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典阅读心得体会
共和国药典：半世纪春秋，再临新版编修,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南方周末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1963年版国家药典。（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图）
“新版药典预收载品种6400个，增订800个。”张伟介绍，为了进一步满足临床需要，新版药典将会适度增加品种。但也会逐步完善药品标准淘汰机制，做到“有进有出”。
2020年版药典的中药部分提出了一个宏伟又艰巨的目标——中药标准继续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在中药鉴别、含量测定、安全性控制等方面，我们要将长期积累的质控经验和成果，主导国际在中药质量控制的话语权。”
在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一处居民区里，有栋不起眼的六层办公楼，隐藏着守护近14亿中国人用药标准的国家药典委员会，这个自1950年成立的机构几乎与新中国同龄。
2017年8月29日，这个走过大半个世纪的机构完成了新一轮换届。第十届药典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向药典委员会委员代表颁发感谢信后，将十一届主任委员的职位交给了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此外，副局长吴浈任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陈凯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任副主任委员。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颁布实施十版药典，药品标准从无到有、收载品种从少到多、标准水平从低到高，对提高我国药品质量水平、促进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毕井泉为新一届委员代表颁发聘书后讲话。
距今两千多年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但鲜有人知道，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的《新修本草》是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过去做药是为了皇帝，现在做药是为了公众。”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张伟笑着说，从本草学、药物学以及处方集的编著演化而来的药典，现在不仅在临床用药上予以指导，更是制定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而制定的技术规范和法律依据。
在药典会办公楼一层，有间档案馆，记录着中国药典的变迁史。负责档案管理工作的阎秀琳1983年便加入药典会，三十多年的药典整理工作让她对我国药典历史如数家珍：1950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届药典委员会，负责国家药品标准制定修订，并于1953年颁布了第一版《中国药典》。此后，药典每五年更新一次，是国家药品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药品标准体系的核心。
“一个药，在药典上的记录可能只有一百来字，但背后的工作却不可想象。”张伟指着档案室里一叠叠牛皮纸袋说，一个药的资料就是一厚沓。
大半个世纪过去，档案馆里这些历年的药典、专家审定稿纸页早已发黄，卷了边儿，翻页时，有的封面簇簇直落。
过了退休年纪的阎秀琳整日和这些史料为伴，为了让南方周末记者感受到典籍写成的不易，她拿出了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
只见一叠发黄的毛边纸上用秀气的竖排小楷齐齐整整地记录了当时的药典编撰筹备工作：“按照预定计划，应在本月中举行一次全体委员会决定药典编撰方针……”文末，中国首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报告上用红笔圈阅的字样仍清晰可见。
以前药典编撰保留的材料。（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图）
历史翻回到1949年。当年11月卫生部便召集在京有关医药专家研讨编纂药典问题。1950年1月，卫生部从上海调药学专家孟目的教授负责组建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和处理日常工作的干事会，筹划编制新中国药典。
很快，4月召开药典工作座谈会，讨论药典的收载品种原则和建议收载的品种。随后，卫生部聘请药典委员49人，分设名词、化学药、制剂、植物药、生物制品、动物药、药理、剂量8个小组，另聘请通讯委员35人，成立了第一届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李德全任主任委员。
1953年，第一部《中国药典》由卫生部编印发行，此后便不断增补，修订完善。南方周末记者在历年的修订报告上，都能看到专家学者对药典内容的亲笔写的建议和意见，有的是附在额外的纸上，又一点点贴在草稿旁的。
初版的编纂者大多已经作古，这些一笔一划写成的字迹，也成为了药典委最珍贵的宝藏。
“编撰药典是项充满敬畏感的工作，看这些记录就能想象当时他们多么认真细致。”不止一次看过这些历史资料的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再次被触动。
国家药典第一次编撰时的会议记录。（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图）
过去十五年，是我国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和逐步转型的时期，是我国药物由仿制逐步向仿创结合迈进的时期，特别是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实施，使我国新药研发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为了满足临床需求，保障基本药物和医保用药，新的品种大量收入《中国药典》。新的分析技术和检测手段大量用于药品的质量控制，有效提升了药品质控水平，保障了大众用药。
但我国医药产业企业多、分布广、生产条件参差不齐、产品质量差异大、质控技术相对落后等现状依然存在。经过多次升级换代，现行的药品标准仍存在诸多短板亟待补齐。
毕井泉在会上总结，一些具体品种或一类品种方面不同程度的存在短板，主要有标准缺失、标准落后、标准不管用、标准执行不到位等，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国药品的上市标准不高，缺乏国产原创产品作为参照”。
