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中甸及周边地区动荡，僧俗政权根深蒂固

　　

　　川藏边界的持续失控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朝政府被推翻，孙中山次年在武汉成立民国政府。

　　号召全国各省成立新政府脱离腐朽的清朝统治，全国各省分纷纷宣布加入革命，拥护共和，中国进入中华民国时期。

　　

　　宣统皇帝退位后，驻藏清军哗变导致西藏局势失控，英国反华势力乘机教唆达赖宣布西藏独立。

　　同时西藏反动上层策动藏区各地僧俗民众发动驱汉运动，妄图趁乱夺回川藏边界区域的控制权。

　　

　　云南、四川省相继宣布拥护革命之后，滇、川、藏边缘区域的清朝势力瓦解，清朝边军纷纷溃逃解散。

　　致使川滇边务空虚，滇、川省军队随即向边区开进，藏军与川军发生激烈冲突，滇西北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2年5月，西藏地方政府命令藏军向驻扎在波密的川军营地发动攻击，川藏冲突爆发，藏军先后占领川藏边界多地。

　　清末被政府改革排挤的土司喇嘛势力又趁势卷土重来，驱赶清朝遗留官员，毁坏衙门公署，杀死各地知县，川军退守巴塘、昌都两地。

　　

　　由于达赖喇嘛和其心腹在川边区域的影响力，各地纷纷响应暴动，藏军和旧土司、喇嘛的联合势力人数众多，川军接连失利。

　　而在滇边区域，清末改革的风暴波及影响较小，土司喇嘛控制基层的局面仍然不变，遂未发生驱逐汉官的暴动事件。

　　

　　川藏的边界乱局开始后，面对危急的局势，民国政府电令云南都督蔡锷派军火速进藏，联合四川尹昌衡部平定边界乱局。

　　蔡锷派参谋厅总长殷承瓛率滇军西征，由昆明出发北上入藏，到达丽江后分两路推进，一路经维西进军盐井，一路经由中甸向定乡推进，不久后攻克盐井。

　　

　　而四川尹昌衡部的攻势也节节胜利，川军攻入昌都、巴塘等地区附近，解当地困军之围，藏军在川、滇两路军阀的联合围攻下陷入败退的局面，达赖地方政府随即向英国求援。

　　1912年8月，英国要求民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军事行动，否则不承认民国政府的国际合法地位。

　　

　　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迫于外交上的压力，电令川、滇两军停止进军，川藏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1913年后，英国与西藏密谋，制定了进一步排华的政策：驱离西藏境内汉人，接受英国的军事援助，并要求民国政府不能在西藏驻军等。

　　

　　同时，藏军继续与川军在边界发生摩擦，藏军与川军对峙的局面一直未有改变。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全国各地爆发反袁运动，川边又陷入混乱的局面。

　　在云南，唐继尧、蔡锷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在云南掀起“护国运动”，滇军随即立刻向四川、贵州、两粤等地进军，并将军事行动重心放在四川。

　　

　　滇军与川军爆发激烈冲突，各地战乱不断，军阀势力为争夺地盘展开混战，无暇顾及川、滇边地，西藏势力又趁机向此区域扩张，因此，川、滇边界社会局势进入混乱失治的阶段。

　　西藏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在30年代又发生了剧变，民国政府不断派遣学者前往康藏地区做社会调研。

　　

　　同时也加强与康藏地区的商贸往来，康藏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有所改善，但商路依然受到土头势力的威胁，匪患和土头间的争斗不断，社会局势总体不太稳定。

　　西藏上层受英国政府多年的挑唆，与内地不和之心日益严重，一直妄图收回川军控制的地区，也借各种理由在边界挑起事端。

　　

　　到了30年代，四川的白利土司与甘孜县境内的大金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大白事件”爆发，随后当地的川军卷入土司与寺庙的冲突当中。

　　西藏上层听闻后，立即组织藏军向驻守甘孜的川军发起进攻，冲突由此升级，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

　　

　　而后西藏又在英国的挑唆下向青海、玉树发起军事行动，最终被青海军队打败，在四川又遭遇挫折，军事行动受阻。

　　西藏上层迫于压力，意识到与民国政府之间的实力悬殊差距，先后与民国青海、四川政府谈判，签订停战条约。

　　

　　自此，自1933年后至解放军进藏前夕，西藏与周边再无较大的军事行动，政治上基本稳定，同时也为民国西康的建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

　　民国中甸县的设置及治理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云南省立即响应拥护革命，中甸官员士绅反正，宣布拥护革命。

　　

　　而此时的民国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世凯在当年窃取了政权，云南的蔡锷、唐继尧随即在昆明掀起“护国运动”。

