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翻译精选(九篇)
第1篇：马说翻译范文
摘要：本文以纽马克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理论为框架，阐述政治类文本的翻译。由纽马克推出的文本类型理论可以得出，官方文献以及报告归类为表情性文本，政治演讲以及政论则归类为呼唤性文本。在纽马克的理论中，表情性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策略，而呼唤性文本应采用交际翻译策略。本文通过政治文献翻译的实例分析了在政治文献翻译中，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策略应用。
关键词：纽马克；翻译理论；政治文本翻译
一、语义翻译、交际翻译
语义翻译、交际翻译这两个新的概念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翻译教育家彼得?纽马克在他的著作《翻译问题探讨》中提出的，这也是纽马克翻译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最具特色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亦是他在翻译理论研究的又一突出成就。
历史上，翻译界一直围绕直译和意译众说纷纭，在此背景下，彼得?纽马克推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他强调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不同之处，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实质及其适用范围，这是纽马克对翻译研究最主要的贡献。语义翻译的策略指的是，原文中原作者表达的意思须在目的语语言结构以及意义许可的范围内，精确地加以展现。语义翻译的关注点是源语形式和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因此，有时可能会导致译文的含义不十分清楚。所以说，语义翻译并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选择。交际翻译策略的意思是，译者要使译文对目标语的读者产生的影响同原文对源语的读者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语义翻译中，译者要忠实于原作者，服从语言文化特征。
纽马克提出，在做交际翻译时，目标文本向目的语读者所表达的主旨应尽可能地接近原文本。由于交际翻译策略对于效果的重视要远远大于其实际内容，因此交际翻译要将忠实目标语和目标语文本的读者放在首位，体现源语服从目标语以及目标语文化的宗旨，不让读者对译文产生生僻难懂的情绪。因此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①
此外，纽马克还指出，一定要将翻译方法的选择与文本的功能类型结合起来。纽马克指出，表情性文本应该使用语义翻译策略，要做到尽量贴近原文，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再现作者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以及文体特征，而不必过分在意读者的感受与反应。而信息性文本和呼唤性文本则需用交际翻译，即译文尽可能自然流畅，翻译单位不必拘泥于句子层面，甚至可以扩大到段落和篇章。②
二、政治文本的具体功能及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工具，政治文本翻译至关重要。这就进一步要求在翻译政治文本时，一方面要体现较高的忠实度，另一方面要保持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性。措辞的准确性和一定地可读性。③政治文本包括官方文告和政论、政治演说，根据纽马克对文本类型的分类，政治文本中的官方文告属于表情性文本，政治演说和政论属于呼唤性文本。根据纽马克的理论，表情性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尽量维持原文文体特色，保留文化因素，他认为政治作品往往都很神圣，因此译者不可在翻译过程中擅自改动，在政治文本中，译者必须保持完全中立的位置，译者的目标之一就是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他们对人文科学及语言科学都负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因此，译者在翻译官方文告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应该严格遵循原文，这在许多官方文告的翻译中都有体现。例如：“我们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正确指引，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深厚基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④（《十报告》）对于这个句子，译文给出的翻译是These historic successes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the Partys basic theory，line，program and experience；they have been achieved on the firm foundation laid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and particularly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and they are the fruits of the united efforts of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report to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这段文章取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12），根据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十报告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和准确性等特点，属于表情性文本，译文也应当具有同样的文本特点，因此译文要采用语义翻译的翻译策略。这个句子较长，又是排比句式，但是为了保留源语言的风格体现源语言的句式特征，译文不仅把原文的内容一字不差地翻译出来，并保留了原文的排比句式，使原文与译文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高度协调统一。
而相比之下，政治文献中的另一类文本形式――政治演说，则更读者以及听众的反应和理解，注重于传递内容和信息，其目的在于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在做政治演讲的翻译时，译员需要注重传递政治演讲的交际意义，这就要求翻译人员要以译文的听众和读者为目的，偏重目的语的语言特征。也就是说，译文需要忠实于原文的意思，但不必过分拘泥于源语言的句法、词汇、以及文化因素。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将信息内容的传递放在首位，以实现交际的意义，不拘泥于原文的语义和句法结构，使其尽可能地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到同样效果。例如：I feel entitle at this juncture，at this time，to claim the aid of all and to say，“come then，let us go forward together with our united strength”这句话是由著名演说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其目的在于号召民众积极参战，跟法西斯抗战到底。这句话的译文是“在这一刻的危急关头，我认为我有权请求所有人的支持。我想说，来吧，让我们并肩作战，奋勇前进。”可以看出，这句译文在口号的翻译中运用了四字格，符合汉语的政治演说的表达习惯。四字格的使用可使译文言简意赅、顺口悦耳，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在这种情境的渲染下，译文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之感，感受到丘吉尔对民众的强烈召唤。