具体来说，一是标准缺失，比如在中药材和饮片的安全性控制方面，对农药残留、重金属和有害元素虽然有了检测方法，但对具体品种的检测限度由于缺少大数据（多批次、环境背景）的积累和分析，故无法进行科学的设定。
二是标准落后，主要是一些早年由地方批准上市后又上升为国家标准的老品种，标准不完善、质量控制水平不高。
三是标准不管用，在化学药一些标准中虽然建立了杂质检查方法，规定了检测限度，但并没有针对有毒杂质进行控制。一些中药标准中设立了中药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但这些指标成分并不一定是有效成分，因而不能真正代表药品的有效性。
四是标准执行不到位，从企业层面来说，不能准确理解和熟练掌握标准，导致标准不能正确执行，还有个别不良企业不严格按标准规定的处方工艺执行，甚至钻标准的空子。从监管部门来说，监督标准执行不力，或对违反标准的行为处罚不严。
因此，新一届委员的重要任务便是全面启动2020年版药典的编制工作。8月29日，新一届药典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了《2020年版中国药典编制大纲》。
“编制修订药典，一定意义上是对已上市药品的再次审查和确认。”毕井泉指出，2020版药典编制过程中，要对收载、更新、修订的内容进行真实性、可靠性、科学性的审核，评估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对于存疑的，要向监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多年不生产的药品，要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上市后多年没有进行不良反应监测、不良反应不详的药品也要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目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0版药典，该版药典收载药品总数达到5608个，涵盖基本药物、医疗保险目录品种和临床常用药品等内容。
“新版药典预收载品种6400个，增订800个。”张伟介绍，为了进一步满足临床需要，新版药典将会适度增加品种。但也会逐步完善药品标准淘汰机制，做到“有进有出”，对已经取消文号、长期不生产、质量不可控、剂型不合理、稳定性不高的药品标准“做减法”。
事实上，一个药想要进入“药典”的世界里，需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考察期，不仅要考虑临床需要，还要保证药品成熟有效且质量可控。即便如此谨慎，依然可能发生某种药品是否“入典”的争议。
影响最大的一次是“金银花和山银花入典之争”。2015版药典修订前夕，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微博上指责国家食药监总局为利益集团代言，在《中国药典》2005版、2010版的修订中将主产地在湖南隆回等地的南方金银花（灰毡毛忍冬）改名为山银花，导致该地区的金银花产业受重创，并表示要为其“正名”，在当时引起极大风波。
之后，药典委召开发布会解释，2005年之前，灰毡毛忍冬并未入药典，只是在湖南省药典中存在，2005年入了药典后，当地山银花销量增加。但两者在本草考证、植物形态、药用历史、化学成份和安全风险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因此在2015版药典中继续将金银花、山银花分列收载，也是“正本清源”。
尽管事后给出了合理解释，但公开、公正、透明仍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
“药品质量标准的制修订是一个复杂过程，既要能与科学技术检测水平的发展相适应，又要兼顾到国家药品产业发展水平，要建立科学、全面、可检验、能执行的标准，对于成分相对复杂的中药来说，其困难与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张伟说。
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张伟在展示国家药典编撰材料。（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图）
目前，中国药典标准正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药典之间的差距。现在中国药典已经和美国药典、英国药典、欧洲药典一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制定《国际药典》的主要参考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20年版药典的中药部分提出了一个宏伟又艰巨的目标——中药标准继续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在中药鉴别、含量测定、安全性控制等方面，我们要将长期积累的质控经验和成果，主导国际在中药质量控制的话语权。”这也是我国《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之一。
两名媒体记者在翻阅药典编撰资料。（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图）
但这些年来，无论是中药材染色、增重还是重金属超标，中药材及饮片质量安全问题依然堪忧，“中医或亡于药”的说法在坊间也不绝于耳。这样的目标现实吗？
“中药材及饮片质量存在的问题社会反响强烈，也不仅危害公众健康，也阻碍着中药材产业和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张伟很清楚，因此，药典委也将进一步完善中药标准的检测项目，全面提升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据介绍，举措清晰可见：在安全性方面，有效控制外源性污染物对中药安全性造成的影响，全面制定中药材、饮片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全面制定易霉变中药材、饮片真菌毒素限量标准。有效控制内源性有毒成分对中药安全性产生的影响，重点解决符合中药特点的肝肾毒性预测及评价方法，制定中药安全用药检验标准及指导原则。在有效性方面：则强化中药标准的专属性和整体性，不断创新和完善中药分析检验方法；重点开展基于中医临床疗效的生物评价和测定方法研究，探索建立以化学指标和生物活性相融合的中药整体质量标准体系。最终，构建以中医临床为导向的中药质量控制体系，制定中药标准。
而在本届药典委的26个专业委员会中，也借鉴食品安全监管，首次成立了“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
