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东伟：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图景及其意义
原标题：梅东伟：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图景及其意义
从情感与伦常的角度，父子的“缺席”与夫妇的“凸显”，是《金瓶梅》中值得注意的叙事现象，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金瓶梅》人物世界中“父亲”的“缺
席”及其象征意味。[1]
《金瓶梅》所展现的丰富的夫妻生活情态，也有研究者给予关注，有学者从儒家伦理的角度下解析了《金瓶梅》中传统的夫妇伦常在情色冲击下的失序及其
存在特点；[2]
还有学者比较了《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继室”们持家与处“夫”方式的异同，涉及了《金瓶梅》中夫妇关系的不同情态。[3]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对《金瓶梅》中夫妻关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本之内，缺乏相关语境的阐释，从而失去了相应思想与文化的深广度。
实际上，“夫妻”伦常是晚明思想文化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只有置之其中，我们才能充分了解《金瓶梅》所呈现的各类“夫妻关系”的意义；
且一些研究虽以“夫妻关系”为研究对象，却没有对《金瓶梅》中各类“夫妻”关系图景进行详实全面的学术描述；
更重要的是，在夫妇、父子伦常之间的“写”与“不写”实际上蕴含着宁宗一先生所说的兰陵笑笑生的“哲人式的思考”[4]或“哲学式观察”[5]，透露着时
代文人的精神与心态。
在儒家文化的视野中，“夫妇”与“夫妻”在内涵上有细微的差别，即“妻”包含着与夫“齐”的意味，[6]176但对“夫”而言，“‘妻’与‘妇’之为义
殊无多别”，夫妻之“妻”乃“因妾而生之义”。[6]177
鉴于《金瓶梅》中西门庆等的婚姻状况，笔者用“夫妻”这一称谓，晚明之婚姻风尚、文化思想和《水浒传》等构成了《金瓶梅》夫妻关系书写的基本语
境。
首先，婚姻论财风尚和任情纵欲的性爱之风构成了《金瓶梅》夫妻关系的现实语境。
财产，是传统婚姻缔结的重要因素，但它真正在整体上影响社会之婚姻风尚却在明代中后期，如学者所言，“直至明代中晚期，金钱才在婚姻关系中充分显
示其空前的魅力，联姻之‘流品’才真正达到‘混淆之极’的程度。”[7]
婚姻论财习尚带来了等级的“淆乱”，冲击和破坏了既有规范，但从女性角度，妆奁丰厚则提升了妇女在夫家的地位，进而影响到夫妻关系；
这种影响有时是负面的，比如妇女以财势欺辱丈夫乃至公婆，但更多的情况下，妻子妆奁供丈夫游学或经商，赢得了夫家的赞赏和尊重，如《型世言》18回
中的王季兰以妆奁助夫攻读、考取功名。
而在《金瓶梅》中，李瓶儿、孟玉楼在嫁入西门家时均带有丰厚的妆奁，正是这些资财帮助西门庆扩大了经商的范围和规模，财势得以扩张，她们在人格或
情感上也获取了西门庆较多的尊重。
任情纵欲的性爱之风是晚明夫妻关系存在语境的另一侧面。男性的纵欲之场主要为內闱和妓院。
內闱的性爱之欢主要指男子的蓄姬妾，在晚明的士大夫中间，纳妾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时尚；[8]
但蓄妾之风也造成了家庭问题，虽然律令、礼制和家族法对妻妾的身份、地位有明确规定，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丈夫却不免“礼”待妻子而情归爱妾，由此
造成的妻妾相争自然难以避免。
如陈宝良所说：
“由于妾的介入，使明代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在情感与伦理上出现了两分的现象：从夫妻伦理的角度来看，夫妾关系无法取代夫妻关系，小妾在家庭中的地位