三、结语
基于三种文本类型，纽马克又提出了两种著名的翻译策略，他们分别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文本翻译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文本功能和文本类型来选择翻译策略。政治文献也包含官方文告和政治演说等不同的文本类型，在做政治文献翻译时，要认真分析文本类型以及文本的功能，然后再决定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解：
①张平梅，纽马克翻译理论探索及运用
②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原典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2篇：马说翻译范文
论文关键词: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文本类型;电影片名翻译基本原则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是他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 而交际翻译则重在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纽马克认为,在翻译中具体采用哪一种翻译方法还必须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而影片名作为电影的灵魂,它的具体译法关乎到电影的成功。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电影片名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那么对一个特定的影片名到底是采用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成为这篇文章的焦点。本文以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具体实例分析得出,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电影类型来确定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同时还要兼顾电影片名翻译的信息、文化、商业和审美价值原则。
一、纽马克翻译理论要旨
(一)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为了避免直译和意译的冲突,纽马克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也就是他翻译理论的核心,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我在翻译方面仅仅提出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任何文本来说都合适。在交际翻译中,翻译者用目标文本来表达和源语同样的效果;在语义翻译中,翻译者在目标文本句法结构和语义方面允许的范围内,来表现源语言的真正语境意义”(许 欧等, 2011:73)。 纽马克这两个概念的提出, 扩展了千百年来翻译界存在的直译与意译概念之争,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语义翻译试图尽可能地在目的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一种忠实于原文的精确的译文, 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语义翻译重视的是原文的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 而不是目的语语境及其表达方式, 更不是要把译文变为目的语文化情境中之物。语义翻译通常适用于文学、科技文献和其它视原文语言与内容同等重要的语篇体裁。(New mark, 2001: 39)
交际翻译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 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通常采用交际翻译的文体类型包括新闻报道、教科书、公共告示和其它很多非文学作品。
总之,语义翻译是以原文为中心的,而交际翻译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纽马克对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这两种译法都持肯定态度。在纽马克看来,有时要用语义翻译,有时要用交际翻译。另外, 纽马克主张有时应该强调原文,采用语义翻译,这点当然不错。两种方法相结合也更有助于翻译质量的提高(马兴腾,2010:123)。
(二)文本类型说
纽马克指出,在翻译中具体采用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应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根据内容的差异, 纽马克将文本分为四类(Newmark,1981:45-69):
1、表达功能: 突出文本作者及文本本身, 这种功能的文本纯文学文本或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如: 自传,信件,小说,诗歌等。
2、信息功能: 旨在传递信息, 知识, 意见等。文本的重心为其内容和主题。如: 教科书,学术论文, 报纸、杂志等。
3、呼唤功能: 通过说服文本读者或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从行为上对文本做出反应。如: 使用说明, 指示,商业广告等。
4、美感功能: 就是通过精心构思的文本, 兼顾受众的审美情趣, 给受众以美好的享受。
在纽马克看来, 表达功能型的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而信息功能型,呼唤功能型以及美感功能型的文本应采用交际翻译(吴雪萍,2010:89)。电影片名作为浓缩了的电影语言,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影片的号召力。作为一种专有名词,它是编剧精心构思的产物,既能高度概括影片的主题或内容, 又能强烈激发读者的观看欲望。它的表达功能就是通过片名来突出影片的主要内容,直接揭示主题。它的信息功能就是通过片名,将影片的内容简练的传达给观众,使观众可以更好的理解原片的思想内容。它的呼唤功能就是通过片名感染观众的情绪, 吸引观众。而美感功能就是通过精心构思的片名, 给观众以美好的享受。因此我们应在片名类型和影片内容的基础上来确定使用何种翻译方法。
二、电影片名翻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根据影片类型确定采用哪种翻译方法之后,要想扩大影片知名度,赢得观众共鸣,取得好的票房成绩,译文还需兼顾以下四个原则。
(一)信息价值原则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译者不了解影片的内容,只是根据看到的英文片名来译,这样译名就会偏离原片内容,是翻译片名中最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好的把电影的内容传达出来,就要求电影在译名上忠实传递与原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翻译标题形式与原片内容的统一。
(二)文化价值原则
电影的片名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在片名翻译中体现着文化价值,促进文化交流,是电影片名翻译的重要任务。源语言与目的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译者要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情感。
(三)商业价值原则
