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窑制度与实际应用
一、明代官窑制度的兴衰
为使初步安定的社会“各守本业”，明太祖创建了一系列以重农抑商的农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措施。对从元代继承而来的匠籍制度也作了调整，这是其“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理念的体现。明初在景德镇常设了专事御用瓷器烧造的机构“御厂”，宫廷下达烧造任务后，委以中官定夺样制，悉数解京，还有专门生产政府公用或朝贡贸易瓷的官窑窑场。“若供役工匠，则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官监”。轮班制是指工匠分班定期轮流赴京服役，“洪武十九年夏四月丙戌朔定工匠轮班。初，工部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议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复议举行，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賫至工部，听拨免其家他役，著为令。于是诸工匠便之。”住坐是指服役的工匠及其家属迁居到工场所在地，按分工编成排甲。住坐匠有民匠和军匠之分，民匠隶属内府，军匠隶属都司卫所。除常设的瓷窑外，其余作坊视工期内所征集轮班匠的人数临时搭建，由工部督造、征集轮班匠负责生产，有役则供，无役则止。这项制度与元代浮梁瓷局相比，官匠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高，他们由元时的“官奴”，成为拥有一定人身自由和部分自由劳动时间的手工业者。
此外，民窑窑场是政府工商税收的一项来源，按实际产量“三十取一”，折算成金银钱钞征收入库。“（洪武）十八年，今酒醋课、诸色课、若有布帛米谷等项俱折收金银钱钞，除量存各司府州县祭祀所用，……其余鱼、茶、酒、醋、矾、硝、铅粉、黑锡、粉锡、石膏、商税、窑课等诸色课，俱折收金银钱钞。（洪武）二十三年令一应课钞除本处存用外，其余俱解本布政司库收贮。又令各处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对于民窑事务的管理，由各地县丞负责统计和申报所辖地区出产器物的名目和数量等。如万历《明会典》载：“所属境内若有窑冶去处，须要各另开报。某窑出产或铜、铁、锡，岁办若干。烧窑去处，所烧是何器物，或砖或瓦、碗碟什物等项名色，逐一开报。”以此作为向政府纳税的依据。
明中期以后，御用瓷器用量激增，工期亦常拖延。因临时委派的中官难以胜任从原料、费用的征集、供给，到安排烧造及成品解京等一系列的繁杂事务，遂于正德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御器厂”，专事御瓷烧造。它不但是生产厂区，还是官衙署地。据《浮梁县志》载：“御器厂中为堂，后为轩、为寝，寝后高阜为亭，堂之旁为东西序、东南各有门，左为官署、前为仪门、为鼓楼、为东西大库房、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酒锺作、碟作、盘作、锺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为窑六曰：风火窑、色窑、大小爁熿窑、大龙缸窑、匣窑、青窑，厂内神祠三、厂外神祠一”，为保证产品在形制和规格上的统一，各作坊分工明确精细，按拉坯、修模、印模等生产流程、实行劳动密集型流水作业，“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从官窑中诞生的这一生产模式带动了民窑生产方式的进步，为后者走上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
晚明时期官窑濒临解体，朝廷废除轮班制，工匠一律改纳“班匠银”。（嘉靖）“四十一年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將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仍备将各司府人匠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为四年、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算计某州县每年该银若干。抚按官、督各州县官、各年征完类解、不许拖欠。年终造冊类缴。分別已未完等第参究”。改制后，纳过班银的轮班匠可不应役。这种从劳役形式的徭役制向货币形式的税制转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然而国家财政又无力支付“代雇”银，只好拖欠工匠的工值或以特权无偿使用其劳力，使“班匠银”制度在事实上无法兑现。皇室、官府对瓷器的需求量却十分巨大，
，为瓷器注入更多文化元素，提高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使之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占据了高端瓷器市场“一条鞭法”的推行，国家赋役的征收开始以白银为支付手段，刺激了更多人脱离农业生产，转入工商业领域。这使个人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依附关系变得松弛，资金、人才和技术获得了较为自由的流动。从积极方面看，晚明社会普遍认同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确立了个人价值与社会回报等值的观念。官窑工匠身处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身怀绝技却受缚于不合时宜的旧体制。旧的官窑制度无法使他们凭借高超才艺，获取与其自身价值相当的报酬。所以他们必然想方设法逃避差役，进入酬劳丰厚、个性艺术创造力受尊重的民窑谋求发展。
万历时期，为支撑皇室的巨额开销，朱翊钧委派中官充任“矿监”、“税使”直接搜刮社会财富，致使各地怨声载道，民变不断。作为制瓷业中心的景德镇，自然遭到残酷盘剥。万历十一年，御史孟一脉上疏：“东南财富之区，靡于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好玩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朝廷命造的瓷器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工期超长，窑民负担繁重。“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据《明神宗实录》：“（至万历三十五年六月）查江西烧造，自万历十九年内承运库正派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八万余件，分为八运，除完七运外，只一万余件，所需不多，宜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以。……自是，役亦渐寝。”
