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底层的生存隐喻
对《盲井》的解读应该把人性批判和社会批判结合起来，从人性的历史积淀与社会挤压中寻求答案。《盲井》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民族在物质-制度-精神方面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也昭示着未来民族成长道路。
2019年5月3日，一则“山西省临汾中级人民法院布告”使得“盲井式犯罪”再次引起公众注意：彭万军等6人以介绍工作为名，将他人骗至矿点干活，趁机在井下杀害，然后伪造矿难假象，冒充死者家属身份与矿主谈判私了，诈骗钱财；6人7年共涉12起案件11条人命；山西省临汾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6人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2019年4月12日将罪犯彭万军、郭德靖、王洪林、张元美、白元贵、刘学军执行枪决。找人、骗人、踩点、杀人、伪造矿难、诈骗赔偿金——现实比电影《盲井》更残酷。
《盲井》是一部罕见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一部影片，出炉以来就连获大奖，颇获好评。看过一些评价，也浏览过一些网评，却总感到，精彩的评论很少，一针见血、深入骨髓的评论，更是凤毛麟角。
1、人性道德批判与社会批判，平面批判与历史批判
尽管导演李杨刻意强调，“这部电影并非揭露社会阴暗面，也与政治无关，反映的是人性的泯灭与复苏。”此话，或真或假，无足轻重，但仅仅把这部电影归结为人性和道德批判上，显然失之片面，人性和道德的展开是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说，即使是单纯的人性和道德批判，人性和道德的演变和形成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底蕴。海明威认为：“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此言对电影同样适用。在影片中，具体可见的唐朝阳、宋金明的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假如对影片的解读仅仅停留在对唐、宋二人的道德沦丧的谴责、人性灭失的批判上，那么就失之浅薄了；只有深入挖掘二人思想、行为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底蕴，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该片主旨。所以，我不否定人性和道德批判的意义，但我认为，更应该把人性和道德批判同社会背景的挖掘和批判联系起来，把平面的横向的批判与纵向的历史的挖掘和批判联系起来。
2、人性的历史积淀与社会挤压
影片的三位主人公在人性和道德方面代表了三个方向，是三个截然不同的典型。初出茅庐的元凤鸣天真、善良、仁厚，是善的典型；唐朝阳，残酷、冷漠、贪婪，是恶的典型；比之两者的“纯粹”，宋金明则比较矛盾、比较复杂、比较多元，冷酷而天良未泯，恶行累累而内在情感丰富，行邪而期正，是介入两者之间的善恶交错的一个典型。元凤鸣的善，给人一线光明和希望，但因其初出茅庐不谙世事，也因其年少无知未经磨练，而缺乏普遍性和深刻的说服力；唐朝阳的恶，彻底、纯粹、完全、不可救药，一般也不具普遍性；倒是宋金明的善恶交织、复杂、多元，耐人寻味，更具复杂性和普遍性，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普通人没有走到宋金明那么远的程度而已。人性本身善恶交织，实属正常，问题的另一面是：外在的社会环境是“抑恶扬善”，把人性的美好处发挥到极致呢，还是“抑善扬恶”，把人性的丑陋处发挥的淋漓尽致。
人性道德的历史沉淀。我比较相信李泽厚“文化心理结构”历史积淀的说法，唐宋二人的行为表面看似乎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实则是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廖举几例。首先，传统文化是士文化和游民文化并列和互补，士文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无恒产而有恒心”，但同样深厚的游民文化则另有一套通行规则；显然，唐宋二人属于所谓的“游民”之列，文化种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其次，无论在道德教化引导上，还是制度建构上，我们民族过于推崇圣贤伦理，强调“人皆可为尧舜”，同时，底线伦理却很匮乏，这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前者看似高远却高不可攀，缺乏普适性；后者看似低调，却包容万生，具有极强的普适性。再次，熟人伦理与陌生人伦理。传统农耕社会是一个熟人社区，在这个世代相处、知根知底的熟人社区里，对于恶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但这种熟人伦理更多出于技术性的敬畏，而非出于对道德的真正价值性尊重；一旦走出熟人社区，即使杀人放火也可以接受了。最后，信仰的缺乏和欲望的膨胀。传统中国是一个迷信广播而真信仰匮乏的社会，真信仰的匮乏不仅使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心灵精神上无所慰籍，缺乏对抗外在苦难的心灵支柱，也因缺乏刚性的自我道德约束而很容易使人在艰苦的折磨中变形沦落；而90年代以来横扫一切的消费主义逻辑早已把人的世俗欲望撩拨得如火如荼了。
人性的社会积压和社会呈现。纵向的历史积淀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横向的社会积压则直接给人以诱导和压力，纵横结合，使人性恶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呈现。首先，客观上90年代至21世纪初几年，农民的生活压力很大，农民负担重，生产生活成本上涨，教育费用猛增；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但贫困是导致社会性犯罪的原因之一。其次，生存环境的恶劣。农民工在家死守种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外出打工，恶劣的生产环境、污浊的宿舍、低廉的工资、低劣的饮食、高劳动强度、长工作时间，再加上经常性的欺骗、拖欠和歧视，这些都给当事者以沉重的烙印，侧面形成犯罪的温床。再次，社会性氛围的影响，唐宋二人算是在道上混了多年的人了，对于社会上的人情世事，对于“矿上那点事”早就洞若观火；以二人之材质，为社会性道德沦落的大潮推波助澜，顺理成章，要求其在这种社会性氛围中洁身自好，则有些可笑了。