永远无法取代正妻；而从夫妻情感的角度来看，正妻的感情已经被小妾剥夺，而夫妻关系更是被夫妾关系所取代。”[8]
《金瓶梅》对西门庆与吴月娘和西门庆与李瓶儿、潘金莲之间的夫妻、夫妾关系不正是生动写照吗？
晚明的纵欲之风也催生大量娼妓和妓院，“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
[9]1651-1652
娼妓行业的发达客观上造成了妓院、妓女与內闱的矛盾，《金瓶梅》中吴月娘、潘金莲等內闱女性和李桂姐、吴银儿等妓女间的关系纠葛正是其生动写照。
其次，儒家伦理的新动向及相关话题构成了《金瓶梅》夫妻关系的思想文化语境。
晚明时代的儒家伦理有了新的动向，表现之一便是对“三纲”中“夫妇”伦常的重视。[10]
自汉代君臣、父子和夫妇“三纲”伦序确立以来，在意识形态视野下，君臣、父子伦常要重于夫妇；但至明中后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并质疑“三纲”的伦
序，
如李贽《初潭集》以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和君臣之次序五伦，置“夫妇”于卷首，并于《夫妇篇总论》中申述：
“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万物无不处于正矣。”[11]1
先夫妇而后父子、君臣的伦理认知反映出时代伦理精神的变化，其中透露着士大夫群体对家庭和丰富情感生活的体认、回归。
一般而言，相对君臣、父子，夫妻间有着更为丰富的日常生活内容和情感交流，也是作为个体的男性较少受到约束的领域，“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
有妻妾之乐、枕席之欢，这是名教中乐地，比别样嗜好不同，断断忘情不得。我辈为纲常所束，未免性情索然，不见一毫生趣，所以开天立极的圣人，明开这条
道路，放在伦理之中，使人散拘化腐。”[12]218
这种精神和伦理的转向，意味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日益丰富的家庭生活吸引着士大夫回归家庭，享受夫妇伦常之乐；
也透露出在使人安逸享乐的家庭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伦常问题，需要夫妇之“正”的危机。
儒家倡导夫妇以礼合，晚明士人强调夫妇间的以情结，如冯梦龙提出“情始于男女”，“六经皆以情教”，使夫妇间的情爱具有了“六经”之“本”的意
义；[13]
如李贽在《与庄纯夫》中感念妻子之妇德、妇功，更眷眷于夫妇之情：“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则临别尤难割
舍也。何也？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更令人思念耳。”[14]45
节妇与义夫也是晚明思想文化领域常见的话题，如吕坤认为礼教对男女不公：“夫礼也，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15]856
对妇女守节，时人认为要从情感出发，不能强迫女子守节，“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
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13]23
此外，还有人倡导夫妇关系中男子的“义”行，社会上许多有关“义夫”的真实故事和小说家创编的白话小说也流传开来，[16]这一现象昭示着晚明夫妻关
系、夫妻伦理的新的动向，
其中包含着对夫妻情感的强调和对日渐强化的偏庇男性的伦理反拨。这种夫妻伦理的动向即便在情欲弥漫的《金瓶梅》中也有所体现。
最后，《水浒传》构成了《金瓶梅》中夫妻关系书写的“母体”语境。
《水浒传》是《金瓶梅》夫妻关系书写不可忽略的语境“元素”。
较之《金瓶梅》，《水浒传》塑造了草莽英雄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水浒传》失去了《金瓶梅》夫妻关系书写的语境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武大与潘
