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王近山、金山，他们都爱上了自己的小姨子

　　

　　陈独秀

　　

　　王近山

　　

　　金山与孙维世

　　政治家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虽然，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顾流言蜚语结合了，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怀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

　　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偏偏高晓岚不屑一顾，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俩人很少说话，形同陌路。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高晓岚母亲死后，高登科的续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小陈独秀6岁。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性格上，她开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笑容微露，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高君曼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后来，高君曼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当二人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

　　陈独秀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写道: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9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不满现实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着与佳人相娱的幸福及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

　　高君曼与陈独秀的结合使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高晓岚这位旧式妇女，恪守妇道，嫁到陈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乔年、玉莹、松年等子女，她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上孝公婆，下抚子女。

　　1930年9月9日，高晓岚在安庆去世，终年55岁。高晓岚去世后，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虽时光匆匆，20多年过去了，但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鄙恨难泯。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

　　特别是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满着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这一片苦心偏偏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子女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刺伤了高君曼的心。

　　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和高晓岚所生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于是她跑到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件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

　　陈独秀知道以后，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里住食。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始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她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再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军事家王近山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了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的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这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疯”，要与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

　　王近山与韩岫岩结婚10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是有名的“院花”。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

　　在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韩岫岩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结果，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几次报告下来，他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

　　这时，他才34岁，年轻英俊，又是兵团司令员。终于，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个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两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拢在一起了……

　　偏偏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韩岫岩打冷战。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投诉信转到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

　　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扎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艺术家金山

　　1950年10月，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29岁的孙维世和39岁的金山喜结良缘，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贺喜。婚后，两人就搬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分给金山的那个宿舍里。孙新世觉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很合适了，经周恩来、邓颖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厅。这是一段让她十分留恋的时光，孙新世这个时候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不过此时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

　　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受到金日成的欢迎。金山表示要写一部中朝抗美的电影，让金日成大为赞赏，安排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时隔不久，俩人就因感情出轨而犯了错误，金山受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件事使孙维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终她还是原谅了金山，这也让金山十分感动。

　　之后，孙新世去了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专修俄罗斯文学。邓颖超经常给她寄书、写信，对她关怀备至，而孙新世也是事无巨细都向邓妈妈汇报。当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诉邓颖超后，不久便收到邓妈妈的一封亲笔贺信，祝贺孙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

　　1957年，年过30的孙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祖国，被安排到北京大学任教。让孙新世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能经常见到邓颖超妈妈和周恩来爸爸了。像这种特别轻松的时候，后来就不多了。很快，“文革”来了，孙新世再也没有听到周恩来爽朗的笑声了。

　　“文革”风暴开始后，江青仅以孙维世曾送一次戏票给李立三为借口，无端地在孙维世的头上加了一个“苏修特务”的罪名，对其进行残酷的批斗并将其抓走。孙维世在没被抓走前，特意密约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门前见一次面，交代妹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自杀。”

　　江青为了杀人灭口和整倒周恩来，不久就将维世折磨死了。针对江青的为非作歹，孙新世不顾一切地说:“一个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的人，那么她自己也就成了敌人。”孙新世当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批斗了几场后就被搁到了一边，原来进驻他们机关的军代表根本没有把她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她也就幸免于难。

　　1975年4月，金山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才得知妻子已不在人世了。为了照顾金山，孙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让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结束，孙新世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我就觉得姐姐去世了以后，唯一的亲人就剩了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当时我爱人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爱人去世以后，金山他考虑到我会不会搬走，于是他给那个党组写了封信，希望批准他跟我结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说。

　　1976年，50岁的孙新世与65岁的金山开始携手人生。1978年，金山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