3、阶层、食物链、规则、道德
从电影中至少可以看到三个阶层，一个是唐、宋、元、妓女小红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民众，一个是以两位矿长为代表的中间阶层，一个是一直没有机会出场的“张局长、王局长”阶层。阶层不同，在食物链中的地位，相应的游戏规则和道德亦有差异。社会底层民众显然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挣的是辛苦钱，遵守的是底层社会生活的规则和道德；唐宋二人显然属于在底层社会民众阶层中走上邪路的人，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摆脱他们所隶属的阶层，以及该阶层的普遍属性。两位矿长为代表的中间阶层，则属于食物链的中端，上要寻求庇护，下可以耀武扬威、肆意妄为。但无论是庇护还是妄为都有相应的规则，这个在第一位矿长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不想活了，现在风声那么紧”，“那些货一来，连吃带拿，没有十万、二十万打发不了！”。与底层不同的，他们这个阶层不用直接劳动，与上层不同的是，他们还需要直接虐人，甚至杀人。二位一直没有露面的局长为代表的上层处于食物链的高端，平时的庇护费不算，一个电话就能整个十万、二十万的，兼收低头哈腰的免费精神按摩一次。回避这种食物链，以及相应的规则和道德差异，仅仅聚焦在唐、宋二人恶行以及人性沦丧的批判上，显得避重就轻、舍本逐末。
4、天道运行和社会运行
表面上，影片的结尾没让人很沮丧，行恶者食恶果自毙，守善者坐收善果，带着六万抚恤金回家。但是，细细分析之后，更让人沮丧：难道只有所谓“因果报应”的天道存在吗？难道只有天法、天惩吗？人道躲到哪儿去了？人法、人惩躲到哪儿去了？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脆弱到只有依靠自然的力量维护正义吗？影片给我们的是一片沉默，事件结束（而这在矿井不过是一个小事件），迎来送往，上上下下，生产生活，一切照旧……不否认，有的领域，永远是人力所不及的，但很显然，这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人力所能及的领域，我们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５、物质-制度-精神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
看完影片，感受很深刻的一点就是物质－制度－精神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没有物质的贫困和沉重的生活压力，或许宋金明，或许小红都不会走上这条路，很多矿工也不会忍受这样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人的生命也不会这样廉价。没有制度的贫困，不会有这样煤矿存在，不会有这样肆无忌惮的矿长、局长，亦不会有这样赤裸裸的权钱勾结。没有精神的贫困，我们本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的更加充满希望一些，更加平淡从容一些，而不至于所谓的业余精神生活就是找找小姐、开开荤玩笑。从这个角度讲，唐宋二人不过是这种并存和交织所结下的恶之花，二人是作孽者，亦是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
６、社会底层的出路
改革和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似乎不用为各种各样的精英的出路而多虑，他们已经很会为自己谋利益了。但我们必须考虑社会底层的生活和出路。而社会底层的出路，不外忍耐、个体反抗（有时是以走邪路的犯罪形式，例如唐宋）、集体合作自助、集体合作反抗、外源力相助几条道路。
在影片中，沉重的生活压力、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沉默的多数构成了背景，让我们不得不赞叹中国底层民众惊人的忍耐力和生命力。他们无力反抗社会赋予自己的角色，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努力自为：没有普遍而有意识的合作，只有基于天性的同情（例如马大姐、小红）；没有集体的自知自为，只有个体的忍耐和反抗，而且是走邪路的反抗；没有人对外在的恶劣环境说“不”，只有默默地承受和习以为常的麻木；没有改造环境的意识和行为，只有你往我来的取代和唐-宋式的低层次倾轧。
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希望，事件过去之后，继续生产生活。但是在现实中，“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越来越赢得社会认同，“让每一个普通人活的更有尊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深沉的希望所在。
7、一个民族的成长
借助一部电影，可以透视一个民族的内在底蕴。 我们的问题，不仅在于物质贫困，亦在于制度和精神的贫困。发展，不仅仅包含着经济增长，包含着社会公平，包含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更新，包含着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型和重塑，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成长和自我超越。而一个民族的成长不仅取决于物质的繁荣，更取决于制度和精神方面持续的建设性努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收其效于一时，但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而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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