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或免疫（下）
所以，同样的基本规律—— 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适用于这两种情况（见图6-1）。突然之间，先前看似矛盾的结果也不再矛盾了。
图6-1 社会唤醒效应。扎荣茨提出，他人在场引起的唤醒可以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只有在简单任务或熟练掌握的任务中优势反应才是正确反应），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
扎荣茨的解决方案是如此简洁明了，这令其他社会心理学家们想到了赫胥黎第一次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的想法：“怎么以前从来就没这样想过呢，我是多么愚蠢啊！”当扎荣茨指出来之后，这个道理就似乎显而易见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后见之明偏差的影响，才使那些矛盾的结果看起来如此自洽。扎荣茨的这个解决方案能经受住实验的直接检验吗？
在对25 000多名参与者进行了近300项研究之后，这个解决方案仍旧有效。无论优势反应正确还是错误，社会唤醒都会促进这种优势反应。例如，亨特和希勒里发现，他人在场时，学生们学走简单迷宫的时间更少，而学走复杂迷宫的时间更多（与蟑螂完全一样！）。迈克尔等人发现，在一个学生社团里面，优秀的台球选手（在被悄悄观察时的进球率为71%）在4位观察者观看他们比赛时成绩更好（80%的进球率）。而较差的选手（先前的平均进球率为36%）在被密切观察时成绩更差（25%的进球率）。
由于运动员、演员和音乐家所表现的都是熟练掌握的技能，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观众的支持性反应往往能激励他们表现出最佳水平。对全球逾25万场大学体育赛事或专业体育赛事的研究显示：主场队大约会赢60%的比赛。而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主场优势具有跨时间和体育项目的惊人的一致性。NBA篮球队、NHL曲棍球队和国际足球联盟球队每年都在主场赢得更多的比赛，无一例外。
社会助长效应（主场观众能促进主场队员熟练掌握的技能的表现）是对主场优势的显而易见的解释。你还能想到其他可能导致主场优势的因素吗？艾伦和琼斯总结了以下可能的因素。
·裁判偏差：在一项对1 530场德国足球比赛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裁判对主场球队平均出示了1.80张黄牌，而对客场球队平均出示了2.35张黄牌。
·旅途劳顿：当西海岸的NFL橄榄球队飞往东海岸参赛时，夜间比赛的成绩会好于下午1点钟比赛的成绩。
·对主场环境的熟悉：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比赛的举办地，可能包括寒冷、雨天或高海拔等。即使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基于安全考虑），意大利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体育馆也会踢得更好。
·人群噪声干扰：观众的呼喊可能会干扰客场球员的听力或者罚球。
拥挤现象：众多他人在场
综上所述，人们的确对他人在场有所反应。但是，观察者在场总能激发人们的唤醒状态吗？面临压力时，能提供支持的朋友会让我们感到安慰。可是，他人在场时，人们的出汗更多，呼吸加快，肌肉更加紧张，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在完成挑战性的任务时，即使有支持的观众在场也可能作业更差。第一次钢琴独奏会上亲友团的出席并不能促进你的表现。
他人在场的影响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有时候，庞大的观众群体所激起的唤醒状态和对自我的关注，甚至会干扰熟练掌握的、自动化的行为，例如演讲。在极大的压力下，我们很容易卡壳。当口吃者面对一大群听众时，比只对一两个人讲话时更加口吃。在过去28年的锦标赛中，职业高尔夫选手在最后一天的比赛表现往往比前一天的表现要差，那些比赛领先的选手尤其如此。
置身人群也会增强个体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当人们坐得很近时，友善的人会更受人欢迎，而不友善的人会更令人讨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弗里德曼及其同事对该校学生以及安大略科学中心的游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者让人们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听幽默的磁带或者看喜剧电影。当他们坐得很近时，实验助手更容易诱导人们发笑或者鼓掌。正如戏剧导演和体育粉丝所知道的那样，“坐满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这一点也已经得到研究的证实。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35人的班级坐在恰好容纳35人的教室里会比散坐在100人的大教室里感觉更温馨、更活跃。当我们和别人坐得很近时，更可能注意他们并与其一起欢笑和鼓掌。然而埃文斯发现，拥挤也会提升唤醒水平。他对马萨诸塞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测试。学生们每10人为一组，每组人会待在一间6×9米的房间或一间2.5×3.5米的房间。结果发现，拥挤房间里的参与者比宽敞房间里的参与者心率更快，血压也更高（唤醒的指标）。研究者对印度大学生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拥挤使人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更容易出错。由此可见，拥挤的作用与他人在场类似：能提升唤醒水平，而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
他人在场引起唤醒的原因
在他人面前时，你将变得振奋，可以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变得过度唤醒或者太在乎自己的表现而卡壳）。然而同样情况下，你原本难以完成的事情就会显得不可能实现了。那么，他人在场如何引起人们的唤醒呢？证据表明存在3个可能的原因：评价顾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
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们坐在2 000人的大礼堂里，聆听詹姆斯·马斯讲授心理学导论。正如他们的体验一样：坐满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如果只有100名学生来这里听课，那么他们会感到乏味得多。
评价顾忌
科特雷尔推测，观察者在场使我们焦虑的原因是我们想知道别人怎样评价我们。为了检验评价顾忌（evaluation apprehension）是否存在，科特雷尔及其同事让观察者蒙上眼睛，声称要准备进行一个知觉实验，结果发现，与能观察到的观众所引起的效应不同，蒙眼观众的纯粹在场并 没有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
其他实验也证实了科特雷尔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在场的观察者正在评价自己，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会得到最大的促进。在一个实验中，个体跑步时会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这位女士面对着他们，他们会加速，而背对着他们则不然。
他人评价引发的自我关注也会干扰我们熟练掌握的自动化行为。如果篮球运动员过分关注自己，在关键罚球的时候分析自己的身体动作，那他很可能无法命中。在不过度思考的情况下，我们能最好地做出一些熟练掌握的行为。
分心
研究者对评价顾忌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当我们在考虑共同行动者会如何行动或者观众会如何反应时，就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务之间的冲突，会使认知系统过载，于是导致唤醒。我们都会“受到分心的影响”。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唤醒，有时其他分心物的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引起唤醒。
纯粹在场
然而，扎荣茨认为，即使在没有评价顾忌或分心的情况下，他人的“纯粹在场”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唤醒。前面提到过动物也存在社会助长效应。这暗示在动物界普遍存在一种先天的社会唤醒机制。（动物也许并不会有意识地担忧其他动物对自己的评价。）在人类社会中，大多数跑步的人都会因为有人跟他们一起跑而受到激励，即便那些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对他们进行评价。
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优秀的理论具有科学上的简约性：它能简化并总结各种各样的观察结果。社会助长理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诸多研究结果的简单总结。优秀的理论也应该能提供明确的预测，因而（1）有助于该理论的验证和修正；（2）指导新的研究方向；（3）提出实用建议。社会助长理论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前两种预测：（1）该理论的基础（他人在场会引发唤醒，而这种社会唤醒会促进优势反应）已经得到证实，而且（2）该理论给这一沉寂已久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
预测是否也能用于实际（3）？我们能做一些有根据的猜测。在许多新写字楼里，宽敞、开放的办公区已经替代了私人办公室。意识到他人在场是否有助于促进熟练任务的表现，但会干扰对复杂问题的创造性思维？你还能想到其他可能的应用实例吗？
7
人多使责任减轻
在拔河比赛中，八个人一队的队员们使出的力气，与他们各自参加单人拔河比赛所使出的最大力气总和一样大吗？如果不一样，原因何在？
社会助长效应通常发生在人们为个人目标而行动，例如缠鱼线或解答数学题，受到他人对其个人努力做出评价之时。上述情境与日常生活的某些工作情境类似。但是，当大家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并且个人不对群体努力的结果负责时，人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如集体拔河比赛、集资筹款（用一起卖糖果的收入来支付班级旅行费用）、计算班级总分的比赛项目（所有学生的得分都一样）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样的“群体加总任务”（群体成就依赖于成员个人努力的总和）中，团队精神能否提高效率？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时，泥瓦匠们会比他们单独工作时更快吗？实验室模拟研究是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一种方法。
人多好办事
近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工程师马克斯·林格曼发现，群体拔河中人们努力的总和只有个人单独努力之和的一半。这表明，与“人多力量大”的普遍观念恰恰相反，群体成员在完成累加任务时受到的激励实际上可能 较小。不过，糟糕的表现或许源于糟糕的合作——人们一起拉绳子时，用力的方向和时间可能稍有差异。由英厄姆领导的一个马萨诸塞研究小组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让单个参与者认为其他人在与自己一起拉绳子，而实际上只有参与者一个人在拉。蒙着眼睛的参与者们被安排在如图7-1所示装置的第一个位置，研究者要求他们：“尽你的全力去拉。”结果发现，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在拉，那么使出的力气会比认为身后还有2到5个人和自己一起拉时多出18%。
图7-1 拔河装置。在拔河实验中，站在第一个位置的人如果认为后面的人在和自己一起拉，那么他使出的力气就变小了。
