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物化女性的悲歌 ——子君与娜拉形象之辨析
摘要
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父权制话语统摄下，被迫抑或是在潜移默化中变得顺服，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沦为男性的附属物，以至于被“物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逐渐觉醒与自立，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和西方相继涌现，其中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的《伤逝》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品中的两位女主子君与娜拉虽然生活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她们的婚姻生活、结局以及思想转变的过程大相径庭，但两部作品中的女主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均受到不同程度地“物化”。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当时的文化价值观存在差异，娜拉和子君分别采取了“言说”与“沉默”、“被动”与“主动”、“出走”与“驯服”的不同方式。从这两位被“物化”的女主人公不同而又相同的命运中，我们听到了女性解放命运的呐喊以及看到了女性独立解放之路的艰辛。《伤逝》是《玩偶之家》的承继和发展，反映出鲁迅对女性命运更深层次的思考。
【关键词】玩偶之家；伤逝；物化；女性解放
引言
中西方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都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庸，也就是指“物化”女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导致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逐步增强，要求妇女解放和自由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同时也诞生了以妇女解放和女性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玩偶之家》和《伤逝》，都是社会变革时代,妇女解放思想和实践的产物。在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把《玩偶之家》以易卜生的专刊形式带入中国，易卜生和娜拉的名字被当时中国的作家和进步青年所熟悉，而女主人公娜拉的抗争意识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易卜生热”，人们开始思考女性解放和个人自由，鲁迅的《伤逝》也随之诞生。《玩偶之家》和《伤逝》是反映女性“物化”悲剧的两大经典文学作品，娜拉与子君这两位女主人公在婚后生活、最后的结局以及思想变化都有很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有“物化”的倾向。本篇文章将我国与西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玩偶之家》和《伤逝》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各自的人生际遇，揭示了传统观念在人类命运中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对女性解放与命运归宿的深刻反思。
一、不同国度和历史背景之下女性的呐喊
（一）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潮中的产物——《玩偶之家》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企业规模也随之膨胀。此时的挪威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的势力正在快速的增长，而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处处体现着虚伪与可笑。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因此女性便在历史舞台上从幕后走上了台前，成为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因此，挪威掀起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易卜生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易卜生在青少年时期便经历了家庭破产，之后他到一个药店做学徒，在药店做学徒期间也受尽别人的歧视。后来易卜生表示：‘当时世界为革命思想所激荡，他与当时那个小社会，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他曾参与过游行示威，目的是为营救一个受迫害的作家，同时帮助社会主义者做过革命的宣传工作，由此可看出，易卜生的创作与民族运动就像一条纽带般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1]在1879年挪威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顶峰的时候，易卜生创作了《玩偶之家》。当时易卜生结识了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卡·琴酒卡米拉这两位重要的女性主义者，前者卡米拉更是激发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重要人物，例如1889年易卜生给卡米拉写的一封信，“您的精神生活深刻影响着我，而我也将其以艺术的形式写进作品当中。”随后，她们便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女权运动，这一点及大地激励了易卜生，在这之后奠易卜生也
以自己的作品来支持女性解放。
