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差异的根源
东西方文明是在地球的两个不同地方独立发展起来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它们都是伟大的，将各自的人民独自从蒙昧无知状态带入了高度文明的社会。但也决不是完美的，各自都存在着大量的黑暗面。
人的思维是文明的根基。对这两种不同的文明的思维方法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能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发现我们思考问题时的局限性。使原来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点变得值得商榷。也可为一些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行为和想法找到了它的合理原因。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差异体现在对同样的事实中国人和西方人会完全有不同的看法。比如：
对于人性：
西方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是恶的，它本质上是自私和贪婪的。而且任何试图规范这种竞争性和贪婪性都是不人道的。
而中国人则认为人性是善的。正常的人做人做事不但为自己考虑，也会为他人考虑。对于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鄙视的。
对于国家权力：
西方人不相信政府。因此尽可能的控制国家的权力。
相比之下中国人更信任政府。认为国家权力就是公器，是善还是恶，看你怎么用。只要做得对，国家权力大一点没有关系。
对于宗教信仰：
西方人认为人必须要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将如同魔鬼一般。
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实质性的宗教信仰。而且和西方人所预见的不同，我们中国人大多都很善良。
对于公平：
西方人注重于程序的公平。而不太在乎结果公平。
中国人则更注重于结果的公平。
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西方人根本不会相信。
中国人则认为是可能的。
对于不同的文明的相处：
西方人专注于文明的冲突。
中国人则专注于文明的互鉴。
特别是对于本次疫情：
西方人认为他们的防疫政策非常好，中国的防疫政策和结果都非常糟糕。
中国人则认为我们的防疫政策和结果非常好,西方的防疫政策非常糟糕。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会有这种观念的差异？谁的观点更靠谱?
这种东西方观念的不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所造成的。这种由于思维方式不同所造成的观念的差异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可以在其他人群中（如男人和女人，科学家和艺术家，君子和小人。）看到。
为此要想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必须从我们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着手,以了解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是如何造成我们的观念差异的。
首先，我们来考察人是怎么进行思维的。所谓思维，就是大脑对于获得的外部信息的处理过程。实际上多数人是很少关心这个问题的。因为当我们大脑用来解决问题时，所关心的是被解决的问题本身。而不会关心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大脑的思维过程。当我们在这里讨论思维过程时。就是用“思维”讨论“思维”，正如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要考察人类是怎么样思维的。最好的办法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进行观察。比如假想自己是外星人（或者是上帝也行），来观察地球上的人类和生物的活动，以判断他们是如何用大脑处理外部信息的。重要的是不要将人类看得比其他动物高明的太多。要记住，除了人类，很多动物也都是有思维能力的，而我们的祖先也只是它们之中的一员。好了，你如果改变好了观察立场，我们就来讨论我们的主题。
人类的思维实际上包含有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两个不同的层次。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思维能力相当于“思维的工具”，而思维方式则是我们在思维过程中选择不同“思维工具”的偏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各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性能有好有坏，在我们用思维解决问题时。经常是选择一些我们擅长的思维工具。因而不同的思维能力就会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
例如要获得从A地到B地的最便捷的通行方案。对于理工男张先生来说，它会马上利用百度地图直接进行搜索获取。而对于社交达人陈小姐来说。则会在她的朋友圈里找到一位经常来往于ab两地的朋友，让他发一个交通方案过来。他们俩最终获得的交通方案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在获得方案的思维方式却是不同的。
作为一个正常的现代人来讲，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思维能力，它们是理性思维能力，利己的感性思维能力和利他感性思维能力。这三种思维能力的互相影响和制约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观点)。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这三种思维能力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组合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像三原色可以调出千差万别的色彩一样）。所以我们几乎找不到两个观点完全相同的人。
虽然以上三种思维能力都是由同一颗大脑完成的，但是它们的形成方式完全不同。
l 理性思维能力
理性思维能力我们有时候简单称之为智商。我们在进行数学计算或者在进行商业交易、工农业生产及科研工作的时候主要就是用这种思维能力用于解决遇到的问题。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并非天然具有理性思维能力。我们人类虽然有数万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掌握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最近的这几千年时间。在此之前我们只是一群比较聪明的动物而已。我们理性思维能力的形成来源于这几千年来人们对获得的知识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大脑在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理性思维能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对个人来讲理性思维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即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两者在出生时人类都不具备。如果要掌握这种理性思维能力就必须接受教育。这个其实是一个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后，只让它进行自由生长而不给予任何的教育，当他成人后，他的理性思维能力肯定不会比宠物狗好多少。实际上我们人类大脑的最大优势在于他的可塑性，能够通过教育发生改变而掌握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不管对于人类整体来讲，还是对于个体来讲，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都是后天形成的。
l 利己的感性思维能力
相对于后天通过学习掌握的理性思维能力，利己的感性思维能力则是天生的。
利己的感性思维能力和我们人类个体的生存和享乐息息相关。由于我们的审美观也是由这种思维能力所决定的，因此他也可以被称之为审美的感性思维能力。
比如我们在试衣间试一件新衣的时候，在餐厅品尝美食的时候，在公园欣赏美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理性思维抛在一边，用我们的感性思维来享受这一美好时刻。这是因为这些感受都是无法用理性方法进行确定的。而画家，音乐，舞蹈家，美食家，厨师及各类艺术家在他们进行创作时也是用这种感性思维能力进行工作的。
