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磊：儒学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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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纠结的存在。作为源自特定族群历史文化的传统伦理，儒学带有清晰的华人烙印，在20世纪80年代的儒学复兴运动中也曾一度风头无两。不仅在新加坡，甚至在世界华人圈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当时的新加坡几乎成为了亚洲价值的代言人，甚至多年后李光耀还因此被推选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儒学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需要辩证来看。

　　 

　　在多元族群的新加坡，将一个原本属于族群层次的价值规范或者伦理体系通过政府行为引导至国家层面，并希望不同族群的公众都能接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过，对于20世纪70年代那个独立建国不久的新加坡而言，西方文化侵袭、本土文化失根和国家缺少统一的价值规范引导等困局确实给人民行动党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彼时的新加坡需要的是能够系统化解上述困局的价值体系，儒学便这样进入了官方最初的视野。

　　 

　　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南迁的华人知识精英曾在新加坡掀起过一次儒学复兴的高潮。但是，这种非官方的文化传播行为受到了海峡华人和殖民政府的双重挤压，最终走向没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现实文化政策和国家价值体系缺失的反思，新一轮的儒学复兴运动才得以在亚洲价值观的架构下赢得了发展机遇，并逐渐融合为国家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但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从官方的角度来倡导某一族群的文化和价值规范必然会出现族群同化和泛化的隐忧，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满和反对。所以，政府一方面通过影响社会舆论的形式来引导社会大讨论，强调儒学作为人类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教义一样具有普世性，并非是具有国别和族群标签的狭隘价值观。另一方面则邀请了余英时、杜维明、熊玠、唐德刚、许倬云等八位知名新儒学代表人物访问新加坡，制定适合当时新加坡社会发展需要的儒学复兴计划。从而，推动新加坡“成为一粒洒向这个多元世界的全球性文明的种子。”

　　 

　　为此政府首先将儒家伦理课程作为六门选修课之一引入学校教育，然后通过在学校的实践逐渐推广到社会层面，避免因为在全社会大幅度推广而造成的其他族群的恐慌与不满。同时，引导社会认识到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体系不同，只是一种伦理体系和生活规范，与其他宗教教义没有对立更不会构成威胁。当然，政府推动儒家伦理课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门课程，而是希望借此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纳入国家价值体系，使其真正成为跨越族群边界，消解族群张力的有效规范体系。

　　 

　　但是，儒学和儒家伦理终究还是无法完全溶入各族群新加坡人的价值基因，政府只好尝试在国家层面以更为中性和全面的价值规范来取代它。最终，儒家伦理以及其他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道德课程都因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固有的族群历史记忆，而在新加坡通识教育体系中淡出。政府随即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深入挖掘了各族群的文化、宗教以及历史传统和规范的共同属性，以中性的整合式规范来塑造国家的价值体系，这便有了建构“亚洲价值观”的努力和1991年《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白皮书的出台。

　　 

　　虽然很多学者将“亚洲价值观”和“共同价值观”视作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升华和体现，但是看看李光耀的态度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论。李光耀似乎对“亚洲价值观”这个概念并不怎么认同，他曾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因为“对亚洲价值观的解释不一而足”，所以他会尽量“避免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儿”。他认为亚洲价值观涵盖了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等多个领域，不能狭隘地将其与儒学等同。即使被确定为新加坡国家价值体系的“共同价值观”，也只是新加坡各族群传统价值伦理共性的集合，包括华族在内的各族群在共同价值观体系下，依然保有本族群特有的传统价值。

　　可以说，儒学这一价值体系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只是特定时期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选定的塑造和建构“共同价值观”体系的一块敲门砖，并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化身为该体系的奠基石之一。

　　作者：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来源：瀛寰治略 ，2022-05-31图文编辑：王晨曦责任编辑：方柔尹 郎亚娇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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