金莲等夫妻关系的“范型”，还在于《金瓶梅》作者自觉的创作意识或者说“小说史”的意识。
商伟先生在对《金瓶梅词话》前10回细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观点：
从《水浒传》到《词话》的历史演变，恰好构成了这十回叙述的基本内容，也由此见证了小说史上的重大转折和全新起点。这既是以叙述和隐喻的方式呈现
出来的小说史，又是对它的自觉省察和无可替代的独到评论……《金瓶梅词话》的好处，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小说的一个内部视野。这一内部视野的重要性，无
论如何估价，都不为过，因为它包含了对小说史上这一重要转变加以观照和领会的自觉意识。[17]
“夫妻”内涵不限于儒家伦理所阐述的贞、顺、节、义之类内容，还包含了情、爱、欲等生理、心理性内容，正是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纠结、缠绕构成
了复杂的夫妻关系，《金瓶梅》以西门庆、吴月娘的夫妻关系为中心，并通过西门庆及其妻妾等人物的流动，
将众多家庭的不同夫妻如武大郎与潘金莲、韩道国与王六儿、周守备与庞春梅等联系起来，进而描述了不同夫妻的日常生活，展现了“炎凉”世界中夫妻关
系的复杂图景。
首先，西门庆、吴月娘夫妻展现了妓、妾竞争中夫妻情感的边缘化。“疏而不远，近而不亲”，是《金瓶梅》中处于妓、妾竞争中西门庆与吴月娘夫妻关系的基本情态。
所谓“疏而不远”指西门、月娘虽为夫妻，却有一定的“隔阂”，情感交流并不密切，但仍彼此信任。
比如作为夫妻，吴月娘与西门庆之间并没有频繁的情感交流与床笫之欢，甚至西门庆迎娶孟玉楼前也不与月娘商量，可见夫妻之疏。
但他们也彼此信任，如西门与月娘商议如何从李瓶儿家搬取财物，家中大宗财物由月娘保管；月娘对夫家子嗣的延续始终挂怀，并时常提醒、规劝西门庆，
等等。
所谓“近而不亲”指西门、月娘夫妻虽生活在一起，且有闺房之乐，但彼此内心之隐秘却从不诉于对方，如第32回月娘滑胎并不告诉西门庆，而西门庆性生
活中寻求快乐之种种放荡亦不施之月娘。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的确立并非自然而然，一方面是儒家伦常视野下作为“妻”身份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吴月娘与妓、妾竞争的结果。
表面上看来，吴月娘似乎从未参与到与妓、妾“牢笼”西门庆的竞争中，并对西门庆百般顺从，如叙述者所言：“却说这月娘秉性贤能，夫主面上百依百
随”[18]15，
张竹坡说月娘“止知依顺为道”[18]5，西门庆称“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18]55，故此月娘房中三四个丫鬟妇女，西门庆都收用过，并能日日游走于花街柳
巷。
而实际上，吴月娘正是顺夫以自立，以存夫妻之伦、夫妇之情，吴月娘的“顺”是竞争的“顺”，也是无奈的“顺”，其中表现出在妓、妾竞争中，作为妻
维护夫妻情感与伦常关系的不易。
吴月娘对夫的“顺”是面对妓、妾竞争时的无奈。这种无奈表现在与妓竞争的失败，《金瓶梅》中，最早危及西门月娘夫妻关系的是“妓”的竞争，小说开
篇便提及西门庆的两个妾：
李娇儿和卓丢儿，均是行院出身，他所包养的张惜春是路岐人，实为私娼。即便如此，西门庆依然留恋行院，所以当西门庆提出要与应伯爵等人结拜兄弟
时，吴月娘提出反对：“你也便别要说起这干人，那一个是有良心的行货？无过每日来勾使的游魂撞尸。我看你自搭了这起人，几时曾着个家哩？”[18]16
根蒂在于应伯爵等人诱使西门嫖宿妓院。但西门庆不听劝告，并训斥月娘，月娘也只能顺受！
另一方面，在面对妓、妾竞争时，吴月娘也会顺势而为，积极抗争。当李瓶儿等人娶入后，影响夫妻关系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妓，而是妾；李桂姐、吴银儿成
为西门府上的“干女儿”，实际上意味着西门妻妾特别是吴月娘与妓女达成了某种“和解”。