晚明时期推行的“官搭民烧”制度，是朝廷以特权形式对民窑利益的侵占，这使窑户和地方财政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据《浮梁县志》载：“大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二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两。续管该厂推官范永官，烧造除官厂外，定给民窑每二样，一口给赏银二十两；又该管厂通判王允武定，给大样缸每口给银二十两，二样缸每口给银十八两。据民窑户告称，贫苦难以赔造。续该管厂推官钱復初议呈，每大样缸一口给银二十三两，二样缸一口给银二十两，余器所估俱溢于民间之值。”然而这项制度也是“惟官窑有其制，部限瓷器，不预散窑。钦限瓷器，官窑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侵占民利的强行摊派，必然导致官府与窑民之间的矛盾激化。“万历三十年二月甲申”，兼理窑务的江西矿务太监潘相督造龙缸，因久不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不但派役于民，还对工匠进行鞭笞和捕杀。童宾目睹同役工匠的苦况，愤然投窑自焚，激起景德镇窑工民变。“江西税监潘相、舍人王四等，于饶州横恣激变，致毁器厂”，这场抗暴运动长达四年之久。，这为民窑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机遇
二、从庄重典雅到淫巧靡丽——明代瓷器艺术风格的变迁
瓷器艺术风格的变迁是国运消长的写照。明前期瓷器造型壮美、纹饰典雅、釉色匀净。永宣时期是明代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时烧制的品种有青花、白釉、青釉、红釉、影青、翠青、冬青、蓝釉、酱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矾红彩、白釉酱彩、孔雀绿釉、青金蓝釉、黄釉、五彩及仿宋汝、哥釉等。永乐瓷造型灵秀俊美，烧造技艺比洪武时期有显著提高。青花瓷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釉面有铁锈斑沉淀，偶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瓷造型浑厚规整，纹饰更为丰富，常见植物、动物、人物、山水、庭园等题材。其龙纹回首卷体，刚劲威武，富有灵性。还出现画工颇为细腻的产品，据谢肇淛《五杂组》记述：“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俱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宣德官窑开始普遍书写年号款，且写款位置不固定，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款识。
明中期瓷器风格明显呈现出从强到弱的趋势变化。成化、弘治、正德三位皇帝都对本朝瓷器风格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成化皇帝性格怯懦，比较喜爱淡雅小巧，纤细孱弱的瓷器，与造型健硕的洪武瓷、青花浓烈的永宣瓷形成鲜明对比。为满足朱见深对精巧瓷器的偏好，成化官窑在纹饰和胎质上都有创新，且不惜工本，烧造量巨大。据《明史》载：“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在稳定运行的官窑体制保障下，烧出一代名品。“成化厂窑烧造者，土腻埴，质尚薄，以五彩为上。青，用平等青料，不及宣器。惟画彩高轶前后，以画手高、彩料精也。郭子章《豫章陶志》云：‘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上绘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五彩蒲萄撇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人物莲子酒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名式不一，色深浅莹洁而质坚。五彩齐著小碟、香盒、小罐，皆精妙可人。唐氏《肆考》云：‘神宗尚食，御前有成杯一双，直钱十万。’明末已贵重如此。按：昔论明瓷者，首宣、次成、次永、次嘉，然宣彩未若成彩，其点染生动，有非丹青家所能及也。”其中斗彩鸡缸杯、五彩蒲萄撇口扁肚靶杯等，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传世藏品。成化瓷纹饰无论花草、人物，画风都较素淡，人物衣饰缺乏层次感，旧有“成化一件衣”之说。创烧于宣德时期的婴戏纹碗，在成化时大量生产，反映出朱见深迫切的求子心态。斗彩又称逗彩，创烧于成化时期，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的产品。其工艺是在高温（1300°C）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上，以矿物颜料二次施彩，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空白，再入小窑低温（800°C）烘烤而成。因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故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谷泰《博物要览》称：“成窑上品无过五采蒲桃撇口匾肚把盃，式较宣盃妙甚。次若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五供养浅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五采齐筋小碟、香合、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余意青花成窑不及宣。”关于文献中“斗彩”一词的首度出现，见于清中期《南窑笔记》：“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采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填者青料双勾花鸟、人物之类，于胚胎成后，復入彩炉填入五色，名曰填彩；其五采则素瓷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弘治皇帝生活简朴，不尚奢华，加之在位时间较短，所以官窑器并不多见。值得称道的是一种两次入窑烧成的低温黄釉祭瓷，因采用浇釉技法，故称“浇黄”。因釉色娇嫩，光亮如鸡油，又称“娇黄”、“鸡油黄”。弘治青花瓷纹饰留白较多，发色清淡。
正德瓷器风格与成弘时期相比，出现了器型较大的产品。除常见的碗、盘、瓶、罐、炉、烛台、壶等，还创烧了绣墩、笔架、多层套盒、花插插屏、石榴形小罐、八方罐等。青料的使用较为复杂，以江西乐平产平等青（陂塘青）料绘制者，发色清淡闪灰；以江西上高县石子青绘制者，发色浓艳闪灰；以云南回青料绘制者，发色浓艳闪紫。武宗朱厚照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天子，他对各种宗教有着广泛兴趣，对伊斯兰教及其习俗更是情有独钟，甚至颁布过令人啼笑皆非的禁猪诏令。据《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上至仪真。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关于这件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记述：“时武宗南幸，至扬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钧帖，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如正德乙卯，武宗南巡禁宰猪，则民间将所畜，无大小俱杀以醃藏至庚辰春祀孔庙，当用豕牲仪真县学，竟以羊代矣。”