根据设想，该委员会将开展中药材安全性（农药残留、重金属）限量标准的研究，参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基于中药材有关污染物大规模监测数据，制定有关药食两用中药材品种的约50种禁用农药残留、重金属以及微生物污染限量标准；加强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控制，建立中药注射剂有关过敏及类过敏物质控制方法及限度标准。在有效性方面，不断创新和完善中药质量控制模式，加强中成药组分鉴别测定技术、有效活性成分测定方法的研究以及采用生物学活性分析方法对有效性进行评价。
“我们不仅有中医药的专家参与，还有食品、农业、毒理学等各方专家一起探讨，”张伟表示，药品标准的制修订应当更多地调动地方乃至全社会力量参与，为中国药品“红宝书”贡献智慧，一起讲好药典的中国故事。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1.中国抗疫成功与中医药发挥作用密不可分
宋坪：在疫情全球肆虐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肩并肩站在国际抗疫第一线，仍然坚持中医药研究，疫情反而让我们更紧密了。从您的中文名字，我感受到您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您是中医药的老朋友，每年8次往返于中国和奥地利，为中医药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鲍儒德：我虽然生活在西方，但对中医药有着深情厚谊。记得30年前，在德国巴德科茨亭成立了第一家德国中医院，我受邀作为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负责中草药的质量控制。从那时起，我对中医逐渐产生了兴趣，并且发现中医药有着巨大的潜力。
鲍儒德
（RudolfBauer）
国际民族药理学会主席，欧盟药典委员会草药专家组组长，欧洲传统医药研究协会创始主席，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
宋坪
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教授、国际合作处处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常委。
宋坪：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现在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扩散。毋庸置疑，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指南中有专门的中医药章节。整个疫情防控期间，各地中医医疗机构派出4900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派出5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共773人到武汉参与救治，全国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使用率达90%以上。中医药在减轻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改善肺部炎症的吸收，加快病毒转阴方面都有明显效果，尤其在防止轻症转重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临床观察看，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轻症患者不适症状消失较快，重症患者治疗周期缩短，各期病人对中医药介入治疗满意度高。我们边救治，边总结，筛选有效方药，优化救治方案。事实证明，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所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就派出了以黄璐琦、仝小林院士带领的国家中医医疗队驰援武汉，建立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主战场，整建制接管了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区，中医药与西医通力合作，共同防控疫情。在救治的同时，完善应急攻关临床科研一体化机制，前后方协力确定了由14味中药组成的“化湿败毒颗粒”，并且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治疗新冠肺炎的首个中药临床试验批件，在国外被称为“cure14”。这是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鲍儒德：这太让人高兴和钦佩了。我知道，中国中医科学院正在这个领域开展很多研究。中国85%以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已接受中医药治疗，中医药在对抗新冠肺炎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抗疫取得胜利与中医药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前不久，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药学研究所共同主办了“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视频国际研讨会”，中方专家与我方围绕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用，以及中奥下一阶段合作进行了认真、务实的交流。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8月10日在阿塞拜疆进行调研交流，与阿方同行进行业务交流，并介绍中国在新冠肺炎救治方面的成熟做法。图为中国抗疫医疗专家与新冠肺炎患者交流。新华社发
宋坪：作为此次研讨会的推动者和主持人，我很高兴您对会议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这次会议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的重要举措。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青蒿素中心及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药学研究所四个分会场，中奥两国十余位专家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围绕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用及中奥下一阶段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就“新冠肺炎中医认识与治疗”“三药三方治疗新冠肺炎的药效学及机制研究”“中药抗击新冠病毒研究方案的思考”等重点内容进行了汇报，并分享了中国在抗疫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有效预防、辨证施治的相关经验和情况。