此时，吴月娘主要面对的是金、瓶的竞争，由于嫁娶时的不快和金莲的作梗，月娘与瓶儿始终隔阂，所以金莲对瓶儿母子的打击，她近乎视而不见、充耳不
闻。
而金莲的跋扈也使她与月娘的矛盾潜滋暗长，并因春梅辱骂申二姐事件激发出来，此时吴月娘身怀六甲，她以此胁迫西门，终使金莲低头认错，维护了正妻
的地位。
然而，当她对西门庆直言：“我偏不要你去，我还和你说话哩。你两人合穿着一条裤子也怎的？强汗世界，巴巴走来我屋里，硬来叫你。没廉耻的货，只你
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18]1173实际上表明，她清楚的知道在情感的天平上，西门更倾向于作为妾的潘金莲而不是作为妻的她自己。
显然，处于妓、妾竞争中的西门庆夫妻关系主要维持于伦常层面，而在情感上则让位于夫妾关系。
其次，在《金瓶梅》中，更为突出和普遍的是财色化的夫妻关系情态。
西门庆是欲望“达人”，妻妾无法满足他的色欲贪求，所以他频繁而又肆无忌惮地四处猎艳，热衷于勾搭有夫之妇，她们迷惑于西门庆之风流博浪，或贪图
西门庆之钱财，纷纷背夫甚至杀夫以遂西门庆之欲。
在欲望视野下，妻强夫弱似乎是《金瓶梅》生活世界中不少夫妻关系的基本情态，如武大郎与潘金莲，花子虚与李瓶儿，以及周守备与庞春梅，等等。
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夫妻关系带有男女条件严重错位的某种“畸态”，妻强夫弱的关系态势显而易见，二人的结合，既非武大所求亦非父母之命，乃是张大户
为方便私通金莲而特意为之，因而武大金莲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是“第三者”性欲望的产物。
张大户死后，虽然金莲不满武大，日日倚门傍户，搔首弄姿，但仍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但更强大的性欲力量的介入，很快打破了这种平静，如叙述者所言：
“这妇人（指金莲）自从与张大户勾搭，这老儿是软如鼻涕脓如酱的一件东西，几时得个爽利！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试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
今番遇着西门庆，风月久惯，本事高强的，如何不喜。”[18]80
最终，在性欲的激动下，金莲杀死武大，这一畸形的夫妻关系彻底破裂。花子虚与李瓶儿间的夫妻关系与武、潘颇多相似。虽然花子虚不似武大猥琐，且家
赀丰厚，但与瓶儿的夫妻关系也不正常，如瓶儿所言：“他每日只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屋睡着，我还把
他骂的狗血喷了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倘棍儿。”[18]257
再加上家中大宗财物由李瓶儿掌管，花子虚又时常眠花宿柳，所以夫妻间并不亲昵，花子虚对瓶儿亦无“威权”，而从瓶儿不止一次对西门庆所说的“谁似
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18]257可知，正是性欲的渴求使瓶儿彻底倒向西门庆。《金瓶梅》的叙述者从儒家伦常的角度评论了花、李的夫妻
关系：“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内，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妇人坏了者，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夫唱妇随，孰可保其无咎。若花子
虚落魄飘风，漫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其可得乎？”[18]220从此而言，花子虚不能“刑於寡妻”，必然亡身失妻。此外，周秀是《金瓶梅》中的正面
形象，“老成正气”，[18]1524是“忘家为国忠良将”[18]1567，并非好色之徒，只是在40多岁尚无子嗣时纳春梅为妾。从书中描写来看，周秀勤于政务，无