易卜生诞生、成长在这样一个极速发展又极具冲突的环境中，即使自身遭受迫害，也没有忘却反抗，因为他的身边还活动着一些“真正的人”，像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卡·琴酒卡米拉这样的人。他们即使身处这个特殊的时代，仍然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立精神，即使易卜生在之后西欧定居，他的内心深处仍保有对“真正的人”的美好记忆。这使得他在早期和中期的作品中，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下人性的丧失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呼吁人的复归。另一方面，他塑造了许多正直的人，他们具有人的尊严、道德、情感和希望，他们的精神尚未枯竭。戏剧《玩偶之家》便是易卜生根据一位好友劳拉的生活经历而写成的。
(二）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伤逝》
由于受到西文化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和“求富”的口号兴办近代工业并大力发展，使中的国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女性群体也加入了发展大军中。随着女性角色得到不断的肯定和发展价值，女性意识也逐步自由和独立，最终在“五四时期”爆发了妇女解放运动。
“五四”时期，大多数青年都在诉说婚姻的不自由之痛，而争取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已经成为了解放个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数的作品都是描写关于爱情的，而最常见的就是婚姻的不自由。鲁迅曾经积极倡导个人思想意识的解放，他也深刻体会到了在恋爱与婚姻自由背后所暗藏的某种危机。“1923年底，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表明，妇女应该积极地争取思想上的解放，主动去争取经济权，只有完成了经济制度的改革，才能够彻底改变旧观念。而在1925年，鲁迅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性的转变，这个时期他积极倡导用斗争来争取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2]《伤逝》与当时流行的“爱情至上”文学、传统小说中“以身殉情”的悲剧性创作有着明显的区别。鲁迅以小说的形式，把妇女婚姻、青年知识分子问题与整个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相结合，对青年进行积极引导，加强思想上的教育，促使他们进行自我斗争，完成思想个性的解放，创造新的人生。
中国社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思想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对个人解放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抱怨不自由的婚姻，因此，当时个性解放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婚恋自由方面。在该时期，易卜生所创作的戏剧《玩偶之家》也被引入我国，书中所描述的娜拉，是一位勇于斗争、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独立女性，这对当时的青年造成了一定的触动。1925年10月，鲁迅的爱情小说《伤逝》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冲击下完成的。
二、“物化”女主人公命运的不同表达
《玩偶之家》和《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分别是娜拉和子君，西方的娜拉和中国的子君都是被“物化”的形象，他们各自的命运都存在悲剧性，而“物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娜拉在结婚后被她的丈夫“物化”，她敢于面对困境，积极进行斗争，通过离家出走实现了由依赖到独立的思想转变。而子君，则是在结婚之后，主动地“物化”，最后落了个被丈夫遗弃并忍辱离世，在与丈夫初始并分手的整个过程中，子君的思想由独立转向依附，并迷失自我，失去反抗意识。
娜拉的“言说”和子君的“沉默”娜拉的丈夫海尔茂总是给她起外号，把娜拉叫做“小鸟儿”、“泥娃娃”，虽然娜拉已经结婚生子，却还是要将自己装扮成小天使的样子，在丈夫需要的时候为他唱歌、跳舞，甚至愿意充当“玩偶”的角色。很显然，娜拉在婚姻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像是当成一个玩具一样对待。但娜拉之所以愿意这样，是因为她不想让丈夫知道自己伪造字据的秘密，她单方面的努力维持自己的婚姻，却全心全意的以为丈夫海尔茂始终和她站在一起。但是，当她伪造字据的事情被揭穿之后，她试图利用自己的美貌来挽回自己的婚姻，她努力打扮自己想要取悦丈夫，获取他的谅解。很显然，娜拉在自己的婚姻中，并不与自己的丈夫有同等地位，丈夫像一个大人，高高在上，而娜拉却像一个玩偶，被责骂、被处罚，还要取悦丈夫。
“在《玩偶之家》的第三幕，娜拉正在熟睡，忽然从梦中惊醒，进行了长达五分钟并且震耳欲聋的指责，她的丈夫一直在责怪她做事不当，意图毁掉她的前途，在这时娜拉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婚姻中所处的位置，她把自己压抑了好久的话都对丈夫说了出来，她抱怨丈夫，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很好的沟通一下，两人也从没有过深入的了解，甚至丈夫从来不理解自己。娜拉把自己归咎于在婚姻之前只是父亲的附属，结婚之后又成了丈夫的附属，为了得到他们的满意，放弃了真正的自己。
她甚至痛斥了当时的法律，宗教和道德，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后，娜拉“砰”的一声关上了家门，去寻找真正的自我，并决绝地拒绝了丈夫的挽留，她说：“我不是一个玩物，我是一个人，我和你一样，是人类，我也要学会做一个人。”她用话语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丈夫的不满。她用言辞为自己发声、用行动表明决心。
