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叙实：我和赵毅衡先生相识25年来的符号学分歧
忆往叙实：符号学经历中的一个侧面
（关于撤销对赵毅衡先生邀请事件始末：一个符号学式的现象解刨）
李幼蒸
【仁学：是非分明，善恶分明，爱憎分明；道释：除真伪，泯是非。
鲁迅的“人血馒头”的主题不是残酷行刑，而是围观群众的麻木不仁和不辨是非。】
（注：本文陆续拉杂写成，写毕发现有不少意思重复处，但为了节省时间，不拟再全面调整更动，而各段有所重复处，为了前后语义连贯也不好删削，遂决定保持原状，好在并不影响读解文意，只不过影响到文章本身的文字风格而已。本夹叙夹议文仍然采取了“主题套接”行文方式，以简便撰写方式，因此而频频使用括弧，阅读时或许会产生不顺畅之感。诸多不便，尚祈见谅。顺告：这样的批评性文章【抱歉，我在南京大会前曾宣称自南京大会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事业，结果又继续介入；不久前我刚在“人文科学理论危机15题”发出时宣称，该文将是我最后一篇批评性文字，结果再次被我自己“毁约”。只得自圆其说曰：事虽有不得已，理实有说不清！】，我认为此文极其重要，却也确知不可能被出版社、杂志社正式发表，因此建议有兴趣的年轻读者将此文存录，每年拿出来花两小时重读一遍，就会不断读出新的意涵来。本文不止因赵毅衡事件而作，岂非颇可于读文而“一叶知秋”！）
本文要点：
l 经过两年来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同表现的多次经验积累，确信赵毅衡先生及其团队从事的所谓符号学学术方向及其运作方式，非常不同于我所主张并企图实现于“中国符号学论坛”实验活动中的学术方向和方式，认识到双方在论坛内的共同存在必将影响论坛事业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作为论坛的创建人之一和实际维持人之一，不久前主动通知赵团队，撤销其原由我本人对他们发出的加入论坛和加入小组的邀请。
l 赵先生之后向论坛成员发布通函对我的这一决定表示严重抗议和谴责，我作为撤销邀请的决定人也发送通函加以反驳。赵要求论坛集体表决是否同意此决定，对此我继续发布通函解释本论坛尚非正式“群众团体”，只不过是由我本人维持的一个学术性“实验群体”。论坛内并不存在任何表决机制。
l 本人做此个人性决定的主要原因尚非以上所说的学术方向和作风方面的差异性本身（此类现象到处存在，对其纠偏自然不是任何个人会自以为有能力卷入之事），而是担心二者在同一“符号学”名号下于论坛内的“共同存在”，会使得论坛的运作性质和方向及社会观感，受到赵团队多年来所经营的日趋强大的团队势力【他在通函中暗示我因见其学术活动成功而发此难。“这的确是具体原因之一”：通过学术名号推进不当而隐蔽的派系势力集团并经营有成，实乃学界之大忌。今日只因学界秩序混乱不堪，我等才需要加倍小心，以免为不当学术势力集团所乘】所制作的“符号学形象”之影响。因为赵的符号学及其运作方式与我36年来在国内外从事与推动的符号学事业，很少具有共同处。“符号学”一词今日在国内外已成为到处被人滥用以至于学术形象日毁的领域。为了维持论坛的学术纯正方向，只得决心做此区隔。但是，我在此补充一点，我的所谓“切割”只是指在两个学术团体的运作筹划方面的切割，并不是意在阻止赵团队日后参加论坛组织的各种活动。论坛活动当然对于任何有兴趣者均需开放。如有学术分歧，论坛会议上彼此辨个明白，岂非正好！
l 所以我的决定的目的只有一个：使赵团队制作的所谓单一学科或“赵学派”的传媒符号学和“论坛”追求的跨学科方向的中国符号学分道扬镳，不使二者继续相互混同。本人对赵团队单方面发出的此一“劝退”决定看似“突兀”，实际上思考和犹豫已久，两年来并已多次有所表达，直到论坛经历种种挫折今经重新调整再出发之时，才下定决心做此切割，以免世人以为中国存在的各种“符号学活动”都是一回事。“论坛”不是一个追求参加者各人不同目的的利益共同体，而是追求不同学科学人跨学科间平等学术交流的一个松散的、但公平相处的学界志愿者团体。参加者都是以增加自身及他人的跨学科学术经验为目的；因此论坛要避免任何借助“符号学论坛”名义追求派系利益的企图，这是本人参与建立和维持论坛的一贯原则。此一决定的“独断性”（在中国学界目前混乱脱序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唯一有效的方式）也是后果承担之“独自性”，其他人对此不负任何责任。此一“切割”的决定，在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符号学发展史上所含有的积极意涵，大概要一段时间后才能为人们理解吧。
l 1988年赵毅衡自美国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生位置上返国介入我在社科院哲学所已推动了整整10年的中国符号学活动；新世纪以来他又从英国伦敦大学汉语系汉学家的位置上作为“爱国海归”返国，以其几十年来并无涉于多少理论研究的教育背景，介入我十余年来与中国社科院、南京师大外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等单位共同推动的中国符号学高级理论活动。赵两次由美英比较文学及西方汉学界返国参与我们以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为最终目标的中国符号学事业时，显示出他虽欠缺基本理论性训练，却因其善于迎合国内高教文科理论教育严重落后局面，根据他去国期间国内积累的大量中文学术资料的方便性，制定了一种“简化符号学论述”之战略，实用主义地、成功地满足了本来也欠缺任何理论基础的若干领域内师生读者听众们的低端理论要求，并赢得了同样不了解符号学为何物的上级领导的青睐，以至于今日势力大张，足以“以伪乱真”，误导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大方向。为此，我认为我所参与创建的“中国符号学论坛”活动不可能再与赵毅衡先生几年来“经营有成”的符号学势力共同合作，故而主动撤销对他及其团队核心工作人员的邀请。用以向学界表示，彼此的所谓“符号学事业”是不同的两回事。并借此表达，此一决定也许不合两岸学界所持“彼此表面一团和气而可暗中争名夺利的职场规则”，即不合商业化学界唯利是图式的、道释家“泯是非、去真伪”式的潜规则，而本人提倡的仁学则坚守科学治学的“真伪是非分明”的原则；对此一“余不得已也”之决定，尚祈各界谅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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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忆往叙实”体例追述本人与赵毅衡先生25年来的学术接触，以说明彼此的符号学理念何以不同，以及本人何以要“利用”论坛的非正式身份的方便性作此单方面决定的背景和理由。“论坛”存在至今之所以尚可勉强维持，正是因为其“随意性”或“灵活性”，首先因避免了正式团体的程序性要求而可能引致参加者的“精神负担”。后者将迫使参加者公开对人、事做出表态，这是违反今日学界大家都要避免卷入麻烦的生活智慧的。如果要那样做，也须先制定一个判断成员学术资格、投票资格等一系列绝非民间团体可顺利安排的规定。如此必然引发争执，谁还愿意参加这样一个无利可图的、纯粹学术实验性的活动呢？符号学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跨学科、跨地域、跨单位、体制外的、有关新知新学新理的集体学术性实验，在其初起阶段维持此特殊运作形式，才可避免体制内的层层固有局限，特别是学界人际关系日趋利益交易化的局限。
（1）1987年底当时由社科院外文所前往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系读博期间的研究生赵毅衡（以下有时简称赵），首次到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找我（我们本来并不相识），说他已向三联书店领导建议由他和我在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上组织一次关于符号学的对谈。我当时对于赵一无所知。因为他多年在外读书，也不知道他在国内发表过任何符号学或西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或译作。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意有助于国内了解什么是符号学（因为《读书》那时只发表过北大金克木老先生的算是他本人创造的“本土符号学”的若干文章），而我自1977底年起到1987年底这十年间已经出版或完成了很多关于符号学、欧美哲学、电影理论、文学理论、历史理论、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译、着，十年来从事于在国内介绍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西方理论流派的工作。除于1977年底完成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并于次年在杜任之先生推荐下交付商务印书馆外，至1987年底止已发表或已完成交付出版社的相关现代西学经典译作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写作的零度》、《纪德的日记》等若干种，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以及已交付商务印书馆的译稿有保罗-利科主编的《主要哲学趋向》和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编辑和翻译了麦茨、艾柯等所写的《电影结构主义译文选》；参加组织了《哲学译丛》的“解释学哲学专辑”的编译，协助编译出版了《现代西方历史理论译文集》，集中首次发表了我译历史符号学文章；发表了两岸首次全面介绍当代以法国电影符号学及结构主义为主的西方新电影理论专着《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等。当时在美国读书以及此前在外文所学习西方诗歌的赵对我的这些工作大概也未必知道详细。