寻花问柳之事，然其生前春梅便与经济私通，周秀阵亡后春梅更与仆奴偷情，终以淫死。春梅的淫行显然也是对夫妻伦常关系的破坏。由此可见，在《金瓶梅》
的作者看来，淫欲一旦开启便难以遏制，儒家的夫妻伦常并不能阻挡淫欲之流肆。
《金瓶梅》中，钱财也是破坏夫妻伦常、情感的重要因素。钱财是夫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说中的常时节乃市井小民，因衣食无着，受到妻子唠叨，不得
已找西门庆借钱；借钱到家，甫一进门便听闻妻子的骂声：“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尚兀自千欢万喜到家来，可不害羞哩。”当见到丈夫借到的钱，立马
陪起笑脸，当丈夫责备时又有所羞惭：“自家有几分惭愧，禁不得吊下泪来。”[18]828~829普通小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贫贱夫妻的彼此体谅与情感的真挚
油然而出。然而，当钱财与欲望联系起来时，便成为夫妻关系的破坏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关系的解体，而是突破夫妻间的伦常关系，妻以色事人，夫以妻之
色渔利，这种夫妻便是张竹坡所谓的“假夫妻”，韩道国与王六儿夫妻便是如此。为贪图钱财，韩道国“纵妇争风”，任凭妻子与西门庆之苟合，甚至以妻为
妓，夫妻伦常已为财色吞噬。
最后，《金瓶梅》中欲望世界之外的夫妻关系，是以儒家的夫妇伦常和世俗情爱相结合的“理想”的夫妻关系。
在《金瓶梅》的夫妻世界中，最为评者称道的是李衙内与孟玉楼夫妻，张竹坡认为这是一对彼此有情有义之夫妻，“孟玉楼不为经济所动，固是心焉李氏，
而李公子宁死不舍。天下有宁死不舍之情，非知己之情也哉？可必其无《白头吟》也。” [18]324
《白头吟》据说是卓文君的诗篇，其中一联“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显然，对张竹坡而言，李、孟二人的婚姻所代表的是理想的婚姻关系情态。这究
竟是怎样的夫妻关系？
其一，李、孟二人因情色互生爱慕，因礼而合。清明时节，上坟之后游赏的孟玉楼“偶遇”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彼此爱慕；之后，李家请官媒求亲，孟玉楼
明媒正娶嫁入李家。
其实，男女间以情色而识、循礼法而合的婚恋故事在明代小说中几成俗套，它所表达的正是世俗社会突破僵硬的礼法要求，注重人情、人性的一种反映，也
是情礼结合的理想婚姻缔结形式。
其二，婚后的李衙内与孟玉楼“两个女貌郎才，如鱼似水，正合着油瓶盖”。[18]1444
这种情投意合的夫妻关系是多少文人士大夫的婚姻理想啊。
其三，李衙内循礼而行，且是“义夫”。
在李、孟的婚姻生活中有一个小插曲，即李衙内采打并卖掉婢女玉簪儿，这一情节绝非可有可无，它表达出了李衙内对玉楼的疼爱，但更深层次却是李衙内
对玉楼“妻”之形象的维护。
玉簪儿在玉楼嫁入前常于床帏间侍奉衙内，故此每每在玉楼跟前言语不敬；一次，衙内恰好在场，他不顾玉楼阻拦，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休管。这
奴才无礼。”[18]1447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经济污蔑孟玉楼之事发后，衙内之父李通判因遭上司当众训斥，故此毒打衙内并要求衙内休离玉楼，衙内宁被打死而不舍玉楼。从中可
见李衙内对孟玉楼的痴情之“义”。
李衙内与孟玉楼的夫妻关系有情、有礼、有义，其中蕴含着小说家理想的夫妻关系图景。
《金瓶梅》将夫妻关系置诸欲望横流的世界，着重描述了夫妻伦常的财化和夫妻情感的边缘化，其中夫无礼、妻不顺（或妻亦无礼），
并以家国覆亡结局，在整体上隐含着对儒家“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伦理逻辑的“反语”式修辞。