　　滇军开赴周围省份争夺地盘，各路军阀趁势纷纷扶持地方势力，壮大自身力量，相互对抗“争抢地盘”。

　　

　　与此同时，川、滇边的防务出现空当，川边的土头势力趁机入侵中甸，滇西北地区陷入混乱当中。

　　民国八年（1919年），四川的定乡县（今乡城）发生了暴乱，驻扎在乡城的四川军阀刘廷赞一部被劫。

　　

　　中甸在民初川滇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屡遭土匪入侵掠夺的情况，县城被攻占多次，政府设施被一并破坏殆尽。

　　而更为糟糕的是，此后民国政府的军事力量再也没有进驻中甸，继而导致了中甸县政府没有了军事依靠。

　　

　　自民国八年（1919年）的匪患后，中甸的民国流官政府的势力在县城没有实权，只能退居中甸的第三区江边地方躲避匪患。

　　面对中甸强大的僧俗势力，云南的国民政府又基本无力管理，除少数的留守职员外，民元后建立的中甸县政府基本未在辖区内有过有效的治理行动。

　　

　　中甸的外来匪患直到国民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和解之后，川藏形式有所缓和，才逐渐平淡下来。

　　此时正值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搬至重庆，云南成为大后方，滇省龙云政权也着手开始对中甸进行治理，在中甸、维西等地进行过较为有限的治理。

　　

　　自1938年后，由于地区局势的缓和。龙云国民政府向中甸县府颁布的命令也变得频繁，内容涉及禁烟、人事任命、防务组织调整、林业建设、灾情救济、剿匪边务、电台建设、土地清丈任命等等。

　　中甸的民族调查和县志攥写也被提上日程，继而由几任县长完成。同时，也可以看龙云政府治理滇川边界两地社会稳定所做的努力，1939年的《康导月刊》曾经刊文二则。

　　

　　从龙云政府联合四川巡边的治理措施可以看出，中央政权在边界社会较为动荡的状态下，迫切想要夺回地区社会权力的主导权。

　　而此时的云南国民政府由于长时间失去对地区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依靠本地的僧俗政权来维持“约束”民众。

　　

　　而在实际的运行情况中，这种命令流于形式，来自于上层的命令更成为僧俗政权拿来获得合法行动的借口。

　　而一旦这些命令涉及到僧俗政权的核心利益，地方社会便会“不予配合”，甚至人为破坏政策。

　　

　　例如1938年，云南省政府命令全省土地清丈，随即省政府派专员在中甸地区也开始着手土地的清丈工作。

　　龙云委任杨斌铨为中甸清丈办事处处长，先在中甸第三区开展清丈活动，由于涉及到收税，中甸第三区的江边各族百姓忍受不了国民政府和中甸僧俗政权的苛捐杂税。

　　

　　川籍道人安鹤全为首的江边农民联系中甸的新兴土头汪学鼎，企图通过联合汪学鼎势力反对县政府，积极筹划暴动。

　　而土地清丈的小组也到达了中甸藏族聚居区域，招致土司官员武装的阻挠，未能开展工作。

　　

　　最终，中甸江边境（即第三区）在川籍道人安鹤全的带领下，爆发了自称为“皇极教坛”的农民暴动，但中甸势力人物汪学鼎率领土官僧侣武装联合县政府镇压了暴动。

　　通过这一事件，省府意识到中甸地方的民族政治的特殊性，随即龙云政府便没有继续在中甸地区开展清丈。

　　

　　中甸僧俗上层喜于土地不用清丈之余，还以此为契机，以镇压之名，洗劫了中甸的江边一带。

　　中甸的农民暴动本是一场人民反对压迫的抗争，结果变成了土官僧俗政权“借政府之手”洗劫人民的血腥行动，省府在中甸的土地清丈遭遇了失败，随后对中甸地区的清丈行动中断，直至民主改革前夕。

　　

　　由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中甸社会各方势力复杂而又纠缠，僧俗政权在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使得民国政府无力深入地方行政。

　　同时也因为国家力量的软弱与无力，加剧了中甸各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冲突，使得这一时期的中甸社会处于动荡当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上社会混乱始终是在国家框架下的历史实践，“嵌入地方”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在地方的存在一直是中甸社会的基本面。

　　一方面，寺院、土官的活动建立在国家财政控制的基础上，经历了清代的治理与开发，民国前的中甸社会的财政来源较为多元，矿产、物产、商贸等也由于地处汉藏大通道而较为发达，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中央政权在地方的施政。

　　

　　另一方面，地方政教力量都在力图获得国家力量的支持以获得地方权力合法性，同时他们的地方权力活动也都试图以国家的名义开展，但国家政权在中甸的合法性基础一直保持了下来，只不过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