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贩子被斥卖国贼，36岁情人为与他暧昧，将15岁女儿嫁他为妻
中国历史上最动乱、最黑暗的年代，当属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日军铁蹄践踏华夏。
那是一段人命贱如草芥，生灵尽涂炭的悲惨往事，多少华夏珍宝被帝国主义掠夺一空，无数珍稀文物被运出国境。
当时的文物走私简直是无比猖獗，而在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文物走私贩子，永远地被钉在了中华文明的耻辱柱上，他就是被西方誉为“古董教父”的卢芹斋。
卢芹斋长期生活在法国，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而且娶了一个年方15岁的法国女郎为妻。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卢芹斋还和岳母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
如果从卢芹斋走私贩卖文物这个角度，他可以被斥之为为卖国。
然而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他又为这个国家积极奔走，捐钱捐物。
因而，大收藏家张伯驹评价他“功罪各半”，他的所作所为也使得国人又爱又恨。
爱上36岁寡妇，情人将15岁女儿嫁他为妻
卢芹斋原名卢焕文，1880年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郊卢家兜村。
因为父母早亡，少年时期的卢芹斋辗转来到距卢家兜30公里的南浔古镇，在当地最富有而有“四象”称呼之一的张静江家做工。
因勤于工作且聪明机灵，1902年，卢芹斋跟从“一等商务参赞官随员”张静江赴法国使馆工作。
张静江在法国创办通运公司，经营茶叶、丝绸、地毯以及珍贵古玩。
卢芹斋成为公司古玩方面的负责人员，很快就在法国古董界崭露头角。
1909年，羽翼渐丰的卢芹斋在巴黎组建了自己的“来远”公司，成为法国崭露头角的古玩商人。
因为在法国时日渐长，卢芹斋已经是全面“西化”。
他不但西服笔挺，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在法国收藏界建立了一批稳固的人脉关系。
饱暖思淫欲，年少多金的卢芹斋自然不能免俗。
然而奇葩的是，他居然与一个大他4岁的36岁寡妇打得火热。
这个寡妇名叫奥尔佳，在马德兰广场开了一家帽子店。
实际上，早在卢家兜时，他的远房叔叔就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准备给他当媳妇。
然而自从他来到巴黎后，自然就“告别”了这个女孩。
早在通运公司时，卢芹斋就与奥尔佳结识。
成立“来远”公司后，两人交往越发密切，很快就坠入情网。
奥尔加在与卢芹斋相恋时，还和另一个情夫藕断丝连。
这个情夫就是她的女儿玛丽·罗斯的生父，然而他却另有妻子和家庭。
当奥尔加生下女儿后，她的法国情夫就资助她开了一家帽子店。
热情奔放的奥尔佳不愿意失去情夫赠送的帽子店，同时又不想放弃风流倜傥的东方男子卢芹斋。
于是，她想出一个“脚踏两只船”的办法，那就是母女易嫁。
她和卢芹斋商量后，于1910年12月，将15岁的女儿玛丽·罗斯嫁给了自己的情夫卢芹斋。
这样，玛丽·罗斯成为了卢芹斋的妻子，而奥尔加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的岳母。
这样，奥尔加再与卢芹斋如何密切交往，就有了一个绝对站得住脚的理由。
可怜的是，15岁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就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家庭主妇，她在这个家庭的主要作用似乎就是生儿育女。
可惜她没能为卢芹斋生下儿子，而是先后生育了四个女儿。
卢芹斋虽然表面上已经是一个穿着西服、喝着咖啡、喜欢赛马的“西方”人，然而受儒教启蒙的他的骨子里一直坚持着“无后为大”的思想。
他认为这四个女儿就是法国人，对外声称自己根本没有子嗣。
四个不太受他待见的女儿不但不会讲中文，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父亲的祖国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
可以说，卢芹斋和情人奥尔加、玛丽·罗斯三人间的情感是扭曲的。
卢芹斋只把玛丽·罗斯当作生育工具，家里的财政大权，她根本无权过问。
而奥尔加不但从不收敛自己对卢芹斋的情意，甚至毫不顾及女儿的感受，对女儿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要插手。