鲍儒德：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大家讨论了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和成就。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中医药的作用，因此需要更多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我在会上也强调，规范化临床研究和标准可控的中医药产品是全球接受中医药的基础；同时，我们需要全面了解中医药的作用机理，以及中药的有效成分及作用途径。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形势下，建立中奥抗疫中医药合作研究项目机制十分必要。此类流行病在人类社会已有很长的历史，而历史上中医药在人类抗击烈性传染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中国通过中西医结合等有效疗法治愈大量病患），贡献一直很大，青蒿素对各国疟疾的治疗效果更可以说明问题。但若想进一步获得全世界认可，我们还需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对进一步的研究，我建议：一是通过聚合酶、蛋白酶或弗林蛋白酶抑制，来寻找通过对免疫系统进行直接调节从而抗病毒的免疫调节活性，抑制极具破坏性的细胞因子风暴。二是应有针对病毒抗体、药物、疫苗等的其他方案，在早期阶段，为预防起见，我们需要非常安全且价格合理的药物。我看到了中医治疗的潜在机遇，我诚挚地期待在这一领域建立一个中奥联合项目。
2.遏制疫情需要团结互助和多边合作
宋坪：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不仅与奥地利合作，还与坦桑尼亚卫生部、德国汉诺威医科大学、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等20余个国家的医疗机构、学术团体开展了远程交流与研讨，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推动更多国家了解并使用中医药。
鲍儒德：我完全同意与新冠肺炎这类疾病作斗争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希望世界各国以促进人类健康、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为共同目标。团结互助和多边合作对于遏制和缓解疫情至关重要。具体来说，我们必须在国际联合研究项目中共同努力，分享我们的知识和专长，最终改善全球人类健康状况。
宋坪：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紧要时刻，美国近期却正式提出在明年7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鲍儒德：疾病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与疾病作斗争。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支持所有国家，不论贫富。美国退出世卫组织，我对此感到很遗憾。
宋坪：新冠病毒的来源，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污名化，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批评。
鲍儒德：关于病毒命名问题，国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要避免命名对任何文化、社会、民族、地区、专业或民族群体造成冒犯。如今，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根据病毒的遗传基因结构命名病毒。我们知道，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世界感染了大约5亿人，造成约2000万~5000万人死亡，但这个名称是误导性的，因为第一个已知病例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事基地。
我们应当遵从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中的正式疾病命名。世卫组织根据先前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制定的指导方针，宣布这种新疾病的名称为COVID-19，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称之为SARS-CoV-2。
3.不断探索未知领域，人类才能进步
宋坪：中医和西医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区别。我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时，非常惊喜地发现，广大欧洲民众也非常喜欢草药，在市场上能够买到很多用于身体保健、美容护肤等的草本植物产品。现在，中医药更加走入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据2016《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103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相关法律法规。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更让中医药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鲍儒德：与西医不同，中医强调整体观念，临床应用了几千年，主要使用草药来治疗疾病。作为草药师，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点。
中草药含有数百种成分，它是一个多化合物-多靶点的概念，而西医主要是单一化合物-单靶点的方法。这也反映在中医学和中药药理学中。我们要考虑到，中医药是有效活性成分的网络集合作用最终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因此，中医学是系统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系统生物学。中医药学考虑到了人体的复杂性，并且以复杂的多靶点的方式来应对机体的复杂改变，有可能更接近实际状况。然而，正是由于其复杂性，对其开展科学研究也更加困难，更加具有挑战性。