电影是一门文化性和商业性兼具的艺术,在片名翻译时需要考虑到商业因素。电影要追求票房,没有高的票房就不能算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译者要充分把握语言的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译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片名,引起心理共鸣,激发观看欲望。
(四)审美价值原则
实现审美价值首先要讲究语言的精炼,选词时注意音、意俱美,达意传神,要求译者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美学内容,以艺术家的心态对待原片,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用自己的语言艺术形式传达影片的形象、情感和语言的艺术美。
三、纽马克翻译理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纽马克的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要用语义翻译, 有时要用交际翻译,还有时要用两种相结合的方法。具体采用哪种还应考虑到不同的文本类型。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时,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影片类型,确定翻译方法,同时不能忽略电影片名翻译的基本原则。
(一)语义翻译
对一些历史事件, 人物传记以及以片中主角名字命名的影片多采用语义翻译。例如,Avatar直接翻译成《阿凡达》,Harry Potter译为《哈利波特》, Jane Eyre译为《简爱》。当然对一些片名本身也很清晰, 优美的影片也多采用语义翻译, 如: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沉默的羔羊》, 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
(二)交际翻译
当原片名不能很好地反映影片内容或译者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 为使影片译名对译语观众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与原片名对原语观众产生的效果, 可以以影片内容的正确把握为依据, 抓住原名意义, 抛弃原名形式, 采用交际翻译的方法。例如,All about Eve,片名原意为“关于夏娃”,如果直译中文,简直不知所云,违背了电影翻译的信息价值原则。译成《彗星美人》,体现了稍纵即逝的演艺圈的无情更替现实,特别是把俗名“美人”和彗星搭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喻了电影主题,较好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再如巩俐主演的一部电影《漂亮妈妈》,它的片名翻译没有拘泥于原片名, 而是根据影片内容, 着力突出母亲不懈努力终于让聋哑儿子发声这一情节, 译为 Breaking the Silence, 博取了西方观众的同情与共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充分体现了电影的商业价值。
(三)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结合
第3篇：马说翻译范文
【关键词】《聊斋志异》 马尔英译 《聊斋志异》 归化异化
《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是一生抑郁不得志的蒲松龄的毕生心血。作为中国叙事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叙事手法多样，情节跌宕起伏，题材保罗万象，人物千奇百怪。目前 《聊斋志异》 的外文版本已近百种，美国学者丹尼
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合译的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的译本比较通行。本文主要着眼于马尔译文，作为小说的一种，是如何在小说人物形象，环境描写，文化内涵再现原文。
一、翻译中人物形象保持与塑造
“文学创作是用语言塑造形象，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将这一艺术形象重新塑造出来，即用不同的语言塑造同一形象。”文学题材的小说在翻译是要加强对小说里面的人物形象的保持和塑造。《聊斋志异》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下面的例子关于《婴宁》中关于不同笑的描述与翻译。
笑容可掬：smiles playing across her face had a beauty invited touch.
笑语自去：talking gaily as she went
含笑捻花而入：she toyed smilingly with the flower and walk into the house
闻外隐有笑声：a muted laugh was heard from outside
户外嗤嗤笑不已：choking laugh from outside the door
笑声始纵： she loosed a pearl of laughter
孜孜憨笑而已：persisted in laughing giddily
《聊斋志异》塑造了一个爱笑，天真烂漫的婴宁形象，译文中用：smile， laugh， gaily， muted laugh， choking laugh， pearl of laughter， laugh giddily 来表示各种笑态和欢乐。中文的“含笑捻花” 中的“捻”字意味十足，而英文翻译将含蓄的意味显性化，直接翻译为“toyed with flowers”从而将中国语言的含蓄与英文语言的精准和富有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同中国的山水画与欧美的油画，美的形式不同，但美得本质却同样另人心醉。马尔婴宁的形象显性化，让西方读者接受和喜爱。
二、《聊斋志异》翻译中瑰丽多彩环境的再现
三要素之一的环境描写，在翻译中举足轻重。文学翻译要遵循“忠实性”“流畅性”及“可读性”的原则，“忠实性”是开放心态所需，“流畅性”“可读性”是经验所需。但两两者难于同时达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流畅可读，却不够忠实。将“milk road 翻译成“牛奶路”忠实，却不够流畅和可读。所以在文学翻译中要找到折合点，可采用偏重意译或直译的策略，描写景色，不止于景而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性格。例如《婴宁》描写婴宁的居住环境。作者用花香鸟语的优美环境来烘托婴宁天真烂漫的性格。
“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而意甚修雅，向北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
译文：“No one was abroad in the stillness .Only steep trail could be seen traversing the mountains... they were elegantly constructed. One house to the north had weeping willows before the gateithin the walls grew especially luxuriant peach and apricot trees， interspersed with all bamboos. 原文中多四字格的运用，语言精炼简短，而英文译本中为了把婴宁家附近，与世隔绝，宁静却又温馨的场景描述出来，用了很多luxuriant， flowering， elegantly等高级形容词，以及traversing， interspersed， constructed等动词，来表达宁静中的生机勃勃。
三、《聊斋志异》中国儒释道文化的传播与翻译
人们熟知的《画皮》道士开始表现对与鬼魅的“仁”，“此物亦良苦，弗能觅代者，亦不忍伤害其身。”―体谅他也是个苦命鬼，不忍心伤害他，只是“以蝇弗授生，令挂寝门。”直到鬼将王生的心掏走，道士才用剑将鬼杀死。
鬼杀王生前，道士所言：
《画皮》 道士曰“此物亦良苦，弗能觅代者，亦不忍伤害其身。”
译文： The Taoist “But has to suffer greatly before it can find someone to take its place .I really don’t bear to kill it.”
