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乳母任氏墓志铭》沉浮记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八、九月间，谪居黄州的苏东坡连续遭受凶事﹕八月壬寅日，七十二岁的老乳母任采莲病逝于黄州临皋亭，紧接着其弟苏辙十二岁的小女夭折于筠州，接着是堂兄苏不欺（字子正）病逝于成都的噩耗传来。
当年十一月下旬，苏家为乳母服丧百日完毕，苏东坡与老朋友杜几先去信说：“子由特蒙手书累幅，劳问至厚，即欲裁谢，为一老乳母病亡，而舍弟亦丧一女子，悼念未衰，复闻堂兄之丧，忧哀相仍，致此稽缓，想未讶也。”
与此同时，苏东坡又与秦观回信说﹕“轼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
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而贬谪宾州的好朋友王巩来信索要新诗新文，苏东坡在回信中说﹕“某羁寓粗遣，但八月中丧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抛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念未衰，复闻堂兄中舍卒于成都。异乡罹此，触物凄感，奈何！奈何！……文字与诗，皆不复作。近为葬老乳母，作一志文，公又求某书，辄书此奉寄。”
一
苏东坡的乳母任采莲（1009—1080年），眉州眉山人，其父亲名任遂，母亲姓李。任采莲是苏东坡母亲程夫人的婢女，侍奉程夫人三十五年，她哺育过苏东坡的姐姐与苏东坡，又照看过苏东坡的三个儿子，对苏家三代皆有恩劳。她还跟随苏东坡宦游，到过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因年岁较大，加之苏东坡在湖州逮捕之日受过惊吓，最终病逝于苏东坡的谪居地黄州。
为寄托自己的哀思，苏东坡在为乳母服丧期间，撰书《乳母任氏墓志铭》一篇并刻之于石。
十月壬午日，苏东坡将乳母任氏安葬在黄州城东的高阜之上。《乳母任氏墓志铭》亦随棺下葬。其原文如下：
乳母任氏墓志铭
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与轼，养视轼之子迈、迨、过，皆有恩劳。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享寿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铭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
苏东坡一生很少为他人作墓志（留存至今的墓志铭有十三篇，其中女性四篇，分别是为亡妻王氏、侍妾朝云、乳母任氏、保姆杨氏而作，其中《保母杨氏墓志铭》是他代弟苏辙所作。
苏东坡之所以为乳母任氏作墓志，是因为他对乳母任氏的感情特别深厚。
任采莲自十四岁就跟随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程夫人当年十三岁），她曾哺乳苏东坡及其亡姊八娘，故苏东坡称之为“乳母”。
任氏既以奶汁哺乳过苏东坡，表明她曾生育婴儿，很可能所生育的孩子夭折，故苏东坡铭言“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
任氏的丈夫是谁？苏东坡在《乳母任氏墓志铭》没有明言。