人类的审美思维能力与人类的生存能力紧密相关。人类的审美思维的基础是人类的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如视觉系统，听觉系统，嗅觉系统，味觉系统所组成。这些系统的感知能力是随着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的进化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在远古时期，人类还是蒙昧状态时，人们就是凭着这些感知能力，辨别食物是否安全，环境是否适宜居住等影响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因子。以食物为例，能够放到嘴里品尝的物品很多，有的淡而无味，有的非常好吃，也有的难以下咽。这就构成了食物的一个味觉的谱系。一般来说，我们祖先的本能告诉他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事实上一般来说美味的食物对他们的身体都是有利的，而难以入口的东西，往往对身体都是有害的。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食物可食性方法。同理，我们祖先心目中的美好的环境，也是适应人们居住的。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的祖先就无法趋利避害。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就是凭着这种感性思维能力存活下来的。当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些感知系统就构成了了人类的各种审美思维能力的基础，发展成了人类各种审美的文化和艺术。也就是说这种思维能力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产生天生就有的，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
既然这类思维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人类的这种审美的思维能力也只能局限于人类这个物种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美好的东西，只有在人类群体这个物种中才能达到共识。由此可以推定，对美学的认知是有物种局限性的。假如其他某一个物种有机会进化成和人类相似的智慧生物，或者外星的某一种智慧生物来到地球，他们的审美观将和人类审美观是不可能一样的。
这种与审美有关的思维能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辨别美好和丑陋，它提供了人类个体生存所必需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欲望。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的结果，创造了各种文化和艺术的成果。
显然，这种思维能力是人类个体生存所必需的。是一种追求个人舒适的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不考虑其他个体的感受，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的思维能力。
l 利他感性思维能力
和利己的感性思维能力相同，利他感性思维能力也是人类的一种天生的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决定了人类的伦理道德标准，也可以称谓道德感性思维能力。这是一种辨明善恶和确定人际关系的思维能力。比如全世界的人虽然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都出于相同的本能认为孝敬父母，帮助弱小是一种美德，而抢劫，偷窃，欺负弱小，则是一种恶行。这种人类统一的道德标准就是由这种利他感性思维能力所决定的。
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与审美有关的思维能力不同，道德思维能力本质上是起源于人类的利他本能，因此，这种思维能力也可以称之为利他思维能力。
凡是群体性生存的生物，小至蚂蚁，大到亚洲象，其个体在必要的时候，都会有利他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不需要教和学，是天生的。它虽然对个体的生存并无益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对个体的生存是致命的，但对其物种的整体生存却至关重要。
人类本质上也是群体生存的物种，因此进化过程中也产生了这种本能。如母亲对子女的抚养和照顾，以及在狩猎和保卫族群免受其他野兽进攻时的合作，其本质也是也是不考虑个体利益的利他行为。
古人的合作关系不等同现代人工作中的合作。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合作被认为是互利的，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默契，一方的付出一定会得到另一方的回报。现代人的合作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契约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但是我们的祖先在还没有进化成人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动物，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契约关系，也不知道利益交换这个概念。在他们为同伴进行付出的时候，不可能想到会有回报。因此他们的付出是无偿的，是完全利他的。而在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利他的行为时，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互利合作关系。
我们祖先这种利他行为显然对建立紧密的群体关系并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非常有利。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个体（即单个人）其生存能力与其他物种相比并无优势，单个个体在荒野长期生存的概率几乎为零。此外，婴儿从出生到成人的抚育时间一般都要十多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单靠母亲的能力无法完成抚养工作，期间必定得到了群体中的其他人的帮助。
因此，互助的群体性生活是我们祖先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在当时那个完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社会中，我们祖先的利他思维是形成稳定群体的粘合剂。试想，当我们的祖先每一个人都是极端自私，不愿意为他人进行任何无偿付出时，也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群体中不可能得到任何帮助。群体对个体就不会有任何吸引力，因而个人就会离群而去，而群体也将随即分崩离析，我们的祖先决没有形成群体的可能性，人类也不可能进化到今天的程度。
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社会中我们认为的高尚的利他行为，在远古时期则是人类生存必要的本能。我们的祖先如果没有利他思维能力，不要说进化成现代人类，就连生存也是很困难的。
当今我们所谓的高尚品德，是利他性感性思维为基础的行为能力。这种行为能力，行为的结果对社会有利，得到全体人类的认可，并希望其他人都以这种行为行事。但是作为有利益得失分析能力的理性现代人，每个人又都认为自己做出这种行为会使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是有难度的，因此个人一般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行事。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这类事件因为稀缺，所以珍贵。而在远古社会，由于我们没有理性思维能力，不会对个人利益的得失进行分析，所有的行为基本上来自于感性思维的驱动，因此利他行为是普遍现象，不需要人们的歌颂。
利他感性思维发端于每个人都有的，对于爱和被爱的感情需求。这种爱与被爱的感情需求起源于母婴之间的互动。孩子在十多年的成长期间，母子之间没有任何物理联系，有的就是这种感情的纽带。正是这种爱与被爱的感情需求的纽带构建了母子之间的紧密关系，保证了每一个婴儿能够成长成人。如果没有这种情感纽带，出生的婴儿就不会有人照顾，健康成长是不可能的。
当孩子成人之后这种情感能力被保存了下来，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力由近及远地扩展到了对其他同伴的感情之中，使他们能够互相关爱和照顾。“百善孝为先”正是对这种关系发展的一种最好描述。正是这种感情需求的能力，构建了人类的利他思维能力和伦理道德思维体系。
考古发现，一万年以前古人类就有了墓葬的习惯。这一习惯充分显示了古人之间的互爱感情。在古代，只有原始工具的条件下，埋葬同伴的尸体是要花费很大劳动的。最早对同伴尸体的埋葬的动机很可能只是不忍心看到其腐烂或者被野兽吃掉的场景。他们一定认为这种尸体的埋葬对逝者是有好处的。这种掩埋活动充分展示了古人的相互关爱之情。
人类之间的相爱之情在现代社会中也随处可见。当我们看到幼儿摔倒时都会有一种将他扶起的冲动。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当看到有人溺水时，许多路人都会立刻施以援手。而且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无私的帮助了一个人的时候心里会感到非常愉快。显然，这种思维能力追求的是个体心情舒适的感受，一种情感的满足。这些现象说明利他的冲动是人类的本性而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只不过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中，总是教导我们要爱这个爱那个，好像“爱”作为一种感情，是通过后天教育所获得的。但实际上，爱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一种特殊能力，不可能通过教育所获得的。通过教育所表现的，都是装出来的爱而已。
