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投降图”，是日本艺术作品，传播就是把日方宣传当史实
在《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类读物中，竟出现事实性错误。书中在讲述甲午中日海战时，赫然出现“丁汝昌投降图”插画，引发舆论哗然。
（《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历史》一书中的错误插画。使用日军视角的绘图作为插画，且正文里对此图没有任何解释）
这一现象的出现，引发我们要非常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为青年和少年阶段的读者，提供怎样有价值的信息？
有价值的信息要具备几个要素，精准、正确，且经过严谨的筛选。这里面既有主观的问题，也有客观的因素，有时候在客观的技术层面上，可能操作起来更为复杂。
我们今天就事论事，来说一说书中使用的这张“丁汝昌投降图”究竟是怎么来的？
（错误的出版刊物对历史事实和文化形象进行错误刻画，引发网友不满）
（右田年英绘制的“丁汝昌投降图”）
这幅图由日本著名浮世绘大师月冈芳年的门人，日本知名版画家右田年英绘制，创作于1895年。右田年英在生前绘制了大量木刻版画，表现了日本在近代史中的一些战争场面，其中也包括不少社会文化的场景。
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像右田年英这样的版画家不在少数，有好几位名气都不小。他们绘制的画卷，成为一些收藏者们追逐的目标。
（浮世绘中的甲午战争。画师作画的素材完全基于日本国内战况报道，然后凭想象构图）
在右田年英的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丁汝昌投降图”这样歪曲现实的画作？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从第一个层面来看，右田年英是有意的。
以歪曲事实的角度，来表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辉煌胜利。日本人可能主观上就希望把胜利的场景表现得越壮观越好，那自然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自率队来投降的举动，最能突出日本所谓的丰功伟绩；
（右田年英绘制的“平壤大捷清将生捕之图”。右田年英在甲午战争中创作了大量歌颂日军、丑化清军的画作）
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当年在威海卫保卫战最后的阶段，日本人击败北洋水师，主战派和主和派为此意见不统一，丁汝昌见突围无望，选择了自杀殉国。
丁汝昌的部将牛昶昞盗用其名义起草了投降文件，与日本进行媾和。并在战败后向清廷说了假话，称丁汝昌下令起草投降文件，而后畏罪自杀。以致于丁汝昌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家产甚至都被籍没了。
事实上，这个降书根本就不是丁汝昌所做，丁汝昌甚至在生前命令将北洋水师提督印毁掉，以免有人盗用他的名义，去跟日本人洽降。
（画中左一是广东水师军官程璧光，其身旁的老者就是牛昶昞）
（牛昶昞冒充丁汝昌的名义，签署投降书）
宣统二年，在萨镇冰等一众前辈的努力下，丁汝昌终于得以平反。且不论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指挥艺术如何，单就他并未选择投降，而是自杀殉国，就足以说明他是有气节的。
当年的《纽约时报》对此是这样评价的：“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
实际上，丁汝昌自杀殉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么日本人仍然选择绘制“丁汝昌投降图”，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丁汝昌雕像）
如果我们细心地去考据，会发现日本当年的版画，无论是明治时期还是大正时期，它的风格跟我们中国的艺术作品是有差异的，很容易辨别。而且如果找到的幅面是完整的，会发现上面有落款，比如说日本的年号等信息都是有的，所以很容易鉴别作品的来源。
如果是一件宣传品，又来自日本，那在作为插图使用的时候，就应该比较慎重。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资料来使用，而不能把它用为史实性的依据来使用。
（这些画家的战争题材宣传品在当时称作“战争绘”，被作为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
实际上，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我们会发现日本其他的一些版画艺术品，也有表现真实场景。
比如说，日本的版画家水野年方曾经就绘制过丁汝昌手持毒酒，眼睛望着窗外横行海上的日本舰队，准备服毒自杀的一瞬间。虽然这也是一幅日本表现胜利，宣扬功绩的作品，但它起码在场景上体现事实，阐述了丁汝昌见胜利无望准备自杀殉国。
（水野年方绘制的丁汝昌自杀图，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都是日本宣传战绩的宣传品）
我们作为文字工作者或者说文化传播者，在图书的编辑过程中，使用历史性的来源要格外慎重。如果将其变成一本出版刊物，那么最起码里面的内容，应该是要经过筛选和考量的。我们把素材优先选取出来，是希望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歪曲的历史，更不是出于宣传目的而人为制造的历史。
秉承着这样的心态，再辅以一定的技术手段，那么这样的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希望我们在出版物的编辑制作水平上，能够越来越高。
（自称“丁汝昌后人”的网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