苏东坡任凤翔府签判之日只携带其妻王弗与其子苏迈，而父亲苏洵在京师受命修撰礼书之日，任氏则一直在苏洵身边（是时程夫人已谢世）。当苏洵撒手人寰之后，任采莲就一直跟随苏东坡走南闯北，故苏东坡在铭文中说“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二“蜀有彭老山”条下说﹕“东坡乳母任氏名采莲，子由保母杨氏名金蝉。两铭，皆无夫姓，当即是老苏妾。于任氏谓事先夫人三十五年，卒时年七十二。然则为苏妾时，年三十八矣。”
（按，东坡所作两铭，指《乳母任氏墓志铭》与《保母杨氏墓志铭》，俱收入《苏轼文集》卷一五）
如果此说成立，任采莲即苏洵之妾。
问题是﹕苏东坡出生之年，母亲程夫人二十七岁，父亲苏洵二十八岁，任采莲与苏洵同年出生，也是二十八岁。
既然任采莲有乳汁哺育苏东坡，说明任采莲二十八岁时已生育过婴儿。而在此之前，任采莲还为苏东坡的姐姐哺乳，其为苏洵之妾的时间最晚也应当是在二十五或二十六岁那一年。丁传靖言任采莲为苏妾时年三十八有误。
乳母，古时被雇为别人哺育婴儿的妇女。《荀子·礼论》：“乳母，饮食之者也。”
妇女因其以乳汁哺育他人的婴儿，其地位之重要仅次于生母，重于保母。
《元典章》三十《礼》三“丧礼”有三父八母之图，以乳母为八母之一。
任氏曾养视苏东坡之子迈、迨、过，皆在恩劳。
苏东坡的长子苏迈出生时，任氏已是保母的身份。
苏迨、苏过出生时，苏东坡已官至杭州通判，此时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已不在世，任氏仍以保母的身份照料苏迨、苏过。
苏东坡在《保母杨氏墓志铭》中说﹕“先夫人之妾杨氏，名金蝉，眉山人。年三十，始隶苏氏，颓然顺善也，为弟辙保母。年六十八，熙宁十年六月己丑，卒于徐州。”
根据苏东坡的记述，弟辙的保母杨氏名金蝉，三十岁时为父亲苏洵之妾。
文字表明，杨金蝉三十岁之前不在苏家生活。苏辙出生于宝元二年，即公元1039年，当年苏洵三十一岁，杨金蝉与苏东坡的母亲同一年出生，小苏洵一岁。
保母、乳母在苏东坡的笔下毫不含糊，可见已为父亲苏洵之妾的保母杨氏与乳母任氏是有区别的。
苏东坡的乳母任氏病逝于八月壬寅（十二）日，苏东坡将安葬乳母的时间定在十月壬午（二十四）日，这种安排应是遵循当时的丧礼。
元丰三年闰九月，八月壬寅日至闰九月壬寅日为六十天，闰九月壬寅日至十一月壬寅日为六十天，两个月相加为一百二十天。壬午日在闰九月壬寅日至十一月壬寅日之间，按花甲的顺序壬午日为十月二十四日。
八月壬寅日至十月的壬午日正好一百天。
以上说过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巩来信索要苏东坡的新近诗文，服丧期刚满的苏东坡与王巩回信说﹕“某羁寓粗遣，但八月中丧一老乳母……文字与诗，皆不复作。近为葬老乳母，作一志文，公又求某书，辄书此奉寄。”
《霞外攟屑》卷三《居丧不作诗文》记载说：“吴草庐题《朱文公答陈正己讲学》墨帖云：‘眉山二苏兄弟，文人也，再期之内，禁断作诗作文，寂无一语，是亦尝讲乎丧礼也。’”
苏东坡自乳母任氏病逝至安葬任氏的百日之内，断绝作诗作文，即表示对乳母任氏的哀悼，颇合乎丧礼。
苏东坡将乳母安葬在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乳母任氏墓志铭”亦随棺下葬，以作为陪伴乳母任氏的文字，这是丧礼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以上的文字表明，在为乳母任氏服丧百日之内，苏东坡断绝了诗文创作，只因为了安葬老乳母，才不得不破规矩下笔撰书《乳母任氏墓志铭》一篇，故王巩索要新近作品时，苏东坡因没有新作，便将《乳母任氏墓志铭》书录奉寄。