此令一出，全国上下不但餐桌上再无猪肉美食，连祭祀所需的豕牲，都只好以羊代替。正是武宗对伊斯兰教及其习俗的浓厚兴趣，烧制了大量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器，内容或是《古兰经》教义，或说明瓷器用途。伊斯兰风格是正德瓷器的一个时代特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正德青花折枝花开光碗，碗底书“大明正德年制”青花六字款，外壁绘六个圆形开光，其内分别以阿拉伯文写“政权”、“君主”、“永恒”、“每日”、“在增加”、“兴盛”等字，意为“政权君主永恒”、“兴盛与日俱增”，碗心以阿拉伯文书写“感谢他(真主)的恩惠”。另一青花碗外壁以变形灵芝间隔六个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接近亲属，传播和平，接给他实物”，碗心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感谢真主的恩惠。”还有不少书写大段《古兰经》语录、圣训格言、赞颂真主安拉和贵圣穆罕默德文字的瓷器。
明后期瓷器造型奇巧、纹饰繁缛、釉色浓艳靡丽。嘉靖、万历时期，除青花瓷外，还有大量五彩瓷。随着“官搭民烧”制度的推行，朝廷对景德镇瓷器的管理日益松懈。器用禁制中的龙凤纹，在民窑瓷器上泛滥起来。“今器贡自京师者，岁从部降式造，特以龙凤为辨。然青色狼藉，有司不能察，流于民间，其制无復分。”由于明末青花的呈色技术已能绘画较精细的线条，所以出现大量立意高古的山水图、源于文人士大夫生活或出自历史典故的人物故事图，还有龙凤神兽、花鸟鱼虫等题材，“龙凤花草各肖其形容，而五彩玲珑务极其华丽”。这得益于此时发达的印刷业，瓷面纹饰的蓝本多来自流行小说、戏剧话本版画及画谱刻本。“其画染、则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规抚名家，各有元本”。时人常用的画谱有《高松画谱》、《顾氏画谱》、《夷门广牍》、《图绘宗彝》、《程氏竹谱》、《刘雪湖梅谱》、《汪虞卿梅史》、《集雅斋画谱》、《十竹斋画谱》等，它们为瓷器纹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晚明社会市民文化兴盛的体现。
三、明代皇家祭祀及赏赐用瓷
积极赋予其极高的地位。为使民众遵守贵贱分明，尊卑有序的道德伦理，稳定社会秩序，使全国上下统一思想、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太祖制定出一整套礼仪制度，祭瓷之制为洪武三年定，提议者是礼部尚书崔亮。“亮言：‘礼运曰：礼行于郊，则百神授职。今宜增天下神祇坛于圜丘之东，方泽之西。”又言：“郊特牲‘器用陶匏’，周礼疏：‘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与古意合。而盘盂之属，与古尚异，宜皆易以瓷，惟笾用竹。” “丁亥礼部奏：按《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瓦器’，尚质故也。《周礼·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簋’。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之簠簋登豆制异。今拟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仿古之簠簋豆登，惟笾以竹。诏从之。”可知明初祭瓷的种类，除爵等少数器型遵循古制外，其余登、铏、簠、簋、笾、豆之属，皆被盘、碗取代。尽管礼部曾奏请依古制烧造祭瓷，且有“诏从之”的记载，但据《大明会典》卷二百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卷九十四“祭器”：“笾、豆、簠、簋，俱用瓷楪”，并注“簠、簋楪稍大”，“鉶一，用瓷椀”，又卷八十二“圜丘第一成”及“第二成”陈设图注：“登、鉶以磁碗代，簠、簋、笾、豆以磁盘代，凡坛庙同”，说明此提议未被沿用，明中期以后用量最大的祭瓷仍是盘、碗。
关于祭瓷的使用功能，据《大明会典》卷二百一载：“（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十七年，饶州府解到烧完，长陵等陵，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附余一百五十件，行太常寺收贮。……幸学释奠题准：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这是对周礼祭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明代帝王通过祭祀礼仪，上承天命，下教生民。
依据受祭对象的不同，分别配之以蓝、黄、红、白四种单色釉瓷。高温蓝釉瓷祭天，釉色有“祭蓝”之称，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明宣德时达到高峰。因釉色均匀浓艳，具宝石般光泽，还有“宝石蓝”之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百多件宣德款蓝釉瓷是清宫旧物，以小件碗、盘为主，为宣德时祭天用瓷。清宫旧藏弘治蓝釉双牛耳描金牛纹牺尊，高32.2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18.5厘米。敞口短颈，溜肩，腹上丰下敛，近足处外撇，内圈足，肩部置对称双耳，轮廓线描金彩。外壁施祭蓝釉，腹部以金彩绘双耕牛，金彩基本保存完好。据器型依古制烧造。清宫旧藏一件嘉靖蓝釉爵杯，通高16.1厘米，口径12.7／6.6厘米，足距7厘米。椭圆口，深腹，下承三足。配铜质镂空盖，盖顶珊瑚钮，因嘉靖时使用进口的回青料，所以釉色蓝艳泛紫。腹部塑雕仿商周青铜器的云雷纹、兽面纹、鼓钉纹等，釉薄处露白色胎骨，器底无釉露胎，刻“大明嘉靖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为祭天之饮福爵。
黄釉祭瓷用于祭祀社稷和方丘，是低温釉制品，器型以盘、碗居多，也有罐、尊等。弘治时期的产品最佳，其胎质细腻坚密，釉面光亮，釉色纯正均匀如鸡油。清宫旧藏弘治黄釉牺尊，高32厘米，口径l9厘米，底径17.5厘米。敞口，短颈，溜肩，腹部上丰下敛，平底。肩部两侧各置牛头形耳。里施白釉，外施黄釉，外壁以金彩绘九道弦纹。底部素胎无釉，无款，此器与乾隆十三年奉敕编著的《皇朝礼器图式》中方丘正位尊的形制基本一致。弘治以后，黄釉祭瓷的烧制水平不断下降，除正德时还有少量产品可与之媲美外，多数产品釉质肥厚不平，釉色较深。
高温铜红釉祭瓷祭郊日坛，釉色称“祭红”。关于此釉的其他称谓，“《肆考》纪，明厂窑做‘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做‘霁红’，而陶俗皆作‘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郊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在《饮流斋说瓷》中写道：“宣德发明祭红，乃祭郊坛用品所创之色也。又称‘霁红’，谓如朝霞霁色，一名‘积红’、一名‘醉红’，复名‘鸡红’。则因瓷无专书，市人以音相呼，遂成种种异名耳。”该釉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烧造难度极大，明永宣时期水平最高。永乐祭红釉厚如脂，釉面如初凝的鸡血。因宣德祭红釉中配入红宝石、玛瑙等名贵矿物，故釉色如红宝石般晶莹，色调庄重深沉。《南村随笔》中说：“宣德祭红，以西红宝石末入泑，凸起者，总以汁水莹厚如堆脂，汁纹鸡桔（即：釉面呈现出鸡皮纹和橘皮纹），质料腻实，不易茅蔑（即：开裂）。”成书于万历十七年王世懋所著的《窥天外乘》中称：“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嘉靖以后，由于技术衰退和鲜红土原料告罄，高温祭红釉瓷烧造陷入困境，故“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低温矾红釉由氧化铁呈色，色泽砖红、性质稳定、较易烧成。