而且，卢芹斋古董店里的保险柜钥匙和密码也都握在她的手里。
卢芹斋对于奥尔加的贪恋，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缘于他的恋母情结。
从小失去母亲的卢芹斋更加想要得到母亲般的关爱，而小他15岁的妻子不但不可能给他这般感情，反而需要他的照顾。
相反的是，大他4岁的奥尔加却久历风尘、心态成熟，更符合卢芹斋的心理需求，这可能就是两人一直纠缠不休的根本原因。
可是这却苦了玛丽·罗斯，从小受母亲摆布的法国俏女郎，到婚后也始终没有挣脱母亲的束缚。
而丈夫对自己又是若即若离，甚至对四个女儿也毫不关心，这大大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在后期，玛丽·罗斯甚至患上了精神疾病。
对于传统道德感极强的国人而言，卢芹斋因此陷入了道德败坏的境地。
一手缔造文物走私帝国
卢芹斋在开办来远公司的同时，弃用原名卢焕文，正式改名为卢芹斋。
虽然分家单干，但是他并没有与张静江完全分拆。
二人依然过往甚密，两家公司也经常互通有无。
当时，张静江是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其通运公司所赚取的大部分资金，都被用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11年，张静江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并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在国民党内影响巨大。
而志在谋财的卢芹斋正是背靠着张静江这棵大树，才能在古董采购、运输等方面畅通无阻。
当时上海的五马路与北京的琉璃厂，是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古玩市场。
卢芹斋在这两个地方都设立了办事处，并邀请当时著名文化人吴启周和蒋汝藻主持。
后来叶叔重和张雪庚也出任了这个角色，叶叔重是我国当代玉器鉴定第一人张永昌的师傅，可见卢芹斋当时在古玩行业的实力。
这两大办事处，为来远公司古董文物的采购和运输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不但在文物市场上进行收买，而且还将目光瞄准了当时已经没落的皇家贵族。
南宋画家马和之的《松岩觅句图》、元代画家钱选的《观鹅图》等文物，都是这样被来远公司从皇室后裔家里收购来的。
西泠印社发起人张石铭和儿子张珩的收藏名动上海，甚至远播北京，然而后来却一朝散尽。
其中包括唐代画家周昉的《婴戏图》在内的多种重要文物，都被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倒卖到国外，以至于郑振铎发出了“沧江虹散”的悲叹。
当时由于国家动荡，致使各地倒卖文物极为盛行，古董掮客遍地都是。
卢芹斋极为豪爽，每天在北京和上海的分公司都要举行流水席，为各地的古董掮客提供免费吃住服务。
而且来远公司财大气粗，常常是出高价与别的公司进行竞争古董买卖。
俗语高手在民间，财宝也多在民间。
卢芹斋的来远公司还雇佣了一批专门下乡收货的职业寻宝人，他们深入到乡间、古寺、道观，寻找文物线索。
如果说这些途径还算是正常的，那么接下来卢芹斋的手段就可算走入歧途了。
民国时期政府管理松散，致使古墓盗挖严重，而来远公司等相关的组织成为了盗墓分子销赃的主要渠道。
卢芹斋收赃卖赃，劣迹累累。
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将著名国宝“昭陵二骏”卖到了美国。
这一行为被揭露后，卢芹斋始终受到国人的声讨，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多年来，卢芹斋通过文物买卖，获得了惊人的利润。
仅1913年来远公司的一次拍卖，就获利100万法郎以上。
当时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张静江和卢芹斋合开的通运公司、以及日本人开办的山中商会，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亚洲文物三巨头。
一战时，卢芹斋将生意中心转移到美国，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与第57街的街角开设了分店。
凭借着强大的人脉和充足的货源，他很快成为美国收藏界的重要供货商。
当时美国获得的中国青铜器，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从卢芹斋手中流入美国境内的。
“这里除了卢芹斋，没有任何古董商手中有足够重要的艺术品”，这是美国佛利尔博物馆首任馆长约翰·洛奇的感叹。
