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潘金莲对武松西门庆的感情有何不同？

　　潘金莲、李瓶儿是《金瓶梅》得名的三女性中的两位，也是作者用墨最多的两位女性，即张竹坡之所谓“正写”。她们在名分上有着“大抵皆同”（张竹坡语）的经历。李瓶儿曾是梁中书的妾，做过花子虚的妻，与蒋竹山也有过两个月名不符实的夫妻生活；潘金莲虽未当过谁人的妾，但在王招宣、张大户家做使女时，有过与主子通奸的历史，后来被迫嫁给卖炊饼的武植，也还有着正室的名分。

　　

　　特别相同的是，潘李成为西门庆妾的过程：私通（都与西门庆）——杀夫（潘毒死武植、李气死花子虚）——插曲（潘的插曲是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李瓶儿的插曲是陈洪遭贬，陈敬济回来避难）——一顶轿子抬过西门府。“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相同的外在经历，并不能导致相同的外在行为。在西门府的前花园中，潘李二人的表演截然相反，在她们的行为中体现的完全是相背的人格系统。

　　

　　有人说：潘金莲、李瓶儿是《金瓶梅》中两个悲剧人物（孟超《〈金瓶梅〉人论》），也许他看到的仅是二人命运上的共通之处。但著有《〈金瓶梅〉的艺术》的孙述宇先生却认为，潘金莲典型地犯了佛家“贪嗔痴”三毒中的“嗔恶”之毒，李瓶儿则是陷入三毒中的“痴爱”一毒（对“痴”，孙先生有别解），显明地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但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对二人的相同的外在经历和不相同的外在行为的辨别上，我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检讨出被作者隐去（或者说舍去）的潜藏在人物外在行为后面的人格心理因素，找出造成两种人格系统的心理动机及其形成原由。

　　

　　促成我对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探讨的契机有两个。一个是孙述宇先生的一句话：“潘金莲写得非常生动有力——也许是全书中最生动有力的一个，然而我们有时也会嫌她稍欠真实感。”用我们正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去衡量，潘金莲对性的追求，对秋菊的虐待该都属“稍欠真实感”（注意，不是不真实）之列，属超常（不正常）行为，这些与宋蕙莲的行为显然不同，所以我觉得孙述宇先生接下去的解释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便想：在潘金莲这异常行为背后是否有一些异常的心理因素？那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又是怎样形成的？另外一个契机则是对有争议的李瓶儿的思考。一些研究者认为，进入西门府前后有两个李瓶儿，虽名相同，其实不一样，甚至认为作者不懂人物塑造。但当我仔细读完李瓶儿的文字以后，我的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李瓶儿只有一个，而且作者不但懂得人物塑造，且最了解李瓶儿的心事。

　　

　　我在李瓶儿进入西门府前后的变化中找到了心理依据，其外在行为的前后相背不是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随意改动的，作者如此写是有他的心理依据的。关于人格，一般把它等同于个性或性格。但在心理学上，人格则引起激烈的争论，定义更是众说不一（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曾综述过五十个定义）。

　　现代心理学基本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即人格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身心组织（《人格心理学》）。因此，对人格的形成能够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生理的，一是社会的，而生理的影响也包含了社会的内容。这样，“新弗洛伊德派”代表荷妮（霍尼Horney）便反对弗氏的“性”人格，认为“环境因素”是最主要的。

　　

　　人格是稳定的，但在强烈的外在刺激（“强烈”是针对个体身心组织的承受能力来说的，“外在刺激”包括对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刺激）影响下，个体人格会偏离原有轨迹，严重者会造成精神病，轻度的则会产生焦虑，引发“神经症”（又译“心理症”neurosls）。“心理症”患者与正常人在外表上没有明显区别，只因其受“心理障碍”的影响，有些异常行为而已，其人格并未发生解体。

　　通过对潘金莲那“稍欠真实感”的异常行为的考察和李瓶儿前后矛盾人格的分析，我的出这样的结论：潘金莲是个典型的心理症患者，而李瓶儿则受着“道德性焦虑”（moralanxiety）的折磨，所以潘金莲偏执，李瓶儿郁悒。潘金莲的嫉妒，“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张竹坡评语）。

　　

　　《金瓶梅》是我国文人独立创作的第一部世情小说，在明朝的四大奇书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由民间传奇、神话故事改编而成。《金瓶梅》故事虽来自《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片段，但小说情节与《水浒传》交叉的部分少之又少。

　　它最大的诟病是书中出现了几千字少儿不宜的内容，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这部分内容可以忽略不计，可如果彻底删除，会影响小说的连贯性。即便是少儿不宜的内容，也写得精妙绝伦。

　　

　　对穷得叮当响的小弟常峙节，西门庆伸出援助之手。对几次欺骗他感情的粉头李桂姐，并没有伺机进行报复。相反在李桂姐牵扯上官司时，他还利用权势对其进行搭救。

　　

　　《金瓶梅》是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一书，正是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可以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金瓶梅》写的是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而《红楼梦》写的是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史书，但史书历来只记朝内之事和天下大事，很少有详细记载古人日常生活的。《金瓶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去了解宋朝乃至明朝的百姓生活。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郑振铎说：“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

　　

　　因此，我向读者推介《金瓶梅》这部小说，许多出版社出版的都是把淫秽描写删除了的，阅读没有问题。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鉴戒，同时也能认识到小说的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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