永乐时白釉祭瓷的烧造技术在达到高峰，有“甜白”之称。蓝、黄、红釉以铁、铜、钴、锰等氧化物为呈色剂，而白瓷并非在釉料中加入呈色剂，它是以含铁量很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含铁量小于0.75%）烧成。在景德镇珠山遗址永乐地层中，白瓷堆积层厚重，说明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产量很大。（洪熙元年九月）“己酉”，为造奉先殿几案，“命行在工部于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几筵白磁祭器。” “……月坛白色……长陵等陵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幸学释奠题准: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器型主要有赏瓶、豆、爵、盘、碗等，北京故宫藏弘治白釉“祭器”青花铭盘，高4.5厘米、口径18厘米、足径6.4厘米。敞口浅壁，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质细腻光洁。盘心青花书“祭器”二字，注明此盘用途。白釉瓷不仅祭郊月坛，也赏赐功臣勋贵。在南京明故宫遗址东部社稷坛井内11米深的淤泥中，出土一件白釉矾红彩“赏赐”铭梅瓶。同时还出土了白釉爵、白釉碗。该梅瓶折沿束颈、丰肩敛胫，平底内凹，带旋坯痕，造型有元代遗风。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前，常设酒宴犒劳功将。《明太祖实录》卷十三载：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鄱阳湖大战后的“九月丁卯朔，上发湖口还建康。壬申，上至建康告庙，饮，至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田馀，将士金帛有差。”庆功宴上所用的盛酒器，当有此类“赏赐”铭梅瓶。又见（宣德元年二月戊寅）“宣宗皇帝尝亲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图，题诗其上，装潢成卷，赐公（杨荣），并赐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锺、瓶罐、香炉之类。”（宣德四年九月甲辰朔）赐（杨荣）白金、珍珠、钞币、白磁器、苏合香丸等物，重阳节赐宴及御制诗一章。”
四、明代宫廷日用 文房陈设 娱乐及宗教供瓷
明代宫廷日用瓷是各官方窑场的大宗产品，主要产地是龙泉、景德镇和磁州。由光禄寺和尚膳监两个机构负责。“凡直隶宁国府解到岁造酒瓶一十万个，送南京光禄寺交纳。嘉靖七年题准：止解一万五千个。”据《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六，永乐四年十月：“回回结牙思进玉椀，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由此可见永乐时宫廷使用的日常器具多为“洁素莹然”的上等瓷器。据《明本大字应用碎金》卷下“家生篇第三十四”载，仅酒器就有“樽、榼、樏、壘子、果合、泛供、劝盃、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急需、酒罌、马盂、屈卮、觥、觞、太白”等23种。在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部明早期窑炉填土中，出土一件洪武时期刻“厨”字铭白釉盘，此盘是为宫廷御膳房烧制的。
晚明时期，皇室及士大夫阶层追求精致风雅的生活情调，为满足这种需求，瓷器种类不但有日用的碗碟、锺盏，祭祀用的笾、豆、盘等器，还有各类尽显工巧的文房、陈设、娱乐用瓷。其中文房瓷有笔架、笔管、挝笔管、笔盒、笔船、水丞、印盒、砚台、笔洗、调色碟、调色盒、印匣、砚滴、珍珠盒、笔筒、笔冲、镇纸等。陈设瓷有鱼缸、假山石、花盆、大缸、屏风、带座瓶、烛台、香炉、鹤颈瓶、看瓶、牡丹瓶、壶瓶、方罐等。娱乐瓷有围棋子、象棋子、棋盘、棋罐等。除景德镇窑外，还有钧台窑烧造的各式花盆、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磁州窑烧制的出戟花尊、龙泉窑烧制的青瓷带座瓶等。
明早期盛行的靶杯和靶碗，器型承袭元代，为宗教供器。元明清三代宫廷都崇尚过藏传佛教，其教规法式、法物基本相同。永乐时期中央政府赏赐给西藏的瓷器中有“永乐年制”款甜白釉暗龙纹靶碗，西藏萨迦寺也旧藏有宣德时期的五彩和青花靶碗等，说明这类靶碗是佛前供器。除供器以外，还有瓷质的造像。报国寺曾供一尊窑变釉瓷质观音造像，“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窑变也”，该“窑变观音仅高尺许，宝冠绿帔瞑而右倚，以手承颐，宛是吴道子妙画”
五、明代民窑瓷器状况
关于明代庶民阶层的生活用瓷，景德镇有“常古器作”、“粗器作”等窑口，另外烧制时根据窑位的不同，待烧瓷器也按粗、精不同装窑。开窑后，那些成色较差，品相不佳的产品，卖给百姓日用。据《陶说》载：“瓷器出窑，分类拣选。有上色、二色、三色、脚货之名，定直高下。三色、脚货，即在本地出售。其上色圆器与上色、二色琢器，用纸包装桶，有装桶匠专司其事。二色圆器，每十件为一筒，用草包扎装桶，各省通行。粗器用茭草包扎，或三四十件为一仔，或五六十件为一仔。一仔犹云一驮。茭草直缚于内竹篦横缠于外。水陆转搬，便于运送。其匠众多以茭草为名目。”庶民阶层的购买力有限，经济条件稍好的，买“二色圆器”盘、碗等为餐具，三色、脚货等品相更差的卖给下层民众。
明中期以后，随着税收制度的改革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成为国内通行的货币，对其需求量剧增。中国通过向海外输出大宗的瓷器、茶叶、丝绸等商品，从世界各地赚来巨额白银，居于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另这些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势头强劲的中国风流行文化。在巨额利益驱动下，大批中外海商做着与中国瓷器贸易相关的生意。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浙江龙泉等窑场的外销瓷主要面向日本和欧洲两大国际市场，生产规模庞大。这些窑场按客户的订单要求，烧制异域风情的产品。此时期日本上流社会茶道文化盛行，所用茶具多为中国产瓷器。日本人将写意风格的青花瓷纹饰称为“古染付”，把主要针对欧洲市场的“克拉克”瓷称为“芙蓉手”，将明早期青花花草纹称为“唐草”，天启年间专为出口日本而生产的青花红绿彩瓷称为“天启赤绘”。在欧洲市场畅销的中国瓷器中，除各式青花和五彩餐具、茶具、咖啡具等产品外，还有被称作“雪拉同”的浙江龙泉青瓷。为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中国外销瓷多为应外商订单要求烧制的产品，以制瓷业为代表的中国手工业由此融入了世界经贸体系当中。