鬼杀王生后，道士所言：
原文： 道士怒曰：“我固怜之，鬼子乃敢！”
译文：The Taoist exploded ： “Itook a pity on that ghost， bu still it had the gall to do such a thing！”
马尔在翻译中对于道士这个词是直接异化为“Taoist”而不是归化为priest （牧师）更好的保留了原语言中的道教文化色彩。将“良苦”翻译成“suffer”。良苦将不能，不忍害其身，译为：I don’t bear to kill it.虽然意义相似，却少了点感情的共鸣和同情的心里成分。中文中当然“忍”“怜”都是带心的，形象字体，感人肺腑，而英文跟多的是理性和客观。作为外国本土译者的马尔在翻译《聊斋志异》中，只能尽力而为之，却也是缺少点味道。
四、结语
《聊斋志异》塑造了形形的人物，曲折离奇的情节，精美的语言，细致的环境描写是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至今仍受读者的喜爱。马尔版译本，忠实再现了原作的人物形象，环境再现，很好传播 了其文化内涵。然相对于其他的中国古籍的翻译研究，对于《聊斋志异》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第4篇：马说翻译范文
关键词：善译；传统译论；现代译论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1-0126-02
引言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多以经验、感想为基调。从道安至玄奘，其间的论述虽已涉及原作语言、句式与文体的处理、翻译原则、译者修养及译作的接受环境等问题，但始终停留在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论述上。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善译”的理论。
一、马建忠其人
马建忠（1845-1900），别名乾，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刺激了少年的马建忠，对那些“绝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非常不满，“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1870年马建忠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1876年前往英、法，入法国政治学院，主修国际公法，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的翻译。郭嵩焘离任后，马建忠又充继任公使曾纪泽的翻译。而后获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1880年回国后，马建忠继续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直至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去北京，襄助李鸿章赴马关议和。
翌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此后，马建忠一直埋首整理《马氏文通》一书，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是奠定中国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
1900年，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襄理文案，七月，因赶译长篇急电而猝然去世，终年55岁。
二、时代背景
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论述了翻译的重要。他提出设立翻译书院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根据当时“学习西方”之急需，“译书之不容少缓”；二是“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指出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
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为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
这段文字是对19世纪后半期中国翻译现状形象而生动的描绘。翻译人才的缺乏必然导致翻译质量的低劣，不仅误导读者，而且严重歪曲了原著。而正是由于当时“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的现状，采用的一种较普遍的译法叫“西译中述”。即“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用；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张静庐：1957）。虽然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西译中述”的翻译方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传播西方科技和文化、为国人提供学习西方的条件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马建忠的批评无疑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
三、“善译”
1894年，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其“善译”的论述：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提出了应对“译书之不容少缓”以及“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的具体办法，对译者提出了至高标准和奋斗目标。“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认为好的翻译应该不改变原文的信息，产生的译文能够正确引导读者，与阅读原文没有什么不同。“善译”理论是对培养合格翻译人才，改变翻译质量低劣的现实，更好地学习西方，自立自强的一项指导性原则。
（一）“善译”与“信、达、雅”
与马建忠一样，严复也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他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因此，讨论“信、达、雅”也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达”，严复认为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启迪民智、富国强民。从根本上说，严复的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雅”，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
最后“信”是建立在“达”和“雅”的基础上的，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
而从“善译”的理论来看，其条件是，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翻译的过程是“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也体现了“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与严复的“信、达、雅”相比，不仅提出的时间更早，而且更具高度的概括力，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即已经概括了传统译论一直以来争论的“直译”与“意译”，“形”与“神”，“文”与“质”的矛盾。译者“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易于实现；译者“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那么“达”也自然能够实现；而译者“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译成之文”则必然能够反映“所以译者”的“雅”或“俗”，“所以译者”“雅”，则“译成之文”“雅”，“所以译者”“俗”，则“译成之文”“俗”，这也体现了“信”的意旨。
由此可以看出，马氏“善译”理论不仅论述严谨、逻辑性强，而且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和衡量标准，便于把握，其价值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译论，也超越了其后来者如严复的“信、达、雅”说。
（二）“善译”与现代译论
“善译”理论采用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的方法，指出翻译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提到，“字栉句比”，“析字句之繁简”涉及句法学；“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涉及词源学；“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审……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涉及语义学；“审其音声之高下”则涉及音系学。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善译”理论与John C. Catford翻译理论的内涵有某些相仿之处。Catford对翻译给出的定义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20）。马氏说“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即是要求译文不论在语音、句法、文体、语义等“材料”方面与原文无出入，译文与原文是同一个灵魂的不同躯壳。Catford根据翻译层次（levels），对翻译进行了分类。他所说的翻译的层次是指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可分别对应于“字句之繁简”、“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音声之高下”。由此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末提出的“善译”理论已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现代翻译理论的高度。
四、结语
作为近代中国首先觉醒、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之一员，马建忠立足于社会现实，积极倡导并投身于社会的改良活动。对当时“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的现状，他利用自己所专学，深入研究，提出了“善译”的翻译理论，为引介西学、启迪国民创造了条件。
“善译”理论不同于以往主观随意性强、缺乏学理基础的传统译论，它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理论，标志着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理念发生了转变。它不仅是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转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衔接点，而且为中西译论之间的相互阐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
[3]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下卷） [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第5篇：马说翻译范文
[关键词]翻译;动态对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关联翻译法
Abstract:BothNidaandNewmarkareoutstandingwesterntheoristinthefieldoftranslation.Theyhavemanydifferencesaswellassimilaritiesintermsofthenatureoftransla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ormandcontent.Theirconstantefforttodeveloptheirtheoriesdeserveourrespect.
