彻宇宙即太一的原理批判基督教所宣扬的地心说，从哲学方面论证并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它是“能生的自然”，而世界的数目则无限多，它是“被生的自然”。无限的宇宙不可能有任何边界和中心，太阳只是诸天体中的普通一员，太阳系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系统，在无限的空间中有无数个这样的系统。他写道：“宇宙的范围会是无限的，诸世界会是无数多的。”“存在着无数的太阳；也存在着无数的地球，这些地球都围绕自己的太阳旋转，如同我们的七个行星围绕自己的太阳旋转一样。”
布鲁诺认为，包括太阳、地球、行星、恒星在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由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具有同样的形式、运动和变化。
它们的运动是由于自身的灵魂的作用，而不需要一个第一推动者。布鲁诺进一步从物质结构出发论证了宇宙世界的统一性和自动原则。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微粒，即“最小”构成的，这种“最小”在物理学上就是原子，在数学上就是点，在哲学上就是单子。原子的不同结合，排列和搭配，造成了实际事物的千差万别。由于“最小”在自身中包含了成为一切的可能性，是它所能是的一切，它决定着万物的统一，因此，它就和“最大”、和太一统一，重合起来了。原子在自身具有运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整个物质世界所具有的同一种运动能力。这样，布鲁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以其自动原则。但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还不能正确地解释万物的运动源泉，布鲁诺为了从物质世界中排除第一推动者，论证物质世界的自动原则，而最终做出了万物有灵的结论。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至少是有生命的。这是它们运动变化的原因。“一个东西，不管怎么纤小，怎样微不足道，其中总有精神实体的部分，这种精神实体，只要找到合适的主体，便力图成为植物，成为动物，并受理任何一个物体的肢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有了生机。因为精神处于万有之中，任何一个最最微小的物体，都不能不包含着成为有生机之物的可能性。”
（三）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
布鲁诺阐发关于物质世界的自动原则时指出，在无限宇宙中发生着“无限的运动和变化”，各个天体在宇宙空间中运行着，经常分出去一部分物质，又吸收进来一部分物质。地球在运行着，地球表面陆地变海洋，海洋变陆地。人和动物的躯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无限宇宙中普遍运动变化的事物，形成一个统一体，“对立面吻合于一”，一切事物都由对立面组成。因此，“谁要认识自然的最大秘密，那就请他去研究和观察矛盾和对立面的最大和最小吧。深奥的魔法就在于：能够先找出结合点，再引出对立。”布鲁诺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指出，不仅最大和最小吻合于一，而且在最大和最小自身中对立面也是归于一。在太一的无限中，最大与最小没有差别。在本原和极小中，直线和曲线、直线和圆周也统一起来。最小的弧和最小的弦，无限的直线和无限的圆周都是无差别的。布鲁诺不仅在几何学中论证了对立的统一，而且将它放到实际生活中去验证。他指出：“医生在最好的情况下担心有坏的结局，有远见的人在最幸福的时候感到特别畏缩，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谁看不见产生与消灭的本原是统一的呢？难道消灭的最后界限不就上产生的本原么？难道我们不是同时说：此去，彼立，过去是彼，现在是此么？……消灭无非是产生，产生也无非是消灭；爱就是恨；恨就是爱，归根到底，对反面的恨也就是对正面的爱，对前者的爱也就是对后者的恨。因此，就实体，就根源而论，爱和恨、友谊和敌对是同一个东西。对于医生来说，有什么东西比毒药更适于攻毒呢？有什么东西能比蝮蛇提供更好的消毒剂呢？在最强烈的毒品中有着最好的、最能治病的药剂。……球形物具有均等的边限，凹停驻于凸之中，急噪者和稳健者生活得来，最傲慢者最喜欢谦虚者，吝啬者最喜欢慷慨者。”布鲁诺批判亚里士多德只看到对立面一致的可能性，而看不到它的现实性。把考察现实世界的矛盾和对立看作是认识宇宙世界奥秘的途径，这是布鲁诺辩证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
（四）揭示自然真理与认识发展阶段
在认识论问题上，布鲁诺同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他从怀疑的原则出发，主张知识的根据不在于信仰、权威。他坚决反对“二重真理论”，只承认人类理智所揭示的“自然的真理”。自然下降而生育万物与理智上升而认识自然真理所遵循的是同一条道路。前者是由统一性展开成为无限多的个体，后者则是从无限多的个体上升到统一。这也就是说，认识是从具体事物开始的。
布鲁诺把认识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感性、理智、心智、心灵。感性（sense）是认识的开端，感觉只认识杂多的表面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且感觉时常给我们提供错误的印象，它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源泉，真理不存在于感觉之中。理智（ratio）的任务是运用抽象概括和推论的能力，从特殊中抽引出一般。心智（intellectus）的任务是主动地、积极地整理理性活动的成果，把理智得出的一般论断提高到原理原则，从而认识到事物的实体的统一性。心灵（mens）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是对普遍实体即神的直观。在心灵中，神即自然的本质生动地表现在认识面前，认识达到了对一切存在的本质、对统一的、无限的宇宙的最高认识。上述的各个阶段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会完结的，因为智慧的力量永远不会停留在已被认识的真理上面，而总是向着尚未被认识的真理前进。