不知他是如何知道我的。由于他来自美国，我当时以为他也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的。
（2）但是当我向时任我室研究人员的甘阳（他自从和刘小枫等组成“世界与中国”编辑部后，据悉，已被《读书》领导安排成主导负责该杂志社评和理论部负责人之一）提出赵的此一提议后，甘阳答复说：“我们认为李老师你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赵不行，他在外文所或国外没有这方面的成绩表现，而且在外文所的风评不佳”，等等（大意）。此意遂作罢。
（3）我在知道赵是在伯克利比较文学系读博期间（那时好像临近毕业？）才开始接触（我其实一直并不重视的）美国符号学的之后觉得，如组织一次座谈会，谈一下欧洲符号学和美国符号学的异同优劣，本来也并非无益。我于是向赵反过来建议：我们可以在社科院组织一次跨院、系、所的符号学讨论会。当时，中国逻辑学会在日本符号学学会（时由日本符号学的逻辑学派主管学会事宜）来华引介符号学之后，在武汉大学李先琨先生领导下马上成立了一个逻辑学会下的“符号学专业委员会”，在逻辑学界开始推广符号学研究。而时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的周礼全先生正好也是美国莫里斯符号学在中国的最早引介者和翻译者。对于组织这样的座谈会当然也赞成。但是当时哲学所的逻辑学室其他研究人员对于所谓“符号学”并不熟悉，一度反对过逻辑学室介入符号学。周先生对此却很热心，并向时任哲学所副所长的逻辑学家倪鼎夫先生建议由哲学所来主持此一跨界座谈会。与此同时我作为现代哲学室的副主任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也向学会主席的汝信先生提出此一计划构想，并获得他的积极鼓励，虽然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说他本人就不出席了。我接着联系自己作为《历史理论》编委的该刊主编陈启能先生（他于七十年代末开始约我在该刊上撰写关于法国年鉴派结构主义史学和其他西方历史理论的文章，并后来聘我担任该刊编委之一）建议他组织世界史所和近代史所的历史理论研究者也参加研讨会（陈后来负责将我译的波斯纳在其主编的《符号学百科辞典》上具有显著跨学科特点的长篇导言油印出来在座谈会上加以散发）；我又联系我作为其编委之一（因本人的电影符号学译、着关系被越界聘任的）的《当代电影》编辑部的姚晓蒙先生，建议他组织电影符号学界人士参加，他表示积极支持；我又联系与我有联系的语言所伍铁平、赵世开等资深研究员等参加会议；我忘记是由我还是通过我所美学室还是由赵毅衡联系的文学所人士（该所理论组了解我的工作并在不久前《当代电影》组织的座谈会上大家认识）参加，后来该所一位副所长也到会。当然我也邀请了《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的责编黄德志女士以及出版社编辑部参加。同时我完全支持赵邀请北大中文系和外文系老师们参加，以增强跨学科、跨单位的规模。至于天津方面的参加者，我忘记联系细节了，可能是我收到张智庭先生闻讯后来信（？）时才表示当然欢迎天津学人前来参加。最后到会各界人士大约百人左右。我后来被几位朋友参加者告知，此一聚会可能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一次真正人文科学跨学科的聚会。会务的实际经办方是哲学所，会议日程由我本人制定，大致是上午座谈，下午按学科类进行学术发言。（《历史理论》后来发表了会议简述）
（4）按照我的构想，这样的聚会纯粹是为大家关于“什么是符号学”的理解交换意见的机会，也是我从事了10年密集研究后首次借此机会向各界学者汇报关于当代符号学思想要旨的机会，借以引起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跨学科符号学方法论的注意（特别因为当时初起的符号学界还很不熟悉当代欧陆符号学理论。因百年来中国文科留学生大多数在美国获得学位，比较熟悉美式自然科学式及实用主义式的人文理论）。在哲学所此次实际上由我具体设计的座谈会筹办过程中，我也向外文所合作者赵通报了计划内容（来自美国的他当然没有料到，所谓符号学会牵扯到各学科的方方面面学者。顺便指出，英美符号学学者多坚持“哲学演绎基础轮”方向，不大了解人文科学跨学科的符号学方向之意旨何在）。在进一步接触中我才意识到他对于什么是当代符号学所知极其有限（大概主要是他在美国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课程中获得的知识），而且还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内具有从事理论工作的经历与成绩（由此可反映其性格：稍知学界流行，就急于借机炒作）。他那时当然介入不了学术界关于此一高端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考和讨论（其他专业参加者如果尚不熟悉什么是“符号学”，却已具有各自学科内的专门知识背景。其实这正是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才知道《读书》杂志拒绝他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否则，对谈什么呢？（时至今日，尽管他从国外汉学系任教回来重新在国内主要借助于中文资料研习了10年符号学，我仍然可以说，如果有谁组织一次我和他的对谈的话，我真不知道他能谈出什么来？）但是当他把杨周翰、金克木、乐黛云等著名学者邀请来后，我突然觉得他的态度有些不对：似乎他把这样一个“符号学吹风会”看成了一个“PK”势力的场合。我再环场观察，发现到会者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较年轻的开始接触过符号学并极具学术热情者，他们当然是“为求知而来”的人。而另一类人则是当时的“大腕”和各界“领导”，他们不过是想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符号学，估计一下其价值，对于符号学本身没有什么认识。可是，慢慢地我发现不对，有些“符号学积极分子”也是带着具体目的而来的。他们以为这个会是社科院组织的一个“符号学学会”之类的前奏曲，所以在此试探一下寻找可能占有“一席之地”的机会。我作为会议的主要设计者，在由倪鼎夫副所长宣布开会后渐渐发觉“味道”变质，座谈会好像要变成了领导和大腕们“主导”的显示各自“地位身价”的某种东西，我等实际研究人员反倒仅成了“办事人员”【杜任之于1979年倡导和主持了太原全国首届外国哲学研讨会，这是一次新时期思想理论界大解放的宣示，杜老的主旨发言由我起草，会议议程由我参与编制，而到了开会现场，有一些哲学所的“老人”却打算显示他们才是大会“主角”，而意图将我等贬为“办事人员”，此一出自“等级资历意识”的官场姿态也为我当场以行动驳正之】。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些领导“非常自然地”公开表示，“谁知道什么是符号学，希望定期到我办公室或家里来给我讲一下”。在大腕和领导们陆续发言中，一方面表示不大了解什么是符号学，而另一方面则表示愿意“领导”符号学，此时黄德志女士（她也是日后我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的责编）突然插言道：“怎么会议组织者李幼蒸同志还没有发言？”我在此“戏剧性插言”的刺激下，也竟然情绪性地站起来说：“今天的座谈会希望实际从事符号学研究的人多谈谈，并在自己的座位上谈即可，不必都到主席台来”。【我的此类“情绪性及时反应行为”，或可比拟于我去年在南京大会上的‘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上的及时性反应一样：当我“突然”发现“论坛”被人要公然加以抢夺时，来不及思考就冲上主席台加以制止。读者诸君，请不要以“常人”之心度本人之腹。本人没有任何兴趣与学术投机者争夺什么“论坛”领导权，本人之此类行为属于体制内循规蹈矩的诸君可能已经不熟悉的“学术义愤”了？学界徒知贪污腐化为“恶”，而不知学术心术之不正为更大之“恶”，因前者仅触及物利公平问题，后者则直接败坏并带坏读书人之“心灵”，而此正为人文学术前进之必要心学基础】我这样一“越权”宣布发言“规则“，全场沉寂片刻，而此时赵所引领来的到会者之一竟也突然大吼一声：“我们要在周礼全先生的领导下搞符号学！”（大意）其意明显在反驳我的意见。我一看这个气氛和架势，才进一步明确了到会者其实各怀目的而来，哪里是来讨论和学习什么符号学的！但是毕竟这是哲学所主持以及由我设计的会议，接着就开始了一位一位就坐发言。（张智庭先生也是此时的发言者之一）。下午学术讨论部分本来就是要由我主持的，中午休息时，一些青年人围绕着我和在该次会议上积极支持我的陈启能周围谈论以后符号学如何搞的问题。此时，赵毅衡突然一改其原先带北大大腕前来“pk”的姿态，而是也颜悦色地主动凑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来加入谈话，跟没事人似的。我遂突然增添了一次对后文革时代青年涵养的认识：好一个软硬随时换挡的功夫！