研究者拉坦等人一直留意研究这种减少努力现象的其他方法，这种现象他们称为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他们观察到，6个人一起尽全力叫喊或者鼓掌所发出的响声还不到1个人单独所发出响声的3倍。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制造响声的任务也很容易受群体低效的影响。所以拉坦及其合作者沿袭了英厄姆的方法，他们使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认为其他人在与自己一起叫喊或者鼓掌，而实际上只是单独行动。
他们的方法是这样的：让6名学生蒙上眼睛围坐成半圆形，给他们戴上耳机，从耳机可以听到一阵阵的叫喊或者鼓掌声。这样，学生就听不见自己的叫喊或鼓掌声，更不用说其他人的声音了。在各试次的实验中，研究者或者要求他们单独叫喊或鼓掌，或者要求他们与群体一起做。了解这个实验的人可能会猜测，与他人一起行动时参与者会叫得更响，因为他们受到的抑制会减少。而实际结果却证实了社会懈怠的存在：如果参与者认为自己正与其他5个人一起叫喊或鼓掌，那么他们所发出的响声是认为自己单独做时响声的2/3。即使参与者是高中的拉拉队队长，她们相信自己正和大家一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欢呼，也会发生社会懈怠。
政治学家斯威尼对社会懈怠对政策的启示感兴趣。在得克萨斯大学进行的一个骑车实验中，他观察到社会懈怠现象。当学生知道要对自己单独评价（以输出的电量来计量）时，与认为自己的成绩要与其他骑手的成绩加在一起时相比，前一种情况他们踩健身车更卖力。在群体条件下，人们易受诱惑对群体努力搭便车（free-ride）。
从该研究以及其他160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引发社会助长效应的心理力量之一（即评价顾忌）发生了逆转。在社会懈怠实验中，个体认为只有当他们单独行动时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拔河、喊叫等等） 减弱了个体的评价顾忌。如果人们无须单独为某事负责或者无法评价其个人的努力，责任就会分散给所有群体成员。相形之下，社会助长实验则增强了个体的评价顾忌。一旦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就会自觉监控自己的行为。所以，受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会增强，社会助长就发生了；而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弱，社会懈怠就发生了（图7-2）。
图7-2 社会助长还是社会懈怠？如果无法对个体进行评价或者个体无须为某事单独负责，则更可能发生社会懈怠。单个的游泳选手是由她赢得比赛的能力来评价的。而拔河比赛中，团队中的任一队员均无须对比赛输赢负责，因而任何一个队员都可能会放松或懈怠。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是使个体的表现变得可以识别。有些橄榄球教练通过录像对每个运动员进行个别评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否置身于群体中，当个体的表现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更为努力：大学游泳队内部成员接力赛中，如果有人监控队员并且单独报出每个人的成绩，那么队员游得更快。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懈怠
社会懈怠有多普遍？在实验室研究中，社会懈怠现象不仅在拔河比赛、蹬自行车、叫喊和鼓掌等任务中发生，同时也出现在抽水或抽气、评价诗歌或社论、提出想法、打字和信号探测等任务中。这些一致的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人们的日常工作中去？
一个对流水线工人所做的小实验发现，一旦可以对个人的表现进行单独评价，即使他们知道没有额外的报酬，其制造的产品仍然增加了16%。又如，泡菜厂的工人们本应只将大个的泡菜塞进罐子里。但因为这些罐子随后被混在一起（也没人检查他们个人的工作），工人们常常会随便把任何大小的泡菜都塞进罐子。威廉姆斯等人指出，关于社会懈怠的研究建议“使个人的产出可以识别，并且提出问题：‘假如工厂只按照包装合格的泡菜付给工人工资，那么一个工人能装多少泡菜呢？’”
研究者还发现，社会懈怠的现象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存在的证据，特别是在评估集体主义国家的农业产量时尤其如此。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今天耕作这块土地，明天耕作另一块土地，对任何一块土地都很少有直接的责任。农民自己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调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业用地的1%，但其产出却占苏联农场全部产出的27%。在曾经的匈牙利，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场的13%，但其产量却占了总量的1/3。为了将报酬与产量挂钩，今天俄罗斯的许多农场都已经不再“集体化”。
那么其他集体主义文化中是否存在社会懈怠现象？拉坦等人在日本、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重复了制造响声的实验。他们发现了什么？社会懈怠在这些国家同样明显存在。不过，后来在亚洲进行的17项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的人的确会出现社会懈怠，但比个体主义文化的人少。我们曾提及，对家庭和工作群体的忠诚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盛行。同样，女性往往不如男性个人化——其社会懈怠也比男性少。
北美有些工人不向工会或行业协会交会费也不参加志愿工作，却往往非常乐于接受工会的福利。那些不响应公共电视台筹款动员的观众们也是如此。这暗示了社会懈怠的另一种可能解释。如果不管个人对群体做出多少贡献，报酬都是平均分配，那么所得报酬多于劳动付出的人就等于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没有被单独监控或者单独奖励的时候偷懒。用一个社员的话来说，欢迎搭便车的社会就是“寄生者的天堂”。
当然，群体性的工作并不总会引发个体的偷懒行为。有时群体目标极具吸引力，又需要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队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的努力。在奥运会划艇赛中，单个选手参加八人一组的群体划艇赛会比单人或双人比赛更不卖力吗？
证据表明，他们肯定会卖力。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更为投入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就会减弱。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在游泳接力赛中，为了争夺奖牌，最后接力的游泳选手往往比个人比赛时游得还要快。
如果群体成员彼此都是朋友或者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认为与群体不可分割，那么懈怠也会减弱。甚至仅仅期望再次与某人互动都能增加团队的干劲。与你经常见面的同学合作完成一个班级项目，相较于与那些你从来都不期望再见面的人合作，你可能会觉得前者更有动力。凝聚力增强了个人努力。
波士顿查尔斯河赛舟会中的团队合作。当人们结成小组工作而个人的努力又无法单独评价时，就会产生社会懈怠——除非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或更为投入的特点，或者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
上述研究结果与对日常工作群体的研究是一致的。当给予群体挑战性的目标时，当群体成员会因群体的成功而获得奖励时，当他们对“团队”有奉献精神时，成员们就会努力工作。保持小规模的工作群体也有助于使成员们相信自己对群体的贡献必不可少。因此，如果群体成员一起工作，而又无须个人单独负责，社会懈怠就较普遍。这种情况下，人多未必力量大。
8
人多敢行动
2003年4月，美军抵达伊拉克后，从萨达姆高压政策下“解放”的掠夺者活动猖獗。在这场疯狂的掠夺中，医院损失了床位，国家图书馆损失了上万册珍贵的手稿，图书馆被烧成废墟，大学也损失了大量的电脑、椅子甚至灯泡。位于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丢失了15 000件珍品。《科学》杂志报道：“自从西班牙征服者劫掠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之后，还从未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抢掠”。一位大学院长这样描述：“暴徒成群地涌进来，来了50个，又走了，然后又来了一群”。
这类报道——以及2011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纵火抢劫事件和2014年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抢劫事件——让人困惑：这些抢劫者的道德感哪儿去了？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无法预知？
很多参加暴乱的人在事后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自己到底怎么了？在法庭上，一些被捕的暴乱者对自己的行为似乎很困惑。其中有一名大学刚毕业的女孩，她的母亲说，女儿因偷电视机被捕前一直在卧室哭泣。“她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偷电视机。她压根就不需要电视机。”一名工科学生因在回家的路上抢劫超市而被捕，其辩护律师称，他“在那一刻迷失了自己”，现在“非常羞愧”。
去个体化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而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会分散个体的责任。一旦唤醒和责任分散结合在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餐厅里扔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体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动、私刑），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
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的力量引发的。群体能带来兴奋感，一种被超越自己的力量吸引的感觉。很难想象，单个的摇滚迷会在私人摇滚音乐会上发狂地叫喊，或者单个的警察会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罪犯或嫌疑人。正是置身于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忘记个人身份，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变得去个体化（deindividuated）。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
群体不仅能引发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难以识别。尖叫的人群掩盖了尖叫球迷的个体身份。滥用私刑的暴徒组织会使成员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控诉，他们把自己的个体行为视为群体行为。置身于一群暴民之中而看不清面容的抢劫者会肆意地抢掠。一项研究分析了21起人群围观跳楼或者跳桥事件，如果人群较小并且发生在白天，人们通常不会起哄高喊“跳啊！”诱劝当事人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较大或夜幕使人们获得匿名性，那么围观的人群往往会诱劝当事人往下跳并且冷嘲热讽。
在使用私刑的暴徒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效应：暴徒群体规模越大，成员越可能失去自我意识，变得乐于实施诸如纵火、砍人、肢解等暴行。