Keywords:translation;dynamicequivalence;semantictranslation;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correlativeapproachtotranslation
尤金·奈达(EugeneA1Nida)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他们在翻译理论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对翻译的认识
对翻译性质的认识,理论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奈达和纽马克都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奈达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他认为,翻译是科学,是对翻译过程的科学的描写。同时他也承认,对翻译的描写可在三个功能层次上进行:科学、技巧和艺术。在奈达逐渐向第三个阶段,即社会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艺术。他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艺术,翻译家是天生的。同时,他把原来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改为“翻译研究是科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奈达又提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他认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也是技艺。
纽马克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他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后来他又认为翻译部分是科学,部分是技巧,部分是艺术,部分是个人品位。他对翻译性质的阐释是基于对语言的二元划分。他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非标准语言。说翻译是科学,因为标准语言通常只有一种正确译法,有规律可循,体现了翻译是科学的一面。如科技术语。非标准语言往往有许多正确译法,怎么挑选合适的译法要靠译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体现了翻译是艺术和品位的性质。但译文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以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同时要行文自然,符合语言环境要求。纽马克虽然认为翻译是科学,但他不承认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目前的翻译理论缺乏统一全面的体系,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科学,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二、理论核心
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各自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为了解决自己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理论。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翻译理论也就各成一派。但毕竟每种实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存在,因此两位的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if!supportLists]-->1<!--[endif]-->(1)传达信息;
<!--[if!supportLists]-->2<!--[endif]-->(2)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if!supportLists]-->3<!--[endif]-->(3)语言顺畅自然,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if!supportLists]-->4<!--[endif]-->(4)读者反应类似。
要达到这四个标准,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易于理解;形式适当,吸引接受者。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重在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讲究准确性,倾向于超额翻译,重内容而轻效果。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与奈达的动态对等如出一辙。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比,较主观,讲究通顺简朴,合乎习惯,倾向于欠额翻译,重视效果。纽马克强调应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翻译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种方法,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对于对源语信息一无所知的读者,面对晦涩难懂的翻译腔,就如同看天书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即再现并传递信息,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其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总结而来,,那么要有效地检验译文质量,就必须看原文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实践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一理论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
奈达和纽马克相比较,奈达的翻译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性问题上,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强调译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学翻译,则势必导致语言的简单化,形式上的非文学化,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而纽马克在阐述具体使用哪种翻译方法时指出,要视不同的文本类型来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其核心是表情达意,语言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应主要采用语义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如教科书、学术论文等,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应采用交际法;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如通知、广告等,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应采用交际法。因此不难看出,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适用范围更广。
三、不断发展的理论
奈达和纽马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界的评论中,他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奈达在最初阐释动态对等时,突出了“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这引起了人们的误解,认为翻译只是翻译内容,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为此,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在功能对等中,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声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包括语言形式。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奈达对“功能对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简单地说,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这几乎是达不到的。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使译语
读者能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两个对等层次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允许对等有一定范围,就能比较现实地处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功能对等的适用范围。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本思想囿于传统的二分法,两种称呼不太理想,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因此纽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他对“重要”的界定是语言表示出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特别必须或永恒的事物。无论是对意义的取舍还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都要以“重要”为标准。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
为做到紧贴翻译,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紧贴与不紧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缩小了意译派同直译派的分歧。同时消除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使自己的译文更接近对方,间界限分明的区分,这样形成的译文就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
四、结语
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他们对理论研究执着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学习。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应不断开拓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蒋天平,唐美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相通性[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3,(4)
[4]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第6篇：马说翻译范文
关键词：隐喻，文化，翻译原则和策略
引言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本族语言中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对于外国读者就苦涩难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就必须得加以解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交流，更是文化交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只注意语言的转换，更要从文化角度着眼。隐喻体现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种思维模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通过对英汉隐喻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不但可以加深对英汉语言深层次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对隐喻的理解和翻译。
一. 隐喻及其定义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phor，意思是“意义的转换”，即赋予一个词它本来不具有的涵义或者是用一个词来表达它本来表达不了的意义。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1]的定义是：“a figure of speech containing an implied comparison，in which a word or phrase ordinarily used of one thing is applied to another.”