【申论：如果说，我于1977年译出的、被台湾《中外文学》视为中文“第一部”结构主义导论的《结构主义》只可能是译者于此前20年来对于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理论进行过长期独立研习后才可能完成的译作，那么本人1992年在德国完成、在中国出版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则首先是在此前10年来上述完成的译着工作基础上以及在德国根据大量西方原着进行进一步专门研究后才有条件加以完成的。我在此提及这一个人符号学学术经历事实，只是想再一次提醒二十年来在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符号学学者，所谓“符号学研究”绝对不是只根据少数二手资料完成一本“概论”那样简单。学习符号学的学生也不是按照几本教科书知道了符号学的“大概”就算是符号学学者了（仅有这类学习经历的人，应该说其学术收益可能比任何常规学科的学术知识收益还要差得多，可以说这类符号学浮表知识，一点价值都没有。他们可能完全被导师在忽悠着，浪费着其宝贵光阴！）。二十年来中国符号学界发表了这么多“回顾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中国符号学史”的文章，多是通过将本派任何出版过的以“符号学”为名号的文章书籍的作者胡乱收集起来，就算是本派的符号学成绩表了，并借以宣传本派的符号学成就。这类导师安排的或者导师自己撰写的宣传性文章大多名实不符，他们以为符号学研究是这么简单的事：只要通过拉帮结派宣传就可成为著名符号学家或学派。我们倒可以从这类有意歪曲性报导中瞥见作者的背后用心。为什么本人《结构主义》小册子也会受到80年代初企图按照结构主义路线研究中国诗学理论的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刘若愚先生的关注、并向王浩先生打听我的背景呢（王浩先生告我）？为什么余英时先生在收到我的这本书后还专门嘱咐我以后有理论性译着就寄给他呢？（相关另一套我与美籍华人学者的故事见它文）就是因为此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高度跨学科性恰恰是美国文科专业化的科班学者们所欠缺的（不要说美籍华人，就是理查-罗蒂也并不具备这类跨学科理论知识的认识论视角）。本人在1983年出版的全面引导性的关于伽达默尔和利科的两篇解释学的文章，当时也曾给予具有美国哲学博士资格的港台美华著名教授们一次重要的知识性启发（详情早先已述），原因也在于他们的洋学历的单科性经历，限制了他们对当代跨学科新思维的理解力。而两岸四地长期崇洋媚外历史和势利积习，却导致公与私两方面的科班资深学者们对此体制外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成绩感到“不服气”。以至于他们一方面要私下研读我的作品，另一方面则要加以打压和排挤。（我必须在此再次提到此一“事实”，因为今日跨学科理论研究的最大障碍正是来自各种学科大佬们的！他们的问题还并不是自身知识结构的单一性问题，而是不能见贤思齐、成人之美的学风问题）不幸，参加过“京津符号学座谈会”的哲学所的新领导中，竟然有人自此以后就开始专门“照顾”我在国内外学界的活动及其影响力了；此人开始与80年代有过洋学历的理论精英们合作，设法多方面地对我从事新知新学新理的工作加以排挤，以避免我介入由他们联合后新建的各种新学术组织。以后十几年，在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释学这些由我在中国甚至于两岸美华学界率先导引的欧美新知新学新理领域内，一方面防止我介入他们所主持的学术团体，另一方面对于我的相关贡献加以掩盖、排挤，自然他们决不会因此而忘记继续暗中研读我的译着以获取他们在阅读原着中消化不了的理论性知识。无奈本人是读“孔孟”历练出来的，不会被这些人的拉帮结派行为所吓倒。加以本人一本为国家、民族、人类的共同学术事业而献身的志愿，哪里会在乎这些产自文革的学界投机家的帮派行为【那个在国内外对我多次进行破坏和排挤的“领导”就是一位在文革期间颇有前科的人士。他的最大杰作就是向法国高等社科院提供了没有我的名字在内的“中国当代研究法国学术理论人员名单”，虽然我自那时迄今始终是此领域作品最多者。我那时在列维斯特劳斯推荐下适巧正在独立访问高等社科院，人家于是出示来信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发表完成过比别人更多的法国理论着译作品的话？”这个领导在我居德和来美后还曾多次对当地外国友人和中国学者造谣并企图阻碍我的顺利居留和研究】。所幸时代不同了，国家的学术政策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不会再由上级官方介入这些来自旧时期积习所制造的人际纠纷。如我1992年在台湾出版的《结构与意义》文集序言中指出的：新时期十年来，作为文革期间长期经历“惟有京城最堪隐”的民间无业者，我在哲学所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政工部门的任何“压力”（甚至于我本人的就职和妻子的调京都是所领导和人事处属于“老干部”类型者的无私帮助的结果），反而是来自旧时期和文革的“受压抑的”一些知识分子们将我视作既要加以排斥又要自我袭取新知新学的对手。他们在改革开放获得了自由后（包括不少右派）就马上学会了“欺负”和“役使”其他知识分子。那位长期“照顾”我在国内外“动向”的文革留用干部，如果说他的作为属于旧时期的极左官僚积习，那么那些上山下乡回来后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呢？怎么一下子左的和右的立即心照不宣地走到一起来了？他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共同伎俩是：开展和老外洋人或洋导师的特殊“合作”，借以实现借助国内崇洋媚外环境开展拉帮结派的学术垄断，其直接目的是打压国内有重要学术贡献的独立学人，以有利于自身的学术帮派经营（如果长此以往这样下去，如再希望中国人文科学进步倒真是异想天开了。今日在政经领域发生的各种问题，在文科文教领域都可能更严重地存在，虽然大多数并不以金钱形式出现。但须知：在学术思想界，追名和逐利的负面本质和恶果是等同的）。我以前指出过，改革开放后学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种“三合一”的“学术结盟”关系：一是新一代精英，二是旧时期遗风未除的个别学界领导，三是不明就里而只想着来华增加个人影响力的洋人们。可以说，用洋人及港台美华名人来打压国内贤能，就成为一种不时可见的官场与学界习惯。我也因此指出过，为了中国新时期人文学术的切实发展，必须揭示如下隐蔽的意图：人文学界通过制造昔日“大师”和“名流”的“先贤祠”，以实质上让人文学术理论向后望而不是向前瞻。于是，符号学分析技巧（其最擅长的分析方法论即在于文化学术意识形态机制分析）则可有助于我们剥开国际学术交流表面，来看透诸运作者背后真实动机、目的和方式。】
（5）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我就到了西柏林，在那里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初稿，并在转波鸿大学哲学系后从事了长达8年的跨学科（主要在伦理学、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之间）、跨文化（主要在国学、儒学、仁学之间）符号学研究和写作。在此期间积极参加了各种国外符号学活动。在几次国际符号学会议上见到过来自中国逻辑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人士，但再没有见过赵的身影。于此同时知道同时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张隆溪先生毕业后已经任教于国外及域外比较文学专业，而后来得知赵已改行加入了英国汉学界，成为了一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汉学家。我也没有发现他在毕业后的这十年里发表过任何中文或英文的理论性文字。【等到他今日在国内“功成名就”后被弟子们追溯其作为海外名教授因爱国而毅然辞去国外教职开始服务于祖国的西学理论建设时，真不知他的国外“学术成就”究竟是指什么？】1996-7年我在筹备第8届墨西哥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首次“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时，为了扩大参加者规模，曾经主动与时在伦敦汉学系任教的赵去信联系，问他是否愿意参加此一圆桌会议？他来信说他现在已经不研究符号学了，而是主要从事小说、（或）诗歌类作品研究，并对我的持续符号学研究表示敬佩之类的客气话。我这个人做事就是：有一线希望就努力试它一次。他任教于汉学系，而我实际上就是拿着基金会汉学部门的钱从事着跨文化、跨学科的理论性研究的，并在计划范围内顺便考察当今西方汉学和日本汉学、港台国学的学术结构和方式。【坦白说，我本人在符号学计划完成后又获得基金会长期资助，主要原因就是汉学部负责人恰恰是爱好西学理论和符号学者，也同样深感西方汉学界不重视现代理论不对，因此赞同我的批评言论并给予了长期资助。（至于后来关系变质，那是下一阶段的故事了，在此从略。）如何影响和促进西方汉学新一代学人的理论化治学方向，岂非正是摇篮中的“中国符号学”的目标之一？我于是继续给赵去信鼓励他利用自己在西方汉学系任教的体制内方便，在系内和领域内提倡符号学（如同我今日鼓励在巴黎汉学界任教的王论跃先生在西方汉学界倡导符号学一样。王先生也是专攻法国文学理论学位后转入法国汉学界教学的】虽然我那时已经知道他在国外汉学系任教这10多年来并未继续研习符号学，而且从他没有这方面的着、译作品看，他也的确并不熟悉高端符号学理论知识，但是他到底有过学生时关注符号学的经历，未尝不可以和时已渐具雏形的中国符号学界合作，在国外汉学界从事符号学鼓励和推进的工作。他那时对此建议并未采纳。现在我不知道他后来决定离开英国汉学而返国重新开始符号学工作，其中有没有受到我那时去信启发的作用？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他是于新世纪回国后才在中国已经渐具规模的符号学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进入这一西学领域的。（如是，他的西学理论就不是在西方学的，而是在中国学的。是踩着中国学者的脚步多快好省地前进的）这样，他就等于从来没有在国外进行过符号学研究或参加过活动，而是回到国内来才开始符号学研究的。