去个体化：在2011年英格兰发生的暴乱和劫掠中，黑暗、头盔和面罩给暴民们带来了匿名性，加之群体的社会唤醒，使暴民们无拘无束，事后，有些被捕的暴民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困惑。
从体育观众到滥用私刑的暴徒，所有这些例子中，个体的评价顾忌都直线下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情境而非自身之上。并且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责任归因于情境而非自己的自主选择。
匿名性
我们怎样才能断定人群带来了匿名性？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就匿名性设计一个实验，看看它是否真能削弱人们对行为的抑制。津巴多从他的本科生那里获得了此类实验的灵感。学生问他，在戈尔登的《蝇王》中，那些原本善良的男孩为什么在脸上涂上涂料后突然变成了恶魔？为了用实验考察这种匿名性，津巴多让纽约大学的女学生穿上一样的白色外套和帽兜，很像三K党的成员（图8-1）。然后让她们按键对另一名女生实施电击。结果发现，她们按键的时间是那些可以被人看见并且身上贴着很大名字标签的女生的两倍。甚至昏暗的光线或戴墨镜都可以使人们知觉到的匿名性增强，因而使人更愿意欺骗或做出自私的行为。
图8-1 在津巴多的去个体化研究中，匿名女生给无助的受害者实施的电击时间要比可识别的女生更长。
互联网也提供了类似的匿名性。几百万惊愕于巴格达暴徒劫掠行径的人，自己却在利用网上的共享软件匿名地下载盗版音乐。因为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几乎不会认为，下载别人版权所有的音乐到MP3播放器里有什么不道德的，也很少担心被抓。网络霸凌者可能永远不会当着人的面说“别傻了，你这骗子”，他们匿名隐藏在虚拟世界中。为了自身信誉，脸书要求用户使用真实姓名，这样就限制了霸凌的、充满仇恨的或煽动性的言论。
在几起互联网案例中，匿名在线的旁观者煽动那些威胁要自杀的人，甚至现场直播给许多人观看。一位分析科技之社会影响的学者指出，网络社区“就像那些在楼下围观跳楼者的人群一样”。有时有爱心的人会试图劝说跳楼者下来，但同时另一些人却叫嚣着“跳、跳”。该学者认为“网络社区的匿名性只会使网民们变得更大胆，做出卑劣与冷漠之举”。
埃利森等人在大街上检验了去个体化现象，他们雇了一名司机当研究助手，让她遇到红灯时停车，只要后面跟着敞篷车或者四驱汽车就再等12秒开车。在等待的时候，她记录后面车辆所发出的喇叭声（一种轻微的攻击行为）。与顶盖打开的四驱汽车及敞篷车的司机相比，那些把顶盖放下的司机是匿名的，他们鸣喇叭的时间要比前者早1/3，而且频率和持续时间也是前者的两倍。匿名性滋生了不文明行为。
迪纳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群体情境和身体匿名情境中巧妙地证实了去个体化效应。在万圣节前夕，他们在西雅图观察了1 352个孩子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当那些孩子单独地或结伴走进分散在全城的27个家庭中的一家时，会有一名研究者热情地招待他们，邀请他们“从这些糖果里拿 一粒”，然后就把糖果留下离开了。隐藏在暗处的研究者注意到，结伴的孩子们多拿糖果的可能性是单独孩子的两倍多。而且，那些匿名的孩子违规的可能性也是那些被问及姓名和住处的孩子的两倍多。如图8-2所示，违规率随着情境的不同而迥异。当孩子们因群体的掩盖和匿名性而去个体化时，大多数孩子会偷拿额外的糖果。
图8-2 在群体中或者匿名时，尤其是在被群体掩盖而具有匿名性的情况下，孩子们更可能违规，偷拿额外的万圣节糖果。
这些研究使我们想知道统一着装的效果。在准备作战时，一些部落的战士（像一些狂热的体育迷一样）会用涂料涂抹自己的身体和脸孔，或者戴上特殊的面具，使自己去个体化。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虐待或杀死任何幸存的战俘，还有一些部落会关押战俘。沃森仔细研究了一些人类学档案后发现，那些去个体化的部落的战士几乎都会对敌人施以暴行。西尔克发现，在北爱尔兰的500起暴力攻击中，206起的袭击者都戴着面具、头巾或其他面部伪装物。与未伪装的攻击者相比，这些匿名的攻击者制造的伤害更严重，攻击的人员更多，破坏的财物也更多。
身体匿名性是否总能释放人们最邪恶的冲动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人们只是在对一些明显的反社会线索做出反应。约翰逊和唐宁指出，津巴多实验的参与者类似三K党成员的装扮可能是引起敌意行为的刺激线索。在佐治亚大学进行的这样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女性参与者在决定应该给他人实施多强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即使穿上护士制服使参与者具有匿名性，但她们实施电击时攻击性却减弱。波斯特梅斯和斯皮尔斯对60项去个体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匿名性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 对情境线索的反应性更强，无论线索是消极的（三K党制服）还是积极的（护士制服）。
唤醒和分心活动
大群体在爆发出攻击行为之前常常会发生一些引起人们唤醒或者分散注意力的小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或跳舞，既可以令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
实验表明，像扔石头、小组合唱此类活动能成为其他去抑制行为的铺垫。当人们看到别人和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会对自己冲动行动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当我们看到别人与自己一样行动时，会认为他们的感受与我们一样，这又会强化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且，冲动的群体行为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冲着裁判大喊大叫时，并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而只是对情境做出的一种即时反应罢了。随后，当我们停下来思考自己言行时，有时会觉得懊恼。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主动寻求去个体化的群体经历，如跳舞、宗教体验和团队运动等等，从中我们能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感以及与他人的亲近。
弱化自我意识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经历通常能割裂个体的行为和态度。研究者发现，缺乏自我意识、去个体化的人不易受约束，更难自律，更可能在不考虑自己价值观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这些研究结果可以补充和印证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实验。
自我意识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通过站在镜子或者摄像机前来唤起自我意识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自控力，而且他们的行动也更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如果人们在镜子前品尝各种奶酪，就会更少地吃高脂奶酪。
自我意识被唤起的人也不太可能进行欺骗。那些通常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特立独行的人也不太可能欺骗。在日本，人们更经常想象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所以镜子的出现对欺骗行为没有影响。这里的原理是，具有自我意识或者暂时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其事外言论与事中行动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
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情境。诸如喝酒此类情境会减弱个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个体的去个体化。能够增强自我意识的情境，比如镜子和摄像机、小城镇的居住环境、明亮的光线、醒目的姓名标签、凝神静思、个性化的着装和房屋，可使去个体化会减弱。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参加聚会时，父母的离别忠告很可能是：“玩得开心，还有要记住你是谁。”换句话说，和大家一起享受欢乐的同时要保持自我意识，保持自己的个人同一性，小心去个体化。
9
群体如何强化我们的决策
很多冲突的发生都是由于冲突双方总和观念相近的人交流。群体互动通常会产生什么效果？积极抑或消极？警察暴力执法和团伙暴力都证明了群体互动潜在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支持小组领导者、管理顾问和教育理论家都宣扬它的益处，而且社会和宗教活动也敦促其成员通过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来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对小群体成员的研究得出了一条原理：群体讨论通常会强化其成员最初的倾向。它有助于我们对积极和消极这两种结果做出解释。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研究的展开说明了科学探索的过程，即有趣的科学发现往往会导致研究者草率地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最终这些结论又为更准确的结论所取代。作为该领域的研究者之一，我可以与大家直接讨论这一科学谜题。
“风险转移”的案例
有超过300项研究始于一项惊人的发现，它的提出者詹姆斯·斯托纳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他的管理学硕士论文中，斯托纳对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看法——群体比个人在决策时更为谨慎——进行了研究。他设计了一些决策时的两难情境，参与者的任务是建议假想的人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风险。假设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在以下的情境中，你会给海伦什么样的建议？
海伦是一名很有创作天赋的作家，但是迄今为止她都是依靠写通俗的西部小说过着舒适的生活。最近她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写一部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如果这部小说能够完成并且被人们接受的话，可能会在文坛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她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又或者这部小说是一部失败之作，那么她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得不到任何回报。
设想你正在给海伦提建议。你认为成功的概率至少要达到多少，海伦才应该尝试写这部小说？请在相应的地方打钩。
如果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概率至少为_____，海伦应该尝试写这部小说。
____1/10
____2/10
____3/10
____4/10
____5/10
____6/10
____7/10
____8/10
____9/10
____10/10（如果你认为海伦只有在确信这部小说绝对会成功的情况下才应该尝试写这部小说，请在这一项的前面打钩。）
当你做出决定后，猜猜本书的读者平均而言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在参与者对12个此类问题各自给出自己的建议后，研究者会安排5个人左右在一起进行讨论，并让他们就每一个问题达成共识。你认为群体决策与讨论之前所有人单独决策所得的平均值相比，会有什么差别呢？群体会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还是更为谨慎？抑或与个体没有差别？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群体决策往往更具风险性。这一“风险转移现象”引发了一股研究群体冒险性的浪潮。这些研究发现，风险转移不仅发生在群体需要达成共识时，在一次短暂的讨论之后，个体也会改变他们之前的决定。此外，研究者选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国家的参与者，都得出了与斯托纳的研究相同的结果。