从价值取向角度，《金瓶梅》没有正面凸显夫妻伦理的积极意义，而是侧重夫妻生活中财色欲望的渲染，甚至对破坏夫妻关系的偷情场面津津乐道，其中透
露着时代文人的精神与心态。
“刑於寡妻”即作为丈夫要以礼法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它的前提是丈夫本身要正身、识礼、重礼，并以礼法治家。在张竹坡看来，西门庆亡身破家的原因在
于不读书，不修身，不识礼，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
“不甚读书”四字，误尽西门一生，且误尽月娘一生也。何则？使西门知礼，便能以礼刑其妻；今止为西门不读书，所以月娘虽有为善之资，而亦流于不知
大礼，及其家常举动，全无举案之风，而徒多眉眼之处。[18]32-33
西门庆之不能“刑於寡妻”在小说中有多方面的表现，如他不以子嗣为念。婚姻之义，“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19]815
子嗣是夫妻结合的第一要义，然而总览《金瓶梅》，西门庆从未主动提起子嗣，更甚者，吴月娘第一次怀孕，西门庆不知，滑胎，亦不知。
而当李瓶儿生下官哥，西门庆很高兴，也十分宠爱，但却并非来自于家族有后，而是官哥所昭示的富贵，
所以当年节下黄四前来送利息时，西门庆不禁暗喜：“李大姐生的孩子，甚是脚硬，一养下来，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与乔家结亲，又进这许多
财。” [18]636
而官哥儿之死这一“绝嗣”事件也未引起西门庆之深切伤痛与省思。
实际上，西门庆之外，诸如韩道国、花子虚、王三官和陈敬济等人也不以子嗣为意，只是疯狂的追逐财色。
“礼”的原则之一是尊卑有序，主奴私通是对礼的淆乱，在《金瓶梅》中，各房丫鬟，奴妇均是西门庆渔色的对象，如来旺媳妇宋惠莲，奶妈如意儿和贲四
媳妇叶五儿，等等。
西门庆的非礼乱伦也使其自食其果，吴月娘在他的影响下，自然难以礼治家，遂不谨内外之防，使陈敬济得以与金莲、春梅私通，孙雪娥与来旺私通；甚
而，吴月娘以娼妓李桂姐为干女儿，“是以老鸨自居”。[18]461
而进一步，西门庆这一不读书识礼、不修身，因为几宗意外之财而发迹的“破落户”，竟然成为大宋王朝的五品提刑官，由家而至于邦国，他非礼无法的行
为也进一步扩张，并在邦国之内畅行无阻，由地方大员至宰相，或为其座上之宾，或为其“义父”。
《礼记》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19]806
然而，西门庆未能刑妻齐家，却俨然执掌刑名、施教一方，大宋王朝灭亡也就自然而然了！
《金瓶梅》的夫妻关系书写包含着人性与伦常的哲学思考和时代的文人精神。
张竹坡所云“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然而，若抛开儒家伦常道德“先天”的“正义性”，回归故事与文本，重新审视《金瓶梅》中
的夫妻关系，则财色与伦常之间，孰真孰假？
欲望最真而伦常最假！因为伦常经不起财色的诱惑，而性欲才真正带给人物快乐，如西门、金莲、春梅之为此而死，如瓶儿之呼西门“你就是医奴的药”，
如林太太之偷情，正是性爱的真快乐才使他们乐此不疲！
伦常在性爱之面前几乎一触即溃，究竟是伦常假还是性爱假，不言而喻！《金瓶梅》中“真”纵欲随处可见，泯灭伦常的假夫妻亦比比皆是，武大郎与潘金
莲，韩道国与王六儿，花子虚与李瓶儿，蒋竹山与李瓶儿，等等。
假夫妻之外，还有假父子，假母女和假兄弟，构成了伦常之假的“系列”。小说家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人性与伦常关系的哲学思考。
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领域，情、欲和真、伪是重要的话题，它源于世俗社会和士大夫群体中虚伪之风的盛行，如王阳明所说：“近世士大夫之相与，类多虚
文弥诳而实意衰薄，外和中妒，徇私败公，是以风俗日恶而世道欲降。”[20]744
王畿也说：“世人作伪得惯，连父母之丧亦用此术以守礼，可叹也已！”[21]380
对于情、欲等命题，王阳明已经涉及，但他将情、欲等内容排斥于“良知”之外。