（6）我在前文已谈过，2008年在张杰、顾嘉祖、辛斌几位老师积极筹办下我们在南师大举办了“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我和南师大外院结缘于2004年北京社科院召开的“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国际研讨会”，（到会者仅十几位外宾，但外事局人员告我已是社科院举办过的外宾最多的一次会议）会间张杰先生邀请我路过南京时随时前往该院讲演。那时我正好会后要去沪杭，遂于过南京时往访了南师大外院。而之后彼此合作的正式展开，却起源于2006年顾嘉祖先生的一封问候的友谊信函。我遂于参加2006年山东大学“顾颉刚先生学术研讨会”之后转赴上海大学历史系和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讲演旅途中，再次在南京下车去南师大外院讲演。结果，这次的偶然接触，就开始了彼此后来的长期合作，一直发展到2012年国际符号学大会在南京成功的召开。】那时我因受邀组织人大出版社《巴尔特文集》翻译工作，遂联系到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也研究和翻译巴尔特的前驻法外事工作者张智庭先生和在湾区教授中文和法文但从来没有看过巴尔特书籍的张组建先生担任文集项目【此前在我担任人大出版社《列维斯特劳斯文集》总序写作时曾经推荐过此前也是从来没有读过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的张先生，参照已出版的从英文翻译的《结构人类学》中文译本，再根据法文原版重译该书。我在推荐时曾经嘱咐张先生在译毕后要提及并感谢原中译者。张组建先生不久前在其老师杜小真和张的后来留法学生主持的、由几位法国汉学系来华留学生担任顾问的“傅雷翻译奖”首届评奖中，即因该译本获奖。后来人大出版社向我建议将我译巴尔特的《小说的准备》译本送交该评奖机构参加他们的下一届评奖，为我立即拒绝。不仅因本人一向反对在学术理论界搞这类华而不实的、其运作机制类似于“选美”的学术等级排序大忽悠。另一方面恰恰此一获得法方资助的中国法文翻译评奖机构的主持人本身几乎都是没有高端理论理解和翻译能力者。这不是大忽悠是什么？学界有良知的学者，应该鄙视这类对于复杂人文理论研究进行“等级化评定”的操弄。其运作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人际利益交换勾当。中国如此，国外亦然。有由美国商界大亨出资成立的所谓“诺贝尔人文奖”，亦属“洋忽悠”类型。更可证明此类“奖”是可以用钱炮制并为个人量身定做的。不久前某台湾大亨也要设立比诺贝尔奖金更高的文科奖，以用金钱相互pk。可见商业化已经腐蚀人文学术心灵到了何等地步！】。张智庭在我邀请他参加南京研讨会不克成行时告我是否可以推荐已在川大任教的赵毅衡参加。我马上表示欢迎，并主动联系赵。对于他回国参加符号学事业很高兴，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国外经历的人参加此一学术合作事业。但是，在他表示极愿参加后，我才突然记起二十年前的“旧事”：他曾经引领北大大腕们到会挑拨关系，并企图利用学界等级文化环境，通过并不研究符号学理论的学界大佬们前来觊觎“中国符号学势力地位”。我那时就不懂得，像杨周翰教授这样的英语界名家，本来根本不懂符号学或解释学（就像钱钟书等老一辈著名学者对此也是基本不懂一样，只因国内学界新“造神风习”而使得学界不再区分名实，一律将其作为“新神”加以崇拜，加以利用），他自己不懂当代西方理论，这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中国百年来特殊历史经历的客观结果，而到这样的国际文学理论会议上来，是为了学习而来，还是为了“显示力量”而来呢？如果是为了显示力量，那么在西方地界用“英语学力量”来pk“符号学力量”有意思吗？我们的一些老权威们怎么就会以为只要在一行内升顶后就可以行行顶用？在同年秋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再遇杨先生，我告知他洋人对于中国符号学处理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他马上答称：“那他们应该找我们来呀！”俨然一副要把任何中西比较研究都大包大揽的姿态。中国的“权威”就是这样被官方惯出来的，弄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行动目的和所处环境了。而他是否看的懂我在会上发表的“因格尔登和中国昆曲符号学的比较研究”还成问题呢。大师们怎么就没有一个学习一下新知新学的自我意识呢？哪里只是杨先生，我们的大批大师、大佬们都习惯于不懂装懂，摆资格，比势力。这类传统文人习气真是太可怕了！而今日赵某等自己不进行补课和认真研究而要轻易地“拉大旗作虎皮”：充分利用社会公认大师的名号来为自己壮声威，并借以忽悠经验不足的读者大众，引导大家不朝向真理目标而朝向人为制造的权势目标。
2008的国际会议，也是我们为了在2012年国际大会在中国召开的一次重要“前哨战”，即一次重要的国际性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实验。而且这是通过多方面辛苦准备安排成功的【当时在南京召开的此一关于人文科学理论的国际会议首须越过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参会外宾个人简历核实程序。等到2012年规模更大的同类会议时，江苏外办已不再要求履行此一程序，可见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政策在逐渐开放中】。我作为此国际会议的倡议人、国内外协调人以及南师大筹备会顾问，一方面个人固然首先要“具体观察”一下南师大外院承担此类大型国际会议的能力如何，另一方面并非不重要的则是一种难以“对国人公开说明的”隐忧：不能让崇洋媚外分子将聚会演变成乱拉乱捧洋关系的场合（因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着“满大人文化”传统：压制同胞，谄媚洋人.）。对此，本人反而首先须警惕西语系背景人士，特别是那些有国外留学经历者。这就是为什么我突然对赵再次介入我设计的符号学活动的后果产生某种“警觉”的心理背景，因为他在先曾有过此类学术动机记录：在他对于符号学当初所知极少的情况下，从学生时期起他就具有拉集大腕谋划学术势力营建的意识。我于是不够礼貌地（正如这次对他劝退论坛也的确有思考欠周，做法上“不够礼貌”之处）坦率警告他，不可企图到会再影响南师大筹备会的工作。此一坦率警告态度相当于提醒他我并没有忘记1988年座谈会上他的不合作表现。为什么这么“看重”他的能量？因为他不仅是西语系出身、是留美博士而且还在西方大学任职过，这三者都是可以在落后的两岸学界“兴风掀浪”的重要本钱。体制内领导更是只重资历，不看实质，他这“三大件”自然就是在中国人文学术体制不健全环境内最有利的pk资格证明。他于是向我来信保证一定尊重南师大外院的领导权【我提出警告的原因还有，在先也有其他来自比较文学界的人士多次在国内外会议上试图“抢摊”和经营党同伐异计谋，如意图冒用并不存在的“官方代表团”身份将我的理事资格拿掉，此类宵小行径均为我一一“击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领域的人士这么有“进取心”，总是对本学科因欠缺任何理论性训练而实不能驾驭理论思维的课题领域，却企图借助流利外语，通过简述西方的时髦理论以及拉帮结派手段，经营其西学理论的学术声势。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心术不正！而学坛表面上呢？热闹非凡，因为他们看准了广大群众不会外语而领导更不知高端学术是非为何的大环境的“好使”。这是什么心态？投机主义。而他们正制造着在新时期由他们带动着新知新学发展的假相！】。对于赵，因为兹事体大，不可发生纰漏，我当然不过是预作提醒之意，估计二十年过去了，而且十几年前还在英国时对我有过友谊性表态，也就“前嫌尽释”。并在会议上为他引介过多个国外友人，介绍了他的国外学习和任教的背景。此后他遂开始了符号学界的国际性联系。【我当然也一直奇怪，他在国外任教多年，即使呆在汉学界，但他到底是比较文学出身怎么就没有像同是比较文学名校出身的张隆溪那样建立和西方理论界的学术关系。这只有一个解释：他在研究生期间并没有多少理论性研习背景，毕业后在国外也并没有参加过什么西方理论性学术活动。】