布鲁诺的哲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哲学思潮发展的最高成果。宗教裁判所可以用火刑架夺走哲学家的生命，但却阻挡不了哲学家的思想广泛流传。笛卡儿、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唯理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布鲁诺哲学的影响。
补充：库萨的尼古拉（苗版）
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年）是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出生在德国特利尔附近的库萨，故称库萨的尼古拉。少年时代被送到荷兰“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学校读书，后来在海德堡大学，帕多瓦大学和科隆大学接受了法学、数学、哲学、神学的教育。之后成为神职人员，先后担任过教皇特使、主教、红衣主教乃至于相当于副教皇的角色。他曾为东西方教会的合并积极活动，主张天主教内部的协调和统一，主张宗教宽容。他除了进行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外，还极为关注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有一定的造诣。他第一绘制了中欧和东欧地图，还提出改革历法的方案。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论有学问的无知》、《论假设》、《为有学问的无知作辩》、《论智慧》等。
库萨的尼古拉继承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中世纪神秘主义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发挥人文主义精神，概括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成果，制订出一种具有独创性和过渡性特色的哲学学说。他的哲学还保留有基督教神学思想，但是，已开始摆脱正统神学的束缚，基本上按照泛神论观点解决上帝和宇宙及认识问题，不仅体现了古典哲学的“复兴”，而且开辟了文艺复兴时期泛神论自然科学思潮的先河。
1．论上帝和宇宙。
在《有学问的无知》中，尼古拉区分了三种极大：
第一种是绝对的极大。它摆脱了一切关系和限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它对立，因而它又是绝对的无限。“极大是绝对的一，因为它是一切。一切在它之中，因为它是极大。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它对立，因而极小也就与它相契合。因此，它也在一切之中。”这个绝对的极大就是上帝。尼古拉追随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上帝作为绝对的无限是否定神学的对象。“根据这种否定神学，上帝既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也不是圣灵，而仅仅是无限。实际上，无限性由于是无限性，既不是能生的，也不是被生的，也不是生成的。”因此，我们不能使用任何肯定的、有限的谓语来规定上帝，因为我们的理智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理智概念用于无限的上帝，就会使上帝也成为有限。
第二种是相对的极大，即宇宙。宇宙是由上帝产生的、万物构成的。不过，“尽管这个极大把一切都包含在它的包罗万象的统一之中，以至从绝对者产生的一切都在这个极大之中，而它也在一切之中，但是，它却不能在它存在于其中的众多之外有自己的存在。没有这个它无法摆脱的限制，它就不能存在。”因而只能是相对的极大，有限的极大。由此出发，尼古拉深刻地阐明了世界无限性的道理。他指出，虽然宇宙不能象上帝那样是绝对的无限，但也不能认为它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任何能将它包入其中的界限。尼古拉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地球既不是中心，也就不能没有任何运动；所谓不动的恒星天层也不是世界的圆周或边界。尼古拉这些有价值的猜测，打击了当时占统治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对新的天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第三种极大。“由于宇宙是以浓缩的方式存在于众多之中，所以我们就在众多的事物本身中探索一，探索极大。在这种极大中，宇宙就象在它的完成中那样，以最高、最完善的方式存在着。”这里讲的极大实际上就是世间的万物。
把上帝、宇宙、万物都看作极大，表现了尼古拉哲学的泛神论倾向。不可否认，这种泛神论还是很不彻底的。它表现在作为上帝的极大是绝对的，而作为宇宙的极大是相对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二者并没有完全等同起来。但是，在他这里，上帝的创造已经不再是从无中创造出有。“由于造物只有通过极大的存在才能被创造，而在极大中，存在、制作、创造都是一回事，因此，说创造无非是说上帝就是万物。”上帝是宇宙的本质，展开而为万物。
