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卡拉OK、亚运会、劫机案、沪市开业和中国首辆新能源车
文｜Dedee
1月1日，1990年代的第一天，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隔空互致新年问候。问候内容不便多说，总之“地图头”释放了巨大的友好信号，另两位的态度则比“下次一定”还不一定。
1990年代，中国也早已不再是什么局外人。1980年代末的那几出纷纷扰扰，也让世界用新的目光与心态来看待我们——我们也算是慢慢融入这地球屯了。而且，无论老人或学生、男人或女人，也无论什么政治家官员、专家学者、抑或贩夫走卒工人农夫，都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事情充满热情与意见。
城市青年愈发混不吝起来。该溜子们还有了专属的生活方式和流行语。
他们大都不分男女，穿着破旧牛仔裤，厚毛巾袜和老爹旅游鞋。更重要的是，还大抵都有一件甚至好几件圆领白T恤，上面印着各种诸如“一无所有”、 “烦着呢，别理我”、“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手写体大字。
总之，远远一看就能让戴着红袖箍的居委会大妈脑仁疼。
当然了，让大妈们脑仁加倍疼的，还有年轻人消磨时间的新方式，比如过洋节跳洋舞唱洋歌看洋片之类的。叫得上名儿的城市开始出现各种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在迪斯科舞曲中疯狂摇摆。他们狂欢到黎明后，还会勾肩搭背地赶去某些大家都懂的录像厅，在那里相伴到天明。
几乎是同时，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东渡而来，就是如今依然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卡拉OK”。
其本体“卡拉OK点唱机”只用半年时间，就成功进驻北上广各类歌厅与餐厅。
数据显示，1990年北上广拥有点唱机的歌厅、舞厅或餐厅：北京有五十家、广州四十多家，上海最少但也有三十三家。其中最火的，莫过于位于北京南礼士路上的四季歌厅。用当时的眼光看，四季歌厅似乎是专门冲着第一批万元户来的，主打豪华欧式风格的大厅，还配有VIP包厢。
最关键的是消费价格。
一张门票30块钱人民币，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三分之一的工资。唱一首歌5块钱，多唱也没有啥“唱十送一”的优惠。最便宜的酒水消费是可口可乐，一杯3块，苹果汁一杯8块，德国啤酒一杯10块，而一盘去皮的西瓜果盘20元。
不过，并不是所有歌厅都会让人一夜爆负，不少点歌机也成功地下沉到了三四五线城市乃至一些县城。比如陕北榆林之类的地方也出现了卡拉OK小歌厅。不过收费是按夜算的——20块钱，就能和朋友一起欢畅一个通宵，还能无限续杯高末，简直比80和90后熟悉的量贩式好乐迪还好乐迪。
卡拉OK还养肥了中国近200家音像出版社和五十家音像生产厂。仅1990年就售出了36万盒声像带和1亿1700万盒录音带。
这种源于东瀛的新生事物，让中国人终于文艺且文明地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宣泄出来。大家丝毫不懂什么“丹田用气”或“假声转换”，总是紧抓话筒在三四分钟里声嘶力竭、泪流满面，而他们的真情肉嗓也总会引得台下人感同身受热烈鼓掌。
唱歌也成为中国大学生课余时间的刚需之一，成为了“托派”（学托福准备出国的学生）和“麻派”（除了读书就是打麻将的学生，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躺平先锋）这对冤家都无法拒绝的刚需。学校里已经看不到头绑红飘带的带头大哥，多是抱着吉他，坐在宿舍前草皮上自弹自唱的“草地歌手”。
只要唱得好，歌手身边总会围着不少人，大家甚至浸一屁股的露水也不愿离去——毕竟，热血沸腾的往事已不堪回首，未来等着他们的，是连找工作都成问题的大问题。
所以眼下，不如听歌。
大学生们唱自己写的调调，更爱唱流行歌曲，港台有罗大佑、李宗盛、齐秦、赵传、郑智化和黄舒骏，内地首推崔健。不少歌手尤爱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以及崔健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两张专辑。
彼时，崔健已经有3年没办演唱会了。
据说是因为一首摇滚味儿十足的《南泥湾》，让某位老干部气到想亲自找他进行深度物理切磋。当然人家大人大量没那么做，还允许他出专辑，只是把和他相关的演唱会一律掐断。
直到1990年，崔健公开宣布要为北京亚运会募捐100万，终于感天动地征服了亚组委，他和他的乐队开始轰轰烈烈的亚运巡回演出。
崔健去了不少地方，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绝大部分观众的参与热情都极高。不少人懵懵懂懂的，并不理解摇滚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但都明确感受到了摇滚的力量——
充满了躁动、跳跃、疯狂与激情。直到5月末，崔健准备回北京搞场大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原定的100万捐助亚组委表示钱不钱的无所谓，老崔你的心意我们都心领了。
的确，崔健亚运巡演已完全不重要了，因为再过3个多月，北京就将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它也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的标志。