在讨论中，不同的看法会趋于统一。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统一所得出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各自最初的观点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险。这是个有趣的谜题。这种小的风险转移效应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的，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解释。群体影响的何种因素可以产生此效应？这种效应有多普遍？陪审团、商业委员会以及军事机构中的各种讨论是否也会促进人们的冒险行为？如果以死亡率作为衡量标准，在车上有两名同伴的情况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鲁莽驾车的可能性几乎是车上没有任何同伴时的两倍，这是否能用这一效应来解释？股市泡沫是否也可以用它来解释？因为人们会讨论股市为什么上涨，从而产生了一种信息瀑布，进而推动股市进一步走高。
在数年的研究之后，我的同事和我发现，风险转移并不普遍。在我们设计的一些两难困境中，人们在讨论之后会变得更为谨慎。其中一个情境的主人公名叫罗杰。罗杰是一名已婚的青年男子，他有两个处在学龄期的孩子，有一份稳定但薪酬不高的工作。他能负担得起必需的生活用品，但对奢侈品就不敢奢望了。他听说一家不怎么有名的公司推出了新产品，如果销路很好的话，这家公司的股票就会迅速升值为以前的三倍；但是，如果新产品卖不出去的话，股票价格就会大幅下跌。罗杰没什么积蓄，为了投资这家公司，他正考虑卖掉自己的人寿保险。
你能看出一条普遍的规律，它既能预测人们在讨论了海伦的情境之后倾向于给出更为冒险的建议，也能预测在讨论了罗杰的情境之后却倾向于给出更加谨慎的建议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建议海伦而不是罗杰去冒更大的风险，甚至在和其他人讨论之前即是如此。事实上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强人们最初的看法。因此，对“罗杰”两难困境的讨论会让群体比讨论前更不愿意冒险。
群体会强化我们的观点吗
意识到这种群体现象并不总是朝冒险的方向偏移之后，我们对这一现象有了新的认识：群体讨论倾向于使群体成员最初的观点得到加强。这种观点促使研究者们提出一个被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称为群体极化的概念：讨论通常会强化群体成员的普遍倾向。
群体极化实验
这种对群体引发的变化的新认识，促使研究者在实验中组织人们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赞同或反对的观点。群体交谈是否会加强成员共同的初始倾向？在群体中，是否冒险者会表现得更加冒险，顽固者会更为敌对，乐善好施者会更加慷慨？这些正是群体极化理论所预言的（图9-1）。
图9-1 群体极化。群体极化理论预测群体讨论会强化群体成员的共同态度。
很多研究证实了群体极化的存在。
·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观察发现，讨论强化了法国学生原本对法国总统所持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原本对美国人所持的消极态度。
·矶崎发现，日本大学生集体讨论了某起交通事故后，给出了更明确的“有罪”判决。如果陪审团成员们倾向于赔偿损失，群体讨论所提出的赔偿金额往往会高于陪审团成员单独提出的赔偿金额的中位数。
·马库斯·布劳尔等人发现，法国学生在讨论了对某些人共同持有的消极印象后，会更加讨厌这些人。
另一种研究策略是选择一些观点存在分歧的问题，然后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分隔开，把观点相同的人们安排在一起。观点相似的人们在一起讨论是否会强化他们共同持有的观点？讨论是否会加深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鸿沟？
乔治·毕晓普和我对此都很好奇。因此，我们设立了两个不同的群体：相对有种族偏见的高中生和无种族偏见的高中生。我们要求他们在讨论前后对某些涉及种族态度的问题（例如财产权相对于不同种族混合居住）做出反应。我们发现，志同道合的学生之间的讨论确实可以加大两个群体之间最初观点的差异（图9-2）。此外，杰茜卡·基廷及其合作者报告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意识不到这种现象。当一小群观点相似的人在讨论奥巴马和小布什谁是更好的总统时，他们都低估了群体讨论使自身态度发生极化的程度（他们记错了自己之前的态度）。
图9-2 高中生讨论种族偏见时出现的群体极化。讨论加剧了高偏见和低偏见高中生同质群体之间的两极分化。谈论与种族相关的问题增加了高偏见组的种族偏见，降低了低偏见组的种族偏见。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证实，群体讨论可以放大积极或消极的倾向。当人们对某一群体（例如移民）有着共同的消极印象时，讨论会支持他们的消极印象，增强他们对该群体的歧视。而当人们共同关注不公正的行为时，讨论可以增强他们对道德的关注。
日常生活中的群体极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与观点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看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子就知道了。）与观点相似的朋友的日常团体互动是否会强化大家共有的观点？这样是否会令讨厌的人变得更加可恶，纯真的人变得更加纯真，叛逆的人变得更加叛逆？
的确如此。埃莉诺·麦科比指出，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的自我隔离增加了他们最初并不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孩们在一起玩时，会渐渐变得更加富于竞争性和以行动为导向。而女孩们在一起玩则会变得更加以关系为导向。
斯凯德和森斯坦发现，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倾向于像共和党人一样投票，而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则倾向于像民主党人一样投票。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观点相似的法官在一起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一名由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在和其他两个共和党法官一起投票时，要比与至少一名由民主党任命的法官一起投票时保守得多；而同时，由民主党任命的法官在相反的意识形态方向上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学校中的群体极化
在现实生活中，与实验室类似的另一种群体极化现象是教育研究者所称的“加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群体之间最初的差异会增大。如果X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开始就比Y大学的学生更聪明，那么到他们毕业时，这个差距可能会加大。类似地，与兄弟会和姊妹会的成员相比，未参加社团的学生往往持更自由的政治态度，这一差异在大学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成员会强化他们彼此共同的态度倾向。分歧逐渐缓和；共识逐渐极化。
社区中的群体极化
因为人们的自我隔离，极化现象也发生在社区。布鲁克斯发现：“自由前卫的地区……吸引自由前卫的人，并变得更加自由和前卫，保守的地区……吸引保守派，并变得更加保守。”社区能够成为回音壁，让观点在志趣相投的朋友之间流转。
给社会心理学家一个观点相似的群体，且群体成员主要在内部互动，他们会向你展示一个可能会变得更为极端的群体。一项实验在科罗拉多州招募了多个小群体，一些来自偏自由主义的博尔德市，另一些来自偏保守主义的科泉市。讨论使群体内部对全球变暖、平权法案和同性婚姻等话题的态度更趋一致。不过，博尔德市的人一般向更左的方向聚合，而科泉市的人一般向更右的方向聚合。
由于社区起了政治回音壁的作用，美国的极化现象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从1976年到2008年，美国在选举中一边倒（即将60%或以上的选票投给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县的百分比几乎翻倍。那些刚入学的大学生在政治上宣称自己是“中间道路”的比例从1983年的60%下降到2013年的46%；相应地，宣称自己偏左或偏右的学生比例在增加。
在实验室研究中，当游戏双方为群体时，群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和猜疑，往往甚于个体在与他人玩游戏时经常表现出的竞争关系和不信任。在实际的社区冲突中，想法相似的人们会逐渐联合起来，他们共同的倾向也因此得以加强。帮派犯罪产生了街头团伙内部的相互强化过程，其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属性和敌意。莱肯总结道：“如果在你的街区住进来了第二个无法管束的15岁少年，他们作为一个团伙所带来的破坏性可能并不仅仅是第一个不良少年破坏性的两倍……团伙的危险性远远大于其个体成员的总和。”
确实，根据维齐和梅斯纳的报告，缺乏监管的同龄人群体是社区犯罪受害率最有力的预测指标。而且，实验发现，将未成年违法者和其他少年犯放在同一个群体中——不出任何一个群体极化的研究者所料——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率。
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
从印刷机的发明到越来越多的有线电视频道，再到互联网，可获取的信息量激增。过去，人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广播电视网络和全国性的新闻杂志、报纸上获取内容相同的信息；而今天我们则可从各种各样的资源中选择符合自己喜好的信息。由于有了如此多的选择，我们自然会“选择性地接触”与我们观念类似的媒体。我们会喜欢那些支持自己看法或抨击我们所鄙视之人的媒体报道。（告诉我们你平常浏览哪些媒体，我们就能猜出你的政治意识形态。）
由于我们选择性地阅读博客和访问聊天室，互联网是否会令我们走进一个个“共同思想的部落”？进步派人士是否只与进步派人士“交朋友”，并分享进步主义观点的链接？而保守主义者是否只与保守主义者建立联系，并将彼此与保守主义观点联系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互联网上相互隔离的社区是否会加剧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互联网上无数的虚拟群体使和平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极客（geek，即技术宅男）和哥特族、阴谋家和癌症幸存者都能与之观念相同的人抱成团，为共同的关注、兴趣和疑问找到支持。
有研究证实，大多数人会阅读那些强化而非挑战自身观点的博客，而这些博客大多又链接到其他观点相似的博客——自由派的博客与自由派的博客相连，保守派的博客与保守派的博客相连——这就好像自说自话一样。最终结果是，当今世界的政治极化——人们鄙视政治观点相反的人——要比种族极化严重得多。更多的信息加深了而不是缓和了党派分歧。罗伯特·怀特指出，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和网络聊天室“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使思想相同的人聚集起来，使零散的仇恨更加明确，也能够动员致命的武装力量。”和平主义者变得更加反战，而民兵组织变得更有恐怖主义倾向。一项分析表明，恐怖主义网站的增长速度——从1997年的10来个激增到2005年末的约4 700个——要比网站总数的增长速度快四倍多。此外，人们在“暗网”论坛上花费的时间越长，所发信息就越暴力。据报道，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袭击者塔梅尔兰和焦哈尔·察尔纳耶夫就是通过接触互联网而变得“自我激进化”。