二. 隐喻的翻译
以前，隐喻都是看作是语言学修辞的一种手法。到20世纪，对隐喻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多学科研究阶段，尤其是到了70年代后期，欧美学者对隐喻的研究达到了高潮，其中以Lakoff &Johnson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莱卡夫和约翰逊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2]。他们认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认识和解释另一类事物，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隐射过程。他们提出隐喻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不仅仅是在语言中，也在思想和行动上。
Dagut的文章《隐喻能够被翻译吗》引起了对隐喻能翻译与否的广泛讨论。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模式，那么在不同的文化中，必然存在着相同和不同之处。相同的人类生理机制和类似的经验会导致存在相似性的隐喻存在，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背景产生的隐喻会大不相同，那么译者在面对完全两种不同的文化时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文化交流？笔者将根据纽马克提出的隐喻翻译七个策略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助于隐喻翻译。
三. 隐喻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随着隐喻研究的白热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关注隐喻的翻译，只是目前大部分都热衷于用传统的翻译方法来解决。比如直译法，意译法或者将两者结合。且没有一个系统，大多都是介绍外国的翻译理论。俗话说，无规则不成方圆，对于隐喻翻译也是一样，得有一个翻译原则来指导。奈达提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5].语言既然从属于文化，那么在翻译隐喻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考虑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文化因素，笔者认为在隐喻翻译过程中需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保持原隐喻的特点，二是考虑到不同的隐喻内部固有的文化含义。
尽管纽马克把隐喻翻译的策略分为七个，1.在目的语中重现相同的喻体 2.用目的语中合适的喻体代替源于中的喻体 3.用明喻代替隐喻，保留喻体，4.明喻和喻底相结合 5.将隐喻转换为喻底 6.省略 7.隐喻与喻底结合，但是笔者认为中英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就只有四个：（1）相同的本体，类似的喻体（2）相同的本体，不同的喻体（3）不同的本体，相似的喻体（4）隐藏的本体和喻体。所以基于上述两个翻译原则和分类，笔者认为可以把纽马克的七个翻译策略说短为四个就行。
一. 直译 与纽马克策略1一样，应用于有相同的本体，类似或一样的喻体的隐喻翻译中。无论是形式还是文化上都一样，也就是说即使它们属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因为相同或类似的认知心理导致相同的经验，正如奈达所说的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90%都是相似的，语言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3]。比如：莎士比亚的“All the world is a stage，and all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朱生豪先生翻译为“全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有都上场的时候”。因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经验：人生如戏，所以直译可以让读者很好地理解，又能够准确表达出原隐喻的特征。
二. 转译 该策略对应于纽马克的策略2和策略3，用于不能采取直译，而隐喻又有引申的含义，但是喻体不一样时，此时需要用别的一个隐喻或明喻来替代。为了交流的方便，需要用目标语言中找到一个能够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感情的形象来替代，比如中国人经常把猪和笨，狐狸和狡猾联系在一起，所以“as cunning as a pig”不能翻译为“像猪一样狡猾”而是应该翻译为“像狐狸一样狡猾”。
三. 保留原来的形象再加注 类似于纽马克翻译策略4和7，该方法保留原隐喻的喻体形象，但是由于文化差异，对于目标语的读者来说可能会理解存在困难时需要加注。尤其是有历史典故或者含有历史特征时，需要加注。与传统的加注法区别在于，该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的补偿方法：标出内在文化，解释涵义，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例如：He languidly wrote to his brother…that the female Boundby instead of being the Gorge he had expected was young，and remarkably pretty.（Dickens，Hard Time，Book Ⅱ，Chapter Ⅶ）翻译为：那位女的庞得贝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看一眼就能把人变成石头的女妖人高根，而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高跟姐妹是希腊神话中丑陋的女人，译者加入了解释性话语“一个看一眼就能把人变成石头的女妖”就把原作品中的意思和文化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
四. 保持意思舍弃形象 此方法对应于纽马克的策略5和策略6。如果隐喻是多余的，译者可以将之舍弃，只要保持意思完整即可。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神话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会很荒谬或者难以理解。例如：穷棒子闹革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4]译文为：When we pass from the old society to the new，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worth.译者把“穷棒子”“八仙过海”的形象完全舍弃了，直接翻译出它的意思，这样简单易懂。
四. 结语
如今的隐喻研究已经是一个跨学科、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从修辞领域到语用学领域，尤其是认知学的介入给隐喻翻译提供了新视角，隐喻是一种思维模式，那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文化层面的异同，笔者基于纽马克的七个策略，认为可以简单归为四类翻译策略，希望有助于隐喻翻译的研究，并提醒译者树立文化意识。（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Guralnik，David.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Cleveland：William Collins Publishers，Inc.
[2]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468
[3]Nida，E.A（2001）.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P106
第7篇：马说翻译范文
关键词：语义翻译；交际翻译；英汉翻译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维果茨基的影响下，反对过分强调语言社会层面的价值，而是把语言看作思考和自我表达的工具，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从而形成交际翻译的观点。在乔姆斯基的影响下，纽马克形成了语义翻译这一概念。在研究英汉翻译的过程中，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定义
语义翻译的目的是“在目的语语言结构和语义许可的范围内，把原作者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准确地再现出来”。纽马克认为目标文本应在目标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源文本的语境意义。在语义翻译中，译者首先必须忠于原作者，服从源语文化，只在源文本的内涵意义构成理解障碍时才加以解释。因此，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相比会显得比较复杂、笨拙。
在交际翻译中，纽马克认为目标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源文本。由于重效果而不重内容，所以交际翻译首先要忠实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要求源语服从目标语和文化，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因此，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相比会比较通顺、简朴，译文通常会比较长。
二、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运用
1.语义翻译的运用
语义翻译通常适用于文学、科技文献和其他视原文语言与内容同等重要的语篇题材。例如：
原文：The mantle of your high office has been placed on your shoulder at a time when the world at large and this organization are going through an exceptionally critical phase.
译文：正当全世界和本组织处于一个异常危急的时期中，这个崇高职务的重担落到了你的肩上。
在这一例句中，译者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也保留了原文上下句的鲜明对比，从各个方面忠于原文，是语义翻译的一个成功典范。但语义翻译视原文中的一词一句为神圣，因此会产生前后矛盾、语义含糊甚至是错误的译文。例如：
原文：The main shrink，he hates Jews too，some of us were positive of that，and he’s got a bigger nose than I do，a real beak.