在《伤逝》里，子君与涓生住在一起后，子君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个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XXX女性，她忘了自己的个性，没有了追求和理想。她放弃了思考，沦为涓生的附属品，每天的工作就是伺候丈夫、料理家务，利于涓生过去对她的爱。很显然，她也没有和涓生同等的地位，只是一个工具一样的存在，没有了思想上的交流、灵魂的触碰。
而子君这么做的理由也很纯粹，只是想要和涓生保持这段感情。做饭、养鸡等家务活让子君身心疲惫，从内到外都变得麻木不仁，沦为了一个没有主见的家庭劳动工具。但是，她对家庭的全心投入并未赢得男人的爱情，相反，却成为了一个被他唾弃的对象。显而易见，涓生没有视子君为平等的伴侣，而把她当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
娜拉在清醒后敢于用言辞来表达自我，子君则是一声不吭。在涓生失去工作后，他们的生活陷入了低谷，子君虽然很难过，但生活琐事让她变得麻木，她把自己的想法藏起来，总是闷闷不乐又从不抱怨。就连涓生开始埋怨她的时候，她也只能用黯淡的目光默默忍受。甚至最后涓生提出要和她分手，她也默默回到自己家中，然后黯然离世了。子君面对不公，所采用的应对方式是沉默，但子君的这种沉默在涓生看来是无理的、迷惑的，涓生并不理解子君的想法，也没有想去了解。因此表现出子君已然被驯服，她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勇气，她害怕失去爱情，更害怕面对曾经豪言壮语要独立的自己。“沉默”的观念和行为，剥夺了她的权利，成为了被奴化的存在，只能默默承受不公。
娜拉与子君是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物化”的，但是她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从这两个方面的异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环境下的“物化”妇女的悲剧命运。
（二）娜拉的“被动”与子君的“主动”
娜拉与子君婚姻的生活方式是让其变得“物化”的直接原因，自从娜拉和丈夫结婚之后，她的生活就剩下了照顾丈夫和孩子，但是努力的她并没有得到丈夫的关爱，丈夫而是把她看做一个玩物，可有可无。娜拉也丢失了自己，她花时间打扮自己，扮成可爱的小仙女唱歌舞蹈，完全是为了取悦夫君，并不是她自己真正的样子。在丈夫眼里，她就像一个玩偶一样。因此，在娜拉冒着风险伪造保人签字的事被揭穿之后，海尔茂的破口大骂让娜拉心里产生极大的落差。难以接受自己深爱不已的丈夫对自己如此辱骂愤怨，这让娜拉被迫觉醒，恍若被惊醒的梦中人。丈夫海尔茂断崖式的变脸让娜拉的心也降到了冰点，娜拉情绪也从极度震惊之后，转变为无比清晰的反抗意识。
子君跟涓生住在一起后，就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丈夫的附属、一个家庭劳作的工具。在两人的日常生活里，子君一直遵循“男人就是在外工作，女人就应该是家庭主妇，并且在任何事都要听从丈夫”，而娜拉从不考虑找一个工作，一心扑在家庭琐事上，爱下厨、养宠物，更可怕的是，娜拉竟然为了一点生活小事和房东的太太发生争吵，后来她也厌恶了教育，放弃了学习、放弃了独立的思想，性格也变得懦弱，这直接导致了她与涓生日渐疏远。
“鲁迅曾经说过，在一个家庭中，男女都应该是公平的，两者的权利是相当的，而这些的前提就是男女的经济基础要相当。”[4]处于五四时期的子君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立志成为XXX的女性。但她和涓生住在一起后，却彻底依附着涓生生活，完全没有自己谋生的念头，整日绊身于家庭琐事。与此同时，子君一边处于与家人决裂的尴尬境地，另一边又不得不承受世俗眼光的嘲讽。此时涓生就是子君唯一的救命稻草，一边卑微维持着与涓生的生活，一边饱受传统观念的刻板记忆摧残，在这样两重的压抑之下，最终彻底将自己“物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家庭主妇，抛弃了婚前的理想与追求。
娜拉和子君都有着被“物化”的悲剧命运，但是他们两人的命运却完全不同，娜拉是接受过欧洲崇尚的自由民主环境的熏陶，当他看清丈夫的真实人设之后，她就毅然决然的选择要与这种势力作斗争，不再忍受折磨。在最后我们无法得知娜拉在远离丈夫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她的做法已经证明了一切，她不再想当被丈夫玩弄的玩偶，她想得到真正的快乐，真实的生活。子君只是不忍被禁锢，她内外真实的思想达不到娜拉的水平，她依然还是受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影响深远。即使在婚姻生活里遭受不公，但她仍选择忍受，不敢向涓生吐露苦水，最终在不被理解的悲哀下走向死亡。
（三）娜拉的“出走”与子君的“驯服”
当欧洲掀起工业革命浪潮，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迅速崛起，给人民蒙上了一幅美好生活已来临的虚假景象，但事实上那些不公平和压榨被所谓的假象“美好的幸福生活”遮住了，善良的人民对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一无所知。娜拉是一个善良大方的姑娘，她从小在幸福家庭中长大，一直就沉浸在美好的社会的假象之中，她沉溺于丈夫哄小孩儿似的甜言蜜语中，对丈夫的海誓山盟深信不疑，丈夫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完全被丈夫掌控，她也根本没有想到她在丈夫心中自己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偶，在她看到丈夫xx父亲的笔迹，她才真正看到丈夫的丑陋嘴脸，娜拉也在此打击下幡然醒悟，她毅然决然结束和丈夫的婚姻关系，拼尽全力去摆脱掉玩偶的形象，一心想要实现独立。娜拉由开始的依赖，后来逐渐向觉醒和独立进行转变，用出走的方式反抗不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