明末社会等差莫辨、贫富悬殊，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概括了此时的社会状况。“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覈。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迄今三十余年，则□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与明代前期相比，不仅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连宗教观也饱含功利性。明末民窑烧制的佛道供瓷中，不仅充斥着大量品相各异的龙凤纹香炉、净水碗等，信众们还将祈愿文和敬奉者的姓名写在供器上，进献于神佛像前。这些铭文题记的内容直白明确，多为祈福、求财、保平安等对现实欲望的诉求，而非寄托来世。供奉者往往将家族成员的名字尽可能多的写在供瓷祈愿文末尾，文中也将尽可能多的祈愿内容写到瓷面上。既明示出供奉者与神明之间某种定向的受惠关系，其思维逻辑显然与现实生活中“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经验相符，而满溢着世俗追求的祈愿内容，又反映了人们索取现实利益的贪婪心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万历青花云龙纹双耳炉，口径22厘米，足径17.5厘米，高30.8厘米。该炉为残器，仅存腹部、三足及双耳缺失。胎体厚重，釉面泛青，以青花绘双应龙腾飞，其下绘江崖海水。腹部方形大开光内书：“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客寓平阳县市心街居住信士黄世锦，妻林氏、男子黄子露同侄黄子佩、妻薛氏、陈氏、男应神、喜抬大香炉，花瓶壹付。祈保家门清吉、人口平安、买卖亨通、诸事迪吉、福有所归，大明万历壬寅仲夏立日吉。”又如上海博物馆藏天启青花团龙纹烛台，烛碗口径12.4厘米、足径18.5厘米，连插高49.2厘米。台座处一面以青花绘团龙纹，另一面写祈愿文“大明国直隶徽州府歙县滚绣乡孝行里潭滨礼堂大社当居信士弟子黄舜耕，室中孙氏，前妻程氏、朱氏，男黄伯正，媳妇吴氏，女时娥、时凤，孙女福弟、接弟、昭弟，喜奉御香案、前香炉、花瓶、烛台壹副，永远供奉。祈保早赐男孙、合家清吉，人平安，寿命延长，万事如意，福有攸归。皇明天启元年仲夏月谷旦立。”因明初器用之制的龙凤纹为皇家垄断，具有浓厚的特权涵义，这使庶民阶层对其长期怀有一种莫名的浮慕情结，明末民窑为迎合这种消费心理，大量烧制龙凤纹瓷器，以满足这种旺盛的市场需求。明末书有长篇祈愿文的龙凤纹供瓷，被大量供奉在寺观中，不但反映出人们对荣华富贵的向往和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绪，也说明在商业时代里，连宗教信仰也变得充满交易色彩。
六、拓展器用功能的宣宗 追求精致生活的肇始
朱元璋怀着以农为本的政治理想，创建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明初礼制森严，等级秩序分明，颁布了很多器用禁制。各级职官的车舆、器用、服饰均各有等差，以辨贵贱，明等威。据《明史》载：“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瓷器只有御窑上才可绘龙凤纹，民窑禁用。明初皇室积极倡导崇俭戒奢的生活方式，“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朱元璋尝对诸皇子居住的宫室提出要求：“丙寅，命中书省臣，惟作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余居室止饰丹碧。”他解释道：“惟俭养德，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万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原由皇室倡导的崇俭抑奢生活方式，逐渐转向追求奢靡。这在宣德时期已现端倪，宣宗朱瞻基是政绩卓著的守成之君，他与其父朱高炽实行的“仁宣之治”,为明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朱瞻基是首位真正意义上受宫廷优裕，国家政权的稳定、经济形势的转好，为他享受生活、创造丰富的宫廷文化艺术提供了物质保障，从而推动了全社会文化艺术的繁荣。宣宗皇帝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他爱好翰墨，尤工绘事，常将自己的书画作品赏赐重臣，如作《山水图》赐刘渊然、写《招隐歌》及《翎毛图》二十四幅赐贝泰、绘《寿星图》、《秋香图》、《梅竹图》赐夏原吉等。
朱瞻基还对艺术品有高超的鉴赏能力，“帝王能品器物，靡不精好”。他参与各类御器的设计，不仅瓷器的数量和种类大增，烧造水平突飞猛进，更以先朝遗器为蓝本，设计出集祭祀、供用和赏玩于一体的传奇名品“宣德炉”。宣德三年三月初一日，朱瞻基敕谕工部尚书吕震：“郊坛、宗庙以及内廷所在陈设鼎彝，虽为先朝遗器，式范非古，用是深系朕怀。今有暹逻国剌迦满霭者所贡洋铜，厥号风磨，色同阳迈，朕思所 用堪铸鼎彝，以供郊坛、宗庙内廷之用。今着礼部会同司礼监并尔工部等参酌机宜，将应铸鼎彝，可照《博古》、《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等窑器皿款式典雅者，照式铸来”。该炉停铸后，由于文人士大夫的钟爱，出现了大批私家铸制的铜炉。曾参与宣德炉铸造的原工部官员吴邦佐，于宣德五年辞官，他雇佣了一些原铸宣炉的工匠，依照宣德炉的图纸和工艺流程进行仿造，这批仿器的质量堪比真品。与吴邦佐同时代的还有一位高氏仿铸者，此后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各地仿制不断，作品亦良莠不齐。宣德炉的铸制，开创了以宋代文献和名瓷实物为蓝本，制作器用的先河。朱瞻基不仅将炉用在郊坛和宗庙祭祀上，还将其引入内廷，陈设在自己的生活区域。这一做法引领了上流社会的时尚，那些追慕宣宗意趣的文人士大夫，效法他的生活情调，购买私家铸制的高仿铜炉置于自家书斋。朱瞻基在器用功能上的拓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宣德炉”的铸造，在明初所定的庄严礼器走入生活领域的渐变过程中，起到促成风气、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瞻基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视角出发，成为违背“宫室器用，一从朴素”祖制的首位明代皇帝，是明朝宫廷追求精致生活的肇始。宣德瓷器在数量、种类、纹饰、功能和艺术水平上，都超前代。“此明窑极盛时也，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泥勃青，至成化其青已尽，只用平等青料，故论青花，宣窑为最。”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除各式盘、碗、碟、炉、洗、杯、盏之外，还有梅瓶、玉壶春瓶、抱月瓶、天球瓶、贯耳瓶、僧帽壶、扁壶、执壶、梨型壶、大盖罐、大缸、钵、八方烛台、高足碗、花浇、渣斗、军持、鸟食罐、蟋蟀罐、漏斗以及笔管、笔盒、水丞等，其中不少是此时创烧的新器型。明人谷泰在《博物要览》中称：“（宣德）竹节靶罩盖酒壶，此等器物，从古未有。”据沈德符《敝帚斋馀谈》记述：“吾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锺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今宣窑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贾之流毒也。”众多意趣盎然的玩品，体现了太平天子宣宗风雅怡情的生活态度。他“斗鸡走马，园情鹢首，往往涉略。尤爱促织，亦豢驯鸽，万姓颇为风俗，稍渐华靡。然此其余，才性明断，不废政事。”这是明代帝王人生价值观的转型，即由洪武、永乐时期巩固江山社稷、追求千秋功业的积极进取转向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安逸守成。因而《朝鲜李朝实录》据此评论：“洪熙沉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燕于宫中，长作杂戏。永乐皇帝虽有失节之事，然勤于听政，有威可畏。”