最后总结一下。这种利他思维能力的基础，是爱和被爱的感情需求，在行动上表现为利他的行为，追求的是完美的行为和情感的满足，也是构建我们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而这一种思维能力使人际关系和谐，提高了人类群体的凝聚力，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能力和进化至关重要。
下表总结了三种思维方式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思维方式的生成，思维对象，评判标准都完全不同。而且可以大胆的推测，这三种思维能力必定分布于大脑的不同部位。思维方式理性思维利已感性思维利他感性思维思维对象对抽象信息析的加工对感受器官接收的理化信息的加工对情感信息的加工思维能力获得后天，学习获得先天，进化过程获得先天，进化过程获得思维的判断对/错，是客观的美/丑，是主观的善/恶，是主观的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科学技术艺术伦理道德对生存影响非必须，但能提高生存质量个体生存必需群体生存必需普世性外星人也能理解的思维方式只限人类，并确定人性的思维方式只限人类，并确定人性的思维方式
（如果你读到这里，还能够认可我的观点，欢迎你继续阅读。如果你不认可，则现在就可放弃，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因为以下的论述都是以此观点为基础的。）
l 三种思维能力对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的影响
人类的以上三种思维能力会相互作用而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
首先，对个体生存来讲，利己的感性思维是最重要的，它提供了生活的动力和乐趣，让我们能够享受生活的乐趣。（所谓的“抑郁症”就是这种思维能力出现了问题，丧失了享受生活各种乐趣的能力，因此病人会有轻生的念头。）。它由人类的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互动而产生, 通过激起我们的欲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只要按照利己的感性思维去做，在多数情况下其结果对个体都是有利的。它以个体的自我感受而作为判断标准。由于该思维能力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因此作为人类个体我们都是自私的。
利他的感性思维能力是人类良知和道德的思想基础。它与欲望驱动的利己的感性思维不同，是由情感驱动的。它赋予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它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所希望的是人们互相关爱与和谐相处的氛围，追求的是一种情感的满足。它的作用的实际结果是制衡利己感性思维，使人类个体不至于过于自私，在考虑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会为他人留有余地。或者在危机时刻，能为了他人或者群体的利益放弃个人的利益，做出一些我们称之为“感人的壮举”。（而所谓的 “自闭症”就是这种思维能力出现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两种感性思维的相互制约，人类同时显示了利己和利他的双重性人格。而正是这种双重人格构建了人性的基础。所以人性是感性思维能力的体现，是感性的。所以了解了这一点，就既不应该为我们自私的想法感到内疚。也不要为我们为他人的无偿付出而感到后悔。
而理性思维并不是人类祖先生存所必须的一种思维能力。它的出现伴随着我们的祖先向现代人的转化过程。即使在现代社会，如果不通过系统的教育，一个婴儿长成人之后也不会具有健全的理性思维能力（但却不会影响他的生存能力）。说明一个人如果作为一种生物来说，理性思维不是生存所必须的。
理性思维使我们能够客观理性的认识世界，使人类的生存能力大为增强。但是理性思维只是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它实际上只是服务于感性思维的。
下面我们假设一个场景来说明这三种思维能力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
假如你是一个小孩，从你父亲中得到10元钱。你拿了这些钱到楼下的商店，看中了一种巧克力和一束鲜花。巧克力是你向往已久的那一种。买鲜花则是要送给你妈妈，因为明天是他的生日。而你的钱只能够买其中的一样东西。于是你就很犹豫，拿不定主意了。
购买巧克力是为了满足你的感官的欲望。是物质的和利己的。购买鲜花的动机则是建立在你对母亲爱的基础上的，所以是情感的和利他的。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利己和利他两种思维，即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在你的生活中，使你发生犹豫拿不定主意的场景是不是也经常发生？）
假如这时候你接到你爸爸的电话，告诉你，如果在24小时之后，你这10元钱还没有用掉的话，他会再给你10元，以鼓励你的自我控制能力。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取决于你的理性思维能力了。他的话里至少包含着时间和数量两个抽象概念，需要你至少有一点理性思维能力。这时候你就有了第三个选择：忍耐24小时后，你就可同时以得到巧克力和鲜花。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三种不同的思维形式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的。所以我们人类是以上三种不同思维控制的矛盾的复合体。对上面同一个场景，不同的人由于这三种思维能力的不同会做出绝然不同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在面对同一个事件时会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原因。
人类的祖先自从有了理性思维，就开始了从愚昧到文明的进展。随着理性思维能力的逐渐增强，我们认识了自然和自我，生存能力越来越强，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我们的现代化社会就是建立在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总是给予理性思维积极的评价。认为人类就应该是理性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做事理性的时候，我们是在夸奖他。反之，当我们说一个人做事感情用事，那我们就是在批评他了。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正常人，都是以感性思维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感性思维是人类的底层思维能力。当我们在参加宴会品尝佳肴时，我们用的是感性思维，在乎的是食品的色香味，有谁会对其进行理性分析，去了解食品中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参加音乐会，欣赏音乐家的表演时，我们用的也是感性思维。当我们度假，出外旅游时，我们用的也是感性思维。总之，只要牵涉到好吃，好看好玩好听，还有好朋友的交往这类享受生活的事时，我们都是用感性思维。
如果没有感性思维，只有理性思维，我们会觉得以上这些事情毫无意义。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假如你喜欢吃肯德基的炸鸡块，一定是要吃刚炸好那种内酥外脆的，如果存放时间稍长，它就会丧失那种口感，你就会不喜欢吃。但是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吃东西就是为了补充营养，炸鸡块进入体内后都会吸水的，受不受潮并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成分和消化吸收，因此没有必要纠结它的新鲜度。显然持这样观点的人在吃的方面是没有生活乐趣的。因此，一个能够享受生活的人，一定是感性思维为主的人。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感性思维能力，他就会觉得活在世界上毫无乐趣，会失去生存的动力，所以这样的人是不会存在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活着的人，再理性，他也是感性思维主导的动物。
l 理性思维是道德杀手
谈到理性思维，我们总是想到他的好的方面，我们很少考虑理性思维的消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消极作用确实存在，而且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人类社会中所有罪恶的事物，都和理性思维脱不了干系。下面我们来讨论本文的重点之一，即理性思维的消极作用。
我们先来看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幼童由小长大伴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趋势。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幼儿是天生善良的，三字经的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观察结果。 所有的人在婴儿时期都是善良的。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随之也变得越来越坏，有的人直接变成了罪犯，而大多数人多多少少也干了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有多少人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时，能够问心无愧的说，自己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违心的事？