将乳母任氏安葬之后，苏东坡经常独自前往任氏墓地拜谒或率子孙定期祭祀。
元丰七年的二月初一日，即将离开黄州的苏东坡还与徐得之、参寥子步自雪堂，谒乳母任氏墓。
离开黄州多年，苏东坡从未将安葬在黄州的乳母任氏忘怀。
苏东坡曾在与潘彦明的信中说﹕“两儿子新妇，各为老乳母任氏作烧化衣服几件，敢烦长者丁嘱一干人，令剩买纸钱数束，仍铺薪刍于坟前，一酹而烧之，勿触动为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悚息！悚息！”
又有信云﹕“东坡甚烦葺治，乳媪坟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
二
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蔡京为相，焚元祐法。已故的苏东坡因被列入徽宗御书的“元祐奸党碑”中，其公开发行的诗文集与全国各地与之相关的碑刻皆被焚毁，与其有关的景物亦被改头换面。
是时，苏东坡于黄州亲建的雪堂被折毁，躬耕之地东坡被改称为十三坡、十八坡，乳母任氏墓前的墓碑亦不知去向……
在历经北宋政治风云的变化与接下来数百年间的战事以及风雨浸蚀之后，乳母任氏墓因其墓前碑不存，墓地亦日渐被人淡忘。
明代嘉靖末年（1566年），黄州一农人在耕地时挖出一块古石碑，碑上刻有《乳母任氏墓志》等文字，有识者辨认出此碑上的文字出自苏东坡之手。消息无胫自走，一时传遍四里八乡，拓碑者因此蜂拥而至。
黄州知府、南安人黄襄闻讯后，自度长期下去，“乳母碑”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损坏，于是命人将碑石收入官库保存。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黄州新知府、慈溪人孙光祖于隆庆初年，即公元1567年，依据拓片重刻一石，以供时人捶拓。
时隔不久，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中简要地记述了此块石刻出土的大致情况：
东坡先生《乳母任氏墓志铭》，嘉靖末方出于土中，黄州太守因拓之者甚众，恐损其石，遂收入库。吾乡一老儒云﹕“此片石一生行的墓库运。”可谓雅谈。
周晖，字吉甫，明代上元人。弱冠为诸生，老而好学，博古洽闻，多识往事。有《金陵旧事》与《金陵琐事》传世。
稍后，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理论家、书法鉴赏家王世贞在《金陵琐事续稿》中也记述了黄州农人于土中获得“乳母碑”一事。
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曾到过黄州。
继周晖、王世贞之后，明人孙渊如又在《寰宇访碑志》中记述仁和赵晋斋收藏有《乳母任氏墓志》的拓片，并注明此拓片拓自隆庆年间重刊的“乳母碑”。
令人遗憾的是，《乳母任氏墓志铭》原石后来竟不知去向。
三
清同治二年（1863年），岁在癸亥，黄州知府黄益杰鉴于黄州民众确认的城东乳母任氏墓有崩塌之虞，特号召州郡官绅士庶，舍璧捐金、鸠工担土而为马鬣封。不独如此，为使世人永远记住乳母墓之所在，特树立“宋苏文忠公乳母任氏之墓”石碑一块于墓前。
在这块新树立的墓碑之右，执事者重刻有苏东坡亲撰的《乳母任氏墓志》，碑之左则书刻同治二年黄州官府撰写的碑文。全文如下：