各式玩品毕竟悖逆了明初“禁奇巧”的祖训，所以宣宗死后，其母仁宗诚孝张皇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宣德皇帝好促织的事流传很广，但因宫中实物被毁，没有留下传世品。文献记载又仅见晚明人笔记，而未见诸正史，所以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此事将信将疑。如清初诗人王士祯在评《聊斋志异·促织》时就说：“宣宗好促织之戏，遣使江南，价贵数十金。吴梅村、龚孝升有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渔洋未之见耶。或是传闻异词，但论其事，不必求其时代可也。”宣德蟋蟀罐的存在与否也曾是明代陶瓷史上的一桩“迷案”。直到1993年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力在明御厂故址东门附近，发掘出土了很多龙纹、花鸟、瓜果纹等宣德时期的蟋蟀罐，这桩历史“迷案”才得以破解，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青花鸳鸯形、竹节形、石榴形等各式鸟食罐。尽管这些“玩好之物”遭到禁毁，但对从器用赏玩中获得的精神享受，却在皇室及文人士大夫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宣宗的用物观受到后世的认同与追慕，此后历朝御用瓷器多体现皇帝本人的个性和偏好，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晚明以后，随着中央控制力的削弱和商业化时代的来临，明初礼制和价值观遭到摒弃，僭礼越制的行为变得司空见惯。虽说嘉靖九年二月丁丑，朝廷曾“禁官民服舍器用踰制”，万历时又因“近来婚丧、宴饮、服舍、器用，僭拟违礼，法制罔遵，上下无辨。必严行申饬，不许仍前靡僭一。”然而风气即开，朝廷又无力杜绝，自然屡禁不止。如晚明人张瀚所言：“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踰国家之禁者也”虽说总体来看，宣宗不失为一位合格的守成之君。他以深厚的文化艺术造诣，一改明初只重实用的用物观，赋予了器用高雅的格调。然而朱瞻基作为拓展器用功能、追求精致生活的始作俑者，其未遵崇俭祖训的做法，为后世愈演愈烈的悖礼违制和拜金享乐的社会风气埋下了隐患。
七、晚明文人士大夫的精致生活
明中叶以后，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等驰名世界的商品源源不断地大量输出海外，中国成为当时全球海洋贸易的终点，换回的巨额白银储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为奢靡的社会风尚提供了经济基础。嘉万以降，面对政治的阴霾、动荡的时局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文人士大夫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他们采取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各种新奇高古的玩乐方式，排遣内心的苦闷与彷徨。明初倡导的崇俭抑奢观已荡然无存，皇室的生活愈发奢靡腐化，御用瓷器的需求量猛增。据《浮梁县志》载：“明嘉靖七年以前案毁不可考。八年烧造瓷器二千五百七十件，九年青色瓷砖四百五块，十年瓷碟、锺一万一千，碗一千，爵三百。，青花白地福寿康宁花锺一千八百，。十五年，降发瓷器样一十件，十六年白瓷盘六百七十八，爵盏二百七十，十八年降发瓷器二样四十三件。白地青花里外满池娇花样碗一千三百……………………”。不但烧造数量惊人，还开发了不少新品种，出现供嘉靖皇帝道教信仰和飨宴需要的组合瓷器。成组、成套的瓷器铺陈在醮坛和御宴上，尽显排场，气势如虹。据《浮梁县志》载：“……（嘉靖）十五年，降发瓷器样一十件……十八年，降发瓷器二样四十三件……十三年……又烧成桌器一千三百四十桌，每桌计二十七件：内案酒碟五、果碟五、菜碟五、盌五、盖碟三、茶盅、酒盏、渣斗、醋注各一。裹青双云龙等花样三百八十桌，暗龙紫金等花样一百六十桌，翠青色一百六十桌，鲜红改作矾红一百六十桌，翠绿一百六十桌……三十六年……各样桌器一百桌，每桌五十三件……”隆庆帝在位时间虽短，但烧造的瓷器数量也不少，亦成系列。“隆庆五年，督御史徐栻疏题称，该内承运库太监崔敏题为缺少上用各样瓷器，单开要烧造里外鲜红碗、锺、瓯并大小龙缸方盒各项共十万五千七百七十桌、个、对……”
明中期以后，一种厌政情绪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弥漫，一些官场失意的江南致仕官员返乡后，往往寄情山水之间，将不得伸展的政治抱负和郁郁情怀融入造园的意趣之中，使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宅园兴筑盛极一时。如正德四年遭东厂构陷，归隐苏州的御史王献臣，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设计建造了拙政园。园林风格清雅、布局自由，与厅堂的陈设相得益彰。器用的腐败是朝政腐败的缩影之一，关于晚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沈德符这样描述：“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烙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稽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未几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没内帑，或售豪家，转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吾郡项氏，以高价鉤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