中国有很多成语，讲到少年儿童时，一般都是正面的，像“天真无邪”， “童心”等，而说到老年人或者成年人，则有不少是负面的。像“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精于世故，”等等。这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人的道德水平就会下降。
第二个事实是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道德水平不断沦落的历史。尧舜禹他们的王位都是禅让的。但是到了禹之后，王位就成了家天下了。之后的历史，更是充满了为了争夺皇权而血腥屠杀的历史。二千年前，孔子就对当时的礼崩乐坏的现象痛心疾首。但是这个趋势一直没有停止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世风日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家庭是最能体现人际关系的场所。温馨的大家庭早就是昔日黄花不再存在。就是小家庭也是变得越来不越不稳定。离婚率越来越高，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之间的感情淡薄，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是利益关系。“人心不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以上两个趋势说明，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随着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和理性，道德水准就有下降的趋势。当我们说一个人“淳朴”的时候，一定认为他也是善良的，也默认他不是精于算计的。而当我们说一个人“精于计算”的话，也就暗指这个人道德上是不太可靠的。因此看起来，人类道德的堕落和理性思维能力的增强好像是有关的。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理性思维对利他感性思维有负面的抑制作用。我们的祖先一开始没有理性思维能力。他们的生存依靠的就是利己的感性思维和利他的感情思维能力，（即动物的本能）。由于有利他感性思维的制约，每个个体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其他个体的感受，做事不会太过分。由于古人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如果某个群体失去了利他性感性思维能力，个体之间就不会相互照顾。就会失去相互依存的理由，这个群体就会瓦解，由于人类个体生存能力远低于群体生存能力，这样的族群最终整个族群必然会被自然界淘汰。因此在远古时期，利他思维能力是人类生存能力的标配。当时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和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祖先的理性思维能力逐渐增强，生存能力也大大增强。在群体中就会有一些特别“聪明”的人，他们发现如果不按利他感性思维的本能行事，他们就可以占其他个体的便宜，自己可以过得更好，因此他们不再按照”本能”行事，做事更加“理性”而自私。这就是理性思维对利他型感性思维最初的抑制作用。由于随着群体的生活能力增强。个别人的自私行为不会严重影响群体生存能力，因而使道德水平下降有了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的祖先变得越来越聪明和理性，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道德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因此可以说理性思维是人类“道德沦丧”或者“良知泯灭”过程的内生动力。
中国以前有一个电影，名字叫做“猪八戒吃西瓜”，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性思维战胜利他性思维的过程。在电影中当猪八戒找到一个西瓜时，本能的将西瓜分成四份，自己吃掉一份，给师傅，大师兄，和师弟各留一份。这说明猪八戒本质上是善良的，他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没有忘记师傅和师兄弟。这显示的是人性善良的本能。但是后来他通过理性的思考发现只要不把找到西瓜的事告诉他们，自己就可以独自享用这个西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理性战胜了良知，他独自享用了留给师傅和师兄弟的西瓜。故事虽然是一个神话，但也符合人性。八戒思想斗争的过程，就是理性思维战胜利他感性思维的过程。
l 理性思维还是万恶之源
由于理性思维对利他性思维的抑制作用，会使人类丧失道德底线，在行动中干出一系列恶行。因此也可以说，理性思维是人类的万恶之源。
我们人类自从有了理性思维，就开始了人类之间的互相残杀。我们还给这个自相残杀行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战争”。这种自相残杀的规模，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能力增强越来越大。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到上千人，几十万人，直到一战和二战的上千万人。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自相残杀的历史。而且现在的人类花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如何杀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自豪”的宣布，我们的能力可以瞬间杀死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完全有可能有一天，在不知某一个原因的诱发下，用这些最先进的武器，毁灭了整个人类。
这种现象，在外星人看来很有讽刺意味：地球上有一种最聪明的生物，花了大量的精力，用于消灭他自己。但是又有谁能够说，人类所有这一切和战争有关的活动都是非理性的呢？
如果不相信战争是理性思维的结果，那么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人类失去了理性思维，是否还会有战争行为：
人类如果失去了理性思维能力，就和动物没有差异，因此，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考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中，即使是最凶悍的食肉动物，也没有任何一种像人类一样，热衷于种群内部的相互残杀。一些食肉动物确实有领地的意识，当其他同类进入他的领地后，就会发生争斗。但争斗的结果，往往是给入侵者赶走而结束，很少发生致命的伤害。
我们的祖先在获得理性思维能力之前，想必他们的行为也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的，行为是以感性思维指导的。但是当他们获得了理性思维能力之后，他们考虑的问题就会更复杂。他们也许会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赶尽杀绝，从肉体上消灭入侵者，以免他卷土而来进行报复。如果他们更聪明一点，就会俘获入侵者，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尝到甜头之后，他们还会主动出击，通过掠夺得到好处。因此，人类自从获得了理性思维能力之后，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不再是凶猛的野兽，而是人类自己。
纵观人类的历史，所有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恶行，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对40万赵军俘虏的坑杀，二战时期德国希特勒对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日本731部队的恶行等等，无一不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理性思维的结果，他们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错误。
l 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的差异
作为生物，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能力的差异可忽略不计。但是作为社会化的人，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确实不同。这是由于两者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巨大的差异。一个人长期在一种文化氛围中生活，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思维定势,使上面提到的三种思维能力的其中的某一种思维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被抑制。 因此在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时，首先要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的起源，发展和特点。
西方思维方式的起源，发展和特点
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和罗马文明、基督教文化及日耳曼蛮族文化的混合体。