中国为亚运会做了起码整整四年的准备——投资20多亿人民币，在北京新建了大量立交桥和宽敞大马路，对北京的整体市容进行了堪称换血一般的改造，甚至被形容为“继1950年代，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大规模的重建新建无疑是成功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无论是比赛项目还是参赛人数均超过历次亚运会，是当时亚运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
全新的北京城让37个国家和地区的6578名运动员感受到了何谓宾至如归，什么是“发展是硬道理”。全国各地街头巷尾，处处可以听到“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处处可以看到举着奖牌撒丫子奔跑的大熊猫“盼盼”。
震撼最深的无疑是中国台北队的年青运动员与教练们。不少人私底下对赛事工作人员说：“那边天天说大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到北京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经过16年的努力，中国队在亚运会的金牌总数首次过百，第三次获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
更重要的是，中国居然能拿出20亿元人民币来和“邻居”们共襄盛举。而这其中有大约十分之一是中国人民主动投喂的。
除了崔健的巡演捐款，还有许多爱国巨商为北京亚运会进行了巨额投资。比如霍英东直接捐出1亿港币，成为亚组委的首要贵人。
还有更多人，尤其是孩子们对于亚运捐款爆发出惊人的热诚——第一个捐款者是江苏盐城建湖县五年级小学女生颜海霞，捐出了1块6毛的压岁钱。还有无数才上幼儿园的孩子，他们郑重地将1分钢镚儿捧给了保育员阿姨。
除了捐钱，亚运会期间亚组委登记在册的“义务服务人员”达20万人，而实际“义务服务人员”则超过了40万人。
亚运会甚至让该溜子们心平气和起来。有个真实的段子：俩年轻人对向走在北京街头，无意中互相撞着了。换以往早就摩拳擦掌开始口腔体操加物理切磋，谁知其中一位甩了甩头道：“小子，今天不跟你吵，办亚运会呢！”
当然，不少地方的该溜子们依旧在亚运会期间我行我素，火气倍儿旺，时刻期盼着哪哪儿能再发生些什么。
一个叫蒋晓峰的湖南刺儿头偷了所在单位1.7万元人民币，他不想去龙场悟道，跑去福建边逃边玩。他还花大价钱，托当地供销社的朋友弄到了一张厦门开往广州的8301航班机票，准备用罪大恶极的方式逃往海峡对岸。
是的，正是这个湖南青年，用一箱子的假炸弹，炮制了震惊全球的白云机场劫机事件，新中国建国以来飞行史上最大空难之一，导致3架波音飞机被毁，128名乘客遇难。其中，中国台湾乘客30名、香港乘客5名、澳门乘客2名、美国乘客1名。
在客机起飞20分钟后，蒋晓峰提着假炸药箱冲进了驾驶舱，举着那只箱子威胁机长岑龙裕调转机头飞往台北。
不过，机智的机组成员很快就发现其中猫腻。岑龙裕以飞机没有足够燃料为理由，在空中多绕几圈后继续飞往广州白云。谁知当飞机轮刚接触跑道时，蒋晓峰突然发狂，一边攻击机长，一边抢夺操作杆。
这一夺命操作让8301航班直接偏离原定跑道，向右直穿草地冲向停机坪。在刮倒一辆巡逻车，撞掉一架南航B707班机的机头后，8301航班的机轮冲向另一架波音757客机的机身中上部。后者机身直接断成两截，燃起了熊熊大火……
最后，8301航班向东西方向飞行300米后失速坠落。就这样，三架波音飞机在相撞后全部燃起大火——1分钟前，还为岑龙裕鼓掌叫好的几十名乘客，转眼就被火海吞噬。
这起由极品该溜子造成的极端案例，让国内有关部门确立了在反劫机中以保护乘客和飞机安全为第一要义的原则，不再鼓励机组人员和乘客同劫机者正面交锋。
1个月后，上海终于获批，着手开发开放浦东。
当然了，开发开放啥的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顺理成章地在11月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
有趣的是，当时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表示，自己所在的交易所筹建组都是“股盲”，无论是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抑或龚浩成（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再加上他自己，对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怎样把交易场所建起来并有序地运转，并不是很清楚。
甚至就在半年前，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那会儿，他们对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上市，股票交易如何进行，交易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交易清算应有怎样的程序等一系列实操规范条文，以及交易员培训、会员和席位等规则还是一头雾水。
还有交易场地和交易方式，都处于寻寻觅觅的初级阶段。
最终，前者比照着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选择了虹口区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这栋已有170多年历史的欧式老建筑，原名叫礼查饭店，曾是中国最早用上煤气、自来水，电灯，看上电影和西方马戏的海派精华建筑，虽然破败，气势依旧。