欧洲也有草本药物学，它与中医药学的区别主要在于理论背景不同。欧洲也使用草药混合物，但没有“阴阳”概念，而中医药有深厚的东方哲学作为理论根基。当然，欧中草本植物的品种不尽相同，相关政策也不同，中医药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而欧洲的植物药研究几乎没有政府支持。
宋坪：中国正在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其核心就是医学。新冠肺炎疫情更使我们感受到医学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它与民众的健康和生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发展医学科学技术符合世界人民整体利益。中医药科技的发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医药研究水平？
鲍儒德：中医药学基于数千年临床经验的积累，是全世界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经验，这是我们现在开展研究的基础，对现代药物开发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我们对中医药仍然知之甚少，但人们对新发现的合成药物分子的作用在最初也同样一无所知。只有不断探索未知领域，人类才能进步。
我认为中医药对慢性疾病和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治疗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非传染性疾病”，因为这些疾病与我们机体功能异常相关。我们在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十几年的合作中，把慢性病及生活方式疾病作为重点合作领域。例如我与仝小林院士共同开展的中药改变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的研究，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中医药在传染病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例如，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挽救了上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现在新冠肺炎的中医药治疗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赴巴勒斯坦抗疫医疗专家组6月15日在巴勒斯坦工作。图为15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阿马里难民营，专家组走访一家诊所的药房。新华社发
宋坪：中医药在早期预防和治疗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中医常讲治未病，即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和瘥后防复。对于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重点是早期介入、全程干预、提前预防，防止新冠肺炎发生。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要千方百计维护身体的正气，防止外邪的侵入，通过中成药来预防，可以减少发病或者不发病。在新冠肺炎初期就开始吃中药，防止由轻症转为重症；到了重症期，就要中西医结合救治减少死亡。到了恢复期，通过药物及非药物疗法，比如针灸、火罐、八段锦、耳穴压豆、刮痧、食疗等，提高患者愈后的生活质量，发挥中医药在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鲍儒德：预防和早期治疗是中医学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中医学强调治未病，提倡早期干预，以避免重病发生，从而降低医疗成本。因此，免疫系统的调节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应当重视对中草药调节免疫系统的研究。
中医药临床使用的大量药物和治疗方法，其记载提供了现代医学体系所要求的证据，尽管仍然缺乏对其系统的临床研究。现代药物治疗要求有标准化的药物产品，并且活性成分应当明确，作用机制应当清晰。这类研究应当遵从中医所倡导的整体观，以及个性化的辨证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持药物的复杂性，继续开展对于混合物，也就是“复方”的研究，而非仅仅研究中药单体。在当今组学技术发展时代，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等，给予我们更多更新的研究思路，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整体的、基于系统的方式进行这类研究。
4.中医药可以为建设健康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宋坪：近年来，针灸、按摩和中草药在欧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您作为欧盟药典委员会中医药专家组组长，在推动中草药进入欧洲市场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另外，您作为“欧亚太平洋学术网”（EPU）中医药领域的奥方负责人，在推动中医药在欧洲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在中医药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中医科学院与EPU成功完成了慢病、老年性疾病等科研项目合作，得到中奥两国科技部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医药国际合作模式的成功范例。
鲍儒德：我们非常重视中医药的研究，特别是在质量控制、作用原理和作用方式方面。中草药在服务全人类的同时，必须要关注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因此，如何监管中药材质量，成为我们十分重要的任务。欧盟药典委员会于2008年成立了草药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草药质量标准体系。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我每年都要几次往返中国和欧洲，与中国药监部门深入沟通。经过我们近些年的不断努力，已经有五加皮等73味中药材进入欧盟药典，占欧盟药典里184种草药的1/3以上。