万历以后，皇权威望进一步丧失，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重商主义价值观，文人的志向选择趋于多元化。不少文人不再将出仕为官当作人生的唯一理想，而是把享受财富支撑下的荣华生活作为追求目标。他们自诩为志趣清雅的名士，不问国事、逃避社会责任、孤芳自赏；积极参与骨董、艺术品交易，醉心于鉴藏和著书立说；于清幽雅洁的书斋、庭院焚香参禅，读书论史，吟诗作画，品茗饮酒，抚琴弈棋，或邀客雅集玩古、独卧高眠、纵情于山水园林之间；张扬个性、纵情声色、以格古的审美情趣玩物享乐如张岱自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对于商人和商业的态度，此时也有了全新解读。“王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李贽更认为：“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场，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且士且商的谋生方式获得社会认可，那些新富起来的商人为寻求政治靠山、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积极结交文人士大夫，并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
名士或富商召集的古玩艺术品鉴赏雅集活动，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交友论道的平台，缙绅世家也通过这个平台转让一些家传器物牟取巨额利益。董其昌称：“骨董非草草可玩也，宜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烹泉速客。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之。饭余晏坐，别设净几，辅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之出其所藏，列而玩之。”张应文在《清秘藏》“叙鉴赏家”中记述的明代鉴赏家达30人，仅苏州地区就有徐有贞、李应桢、沈周、吴宽、都穆、祝允明、陆完、史鉴、王鏊、王延喆、马愈、陈鉴、朱存理、文征明、文彭、文嘉、徐祯卿、王宠、王延陵、黄姬水、王世贞、王世懋等。这些藏家之间多有家传、师承、姻亲等关系，藏品之富冠绝东南。由江南文人发起的艺术品鉴藏风潮，很快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更激发了权贵豪家的兴致。不少豪门为了寻索珍玩，或以势劫，或以货取。在经济发达的南北方地区，古董业十分兴盛。据刘侗所著《帝京景物略》载:“今北都灯市……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街，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西湖香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栅，栅外又摊，节节寸寸”，崇尚富侈的社会风气，至明末时达到高峰。
风雅精致的生活格调不但需要巨资的支撑，也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广志绎》卷四载：“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除文人世家之外，附庸风雅的商贾及日益壮大的下层文人队伍，也被这种生活方式感染，参与进来。但因受成长背景、经济实力、见识阅历、文化素养和性格差异等方面因素制约，不同人群对精致生活的理解亦有差别。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坦言：“古人制器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极备，非若后人苟且。上至钟鼎、刀剑、盘匜之属，下至隃糜、侧理，皆以精良为乐。匪徒铭金石、尚款识而已。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董其昌也说：“骨董之好，岂轻言乎哉？岂随世习俗可倖而至也哉？好骨董有真好，有随世习俗之好。物到目前，泛然应过无深远之思，随人指信。”攀文附雅之风很快弥漫到庶民阶层，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二中生动地写道：“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整个社会笼罩在浮躁势利、虚荣拜金、盲从跟风、道德沦丧的氛围之中。原由文人士大夫主导的风雅时尚流行到全社会之后，器用的审美标准和价格都变得混乱不堪。
江南大商贾的狂热跟进，搅乱了高端文化器用市场的正常秩序。他们购买力强大，王世贞认为是徽商的涌入，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关于瓷器价格的涨幅，沈德符做过一段生动的描述：“城隍庙开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多，……以至书画骨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往时所索甚微，今其价十倍矣。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宣铜香炉所酬亦略如之，盖皆吴中儇薄倡为雅谈。戚里与大估辈，浮慕效尤，澜倒至此。”因而“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沈德符用“耳食”一词，形容那些仅凭耳朵，惟他人意见是听，没有辨识鉴赏能力，又一掷千金的新安大贾，“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随着炒作的升级，艺术品价格持续走高。
晚明时期泛滥的僭越之风在瓷器流通领域的体现，就是原由朝廷垄断的官窑瓷器，此时仅凭财力就可在高端市场上购得，还有了价格行情走势。一时“画当重宋，而迩来忽重元人。窑器当重哥、汝、而迩来忽重宣德、成化，以至嘉靖亦价增十倍。” “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古今之冠。如宣窑品最贵，近日又贵成窑，出宣窑之上。”原为国家礼器的祭瓷也流入市场。这些行为上行下效，淫俗将成”，当祭祀礼制成为皇帝实现自我意愿的政治工具，变得不再神圣时，依附其上的祭瓷就会逐渐走下神坛，成为文人士大夫手中的玩物。项元汴记一件“明宣窑积红（即：祭红）朱霞映雪鱼耳彝炉”，称“其色艳若朱霞，趺足以上，填以白泑，素如积雪，红白交映，眩耀眉目，真历代名瓷之首冠也。周身粟文隐起，稀世之奇珍也。余见于南都中府都督朱公希孝家。（郭注：朱希孝，明怀远人，官至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加太保。身虽为将，而好读书，精鉴赏，收藏甚富。）云：原出内府，以折公矦月俸者，公以三百金得之，今虽悬千金购求，亦不可得矣。”宣德年间皇家祭日盛典上所用的鱼耳彝炉，到晚明时期成为转卖于市场的商品，还有了千金难求的身价。文人士大夫和富商阶层挥洒重金，僭逆违礼、无视明禁，竞购皇家祭瓷以为赏玩，这是御窑瓷器在功能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晚明文人士大夫看重器用的文化内涵，所以宋代汝、官、哥、定、钧等名窑古董瓷器备受推崇。“三代、秦汉鼎彝及官、哥、定窑、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非日用所宜……”文震亨认为：“陶者有官哥葵花洗、磬口洗、四捲荷叶洗、捲口蔗叚洗；龙泉有双鱼洗、菊花洗、百折洗；定窑有三篐洗、梅花洗、方池洗；宣窑有鱼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样洗俱可用，忌绦环及青白相间诸式。又有中盏作洗，边盘作笔觇者，此不可用。” 笔觇以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 水中丞“陶者有官、哥瓮肚小口钵盂诸式”。 