一战后，为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1925年，卢芹斋从国内重金聘请名家，在巴黎市中心建造了一座高五层、古色古香的中国式红楼。
除部分楼层用于自家居住，但更主要的是在红楼中专门开辟了古董展示的大厅。
很快，这里成为了欧洲中国艺术品鉴赏和买卖的中心，被称为中国的“卢浮宫”。
“卖国贼”也有爱国情怀
20世纪上半叶，因为在欧美国家大量贩卖中国文物，卢芹斋成为国际古董界的风云人物。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存在于海外的中国古董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由他手中出售的。
然而相对于在欧美国家的美名，他在国内则被斥为“文物奸商”和“卖国贼”的称号。
卢芹斋对此表示：“我出口的文物都是从市场上通过与别人竞标买来的”。
他还自我辩解道：“我运到海外的文物如今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作为一个从贫困境地挣脱出来的富豪，他要求自己在巴黎公司顶层的中餐馆“万花楼饭店”，每天向中国留学生免费提供一顿午餐。
而且当时林语堂在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时资金缺乏，当他无以为继时，正是由于卢芹斋慷慨解囊，“共襄盛举”，才终于取得成功，《林语堂传》里也记录了这段佳话美谈。
“七七事变”发生后，卢芹斋动员公司员工捐款2000法郎，投入抗日活动之中。
他还积极提供资金，为中国难民和伤员提供救济。
卢芹斋加入了“对华友好年协会”，对共产党持积极支持态度，并订阅左翼的《中国》月刊。
他还在欧美古董商人圈子里散发、传阅有关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书籍。
卢芹斋夫妇与顾维钧夫妇、林语堂夫妇肩并肩，一起投身抗日慈善事业，他的妻子玛丽·罗斯还担任了战争遗孤救济会的财务工作。
1937年10月，日内瓦中华妇女联合会举办义卖活动。
卢芹斋提供了9件拍卖品，义卖收益全部贡献给了中国红十字会，用于救助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受难者。
1938年1月，一场中国文物展在伦敦举办，卢芹斋赞助了该项活动，其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美国医疗援华会。
1942年，中国驻美大使组织各种促进中美关系的活动，卢芹斋在期间积极地出钱出力。
1947年，卢芹斋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嗣子壶”。
卢芹斋富裕后，没有忘记苦难的家乡。
1910年，卢芹斋用赚到的一笔钱，在卢家兜打了一口水井，他还资助家乡修建了一所学校。
卢芹斋的堂弟卢焕章之子卢孝林说，截至1954年，他们家不但收到卢芹斋寄来的很多衣物、皮带等物品，更收到了3000美元汇款。
事实上，自从卢芹斋成了大亨后，他每年寄到卢家兜的钱不少于2000美元，这在当时，相当于100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随着中国政府对文物的管制力度不断加强，卢芹斋的古董业务日渐萎缩。
1940年，卢芹斋表示“中国石雕的收藏已经接近尾声”。
1947年，疾病缠身的卢芹斋，将红楼交给小女儿嘉妮来经营。
1949年之后，中国文物出境受到严格管理，红楼失去了货源，靠出售原有的库存古董和为客户订做中式家具来维持经营。
而卢芹斋在美国的古董业务，则于1950年交给了同僚弗兰克·克罗。
同一年，卢芹斋发表声明：“我不无遗憾地决定，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行业”。
1957年，78岁的卢芹斋在瑞士去世，葬在妻子的家族墓地古何贝瓦，至死未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实现叶落归根。
2003年，红楼一、二、五层和地下一层被巴黎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不得随意改建。
由于红楼日常维护开销极大，2006年家族协会将红楼拍卖出售。
2011年5月31日，卢氏家族的代表将红楼的钥匙交给了它的新主人，宣告了卢芹斋帝国的彻底终结。
一直到今天，红楼都是巴黎旅游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卢芹斋的一生，承载了中国文物外流的缩影。
他割裂了中国文化的传承，这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的不幸。
因而从此国人务须努力，让这种不幸永不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