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有相似的久远历史。但不像同时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正因为过于理性，希腊罗马文明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文明。在希腊神话中，希腊诸神基本上没有什么道德观。而罗马则是一个建立在全凭武力征伐基础上的奴隶制国家。罗马人构建了宏大的竞技场，以观看奴隶和战俘们互相残杀为乐趣。（在中国，即使最无道的暴君也做不出这类令人发指的事情。罗马人道德水准可见一斑）。
基督教早期一直受到罗马官方的打击。但使基督教所追求的道德标准要比罗马统治者的堕落行为高尚的多。因此尽管受到罗马官方的打压。基督教在底层民众中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而不断的发展壮大。最终罗马帝国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地位的合法性。基督教的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教会与罗马统治者相比占有了道德高地，能满足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
当日耳曼蛮族侵入欧洲，灭亡了罗马帝国之后，希腊和罗罗马文化被欧洲人（包括入侵的蛮族和罗马帝国的后裔）抛弃。但是这些早期的欧洲人在抛弃希腊罗马文明的同时却接受了基督教文化。
但随着基督教从罗马帝国弱小的反对势力变成了欧洲强大的统治者后，它也从弱小的反抗者变成了残酷的压迫者。经基督教会一千多年的愚民统治，整个欧洲变成了以神为中心的地区，欧洲人变成了教会愚昧的奴仆，他们正常的欲望和人性被完全压制。在这段时期内，在宗教的统治下，普通欧洲人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整个社会生活在神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精神生生活是非常痛苦的。
进入14世纪，欧洲人为了摆脱宗教的压迫，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利用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的本性（也就是利己的感性思维能力），重拾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发现了人类的自我，部分的摆脱了宗教的控制，欧洲人也部分的恢复了人性的尊严。想必欧洲人回顾中世纪的历史会发现在整个中世纪，个人的权利被宗教剥夺，人性被扭曲，有不堪回首的感觉。
值得说明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虽然使人们认识到人性自私的合理性，但是却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利他性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对人性错误（或不全面）的判断，现代欧洲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非常看重重新获得的个人的权利，崇尚个人主义，反对任何对个人权利的干涉。西方文明所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实际上都是从这个极端个人主义中衍生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文明，西方人从“科学”的角度上阐述了人性绝对自私的合理性：人是既然是自然的产物，其行为必然也符合自然规律。人作为一种生物，它的自然属性就是为了个体的生存而趋利避害，因而人必定是自私和贪婪的。
但在我看来。如果人类的行为像独往独来的老虎或者雪豹一样的话，这一论断还有情可原, 毕竟老虎捕食是个体行动，不需要其他个体的帮助。因此 “一山不容二虎”，这一类独行的野兽同类之间也是不相容的。但是人类不同，是群居生性生物，从来就是以族群为单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人离开族群，最终的结果必定被自然淘汰。对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繁衍来讲，族群生存能力的重要性远大于个体生能力存的重要性。因而即使理性的考察人的自然属性时，也应该以族群为单位而不是仅以个体为单位，才能得出合理的结果。如果以群体为层面考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族群中的个体如果都有利他的本性，在平时能够互相照应，在危难时刻能够为了族群的利益而做出牺牲，族群生存能力就强。反之，如果个体的本性是绝对自私的话，那就是一盘散沙，族群生存能力就会很弱，甚至连族群也形成不了。
因而即是纯以理性的方法考查人的自然属性，它也不应该是绝对自私的。）
由于西方文明崇尚个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而在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产生利益的冲突。（霍普斯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人类社会的状态就是建在人类天性是自私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的。）为解决这些冲突，他们构建了一套复杂的法律系统以控制人的行为。但是再完善的法律也会有漏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只要不违法，原则上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用考虑任何道德底线。但是法律总是会有漏洞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道德底线而又有足够的智力的话，他就有可能干出一些非常出格的事而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此行事将是非常可怕的。
由于西方原有的基督教对信徒的行为有伦理的约束，西方人把这个法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由“上帝”来解决。在基督教社会中，教会让信徒和上帝之间定下契约，行为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如果违反契约就会受到“惩罚”。教会用神的力量来维持信徒的道德底线。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文化对西方社会如此重要的原因 。
由此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理性思维和基督教文化。他们不认可人类天生具有利他思维的本能，认为人性天生就是贪婪的。可以说西方文化用理性的思维方法泯灭了人固有的利他思维的良知。因此典型的西方人只有理性思维能力和利己的思维能力，而缺少维持人类道德的利他思维能力。所以世俗的西方人是没有道德观的，可以说他们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而宗教对西方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可以部分的弥补道德缺失的问题。（一个文明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像宗教这样一种谎言之上，这也是西方文明的无奈。）
西方思维方式的优点是充分激发了个人为了满足其欲望而产生的能力，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但是也存在着两个难解的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争端的频繁。由西方思维定势所主导的世界，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形式的争斗。在这种体系中，由于每一个个体（不管是国家、团体还是个人）都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和结果的公平，这必然会引发诸多争端。而且为了争取最大利益，个人之间的争端都不愿意通过协商进行妥协，而愿意用法律程序来解决。因此法律诉讼案非常之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法律体系也会变得非常庞大和复杂，以至于一个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才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之间的争端也层出不穷。国家之间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往往就是战争。欧洲人口比中国要少得多，近四百年来，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次数远远高于中国同期的数量。如果说在近代西方世界是战争的策源地将一点都不为过。
第二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沦丧。由于西方思维方式中只考虑利益而没有道德的成分，在西方社会中宗教是控制人们行为道德的唯一力量。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的势力必然减弱，信仰宗教的人数将越来越少。以他们这种崇尚自私的个人主义思维方式行事，一旦失去了宗教的约束，个人行为将必然无底线的败坏。因而必然伴随着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持“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人生观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必然是焦虑的，充满了混乱和无序，这个趋势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在美国传统家庭的瓦解已经是一个进行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非婚生子女和各种奇怪的家庭形式，社会中充满了吸毒和恶性的暴力犯罪行为。这种趋势随着宗教势力的衰败必然愈演愈烈。