子君在个性解放思潮的熏陶下，勇敢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她甚至不惜与封建家族断绝关系。但在与涓生同居后，子君却被他们曾经的浪漫所蒙蔽，她忘记了以前所接受的教育，成为了一个旧时代社会的可悲的中国女性，这也是为什么子君和娜拉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子君最开始只是向往着自由，但在最后却走向了一条依附世俗的不归路，子君的观念一直被传统的封建婚姻思想所禁锢，她的潜意识里，没有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观念的影响，所以她并未彻底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因此，在婚后，子君全身心放在丈夫身上，为家庭付出大量心血，难以抽出时间进行学习和思考，由此被“物化”。
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娜拉还是子君，她们被“物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都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所以在婚姻生活里也失去了话语权。通过对比和分析两位主人公的“物化”方式，可以发现两者是不同的，娜拉的“物化”存在被动性，她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幻象的迷惑，被丈夫所蒙蔽，她全心全意地为丈夫和家庭奉献，而丈夫却只把她当成一个玩偶一样对待，没有给予娜拉应有的尊重和理解。而子君更像是主动地“物化”了，婚后她的日常生活里只剩下照顾涓生、做好繁琐的家务，完全不像与涓生初识时的那样求知好问、敢于做自己，她逐渐麻木，由一个本独立自由的思想转变为家庭妇女，整日只为生活劳碌。这让她与涓生渐行渐远，最终被涓生抛弃。
三、女性“物化”悲剧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传统的文化中都在宣扬男性的光辉，重视男性，而对于女性，就是不能发表任何观点，要对男人百依百顺，女性只是男性的衍生物，很大程度的“物化”女性，虽然这样传统的中西方文化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西方文化重视自由，强调平等。中方文化更重视集体的力量，家庭的和谐稳定，女性在家做家庭主妇”这些思想在《玩偶之家》与《伤逝》的女主人公身上都得到很好的应征。
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下娜拉的选择娜拉的“言说”与西方传统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文化中，非常强调个性，这与西方文明诞生于对大海的探索有关，追求自我和真理是人们永恒追求的理想。比如，伊璧鸠鲁主义坚信避苦趋乐是人的天性，他鼓励人们将自己的幸福当作努力的目标；欧洲文艺复兴，人们更是将追求个人幸福作为信条；启蒙运动将‘人权’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在欧洲社会已经普遍接受‘自由平等’。”[7]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也是在该背景下产生的，在《玩偶之家》里，丈夫的陡然翻脸让娜拉感到愤懑，于是他斥责丈夫并出走。社会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她也谴责社会。这就是“个人本位”思想观念在欧洲人心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个人意识深入人心，才使得即便身处男权社会娜拉仍然敢于挑战男权的代表。正是个人意识的深入人心，才让即便身处男权社会的娜拉，仍然敢于向男权代表的“父权”、“夫权”发起挑战，她敢于指责自己的父亲、丈夫将自己视为附属品，这让她敢于出走寻找真正的自我。
因此，当娜拉意识到，在丈夫的眼里，自己并没有得到夫妻间同等的对待时，甚至丈夫只是把她当作一个玩偶之后，她当机立断选择控诉不公，指责冷漠、虚伪的丈夫，控诉社会对自己的不公，然后毅然离家寻找个性的自由，娜拉的选择与西方传统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下子君的选择
娜拉控诉不公的行为与其所处的西方价值观息息相关，而子君的沉默和死亡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物腐虫生的因果关系。“我国古代人物西汉时期的贾谊曾经说过我国女性要坚决支持男性，服从男性。这一观点完全就是“物化”女性的表现。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实行了几千年，男女地位、权利一直都是不平等的，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被代代流传着，即使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也以其他形式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地位一直得不到改善，女性出路被限制。
这种封建伦理的观念一直被宗法制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未嫁从父，出嫁从夫”、“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女性被教化成只能顺从的形象，地位卑下，使女性始终处于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女性只能像一个物品一样依附男人活着。所以子君虽然受五四运动新文化影响，去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但在她内心深处的封建思想却没有完全摒弃，以男人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仍深扎在子君的内心。同居后她甘愿沦为丈夫的附属品，最终成为一个整日围着家务打转的传统女性，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了反抗的勇气。甚至在被丈夫抛弃时，也不敢说出自己的怨言。子君选择了沉默的结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其悲剧的结局，也反应了中国女性命运的悲哀。
四、《玩偶之家》与《伤逝》创作渊源
《玩偶之家》与《伤逝》都是在工业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工业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变革，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的作品《伤逝》中讲的就是关于女性的独立解放，它和《玩偶之家》所陈述的一样，都在宣扬女性的独立自由解放，鼓励女性进行新的思考，一定程度上而言，鲁迅的这部作品是对《玩偶之家》的进一步深化和传承。