自兵乱以来，黄郡之蹂躏不堪言矣，而东皋为往来驻兵之所，荒冢垒垒，多成平地。惟宋代苏文忠公乳母任氏墓虽亦为废垒所在，其石记犹巍然独存，殆非文忠公之有灵，而使黄人士重加封植耳。夫此墓已数百年矣，若听其崩塌于兵戈扰攘之余而掉臂不顾，其何以慰文忠公之灵于九京之下乎！且人于野田孤冢，尚广作善缘，而况为名贤遗迹，当有不能漠然者也。用是阖郡官绅士庶，舍璧捐金，鸠工担土而为马鬣封，且刊文忠公原撰志铭于石右。愿过此者尚以文忠公为重，而于斯墓也严为保护焉，是则黄人士之幸也夫！
皇清同治二年，岁次癸亥，仲春月吉旦重泐
时隔不久，黄益杰又命人将《乳母任氏墓志铭》迁置于府署西北角的雪堂内。
清光绪十年(1884年)秋，在黄州为官的江夏人陈宝澍、芜湖濮文彬、黄冈杨茂才召同人在赤壁修建留仙阁。阁成，置龛其中，塑东坡像于左，又塑道士杨世昌与二书僮像作陪。当年十二月十九日，诸君子载酒携客，称寿于东坡先生。时将《乳母任氏墓志铭》又从雪堂迁移到赤壁，镶嵌于留仙阁大门右侧壁间。
光绪十五年（1889年），又有一农夫在黄州城南耕地时意外地获得一块刻有“乳母任氏”四字的石碑。
消息传出，吸引了曾主修光绪十年《黄州府志》的黄冈名宿邓献之（琛）。
在经过反复认真地考证之后，邓献之断定这块石碑座落的地方应是苏东坡乳母任氏的真正墓地，并认定这块存有“乳母任氏”四字的古碑应是苏东坡当年亲自树立的墓前碑。
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十二日，由邓献之撰文、杨守敬书写的《修苏公乳母任氏墓诗并序》的石刻被树立在邓献之认定的城南乳母任氏墓前。
与此同时，邓献之等人将清同治二年树立于城东高阜的“宋苏文忠公乳母任氏之墓”的石碑也迁移到此处。
邓献之在《修苏公乳母任氏墓诗并序》中记述了他考证“乳母任氏墓志碑”的前后经过。其原文如下：
东坡所为《乳母任氏墓志》，见于王弇州《续稿》，称近有人于黄州土中得之，盖子瞻亲书于石者。孙渊如《寰宇访碑录》载仁和赵晋斋拓本则云明隆庆间重刻。似弇州所见为原拓，赵氏所得为当时重刻本。兵燹后，原石与隆庆两刻皆不存。不知何人复刻一石，置之郡斋，误“官于杭”为“官子杭”，缘所据，拓本字迹剥蚀，刻者不知文理故耳。或指此为原石，近时始出土者，未详考也。墓石既移，其墓道遂不可辨。同治初，士民相度其地，立碑志之。光绪十五年，农夫劚地，逼近山麓，忽一碑出，依垄堑壁立，字多漫灭，独“乳母任氏”四字尚存，审是长公笔迹。石坚色黝，亦不类近今之制，其为乳母故冢无疑。爰命工修葺，移同治碑石于墓前，并作诗纪之。
邓献之在他的六首诗中的第四首与第六首分别写道：“世界三千同一尘，断烟残碣辨难真。谁知野老鉏荒垄，犹见元丰字迹新。”“魂魄休兴蜀国悲，江皋雪水半峨眉。只今四海传都遍，故物刚存乳母碑。”
光绪十九年（1893年），楚南善化人黄仁黼鉴于邓献之的诗碑在乳母任氏墓右被日晒雨淋，岁月久远必会剥蚀，且作者邓献之在两年前辞世，自己也已到风烛之年，于是另作一文，记其事之梗概，将其与邓献之诗合刻在一碑之上，上瓦下亭，加以遮挡保护，旨在历时久远而不朽。其原文如下：
献之先生，黄冈名宿也。性嗜苏诗，与苏公同日生，尝绘《侍苏图》以自娱。黄冈又苏公谪居地，献之嗜苏殆非偶然。仕晋归田，晚主河东讲席。丙戌，余谳狱齐安，遂相知。庚寅来榷，樊交甚密。得读所题《苏公乳母任氏墓碑》诗，盖因嗜苏之故而类及其乳母者也。顾所为诗，嵌石墓右，岁久必至剥蚀，献之又于前年归道山，将有人往风微之慨，余恻焉。乃为别叙崖略，锲石于墓，移诗此间，上瓦下亭，弆之护之，庶几不朽。且赤壁藉苏而传，迁客往来无停迹。游斯地者，得读献之诗并知任氏墓之所在，则苏公之存任氏，与余之存献之，皆一气所沆瀣。苏公有知，当亦掀髯而笑也。光绪十九年癸巳暮春，楚南善化黄仁黼跋。黄冈县教谕宜都杨守敬书丹。