此例中“a bigger nose”若按字面意思翻译成“大鼻子”，读者肯定会觉得不知所云。在翻译过程中应避免这样的死译，而应充分考虑中西文化差异，采用“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更容易理解的表达方法，便涉及了交际翻译。
2.交际翻译的运用
相对而言，交际翻译形式较为自由，译者忠实译文信息传递的功能，侧重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为了消除文化差异，或纠正原文显著错误，译者有时还会采用创造性的译法，例如诗歌、剧本等问题的翻译。例如，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以下为《哈姆雷特》的节选。
原文：Speak the speech，I pray you，as I pronounced it to you，trippingly on the tongue；but if you mouth it as many of your players do，I had as life the town-crier spoke my lines.
译文：念这段台词，我请你们，要念得像我念给你们听的那样，轻溜溜的，从舌尖上吐出来。要是你们把他们从喉咙里吼出来，像许多演戏的惯常做的那样呢，我倒宁愿叫宣布告示的公差来念我的词句了。
此例中，译者卞之琳将“tripling on the tongue”形象地译为“轻溜溜的，从舌尖上吐出来”，“mouth it”具体形象地译为“从喉咙里吼出来”。此译法通过直白的文字将两个动作传神地展现给作者，充分体现了交际翻译的灵活性和在实际翻译中的必要性。
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结合运用
无论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这两种方法本身都有缺陷：语义翻译会导致译文过于拘泥原文的形式，加大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交际翻译在体现原文的语义与内涵方面具有欠缺性，目的语读者较难产生源语言读者所具有的感觉。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可只采用交际翻译或者语义翻译，所有的翻译都或多或少兼用这两种翻译方法。如，将著名的香皂商标“Safeguard”已成“舒肤佳”，该译文既符合原文的语音形式，又能译出产品的特性，达到广告的效果。
正如纽马克所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翻译都必须是语义的、交际的、社会的、个人的。”因此，译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两种翻译方法，使译文更准确地反映原作的含义，同时又能为读者所接受。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New York：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1988.
[2]Newmark， 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London：Prentice，
第8篇：马说翻译范文
关键词： 纽马克翻译理论 语义翻译 交际翻译 电影片名翻译
1.引言
近年来，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外国影视作品走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在充分享受外国电影带来的新鲜感，体会外国电影所传达的异域文化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影片名的翻译。好的影片译名既揭示了主题，又反映了电影内容，并且能够体现语言的艺术美，给观众以很大的吸引力。然而文化差异使得恰如其分地翻译影片名并不容易。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给电影名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2.电影片名翻译的难点及失败译例举隅
根据纽马克的文本类型学说，内容的差异使得文本大致归为四类，分别是具有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和美感功能（aesthetic function）的文本。纽马克认为，表达功能的文本偏重于原语及原作者，一般是纯文学作品；信息功能是指文本旨在传递信息、教授知识等，例如科技说明文、教科书等；呼唤功能是指文本的目的是通过劝服或命令等唤起读者的某种行动，例如一些宣传广告、规章制度等；在对原文内容忠实的基础上应兼顾美感原则。文本的美感体现在音韵美、结构美、意境美上，能够给予读者美的享受。电影名作为一种有特殊目的的文本，具有深厚的蕴义和内涵，它是一部好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的电影译名应该在言简意赅地传达影片内容和主题的同时，兼顾到语言美，通过巧妙构思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和观看欲望。如果电影译名能够既保有原语风味，又准确传递信息，还体现美感，更激发观看欲望，那就是再完美不过了。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翻译电影片名时很难四者兼顾，只能有所侧重，并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
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电影片名的翻译不尽如人意。例如美国影片American Beauty被译为“美国丽人”。这部影片以黑色幽默的笔触犀利地揭示了美国日常生活的“众生相”。它以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例，展示了深藏于美国社会内的种种病态。影片中多次出现红玫瑰，它们时而代表欲望，时而代表血腥，是男主人公脑中不断浮现的幻象。这具有隐喻意味的红玫瑰，学名正是American Beauty，影片的名称也由此得来。然而把片名直译为“美国丽人”，笔者认为并不恰当。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差异，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并不知道红玫瑰还名为“美国丽人”。他们看到这个译名，一般会认为影片是讲一个美国的美人，即使看过了影片，也不明白片名从何而来。这样的译名尽管顾及了文本的音韵美，而且具有一定的呼唤功能，但是未能准确传达影片的内容和主题，不能在目的语观众那里收到和原语观众一样的效果。笔者认为综合权衡后译为“血红玫瑰”比原译名更为恰当。
电影片名是编剧巧心构思的结果，是一类具有特殊目的的文本，兼具了表达、信息、呼唤和美感功能。正因为如此，再加之文化差异的影响，使得电影名的翻译并不容易。笔者认为电影片名的翻译应该充分考虑到原语和目的语的不同特点，原语观众和目的语观众的文化背景差异，有所侧重地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值得借鉴。
3.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
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是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与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他指出：交际翻译试图尽可能使译文在目的语读者那里产生和原语读者一样的效果；语义翻译试图尽可能在目的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给出能够准确传达原语在一定语境中意义的译文。（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2001：39）他认为：交际翻译看重目的语读者，力图排除因为文化差异可能在目的语读者那里引起理解障碍的因素。交际翻译强调译文在目的语读者那里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看重原语作者，强调信息的内容，力图使译文保有原语的风味。语义翻译一般用在纯文学作品及原文内容与形式同等重要的语篇中；交际翻译应用范围很广，包括大多数非文学作品、新闻，以传达信息为主要目的的文章、教材、报告和科技说明文等。语义翻译要力求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接近并尽量保持原文的内容，而在交际翻译中，译者或许需要重新组织句法、调整文体、排除歧义，并添词或减词，使译文更流畅，有时甚至可以改正原作者的错误。纽马克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深化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解决了直译和意译之争，有力地指导了翻译实践。
4.纽马克翻译理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第9篇：马说翻译范文
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贺麟，1984年)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他于20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外国哲学的代表。
“”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又有思想倾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著述，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不仅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播，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40种。”(黄见德，第94页)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用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作为基础，这些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有直接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对郭斌苏、景昌极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31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康先生于4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释，使它不仅是原作忠实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贺麟先生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贺麟，1947年，第40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5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362本，其中哲学126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43种，其中哲学15种。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共出300种，其中哲学类104种。此外，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
