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的把关人，还是市场的傀儡：《夜行者》中的新闻伦理失范

　　大学新传的本科教育一直存在窘境：从理论角度，“新闻无学”一直是笼罩在新传学科头顶上的诅咒，新闻与传播是九省通衢之地，传播学的四大鼻祖分别来源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新闻与传播没有像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那样深厚的理论渊源。从技术角度，Facebook、Twitter、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崛起，计算机人才成为香饽饽，而传统媒体人才手中只有纸和笔。从专业的热门程度，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寻找和组织信息的方式，传统媒体不再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其威望一落千丈。论理论深度不如其他人文学科，论技术能力不如计算机人才，论收入不如大厂，于是，民主关怀和对真相的追求就成为新传学科内部学生和老师的最后一丝体面。教师在课堂上高谈公共追求，不断给学生讲述深度报道中那些惊险刺激的情节，课堂上都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可是，如果连这最后一丝体面都被现实无情的扯去，那新闻该何去何从？

　　电影《夜行者》给出了这个场景。《夜行者》描述了一个最早依靠剪电线、偷井盖为生的小偷通过将自己近距离拍摄现场的视频卖给电视台，从中牟利，并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故事。在中国，媒体属于国家所有，正面宣传和新闻报道长期不分是我国新闻工作主要问题，但在西方，媒体属于私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和竞争逻辑驱动着媒体的行动。媒体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考虑。媒体的收入来源是广告，广告主在哪个媒体投放广告要视媒体的收视率而定，于是收视率、发行量成为了媒体行动唯一的衡量标准，竞争促成了电影中类似美国当年黄色新闻的报道模式流行。影片中曾提到路易斯自己在网上听过整整一套市场营销的网课，暗示他从头到尾都是以市场营销的角度去思考新闻的：新闻就是产品，受众就是用户，围绕着新闻的一整套设计都要从用户的需求出发，为了吸引用户，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散布流言、夸大事实.....在电影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事实的选择性报道。一个事实具有多重维度，从每一个维度看，所看到的景象都是真实的，但“真相”则是力求从各个角度完整地再现客观事实。的确，拍摄、报道事实的是人，所以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人的主观色彩，媒体不可能真正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真实。但传媒对社会真实的选择要尽可能给公众提供“整体真实”，传媒的报道的很多“点”，一定程度应该能够反映“整体”，这里需要一定的“量度比例”。这个量度比例一旦失调，即使具体报道都是真实的，那也只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真实，并未达到认识论意义上的全面性和正确性，进而使整体报道失真。在电影中，即便在影片结尾妮娜得知影片中的富人之所以被枪杀是因为其家中窝藏了几斤毒品，但她仍然不更改原有的报道模式，因为她知道，观众爱看的是“富人、白人被贫困裔和少数民族杀害”。

　　其次是策划新闻。“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一直是新传领域内被混淆的两个概念，有人说，没有新闻策划就打造不出新闻精品，这话是对的，报道出好新闻需要对报道的流程进行整体安排。但“策划新闻”却是指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该事件本来不会自然发生，是媒体直接策划和发起的，然后再由该媒体报道。在电影中，路易斯多次重新制造了新闻现场，如为了更好地 “构图”和 “取景”，他不惜挪动车祸死者的身体，为了车灯能更好地拍摄到对方。这种对真相的改变逐渐升级，路易斯甚至一手制造了警察和匪徒的枪战，最后利用杀人犯枪杀了助手里克。影片结尾，路易斯和妮娜，两个突破了伦理底线的人在观看影片后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爱情火花，而他们的背后却是屏幕上躺在血泊中的里克的惊恐的脸。

　　这两个方面都是“后真相”时代的鲜活例子。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促使了“后真相时代”一词的来临，但鲜少人知道，“后真相时代”中的“后”不是指时间顺序上的先后，而是指价值位阶的高低。“后真相时代”是指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其中人们已经不在把“真相”视为在应然层面上头等可欲的价值，人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真相，真相的合法性被瓦解了，因此遵从自己的情感和喜好择取信息甚至成了正当的。2020年大热的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进一步揭示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念酿成的恶果：由于传统媒体不再是人们消息的主要来源，人们被困于社交媒体的算法牢笼中，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到的消息。甚至连传统媒体本身都不再尊重真相了。传统媒体本来应该是真相的把关人，但就如电影《夜行者》所描绘的那般，由于市场化的压力，传统媒体同样更倾向于报道那些刺激性、煽动性的新闻，彻底沦丧了新闻操守。这都不是没有后果的，因为新闻中所报道的一切最终会影响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少，隔阂越来越深，沟通和妥协越来越难，暴力、流血、冲突发生的越来越频繁，最终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切，电影《夜行者》中的路易斯要负责任，妮娜和她背后的电视台要负责任，现实生活中的Facebook、Twitter要负责任，所有被利益侵蚀了内心的媒体都要负责任。

　　两百多年前，美国立宪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当时的民众提出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人的社会，是否真的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到了今天，我们仍无法给出答案，所处的时代甚至比两百多年前的更糟糕，但我们知道必须重新肯定一个观念：真相是好的。真相是疼痛的，不舒服的，但只有基于对真相的追求和尊重，我们才可能运用理性讨论出共同的解决方案，期望社会的繁荣，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机遇和暴力。这因此是新闻业最大的光荣：恪守新闻专业主义或许得不到任何奖赏，最糟糕的时候还会迎来一个倒闭的结局，但追求真相必定是有意义的。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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