交易方式则选择了电脑自动撮合竞价交易系统，即使1990年的上海，银行系统还处在打算盘的初级阶段，只有工商银行有一台IBM的中心机。但电脑无纸化交易已是大势所趋。
还有那面藏在中国证券博物馆里的那面开市铜锣，是筹备组的人从旧货摊上捡来的。
在熬过半年多鸡飞狗跳的筹备阶段后，亚太地区最年轻具活力的新兴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敲响了开张的铜锣。
不少媒体兴奋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新生，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正式利用股票市场这一工具发展经济，更标志着资本市场也是能够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的！”
当然对于曾在世界金融中心浸淫了半个多世纪的上海人而言，“姓资姓社”都不重要，他们的眼里只有那8只股票——上交所开市半个小时后，前市收市时成功成交49笔，当天的上证指数收盘点位是99.98点，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彻底打开了。
1990年，我们熟悉的王传福刚刚从中南大学毕业；李书福还在台州做装潢材料厂厂长；尹同跃在一汽-大众的总装车间任劳任怨；魏建军刚刚接管了他叔叔的长城工业公司。
中国汽车产销量终于爬到50万辆左右，刚刚进入快速上升期。
同一时期，一个温州的农民企业家造出了一辆电动车和一辆混动车，提前投身到让无数人瞠目结舌又肃然起敬的造车运动中。
他就是温州怪才叶文贵。
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乡镇企业家，曾是老天爷追在他屁股后头求着喂饭的“万柳老爷”。他最神奇的地方在于能自画图纸自制机器，办一家厂火一家厂，进一行赚一行，在1980年代末身价早破千万。
无数人将他视为温州最大的神话和Super Star，相信如果他想，原子弹都不在话下。
叶文贵对原子弹没啥兴趣，一直以来他只有一个小目标：造车。而且要造当年国内闻所未闻的新能源车。
于是，他跑去北上广等大城市，蹲守在汽车厂和研究所门口挖专家，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翻山越岭地去他老家金乡造车。他甚至放弃了去大北京参加“百位优秀农民企业家”的颁奖仪式，留在温州找各式各样的“星期天工程师”进行切磋。
磋来磋去的，叶文贵决定赶鸭子上阵。
他在老家厂房里一通宵一通宵地啃资料查书籍画图纸磨配件敲车壳……熬不下去就喝茅台解乏。在灌下N瓶茅台后，真造出了中国第一辆电动汽车——手工耿都得叫一声老祖宗。叶文贵将这辆车命名为“叶丰1号”，叶文贵的“叶”，大丰收的“丰”。
很快地，“叶丰1号”拿到了国家级新产品证书。但叶文贵认为这个小目标完成得并不好，不仅因为“叶丰1号”长得磕碜了些，舒适度差了些，发动机反应慢了些，更关键的，是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充电8小时，续航里程200公里。
叶文贵决定去海的那头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能否有解。美国同僚则给了他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叶丰1号”的200公里续航已经属于世界领先水平；坏消息是，纯电动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是当时电动汽车研究者的共同死穴。
1990年10月，全国各地好消息坏消息不断冒出的当口，叶文贵悄咪咪地推出了混动汽车“叶丰2号”。很快地，这辆车就上了当时中国汽车研讨会的头条。
但彼时的叶文贵已站在一条细钢索上——为了造车，他将之前积攒下来的千万身家全部花光，速度之快，想必蔚小理们应该感同身受。更可怕的是，叶文贵发现他还能造更好的新能源车，比如跑起来更丝滑，续航更持久，性能更优异的“叶丰3号”。
虽然很快地，深圳有人拿出五千万，支持他去东南沿海发展；美国有汽车专家愿意带他去海的那头海阔天空深度合作……但由于各种各样的主观与客观原因，两次联姻都以失败告终。
叶文贵没有怪任何人，因为烧钱造车是他个人选择。况且，他真造出了3台新能源车，一台更比一台强。因此无论有没有钱，他的新能源造车梦的确都实现了。
1995年5月，资金链彻底断裂的叶文贵，将三辆“叶丰”牌锁进自家车库，在老家过上了半隐居生活。
2年后，丰田普锐斯轰动世界，一年卖出1.8万辆。
1990年，欧共体取消了上一年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麦当劳终于进入中国，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店；
中国的独身男性已是独身女性的15倍。社会学家李银河调查发现：大城市中产里已经出现不少丁克家庭；
整容开始成为风尚。中国男人向往着能有阿兰·德龙的下巴，女人们则期望拥有英格丽·褒曼的同款鼻子；
1990年，社会激变着，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日益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遗忘三种东西：“共识”、“秩序”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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