西方人性观念的理论基础及现实困境。
西方人对人性最大的认知误区就在于认为人类只是理性的生物，否认了感性思维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作为生物个体，为了自保都非常自私。霍布斯认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最本质的特征。所谓的契约社会理论就是为了减少人类之间的互相伤害而构建的。
西方有关这一人性的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解释人类固有的道德行为的动机。因为有道德的行为本身的动机是无私的，因此理论上说理性和唯利是图的人是不可能做出有道德行为的。而另一方面道德的存在又是人类社会一个最普遍的现象。
事实上西方的早期哲学家们也早就看到了用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尴尬的事实，并试图提出了各种学说来摆脱这一困境。
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就是道德”这一道德的定义。但他这里只是指出了道德行为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可以使多数人得益。）但是却无法解释促使行使道德行为时的个人动机。（为何一个自私自利而又理性的人，会为了集体的利益做出个人的牺牲？）。
康德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在道德行为中非常重要。它终止了生物学自保本能的自然规律，因而使人类有了有道德的行为的可能性。
他并且还以三个绝对道德律令，即：“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你的行为必须有普遍立法的意义; 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始终要让你的意志服从理性的统帅; 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始终要把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当做工具和手段。”对道德行为进行描述。
但是，即使人真的有康德所谓的“自由意志”的话，这种自由意志不一定必然是善的，它完全有可能是恶的。也就是说康德所称的人的“自由意志”如果能够终止生物学自保本能，而做出舍己为人的有道德的行为，那为什么人类不会存在另一种“自由意志”使人做出非常不道德的，例如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总之，所谓的“自由意志”不一定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能保证道德行为的实施。
而他的三个绝对道德律令也只是一个道德判断标准。同样，也不能给出一个理性而自私自利的人的道德行为动机来源。
另外，试想有谁在实施一个见义勇为的行为之前会用康德的三条律令或者边沁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
数百年来，这种类似的努力很多，但到目前为止，西方学界还没有为“自私自利而又理性的人类”找到道德存在的理由。
之所以他们的理论无法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在于如前文所说的，我们人类既不是绝对自私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事实上如果承认人是理性的和自私自利的，那就不会有道德存在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想必西方学界已心知肚明。目前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人是理性的和自私自利的，因此认为人性是恶的。而西方的三权分制的国家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人性恶的思想基础上。因此在西方人类的道德行为只好交由上帝来规范了。
l 原生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起源和发展及特点
古代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是由孔子创建，其基本思想来自于周礼。周朝不是法治社会，而是以礼治国。周礼则是周公姬旦所创造，用于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显然如此复杂的周礼是不可能由其一人在短时间内创造并推行的。他肯定是基于当时已经广泛存在，并被民众所认可的行为习惯为基础而创造了这一体系。而周人的行为习惯如果继续往前溯源，必然起源于人的本能，而本能则来自于人的本性。因此可以说儒家或者周礼均源于人类的原始本能，是人类情感本性的反应。
因此不同于理性的西方文明，早期的中华文明源自于人的本性，是感性的，在人际交往中更关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和感受。人们的思维方式近似于动物，是利他思维能力和利己思维能力的平衡，而理性思维能力很弱。
从春秋早期到战国末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随着人类智力的增长，为了争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人们纷纷抛弃道德而追求利益。整个社会也经历了以礼（感性思维）治国转化为依法（理性思维）治国的过程。在春秋早期，“是否符合礼数？”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合适的标准，而到了战国末期，人的行为则完全由利益所驱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国人道德逐渐丧失，礼崩乐坏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就是理性战胜感性，各国为了生存，纷纷降低道德底线的过程。到了秦朝统一中国时，这一过程达到了顶点。秦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六国统一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做事只以利益驱动而更加理性和不考虑道德底线。这其实就是当时的法家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以利益引导个人的行为，用法律来管理民众和国家。这有点像现代西方法治模式的古典版本。
虽然崇尚理性思维能激起个人成功的欲望，使行为更为有效率，致使秦国变得非常强大而最终轻松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只崇尚理性，而放弃道德约束，社会内部人人都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必然会充满了各种无法缓解的矛盾和冲突和尔虞我诈。这样的社会极不稳定。因此尽管秦朝有严苛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的军队，但是由于内部矛盾激化而无法缓解，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灭亡了。它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矛盾爆发所造成的。（同样是开国君主英年早逝。周武王顺利的将权力传给了周文王，而秦国却在传位过程中产生了内乱。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周秦两代人道德水平的不同。秦国人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早期的周朝人则完全不同。）
西汉立国之后，总结了秦国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仅用严刑峻法不能长久维持国家政权。至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是由孔子创建，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周朝的制度。因此儒家并不是一种代表先进思想的学说。但是儒家崇尚仁爱，鼓励人们互相爱护，注重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符合人类追求和谐相互关系的天性，因此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汉朝以后的各朝各代的皇帝发现利用儒家进行统治比仅用严刑峻法的统治成本要低得多，而且有更好的效果。因此两千多年来，儒家作为一种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工具而保存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历代成功的王朝无一不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各代封建王朝和儒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儒家鼓吹各封建王朝的正统性，以维持帝王的统治，而作为回报各代封建王朝都贯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由于儒家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它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之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就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影响：一方面，在经济社会中，人们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会不断的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以获得竞争优势，人际关系中必然存在着尔虞我诈的成分，坚守道德底线的人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为了生存，整个社会中的成员道德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被迫下降；而另一方面，在儒家的国家官员选拔机制中，个人的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因此在古代中国道德高尚的人容易进入仕途和升迁，他们的利益会得到一定的补偿。而通过官员的选拔系统和儒家的教育体系，儒家的道德观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中国人现在的道德水平正是由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这种机制，中国人的利他思维能力得以部分保存。