我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协调中奥中医药联合研究项目。作为“传统中医药研究协会”的创始主席和董事会成员，我始终坚持推动欧洲的高水平中医药研究，在德国和奥地利培养了许多中医研究领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每年都在中国为奥地利药学学生组织为期三周的暑期班，使他们熟悉中医，在心里种下中药的种子。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被记录在许多科学出版物和书籍中。
我相信，中医药可以为建设健康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然而，这需要全球接受，并最终实现中西医结合。对中医药广泛的接受只能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强调，迫切需要开展广泛的针对中医药的国际科学研究。
4月26日，中国赴乌兹别克斯坦联合工作组向当地医护人员演示中医针灸治疗。新华社发
宋坪：医学分为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两大种类。现代医学植根于现代科学，没有国别之分。传统医学是植根于各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经验医学。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医学伦理观汲取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礼”等观念。正是受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医包容性强，不但不排斥西医，反而坚持中西医并重，倡导整合医学。可以说，中西医都是人类文明的遗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提倡中西医结合，充分体现促进文明交流的理念。
鲍儒德：中西医结合需要相互理解。这在中国很有效，但在西方国家仍然需要改进。知识的交流和人的交流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年都会带25名药学专业的学生来中国，在奥地利接受中国科学家的研修访问。我始终致力于东西方医学专家的交流与思想融合。现代社会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医学，还要了解医学背后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的下一代将更加开放、包容和博学。我希望新冠病毒能够尽快被遏制，让我们能够很快继续我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宋坪：这也是我的希望。有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里：您的中文名字叫鲍儒德，有什么含义吗？
鲍儒德：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的中国朋友给我起的，我很喜欢。据我所知，“鲍”是一个常见的中国姓氏，听起来很像我的德国姓“Bauer”（鲍尔）。当然，鲍鱼也是我很喜欢的美味海鲜。“儒德”听起来很像我的昵称“Rudi”。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儒雅是作为学者的温文尔雅的气度，所以“儒雅的品德”是我追求的形象与修为。当然，“德”还有我的祖国“德国”的含义在里面。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18日12版）
中国四大中药材市场，安国、亳州、樟树、三棵树，也许你一个都没去过，但，四大药市一旦统一停业1个月，99%的卖中药的药房和中医院，基本上都要关门！
任何一个药市，都有无数的大姐，但，不是问你“要盘吗”那种，她们操着各种你一定能听懂的语言在招呼你，“要中药吗，保化验的、保含量的，纯无硫的，可以灌厂家袋子的，有二维码的......”
本文提要：
1、一个草根的逆袭！
2、《国家药典》最大的漏洞——保化验！
3、传统方法和药典方法，哪个更靠谱！
4、狗屎如何变成“红参”！
非常荣幸连续两年当选“大医精诚”奖，也想不到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中医药报》上，是以这个形式！从没想过！
除了开心，没有别的！这份报纸，分量很重，从上面学了无数的经验，用起来，效果都是格外的好，师父也经常从这份报纸上获得一些启发，于我这个小字辈，更是启发无穷！
大医精诚奖，仅有31人入围，很难，尤其是，其余30人都是大医院体制内中医，作为仅有的草根，深深的感受到了压力！
效哥知道自己水平还远远不够，所以，会一直努力，永思进取，一切不易，且行且珍惜！
三聚氰胺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保化验”三个字！
不添加三聚氰胺，你的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就容易不合格！
添加了，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就很容易合格！
所以，不法的黑心商家，就钻了你“保化验”的漏洞而已，可惜了，当年那些掺了三聚氰胺的不良企业，依旧生存着，而且，还效益蛮好！
所以，三聚氰胺是蛋白质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但，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提升了吗？绝对提升了！
所以，一个“保化验”，坑了多少人？
再所以，当这套“保化验有效含量”的标准，也推广到中药的身上，是保真了中药？还是坑了中药？
应了各大药市的药商们的一句话，“只要含量化验合格，狗屎都能变中药”！
传统的中药鉴定，和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再多一个的话，就是——尝！
所以，从药材的产地、品种来源、“个子货”的特征、“饮片”的特征，用伤刚才提到的望闻问切尝，基本上，能断定出来真伪，且，基本能断定是否是优等货！
但，目前的《药典》对于中药的“含量、化验”基本上是作为真伪药品的最重要的鉴定方法！哪怕你再是望、闻、问、切、尝，都说明你是好药，但，只要你化验不合格，哪怕你就是在仲景先生的药斗子里面证明有效的中药，
对不起，也是假药，因为你“化验含量不合格”！
还记得汪涵的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的广告词吗，“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面，模仿再像，也不是......”