时隔不久，黄州人又将由邓献之撰文、杨守敬书写的《修苏公乳母任氏墓诗并序》的石刻迁移到赤壁，镶嵌于二赋堂左壁间。
数年后，民国时期的著名方志学家、罗田人王葆心于二赋堂內读邓献之诗，认为其所作所为不妥，故在《黄州赤壁集》卷十金石部中纠正其说：
葆心按：东坡原刻《任氏志》于嘉靖季年出土，《金陵琐事》载之甚明，弇州所谓“近年土中得之”即此。至赵氏所谓“隆庆重刻”者，当是黄州守既收元石入官府，乃另摹刻以应人之求，两者皆有之。隆庆与嘉靖末相接，三家之言适相符合。至光绪出土者，决非坡公原刻之石，殆后人护墓之碑，沦入土中。若《墓志》埋土中断，不致漫灭，观者未之审耳。献老未见《琐事》，故序中未引据。
原石久佚，今存伪刻。初在赤壁，知府黄益杰移置雪堂。其原石殆以在官库而佚，观周晖所述可见。
将周晖《金陵琐事》、王世贞《续稿》、邓献之《修苏公乳母任氏墓诗并序》及王葆心的考证进行综合分析，赤壁留仙阁门前的这块《乳母任氏墓志》碑传承过程如下：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黄州土人从黄州城东荒地之中得到“乳母任氏墓志”原石，因拓者众多，黄州知府、南安人黄襄担心此碑终将损坏，故将原石收入官库。后应人们的强烈要求，黄州新知府、慈溪人孙光祖于隆庆初年（1567年）依拓片重新摹刻一碑，立于墓前。遗憾的是由于兵火连年，二碑皆不知去向。不久，又有人据隆庆初年重刻碑的拓片翻刻一石，再立于墓前。只因原拓片中字迹不清，刻者误“官于杭”为“官子杭”，盖不知原石纹理破损之故。
清同治二年（1863年），黄州知府黄益杰根据黄州市民的指点，将城东的乳母任氏墓进行修整，重新刻碑一块并述修葺苏公乳母墓之原委，立在乳母墓前。
光绪十五年（1889年），黄州土人又在黄州城南发现字迹漫漶的古碑一块，上存有“乳母任氏”四字，且十分清晰。时人邓献之认为这块石刻当是苏东坡亲刻的原碑，故将石碑出土的地方确认为苏东坡乳母的墓地。邓献之号召黄州市民修葺此墓，又将同治二年所立的“苏文忠公乳母任氏之墓”碑从城东迁徙至此，自己还写诗纪其原委。
民国人王葆心认为邓献之所作所为有误，他认为墓志碑石埋在土中，那怕是断裂，但文字不会漫灭。他断定上有“乳母任氏”四个字的古碑系后人所刻的护墓之碑，碑之出土处也不是乳母任氏真正的墓地。王葆心认为邓献之的失误是因为他没有见到周晖的《金陵琐事》，其诗序中未能提及周晖即是明证。
笔者同意王葆心的观点，但与王葆心所说稍有不同﹕书刻有“乳母任氏”四个字的古碑正如邓献之所说当是乳母任氏之墓前的墓碑。因墓碑立在坟墓前，与埋在土中的墓志铭大不相同，数百年间的人为损坏（崇宁年间人毁坏墓前碑，后世人将其从城东挪移到城南）或大自然的风雨摧残，其断裂或文字漫灭是很正常的事情。
《乳母任氏墓志铭》在清同治年间，知府黄益杰将其移置郡治西北之雪堂，清光绪十年又迁回赤壁。此碑中文字误“官于杭”为“官子杭”，依据邓献之、王葆心的考证，显然是后人依据隆庆碑的拓本翻刻的。
《乳母任氏墓志》石刻仍镶嵌在东坡赤壁留仙阁门前，石刻虽然是明代人依据隆庆碑的拓本翻刻，但也十分珍贵，因为从刻至今，它至少经历了四百个春秋。
苏东坡的乳母任氏墓今日已无存，其遗址亦不可确定。
有幸的是，除明代翻刻的《乳母任氏墓志》碑之外，清同治二年重立的《宋苏文忠公乳母任氏之墓》碑与由著名书法家杨守敬于光绪十九年书丹上石的《修苏公乳母任氏墓诗并序》以及黄仁黼题跋的石碑皆保留在东坡赤壁，是凡景仰苏东坡的文人雅士，睹物生情，相信会生出许多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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