（7）我们之间也就这样重新建立了“符号学联系”。不久之后，他的多元化出版事业开始，我突然惊讶发现，他和其他西语系出身后来到国外学习西方哲学的人不同，不是像他们一样想方设法和原单位官方合作排除我加入那些原由我率先在国内开始的现当代西学理论研究领域，而是打出了“尊李”牌：在其创刊号《符号与传媒》上注明我为顾问团里的“首席顾问”。对此我之所以不解，因为他与我的接触方式显然也透露出“怪怪的”姿态（了解情况的朋友也这样对我说），因为他也同时对我采取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当时非常简单化的自我解释是，赵可能对于1988年聚会上的令我不快表现现在感到不好意思，所以才这样反常地给予我并不知道其目的何在的“礼敬”。我因和他年龄相仿，又是旧识，所以照惯例称其为“毅衡兄”，他则永远称我为“李幼蒸老师”。一位对于川大以及他所在学院有所了解的成都朋友非常关心符号学活动，却向我提供了赵在学院经营符号学的另一面表现，他告诉我，他觉得赵对我的态度相当暧昧，不知其真意为何，要我当心。因为他感到赵在川大及各地正在积极拉拢跟随者为自己造势，感到他是一个心机很深、明显借助符号学名号在大张旗鼓积极经营其派系势力者。朋友警告，他根本不是因为信从我的符号学理念而采取“尊李”的政策。那么为什么要把符号学理念跟他明显不同的人放置到这个地位上呢？心里当然也就产生了一个问号？的确在通信中感觉到他是一个深藏不露者，其今日沉着的风格已经大不同于二十年前在外文所时的毛毛草草了。再往后，他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国际文艺理论研讨会，虽然没有一个外宾参加。这次会议上，据了解，他也继续表现出“尊李”的姿态。直到三年前我在国内外访问时他也的确帮助我介绍过几个人，使我得以顺利到该校进行访问。对此我也在《仁学与符号学》文集序言中表示了感谢。我在访问川大时，蒙他代为联系与哲学系人士座谈和在该院讲演。离开前其夫人曾来宾馆送我茶叶辞别，顺便对我说，赵对我很推崇，赵本人也在近几年中做出了突出的符号学成绩，发表过一系列网上符号学讲学，等等。到此时为止我们之间维持着有些不明就里却友好的关系。此前我还从发展中国符号学事业的角度有过考虑在下次改选时推荐学会由他继任理事的想法，但后来纯粹因为考虑到我怕赵没有多少国际学界经验（在研究生阶段的文科留学生在西方学界是没有什么丰富其主流学界联系的机会的，而呆在汉学界时又进而窄化了自己和西方主流学界的联系）不足以应付复杂的国际符号学环境，处理好正在准备中的未来南京大会，所以又改变了此意，并向他致歉。而且我还没告诉他，在一次国际符号学会议改选理事时，我的确提出过由他替代我充任中国理事之一的设想。但因为意见未统一而作罢。我提出此事，不是为了抵消赵历数他对我的“帮助”记录而忘了我对他的帮助记录，而是先澄清一下他在此问题上曾经牵导读者“误读”我的通函文意。等到后面你们读到他如何明一套“助我”而后来在贵阳会议筹备期间又暗一套“损我”时，再对此做出自己的综合判断。那期间他当然是对我多方面示好，尊我为“首席顾问”，并乐意告我各地学者的电子邮箱和介绍我往访，这一切当然都是出于一个统一的动机。其背后内容究竟为何呢？
（8）我得承认我虽然大致了解了他在川大的情况，以及自2008年引介他参加南师大国际会议后希望他从此进一步积极于符号学事业（好像在2008年前他主要打出偏于文学性的所谓“叙述学”方向，而参加了南京大会之后开始决定进一步转向打出“符号学”旗帜。也是在此时后，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表面上“尊李”的招牌）等到他的大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出版并寄予我后，以及将刊有我文的《符号学与传媒》寄我后，工作计划极为忙碌的我本人才开始进一步翻阅了一下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这正是一位比较文学系（而非西方更为专深的英语系）出身者的写作，可以说是根据各种二手作品，并联系“中国文化国情”后（即赶时髦地“增添”了“中国元素”后）的产物，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拼凑“理论”并无什么重要性，但却立即明白了为什么该书会在国内文学界产生较大反响的原因：在外语界，中文界，传媒界，普遍欠缺任何一科专门科学理论训练的师生们似乎获得了一种比较容易“走进符号学”的途径。至于其中援引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前辈大师们的部分，则可以说反暴露了赵本人对于什么是“符号学理论”本身根本欠缺“理论感觉”，否则他就不会把赵元任先生的语音学当成了中国符号学“元老”之一的根据【在他前几日发出的责我通函中又再次企图说明我有此类不敬“前贤大师”的傲慢。赵之所以要拿前辈无关于符号学、解释学等新知新学研究的名人大师“说事”，目的在于贬低当前中国真正从事新知新学新理的新时期学者的、远超过前辈大师们所完成过的理论性贡献】，却又再一次自曝其短：他连什么是符号学原理中的最基本的“音位学”和“语音学”的经典式的区分都没搞清。就其理论部分的论述而言，我感觉这位在伯克利比较文学系读书时原来根本还谈不到了解什么是今日符号学的学生，那时不过是临时追逐着美国肤浅的符号学时髦而已。其后十几年来他在国外汉学界不要说对于符号学理论，就是任何人文科学理论，也没有过什么接触（那时他似乎和海外一些中文作家过从甚密，过着徐志摩式的名士派生活），而等他新世纪回国后（为什么回国不详，当然是走“爱国海归”式的路子），看到他在国外看不全的大量中文符号学理论出版物后，才开始部分地读懂（此前二十年根本还没有入门的）符号学知识。他本其名士派的聪明开始研读国内大量着、译出版物的材料，结合英文相关二手资料，在大家外语理论书读解能力较差的学术学科领域，推出了他的“学贯中西”的大作。传媒界和中文界内一些人，因为更没有理论性受教经历，不知何为严肃理论思维而仅能初步欣赏“理论话语形式美”，遂可如此盛赞之。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爱好理论话语并企图依赖此爱好而追求业界进取者，因并不想花时间认真准备基础理论知识而急于求成，希图采取“捷径”快速进入本领域内的“理论研究”领域，他们在发现了赵的符号学理论比较“好使”后，遂加以靠拢，并参与吹捧此一“好使”的工具，以期使其可成为大家在理论上共同前进的阶梯。他们缺乏理论性训练又急功近利，自然也的确并不能辨析理论性论述的高低深浅。大家的共识就是：看效果。所谓效果就是业界的个人及集体的“政绩”。今天在提出改革计划的新时期，不是首先要检讨的就是各种“政绩主义”吗？人文科学界能够例外吗？正在撰写本文时看到“锵锵三人行”关于“超载现象”的节目，颇受教益。用公路卡车超载现象分析推及各个领域内的“超载现象”，包括文教学术领域：如扩招，出版，评比，宣传等。我们符号学界的“超载”又应该是指什么呢？
但是我对他的写作及其“产生根源与过程”的不佳印象并不是决定我对他本人或其学术采取相应对待之策的原因。他当然比起该领域里的很多学人的作品在某方面还是更具有某些优点的，虽然那并不是在“一般符号学理论”建设方面的优点。他的弱点恰恰表现在他因经历及教育背景关系并不善于理论思维。顺便指出，即使从事今日并不可取的所谓“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写作，作者至少应该有哲学、社会学、语义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面的独立治学经验。赵有吗？一个从来没有现代西方哲学研读成绩的“文学家”能够从事理论性研究吗？但这样的现象在今天国内外到处存在。我当然不会因此而吹毛求疵，按照我的原则，正是要广泛团结较多学者参加符号学合作，何况像他这样积极热心的符号学推动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再联想到他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奇怪方式，所担心的则主要是其学风问题。我于是特别注意到如下几件事（参见我以前批赵的文章，此处列举非全）：
A）我的符号学学术背景和方向和他的完全两码事，按我判断他根本做不了深入独立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他的所谓“理论”主要是根据读解中文资料而来，却像很多文科留学生一样示人以其西方理论知识直接来自他的西方学历（对此我已发表过很多批评性文章，可参照）。由于他本人教育背景（包括他自言文革期间的多年矿坑工作经历）和海外工作背景，欠缺任何一科专门理论知识的记录，而只能满足于按照中英文二手材料凭聪明加以拼装，其“写作导航线”不是西方理论本身，而是国内更加欠缺西学理论训练的相关学界师生们的某种“接受可能性”：他在为国内学人“量身定做”着一种符号学！其贡献是：学人不必花力气一本本研读经典而只需读他的符号学导论，即可自认为进入了符号学领域。之后他再通过运作符号学宣传手段客观上造成“我之学为正宗的、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共识形象（其网站宣传就是干这个用的），以巩固此类速成符号学宣教受益者的信心。我于是慢慢理解，他回国来转行到符号学理论界（他等于从近六十岁开始才在中国学界开始其西方理论研习！），在广大不熟悉专门西方理论科学的诸院系内，通过其“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博士和国外杰出教授”这样的名衔（这个百年来传统的文科留学生“镀金主义”，其实正是导致人文学界不肯努力认真治学只想通过各种捷径争名夺利风气的总根源之一），足以在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教育界商业化发展日甚一日的环境里，大展宏图。那么“尊李”的姿态是何意呢？我才刚懂得（也幸而有与其活动有过接触的朋友们多次私下告诫我注意他的表里不一举止），明明和我的学术理论观点及行事方式不同却偏要把“李”拉着，究竟打着什么算盘呢？他要把我当做他的事业的“开路先锋”！我只不过是他制造符号学界障眼法的工具之一而已！
B) 他就以这种海归的背景，通过他改造过的简易符号学“万事通”，