恐怖组织中的群体极化
在对全世界的恐怖组织进行分析后，麦考利和西格尔指出，恐怖主义并不是突然间爆发的，而是一些人因为共同的不满走到一起，怒火被点燃，于是恐怖主义便产生了。由于不与温和派进行交流，他们变得越来越极端。社会放大器将信号变得更为强烈。其结果是，个体成员做出了在远离群体时决不会做的暴力行为。
举例来说，“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就是长期受到这种与思想相近的人互动而产生的极化效应的影响。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专家称，成为恐怖分子的过程将个体与其他信念系统隔离开来，将潜在的目标去人性化，不容忍任何异议。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成员开始将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两类。阿里尔·麦若瑞是一位中东和斯里兰卡自杀式恐怖主义的研究者，他认为自杀式恐怖事件产生的关键因素就是群体过程。“据我所知，还从未出现过因个人一时兴起而导致的自杀式恐怖事件。”
根据一项对萨拉菲圣战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的分析，他们中70%的人是以外籍身份加入的。他们在为了寻找工作或求学而移居国外之后，开始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常常去清真寺，与其他移居国外的穆斯林往来，有时应征加入很小的群体，这些群体为他们提供“相互的情感和社会支持”并“培养了他们共同的认同感”。“伊斯兰国”的一名高级武装分子报告称，他所发起的运动是在伊拉克的一所美国监狱里酝酿的：“如果伊拉克没有美国监狱，就不会有今天的“伊斯兰国”。监狱就像一个工厂，让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建立了我们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坐下来仔细谋划，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环境”。
同样，大屠杀也是群体现象。作为二战华沙空袭的幸存者（其双亲在此次空袭中丧生），罗伯特·扎荣茨对暴力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暴力的产生和升级都是由于杀人者相互怂恿。波斯特在访谈了很多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后指出，个体一旦处于“恐怖主义群体的高压之下”，就很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长期来看，最有效的反恐政策是首先控制恐怖组织的征募活动。”
对群体极化的解释
为什么群体会采取比其普通的个体成员更为夸张的立场？研究者们希望，解开群体极化之谜可以为研究群体影响提供一些思路。解答小谜题有时候会为解答大谜题提供线索。
在研究者提出的几种群体极化理论中，有两种已为科学实验所证实。其中一种着眼于讨论中提出的论点，是信息性影响（因接受关于现实的证据而产生的影响）的一个例子；另一种则涉及群体成员如何看待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规范性影响（基于人们希望被他人接受或钦佩的愿望而产生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信息性影响
这种得到最充分支持的解释认为，群体讨论可以产生一系列观点，其中大多数都支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讨论中的一些观点对群体成员来说是常识。其他观点可能包含一些群体成员在此之前并没有考虑到的有说服力的论点。当讨论作家海伦时，或许有人会说：“海伦应该着手去写，因为她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她的长篇小说失败了，她仍然可以像从前那样去写通俗的西部小说。”这样的说法通常是将提出者的 论点和他对问题的立场混在一起。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人的特定立场而只是听到相关的论点，他们仍然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论点本身就很重要。
《经济学人》封面对1987年股市崩盘的描述。
规范性影响
第二种对极化的解释涉及与他人的比较。利昂·费斯汀格在其具有影响力的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理论中提出，我们人类会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进行比较，以便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评价。我们最容易被“参照群体”（即我们所认同的群体）中的人们所说服。而且，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和自己持有相同观点时，为了使其他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
当我们要求人们（就像我之前要求你去做的那样）预测其他人会如何回应诸如“海伦”困境之类的问题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出 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是多么强烈地支持这种社会偏好的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指写长篇小说）。即使成功的机会只有4/10，一般人也会建议海伦写那部长篇小说，但会估计其他大部分人会选择5/10或6/10。（这个发现使我们想起了自我服务偏差：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好地体现了社会期望的特质和态度。）当开始讨论时，大部分人都发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出众。事实上，其他一些人比自己更为超前，对于写小说这件事采取了更为冒险的立场。于是他们不再受之前错误感知的群体规范的约束，可以更加强烈地自由表达自己的偏好。
或许你能回忆起有段时间，你想与某人发展一段恋情，但是你俩都害怕迈出第一步，以为对方对自己没有兴趣。这样的人众无知会阻碍亲密关系的发展。
又或许你会回忆起曾经在一个群体中，你和其他人都很小心翼翼地沉默着，直到某个人打破沉默说道：“嗯，坦白说，我认为……”于是很快你们都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共有的观点。
社会比较理论引发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人们面对的是他人的立场而不是论点。这大概就是我们在阅读一个民意测验的结果或选举日出口民调结果时的体验。如果人们了解了他人的立场——在没有事前承诺、没有讨论或分享论点的情况下——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反应以迎合一个被社会认同的立场吗？这种基于比较的极化效应通常没有现场讨论所产生的极化效应那么强烈。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向群体平均值靠拢，而是比其更胜一筹。
仅仅了解他人的选择也会产生随大流效应，从而使某些歌曲、书籍和电影广为流行。有研究者招募了14 341名互联网参与者收听没听过的歌曲，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下载。研究者将参与者随机分组，其中的一组可以看到先前参与者的下载选择。结果发现，在获得此信息的参与者中，流行的歌曲变得更加受欢迎，而不流行的歌曲变得更不受欢迎。
群体极化的研究表明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复杂性。尽管我们十分希望对某种现象的解释能尽量简洁，但一种理论很少能解释所有的数据。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影响结果的因素常常不止一个。在群体讨论中，有说服力的论点往往决定了那些有事实成分的问题（“她是否有罪？”）。社会比较会影响那些涉及价值判断的反应（“她应该被判多长时间？”）。在很多既涉及事实又涉及价值判断的事件中，这两个因素会共同起作用。发现其他人与自己有相同的感受（社会比较）会使支持每个人私下赞成的东西的论点（信息性影响）被释放出来。
群体思维
我们前面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否同样会发生在公司董事会或者总统内阁这样的尖端群体中呢？在这些群体中是否存在自我合理化？是否存在自我服务偏差？是否会出现有凝聚力的“我们感觉”，进而引起从众或是对异议的压制？是否存在会引起抵制的公开承诺？是否存在群体极化现象？
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想知道这些现象是否有助于解释20世纪的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所做出的一些好的和坏的群体决策。为此，他分析了几次重大失败背后的决策过程。
·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事件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星期，夏威夷的军事指挥官收到了一条消息：日本计划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军事据点。之后，军事情报部门失去了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那时航空母舰正径直朝夏威夷前进。空中侦察队本来应该能侦察出航空母舰的位置或者至少提前几分钟发出警报。但是自以为是的指挥官们决定不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结果是：在日军对这个几乎毫无防备的基地发动袭击之前，没有任何警报响起。袭击后美军损失了18艘舰艇、170架飞机以及2 400位军人的生命。
·猪湾事件。1961年，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们试图利用1 400名由中央情报局（CIA）训练过的古巴流亡者来袭击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几乎所有的袭击者都很快被杀或被抓，美国颜面尽失，而且古巴与苏联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在得知后果以后，肯尼迪大呼：“我们怎么做出了如此愚蠢的事呢？”
·越南战争。在1964—1967年间，约翰逊总统和由其政治顾问组成的“周二午餐团”将越南战争升级，因为他们预测美国的空中轰炸、空降以及搜索和摧毁行动会迫使当时的北越政府接受和谈，而南越民众出于感激也会支持和谈。尽管政府的情报专家和几乎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对他们发出警告，但他们还是继续将战争扩大化。这场灾难使近6万名美国人和100万越南人丧生，也使美国人两极分化，迫使总统下台，并造成巨额赤字，加剧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
贾尼斯认为酿成这些大错的原因是，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群体和谐往往会压制异议，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思维（groupthink）。在工作群体中，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并提高生产效率。对群体共同的认同感可以激励人们坚持完成一个项目。但在决策时，紧密的团体可能会付出代价。贾尼斯认为产生群体思维的温床包括：
·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
·对异议的相对排斥；
·指示型领导者（表示出自己对某个决策的支持）。
举例来说，在计划那次注定失败的猪湾袭击时，刚刚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兴高采烈地组成了一个极有团队精神的队伍。对这次计划十分关键的反对观点都被压制或是排除了，总统本人很快就对这次袭击表示了赞同。