理想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家国情怀，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可“天下存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则认可凭“良心”做事的人生准则，碰到利益冲突时，认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做事方式，体现了原始的人性。
因此，中国人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与西方人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保存了人类原始的利他思维能力，注重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中国人也承认个人欲望和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关系，愿意对自己的私欲进行适当的控制，有比较强的自律能力，并认为这是一种美德。在与人交往时，更愿意为对方着想，在有利益考量的场合，很少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更愿意得到互利的结果。相比之下，西方人的人生乐趣是高度物质化的，只认可感官刺激和物质的利益。而中国人的人生乐趣，则除了物质方面之外还包括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有“享受天伦之乐”的说法。
但是原生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也有严重的缺陷。首先中国人是重感性而轻理性，所以古代的中国人跟西方人相比理性思维能力很弱，特别是缺少科学的思维能力。因此在16-18世纪时中西方文明交汇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其次，儒家在中国是作为皇家的文化统治工具保存下来的。因此为了巩固皇帝的统治，儒家中加入了大量腐朽的道德绑架的私货。比如程朱理学鼓吹的三纲五常将原本是人类自然天性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行为形式和规矩的说教；“孝”原本是人类子女对父母的一种爱心的自然表现，但已被加入了一些非常过分的内容。事实上，通过各代帝王两千多年的“努力”，现代儒家中糟粕可能远远多于精华。由于精华和糟粕同存，不用说是外国人，即使是中国人，在很多情况下也看不懂自己的文化。对于传统中国文化，往往在全盘复古或全盘西化的两个极端中摇摆。
此外正是由于儒家含有大量腐朽的内容，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儒家必然会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因此，在现在中国如何保持国人的利他性思维能力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例如，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遵纪守法而没有道德。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不犯法的条件下可以干出任何缺德事。
l 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和冲突
中西方文明初期相遇时，中国人缺少科学的理性思维能力，西方人则不认可人类天生的伦理道德思维能力，双方都看不懂对方。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是没有教养唯利是图的小人和蛮夷之辈，而西方人则认为中国人不懂科学，没有契约精神。但最终由于中国人理性思维和科学知识能力的落后，吃了大亏，差一点就被灭了国。
通过近代几个世纪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现在中国人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他们进步的思想和知识，也抛弃了儒家中不少腐朽的内容。因此现代中国受过教育的典型的中国人既具有伦理道德思维能力也理性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已经比较健全。而西方人则没有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东西，不认可人的伦理思维能力。因此他们还是只有理性思维能力和利己思维能力，以为这就是人性的全部，只崇尚理性的个人主义，看不懂中国人基于人类天性的利他思维能力为基础的行为方式。他们误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并且认为个人主义的自私贪婪的本性不应该受到约束。反而认为中国道德体系就是鼓吹集体主义精神和等级制，抑制人的本性，是反人性和不道德的。他们不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刻意追求集体主义，中国人只是崇尚利他思维，反对极端的自私行为而已。这种利他主义体现在母子之间是母慈子孝，体现在夫妻之间则是互敬互爱，朋友之间则是忠诚和友谊，体现在家族之间是和睦的家庭关系，对家乡则有思乡之情，对自己的国家和国人自然有爱国情怀。中西方关键的区别是，中国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人性本能的表现，而西方人则认为这是说教的结果。中国人认为人本身是善良的，道德教育的作用只是使人在学会理性思维，变得聪明之后还能保持人的善良本性而已。在三字经的头两句的“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 就说明了中国人的这一观点。西方人也讲道德，但是他们认为道德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契约。他们遵守道德，只是为了得到上帝的赏赐，死后可以上天堂。说到底这只是一种交易，本质上也是自私的，因此在他们看来，道德和人性无关。
简而言之，西方人只认可人的利己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在他们看来，人就是应该理性，自私和贪婪的。而中国人则认为，除了以上两种思维能力之外，人类还天生有利他的感性思维能力。在行为上体现在除了有自私的一面之外，还有利他和自律的一面。正是缺少了这一个认知，导致西方人在很多情况下看不懂中国人，就像二次元的人看不懂三次元的人一样。
相对于西方人看不懂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在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人认为人可以分成君子和小人两大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也就是说君子的行为是以道德作为考量，而小人则是利益驱动的。按照这个标准，西方社会所崇尚的就是小人的做人做事标准。因此跟西方人打交道时，只要记住他们是以利益驱动的就可以了。
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的社会就是小人社会，他们有“共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正是他们这种极端自私的价值观，导致了他们之间产生的矛盾无法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因此他们的社会充满了斗争是可以预期的。实际上西方的哲学是真正的斗争哲学，人际关系充满了博弈和争斗。
相对来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西方人那么简单和极端。一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承认个人欲望和私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认可利他性思维。这两种思维方法是互相矛盾的，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则是这两种思维平衡的结果，有的人偏重利己的思维方式，有的人偏重利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中国，有的偏向小人，有的偏向君子。但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是鼓励人们以君子的方式行事。