（一）《伤逝》是对《玩偶之家》承继
晚清民国，中国人竞相追求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民主”，而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在华夏掀起了一股“个人自由”与“女性独立”的浪潮，使得中国出现了大量有关女性解放与女性婚姻问题的文学著作。易卜生的长篇作品《玩偶之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这篇著作讲述的是漂亮的娜拉在经历家庭的不公，破碎的婚姻之后逃离可怕的家庭，重新寻找光明的故事，体现的是女性对于新思想的高度发展。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下，娜拉的反抗精神、敢于挑战社会不公的勇气在我国古代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自由平等解放，破除旧的思想，冲出牢笼，支持个人的独立解放。《玩偶之家》中宣扬的只是娜拉在面临不平等待遇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这些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和抱负。
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反映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影响力。“胡适非常喜欢易卜生的这篇著作，在这个作品的基础上，她结合我国古代真实的社会背景创作出了一篇话剧《终生大事》，这个话剧中讲述了女性田亚梅不听从父母的劝告，坚决和陈先生相处的故事，可以明显看出，胡适对易卜生作品的模仿较多，在表现手法上不够鲜明，体现的哲理不够深刻，但是值得褒奖的事胡适准确地看出了娜拉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魅力，他的做法也有值得表扬的一面。同样鲁迅先生也看到了娜拉身上有着一股独特的力量，作为一个时代的旗帜人物，他更关注娜拉出走后的命运。所以在之后的两年，1923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一篇演讲，名字为《娜拉走后怎样》，他深刻的剖析了娜拉走后的两种结果，重新回到家中，或者更加堕落，所以1925年，他的另外一部作品《伤逝》出版。《伤逝》中有五个情节是关于易卜生和娜拉的，可见《伤逝》无论是在题材、主题或是人物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继承与超越。
（二）《伤逝》对女性命运深层思考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在《伤逝》中，鲁迅先生写下了这句发人深省的名句。可想而知经济独立才是传统婚姻关系转变改善的原因，也是妇女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怎么会有人相信可以完全依附另一个人的同时，而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重呢？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指出，自己首先要有独立的生存和独立思考空间，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伍尔夫指出，由于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并且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严重剥夺了学习知识的权利，导致他们的无能且毫无个性可言，由于女性这种低劣的特征，所以在作家和社会历史的行列并不能够真实地体现出女性的权利与自由，这就进一步造成了社会中性别的差异，这也是导致性别歧视的缘由。因此，伍尔夫极力追求自身的平等权利，希望女性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的享受精神和物质上的某种东西，可以自由地追求想要的物质或者权利，实现女性的自我解放，不再受到性别的歧视，大胆自主去追求心中的理想信念。”在现代这个充斥着自由、文明气息的社会里，男女平等逐渐被提高和实现，无性别歧视、无差别对待给了女性实现思想抱负的基础条件。女性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挣钱，拥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后，便能有自尊和独立的灵魂。独立的女性可以在社会上有尊严的活着，可以自主选择，不为社会世俗所困。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明：‘要想实现妇女的解放，必须要保证女性能够重新进行公共的劳动’，其原因归结于‘男子能够实现经济的统治取决于他们在婚姻上的统治，随着女性权利的弱化和经济地位的淡化，男性的统治更加强烈’。”[12]由此可知，女性只有自力更生，凭借自身本事实现经济自由，彻底解放对男性的依靠，最终才能够获得独立和自由。金钱几乎代表着人们的利益和快乐，它意味着自由、独立和权利。在结婚之后，娜拉的丈夫只把她当成一个玩偶，高兴时便哄，生气时就撒气，娜拉之所以会丧失独立的人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娜拉没有稳定的工作，导致她缺少经济来源，因此其人格难以实现独立。当她在醒悟后，敢于控诉不平等的男权社会，抱怨虚伪、无情的丈夫并离家出走，但是仅仅依靠反抗精神是不行的，要想赢得他人的尊重，还需要经济上的独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在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娜拉和子君都没有经济独立，这也直接导致了她们的“物化”和屈服。所以，妇女要想求得真正的解放，不论中西古今，经济独立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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