在院内广招学生，毕业后分发至各地，形成桃李满天下格局。这些学生们本人都是很好的青年，赵的“路子”为他们安排了求学、就职、升迁的捷径，自然人人念叨赵老师的恩德。但是我仅从南北几处他的七八个学生们的接触中（他们都非常友好地招待过我，但在此我必须谈出对他们的知识训练程度的坦率意见，尽管这会被一些人作为例子说：人家对你这么好你还说人家“坏话”？）感觉到一个普遍现象：他们作为博士生毕业任教后，却显示出非常不善于理论思维，而他们被告知学的是赵老师的符号学理论。不仅谈不到什么符号学理解，而且根本欠缺一个理论性思维和研究的基础。原因可以推测，按照赵的教法，他们根本没受过什么严格学术理论训练。如果以赵出版的这本大作为基础交给同学所谓符号学理论（他的网站上正在宣传这本书获奖的消息，半年前曾经宣传其符号学教学研究曾获得高教部表彰，可见他和许多海龟回国后不服水土者不同，而是甚至于比长年在国内学人更能够服国内学界之水土。我们于此可见此人之伸缩自如身段），师生们就自以为进入了“符号学领域”，这是多么严重的误导呢？学生们不知，如果会了英文，关于符号学字典一类文献多不胜数，任何名词概念都可经翻阅而理解，以此为基础教学和写作，对于不会外语的人以为老师多么博学，而不知这类“抄录之功”对于会外文的人简直易如反掌。学生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后也许在其他我不知道的科方面上各有成绩，但独独在“符号学”领域可谓乏善可陈（如确，我就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在责备把他们带出来的导师）。而毕业工作后，恐怕也很少有几位能够在此领域内自修前进，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历经几年一本本相关理论原着研读过才进入符号学的，而是通过你们所谓自创学派的赵老师的一本“符号学原理”就自以为进入了符号学。你们徒徒顶着一顶“学过符号学的帽子”，却根本没有从事什么真正的符号学研究，而你们的导师则通过他的学界人海战术宣传，硬是在夸赞你们如何如何了得，以遂行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学界利害与共政策。这是多么可怕的“符号学忽悠”！如此优秀青年就这样以为自己在从事着符号学研究了？不过也许马上有人会反驳我的杞人忧天。也许人家本来志不在此。的确，其后每个赵老师的学生都可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并按照既定程序一位一位地晋级为副教授、教授、博导，此种国家认定的“资格”要你来多管闲事？我对赵的专着风格中最不欣赏的就是他对学生们的“吹捧”，这是他作风“露马脚”的例子之一，也是我立即增加对他的警惕度的导火线之一。其实这是非常浅薄的把戏：通过吹捧对方以便于利用对方！（相互利用？）即使再聪明的学生有必要成批地要将其观点放到导师自己的专着中来吗？因为“吹捧”是不花一分钱的，却可达到利用或相互利用的效果。
C）为什么在今日学术环境内可以形成和存在如此师生相处两相宜的美好局面呢？因为师生可据此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学生的未来命运也取决于导师的命运。导师名气增长学生不仅脸上增光，因此而有助于日后升迁，可谓师生关系牵扯到长期互利关系。为此的前提条件是，导师的知名度必须足够大并不断增长，而要想达此目的，今日出现了方便的新工具：电子传媒。好，我们干脆就来一个传媒符号学。本来就被简化了的、使其具有了“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今日再将其应用到其势如日中天的传媒界，这是在学术理论商业化发展趋势中何等敏锐的眼光呢？留学生赵先生真是太适合今日国内的学术生态环境了。于是该派符号学学术的目的进一步暴露：想方设法扩大学术和导师的知名度，并通过直接、间接的弟子、粉丝、跟随者分布于各地以形成另类“符号学粉丝集团”。具体的操作法就是利用最少代价地经营电子网刊和组织学生参加翻译以借此扩大海外学术联系。至于学术理论本身，我真看不出他们学到了什么实在的东西了。其真正的学术实践就是在运用今日发展的电子媒体广告学进行出版宣传，顺便安插置入性行销，众星捧月般地集体塑造着一位中国“符号学大师”的出现。其集体运作背后充斥着师生及派系集体互利的动机。但是转念一想，此类现象在当今国家全面反腐运动铺开之际，岂非到处可见？腐败只存在于政经界吗？
D）我在不久前写的未点名的批评赵团队运作方式的文章里指出过，赵团队现在所做的事，正是重复当年甘阳、刘小枫等80 年代理论精英们所做的事：把学术出版工作，通过特殊运作，示人以表现出了学术研究成绩傲人的印象。赵比甘阳、刘小枫等大10岁左右，却比他们晚了20 年来重复他的“文革学弟”们曾经出色运作过的把戏：集拢团队，通过出版能力进行拉拢人马和扩大宣传影响。【当时受到官方间接支持的甘阳团队，在其于社会舞台上开风气之先方面或许有助于思想开放，但此一将社会政治目标和学术理论目标混同的做法，也同时产生了“因小失大”的严重负面后果。因为同时强化了学界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风气，足以败坏新时期正待万象更新的中华文明的学术元气。再如另一个因小失大的例子，当时一批所谓年轻精英用其《河殇》事件意图提供社会改革之“引药”，其实际意图失败乃另一个问题，而参加此设计的精英们遂以此一事件所自以为具有的“社会政治重要性意涵”，来代表他们在所谓“中国史学界”具有的前沿理论家能力之证明。实际上，他们完全欠缺真正的新知新学理论，这是将社会政治行为效果“转译成”学术理论意义的显例。】不过，今日赵还占据着体制内位置的优越性，进而通过师生利害关系网，更有效地组织和推动事业；至于桃李满天下的效果更是甘阳等当初所没有的优越性。此外，“世界与中国”不仅只是一个出版单位，而且其内容主要是翻译西方理论。虽然那些翻译大多数质量成问题【我的几本译作也在内，后来刘小枫驳我对其集团作风的批评时说：我们给你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了（我答称：那些都是我另外通过三联书店其他渠道使之了解了复杂背景后予以特殊安排才如期出版的。刘遂不再复）？此一方式很类似于前几日赵驳我的话：我们发表了你的所有来稿（虽然他们当然只是选择性地发表的）。发表来稿，这首先是你们的工作责任所在，不是给予作者的恩惠。再者作者的“赐稿”也是对你们的支持，怎么倒因为果？但是这些只熟悉功利主义交流观的人们总是算计着彼此的势力消长关系，因此算计着“谁在求谁”？】，但到底是外语系毕业后改学过哲学者，甘阳团队硕士毕业生们的翻译质量还是比赵团队里学生译者的翻译高一些。而赵团队的另一方面易于暴露的弱点则是，其所主编的丛书的作者，因为是写作而不是翻译，其学术质量问题就更易显露出来。在其翻译计划方面，哲学翻译界九十年代已经出现过的质量不能保证的问题在赵团队里只会加倍出现。暂时因可利用同行、领导等不能准确判断符号学学术虚实的学界大环境，以及因老外不能判断译品质量故不至于因译品质量粗劣引生麻烦，而且今日有了大笔经费可轻易规划符号学翻译计划，遂以为不仅因此可轻而易举地增加了符号学出版“政绩”，而且可‘凭空’增加了其“国际影响力”。我作为当代中国理论翻译资历较长者可以预断，你们让粗通外语又不懂业务的学生们承担此类翻译工作，纯粹是劳民伤财！我先问你们，谁给你们把质量关？是你们的团队的赵老师吗？如我马上指出的，赵的问题恰在于他没有准确理解专深英文理论文本和英译汉翻译能力及记录者，他的“把关”谁能相信？当然出版社编辑部把不了关，出版当然可以成功。但是大家都不管这样的半生不熟译品是在给符号学界添乱呢还是做出贡献呢？我们还不谈另一问题：参加译作的学生们不专注于学习却花时间干这些他们根本力不胜任而且即使胜任也对自己无益的额外工作，这对于高校文科理论教育是应该鼓励的事情吗？
E）赵团队的最突出特点，和当初甘阳、刘小枫团队一样，都是采取“置入性行销”政策。他们通过公共性学术出版工作，一方面吸引读者、着译者靠拢团队，另一方面借此出版环境突显主持人个人的特殊学术成就。即借助于为大家提供出版服务的平台来达到弘扬主持人名势的目的。可谓一本多利。此类事在西方学界很难行得通，那里出版事业归出版事业，学术成绩自然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来表现。但在出版专业性、理论性书文困难的地方，此一出版条件的“缺失性”，却成就了学界机敏者趁势而起、增加学界不实知名度之“渠道”。当初甘阳、刘小枫等编译集团，如今都已是各地学界精英大腕。我曾对此多次加以剖析，“毅衡兄”可能正好从中获得启发：‘我何不如法炮制？’况且可趁海外精英“回归祖国政策”的东风占据一体制内有利地位，增加了一个甘阳等当初未曾有的新优越性条件：通过“桃李满天下”布局，经营体制内的人际利害结盟关系编织网。一方面在体制内师生利害关系布局中，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新世纪商业化蓬勃发展时代和电子传媒技术化方便时代，以及在学界于新知新学新理不甚了了而学界崇洋媚外日甚一日的时代里，此类“符号学界名势经营的系统工程”遂更加易于有效运作。
F）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赵本人因为独立理论研读能力有限，所以从来没有出版过理论性译作。为了弥补此一形象上的缺欠，以及进而增加自身“不译者比译者在理论理解上要高一等”的公共形象，他经常指点他人理论名词上的翻译不当或错误。这是学界权势者进行自我形象忽悠的常见手法。其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人们对其本人在西学理论上“技高一筹”的共识。结果这样的姿态果然可以忽悠住纯洁学生，使他们更加信服导师的理论本领。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理论界后果呢？
（9）我在分析了赵着及其主编的首期刊物后，首先判断他的符号学工作与我的主张非常不同，为了不使人们对于彼此学术方向加以混淆，我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要求他们马上将刊物上我的“首席顾问”名衔取消并表示退出该编辑顾问团。赵问我理由为何？我仅答以“路子不一样”。一方面，那时对其“符号学事业运作规划”尚欠缺整体深入把握，当然对于凡有兴趣于符号学者均应鼓励其参加此集体性学术努力，但另一方面已经意识到其学术水平和集团宣传势头的潜在负面作用，所以先决定在学术上与其加以切割。同时我也对他提出可为他明确理解的提醒：不要企图通过符号学运作来搞“拉帮结派”！他答称：“我们从来不搞帮派！”而其后我发现他们日甚一日地通过“多元化渠道”经营其学术势力集团的各种活动。他对我们的（与他本无关系的）辛苦推动了几十年“中国符号学”事业，竟以“爱国海归”名义，再次侵入，并通过“学界人海战术”策略将其推向以学谋利、以学谋势的庸俗化拉帮结派方向。二十年前我就在台湾中央日报论坛上指出，百年来我们过分渲染文科留学生的水平，把一个“秀才级”的学养拔高成了“状元级”学养！