至晚明，诸如颜钧、罗近溪、何心隐、焦竑、李贽等学者，则将情、欲作为了性、理的一部分来看待，如何心隐说：“且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
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22]42
而兰陵笑笑生对情欲与伦常、真与假的辩证思索是与时代的哲学话题呼应的。
夫妇关系包含着多重元内涵，对相关内容的选择是与士人的精神心态相联系的。
日常之夫妻关系涵纳着礼、义、财、情、色等多方面的内容，《金瓶梅》没有正面凸显夫妻伦理精神的家庭、社会价值，而是将夫妻关系置于财色交织的欲
望冲突中展开，
着力突出破坏夫妻伦常的财色因素，并对偷情者的性爱场面津津乐道，这种叙事选择实际上是晚明士人精神与心态的一种表现。
晚明时期，一方面虚伪之风盛行，一方面情欲得以“正名”，再加上官场的险恶处境和奢侈享乐的社会风尚，部分士人以适情纵欲为真，展现真我性情，对
抗社会上的虚伪之风；
他们蓄姬妾、尚男色、服春药，谈禅修道、研修佛理；他们中的不少人家中都有戏班或歌伎歌童，用以自娱或娱客。[23]372-377
其中的一些士人自述人生旨趣，如屠隆云：“仆居常妄谓天下大事，惟有两端：其一修身学道，抱炁栖神；其一快意当前，及时行乐，而钟鼎竹帛不与
焉。”[24]
即便身处困境，代人（王世贞）捉刀赚钱养家，亦不舍娈童、歌伎，可见他沉溺享乐之精神、情状。
又如王稚登自述：“仆十二而游青楼，三十二遂断绝。中间二十载，虽未当与此曹燕昵，钗珥纵横，履舄错杂，联袂接枕，迷花醉月，而此心匪石更不可
转。年来既修头陀行，娈童季女之好，寂然不萌，食火吞针，游戏三昧而已。”[25]等等。
处此精神状态与生活情态中的士人在晚明时期并非个别，而是一种群体现象。[23]344-443
他们的人生旨趣已非儒家的伦常道德所能范围，传统士人所持有的家国责任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也在他们的适情纵欲中消磨殆尽，而纵欲所带来的病痛折磨及
伴随的死亡恐惧并没有让他们“迷途知返”，而是寄托于净土禅宗，寻求精神慰藉，其中昭示着传统儒家士人精神的颓废与流荡。
在《金瓶梅》的叙事中，如果说夫妻关系象征传统的伦常道德，那么它显然已经被情色欲望所冲决，而小说家对偷情场景和其他性爱故事津津乐道的描述，
以及欲望的泛滥所带来的“灾难”却默然承受或视而不见，显然是有悖于儒家积极向上精神的，这正与上述士人群体精神的颓废与流荡相一致。
晚明社会正值思想文化剧烈变动的时期，我们对《金瓶梅》中夫妻关系的理解也应置于晚明特定的“夫妻”关系的语境中展开。
婚姻缔结的“论财”风尚、纵情性爱之风、儒家夫妇伦常的新动向以及《金瓶梅》之源出之“母体”《水浒传》，共同构成了《金瓶梅》夫妻关系叙事的
“话语环境”，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基本的参照依据。
从此出发，可以发现《金瓶梅》主要展现了妓、妾竞争中的夫妻关系、财色欲望冲击下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和有情有义的夫妻关系等叙事图景。
《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是儒家“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一伦理逻辑的“反语”式修辞，其中委曲反映了士人的家国忧思；
也表现出小说家对儒家伦常与人性之欲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是与时代的思想文化主题相契合的；
而小说对性欲泛滥及其“灾难后果”的默默承受或借助于佛教因果报应之心灵慰藉，则是有悖于儒家积极向上精神的，它所昭示的是特定士人群体中儒家伦
理精神的颓废与流荡。
参考文献：（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9，第6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