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
通过研究历史记录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回忆，贾尼斯发现了8条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表现为当群体成员遇到威胁时，为努力保持他们积极的群体感而集体性地减少不和谐的因素。
群体思维的前两条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无懈可击的错觉。贾尼斯所研究的群体都产生了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危险警报。当珍珠港的海军总指挥金梅尔得知他们已经失去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后，他还开玩笑说，或许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金梅尔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群体道义毋庸置疑。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其他的伦理和道义问题。肯尼迪团队知道基辛格顾问和富布赖特议员对袭击一个小小的邻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体从未考虑或讨论过这些道义上的疑虑。
群体成员还会变得思想封闭。
·合理化。群体通过集体为其决策进行辩护来忽视挑战。比起反省和重新考虑以前的决定，约翰逊总统的周二午餐团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使扩大战争的决策合理化（解释和辩护）。每个动议都是为了捍卫和辩护。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对手太过邪恶，无法与之谈判，或者太过弱小愚蠢，难以抵挡自己精心计划的行动。肯尼迪团队自以为卡斯特罗的军事力量很薄弱，民众也只是表面支持，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轻易地推翻其政权。
最后，群体承受者追求一致性的压力。
·从众压力。群体成员会回绝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回绝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和挖苦。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的助理莫伊斯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说：“噢，‘停止爆炸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多数人都选择了顺从。
·自我审查。为了避免令人不快的分歧，人们往往会保留或压制自己的疑虑。在猪湾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施莱辛格说：“我为自己在那些重要的内阁会议中保持沉默而深感自责。但我知道，即使当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无济于事，而且还会给自己招来骂名，这让我的愧疚感稍稍减轻了些。”并非只有政客才这样。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面对面，当人们认为他人不同意自己的想法时，他们就不太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致同意的错觉。自我审查和不要破坏共识的压力制造了一种一致同意的错觉。而且，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重大军事失败中十分明显，在其他群体决策失误中也是如此。希特勒的顾问斯皮尔把希特勒周围的氛围描述为：从众的压力压制了一切异议。异议的缺乏造成了一致同意的错觉。
自我审查导致了一致同意的错觉。
正常情况下，背离事实的人们会很快被拉回正轨，因为他们会受到周围人的嘲弄或批评，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没有这样的矫正机制……没有什么外界因素能干扰人们所达成意见的一致性。（p. 379）
·心理卫士。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其免受那些质疑其决策有效性和道义的信息的干扰。在猪湾事件之前，肯尼迪把施莱辛格叫到一旁，告诉他“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国务卿腊斯克隐瞒了外交和情报专家提出的反对袭击的警告。就这样，他们完全充当了总统的“心理卫士”，保护他远离令人不快的事实，而不是身体上的伤害。
群体思维的运作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寻找和讨论对立信息以及其他的可能性（见图9-3）。当领导者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决策。
图9-3 群体思维的理论分析。
英国心理学家纽厄尔和拉格纳多认为，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可能也是导致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因素。他们指出，无论是萨达姆还是小布什，都让自己的身边围着一大群和他们有同样想法的进言者，并且他们还会迫使反对者闭嘴。此外，他们收到的大多是经过筛选的支持他们的假设的信息——伊拉克的假设是自身有能力抵抗入侵的武装力量，而美国的假设则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人民会将入侵的美国士兵看作是解放者，短期、和平的占领将很快为伊拉克带来繁荣的民主政治。
预防群体思维
不良的群体动力能帮助解释很多错误的决策，正如有时候厨子多了反而会搞砸一锅汤。不过，在开明的领导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团队精神可以改善决策。有时三个臭皮匠真能胜过一个诸葛亮。
为了找出产生良好决策的条件，贾尼斯也分析了两个成功的冒险：二战后杜鲁门政府为了恢复欧洲经济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1962年肯尼迪政府对苏联意图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一事的处理。贾尼斯提出的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就融合了这两个例子中很多有效的群体程序。
·不偏不倚——不要支持任何立场。在群体讨论开始时不要让成员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这样会妨碍信息共享，降低决策的质量。
·鼓励批判性评价；设置一个“魔鬼代言人”。更好的做法是欢迎真正的持不同意见者的看法，这样做更能激发原创性思维，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有时可以将群体划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再组合在一起以表达不同的意见。
·欢迎局外专家和伙伴的批评。
·在实施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 ，让大家说出自己心中的任何疑虑。
当采用这些步骤时，群体决策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最终证明缺陷更少，也更有效。
该题目是为我自己的研究而构建的，它说明了斯托纳所提出的决策的两难困境。
10
人的力量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真理有琐碎和伟大之分，琐碎真理的对立面显然错误，但伟大真理的对立面却依旧正确。”本书的每个模块都揭示出这样一个伟大真理： 社会情境具有巨大的力量。社会情境可以解释我们的行为，前提是假定我们都像随风飘摇的墙头草那样被动。但是，我们与墙头草不同，不会完全被所处的情境左右。我们会行动，我们会做出反应。我们会做出回应并获得回应。我们可以抗拒社会情境，有时候甚至可以改变情境。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力量也同样重要，同样真实。
强调文化的力量或许会令我们有些不舒服。外部力量会决定我们的行为吗？大多数人视自己为自由的生灵，是自身行动（至少比较好的行动）的主宰者。我们担心，对自身行动的文化解释会引发如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所称的“错误信念”——通过指责其他人或事物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社会控制（情境的力量）与个人控制（人的力量）之间的竞争并不比生物学与文化解释间的竞争更激烈。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对行为的解释都有效，因为任何时候，我们既是社会的创造物又是其创造者。我们很可能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有一点很明确：未来即将到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决定未来的方向。我们今天的选择将会决定明天的环境。
人与情境的相互作用
社会情境确实对个体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个体也会影响社会情境。二者相互作用。追问到底是外部情境还是内在天性决定了行为，就好像追问到底是长度还是宽度决定了房间的面积。
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至少有三种。
·特定的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通常会因人而异。由于人类心理并不会以完全相同或客观的方式来理解现实，所以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对情境的解释做出反应。有些人（个体及群体）更为敏感，更容易对社会情境做出反应，比如日本人比英国人更容易对社会期望做出回应。
·人们通常选择自己所处的情境。假如能选择，社交型的人都会选择能引发社会交往的情境。当你选择就读的大学时，你也在选择自己能接触到的特定社会影响。美国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太可能定居在达拉斯的郊区，也不太可能参加商会和观看福克斯新闻。他们更倾向于住在旧金山或多伦多，参加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阅读《赫芬顿邮报》。换句话说，他们会选择一个强化自身倾向的社会环境。
·人们往往创造自己所处的情境。请再回想一下我们的先入之见如何自我实现：如果我们预期某人外向、敌对、聪明或性感，我们对待此人的行为就可能会导致他按照我们的预期来行动。毕竟，构成社会情境的不正是置身于其中的人吗？保守的环境往往是由保守主义者创造的。女生联谊会或男性联谊会的活动也是由其成员决定的。社会环境和天气不一样，天气不受我们的左右。社会环境更像我们的家园——我们自己创造的产物。
因此，个人和情境都有其各自的影响力。我们既创造我们的文化世界，也被我们的文化世界所塑造。
情境与个人之间这种相互的因果关系，使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或是在作用于环境。我们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环境的建筑师，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一种看法比另一种更明智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把自己视为环境的产物（以免我们一方面会因为自己是社会的建筑师而过分骄傲，另一方面会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过分指责自己），同时把他人视为自由的行动者（以免我们变得专断和喜欢操控他人）比较明智。
然而，也许我们反过来看会更好——把自己看作自由的个体，同时将他人看作是受情境影响的人。这样我们看待自己时会更强调自我效能，而在与他人交往时更多地理解他们的处境。事实上，大多数宗教都鼓励我们对自己负责，但尽量少去评判他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正好相反：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却把别人的失败归咎于他们自身？