水注“陶者有官、哥、白定、方圆立瓜、卧瓜、双桃、莲房、蒂叶、茄壶诸式，宣窑有五采桃注、石榴、双瓜、双鸳诸式，俱不如铜者为雅。”而对于镇纸，则认为“最古雅铜者，有青绿蝦蟆、蹲虎、蹲螭、眠犬、鎏金辟邪、卧马、龟龙亦可用，其玛瑙、水晶、官、哥、定窑，俱非雅器。” 高濂评价:“(官哥窑器)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若上五制，与欱姬壶样，深得古人铜铸体式，当为官窑第一妙品。”时人将陈设宋代名窑尊、觚等祭瓷作簪花器，视为风雅生活的最高境界。张谦德在《瓶花谱》“品瓶”中称：“瓷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支瓶为书室中妙品。”项元汴称一件宋代汝窑蕉叶雷文觚，“觚尊之类皆簪花佳器，迥非他器可比。”又评宋钧窑双凤小尊，“此尊式雅色佳，又为花器，当与汝官哥定诸窑并驾齐驰矣。”对于鉴赏古物的心灵体验，高濓深有感触地说：“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岂果耽玩、痼僻使然，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
从审美标准和意趣上看，明早期文人承袭了宋元以来的美学观，追求淡雅古朴的庄重美。“香橼出时，山斋最要一事，得官、哥二窑大盘，或青东磁龙泉盘，古铜青绿旧盘，宣德暗花白盘、苏麻尼青盘，朱砂红盘，青花盘，白盘，数种以大为妙，每盘置橼廿四头，或十二三者，方足香味，满室清芬。其佛前小几上，置香橼一头之橐，旧有青东磁架，龙泉磁架最多，以之架玩，可堪清供。”成书于明初曹昭所著《格古要论》中评价: “御上窑者，体薄而润最好……色白且润，尤佳……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今烧此器，好者色白而莹最高。”明代主要作祭瓷之用的蓝、黄、红、白四种单色釉瓷，器型庄重、釉色古雅，艺术品位远胜彩瓷。嘉靖皇帝道场使用的白釉坛盏，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文房佳器。据谷泰《博物要览》载：“有小白瓯，内烧茶字、酒字、姜汤字，乃世宗经籙醮坛用器，亦曰坛盆。又有磬口馒心圆，凡外烧三色鱼匾盏、红铅小花合子，其大如钱，亦为世珍。”高濓记述：“他如心有‘坛’字白瓯，所谓坛盏是也，质细料厚，式美足用，真文房佳器。又等细白茶盏，较坛盏少低，而瓮肚釜底线足，光莹如玉，内有绝细龙凤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制’暗款，隐隐橘皮纹起，虽定磁何能比方?真一代绝品，惜乎外不多见。”清人梁同书也说：“正白如玉为最，如鱼扁盏、红铅小花合子亦为世玩。”不少明清著述中都提到它，可见“坛盏”在作过帝王的醮坛用器之后，即被收为“世玩”。
然而入藏宋代名窑古董瓷器和本朝前代的高端瓷器，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精道的鉴赏眼力，也需要足够的运气，这些条件是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因此他们把收藏对象定位在高端仿古瓷上。这一需求带动了民窑的仿古风潮。因生产仿古瓷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能，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这为大批下层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收藏者的追捧下，诞生了一批烧制高仿古瓷的著名民窑。据《景德镇陶录》载：“‘崔公窑’，嘉、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成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诸器中惟盏式较宣、成两窑差大，精好则一。余青、彩花色悉同，为民陶之冠。‘周窑’，隆、万中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于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戟耳彝，皆逼真无双，千金竞市，迄今尤传述云。‘壶公窑’，神庙时烧造者，号壶隐道人。其色料精美，诸器皆佳。有流霞盏、卵幕杯两种最著。盏色明如朱砂，杯极莹白可爱，一枚才重半铢，四方不惜重价求之。”此外，明末还有“小南窑”。据《景德镇陶录》载：“镇有小南街，明末烧造，窑独小，制如蛙伏，当时呼虾蟆窑。器粗整，土埴黄，体颇薄而坚。惟小碗一式，色白带青，有青花，花止兰朵、竹叶两种。其不画花，惟碗口周描一二青圈者，称白饭器。又有撇坦而浅，全白者仿宋碗，皆盛行一时。”
小结
嘉万以降，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瓷器烧造制度及其应用上看，瓷器烧造制度经历了从官窑到民窑的转变。皇家凭借官窑制度占有最优秀的瓷器，民窑不得仿制。由于皇室对器用的贪欲和不断苛求，使景德镇窑户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其利益严重受损。嘉万时期官窑制度已难以为继，朝廷只好推行“官搭民烧”制度，保证皇室和官方用瓷的质量及烧造任务的如期交付。表面上看，这是官匠消极怠工造成的，而深层原因是随着商业时代的到来，原有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窑户为获得更好的谋生机会，主动逃离旧有生产关系导致的。“官搭民烧”制度只能暂时转嫁官窑生产中的困局，却引发了更大的官民矛盾，激起民变，窑民捣毁了御器厂。另外，由于朝廷将皇家御瓷摊派到民窑烧制，御瓷的生产标准在民窑中执行，就从生产源头上造成官民不分状况的发生，这是自上而
瓷器的应用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各阶层生活状况，其发展变化是国运消长的写照。宣德皇帝作为拓展器用功能、追求精致生活的始作俑者，他参与设计的“宣德炉”不仅用于郊坛和宗庙祭祀，还陈设在内廷，从而引领了上流社会的时尚。由他授意烧造的蟋蟀罐、鸟食罐等玩品，是明代帝王价值观转变的体现，并为此后悖礼违制和拜金享乐的社会风气埋下隐
明中期以后，中国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的终点，雄厚的白银储备为奢靡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嘉万以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治的阴霾和动荡的时局，令文人士大夫们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为排遣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以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回避政治现实，新奇高古的玩乐方式，也经济和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兴起的格古玩物之风，由文人士大夫发起，很快波及到包括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中下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