所以，各种综艺的模仿秀上，很多人真的模仿的很像，但，那只是像，其实依然不是本尊！
所以，如果药典只认“保化验含量”这一块，放心，药商可以随意造假了，不就是有效含量要达标吗？
难吗？
一点都不难！
聘请两个“有机化学”专业的博士，一堆烂草，可以给你模仿各种“含量保化验”的各种中药！
首先声明，效哥不是鼓励大家做假药，只不过这些都是《药典》只认“含量保化验”的漏洞！
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突破这些看似没有漏洞的漏洞去把狗屎变成“含量合格、保化验”的“红参”！
首先准备狗屎一公斤，注意，不要稀的，要干的！
再准备人参叶0.1公斤，绞股蓝1公斤，这两个东西用来造假，会降低成本，这是商人最喜欢的，
然后，让我们雇佣的那两个化学系的博士开始操作，
首先，紧抓《药典》中“红参”的“含量标准”，详参下段文字！
比如《国家药典》中，规定，红参的含量化验，必须符合，
“含人参皂苷Rg1 (C42H72O14)和人参皂苷Re (C48H82O18)的总量不得少于0.22%，人参皂苷Rb1(C54H92O23)不得少于0.18%。”
同时，《药典》规定，人参叶的含量化验，必须符合
因为人参叶并不贵，大概是红参售价的1/8-1/5，并且两种人参皂苷指标均高于红参10倍以上，所以，0.1公斤的人参叶足够制作出1公斤红参的“保化验的合格含量”！
两个化学系的博士没问题可以完成这个小任务！
下一步，距离《药典》规定的红参含有“人参皂苷Rb1(C54H92O23)不得少于0.18%”，还短一个步骤，而这个成分，只要在廉价的绞股蓝中，就可以完全提取出来，并且含量还要高于红参的药典标准！
放心，两个化学博士，完成提取、分离、纯化这三种单一化学成分，非常简单，
最后把狗屎烘干，粉碎，加入三种提取物，然后加水，通过模具，挤压成红参形状，
再然后，这种加了“料”的狗屎红参，尽管放心去“化验含量”，一定能符合《药典》的“含量标准”！
于是，狗屎变成了“含量保化验”的合格品红参！
药检所的工作人员，或许会满脑子疑惑，这红参怎么一股狗屎的味道，但，却能化验出“完全符合《药典》规定的标准！
同理，你觉得我们能不能用驴肉火烧的驴肉做出阿胶？
上面这个专利，也不是假的，专利里提到的什么？用什么做的？
当科学家变成流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红参，如果按着传统的望闻问切尝，是绝对可以辨别质量好坏和真伪的，但，一旦依赖“含量保化验”，似乎是给了狗屎翻身的机会！
真的，那两个化学博士是可以根据“含量”，利用各种价格低廉的提取物，模拟合成出任何合格的中药！
美国人和阿凡达那威土著人的战争，输在了现代化三个字，传统有时并不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