抵制社会压力
社会心理学还从其他方面提醒我们个体所拥有的力量。我们不是被动的机器，任由外力推动。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采取行动，不受强加于自身的力量的影响。知道有人正试图强迫我们，甚至可能会促使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逆反
个体都珍视自己的自由感和自我效能感。所以，如果社会压力非常明显，以至于威胁到个体的自由感时，他们常常会反抗。想一想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家族的反对反而加深了他们的爱情。我们再想一想儿童，他们常常通过违背父母的命令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所以，精明的父母通常不会生硬地下达命令，而是让孩子自己在有限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到了洗澡时间了，你想要盆浴还是淋浴？”
很多实验研究表明，限制个体自由的企图通常会引起“事与愿违”的反从众行为，这证明了 逆反（reactance）理论（人们会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的自由感）的正确性。在一项现场实验中，当周围古怪的同学开始戴“Livestrong”腕带时，许多学生就不再戴这种腕带了。同样，当巴宝莉的帽子在足球流氓中流行起来之后，英国的富人就不戴这种帽子了。
逆反
不合逻辑的推理
逆反理论可能有助于解释未到法定饮酒年龄的年轻人的饮酒行为。加拿大药物滥用中心对18～24岁的年轻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达到法定饮酒年龄（21岁）的人在过去一年中喝醉过的比例为69%，而 不足21岁的人喝醉的比例则高达77%。一项对美国56所大学所做的调查表明，达到法定饮酒年龄（21岁）的学生中有25%是滴酒不沾的，而21岁以下的学生中这类人的比例只有19%。而且，向他们传达反酗酒信息的做法可能不会奏效：饮酒风险最高的人，往往最不可能对旨在保护他们的项目做出反应，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逆反心理。逆反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觉得健康饮食和锻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高达78%的人并不定期锻炼。塞波·艾泽欧-阿荷拉解释说：“当锻炼成为一项‘必须进行’或‘应该进行’的活动时，它就在健身活动和自由之间制造了对立”（p. 100）。在一项研究中，当青少年被告知其他人相信吃水果是健康的，他们就说自己打算少吃水果。但当他们听说大多数其他青少年在努力吃足够多的水果时，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天吃了更多的水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某件事，所以很难在不感到自由受到了损害的情况下真正去做。但如果我们知道其他人正在做这件事（又是规范影响），由于人们有从众的倾向，我们也更有可能去做这件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的一条经验是：要用行动而非劝说来影响他人。
坚持独特性
想象一个完全从众的世界，人与人完全没有区别。这样的世界会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吗？如果不从众令人不适，那么千篇一律会带来舒适吗？
当人们显得太与众不同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但在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如果个体看起来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话，他们也会感觉不舒服。这可能是因为不从众已经变得与高地位联系在一起了。“我有一些非常成功的硅谷客户，他们穿着破旧的牛仔裤、Vans牌鞋子和T恤衫，”商业顾问汤姆·瑟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金钱观察》中写道，“他们身价数亿美元甚至更多，但参加董事会会议时，穿得破破烂烂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一系列实验中，西尔维娅·贝莱扎及其同事发现，穿奇装异服（比如红色运动鞋）的人会被其他人认为地位更高。并且，如果有人模仿我们的穿衣风格或自我展示的其他方面，我们可能会对模仿者感到愤怒。
总的来说，当人们认为自己有适度的独特性，并以能彰显个性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会感觉更好。在一项实验研究中，施奈德让普度大学的学生们相信，他们的“10个最重要的态度”与其他1万名学生的态度不同，或者几乎完全相同。然后让他们参加一个从众实验。那些被剥夺了独特感的参与者最有可能以不从众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个性。此外，拥有最高“独特性需求”的个体往往最不可能从众。
社会影响和对独特性的渴望还表现在美国人给新生儿所起的名字上。追求不常见名字的人们，却常常碰巧取了相同的名字。2013年，美国十大流行的女孩名字中有埃玛（第2位）、伊莎贝拉（第4位）和埃米莉（第7位）。佩姬·奥伦斯坦指出，20世纪60年代那些想要反抗传统的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丽贝卡，以为能打破取名的旧俗，结果发现许多人取了同样的名字。“希拉里”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当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名人后，就显得不那么独特，人们也用得少了（甚至在她的崇拜者中也是如此）。奥伦斯坦发现，尽管这些名字的流行度在减弱，但在下一代可能会重新流行。马克斯、露丝、索菲听上去好像是一家养老院或一所小学的花名册。
把自己视为独特的个体，也表现在人们的“自发性自我概念”上。耶鲁大学的威廉·麦圭尔等人研究发现，当要求孩子“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时，他们最可能提到的是自己独有的特征。在国外出生的孩子更可能提到他们的出生地，红头发孩子与黑发或棕发的孩子相比更愿意提及自己头发的颜色，体重较轻和体重较重的孩子更可能提及自己的体重，少数族裔的孩子更可能提及自己的种族。
同样，当身处异性人群之中时，我们会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有一次，我去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某个会议，恰巧其他10位参会者都是女性，我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第二天结束时，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开玩笑说，我去洗手间时排队的队伍最短，这才让邻座的女士注意到此前未曾想过的事：这一群体的性别构成。
麦圭尔认为其中的道理就是：“个体只有当与众不同时，才会意识到自己，以及自己与众不同的方面。”因此，“如果我是一群白人女性中的一位黑人妇女的话，那么我往往会想到自己是一个黑人；而如果我到了黑人男性群体中，那么我的黑皮肤就没有那么突出了，我更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女性”。这一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非白人环境中长大的白人会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白人身份，为什么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能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为什么少数族裔群体更容易意识到其独特性，以及周边的文化与这种独特性的关系。由于多数族裔群体较少意识到自己的种族，他们可能认为少数族裔群体过于敏感。我偶尔会客居苏格兰，在那里，我的美国口音标志着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国籍，也对其他人对此的反应非常敏感。
即使两种文化非常相似，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彼此的差别，无论多么微小，甚至非常细微的差别也会引起歧视和冲突。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以小人国两大派系斗争的故事讽刺了这一现象。两派的区别是：一派认为水煮蛋该从小的一端剥开，而另一派则认为该从大的一端剥开。从全世界范围看，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差别似乎并不大。但是，关注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些微小的差异有时却意味着巨大的冲突。当两个群体非常相似时，竞争往往最为激烈。所以，虽然我们不喜欢太过于离经叛道，然而讽刺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要感到与众不同，并注意到我们如何与众不同。（在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这一点上，我们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正如对自我服务偏差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追求的不仅是独特性，而且是正确方向上的独特性。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与众不同，而是比一般人 更好。
少数派的影响
我们已经了解到：
·文化情境塑造了我们，但我们也帮助创造并选择了这些情境；
·从众压力有时会压倒我们更好的判断，但公然的压力会激起逆反心理，因为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自由；
·劝说的力量确实很强大，但我们可以通过公开承诺和预期劝说的诉求来抵制劝说。
最后，我们将讨论个体如何影响他们所在的群体。大部分社会运动最初都是由少数人主导，最终才变成多数人的运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道：“所有的历史都是少数派（以及一个人的少数派）的力量的记录。”想想哥白尼、伽利略、马丁·路德·金、苏珊·B.安东尼和纳尔逊·曼德拉。美国民权运动也是由一名非洲裔美国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共汽车上让出自己的座位点燃的。科技发展史也是由少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人谱写的。罗伯特·富尔顿在发明他的蒸汽机轮船（被讽刺为“富尔顿的蠢行”）时，忍受着不断的嘲笑：“在我的道路上从来没有一句鼓舞人心的话，一个光明的希望，一个温馨的祝愿”。事实上，如果少数人的观点从来都没能占上风，历史将是一潭死水，什么也不会改变。
什么因素能使少数派具有说服力？为了使肯尼迪团队考虑他对袭击猪湾的质疑，阿瑟·施莱辛格本该做些什么？瑟奇·莫斯科维斯（Serge Moscovici）在巴黎进行的实验发现了少数派影响力的几大决定因素： 一致性、自信和背叛。
一致性
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力。莫斯科维斯及其助手发现，如果参与者中的少数人总是一致认为蓝色幻灯片是绿色的，那么占多数的其他成员有时也会表示赞同。但如果这少部分人摇摆不定，认为其中1/3的蓝色幻灯片是蓝色的，而其他的是“绿色的”，那么多数派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是“绿色的”。
实验表明，同时经验也证实，不从众，尤其是一直坚持不从众，往往会很痛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少数派会让人很不舒服。这有助于解释少数派缓慢效应（minority slowness effect），即相对于多数派，少数派往往不那么快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如果你决定做爱默生所说的一个人的少数派，你必须准备好受嘲弄，特别是在你所辩驳的问题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以及群体正试图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时候。