l 中国为什么是一个世俗国家？
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对待宗教信仰的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们都信奉宗教，只有中国是例外，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中国的精英本质上不相信宗教。这一点经常被西方人士所诟病，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好像缺少宗教信仰是一个天大的缺点。为什么被全世界公认勤劳和善良的中国人居然都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宗教？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要信仰宗教。
人天生有爱和被爱的感情需求，这导致了我们的利他感性思维。使我们人类天生就有互助和互爱的感情需求。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希望有一个和睦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在我们变成现代人之前，我们祖先的人际关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谐的。因为当时的人类很少有理性思维能力，对利益的得失不能进行精确的计算。因此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现代人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尔虞我诈的行为。但是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增强，而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时时刻刻都牵扯到利益的计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你为他人考虑的越多，你自己就得到的越少，我们原来具有的利他型感性思维必然会阻碍个人对利益的获得。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必须抛弃利他性感性思维。而做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必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的道德底线越来越低，人际关系自然也变得非常紧张。
虽然为了满足私欲，我们可以抑制对利他感性思维能力，但是人类向往和谐人际关系的本性并没有变。由于人的天性中具有向善的成分，世俗社会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违反人的天性，不管是自己以这种方式对待别人，或者别人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都会使我们感到非常不自在。这就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放在了这样一个矛盾的环境中：一方面，为了个人的生存他们必须是自私冷漠和贪婪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另一方面出于人的本性，他们又向往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想象着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都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关爱。
心里的追求和现实的严酷，使每个人感到非常沮丧。而世界上现存的几大宗教则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一心理需求。现有的主流宗教除了鼓吹神的力量和伟大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信徒实行一定的道德规范。也正是这一点，吸引着绝大多数人加入了宗教。信徒们希望能够在教会的信徒之中找到在世俗社会中无法获得的人际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他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找到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群体的良好道德。由于现有宗教都要求它的信徒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因此它们能够提供这样的人际环境。因为当一个人如果要加入宗教时，他一定会考虑宗教对信徒的这些道德上的要求。当他愿意参加这些宗教时，他一定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是符合他的本性和愿望的。当一个人厌倦了世俗社会的自私和贪婪，认可人是应该有道德追求的，就会有加入宗教的冲动。
我们一般认为，现有宗教能使人的品德变得高尚。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想变得品德高尚的人才会加入宗教，宗教只是起到了道德取向的筛选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实际上只是一种产业形式。它的生存依赖于他是否能够提供受消费者（信徒）青睐的精神产品。如果他提供的产品受到青睐，他就能够生存和壮大，否则就会消亡。因此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能够存存活下来的。在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地随时随地都会有新的宗教产生，但真正能够长期生存的不多。想必在人类的两三千年历史中，有无数的各种宗教不断的产生和灭亡。因此可以说，现存于世的几大宗教，都是在这场宗教生存竞争中获胜的幸运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生存下来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鼓励教徒行善，为宗教信徒们提供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假如人们的天性中没有向善的需求，它就不会受到人们的青睐，就会很快消亡。因此可以说，是人类善良的本性和愿望成就了现有的宗教，宗教的作用只是使人的善良本性得以表现。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信奉宗教的，这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天生就有善良的道德取向。试想如果一个人认为干各种罪恶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能够愿意皈依现有的任何宗教受到管束吗？
那么为什么中国是一个不信宗教的世俗社会？原因其实很简单，传统中国的主流社会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西方社会所鼓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被中国的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极端自私的人在中国很难形成气候，中国的世人人际关系不会像西方那样紧张。儒家鼓励人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因此中国人在世俗社会中就可以满足人们对良好道德的追求的心理需求。因此宗教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余的。
犹太教的传播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命运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犹太人信奉犹太教，他们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一千多年来欧洲各国一直用各种方法强迫犹太人放弃犹太教皈依基督教，但总的来讲都是以失败告终。而在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开封犹太人可以看作移居中国的犹太人代表。他们宋朝时来到中国后和当地的居民和谐相处，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从来没有歧视过他们的犹太教信仰，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犹太教。但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放弃犹太教融入中国社会。这说明不管是什么民族，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生活宗教信仰都不是必须的。
纵观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均有一套维护社会道德观的体系。但是除了中华文化圈，其它所有的文明的道德体系都是依靠宗教维力量所维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唯一一个不依靠宗教力量，而仅依靠人类固有的天性维持社会道德体系的文明。
同样是行善，西方人是受上帝的指示，其目的是为了死后能够上天堂，说白了就是一场交易。而中国人只是受家庭和老师的教导，凭着自己良心行事。可以说西方人行善的动机是理性和自私的，而中国人的动机是感性无私的。所以两者的本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