（9）虽然对他的私心已经非常了解，但是在继续推动中国符号学事业的过程中我永远要掂量平衡各种利弊兼有的恰当选择问题。为此当然要继续重视赵在鼓吹“符号学名号”方面具有的影响力【当符号学在中国学界不占地位之时，如何在应该扩大符号学知名度和防止符号学学术活动走偏这二者之间加以平衡？这样的平衡当然始终是以前者为主的。不到不得已时，当然要以团结大多数为主要目标，而且绝不能对于师生的符号学水平预先加以挑剔】。在组织2012南京国际大会和南京首届论坛会议期间，我更是积极与赵沟通，鼓励他一方面独立申报大会项目，一方面借助大会和论坛会议要在国内外突显其团队的学术成绩。【赵兄：注意我的待人接物态度与你不同，一方面我并不赞成你的学术方向和作风，但在主持集体事务时我考虑的是你们“客观上”的影响力大小，而按照原则应该据此给与平等的自行宣表机会。出于同一动机，我曾在你积极破坏贵阳会议后仍然推举你担任顾问之一，以照顾论坛内各派力量的均衡。自然，又过了半年后，我对于论坛和你们派系的性质和功能都有了新的认识，所遵循的原则也就调整了。而调整的动机同样一出于公】我还专门给他去信解释，为什么没有推举他作为大会发言者之一的原因，因为按照IASS惯例，本来一国只有一人发言，故无法兼顾。我主动对他解释此事，只证明我虽然不赞成他的学术方向和作风，正如我不赞成许多老外的学术方向和作风一样，但在安排集体性活动时，只能根据中立立场，按照学者影响力大小安排，使得各派都有平等机会表达自身学术成就和意见。在南京大会筹备将结束时我偶然发现赵团队似乎尚未安排好参加大会和论坛的事宜，于是又主动联系他赶快安排注册报名等相关事宜。他还专门来信感谢我提醒了他。【首届论坛会议议程及各组参加人也都是我一手联系、制定、调整后完成的。而在开会前几天才发现筹备组因不熟悉情况，论坛议程安排陷入混乱。当时我正发生脚伤已通知不去参会了，但论坛议程必须整理妥善，在处理议程资料时才发现赵团队竟然还没有完成手续（或者是说他们还没有得到通知之类而产生的迟误），于是他们才紧急安排，最后顺利到会。】
（10）. 接着发生了我已谈过多次的论坛首届会议上的“夺权事件”。在此过程中，谋划者先行宣布外语界学会已增聘赵为副会长，以显示其扩大了本派在论坛内“势力”的范围。接着主动宣布（不与我这个论坛创建者和论坛会议议程设计者打招呼下），外语学会将于2014年年会上同时召开论坛二届会议。我于脚伤未愈情况下勉力越洋开此由我一手设计、参与经办的论坛会议，竟然听到素与国际大会和论坛会议筹办无关的一些外语界人士，在宣布了他们通过聘任他界人士完成了“符号学统战工作”部署后，公然在会议大厅做此“夺权宣布”，自然一愤而起，跳上主席台马上宣布该人有关论坛会议无效。此事令我的震动之大当然远过于1988年的京津会议，绝对没有料到符号学界有人会如此无耻，或者说，学人今已不知“耻”为何物？学人而失去了耻感，中国学术界还有希望吗？
（11）等到南京大会开完，我以为至少已经和外语界学会讲清楚了道理：各学会和各单位都可以并应该大力发展自身的符号学活动，但是“中国符号学论坛”是一个中国人文学界跨学科交流平台，此平台不应该为任何个别学会或单位所单独“控制”。任何个别单位在经办论坛会议时都应当维持各界公平与会原则，不能够造成论坛由某单位的符号学团队加以“控导”的事实。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在大会前后曾经与若干单位联系继续筹办论坛会议之事，均未成功，其中包括川大传媒学院院长。之后非常偶然地联系到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愿意承担此事。详情见以前文章。当时我曾以为该文学院深明大义、挺身而出，遂叹为论坛之幸。不想论坛夺权阴谋势头并未结束，反而是继续出现了学界咄咄怪事：身为论坛成员却开始组织破坏“襁褓中的”新论坛会议的计谋，以继续其破坏贵阳论坛会议的计划。这就是，外语界学会把一个本来只应该是二三十人的年度学会碰头会（学会内部人告我的），于正在筹划中的贵阳会议举行的整两周前，最后扩大成了百余人的“大会”，以pk他们自己也是其成员的贵阳会议！在西北师大外院举办的这个外语界扩大会议，在其多次发出邀请信时，并未向我这个不久前被其聘任的该院符号学研究中心的顾问发出邀请信（张杰先生告一定是他们忘记了发。如是，他们的“忘性”也是选择性的，即偏偏把他们的经学校领导批准的符号学顾问的名址给忘了）。因此在2012年7月20日贵阳会议开会前通过该外语界学会筹备会的运作发生了多次显然与贵阳第二届论坛会议“对着干”的举措。不久后得悉，赵团队自从成为外语界学会副会长后，开始介入兰州外语界学会会议筹办事务，为其出谋划策。在此论坛重陷危机期间，我见论坛事业困难重重，加以有人从内部进行颠覆，于是产生了是否还要争取召开论坛会议以及是否还有必要维持论坛的问题。同时，贵阳会议承办方开始向我表示经费不足。我不知道文学院和各界的关系到底如何，但知道他们至少和几处名校的中文系关系密切（即一些相关中文系大佬们的意见可能决定着文学院博导点的命运）。此时，在赵团队的积极介入下，兰州会议开始再次扩大宣传和扩大参会规模，并继续散发邀请，以图进一步消弱贵阳会议可能参加者的人数【结果，经此几个单位的联合运作，果然最后因此类操作而使得贵阳会议参会者最后只有不足50人，而兰州会议的本来预定为二三十人规模，则经改变方针后达到了逾百人的规模，并事后大张旗鼓地于网上宣布：在其“高级符号学研讨会”上诸位高级符号学家们的“战绩辉煌”。其目的当然也包括向贵阳会议“示威”：“你李某（他们在给我来信时都自称“学生”）在南京论坛上破坏了我们的夺权计划，让你尝尝我们的拉帮结派利害！”。】。赵团队的另一配合性杰作是，为了拉拢人众去兰州开会而不去贵阳开会，突然买空卖空，到处散发该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电子聘书，以作为对可能参加贵阳会议者的诱饵。于是，赵团队“趁乱打劫”的用心进一步明显暴露。我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这些混入论坛者根本无意于什么论坛符号学合作事业，而是要在此抢滩夺权。把个符号学事业当成了帮派争名夺利平台！这就是我们的南京国际大会的“后果”吗？中国学术界怎么了？都成了什么人？我们多年来为了真正扩大和提升中华文明学术理论现代化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的努力的成果，就这样被这些躲在一旁窥伺机会者随意趁势加以“劫持”。他们又是从何处学会这一套一套招数的呢？
（12）. 在此危机步步加深期间，我主要观察易院长方面的动向，看他是否受到了波及。不久之后，果不其然，易院长突然来信告“兰州会议邀请信都发到我这里了”？不知西北师大外院筹备会那时到底想干什么？两年前在我访问该院时，蒙其热情接待，并在我建议下马上成立并获得校方批准了符号学研究中心，以作为在兰州地区推动跨学科、跨单位符号学交流的基地，并聘我为其顾问之一。此后我并鼓励他们参加南京大会及论坛会议。然而不久就主要在赵团队的“支招”下兰州会议改变了外语界学会集会的本来目的，积极扩大规模，而受邀请的人中不少本来都是应该参加贵阳会议的论坛成员。而西北师大筹备会却偏偏不向我这个他们聘请的顾问发邀请函，虽然他们知道我于该会开毕一周后也要去该校开另一个会。我在得悉兰州会议的“新战略”意图后（运用其拉拢与会者方式影响贵阳会议可能参加者的人数），马上对易院长说：如果你受到体制内压力和经费压力，我们就撤销此会议计划。易院长那时曾经给我写过一封颇“有意气感”的保证：大意是“他是不会理睬任何人事压力的”。我之意识到易院长可能受到压力，是因为我被告知赵在我去贵师大访问后不久就在贵州社科院刊物上也发表了他的与我不同的国学符号学观点的文章，似乎赵在“盯着”我的动向，似乎要在我离开贵阳后来“抵消”我和当地学界的关系。我虽然得到易院长的保证，但是他也一再强调经费不足。我也一再建议他支出可大大减少，去除国内会议的各种繁文缛节。但也感觉到他或有难言之隐，我于是马上又同时联系其他单位和个人，看看有没有替代性办法。甚至于再次找到张杰院长，问他如果临时将贵阳会议地址移师南师大如何？（因为我此前得悉张不拟参加兰州会议，似乎有保持中立之意）。他告转移会址来不及了。我竟然又找到在中国文化界和学界颇受礼遇的、参加过南师大论坛国学组的台湾龚鹏程先生，问他能否找到适当地点办此会。他后来答复我，办会只需5万元左右即可（我曾以此数据商洽告称需20万的易院长，遭易否定）。我以为龚先生立场应该较中立，遂再次与其商量，他对我说，此会干脆由他来办。我听后很高兴，马上核实一下，他是否理解须以论坛名义办，而他只需作为会议支持人或主席即可？后来领会到他的意思是与论坛无关而由他另外搞一个会，那当然与我推动论坛事业的想法不一致，遂作罢。也是在此“走投无路”之时，闯到了苏州科技学院两位老师处，他们说，如果贵阳会议开不成，时间太短，在该校自然也难以举办，但答应可以办下一届。这样我至少得到一些论坛并非必须立即消灭的积极信息。此后不久，随着我在贵师大文学院推动的另一合作项目---仁学研究所---突然被取消，我开始意识到，该校已经遭受未知的严重压力。在此情况下，我已经下决心取消贵阳会议，甚至于宣布自己退出论坛或解散由我实际建立的论坛。这样，我就拟出一份取消贵阳会议的通知文稿，其中字句完全中性，不涉及各方面的负面因素，发给了易院长。并准备次日就通知各方宣布取消贵阳会议，并致歉。不想易院长，可能经过请示后，马上改说贵阳会议还是要开。这样就暂时转危为安，不再管兰州会议的抵制贵阳会议的各种举措效果如何了（同时得到张杰院长信函告知南师大一定派人参加贵阳会议），而继续处理会议事务。应该说，其后文学院对于会议的安排以及在筹备落实期间，均提供了友好的支持。但是，彼此的关系已经与前完全不同。在会议进行中，主办方始终保持敬而远之的姿态。一方面的确支持了会议并会后提供了专门集体宴请，另一方面也做足了“保持距离”的功夫。后者也是要给某方面看的：“贵师大已经与李的论坛会议中断了合作关系”。我于是再一次经验了学界生态的“三温暖”洗礼，对其“内幕背景”则全然不知。有经验丰富者告我，该院正处于建立全省文科首位博士点的努力过程中。此一申办博士点的成功，有赖于诸有关方面的“放行”。如果此有关方面中有人示意文学院希望其放弃我所推荐的诸种合作项目，他们能够不尊行吗？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不仅如此，会间，文学院领导还制止了该院青年教师参加论坛的意愿。论坛与文学院的联系也就于会后戛然而止。参加过贵阳会议的一些朋友遂怀着文学院到底遭受了什么秘密压力以至于逐步对之屈服的疑窦离开了贵阳。临行前夜大家到阳明祠茶饮，我遂想起当初以为在偏僻贵阳山区遇到了“真阳明后学”之幻想。结果，仍然还是到处一盘棋！