即使多数派中的人知道持不同意见的人在事实上或道德上是正确的，如果拒绝改变，他们仍然可能不喜欢这个人。当查兰·内梅斯将两个人的少数派安排在一个模拟陪审团中，并让他们反对多数人所提的意见时，他俩确实变得不受欢迎了。尽管如此，多数派也承认这两人的坚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多数派的影响经常会激发不假思索的同意，相比之下，少数派的影响会激起更深入的讨论，并且常常会提升创造力。与他人不一致（少数派）的观点可能会让你不受欢迎，尤其当你处于群体边缘时更是如此，但这些观点也可以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一些成功的公司已经认识到少数派的观点能够激发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以崇尚“尊重个体的原创力”而闻名的3M公司鼓励员工把时间花在大胆的想法上。便笺纸所用的胶水就是3M公司的斯潘塞·西尔弗尝试开发强力胶失败后的产物。3M公司的另一位员工阿特·弗赖伊在用小纸片给自己的赞美诗集作记号时遇到了麻烦，他想：“我需要的是一种边上粘着西尔弗胶水的书签。”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种少数派的观点，但最终赢得了持怀疑态度的营销部门的支持。
自信
一致性和坚持性是自信的表现。而且，内梅斯和瓦赫特勒报告说，少数派表达自信的任何行为，例如坐在席位的上座，往往都会使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少数派通过坚定和强硬的态度而表现出的明显的自我确信会促使多数派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当事关观点（“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应该从哪个国家进口？”）而非事实（“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时，尤其如此。
背叛多数派
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会打破任何一致同意的错觉。当少数派坚持质疑多数派的判断力时，多数派的成员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疑虑，甚至会倒向少数派的立场。但是，如果出现单独的一名背叛者——一开始同意多数派的观点，重新思考后不再同意——情况会如何呢？约翰·莱文在对匹兹堡大学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少数派中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背叛而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始终居于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内梅斯的模拟陪审团实验发现，一旦开始出现背叛行为，其他人常常也会紧紧追随，产生滚雪球效应。
这种强调个体如何影响群体的新观点，带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讽刺意味。直到最近，少数派可以左右多数派的观点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少数派观点。尽管如此，通过持续而有力的论证，莫斯科维斯、内梅斯、马斯以及其他人已经说服了群体影响研究中的多数人：少数派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些少数派影响研究者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原因也许并不会让我们吃惊。安妮·马斯成长在二战后的德国，在听完祖母对法西斯的描述后，她对少数派如何影响社会变革产生了兴趣。内梅斯对此产生兴趣是她在欧洲作访问教授的时候。“那时，我与泰菲尔和莫斯科维斯一起工作，我们三个都是‘局外人’——我是一名在欧洲的美国罗马天主教女性，她们两个都是在二战中活下来的东欧犹太人。对少数派观点的价值和抗争的敏感性主导了我们的工作。”
领导是否属于少数派影响
1910年，挪威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史诗般的南极竞赛。由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有效领导的挪威人成功了。而英国人由于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领导无方而没能成功，斯科特和三名队员遇难。阿蒙森的表现阐释了领导（leadership）——个体动员和引导团队的过程——的力量。
有些领导者是正式任命或选举产生的，而有些是在群体互动中非正式地产生的。什么才是好的领导往往取决于情境。领导工程队的最佳人选不一定是销售队伍的最佳领导者。有些人擅长任务型领导（task leadership）——组织工作、设置规范、聚焦于目标的实现；而另一些人则擅长 社会型领导（social leadership）——建立团队、调解矛盾、提供支持。
任务型领导者通常具有支配型风格——如果领导者足够明智，能够下达好的指令，这种风格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这样的领导者是目标取向的，他们会将群体的注意力和努力都聚焦在任务上。实验表明，特定的、有挑战性的目标与定期的进度报告相结合有助于激发高成就。拥有祖先男性领导者特征——健康、个子高、阳刚（宽）脸——的男性，往往被视为具有统治力的领导者，并能成功担任公司CEO。
社会型领导者通常具有民主型风格——他们下放权限，接纳团队成员的意见，并且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能避免群体思维。从118项研究中收集的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平等，更反对社会等级。很多实验表明这种领导风格有利于鼓舞士气。群体成员在参与决策时通常会感到更满意。如果让员工掌控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会更有动力去完成任务。
一度流行的“伟人”领导理论——所有的优秀领导者都拥有某些特质——已被人们抛弃。现在我们知道，有效的领导风格与其说是关于“我”，不如说是关于“我们”，有效的领导者会代表、增强和维护团队的身份。有效的领导也会因情况而异。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下属可能会讨厌任务型领导，但不知道的下属或许会欢迎。不过，最近社会心理学家又开始关注，是否某些品质是优秀领导者在很多情境下都应该拥有的。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史密斯和泰博报告说，在印度、伊朗和中国进行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在矿区、银行和政府机构工作的优秀主管在任务型和社会型领导上的得分 都很高。他们既积极关注工作的进展，又对下属的需求非常敏感。
变革型领导：有魅力、充满活力并且自信的人有时会通过激励他人接受自己的愿景来改变组织或社会。马丁·路德·金就是这样的领导者。
研究还表明，许多实验室群体、工作团队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领导者都表现出了能令少数派观点具有说服力的行为。这样的领导者靠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目标来赢得信任。他们常常散发出一种自信的魅力，激发追随者的忠诚。有效的领导者通常对事件的理想状态有着令人信服的愿景，尤其是在集体承受压力的时期。他们也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将愿景传达给其他人，并对自己的群体有足够的乐观态度和信心，以激励他人追随自己。具有社会支配性和影响力的人看起来也是有能力的（不论是不是真有能力），因为他们会通过夸夸其谈来表现出自己很有能力的样子。
研究者在对50家荷兰公司的分析中发现，士气最高的公司是那些行政总裁最能激励他们的同事“为了集体而超越自身利益”的公司。这种领导风格—— 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激励他人认同并致力于团队的使命。变革型领导者中的许多人都是有魅力、充满活力且自信的外向者，他们通常会阐明他们的高标准，激励人们分享他们的愿景，并给予个人关注。在组织中，这类领导风格最经常的结果是形成参与度高、相互信任和有效率的工作团队。
事实上，群体也会影响他们的领导者。有时候，那些领头人只是察觉到了群体意见的走向而已。政治候选人知道怎样从民意调查中解读民众的态度。能够代表群体观点的人更有可能被选为领导者，而一个过于偏离群体规范的领导者可能会被抵制。明智的领导者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且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迪安·基思·西蒙顿指出，在个别的情况下，适当的特质与适当的情境相匹配，可以产生改写历史的伟大人物。丘吉尔、托马斯·杰斐逊、拿破仑、林肯或马丁·路德·金等伟大人物的诞生，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智慧、技能、决心、自信和社交魅力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并遇上难得的机会，有时就会造就一个冠军、一个诺贝尔奖或是一场社会革命。
11
社会心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不应该只考虑眼前，还应该考虑子孙后代，甚至那些我们还未曾谋面的未来的国民。
——《易洛魁民族联盟宪章》，又称“和平大律法”
设想你正乘坐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穿越银河系。为了维持飞船上人类社区的生存，宇宙飞船的生物圈中种植了各种植物，还饲养了很多动物。通过废物回收再利用和资源管理，截至目前，飞船上的生物圈能一直维系下去，养活飞船上出生的子孙后代。
这艘宇宙飞船就是“地球”，现在它承载了74亿人，并且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此外，人类正不可持续地加速消耗地球资源，超出了飞船约50%的承受能力。因此，地球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再生我们一年内所消耗的资源。随着人口膨胀和资源消耗加速，很多问题凸显出来：森林被过度砍伐，野生鱼类资源枯竭，气候变得极不稳定。一些乘客索取无度。如果74亿人都按照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需要4个地球才能养活全球人口。
1960年，地球承载了30亿人口和1.27亿辆机动车。如今，有70多亿人口和10多亿辆汽车。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以及为发电和供暖而燃烧煤和石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都在改变着地球气候。为了确定气候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全世界数千名科学家正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进行合作，搜集和总结相关证据。科学评估委员会的前任主席霍顿报告，他们的结论经过人类历史上最“深入的科学研究和检验”，并且得到世界上最发达的11个国家的国家科学院的支持。
正如IPCC和美国科学促进会所报告的，聚合性证据证明气候在变化（如图11-1所示）。
图11-1 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指标总览。
·温室气体层正在不断扩大。自工业革命（约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约有一半是由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与前工业时代相比，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了约39%，甲烷则增加了约158%，且增速越来越快。随着冻土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