二
对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按人们的最一般理解，所谓传统仍是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人类社会在语言出现之前，传统以习惯和习俗的形式来化成和沿袭。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担负起记载传统的重任外，还担负起逾越时空差距延续和保全传统的功能。然而随着历史的经年流逝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再加上语言自身的流变，某种传统的本义难免会被遮蔽和曲解。因此，要维系和保全传统，求得传统真相，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诠释，这种诠释既包括古文今译(translation)，也包括经典文本的注释(annotation)。
经典的原义是指传统的、权威性的基本著作。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是文献的积累和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经典的特质是把描述性的经验上升为规范性的论说。人们首先要把多种经历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格言，以达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表达方式中，具体经验已变成普遍常则。但一般的格言、谚语、诗歌，如果没有经典的地位，则只能靠偶然的机会传播和应用，它的权威性不够，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能，对人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经典则不同，经典是一套论述体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经典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也因此，经典由此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使文化在其传衍发展中获得了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格。”(陈来，第126页)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经典形成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经典的形成过程则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麦金太尔说：当两种传统相遇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两类不同的翻译：对等的直译和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通过它们，传统可以从其初始语言中(从希伯莱语或希腊语或无论什么语中)，转换成后来的语言。注意，翻译的这两种关系可以适用于文本或话语的其他体系之间，不仅在相互不同的语言(如希伯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而且还在视为两个不同阶段或时期的同种语言之间”。(麦金太尔，第486页)他所说的直译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字翻译，他所说的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则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化翻译。文字翻译的需要产生于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的翻译，包括笔头的和口头的，而文化融合必将导致不同语言的对应表达。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在特定时空中相遇和碰撞，进而发生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急迫需要。因此，翻译不仅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也指文化学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在实际工作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重要的著作经过历史选择成为经典之后，又会产生重新翻译和诠释的需要。产生这种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古文今释的需要；第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外来经典翻译成本民族语言，而且要把本民族经典翻译成其他语言；第三，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有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诠释。
经典诠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所有特殊性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念，那些建立和继承传统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概念。”(同上，第485页)在诠释和翻译活动中，诠释者和翻译者要保证活动的成功，就要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同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麦金太尔，第483页)通过对其他传统经典的翻译和诠释，诠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理解，又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从文化传播角度所阐明的翻译与诠释的本质，实际上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哲学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它奠基于翻译者或诠释者对来自异质文化的文本的个人解读，经由理解基础上的文字转换，达到概念、语言和思想的创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中国学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一辈哲学家既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又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以上解释或许能说明一些道理。
三
宽泛地说，中国学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诠释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也早在400年前就开始了。翻译者经常受到的指责是：曲解作者原意!诠释者经常受到的诘难是：歪曲传统!究其根源，人们没有区分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们说文字翻译也无法与文化翻译截然两分。但是，翻译(尤其是要出版的翻译作品)尚需承担为不懂外语者提供研究资料的功能，因此我们仍要讨论一下翻译质量的把握。
20世纪西方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和翻译理论几乎摧毁了一切客观的翻译标准。比如德里达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接受语言的转化……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体……即使是最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第168页)奎因提出过一个“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并不确定，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在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时候，没有必要放弃一切翻译标准，使翻译作品成为译者“任意为之”的产物，使一切译文质量的判断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在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翻译理论时，我们应当明白他们道出了为传统翻译理论所忽略的一些翻译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理解的绝对不可能性、真理的绝对不可能性、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性。只要我们对翻译与诠释、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作相对的区分，对翻译所承担的为不懂外语者提供思想资料的功能和为哲学创作实现思维转换的功能作出明晰的区分，仍可对译文质量提出某些相对的标准，并把提高译文质量视为一个开放的过程。
翻译的直接目标是把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然而，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完全确定的，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比如在翻译中发现某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于是译者就用音译、注释、造新词、调整语序等等语言手段来克服困难。翻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甚至扭曲作者的原意。但所有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语言各不相同，但并不会因此变得完全无法沟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它们都是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