（13）.我于会议前得悉赵团队积极介入兰州会议干扰贵阳会议的信息后，才知道南京大会上的外语界学会的部分人员对于论坛“夺权”的谋划并未终止，而是半年来一直在进行中。而学术上比他们影响力大很多的赵团队的加盟，使他们更觉如虎添翼。此时我才知道与赵团队的分裂不可避免，遂先发一文揭示赵本人的学术背景以及他的符号学研究的实情。我当时准备着，如赵团队对此做出公开反驳，我才进一步讨论此一实际上关系到中国符号学发展大方向的问题。没想到赵见此文后不仅“忍”了下来，而且竟然在去兰州开会后仍然表示要去贵阳开会。最初我以为消息不实，但贵阳方面一再确认赵夫妇都要来。也许赵在兰州期间未曾得到他期待得到的外语界学会的“热情接待”而感到失望？还是本其一贯的软身段，见论坛会议未曾被挤垮而要继续混入以搅局、分沾、拉出或有朝一日取而代之？但是，我当时仍然一厢情愿地想着，也许是因为见我批评文后“良心发现”而决意改弦更张呢？如是后者，当然应该重新欢迎。最后赵夫妇临时又改变主意没有来，但派了他的主要助手饶广祥老师来。饶作为赵的最得力“大管家”在会议上表现极其谦逊并代赵向我问候。在开幕式上，我仍然指出了兰州会议故意在贵阳会议前扩大规模、意图干扰贵阳会议之不当。当饶企图辩解时，我即指出为什么川大研究所也要在贵阳会议前向包括贵阳会议参加者在内的一些人发送空头邀请信的动机：所谓该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聘书？饶无语。但是，饶的到来代表着赵团队愿意继续合作的姿态，参加会议的论坛积极人士认为可以给赵集团机会继续留在论坛，同时由于贵阳会议虽然到会者不多，但来自各个领域，表示着论坛的生命力仍然存在。我于是接受大家的判断和意见，取消了原拟在贵阳会议“重新登记加入”的办法，对于外语界学会内某些人的此前分裂性做法，不再计较，既然外语界学会内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南京首届论坛会议上某些人的“论坛夺权”计划，在此情况下，外语界人士也许也会明白，他们以一个二级学会身份打算垄断全国学界比他们未来要大几十倍的符号学学人的集体事业的想法，本来也是行不通的。（我当时的“义愤”还不是源于担心这些人的作为所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而是对于符号学界学人有此不光彩的意识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羞愧”：一部分人老想着耍计谋以欺诈、盘剥、役使其他知识分子！）经此调整，我们又企图进一步充实论坛再出发后的“建制”。其中包括设置聘请国内外学术顾问的设想，以期广泛邀集各界学人参会。在此情况下，当然也约聘了赵本人。我当晚即主动将推举函发给赵，他也马上复电感谢和表示将积极贡献于论坛工作。但是，尽管如此，我并非“忘记”了会前赵的种种有意破坏贵阳会议的作为，只是希望他认清学界公论，以后转变作风。同时由于他此次自兰州会议的抵制行为到贵阳会议的“靠拢行为”而也再一次让我感受到（和1988年那次一样）赵的“软功”实在可以；他似乎根本不在意我不久前刚对他的符号学学术进行深入剖析批评一事。不知此种涵养是他学自文革时的经历，还是学自英国汉学系的历练，难怪他可以比其他海归更能够回国后服水土。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是心计极深之人，每一步都经过细致算计，然后一步步经营。对于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符号学处于学界极弱势地位而急于扩大“正向影响力”之际，是应该加以团结呢，还是应该与之保持距离呢？
（14）在贵阳会议后我们在继续建设下一届会议和维持论坛稳定性之时，由于苏州方面筹办会议的计划生变，论坛再次陷入危机。就在一个月前，我又产生了自论坛成立以来已多次想到的退出或解散论坛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我建议和参与论坛活动只有一个目的：有助于推动中国符号学的科学研究事业。但是当发现很多人不是怀着此一目的而来时，就在此产生为什么还要再花时间维持论坛呢？（我自己的个人研究工作已经极为忙碌，符号学论坛和国内外会议等事务都属于“义工”类活动，与自己的主要学术工作并无利害关系）我于是向几位积极关注论坛的朋友和全体贵阳会议参加的新人发出征求意见书：在苏州会议计划可能停摆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维持论坛的存在？结果获得积极关注论坛命运的朋友们的多封鼓励信件，赞成继续坚持下去。而奇怪的是贵阳会议的新参加者们则几乎无一人给予任何答复。我从此了解意见的结果得悉，青年学人参加论坛会议只是从自己的个人学术兴趣出发前来交流的，并非另外怀有什么“参与建设集体学术事业”的心愿。正在此时，又是非常偶然的关系，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出现了论坛事务的突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西南大学外院表示可以先后筹办论坛会议。特别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参与，不仅是接续上他们11年前已开始的符号学跨学科会议组织工作，而且按其体制内的优势，有可能将论坛会议在真正人文科学跨学科的规模上开展起来。西南大学外院的符号学讲习班构想则可按照国外经验展开符号学的较深入、较专业的讲授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实质上的符号学活动的展开，就只好听任那些有条件利用今日电子媒体宣传技术的提升和文化商业化规模的扩大，对符号学进行任意的炒作了。这样的所谓“传媒符号学”将成为不折不扣的“借传媒进行广告式、置入性行销式、捧歌星式的符号学大忽悠了”！
经过兰州会议、贵阳会议、意外遇挫的苏州会议，以及浙大、西南大的“起死回生”投入，我于是在一年多来大洗学界符号学三温暖之后也就能够更清醒地重新认识和推测论坛的宗旨和目的了。于是进一步认识到，论坛不应该是各方学界势力来此“pk”的平台，本人也绝无兴趣参与此类无聊的符号学pk。论坛成员本来只应该是论坛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论坛的实务只在于组织会议和讲习班，目前尚难以开展其他活动。（如我们的新建论坛网站曾经鼓励大家表达建设论坛事务的意见，几乎无一人提供此类建言，可见贵阳会议上大家畅想的书院式或qq及时交流式论坛建设之不可行。）这样，论坛的目的根本与成员人数多少无关。（我们从来没有广泛地征集论坛参加者，参加者都是在我偶然个别访问机会下的顺便邀集的结果）。这样，经此最新一轮的“论坛事业起伏跌宕”之后，我遂更贴切地理解到如何把握“论坛”的性质和成员的条件了。这样，就最后做出了本文开头“要点”中表达的决定。
（2013, 12，22，2，凌晨）
【感想总结】两千年来的中华文明体现于、寄生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文化体中，此一文明传统表现为两大同样强劲的精神方向：显在的儒学传统和隐在的仁学传统。前者凝聚为、实体化为“读书做官论”，其儒教道义性支持守则为《大学》里的“修身。。。。平天下”。此儒家人生观、实践观格言，本质上就是读书人为皇权统治者尽心服务的指令，按此读书做官论指令，最高统治者和官员群体可以形成互利关系，其效果是维持着封建专制皇权的稳定性。至于仁学传统则是朝向于“真善美”理念本身的，读书人在“做官之余”分身心于精神文化创造领域，于是我们有了传统的学术与文化实践产物。自然，具体而言，无论人与事与学方面，都是儒学传统和仁学传统混杂的并存形态。重要的是，在此混杂的文化形态中，仁学传统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是当西学东渐后，当上述二传统并存局面被瓦解后，也就是当西方文明产生的“科技工商功利主义”全部贯穿于中华文明体后，仁学传统才越来越被压抑以至于正在趋向于枯枯竭；而儒学传统则因其固有的传统型儒教功利主义（功名主义）而可在中华文明的科技工商主体性的转化中“借尸还魂”，但复因全球规模上愈演愈烈的超商业化大潮，而同样渐失其古代儒教道德规范中所固有的约束机制。为什么民国学人具有的普遍杰出学术思想创造力两岸今已乏见？（此一事实首先证明欧美文科博士生的水准是非常有限的。而如果继续迷拜此西方文科博士主义，中华文明的学术思想复兴则必属水中月镜中花）正因为民国时代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古今对接最佳期，首因那时读书人的“仁学精神”不仅仍存留着，而且已全面摆脱了儒学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学禁锢，于是在与西学理论“碰撞”后，擦出了“脑力激荡”火花（用一句今天湾区科技界爱说的俗语）。此一中西张力关系中的“主侧”是中华仁学精神。后者成为那时文科学人的精神动力及伦理方向指南。（不必混淆动机层的仁学伦理精神之存在和社会政治层上的知识论之滞后）当然，那时的人文学术成就仍然属于前现代理论阶段的，自然也不再能成为今日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楷模，此又为另一题也。于是可见，今日如不恢复仁学精神传统，学人不能重新怀具仁学志向，则必无良知觉识及实践意志力以沿求真方向独立治学，反而只能是延续着潜在的传统儒学功名主义加上显在的来自西方的商业化功利主义组织个人一生学术实践，如此则必然易于把人文学术资料仅当成了通过拉帮结派（公司形态就是有组织的拉帮结派）以在职场争名夺利的手段了。（2012,12,22，晚7时补记）
(责任编辑：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