尼古拉认为，人就是万物之灵。人是一个小宇宙或者小世界。他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合了尘世的东西和神的东西，结合了物质、有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有灵魂的理性，象镜子一样反映了整个宇宙。这种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思想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观点有着深刻的一致性，是这一时期人的观点的普遍形式。
2．对立一致的原理。
在论述泛神论宇宙观的同时，尼古拉提出了“对立面的一致”这一辩证思想。他把上帝和宇宙看作是极大与极小、绝对与相对、一与多的统一，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是一个不同部分的和谐整体，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尼古拉进一步从数学、几何学论证了“对立面的一致”。例如“极大与极小都同样是最高级，因此，绝对的量是极大的量和它是极小的量是在同等程度上的，因为在它之中极小与极大是重合的。”同样，无限的曲线和直线也是统一的。直线、三角形、圆形、球形在无限中也是统一的。尼古拉认为，矛盾仅仅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一切对立最终在上帝那里达到调和，达到和谐的统一。“因此，对立面的规定性仅仅属于具有多或少这些特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这里，这些规定性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但它们决不属于绝对的最大，因为它超越了一切对立。所以，由于绝对的最大在其绝对的现实性中是它可能是的一切，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对立，以致极小重合在极大中，因此绝对的极大以同样的方式超越了一切肯定的和否定的表述。”尼古拉以神学思辨方式表达的“对立一致”思想，显然包含有合理的内容。它是近代西方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3．认识能力的区分。
为了认识世界和接近神性，需要运用和发挥人的认识能力。尼古拉把人的认识能力大致分为三种，即感性、理智、心智（包括直观）。感性（sensus）和想象只能提供混乱的图像。理智（ratio）分析事物，确定时间和空间，用数字进行运算，给事物以名称，并按照矛盾律区别开对立面。心智（intelletus）则把对立面调和起来。最高的认识是心智的直观。在直观中，对立面互相融合在无限的统一之中，灵魂与上帝达到一致，主客体的对立也消失了。尼古拉把三位一体的神性公式应用于说明认识能力，企图说明三种认识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心智是头，理智是手，感性是足，较高的认识阶段包含了较低的阶段，并在较低的认识能力中发挥作用。较低的认识阶段又是较高的阶段活动的基础。例如，理智只有当感觉为它提供了感性形象时才能区分，心智也只有当理智为它提供区分开来并需要加以结合的材料时才会结合。另一方面，理智作为意识或注意在感官之中活动。心智的统一指导了理智的区分工作。不同的认识阶段不是各自孤立的认识功能，而是一个共同活动、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体系。
4．论“有学问的无知”。
尼古拉认为，人类认识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把未确定的对象与确定的对象进行比较。“一切认识都产生自比较”。如果两者相近，这种比较就容易一些，如果相距较远，这种比较就困难一些。因而认识总是具有某种相对性，它不能认识无限的东西。“无限者作为无限者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它排除了一切可比较性。”认识无限只能凭借神秘的直观，但由于它无法排除感性的干扰，所以很难达到。希望完全认识无限的东西，就象是猫头鹰试图看太阳一样。尼古拉指出，我们的认识只能是一种假设，但如果我们我们停留在这种假设之上，认为这是最终的答案，那只会导致谬误。显然，尼古拉的结论并不是否定性的。他认为，假设既非全真亦非全假，我们可以通过越来越真的假设尽可能地接近真理。
尼古拉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自知我无知”来说明认识到自己一无所知，正是一种知识。尼古拉还提出“有学问的无知”，是指学得越深刻，就越接近于真理。尼古拉用有学问的无知，间接地否定了经院哲学。
尼古拉把认识看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相联系的。他举出一个多角形同外接圆的关系作为例子，说明人的心智与真理的关系：“心智并不是真理，它从来不能如此精确地把握真理，以至它不能无限更精确地把握真理了。心智与真理的关系就象多角形和圆。所画的角越多，多角形就越象圆。但是，即使无限增加角的数目，多角形也永远不会等同于圆。”
这说明在尼古拉看来，人能够不断接近真理的认识，但是却不能达到绝对的终极的真理。所谓有学问的无知，意谓着“有学问”和“无知”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包含有认识过程中有知和无知、相对和绝对、有限和无限辩证联系的思想，这对于批判经院哲学的独断主义，推进哲学和科学的进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他片面强调不能达到绝对真理的本来面目，最后只得求助于神秘的直观以至神的启示。这是他的哲学神秘主义思想的表现。
作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作为一个近代哲学思想的最早的开拓者，尼古拉的哲学对后来布鲁诺、莱布尼茨以至谢林和黑格尔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